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范例【最新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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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一篇】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此时，一位将军拍案而起，率部投入对日军的抵抗。可是后，这位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下的将军，却在重庆歌乐山下倒在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枪声中。这位将军就是黄显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无理扣押，黄显声对蒋介石假抗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l937年在武汉，他积极策划营救张学良将军;还主动与周恩来同志联系，将一批武器弹药秘密送往延安。1938年2月2日，正准备去延安的黄显声不幸在武汉被捕。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极度忧愤“报国欲死无战场”!他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而自励，在一封给儿子的信中他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现在虽然坐牢，但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1946年，黄显声将军被转囚到白公馆看守所。在白公馆，黄显声被关在二楼二室，一个人住在里面，有一张写字桌，可以看报纸。近的囚禁，使他已不习惯多讲话。在白公馆看守所，黄显声将军有时可以在特务的看管下走出去转转，难友曾经劝他找机会跑掉，但是将军表示：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做事情要光明磊落!白公馆大屠杀开始后，黄显声第一个被带了出去，在步云桥刑场，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后背，鲜血浸透了他身下的那片土地。黄显声将军在白公馆牢房的那张小桌上的台历，永远地停留在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二篇】

近日读了张承志先生的《革命故事》，令人深受感动和启迪。在这本书中，张承志先生写下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紧密相关的故事和见闻，让人对那个曾经的时代和那些英雄人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体会，从以下五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读后感受。

一、“革命”是一种信仰。

在这本书中，我最为震撼的莫过于那些英雄人物的坚定信仰。他们因为信仰而投身革命，甚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如作者所言，“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人而言，革命是他们的信仰、灯塔，是他们生命的底色、根基。”这种信仰不仅来自内心的坚持和理性的思考，更是来自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担当。在当今的社会，我们或许看不到那种对于信仰的执着和对于国家的责任感，但我们可以从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中汲取营养，坚定自己内心的信念，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党性”是一种品质。

在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中，我读到了很多关于“党性”的描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党性往往是能否胜任革命工作的重要标志。一个人的党性高低不仅影响自己的命运，更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这种“党性”包括忠诚、信仰、纪律、斗争等多个方面，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这样的品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从而让国家更加强大和富裕。

三、“理想”是一种动力。

在革命时期，很多人都为理想而奋斗，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理想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具有实际的行动和实现的可能。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在当今的社会，人们的理想和信仰虽然不同，但是这种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四、革命是一个全民行动。

在《革命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革命斗争。不仅有英雄人物的牺牲和奋斗，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没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让每个人都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力。

最后，我觉得读完《革命故事》，最大的收获是对于革命价值的重新认识。革命不是以血腥和暴力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幸福。革命虽然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到自己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些什么，为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总之，张承志先生的《革命故事》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和思考，让我重新认识到了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依然需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保持高尚的党性品质和努力为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自己的最大贡献，我们才能打造一个更加强大、富裕、幸福的中国。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三篇】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听着这首优美而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想起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故事吧，但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让我揭开这个谜吧!

王二小，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王二小。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报社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山顶的报社武装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

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1941年农历九月十六，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在南河滩，八路军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感动着每一个老乡。

老师，同学们，我的故事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四篇】

“卡夫丁峡谷”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一个典故。相传在那里曾发生过一场大战，希腊几十万大军就此覆灭。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卡夫丁峡谷”比喻为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障碍。20世纪初，列宁却率领着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勇敢地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架起了一座连接马克思主义和东方的桥梁。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

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波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在萨马拉城，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8月，列宁移居彼得堡。从此，揭开他革命生涯中新的篇章。

列宁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列宁很早就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83月初，当列宁还在流放地时，俄国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就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以列宁为首的流放者集会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当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分裂成两派时，列宁成为了其中较大的派别———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列宁提供了伟大的转机。战争对俄国来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场大灾难，使人们对整个沙皇制度极为不满。1920xx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俄国一时好像可以实行一种民主政体。列宁得悉沙皇垮台后，立即返回了俄国。归国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民主党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但并非大权在握;共产党虽然数目不多，但此时却是夺取政权的良机。因此他号召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推翻临时政府，用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来取而代之。在7月举行了一次起义，但未成功，列宁被迫转入地下。1920xx年11月又举行了第二次起义，获得成功，列宁成为国家的新首脑。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又打败了外国武装力量对俄国革命的干涉，从而巩固了革命的成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变为现实。在这样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在列宁的主持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适合俄国国情和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坚信俄国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的领导下，拟定了纲领性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拟定了通过农业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以改造分散的小生产者，并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列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把发展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建设视为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他强调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列宁经常提醒党的组织和干部要充分发挥教师和专家的作用，检查在使用和团结专家方面存在的问题。

列宁极端厌恶个人崇拜。他认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而是普通人。他坚信：“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列宁十分谦逊质朴，极端关心党的事业，模范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他多次拒绝艺术家为他绘制和塑造肖像，也反对人们为他祝寿。歌功颂德的陋习是和列宁格格不入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列宁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的领袖。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社会革命党暗杀造成的创伤，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从1920xx年上半年起，他便身患重病，于1920xx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了。

1791年9月30日，法兰西共和国制宪会议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众人正全神贯注地听一个人发表演说。这人中等身材，苍白瘦削，有些虚弱。一双深陷的眼睛，时而热情滚滚，喷射出太阳一般的光辉，时而又若有所思，显得镇定深沉。只听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国王有否决权。如果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那么《人权宣言》中说的权力归人民就是虚伪和欺骗!是谁完成了我们的光荣的革命呢?难道是一些名人和富人吗?不!只有人民才想革命，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台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位演讲的人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权的领袖罗伯斯庇尔。

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执政后的法国国民公会，照例是下午开会，然而这一天的上午11时，就有许多代表来到会场。他们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些人还在相互交换着眼色。中午12时，国民公会的议长宣布开会。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坐在会场正中的前排，认真地听着代表的发言。突然，一个代表跳上讲台，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要把黑幕揭开!”紧接着，好几个代表跳上台来：“打倒暴政者!”他们用恶毒的语言攻击罗伯斯庇尔。“逮捕罗伯斯庇尔!”两个代表狂喊起来，会场内一片骚动。不久，国民公会宣布逮捕罗伯斯庇尔。

