赞美父爱名家文章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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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父爱名家文章:父爱之舟(吴冠中1

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我刚刚梦醒。朦胧中,父亲和母亲在半夜起来给蚕宝宝添桑叶……每年卖茧子的时候,我总跟着父亲身后,卖了茧子,父亲便给我买枇杷吃……我又见到了姑爹那只小小渔船。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用姑爹这只小渔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住店钱。

恍恍惚惚我又置身于两年一度的庙会中,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地快乐,我欢喜极了。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看高跷走路,看虾兵、蚌精、牛头、马面……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卖玩意儿的也不少,彩色的纸风车、布老虎、泥人、竹制的花蛇……父亲回家后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这便是我童年唯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

父亲经常说要我念好书,最好将来到外面当个教员……冬天太冷,同学们手上脚上长了冻疮,有的家里较富裕的女生便带着脚炉来上课。大部分同学没有脚炉,一下课便踢毽子取暖。毽子越做越讲究,黑鸡毛、白鸡毛、红鸡毛、芦花鸡毛等各种颜色的毽子满院子飞。后来父亲居然在和桥镇上给我买回来一个皮球,我快活极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夜晚睡觉,我将皮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但后来皮球瘪了下去,必须到和桥镇上才能打气,我天天盼着父亲上和桥去。一天,父亲上和桥去了,但他忘了带皮球,我发觉后拿着瘪皮球追上去,一直追到楝树港,追过了渡船,向南遥望,完全不见父亲的背影,到和桥有10里路,我不敢再追了,哭着回家。

我从来不缺课,不逃学。读初小的时候,遇上大雨大雪天,路滑难走,父亲便背着我上学,我背着书包伏在他背上,双手撑起一把结结实实的大黄油布雨伞。他扎紧裤脚,穿一双深筒钉鞋,将棉袍的下半截撩起扎在腰里,腰里那条极长的粉绿色丝绸汗巾可以围腰两三圈,这还是母亲出嫁时的陪嫁呢。

初小毕业要上高小,就必须到和桥去念县立鹅山小学。和桥是宜兴的一个大镇,鹅山小学就在镇头,是当年全县最有名气的县立完全小学,设备齐全,教师阵容强,方圆30里之内的学生都争着来上鹅山。因此要上鹅山高小不容易,须通过入学的竞争考试。我考取了。要住在鹅山当寄宿生,要缴饭费、宿费、学杂费,书本费也贵了。于是家里粜稻,卖猪,每学期开学要凑一笔不小的钱。钱,很紧,但家里愿意将钱都花在我身上。我拿着凑来的钱去缴学费,感到十分心酸。父亲送我到校,替我铺好床被,他回家时,我偷偷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心酸的哭。

第一学期结束,根据总分,我名列全班第一。我高兴极了,主要是可以给父亲和母亲一个天大的喜讯了。我拿着级任老师孙德如签名盖章,又加盖了县立鹅山小学校章的成绩单回家,路走得比平常快,路上还又取出成绩单来重看一遍那紧要的栏目:全班60人,名列第一。这对父亲确是意外的喜讯,他接着问:“那朱自道呢?”父亲很注意入学时全县会考第一名朱自道,他知道我同朱自道同班。我得意地、迅速地回答:“第10名。”正好缪祖尧老师也在我们家,也乐开了:“火广北父亲的名,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我唯一的法宝就是考试,从未落过榜,我又要去投考无锡师范了。

为了节省路费,父亲又向姑爹借了他家的小小渔船,同姑爹两人摇船送我到无锡。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确实实已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们见了嘲笑。

老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儿子考取了。送我去入学的时候,依旧是那只小船,依旧是姑爹和父亲轮换摇船,不过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这个船舱里的背影便也就分外明显,永难磨灭了?不仅是背影时时在我眼前显现,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虽然姑爹小船上盖的只是破旧的篷,远比不上绍兴的乌篷船精致,但姑爹的小小渔船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难忘……我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把那只载着父爱的小船画出来就好了。?庆贺我考进了颇有名声的无锡师范,父亲在临离无锡回家时,给我买了瓶汽水喝,我以为汽水必定是甜甜的凉水,但喝到口,麻辣麻辣的,太难喝了。店伙计笑了:“以后变了城里人,便爱喝了?”然而我至今不爱喝汽水。

