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论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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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论文1

既然社会需要儒家文化，世界需要儒家思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发挥作用，并且使他成为治国治家乃至治理全世界的灵丹妙药！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则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终身没有追求物质生活，将毕生的精力放在治人，治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且周游列国孜孜不倦的讲述自己的做人原则和治国理念。说到这里，有人会责问：“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是封建社会，能和现在比吗？”，殊不知，封建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那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特点给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下的定义而已。但是，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人”的生存这个客观因素则不会改变，而且是永恒的话题，变化的只是人生存的条件和受条件限制的生活方式而已。然而，无论是什么条件，无论是什么生活方式，人总是要遵守“人”的尊严，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孔子探讨的就是这个原理从而建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比如，“克己复礼”这个思想，不仅道出了做人的原理，而且指出了人与社会的必然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一员，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作为自然的产物人有其自然属性，作为社会成员也有他的社会属性，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互相对立的。那么如何将这两个载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属性放在一起并且使之成为“统一”呢？那就是“克己复礼”。作为自然产物，人有他的自私和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消极一面，而且这种欲望是无限的，可以说宇宙有多大他的欲望就有多大，因此人的自私十分可怕！必须加以限制，否则人群就成不了社会，因此人必须学会和自己做斗争，学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服从社会的规章制度。这就是“克己复礼”。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社会总有他的法则，而合乎这个法则的原则就是“克己复礼”。况且，只要这个社会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人们自然心甘情愿服从这个法则，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意“克己复礼”。儒家文化确实很优秀，他不存在过时问题，更不存在腐朽，无论是古今中外，他的思想总是适合人的生活规范。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提倡自己祖宗留下来的如此灿烂文化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那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够成熟，知识还不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过多地追求“快乐”，盲目地追求房子，车子，票子，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抢劫杀人，拐卖妇女，倒卖儿童等行为。人之所以人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规范性即应当“推己及人”，人过多地追求“快乐”他就最终失去社会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患有严重的“我行我素”症，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他们只谈快乐，只谈享受，却从不谈约束和修身，有的甚至不顾家庭的和谐，不顾社会的安宁，一心一意追求享乐，最后选择犯罪道路。在社会和家庭中女人的言谈举止往往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受影响更大，前不久，十岁女童在楼梯里打伤两一名一岁幼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其家庭教育，尤其是孩子母亲的修养，因此领会“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等儒家思想十分有现实意义，这些思想都是治理社会和家庭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社会，到处充满着年轻人的歌声和欢乐。然而，随着这些“享乐气氛”的铺天盖地，那些“严肃，认真，工作，责任”等概念却被统统淡化，他们把“工作”等同于“工资”，“责任”等同于“放任”，领导干部的，责任事故的频频发生，校园里的学术腐败等，不无和这些消极思想有关。然而面对金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整个社会却缺乏有效的精神控制。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五、儒家思想与“教育第一”

我们现在对教育缺乏完整的理解，文化革命的时候说“教育为政治服务”从而导致教育的瘫痪也导致社会瘫痪。我觉得教育是个独立的意识形态，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学习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知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不管穷还是富办教育都应当首先满足这一基本原则，其次才是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依人而异”。2012年9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动了“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旨在调动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将教育作为全球的最优先事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应当视为“教育国际化”的开端，如果进一步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放在“教育第一”的理念里，那么教育不但能够解决国内许多棘手的问题，而且能够缓解世界各地众多矛盾起到促进作用。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10个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作为倡导国，中国是其中之一。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搞好教育，不但通过教育解决国内深层次矛盾，而且要走向世界，面对世界，最终解要决世界的根本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也在不断地发展，这种趋势不但没有促进世界和平，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嫉妒，猜疑，甚至是憎恨，无论国与国之间如何称兄道弟，如何友好往来，暗地里却是天天在磨刀！这种“以纸包火”的非常时期，提出“教育第一”的世界性口号，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且有所作为。潘基文先生虽然提出了“教育第一”，但不够力度，更没有具体实施方案，一年多来几乎没有一个政府去响应这个号召。如果是一个极度落后，或者是文明程度达不到档次，或者是好胜性极强的军国主义者等没有文化的政府，他们对这个“教育第一”不感兴趣“有情可原”。然而我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国度，且有5千年的灿烂文化。因此我们最有理由，最有资格响应这个“教育第一”的世界性号召，况且我们的儒家文化正在被世界接纳，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现在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假如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能够渗透到世界各种文化，能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意识，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根本没有必要的国际争端，从而可以减少自杀式爆炸，减少没必要的军备竞赛，减少各类责任事故，因为有儒家思想的人能做到“克己复礼”，从而避免发生冲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和谐。