两次性质相同的会议，反差如此之大，针对的却又是同一个人。是什么原因，使得曾为法国大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罗伯斯庇尔，在他和其他革命者共同创建的法国最高革命机构———国民公会中被宣布逮捕?这还要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说起。

罗伯斯庇尔1758年生于法国北部阿尔土瓦省的首府阿腊斯城。他家好几代人都是律师。6岁时母亲不幸去世，9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从小由外祖父抚养成人。从中学时代，他就酷爱阅读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进巴黎大学后，他亲自拜访卢梭，受到卢梭热情接待，两人倾心长谈，这对他以后从事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学毕业后，罗伯斯庇尔回到家乡当了8年的律师，并以斗争坚决、生活俭朴而著称。

1789年春，31岁的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并出席了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从而登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起初，这个外省青年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在制宪会议上发表了1篇激昂的演说，提出消灭等级特权，保障人权、出版和信仰自由，代表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名字在人民中很快流传开来。在革命初期，巴黎有很多革命俱乐部，以雅各宾俱乐部最为有名，因为其成员经常在圣雅各教堂开会，所以人们称他们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是该俱乐部成员，后来他又成为雅各宾派的领袖。他主张彻底消灭封建专制，建立一个真正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因此，他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1791年6月，国王路易十六企图逃亡国外勾结外国反动势力镇压法国革命，结果被群众抓获，罗伯斯庇尔主张严惩国王，废除君主制，但被保守的君主立宪派拒绝。但罗伯斯庇尔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说：“我已决定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为真理而作的斗争。”这时，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宣言，宣称要派军队惩罚“罪犯”，恢复法国的“君主统治”。外国的专制势力企图武力干涉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而国民公会中的保守派竟然无动于衷。罗伯斯庇尔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发表演说，鼓励人民捍卫革命的成果，他说：“我们或者重新堕入以前的奴隶制中，或者重新拿起武器!”他的这句话成为传送一时的名言，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793年春天，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法军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国内到处发生保王党叛乱，革命形势非常危急。5月31日，巴黎警钟又一次敲响，人民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掌权的吉伦特派，把雅各宾派推上了领导岗位。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面对国内外的危急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很快赶走了外国侵略者，平定了国内叛乱，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

然而，成为执政党以后的雅各宾派，不久内部就分裂了。三位杰出领袖中，丹东因为主张妥协和温和的政策，被罗伯斯比尔下令处决了;马拉则被吉伦特派的女特务所暗杀;惟一剩下的领袖就是罗伯斯庇尔。他成了雅各宾专政的灵魂与实际领导人，但却日益感到了孤独。

面对1793年夏天法国的危急局面，罗伯斯庇尔提出，必须用宝剑“镇压共和国的敌人”。他决定使用断然措施，实行革命恐怖。在平定吉伦特派和王党分子叛乱，严厉镇压同时，宣布全国总动员，号召男女老幼参加民族战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还先后颁布了三个土地法令，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果，国内叛乱迅速平定，外国侵略者被逐出国土。但是马上，国民公会中的各种反罗伯斯庇尔派别逐渐联合起来，决定发动政变。处于孤立境地的罗伯斯庇尔已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于是有了开头1794年7月27日的一幕，史称“热月政变”。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五篇】

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也登上历史舞台，一面组织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一面回击保皇派对革命的攻击。

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家庭。原名文，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以孙中山的名字通用于世界。孙中山十二岁时，远赴檀香山，在资本家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当地教会学校读书。后来，他转到香港学医。读书期间，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中法战争中国在谅山取得大捷，反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使他受到极大刺激，萌生了反清思想。从此，他课余时间，在香港、澳门一带，努力宣传革命。

公元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主张，联合二十多个华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抨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号召革命志士团结革命，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并且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正激烈。日军攻占了北洋海军要塞旅顺和大连，北京天津受到震动，形势危急。孙中山赶回香港，策划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公元1895年2月，孙中山、陆皓东等和香港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成员与檀香山兴中会有较大不同，会章和入会誓词都有一些修改。更加着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将原来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意思更为准确。接着，孙中山广泛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人物和清军中的士兵，密谋起义。

经过半年的准备，孙中山决定于这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省城作为革命据点。但在起义前夕，机密被泄露，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被清军逮捕，陆皓东等志士英勇牺牲，起义失败。

两广总督悬赏缉拿孙中山。同志们催促孙中山立即撤离广州，他却说：“大家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先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文件，把各种善后事务处理妥当。十多天后，他才撤到香港，流亡海外，显示了革命领袖的风度。

这次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很大，不仅传遍全国，连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支那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被大家重视。清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跟踪他，又电令各驻外使馆寻找机会逮捕他。孙中山被迫隐姓埋名，流亡在各国之间。

公元18，孙中山来到伦敦，住在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家。但他的行踪又被清廷密探侦察到了。他们与清朝驻英国使馆官员密谋，引诱孙中山误入清朝使馆，秘密将他绑架。清朝驻英公使龚照屿租定轮船，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偷运回国内处死。

孙中山在囚禁中坚持斗争，他写了许多求救信，都没有传递出去。直至第七天，才得到使馆英国清洁工人柯尔的帮助，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黎手里。

经过康德黎的多方奔走，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在伦敦各报相继刊出，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强制清朝公使馆释放了已被关押十二天的孙中山。获释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被难记》，第二年春天在英国出版，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他的名字，传遍了欧美各国。

此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革命的意志更加顽强，他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的保皇谬论，也克服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和不同意见，将民主革命一步一步引向前进。

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在东京会晤了另外几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讨论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举行了同盟会成立大会，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指日可待。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六篇】

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x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x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x枪发给他使用。

王璞。

王璞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璞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我要求很严格，每学1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璞不仅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璞的家乡，王璞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璞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带给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璞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

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和藏在哪里。王璞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齐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璞、王璞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王璞生前学习时用过的石板，站岗时用过的红缨枪，以及牺牲时压在身下，被鲜血染红的石块，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革命烈士郭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在长沙侗官东山寺小学读书时，就一身正气，敢说敢为。

有一次上作文课，郭亮写了一首题名《问问社会》的白话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当局的腐败。这下子可触怒了反动派，郭亮立即被传进了东山寺自治所。

郭亮从容不迫地走进自治所的大厅，只见所长懒洋洋地躺在榻上，正吞云吐雾地吸着x片。里间屋，传出了刺耳的麻将声。

郭亮有意跺了一下脚，所长这才抬起头来，以审问的口气说：“你是学生，为何倡导邪说”

“我一不提倡吸毒，二不提倡嫖赌，三不鱼肉百姓，四不坑害好人，怎叫倡导邪说”郭亮面无惧色，针锋相对。

所长一惊：这学生好不厉害!他想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你想诬赖不成!”