师范毕业生当个高小的教员,这是父亲对我的最高期望。但师范生等于稀饭生,同学们都这样自我嘲讽。我终于转入了极难考进的浙江大学代办的工业学校电机科,工业救国是大道,至少毕业后职业是有保障的。幸乎?不幸乎?由于一些偶然的客观原因,我接触到了杭州艺专,疯狂地爱上了美术。正值那感情似野马的年龄,为了爱,不听父亲的劝告,不考虑今后的出路,毅然转入了杭州艺专。从此沉浮于茫无边际的艺术苦海,去挣扎吧,去喝一口一口失业和穷困的苦水吧?我不怕,只是不愿父亲和母亲看着儿子落魄潦倒。

——醒来,枕边一片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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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父爱名家文章:我眼中的父亲梁实秋(梁文茜2

我讲得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也反映一个时代的过程。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反映的就是中国五十年的时代变迁,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有类似的遭遇。

梁家家事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儿,八旗,生下来就有皇粮。四品官儿也不算小,收入比较多,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这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好象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家里抱来的,刚出生就抱我们家了,我爷爷的亲身父亲、母亲不是满族,是汉人。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6个男的、6个女的,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我大爷去世早,死于肺病,他儿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节。我大妈殉节以后,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贞烈可封”,大石头牌坊,树立在双榆树。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给了13亩地立了一个祠堂,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杀,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变成双榆树商场。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么也没上大学,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钻研,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们吃打卤面,我妈做的特别好。我妈包的饺子,我也觉得特别好吃。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的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我妈死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为什么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一生翻译莎士比亚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20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65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别的都是副业,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他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当然莎士比亚是在西洋文学里是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40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学文字上的秀美,要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70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20岁开始翻,翻到70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以外,翻莎士比亚,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滩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一个大棉垫,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属于工具书,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他发动了200多人,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收集资料,编了一套英汉字典,然后分类出版,有医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有30多个版本。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文字典就是梁实秋主编的这本字典,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了去美国探亲,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他问我:“你是梁实秋的女儿?梁实秋是我老师。”我说:“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他就从他抽屉里拿出一个黄本的英汉字典,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我说:“不行,我在中国当律师,我这儿有工作,我去探亲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他说:“那好。”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另外,他还翻译了10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著,比如现在热销的《随想录》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译之外,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风靡全世界。

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么普及了。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各种大沙燕,有瘦长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锅底,还有龙顶鱼,那个眼睛能翻的,还有孙悟空。我们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还有上面带琴,一拉风一兜,琴就响,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那个线不结实,放远了就会断了,都使用的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特别的结实。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拿手一拨就转。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放远了以后,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因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多了,会打架的,有时候把线缠在一起了,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风筝拉人家去。我父亲喜欢玩儿这些东西。

平常他是逛书摊,上琉璃厂、荣宝斋、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人家那儿老板都认得他。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逛厂甸。在北京过年好象习惯都去逛厂甸,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在新华街上搭上棚。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甚至金银珠宝翡翠,现在都差很多了,那会儿卖羊头肉、奶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又吃又喝,又买玩意儿。他带着我们去,那会儿厂甸,喝豆汁,吃灌肠、驴打滚、艾窝窝,大糖葫芦,特别长,有好几尺长。他喜欢玩儿什么呢?爱抖空竹。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中间像个葫芦似的。还有一种是单头的,这边有圆的,那边没有,这样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里有很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一到厂甸就买空竹。

老友

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支笔,他没有枪,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欢下围棋,当时摆的有围棋盘,有围棋子。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缝,他一拍那个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抠不出来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问冰心:你学什么。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1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么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胡絜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心里特别感触。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徐志摩、青岛大学的校长、《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去了,跟这些人联系少了。像季羡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季羡林在犹豫学什么好呢,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好,越少数越好,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季羡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后来他当然推广了,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所以季羡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那时候他还年轻,觉得他将来特别有出息。

中国人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作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也好都有流派,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那就不好比。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500年或者5000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那时候行礼,不是鞠躬就是磕头。我父亲他对于中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所以对于说吃也好,北京一些玩儿的东西也好,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都好些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其实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

赞美父爱名家文章:目送3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彩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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