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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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弼时1

任弼时，湖南湘阴（出生地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出生，1950年10月病逝，终年46岁。在任弼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段。他先是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继而肩负重要使命出使共产国际，在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并直接协助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的得力助手之一。1943年3月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核心；1945年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

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同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中央军委正式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任总指挥，任副总指挥，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为加强对八路军的全面领导，中央军委还于8月29日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任弼时等9人组成。

洛川会议后，任弼时即与等人一起回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2日，任弼时与到富平县庄里镇参加一二师抗日誓师大会，并向一二师全体官兵作了出征动员。9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邓小平主持会议，宣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任弼时宣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次日，任弼时与、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由云阳镇出发北上。9月15日，任弼时、等人率八路军总部在韩城县芝川镇与先期到达的左权等人汇合。随即，任弼时与、左权、邓小平等同乘一艘木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

9月21日，任弼时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入太原。9月23日，任弼时与、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在这里，任弼时与、共同部署、指挥了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第一仗――平型关战役。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取得大捷，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消息传开，举国振奋。同一天，任弼时与、签发了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队立即动员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就八路军各部担负地方工作的区域进行了划分。

随后，八路军总部离开南茹村，继续向晋东南挺进。其间，任弼时一面协助、做好八路军总部的各项工作，一面注意检查、部署八路军的各项政治工作。10月10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以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沟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在发出的命令中指出：“所有第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不过，由于当时任弼时正随八路军总部在前方作战，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暂由。这样，任弼时仍集中精力于八路军前方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便不时派人到各部队去检查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以改进和提高部队的政治工作。

当时，被任弼时派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的黄克诚发现，八路军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后，部队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部队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军阀主义习气，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听取了黄克诚的汇报后，即令其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后，任弼时将有关情况向、作了报告。三人经研究后觉得是应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于是，任弼时与、于10月19日将此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三天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10月24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通知，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11月8日，太原失陷。此后，在华北以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则上升为主导地位。11月11日，任弼时与、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所属部队的有关领导人，具体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收集溃军、枪支和扩大八路军部队的问题。在任弼时等人的指导下，八路军各师陆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山西各地开展工作，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打击汉奸，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又协助、部署八路军逐渐向晋东南、晋西南、绥远、河北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战争区域。到1938年春，八路军已在华北敌后建立起了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以一部在平原地区展开。

在随八路军总部转战的日子里，任弼时还先后接见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等外国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等情况。

除了指导部队的工作外，任弼时还非常注意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及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的经验教训。

为此，他起草、撰写了不少文电、论著。如他在1938年1月2日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半年来的经验教训，并特别强调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这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该文于1938年1月中旬被武汉的《新华日报》刊载，后来又被《群众》、《前线》、《解放》等杂志予以转载。

1938年2月，《新华日报》又刊载了任弼时撰写的《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展起来……”

1938年2月，任弼时受八路军总部的派遣，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八路军在山西抗战的有关情况。任弼时没想到，此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赋予了他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而且，他这次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就再也未能回到华北抗日前线。

出使共产国际，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八路军的抗战事迹

1938年2月14日，任弼时返回延安。次日，他向正在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在介绍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粉碎日军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八路围攻等作战胜利的情况后，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要把动员、武装民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我们抗战过程中的基本任务；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是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二是要抓住武装民众这一迫切的一环，只要将民众发动、武装起来，就将成为不可摧毁的能够持久战斗的坚强堡垒。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就持久战、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部署、国共两党关系及敌占区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到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么，这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呢？中共中央又为何要在此时派任弼时去呢？事情的源头还要从王明回国说起。

王明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回国后，王明便于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并指责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地强调了独立自主，主张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说他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作的，这就有很大的迷惑性。

1938年2月2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仍坚持其右倾错误主张。而部分政治局委员在听了王明的这两次报告后，也开始对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一些正确政策产生了疑惑。

这样一来，在中共中央高层内部就对涉及抗战的政策等问题出现了不同声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后经西安、兰州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乘飞机于3月底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8个月以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和政策。

5月17日，任弼时又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就4月14日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