郭亮冷笑一声，反问道：“我的作文既未贴在街头，又未刊于报端，岂能说是蛊惑民心再者，作文提问，乃学生之学业。学者不问，教者不容。

请问，办学校是干什么的”

一席话驳得所长哑口无言，只好让郭亮回去了。郭亮走出大门，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立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治所门上：“鱼所、肉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猪公、狗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这副对联骂得痛快淋漓。老百姓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刘伯承。

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齐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一齐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追捕。

黄继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进取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我所携x药用光的情景下，黄继光毅然用自我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终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孟起安。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9岁进私塾读书。1939年冬结婚后，在蒋垛处馆教书。1940年10月，参加减租减息斗争，成为蒋垛农抗领导人之一，后任五抗会主任。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蒋垛区委组织干事、组织科长。1942年春，以塾师身份到江村发动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建立了江村乡党支部。1943年夏，任姜南区区委书记，组织“二五”减租，开展惩奸运动。1945年8月，调任蒋垛区委书记，组织发动了对地主的清算斗争。1946年秋主力北撤，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由于关节炎发作，行动不便，组织上让他暂时离职休养。1947年2月，在邱西乡西后港，不幸被捕。

关押期间，敌人软硬兼施，透过其亲友诱他自首，他宁死不屈，坚持狱中斗争。2月21日，在姜堰东场上，他被绑在电线杆上，敌人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鼻子和耳朵，敌人又把他押到南天寺广场（现姜堰中学内），一个地主举起菜刀，砍下他的耳朵，其它几个家伙一齐扑过去用刀乱戳，他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

倒在血泊中。

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忠贞的革命战士鲍浙潮同志，不幸于1984年3月11日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

浙潮同志是一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刑审考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在抗日战争年代、异常在浙西的几年，利用国x党的派系矛盾，几番进入沦陷区，同日寇、汪伪、国x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显示了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他被误认为“托嫌”分子以后，长期被切断组织关系，但始终跟着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我的贡献。

浙潮同志是宁波市人，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吾浙早期入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的数十年革命生涯，主要也是在浙江度过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潮同志从武汉潜回宁波。参加宁波县委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家庭就作为党的联络机关;他的母亲被很多同志称为“众家妈妈”。

一九二八年三月，浙潮同志在宁波第一次被捕，被囚禁于杭州陆军监狱。他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任何口供，保护了省委文件和县委机关。他在国xx党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七年，曾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同很多难友一齐，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冬，他在上海新知书店工作时第二次被捕，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和组织营救，敌人不得不将他释放。出狱后，浙潮同志回到宁波，进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开展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他跟朱镜我同志等一齐恢复宁波党的组织，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他是特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三八年夏天，他改名鲍曙林，被党派往余姚县担任县政治工作队副干事长，负责统战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齐，使政工队的提高力量迅速壮大，政工队的活动完全由我党所领导。

一九三八年秋天以后，宁绍特委某些负责同志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把二十年代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崔晓立、周朴农两同志都误定为“托派”，切断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当时崔任《浙东日报》总修改，周任慈溪县工委书记)。浙潮同志与晓立同志是狱中难友，了解较深，向组织上提出了不一样意见，因而也被误认为“托嫌”分子，先对其疏远，后切断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浙潮同志处境困难，经党外提高人士帮忙，被安排到富阳担任县政工队队长。

由于组织关系已被切断，他的工作得不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队员中的党员同志也同他疏远;而国x党富阳县党部书记长公开点名鲍浙潮为“奸党分子"，并派特务监视。可是，浙潮同志尽管身处逆境，仍然进取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青年，努力做好工作。一九四0年，国x党x共倾向日益明显，浙江的不少省、县政工队成为反动派进攻的目标，富阳的目标就是鲍浙潮。这时在浙西工作的曹天风、乐培文，乃设法将浙潮同志调到天目山。

一九四0年冬，国x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派浙潮同志去一般视察员不敢去的海北沦陷区视察，他既想获得敌占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好向省里报功，又想借日寇之手，杀掉一个“共党嫌疑分子”。浙潮同志明知其阴谋，但仍不避艰险，毅然进入敌占区。他在平湖、海盐、杭嘉湖沦陷区活动了四个月，虽然未能与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但对沦陷区各县政工队做了很多支持和鼓励工作，对发动沦陷区人民开展抗日除奸活动提出了不少进取意见，并收集了很多资料，回到天目山。

一九四一年夏，浙潮同志利用当时担任的桐乡县政府主任秘书的合法身份，同也失去组织关系的两名共产党员合作，以原一支游击部队为基础，组成桐乡县抗日自卫突击队，并凭借这支几十人的游击武装，肃清了境内的汉奸势力，恢复了十一个乡镇的抗日政权。当时蒋政权在桐乡的反动势力十分害怕，阴谋加害浙潮。

浙潮同志等得悉后，决定设法接通地下党组织关系，同时在士兵中进行策反工作。不幸事情败露，被迫出走。一九四二年秋天，浙潮同志又利用在沦陷区吴兴县政府工作的机会，在国x党党政矛盾的夹缝里，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统战工作。一九四三年他被调回天目山任民族文化馆副馆长，同馆长曹天风一齐，营救了一批被捕的政工队同志出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潮同志在上海遇到了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沙文汉、陈修良等同志，随即去南京，为地下党开设了一家电料行，他当经理，并同他的爱人邱嵋林同志一齐，掩护当时担任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陈修良等领导同志的活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浙潮同志先后在华东局统战部及浙江省粮食厅等单位工作。

“文革”期间，他遭受种种诬陷和迫害，但始终坚持原则，始终相信党，坚决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作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根据浙潮同志的申诉，批示中共浙江省委进行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浙潮同志全部问题得到平反，党龄自一九二五年算起。(崔晓立、周朴农两位同志均已逝世，他们的问题均已平反，恢复一九二五年算起的党龄。崔于一九八o年被追认为烈士。)。