儒家文化论文2

1.鼓励会计人员创新和职业判断，提高会计专业化程度

儒家文化重义理，轻艺事，奉天法古。长期以来人们追求德行的修养，而忽视对科学技术的获取，会计职业更是被误解为简单的算账计数，从而导致了会计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低下，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比欧美国家缓慢。在会计职业化程度高的英美等国，会计职业界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准则的制定与修订比较及时，与业界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受财政部领导，不是独立的社会机构，会计制度改革也往往是为了配合财政改革。在高校，会计工作中往往行政命令代替了规章制度，会计人员养成了因袭惯例、遵循规定的习惯，不愿为自己的职业判断承担责任和风险。儒家文化中尊圣法古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国会计的革新与发展。在科技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会计人员要吸收儒家提倡的积极面对人生、面对社会、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敢于对旧的思路和方法提出质疑，大胆创新，提高财务工作的效率和效能。突破旧思想的藩篱必然要面对诸多阻力，提出质疑和创新观念的会计人员可能遇到来自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压力。如果会计人员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因循守旧，那么会计职业的发展就会裹足不前。高校开展会计文化建设，要在学校和财务部门层面分别形成相应制度，鼓励会计人员在工作中面对经济业务大胆创新，独立地发挥职业判断，而不是对上级言听计从，不敢向违规人员问责。对敢于合理质疑违规决策和行为的会计人员，高校和财务部门内部要有相应的保护机制，以免其后顾之忧。

2.深化会计工作法制化建设，实现德治与法治统一

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礼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是调整社会关系最高的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儒家文化强调人伦关系，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了维护群体中的和谐关系，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遵循上述伦理，人们对于伦理关系造成的等级制度或权力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容忍程度较高。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观念表现在会计工作中，就是下属较少有机会和渠道质疑上级行为，有时迫于压力还要掩盖上级的不合理行为。儒家思想中崇尚道德的观念是我们会计工作中应该继承的优秀文化，但过度强调伦理道德又易导致人治。在会计法律法规建设中，对因受上级压力而采取不合理会计处理的行为要明确法律责任，以引导财务人员遵法守法。尽管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推进，会计工作法制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有些会计行为并非靠法律规章的强制实施就能得以规范，在财务管理工作中要注重职业道德培养。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一个具有高度职业道德修养的会计人员，也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中国公民。当发现值得质疑的事项时，遵守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应该首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立场。

3.推广和谐社会建设理念，提倡新时代的中庸之道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个人的荣耀与耻辱与集体休戚相关。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重视家庭伦理和宗法制度，强调社会秩序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平衡，提倡中庸之道。但在会计工作中，这种集体主义往往表现出小团体主义的特点。当小团体的利益与大集体的利益冲突时，会计人员往往选择使小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为了维持小团体内表面和气，会计人员还会放弃与他人不一致的判断和观点。中庸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到了维护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但不少人将和谐曲解为一团和气，面对矛盾采取折中调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赏罚不明的态度。其实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有很深刻的哲理。中指万事万物按一定规律运行，和谐相处。庸指要顺应、适应天地万物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高校会计文化建设要将和谐社会理念的推广当作重点工作，在提高一般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同时，也要注重对管理人员的培训，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提倡新时代的中庸之道。