任弼时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估计武汉可能失守，由此可能引起、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因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发展自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越大，地位就越高，合作就更有保障；尽管八路军、新四军武器比较陈旧且不齐备，但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因此，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抗战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完全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拥有雄厚的基础，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将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为此，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最基本的任务。

任弼时发言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其提交的书面报告及口头补充说明进行了讨论。讨论中，王稼祥也作了发言，着重说明此次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大革命时期中共倡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不同。6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对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令任弼时感到由衷的高兴。

来到莫斯科后，除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工作和任务外，任弼时还抓紧时间撰写各类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及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加深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及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和认识。苏联《真理报》陆续发表了任弼时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他还组织力量，将、、等中共领导人的有关文章、论著译成外文，分发给各兄弟党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兄弟党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抗战的问题；组织由国内派到苏联学习的同志向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的有关情况。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更深的认识，从而也得到了其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如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同他和任弼时谈了一次话。对于此次谈话的内容，王稼祥回忆道：“他（指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这说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此时在组织上是支持的。这就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消除王明右倾错误奠定了基础。任弼时虽然未能参加此次会议，但他的功绩却是全党公认的。

王稼祥回国后，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总部，接替其工作。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一方面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有关活动，并向其及时转交中共中央呈送的各种材料，一方面继续撰写文章或利用作报告、讲演、会晤等方式，随时向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代表团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新进展情况。当时在苏联还有一批由国内派来养病的中共党员干部。为了使他们不放松学习，任弼时便将、卢冬生、刘亚楼、钟赤兵、蔡畅、贺诚、贺子珍等几十位同志组织起来，分成政治和军事两个班，一边治病、休养，一边学习。任弼时还亲自为他们拟订学习计划和大纲。

另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还“解放”了一批曾受到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党内同志，对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在莫斯科期间，王明曾打着共产国际的幌子，利用“”、“肃托”的机会对当时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对其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致使一些同志长期（）滞留苏联，既无法回国，亦无法工作，有些同志甚至长期被下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任弼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取证，对于一些受到王明无辜陷害的同志首先从政治上予以，继而想办法帮他们，安排工作或安排他们回国。在任弼时的帮助下，吉合、师哲、陈郁等一批同志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人回国。这样，在莫斯科工作了近两年的任弼时于1940年2月25日同（周是1939年9月来苏联治伤的）等人一同离开莫斯科。3月26日，任弼时一行安全返抵延安。此后，任弼时又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工作。

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的得力助手之一

任弼时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3月底至5月上旬，连续召开会议，听取任弼时、有关共产国际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及党的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留任弼时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同时还决定近期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任弼时协助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后，任弼时便开始参与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成为的得力助手之一。

关于召开中共七大，中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决议，但都因为时机不成熟而未能举行。任弼时回延安后，加紧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为选择一处适宜的会址，任弼时曾跑了不少地方。会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安全因素，又要便于数百名代表的生活起居。经反复比较后，任弼时决定将会址定在延安的杨家岭。于是，日后的杨家岭便出现了专门为召开中共七大而兴建的大礼堂。

审查会议代表资格，是一项原则性极强的工作。在主持此项工作期间，任弼时本着对党和对被审查者高度负责的精神，逐一审查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及敌占区的代表的有关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向了解、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取证，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直接找本人谈话，以彻底弄清问题。从1940年5月至1941年4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次审查工作会议，初步审查了250多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资格。

为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指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0年9月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以高岗、谢觉哉等19人为委员。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原由王明主抓，边区中央局成立后，经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主管其工作。为促进边区中央局内部干部的团结，并贯彻落实工作，任弼时专门邀请出面召集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他与一同参加，在肯定边区党委和政府过去工作成绩、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找缺点和不足，以利于日后更好地工作。

同时，任弼时还抽时间听取边区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汇报，调查了解有关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边区政府一起研究加强经济建设的有关措施。在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后，任弼时就如何加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方针，如要以发展农业为主、要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要培养经济建设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等。

1941年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即将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作准备。纲领经任弼时、等人修改后，于4月2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5月1日，纲领正式对外。这是一个全新的施政纲领，进一步发展了中共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制定新的施政纲领的同时，为了统一整个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原则决定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5月13日，中央书记处正式行文，并以高岗为西北局书记。