今年五月前后，是南京、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解放三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在回顾胜利历程的时候，禁不住深切怀念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鲍浙潮同志，深切怀念无数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长期奋战、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赵一曼。

在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我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

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忙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能够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能够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员的信仰！”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

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左权。

在1942年5月25日凌晨，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展开，3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

应对数倍于自我的敌人，八路军总部领导当机立断，分兵突围。几经搏杀，八路军总部安全突围。可是，年仅37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率领部分机关干部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作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左权放弃了一切个人突围的机会，舍生取义，尽忠职守，将自我的一腔热血洒在太行山脉。

敌人退去后，总部警卫连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左权的遗体并就地掩埋。但左权的英灵并没有得到安息，日军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又杀了回来，在十字岭挖出了左权的棺材，打开后给遗体照了相，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悲，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

1942年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在河北涉县莲花山下挑选了一块风景秀丽之处为左权举行公葬仪式，参加公葬的除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总部的全体同志外，还有五千多军民。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一时间“为左权报仇，誓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呼声响彻天地。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十分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沫源县出现了一位全国闻名的抗日小英雄，他的名字叫王二小。

王二小牺牲时才七岁，在日本鬼子扫荡一条山沟的时候，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我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头。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土方冰和劫夫很快创作了之后传唱全中国的著名儿童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刘胡兰（1932年－1947年1月12日），原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是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在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在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的团长，牺牲时年仅14岁。王朴出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

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在其中，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必须明白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明白!就是明白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应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我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应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我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董存瑞。

生辰：1929年10月15日。

祭日：1948年5月25日。

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的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的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我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刘胡兰（1932年－1947年1月12日），原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江竹筠。

江竹筠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

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十分用功，记忆力超群。之后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提高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邱少云。

1952年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下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

徐向前。

徐向前率部历尽千辛万苦，行程三千余里，战斗数百次。到1933年初，在川陕边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徐向前在那里抓了三个月的大练兵，然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歼敌二万，缴枪一万二千件，还缴获了敌人的兵工厂，造市厂，被服厂等全套设备。他利用这些缴获的武器，投入到反对发动的六路围攻之中，蒋军出动二十多万兵力，而徐部仅有近8万人。经过十个月的战斗，歼敌八万多，仅最终二个月，就缴获枪二万多支，火炮一百多门。这是红军时期缴获武器最多的战役之一。

周银海。

1947年1月18日清晨，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乡干部，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我却英勇被捕。敌人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明白！”

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明白！”

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

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可是始终没有屈服。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必须会打败反动派！”

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刘传文。

原名刘坚，罗浮徐东乡笠石人。他为人勇敢刚直，性情急躁，有抱不平思想。他父亲刘观英，母张氏，有两姐一弟一妹，全家七口，生活贫苦，难以度日。他在小学读至十三岁时，因家贫辍学，尔后，跟他叔父刘镜渊（军刘志陆部下当副官）在部队当勤务员，经过三年的部队生活，看出政治腐败，军心涣散，感到长此下去，没什么前途，便离开部队，回家耕田，农闲磨豆付，做付竹出卖。以后，又在徐田村谢自瑶手下当民团，因谢在徐田村设卡抽税，苛捐繁重，传文对重税甚感不满，对客商则深表同情，因而把未经抽税的客商给予放行。后被谢自瑶发觉，即把他开除，于是他私带驳壳一支，愤然离去。

当时，革命烈火已燃烧到大信，并且已成立了大信苏维埃政府。传文与共村的刘王妹、刘德盛三人投身革命，到大信苏区跟从刘光夏、刘霭环等参加革命工作。传文参加革命队伍后，英勇善战，用心工作，经常在大信案山上、石门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后提升为驳壳队排长。

1927年间，由于谢自瑶在徐田村设卡抽税，勒索群众，早已使传文不满，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心抱不平。所以，有一天指晓，他亲自持枪到谢自瑶家，当场打死谢自瑶、谢泉芳、谢泉深三人。以后，他又到罗岗霞岚把练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参”，解决当时革命活动经济困难的问题。

1928年，他带领红军、赤卫队攻打岩前地主赖乾古的新屋和罗浮义兴当。是年冬，又攻打岭峰丹竹楼的民团，缴获枪弹后，又率领赤卫队攻打罗浮桥云当。他以前带领红军攻打罗浮有三四次之多。他经常对战士说：“打仗不要怕，俗话说：耕田吾怕屎，当兵吾怕死，我们为穷人翻身闹革命，就不怕杀头，万一为革命而牺牲，也是光荣的。”所以，他屡建战功，提升为连长。出征时，他经常骑马或骡子，身先士卒，有个医生王森雄也骑骡子跟随同行。

自从传文同志参加革命后，兴宁的反动头目，对他又怕又恨，如陈尧古两次带领部队到笠石村，扬言放火烧屋，抓走他的邻居，结果人将传文老屋内的赏田三斗种卖掉，赎回被捉去的八人。传文全家早已逃走，而家物等件全部搞光，仅存两间烂屋而已。

前进，由于敌人的武器多而精良，而我方仅有粉枪、炮等，结果在无法取得胜利时，我军下令撤退。当进，刘传文同志为了掩护赤卫队后撤，阻止敌军追击，他使用两支驳壳枪靠在大松树下与敌人激战，结果，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他却壮烈牺牲了，那时他年仅22岁。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七篇】

清廷以强迫男人留辫，彰显其专制淫威;辛亥革命则反其道而用之，以“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将反清革命推向高潮，清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中寿终正寝。辫子是清朝的象征;剪掉辫子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条辫子，注入了复杂的政治变数和特定的文化内涵，颇有考究的韵味。

剪辫与革命。

20世纪初年，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作“烦恼丝”。许多报刊都以辫子为题，揭露清政府的残暴和丧失人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将辫子纳入反清革命，辫子的去留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激进的革命党人为表示献身革命的决心，首先剪掉辫子，同时以剪辫相号召，呼吁投入革命。

1879年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时就有不少人以辫子戏弄和欺负他，他异常苦闷和愤怒。后来有人劝他剪掉辫子，他却理智地解释道：“我们为剪辫的最后目的，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子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以辫子相号召，鼓吹团结大多数民众奋起反清。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兴中会”已经建立，反清的大旗已高高举起，所以孙中山在11月20日由日本横滨前往檀香山时，就在华侨冯镜如的文经书院剪掉了辫子，以示决心把反清革命进行到底。