二、儒家哲学理想导向的高校会计文化建设实施框架

儒家经典将实现内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的路径总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儒家哲学理想为导向的高校会计文化建设，可以以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三维实施框架。

1.修身掌握专业胜任能力，遵守会计职业道德

财务人员修身的第一步是格物致知，即理解业务原理，掌握专业胜任能力。首先，为了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实现财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高校要坚持组织财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财务部门要定期组织业务学习，使财务人员及时掌握最新的财经法律法规，帮助财务人员更新知识储备。其次，高校要形成相应制度，鼓励财务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财务人员可以通过业余时间参加各种考试和进修，如各级各类职称考试、学历考试、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等，及时更新补充专业知识。再次，财务部门要积极实施轮岗制度，通过换位工作，促进财务人员换位思考、查漏补缺，避免由于长期操作固定业务导致创新意识薄弱、思维僵化。财务人员修身的第二步是正心诚意，即端正工作作风，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财务部门要通过制度约束、宣传教育和奖励处罚等各种渠道和形式，将诚信、专业、境界、创新的精神根植于财务人员的思维之中，外化为财务人员立身处世的自信和自觉之本。诚信要求会计组织和会计人员诚实守信、严格自律，在涉及财务行为时，切实履行自己的道德和职责，避免产生信任危机和财务冲突。专业不仅要求会计人员掌握必要的专业胜任能力，还要形成爱岗敬业的内在情感，以自信有为的整体气质赢得服务对象及业务伙伴的尊重。境界要求会计人员树立强烈的职业使命感，自觉抵制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创新要求会计人员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管理行为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为目的，摆脱因循守旧的思想藩篱，在财务制度的设计和具体业务的操作上实现大胆突破。

2.齐家业务流程标准化，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财务人员的齐家，体现为全体财务人员工作质量标准一致，流程一致。这里的家指的是财务部门内部。高校财务部门要明确各项财务工作的质量标准，使每个岗位工作具体化、规范化、标准化，减少财务人员处理业务的主观随意性。随着国家相关财务管理政策、制度的变化，财务部门还要对业务质量标准进行修改，针对每个工作环节都明确业务操作流程，确保每项财务工作都有章可循。在强调一致性的同时，要避免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带来的同而不和的不良局面。如果会计人员发现值得质疑的事项，但选择保持与小团体一致，而放弃维护大集体和公众利益，那么一致性就被曲解了。财务部门要健全内部控制机制，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渠道，让质疑上级行为的会计人员有机会越级反映问题。财务部门还要建立对合理质疑上级行为的会计人员的保护机制和奖励制度，确保其切身利益。

3.治国参与管理

财务人员的治国，体现在参与管理。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强大支持下，会计人员要实现从做账会计到管理会计的转变。首先，会计人员要培养经济业务敏感性，及时发现财务管理手段的创新点，协助学校制定或修订各项财务制度，并坚决贯彻执行，使学校的各项经济活动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其次，要确保各项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高校的资金来源渠道多，不同来源的资金接受不同的管理方法约束。财务人员必须引导资金使用严格遵守管理办法。最后，财务人员要拓宽视野，能根据掌握的第一手财务信息进行专业分析，及时准确地为政府或学校各部门提供相关的财务数据，保证发展决策科学有效。

三、结论与展望

儒家哲学理想与会计文化建设的宗旨具有共同之处，以儒家哲学理想为导向，高校会计文化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凝聚、指引、约束和激励功能。以儒家哲学理想为导向的高校会计文化建设，可以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维度来实施。在各级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高校会计人员通过儒家哲学理想各维度目标的实现，向内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前进，高校会计人员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会得到整体提升，实现高校会计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水到渠成了。