加强对中央政策的研究，是任弼时主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更好地坚持本阶级利益，同时适当照顾其他阶级的利益，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4日决定，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检查和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过“左”的倾向或行为，制定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这也是为将要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该委员会由任弼时、博古、凯丰三人组成，任弼时负责主持工作。后来，博古、王若飞、李富春、杨尚昆、彭真等人先后参加了有关政策的讨论。

从1941年1月至4月，任弼时先后主持召开了九次政策研究会，讨论、制定了有关“三三制”政权建设、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土地问题和合作化、劳动、锄奸等方面的七项政策提纲。这些政策提纲先后被报送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审阅，为中央开展下一步工作或制定新的政策提供参考。

为进一步理顺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间的关系，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0年8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革。会议根据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王稼祥、等七人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以后的书记处及政治局的会议议程由秘书长负责提出。

不久，中共中央又将书记处的业务机构与秘书处的业务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另外，成立以为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任务。该局下辖由兼主任的政治研究室和由任弼时兼主任的党务研究室，另外原有的中央情报部也划归该局领导。这样一来，任弼时分管的工作任务更多了，其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以大会秘书长身份主持中共七大开幕式，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

194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以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

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间召开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历时近3个月的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代表260多人，另有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及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0余名干部列席会议。任弼时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议期间就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及陕甘宁地区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等问题作了发言。会议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会议期间，任弼时一直驻在西北局机关，以便随时对会议进行指导。此次会议开得非常圆满，对于推动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开始考虑中共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1943年3月16日，他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央机关的调整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为使中央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工作；应明确中央书记处的性质和权责；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青委、工委、妇委合并成民众运动委员会等。

中央政治局在对任弼时提出的方案经过认真讨论后，于3月20日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决定中的其他各项基本采纳了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的方案。另外，根据这一决定，任弼时还要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

应该说，中央机构的这次人事变动，是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在组织机构上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从组织上确立了遵义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以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同时，由、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雏形。

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及中共七大的各项准备事宜等。此次会议一直开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任弼时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任弼时除了要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中共中央的一些常务工作，参加讨论和决定中央关于战略反攻及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外，还受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起草该决议，任弼时花费了大量心血，几易其稿。后来，又由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参加了该决议的讨论和修改，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

为使中共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的任务，原准备在七大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中共七大闭幕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该决议，并决定对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继续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该决议经任弼时主持修改后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任弼时终不负党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任弼时以大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后来又向大会提交了《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书面发言稿。6月9日和10日，大会进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共选出正式委员44人，候补委员33人，其中任弼时以全票当选为正式委员。6月11日，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任弼时等13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同时选出、、刘少奇、、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至此，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任弼时成为该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此时，他只有41岁。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2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给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一定损失。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遭到等的坚决抵制，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当时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他为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党克服、消除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全党步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肩负使命去共产国际

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基础上的全国团结统一，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不要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表示，鉴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担心刚刚经历残酷内战的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10月10日，共产国际又一次讨论中国问题，会上通过了专门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八点要求，并决定派王明等人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工作。11月29日，王明等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王明一到延安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新政策，研究当前工作。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对中共中央和提出的一些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央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提出的阵营中有左、中、右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正面阐述，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解释。指出：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和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同志根据王明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这使得王明的错误观点在会上占了上风，但因等的坚持，王明的错误观点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视自己为党的中心。1937年12月下旬，王明去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在武汉不经中央书记处同意，擅自发表与中央书记处相左的言论，甚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王明在长江局内颐指气使，也不尊重在延安的和中央书记处，继续推行右倾错误路线。王明这些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引起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和忧虑。

为统一思想，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再次提出右的主张。他迎合提出“只要一个军队、统一军令”的要求，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不赞成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扩大抗日斗争的方针。军事上，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提出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为避免矛盾激化，会上没有反驳王明的错误观点，侧重讲了军事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断壮大自己力量；要在抗日斗争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各自为战，更便于发展。

、任弼时也先后发言赞同“大力发展党的力量，放手发动民众，创造各个根据地，在抗战中壮大自己”的正确主张。

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会上路线分歧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为解决好党的路线分歧，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形势和党的工作情况，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援助。