19，17岁的邹容从四川来到了上海，为表示反清的决心，痛快剪掉辫子，乘船赴日留学。一到日本，邹容就投入方兴未艾的革命洪流，誓与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行为不轨，发生奸情，他联合张继、王孝镇、陈独秀等人在晚上掌灯时分，闯入姚的住处，乘姚不备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其辫子。一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二则揭示剪辫的正义性，号召留学生革命反清。在邹容眼里，“区区一辫发”事小，关系“种族存亡”事大。在邹容等人的大力推进下，19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黄兴、陈天华、蔡元培、吴玉章、张继、陈独秀、秦毓鎏、许寿裳、韩强士等人都剪掉了辫子，发誓与清朝一刀两断，革命到底。

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后，深深为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所感染，对辫子“深恶痛绝”，1903年他毅然决然剪掉了辫子。但一旦回国探亲，还得做一条假辫子蒙混过关。所以，清末做假辫子生意兴旺，颇能赚钱。鲁迅后来回忆道：“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留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作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留学生都知道。他也做得真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人知道你原来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子，也不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来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

这段回忆清晰地透露出三点信息：1.假辫生意兴隆，反证了剪辫的人很多;2.在人们心目当中，留学生几乎都剪了辫子;3.鲁迅戴了一个月的假辫居然敢于去掉，说明基层社会对剪辫的控制很弱，剪辫有成风之可能。

新军与新式学堂中的剪辫风。

新军虽然是清政府控制最严的部分，但由于受革命思想的感染，到19前后，也时有剪辫事件发生，尤其在新式军事学堂，屡见不鲜。

19春天，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也纷纷剪辫。陆军第三中学开始有200多人集体剪掉了辫子，遭到校方严厉斥责。但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反抗，短短十几天，又有200多人剪辫。总共500多人的学校，400多人剪掉了辫子，校方长官也奈何不得，因为法不责众。在新军学生剪辫风的影响下，一些较开明的新军军官也开始支持。“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一物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日前毅然剪辫。”黎元洪知道后，不但不予指责，反而赞扬李佐清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雉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和新军军事学堂相比，地方新式学堂的剪辫风则更强劲。19，为了抗议日本歧视中国人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许多留日生愤而归国。从培养新型人才的愿望出发，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公学。蔡元培西装革履，不留辫子，学生也大都剪辫，俨然一个没有发辫的“独立王国”。很多人对他们投以惊异的目光，官吏和警察怒目而视，也毫无办法。

1910年，浙江的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的学生突然都将辫子剪了。当道下令“蓄发”，但无人理睬，为息事宁人，只好不了了之。1911年暑假，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又出现了一场剪辫**。马叙伦回忆说：“那时求是书院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李斐然，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由此可见，辫子和反清紧密相联。总之，由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剪辫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事件。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直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流传，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她们用自己文弱的身躯，为自己的丈夫，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也为俄罗斯的女人们，谱写了一段美丽的传奇。

1825年12月，俄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_批青年贵族军官，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也深受国内进步思想家的熏陶，逐渐形成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他们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度，揭竿而起。因起义发生在12月，起义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但是，起义因准备仓促，指挥不力，且沙皇军队4倍于起义军，起义遭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后，大批十二月党人被逮捕，5位领导人被处绞刑，31人判徒刑，120多位十二月党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服苦役。这是一片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荆棘遍野的蛮荒之地。在漫长的30年间，不断有人因劳累疾病而死，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中无人会往后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何而来，更明白自己为何而活着!在困厄潦倒的处境中，他们一刻也不曾放弃斗争。他们给家里人写信诅咒黑暗的专制制度，揭露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一时间，十二月党人的书信在俄国各地被人们争相传抄，就像不灭的火炬，鼓舞着生活在黑暗和暴戾中的劳苦大众奋起反抗。

这些信件，最直接地冲击着他们的妻子们。身在莫斯科等城市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勇敢的决定，她们要不远万里去西伯利亚，到丈夫的身边去，为丈夫送去温暖与体贴，送去精神的支柱!这些妻子大都是出生高贵的贵族女性。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命令他们的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他还专门修改了沙皇法律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只要哪一位贵妇提出离婚，法院立即给予批准。

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迫于情势，沙皇不得不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但政府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她们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这一法令的颁行，意味着这些端庄、雍容、高贵的女性将永远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告别昔日的贵族生活!

但是，她们没有听从沙皇的命令，也没有被种种威吓所吓到，她们宁愿放弃都市中优裕的贵族生活，宁愿戴着脚镣手铐被拿枪的卫兵押送着远行。

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漫长的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路程上，近百位俄罗斯贵族女性，演绎了一场最悲壮的颂歌。她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正义的，她们坚信自己的丈夫是勇敢的化身，她们为自己是他们的女人而骄傲，她们要像自己的丈夫那样献身正义的事业!

特鲁别茨卡娅是她们中第一个到达西伯利亚监狱见到丈夫的女性。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和丈夫相1会的情景：“谢尔盖向我扑来，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阵脚镣的叮当声使我惊呆了!他那高贵的双脚竟然上了镣铐!这种严酷的监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痛苦、屈辱的程度。当时，他的镣铐如此激动了我，以致我先跪下来吻他的镣铐，而后才吻他的身体。”

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们的妻子也先后到达了那里，她们像自己的丈夫一样坚韧不屈。

这段历史远去了，这些伟大的女性也远去了，但是，她们不屈不挠的身影，却依然在历史的时空中闪烁。

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病而死，没有留下子嗣。不久，他18岁的侄子刘欣被拥上帝位，后世称之为汉哀帝。公元前8年，久病中的成帝曾有过一次大手笔的革新——对宰相制度做了重大调整，史称“绥和改制”。

此次革新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外朝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三公”的权位排序。按照西汉旧制，“三公”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太尉辅之。“绥和改制”之后，三公地位与权力彼此对等，遂成鼎立之势。