儒家文化论文3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儒家将其发扬，使其成为是中国古代一种伦理政治观，儒学中的“内圣外王”有修身治国之意，讲究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所谓“内圣”就是修己，是人格理想，“圣”是中国古代的人格典范，是个体自我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通过修身可以成为圣贤之人格。“外王”就是安人，是政治理想，在内圣的道德修养的基础上，把圣人的王道理想通过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体现出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张载将这种理想人格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19“内圣外王”是我国传统德育的整体目标。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儒家推崇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将“内圣外王”作为个人追求的道德境界的最大目标，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就是成人，成德，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身修养即“内圣”，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114“我欲仁，斯仁至矣。”［3］58个人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外王”，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儒家以“修己”的人格理想为起点，从而实现“治人”、“安人”的政治理想。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同时，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通过外王之道，才能达到济世救民、安邦治国的外王目的。中国古代，道德和政治有着直接的同一性，“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现了传统社会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个人自我完善与社会奉献、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对大学德育目标由“泛政治化”倾向转向政治性与个体道德教育相统一，重德性培养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大学德育目标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需要在不断完善。从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学德育目标是以政治要素、思想要素为主要内涵，紧紧围绕“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而开展，“三育”“五爱”是高等学校德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到90年代，大学德育目标在“五爱”和“三好”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四有新人”的目标。

进入21世纪，大学德育增加了使命感、责任感的教育，增加法律意识、公德意识等学生思想品德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4］。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大学德育存在着目标政治化、内容空泛化的特点。“泛政治化”的德育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德育内容、形式、方法和措施等都被染上政治色彩，德育目标表现为极端的政治功利性。一方面，理想化、空泛化的政治理论教育，难以将社会的要求内化为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价值；另一方面，过高过空的德育目标、大而不当的德育内容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最终影响了德育的实效性。“泛政治化”的大学德育，其实质是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理想与现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相分离，严重影响了德育的实际效果。大学德育目标对德育过程起导向性作用，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既要代表社会的要求，也要代表教育对象的要求，要将社会的要求与个体发展需要相统一，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现代大学德育要继承传统德育的合理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使大学生成为具备良好思想道德素质、人格素质、精神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因此，大学德育要从“泛政治化”的目标转向重在德性培养的目标上来。要把政治性渗透在爱国主义、法律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内容之中，以大学生日常活动为载体，将政治性植入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使大学生在无形中接受社会价值渗透和政治要求。要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道德规范教育，人格心理教育。要把宏观目标教育与德育对象的实际生活需要直接结合起来；将道德理想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要着力开展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重点的公民道德教育，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民族精神的培养，让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将个人价值与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从内圣入手，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以便将来成功地拓展理想的“外王”之道。