1938年3月初，任弼时在党内路线分歧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肩负着汇报中央工作，争取共产国际支持，解决党内路线分歧的重大使命，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行程。

不辱使命获国际支持

1938年4月上旬，任弼时抵达莫斯科，他马上写了一个报告，汇报党的工作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说明。他对国共重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认真的阐述。在说到党的建设时，任弼时着重谈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过程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

任弼时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也加深了对的认识。

当时，世界各国的兄弟党对中国抗战很关心，也急于了解中国的国内形势，纷纷邀请任弼时去作报告。任弼时总是不辞辛劳地去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中国革命斗争的情况。听了任弼时的介绍，一些兄弟党代表团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很新鲜，觉得了不起。

当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询问王明回国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是否与处不好关系等情况时，任弼时如实汇报了王明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旗号，主张右倾错误观点，指责中央政策方针，仗着共产国际执委的身份，凌驾于中央之上，不尊重中央书记处和，造成党内路线分歧等情况。得知王明回国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感到吃惊。

季米特洛夫说：王明回国前，我曾告诫他，你是共产国际的候补书记，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不要以共产国际的身份出现；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国内的领导同志，不要去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指出：保持中共党领导核心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要以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所提交的报告作出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一切热烈拥护和平与民主的人士，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这一决议非常重要，它为后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认清、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决议来之不易，凝聚了任弼时的心血。

期间，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求援信，指出中共党的工作部门经费匮乏，缺医少药，十分困难；有大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监狱中释放的近4000名政治犯，健康状况极差，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烈士遗属和失去生存条件的红军家属。任弼时要求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党援助。不久，季米特洛夫答复：武器援助需苏联政府决定，共产国际从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援助中国共产党。

同年7月，王稼祥提出回国内工作，任弼时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他非常关注中共中央内部的团结问题，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及领袖人选谈了几点意见，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要求王稼祥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他的意见带回国内，转告中共中央。

1938年8月初，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决议、意见和经济援助回到延安。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摘掉了王明头上的光环，使与会者认清了王明的错误观点。随后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确立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确立了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宣传教育消除王明影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消息传来，任弼时非常高兴，立即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情况及的政治报告转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久共产国际转发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并配发介绍生平的传记。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始终与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为宣传中央正确路线，消除王明错误路线，做了大量的工作。

任弼时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经常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写文章，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抗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增进了世界各国兄弟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他还注重对我党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如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发表，就组织人员翻译成外文，出版单行本。经中央同意，任弼时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翻译出版。

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以党的领袖自居，为抬高自己，培植宗派势力，他把当时在苏联的一部分青年和儿童组织起来，成立列宁学校、少年学校和国际儿童院，大搞对自己的崇拜，悬挂自己的画像。任弼时发现这一情况后，派人去这些单位进行学习整顿，撤掉王明的画像，组织有关人员学习中央路线政策。他还抽时间去作报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介绍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鼓励学员好好学习，将来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后来安排部分学员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当时，有许多党的中级以上干部在苏联养病，任弼时也注重对他们的关心和管理。他将这些干部集中起来成立党支部，集中学习政治、军事，使他们在养病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素质。任弼时将这些干部编为政治学习班和军事学习班，亲自过问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并请联共中央派教授来上课。他自己也常到学习班作报告，讲解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抗日斗争情况，使这些干部能紧跟国内斗争形势。这些同志回国后，成为我党重要的政治、军事干部。任弼时还解放了一批蒙冤干部。由于王明大搞宗派主义，我党派出学习的许多干部在苏联受到怀疑、不信任，被下放劳动。任弼时对这些同志逐一调查核实，并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反映，把他们解放出来，派回国内工作。

1939年9月，右臂骨折，到莫斯科治疗。任弼时非常重视，及时与苏联政府联系，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医，并将来苏治病的情况通报共产国际。1940年1月下旬，伤情好转后，任弼时请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详细报告，具体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特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情况。随后，任弼时、同共产国际干部处一道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状况；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和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了磋商。

1940年3月中旬，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同、蔡畅等一道回延安中共中央工作，筹备召开中共七大，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上面的2篇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任弼时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