但成帝在次年的突然去世，使得刚刚起步的“绥和改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用——改变元帝以来君权旁落，尤其是外戚横跨内廷与外朝的畸形政治格局。哀帝刘欣虽然能够洞察成帝的良苦用心，但奈何自己初承帝位，又是由藩国入继大统，急需获得长安实力派政治势力的认可与支持，“绥和改制”自然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哀帝在后世博得不小的名声，大半源自他和同性密友董贤之间关于“断袖”的那段风流公案。为后世所忽略的，则是哀帝实有重建武帝与宣帝时代君权至尊无上的“政治辉煌”的雄心，为此，哀帝与彼时当权的王氏外戚缠斗不休，并一度将王氏外戚在朝中的领军人物罢职，甚至逐出京城。

但哀帝在公元前1年的早卒，令这一切如成帝的“绥和改制”一般都失去了意义。

日食让王莽重返政治舞台。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王氏外戚在朝廷的最高代表、大司马王莽被罢免，两年后，又被逐离出了京师，一辆破陋的马车把他载回了封地南阳新都。在那里，他将度过三年孤寂的时光，同时也将利用这段难得的时光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审查汉帝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

公元前10年的岷山坍塌事故，一直在王莽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刘向当时给出的解释。刘向说：“周朝那会儿，岐山坍塌、三川枯竭，结果周幽王死于非命。岐山正是周朝的发祥地，汉帝国兴起于蜀郡、汉中，如今龙兴之地山崩川竭，天象的显示也与此吻合，看来亡国之日不远矣!”

帝国将亡。不单单是出身皇族的刘向和出身外戚的王莽如此认为，年轻的汉哀帝同样也感触极深。也正因为如此，王莽才会被年轻的新皇帝决绝地逐出了京城。新皇帝坚信：正是王氏外戚长期把持着帝国的朝政大权，蝇营狗苟，才使得帝国的形势江河日下。

年轻必然气盛。哀帝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年近四十的王莽在南阳湿热的宅院里不断听到来自北方长安的消息——哀帝如何提拔丁家外戚，又如何打压冒得太快的傅家外戚，再又如何扶植早已没落的赵飞燕一系的外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消息总会让王莽忍不住摇头叹息——哀帝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好青年，但却找错了方向。

帝国的病根不在外戚身上。帝国有病，外戚只是病症，而不是病源。

一想起哀帝在即位之初问自己的那个问题，王莽就忍不住感叹：年轻人总是容易将问题简单化，然后迅速做出粗暴的处理。那是登基大典过后没几天，哀帝突然在朝堂上公开问道：“我的祖母定陶恭王太后该住在哪里呢?”

王莽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为人后者为人子”，是朝廷当年选择刘欣为太子时，所定下来的硬性条款。作为继承汉成帝皇位的前提条件，刘欣必须抛弃定陶国的宗法谱系，与自己的生父切断宗法上的父子关系，而以汉成帝为父亲。而以汉成帝为父亲的后果，则是必须认同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为亲祖母;认可王政君为亲祖母的后果，则等于认可了老王家为自己的直系外戚，这其中，就包括认可王莽是自己的亲舅舅。

哀帝抛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更改自己帝位的正统性和宗法来源，来否定掉王氏外戚所垄断的朝政大权。

新皇帝不认可王氏是自己的嫡系外戚，也不认可王莽是自己宗法上的亲舅舅。王莽有些哑然失笑的感觉。新皇帝在操纵宗法正统，以图打击自己和背后的王氏外戚。殊不知，帝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恰恰莫过于正统性危机。自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以来，帝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汉帝国的正统性存在问题，需要一场完美的“禅让”，至宣帝、元帝两朝，儒家知识分子上升成为帝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这种对刘氏皇位正统性的质疑越发变得赤裸裸了。要求昭帝顺应天命退位的睦弘、高倡“帝位循环论”而自杀成仁的盖宽饶，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的楷模。

自然法则下的帝国合法性岌岌可危，哀帝却还纠结于血缘法则下的皇位合法性。

长安城的好消息，在一次日食之后终于传递到了南阳的新都。刮风下雨、日升日落早已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部分，日食则更是令所有长安高层人物时刻胆战心惊的事情。公元前2年正月出现的这次日食，就彻底改变了汉帝国此后的命运。

日食出现之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日食由衷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所致。

哀帝不得不接受这种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根据规则，他召回了王莽，理由很冠冕堂皇：让他回来照顾他的姑姑——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

王莽能够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可，源自他个人的彻底儒家化。多年来，王莽一直遵从儒家经典的教导处世做人，甚至带有强烈的左倾和教条主义之嫌——他逼迫自己的儿子自杀，因为儿子杀死了一名家奴。理由是：孔夫子说“仁者爱人”，孟夫子说“人人素其亲，长其长而下平”。按照夫子们的教导，家奴也是人，也是必须同等以“仁”相“爱”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礼经》出身的儒家门徒王莽，患有强烈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道德洁癖。

这样一个曾经处在大司马那样显眼位置上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帝国儒家知识分子们注视的焦点。

而当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势力，提拔丁氏、傅氏外戚来抗衡王氏之后，丁、傅两家的不学无术和贪得无厌，让儒家知识分子们更加思念被流放在南阳的王莽——日食，正好给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的机会。

哀帝在王莽回京后的第二年突然去世，他的早天迅速改变了汉帝国的历史走向。饱受压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去世后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了朝廷中枢，并急派使者把王彝召入了未央官，执掌兵权。

属于王莽的时代来临了。

八年之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片赞颂声中，王莽在肃穆的和平“禅让”仪式下，取代汉室，登上帝位，建立了新莽王朝。

自尧、舜、禹三代以来，“禅让”一直都只是个美丽的政治传说，从未有人将其完整地付诸实施过——王莽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此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禅让”游戏，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刀枪加颈的前提下完成，唯有王莽，是在获得了帝国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之后，顺应“民意”和平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的。

这一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其发生质变的关键点，则毫无疑问是在公元前5年的那个六月。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哀帝生母丁太后去世。哀痛之余，年轻的皇帝也在苦苦思索帝国的前途何在，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朝廷内外权斗此起彼伏，帝国一派末路景象。也许是过度的悲伤损伤了哀帝的判断力，也许是数年来的努力每每付诸东流让哀帝丧失了信心，也许是沉重的疾病侵蚀了哀帝最初的雄心——总之，当神棍夏贺良冒出来说他能够挽救汉帝国的命运时，哀帝鬼使神差地相信了。

夏贺良告诉哀帝：“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

很快，帝国的百姓们就都接到了哀帝下发的紧急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以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年轻的新皇帝显然对这份诏书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事后回顾，这份诏书的影响之恶劣，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汉帝国最高首脑首次主动承认自己气数已尽。至于那个什么“陈圣刘太平”，如果完全不知所云倒也罢了，偏偏又引发了这样的流言：“陈国人是舜帝的后代，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汉朝刘氏是尧帝的后裔，尧传位给舜。这个国号意味着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王莽将要代天行道啦!”