二“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代大学德育

“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哲学思维特色。张岱年认为“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要点［5］286－295。“以人为本”，通俗地讲，就是指以人为根本来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以“仁”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儒家道德文化的核心，不但包括人对于同类生命的基本的同情和关怀，也包括对自然界一切生灵和万物的热爱，具体表现在仁爱、德治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人性本质方面，儒家提出“仁者，人也”［1］23的命题，认为“仁”是人与自然界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本质特点，因为有德性、有人道、有思想，人并非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所以，“惟人，万物之灵”［6］31－33，“君子不器”［3］8－12。在人与神之间，儒家提倡以人为中心，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当学生季路问鬼神之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102强调以人为本，鬼神次之。在天地人之间，儒家提倡以人为中心，强调重人事。有一次，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家，看见焦土断垣，他首先关注的是伤了人没有，而对财产只字不提。因为“仁”，人区别与自然万物，高于万物，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每个人都需要自尊自爱。在人际交往方面，儒家提出“仁者，爱人”，将“仁”作为人际交往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是其仁爱道德思想的实质，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7］136。在儒家看来，人群间的“仁爱”关系可以以孝悌血亲之爱为本，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而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7］136的大同理想。其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3］102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8］31儒家这种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精神，通过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爱护，从自爱到爱亲，爱人到爱物，其“人”的范畴不单是指个体、群体，更指向了人类，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博爱，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在社会管理方面，儒家认为“仁乃为政之本”，主张“仁政德治”。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6］31－33在儒家看来，“以人为本”的仁爱道德规范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同样是人与人交往的需要，而且是兴国安民的需要。因此，周公提倡“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孔子提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3］8－12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8－12各统治者坚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自己的警世训导。在儒家看来，“仁”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又是个人的道德理想，同时也是社会的政治理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既是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又是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儒家这种仁爱精神由“亲亲”到“仁民”，由“仁民”到“爱物”，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体现了中国古老而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这对创新和加强现代大学德育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大学德育出现的目标政治化、内容空泛化、方法机械化、过程简单化，其实质是德育过程中“人性化”的缺失。“以人为本”的德育原则，就是要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德育目标，选择德育内容，就是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来实施德育的全过程。第一，在德育目标上突出理想与现实、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受教育的对象，从人本主义出发，使德育更好地体现人本性、和谐性和全面性，体现个体需要与社会责任的统一。德育目标既要面向未来，把握时展的趋势，又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学生的实际生活。要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协调学生的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使德育工作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能满足学生的个人成长的愿望，将学生个人成长需要与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真正发挥高校德育的功能。把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9］第二，在内容上注重政治性(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一般性(公德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相结合的理念。

首先，要加强以“仁者爱人”为基点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让学生从自爱、爱亲到爱人、爱国，将个体的仁爱意识上升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高度。精心设计课程体系，增加传统文化的学习，在大学生中加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的宽容心理，“天下为公”“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尙中贵和”“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的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其次，要加强社会公德、人格心理的教育。倡导仁爱谦让、敬老慈幼等伦理规范，让每个大学生有了“仁”的理性知觉，了解人之为人的道理，将“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将传统社会人伦关系中倡导的尊人自重、正己安人、诚实毋欺、宽容豁达、敬业乐群、勤劳勇敢、坚强不屈等个人美德，经过现代意义上的体认和升华，直接变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美德。第三，在方法上突出德育人性化、生活化的理念。改变传统德育中以灌输说教式的形式来完成概念原理的传授，采取人性化的教育方式，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让大学德育起到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以教师为本，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激发教师不断创新德育方法，利用多样化的形式在教育过程中因材施教，在充分考虑受教育者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合适的德育内容和实施办法。总之，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大学生在大学德育过程中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将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有机统一。