到了这年八月，对于汉帝国的未来，民间已经是议论纷纷。夏神棍信誓旦旦的“嘉应”却始终没有出现。自然灾害仍然此起彼伏，哀帝的疾病也不见好转，反而日渐沉重。夏神棍为了推卸责任，又说问题出在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还向哀帝推荐了几个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和御史大夫。

哀帝并不是白痴，夏神棍被处决了，大汉朝又回来了。也许，哀帝认为自己病情的加重和篡改社稷这一“不忠不孝”之举有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把全国各地被废弃掉的七百多座刘氏神祠又都重建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年里，他对着上苍和这些神祠，祷告了三万七千多次。

往生的祖宗可以祷告祈求原谅，然而民众的禁忌之口一旦打开，却再也难以封闭。正是从夏贺良事件开始，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开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讨论“汉家天下气数已尽”。换言之，正是哀帝自己，为日后王莽的和平受禅，打开了最关键的那扇禁忌之门。

多少年以来，儒家知识分子们一直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至治社会——“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君主应该选贤任能，播扬仁义，泽被万民……简而言之，汉儒们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奉天法古”四字来总结。所谓“奉天”，即董仲舒所倡导的天人感应，皇权受命于天，一旦无道，则上天必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若顽冥不改，则必遭上天抛弃，所谓“法古”，则是回归上古三代的“礼治”，换言之，回归周公时代。

他们所选择的王莽，恰恰是周公的虔诚信徒。

儒家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这一次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王莽，这位原教旨的儒家信徒，是如此地接近“周公”。

姑且回顾一下王莽的登基之路——。

元始四年(公元4年)八月，王莽修筑了明堂、辟雍和灵台。据说，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则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师的最高学府;而灵台则是天子直接与天意交流的地方。这些飘渺的建筑，一直以来仅存在于儒家经典着作中，只能作为上古圣哲时代的标志，存在于帝国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之中。而如今，这些传说中的建筑，都在王莽的手上变成了实物。

接下来是“四夷宾服”的祥瑞接踵而至。在王莽代替汉平帝执政期间，南方的越裳氏献来了白雉，东方的黄支则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也变更了首脑的称呼以示归顺。

对于未见动静的西方，王莽自己动手弥补了这个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前往西方，将一个羌族的酋长贿赂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软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们，他们感激于安汉公的英明神武，甘愿献出现在所居住的肥沃的土地。

“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然后按照《周礼》中的记载，将汉帝国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此来显示西周大一统时代的盛世格局。

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们日趋一日越来越强烈地拥戴王莽称帝，他们开始批评朝廷迟迟不赏赐王莽，批评朝廷的赏赐太微薄，甚至批评王莽太过谦让。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一度堆满了群众的抗议信，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缘由是王莽推辞掉了朝廷奖赏给自己的田地，引发了群众的极度不满，人们纷纷抗议，要求王莽接受这个封赏。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48万余人里面，不光有支持王莽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还包括了一大批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刘氏宗室。

当王莽再度拒绝接受封赏之后，民众的情绪高涨到了巅峰。这一次，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推上“当代周公”的宝座——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902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缘自周公时代的传说)，也就是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

王莽此时已经是安汉公，是“宰衡”，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已不必再给自己添加任何光环。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它。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眼里，《周礼》其实是一部周公当年打造出西周盛世之后，所撰写的经典指导教材。接受《周礼》中的终极荣誉“九锡之赏”，对确立王莽的“当代周公”地位来说，意义非凡。

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绚烂的仪式中，庄重地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没有人知道这场礼仪是不是合乎规矩，因为6前的规矩早已失传;也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王莽是实至名归。

到了这一年秋天，王莽之前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京城。他们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言天下风俗齐同”，百姓们在王莽的英明领导下，风俗回归淳朴，生活美满幸福，“当代周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他们还记录下了全国百姓们称颂王莽功德的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雄心勃勃的王莽，终于在这一年明确提出了他政治理想的终级目的：“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汉书·王莽传》)对阻碍自己达成这一理想的人，王莽说，要让他们尝尝“象刑”(非肉刑的象征性刑法，如在犯人衣服上画上乌龟，或在帽子上写上“淫贼”两个字)的味道。

回归三代之治。

知识分子们对王莽“重制礼乐”这一浩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和拥护，着名学者扬雄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患有严重口吃的扬雄，40岁那年离蜀入京，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历经三代皇帝仍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门郎，多年来一直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元始四年，扬雄已近六十岁。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他正在撰写新着《法言》，怀钱十万来到长安，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拨几个字给自己，以便流芳百世。结果却遭到了拒绝：“商贾们没有仁义的行为，就如同圈里的猪羊，怎可随便载入书中!”

吝啬的扬雄，却罕见地在《法言》里为王莽留下了一大段文字：“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法言·孝至卷》)。

扬雄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在他眼里，王莽勤于王事，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一样的伟大人物，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当汉平帝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岁末神秘病倒;当王莽效仿周公当年愿意代周成王去死的祈祷方式，表示愿意代平帝去死;当平帝最终神秘去世，当王莽严格按照周公时代的古礼为平帝操办了丧葬仪式之后——王莽的政治生涯的巅峰，和整个汉帝国儒家知分子们的政治理想国的巅峰，同时来临了。

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帝位。

整个长安城都笼罩在欢乐的海洋里，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胸口，“禅让”终于在当代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已然诞生，一个崭新的周公时代来临了!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被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帝国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已经做了皇帝，以及他是如何地天命所归，无可推辞。

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也迅速拉开了序幕。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张邯和孙阳呈上来的一份提案。他们建议恢复上古时代的“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