三“知行合一”的践行方法与现代大学德育

“知行合一”是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学和程朱理学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知”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良知”，指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观念。王阳明强调“良知之外，别无知矣”、“知无不良”。第二，是“真知”，指在实践后对客观事物正确的认识。王阳明主张“亲身履历而后知”。“行”也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人们心理上的意念活动，所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第二，是“笃行”。“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王阳明常把“行”解释为“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行”在这里就是“实践”［10］。王阳明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倡导知行合一。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强调实践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提倡道德躬行。所谓“路歧之险夷必待亲身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10］这种重视“身亲履历”、重实践，将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统一的思想，对现代大学德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大学德育是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理想相统一的实践过程。道德教育的过程是内化和外化相统一的过程，道德修养又是内化和外化的关键。儒家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有很深的研究，值得我们发掘借鉴。《大学》提出的“明德”“亲民”“至善”道德修养的三纲领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来实现，“格物”就是指在实践中求知，通过学习、认识、实践来穷尽万事万物之理，做到万事万物无不知晓；“致知”就是求得真知，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对事物从粗到精，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形成真理性的认识；“诚意”就是意念诚实；“正心”是指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弊，保持心灵的安静。在求知的过程中要做到“正心、诚意”。同时，儒家提出在修身的过程中要经常“自省”“自讼”，所谓“自省”，就是内心反省，对功过、成败、悲喜的情感体验都在内心进行。所谓“自讼”，就是自我批评，是直接对自己行为方式，或者由他人行为方式所联想到自己行为的是与非、当与否的思考和分析。孔子“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27，“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而自改之。”［3］169“自省”“自讼”具有自我约束的心理功能，它通过反思对自我进行再观察、再认识，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它的目的在于调节自我行为，不断强化自我的道德意识，处处以正确规范要求自己，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反躬自省、解剖自己、克己自律的修身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人格素质。修身既是格、致、诚、正的结果，又是齐、治、平的起点，大学设计的人生奋斗步骤，自上而下、自内而外把总目标层层展开，形成了一个以修身为本、纲目结合的网络体系，体现了由个体道德修养到实现社会理想的循序渐进的实践过程。加强大学生道德建设，培养四有新人，我们可借鉴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并赋予它们以时代的内容和新的含义。通过“内省”“慎独”加强自我修养；通过“齐家”端正家风，使家庭成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场所。“治国”就是要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平天下”就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1］。这样就将大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理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有机统一起来。第二，大学德育是道德认识与道德践行相统一的实践过程。大学德育是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只有在道德实践中，一定的社会理想、道德准则才能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道德实践，道德教育成功与否也要靠道德实践来检验，因此，道德实践在大学德育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大学德育要取得实效，就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教育，轻实践”的做法，要紧扣时代脉搏，在教师、学生等主要群体中积极搭建道德实践的平台。例如，在管理服务队伍设立“共产党员示范岗”，在教师中评选“大学名师”，在学生中设立“青年志愿者”，将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紧密结合。同时，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之提供动力和保障，增强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将道德规范融入各种管理制度中，如各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作弊处分条例》将诚信道德规范以制度形式加以强化。要不断创新德育方法和手段，切实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一是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乐于接受的社团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以各类活动为载体，吸引学生普遍参与道德实践。二是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让学生在校园内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并从中学会社会活动的规则，增强人际交往的能力。三是要在各类活动中树立学生自己身边的榜样，让学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四是要加强师德建设，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以身立教、践德体行，把德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拥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专业技能。第三，大学德育是继承和发展相结合的实践过程。“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12］大学德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成果和建国以来各高等学校积累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优良传统之所以能代代相承，是因为它正确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是优秀民族精神借以传承的客观载体。”［7］5然而，传统不能代替现实，时代在变化，事物在发展，只有在合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进和创新，才能真正完成对文化的传承和超越。继承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是一个批判继承、创新发展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创新，我们必须积极挖掘、提炼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与现代接轨，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首先，要深入研究优秀传统美德的现实价值，对优秀传统美德作出现代诠释，使其与现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相结合。其次，要找准优秀传统美德与当今新道德的结合点，使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13］。再次，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利用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等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不断充实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教育内容，推广“通识教育活动”、“人文社科系列讲座”等高品位、高格调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学术讲座活动，营造健康高雅、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弘扬民族精神，坚定学生理想信念。要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开展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增强公民的礼仪、礼节、礼貌意识，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四结语

现代大学德育是一个由德育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等融合的有机整体，必须科学分析其各部分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部分与整体功能，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9］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积极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其成为大学德育宝贵的文化资源，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理想与现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切实发挥大学德育在人才培养中应起的作用。

儒家文化论文4

“天下”是儒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四书”中，“天下”一词《大学》7见、《论语》23见、《中庸》28见、《孟子》176见。冯友兰先生认为：“天下”即指“普天之下”，亦即《诗经•小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并力主用英文的world一词，即世界的意思，来翻译“天下”——尽管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1]广袤的“天下”生活着三种生灵：即华夏、夷狄、禽兽。先秦儒家通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的“之辨”确立了人的尊严和高贵，通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确立了华夏文化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自信心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的优越感。[2]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王船山对于“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未尝不三致意焉。”[3]儒家的宏大抱负即以“修身”为起点，中经“齐家”、“治国”，而终达于“齐天下”（《大学》）——“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使得尽管自孔子删述《春秋》以来就力主严“夷夏之防”，但更主要的是要“用夏变夷”，即以儒家文化归化中原周围的部落民族。因此，四夷与诸夏之区别，不是“民族”界限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或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正如金耀基所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4]

这种以“平天下”的普世情怀为旨归而且具有相当自信心和优越感的“文化决定论”态度，导致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因此，“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而不是个别朝代的更替——尽管这也很重要。外族入侵占据中原后，往往是“他们在政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5]对此，顾炎武曾有个很好的总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6]

“保天下”保的就是儒家的文化：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事实上，“每一种文明都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幻想，在其中外来者被约减为易于把握的空间单位。古代印度将雅利安人的‘净土’与‘野蛮人’的地域对立起来。”[7]古希腊文化中也曾有个“文明人”和“野蛮人”之辨——古希腊人常称那些不能像希腊人那样说话的人为“野蛮人”。这和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极其相似。[8]古希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感谢命运女神的三件事情中第一件就是“我生而为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9]在承继古希腊文化的罗马文明中衰以后，这种“文明人”与“野蛮人”之辨又逐渐演变成“信仰”和“异端”之辩。文艺复兴开始后，以种族分域、疆界划定和政权认同等特征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利益上排他性和扩张性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由于各种历史因缘，中国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比西方慢了一个节拍。“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10]但也正是这种普世情怀的“天下”观念和“文化决定论”的反应方式使近代中国遭尽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苦头，几坠于万劫不复之地，甚至在欧洲人认为“我们欧洲人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11]很长时间之后，中国人还认为：“西方人对于物质文明诚有高于吾国者，至其为人之道，尚多存禽兽及野蛮人之余习，未可目为文明。观其于人之称谓，混然无别（为伯、叔、姑、姨、姊、妹之类皆不如中国分析之多），知其析于物而昧于人矣。”[12]中国人的反应，无论是从“顽固保守”到“中体西用”，还是从“文化本位”到“全盘西化”，或者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从根本上都没有摆脱“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是想当然地把中国的危机简单地化约为“文化问题”——尽管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梁漱溟先生就有个结论：“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文化的胜利。”[13]贺麟先生也说“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14]被认为游走于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韦政通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是问题最多的时代。每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都是一个文化问题。”[15]

儒学“文化决定论”的现代困境在哪里？首先，套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为“不能承受的儒学之重”！“重”在哪里？“重”在“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16]儒学对个人的生老病死和民族的兴衰存亡等等采取的是一揽子包定，而后整装负重前行。这种沉重的历史负荷如果不能及时解脱，儒学就不能轻装前进，获得更生。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那种不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归于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显然是片面的。社会的落后是由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各方面融突的产物，而非单一的原因。”[17]其次，儒学的这种“文化决定论”的传统已经形塑了中国人把各种问题简单化约为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势。“许多人常把现成的‘意缔牢结’（ideology）当做普遍原理来接受”。[18]“”的激烈反传统立场正是这种儒学传统中“文化决定论”的历史翻版。即使儒学在此层面有所收缩，事实上已极度萎缩，人们也总是紧紧抓住它的“小辫子”豪不放松，一旦遇到问题，总是把它拉将出来晾晒批评一番。[19]第三，儒学的这种“文化决定论”在物质“动力横决天下”（梁启超语）、工具理性泛滥扩张的的当今社会，很难对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即经济发展作出明确说明和有效回应——尽管社会的“物欲横流”本身给儒学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然而儒学对这种契机的把握却始终是批评性的，不是建设性的——“论语加算盘”（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语）何其少也！

二

在《“文化决定论”的内在困境》（见《读书时报》2004年7月28日）一文中，我曾经就儒学之中的“文化决定论”及其消极影响作过分析，主要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囿于由“文化决定论”而导致的“天下观念”使的中国人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的发育迟缓，以及文化负荷过重、文化归约化思维方式和应对物欲横流与工具理性扩张的乏力。但是，“文化决定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并不等于其一无是处，而毋宁说是其理想和意义诉求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和发挥。严格的讲，这不是儒家文化的失误或过错。