《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基本描述是：国家所有的土地都要平均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拥有这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却没有占有权，国家则向农民征收租税和摊派徭役。秦汉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竭力呼吁恢复井田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兼并的万恶之源。董仲舒、孔光、何武、夏侯信、鲍宣这些名噪一时的大儒们，都是井田制的忠实拥趸。可惜武帝也好，宣帝也罢，都丝毫没有复古的意愿。

王莽刚刚做了皇帝，儒家知识分子们又马上抛出了井田制的提案，其心情之迫切可以想象。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代言人，王莽没有理由不批准这份提案，这其实也是他“盛世梦”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份石破天惊的诏书很快出炉了：“天下的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则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圣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

在再现三代盛世的光辉这个伟大理想上面，王莽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所以他坚信《周礼》的真理性。但对《周礼》的极端崇拜，也自然而然意味着，他主导的这场社会改造运动，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的。

出炉的第二条新政，是关于解放奴婢的。

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汉末已高达380多万，占全部人口的15%。不过对王莽而言，奴婢数量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对税收所产生的冲击并不是他解放奴婢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动力，其实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当中的人本思想。王莽早年曾逼着杀死家奴的儿子自杀，如今又极力推行奴婢解放，禁止买卖奴婢，可见他那些愤慨的指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显然是发自肺腑的。

第三条新政，是关于币制改革的。这次币制改革的另一笔政治账，同样来自西周盛世的成功经验。同时代的名儒师丹曾经说过：“古者以龟贝为贵，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师丹的这番高论确实无可理喻，但对王莽而言，却显然属于真理，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不就是龟、贝吗?所以，在退出货币体系数百年之后，龟、贝再次在新莽时代死灰复燃。

第四条新政，是关于行政改革的。

汉代的行政体系继承自秦代，而秦代政治早已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论证”为亘古未有的暴政。所以，许多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王莽在空寂的皇城里燃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独自虔诚地翻阅着上古时代的那些儒家经典着作，寻找着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官职和地理名称。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许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王莽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一从《周礼》、《王制》这些古圣贤的名着里刨出来。

第五条新政，是盐、铁、布帛等主要工商业的国有化。理论依据仍然是儒家经典着作。如名儒鲁匡提议酿酒业国家控制的理由就是：“根据《诗经》的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控制在政府手里;孔子也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

王莽虔诚地按照《周礼》的指导思想去治理这个混乱的国家，但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盛世没有来，乱世却更乱了。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破产，那些支持王莽登基的人群开始慢慢发生分化。儒家知识分子仍然鼎力站在王莽背后，但豪族们却悄悄退出了——王莽迫切地希望能够解决汉帝国积弊了近百年的流民问题，寄厚望于土地改革，但结果却是恶劣的，流民们仍然是流民，握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们却为了利益走到了王莽的对立面。

地皇四年的秋天，叛军逼近洛阳。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地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本末。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问毕，他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洛阳被乱兵剁成了肉酱，他留在史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供当地百姓练习脚法，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推翻新莽政权、剁碎王莽的乱兵，其一是无地的流民，其二则是以南阳刘秀为首的豪族。而儒家知识分子们与王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王莽的失败，后世多归结为其新政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是极不公正的，因为王莽所面临的难题，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以和平解决——在西汉末年漫长的蝗灾与饥荒的背后，是人口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紧张。在土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没有明显提升的条件下，汉帝国的人口却较之文景之治时代增加了六倍。生产力无力负担生殖力的后果，是大面积垦荒潮的出现，无节制垦荒的后果，则是环境的大破坏;环境的大破坏随之引发大规模的蝗灾;大规模的蝗灾随之再度削弱生产力……整个汉末的农业生产生态，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不是王莽和他的“井田制”可以解决的问题，更不是他的“精神文明建设”所能解决的问题，精神文明填不饱民众的肚皮。

新莽王朝的溃败，是儒家政治理想从此走向犬儒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有着深度的认识：“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王莽改革的失败，遂使得后来的政治家们“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而真正将“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导入歧途的，则是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自王莽新政之后，儒家专注改良，不再革命。

革命人物故事: 启发学校行政人员的思考【第八篇】

读革命故事，让我们知道今日的幸福生活是由革命英雄经过抛头胪、洒热血换来的。那么，来看看本站网友精心为你整理革命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他们那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令我十分感动。

《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主要讲了在祖国还未解放之际，一大批应用的革命烈士用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解放，用生命换来了我们安逸的生活的故事。

百战敌胆寒的张云逸，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刘志坚，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地主阶级逆子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其中最让我感动，他为了解放，敌人还有几分钟就来支援了，而桥下有没有支点放炸弹，他为了攻破碉堡，拿自己当支架，蹦的一声，碉堡炸了，我方的部队像潮水一般涌入，插上了胜利的旗帜。而却牺牲了;我们要像这些革命烈士一样，有着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我读了许许多多的小故事。有王朴的故事，有的故事，有的故事......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王二小1920xx年生在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而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还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走到山口时迷了路。他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让他带路。王二小先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词作家、曲作家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来纪念他。

读后我想到了王二小为了保护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埋伏圈，牺牲了自己保护了别人。他可以不保护躲藏的乡亲们，他也可以不牺牲自己，但他没有，他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再想想我们，不用保护别人，也不用牺牲自己，在这种好的环境下，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想想别人再想想自己，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但我们不努力，只要努力也可以做到。

从现在起，我们应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这美好的环境里发奋读书，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报效祖国，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同时，祝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立足于世界强国之首，不再受其他国家欺负。

今天，我读了《革命英雄的故事》这本书，我非常感动。他们都十分勇敢，面对残酷的环境他们宁死不屈，其中，我最佩服的是刘志丹。

刘志丹在1920xx年冬生于陕西保安县。他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了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于是，他想改造社会，复兴中华。通过努力，他考进了黄埔军校。1920xx年他毕业了，之后随军东征，在这期间，他带领着革命军打土壕，分财物。这时敌人带领大批部队向革命军发起了进攻。他带领革命军英勇阻击，将敌人打了回去。恼羞成怒的敌人组织大批部队再次攻击，这次他们因为力量悬殊而失败。

之后，刘志丹带领着部队在三交镇展开战斗，他的部队从清晨打到中午，一直不大顺利，总是攻不下三交镇。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指挥战斗。结果，在指挥部队发起进攻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左胸，伤到了心脏。在临死前他让其他战士告诉政委，请他带兵，一定要把三交镇给攻下来。

他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