儒家的“文化决定论”，以“天下观念”托寄“大同理想”，对世界的“天下一家” 布局的构想和“天下太平”的秩序的设计，有着典型的“王道政治”的特征，诉诸以理性的、和平的、文化的教化和融合，而不是血腥的暴力手段和残酷的征服途径，这是一个崇高的事业和理想。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观念发育迟缓，导致中国受尽西方列强欺凌蹂躏，或者说是“强盗”、“小人”打败了“君子”，这是事实。然而，这并不等于“强盗”、“小人”的强权逻辑和暴力手段就获得合法性，就是正当的、美好的，而是毋宁说，“天下观念”、“大同理想”恰恰证明了强权逻辑和暴力手段的非法性，人类的未来也决不在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或者血腥的暴力征服。从这个角度看，儒家的“文化决定论”不是失误了，更不是过失了，而是还没有达达致它的理想。中国近代种种外来灾难，足以表明的只能是，儒家文化没有辜负“天下人”，而是“天下人”辜负了“儒家文化”。

当下世界上，也存在着“文化决定论”，但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的实质是一种“文化优越论”，是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其傲慢和偏见，傲视其他族群的文化，视其他族群的文化为“异端”、“低级”和“野蛮”，必欲征服或除之而后快，其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利益上的目的。这种“文化优越论”，根本做不到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相反只能带来灾难。反观历史上的儒家，往往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并不回避文化的冲突碰撞，但却以“怀远柔迩”的温和手段，吸收融合异族文化，教化敦睦广袤天下，即使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时，也少不了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同进文明”（1912年为《神州女报》题词）、“共进大同”（1920年为福建培元中学校题词）。两厢对比，孰是孰非，不难明白。

儒家的“文化决定论”，追求“天下一家”、“天下太平”，但却并不是什么放弃华族利益的“天下主义”。儒家认为，达致“天下一家”、“天下太平”，这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没有实现这个理想之前，民族的利益是不能损害或者放弃的。春秋时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公羊春秋•僖公四年》）孔子认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许管仲以“仁”，而不许其以“礼”，正是因为管仲能维护民族的利益，民能受其“赐”。所以《公羊春秋》中有“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的说法，所以西汉时有“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蛮夷槁街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卷七十）的壮举。“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亡，部分国人当此强敌，不思奋力反击，而是问讯责难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和“天下观念”，实是误解儒家的“文化决定论”，书生之论也。中国近代衰弱危难，并不是儒家文化的责任，而是国人没有正确理解和坚决捍卫儒家的文化而已。儒家文化没有辜负国人，而是国人辜负了儒家文化。

当今世界，强权仍是肆意妄为，实力仍是左右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若如上错误理解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和“天下观念”，必将贻害中华民族。著名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经济新儒家盛洪先生，对“天下观念”独有情钟，有《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见《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见《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等文章，似乎于这个问题考辩不甚清楚。“天下观念”，是没有错的。但在中华民族没有强大的时候，中国人考虑的不应是改变游戏规则，而是适应游戏规则，但是不忘记天下的理想。今年7月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时，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诸先生曾就此问题展开议论，以善良的“狗”喻“王道”，以凶狠的“狼”喻“霸道”，反复辩难，互相启发，令人深思。陈明说：“狗”与“狼”共舞，会被吃掉。蒋庆说：也可以考虑“狗”先变成“狼”。康晓光说：而后再变成“狗”。盛洪说：那有可能变不回“狗”。陈明说：害怕的就是还不是“狼”的时候就考虑要变回“狗”。康晓光说：更害怕的是还是“狗”的时候就有“狼”的心。最后大家一致的结论是：有“狼”之外貌的凶悍，而有“狗”之心地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