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鲁迅作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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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鲁迅范文1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弃医习文。

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走进鲁迅范文2

关键词：鲁迅 精神 意义

时光的流逝让今天的学生同鲁迅有了距离感。那么是不是如有人所说，鲁迅已经“过时”了呢？他动辄振臂纳喊，与今天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是否有些格格不入？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只要打开鲁迅著作，你会惊奇地发现，他很多作品好像就是写于今天，他仿佛针对当下中国问题在发言，而且具有历史的高度和深度。我们应该鼓励今天的学生，去读鲁迅作品，去和鲁迅对话，去理解鲁迅的思想精神。

一。鲁迅的人文精神永放光辉

鲁迅思想中最光辉的―面就是他的人学思想。他剖析自己，剖析社会。他认为每个人要选择承担自己的一生，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把自己委托给他人。同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鲁迅作品所表现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怀，坚强不屈的意志，绝不妥协的精神，永不停歇的精神求索，依然是我们―种重要的精神营养，也是当今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

其一，“立人”思想和高度责任感

学习《藤野先生》，我们知道鲁迅是怀着救国的信念到日本留学的。一次偶然的幻灯片事件使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只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他们，进而从根本上拯救中国。鲁迅认为中国要生存发展，“其首在立，人立后而凡事举。”在回答怎样立人时，他指出“其若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反观的结果，是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尊个性而张精神”，着重强调个体生命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其最终目的是根除束缚个性抹杀精神自由的奴性，根本更新民族精神状态，重塑民族品格。时代是前进的，责任是永恒的。鲁迅的“立人”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正视“立人”思想的文化价值，告别过去那个符号化“神”的鲁迅，回归到“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的活生生的“人”的鲁迅那里，让先生提出的“立人”目标在新世纪素质教育中得以真正实现。

其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

无论是生活道路的选择，还是文学创作的实践，鲁迅始终坚持走―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和他同出身的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鲁迅选择了学洋务，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保守派全力维护文言文时，鲁迅毅然抛出了第―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人们或崇洋或盲目排外时，鲁迅喊出了“拿来主义”。他说过“抬出祖宗家法，那自然是极有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正因为有这种勇于“做新马褂”的精神，鲁迅才走出了―条与众不同的路。“创新是―个民族的灵魂，是―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鲁迅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昭示要勇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这种创新精神为我们的教育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历久弥新的爱国精神和民族魂

走进鲁迅范文3

关键词鲁迅；布施；反抗；荒原；荒诞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24-01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曾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 鲁迅的《野草》,其实就是他的一段“灵魂的历史”。

鲁迅先生曾经对人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野草》所收的散文诗（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所作散文诗23篇）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其中某些篇章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然而，也正是由于《野草》那模糊的措辞和抽象的意象，才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这就恰似中国山水画的精妙留白，恰似古诗词中的欲说还休，言有尽，意无穷，其中精髓犹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关于《野草》中体现的生命哲学的反抗意识，本文将从反抗绝望；向庸众复仇；拒绝布施这三个方面来解读。

1 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句话足以鲁迅先生在做《野草》时孤独，寂寞，又不倦探索的精神。这是作者在有一次失败过后的沉思，也是对绝望的反抗。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是他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时产生的精神产物，《野草》中的《过客》便是体现反抗和绝望的集大成者。

过客是个虚无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只知道一直向前走，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的：“生活就是一个走的过程，一直走下去，好完成那走向死亡的行程。因此‘走’成为在无意义威胁下的唯一有意义的行动”在老人看来，过客的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知道前面是坟，是绝望。在女孩看来，前面是野百合，野蔷薇……她支持过客继续前行，因为，他还不明白“走”的深刻含义。事实上，连过客自己也不甚明白自己不断前行的理由，只是有一个声音在前面呼喊他前行，对于一种虚无的声音的存在的追求构成了过客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这声音曾经也呼喊过老人。最后，过客“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随即阖了门。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鲁迅先生在给他的一位学生的信中谈到《过客》这篇作品时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细品《过客》，我们不禁会想到《等待戈多》，虽然看起来，一个是在苦苦追寻，另一个却在苦苦等待，然而他们的精神命题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个虚无的希望，过客的“戈多”便是那呼唤他的声音。这种等待和追寻都是荒谬的，因为结果已然知道，然而作者就是要执着地追寻，进行对绝望的反抗，他所追寻的最终意义并不是结果，而是生命的价值。就如加缪对西西弗斯是悲剧的解读：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过客的“走”就如西西弗斯搬动巨石一般，在看似荒诞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在反抗绝望中活得充实。

2 向庸众复仇

首先，我要标题里解说一下庸众的含义：其一是麻木的看客，其二便是部分充满奴性和劣根性的国民。

对于看客，《野草》中有《复仇》两篇。鲁迅一向痛恨庸众的无聊行为，他曾愤激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在《复仇》中“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出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而在《复仇(其二) 》里，“兵丁们”、“路人”、“祭司长和文士”,乃至和耶稣“同钉的两个强盗”,不仅是“戏剧的看客”,更为可鄙的是对耶稣极尽“戏弄”、“辱骂”、“讥诮”之能事，这些人正如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所说的“, 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即使“他人”是为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幸福而奔走呼号的先知无觉。对庸众的态度，鲁迅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种无奈与愤慨在《药》《示众》等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而对于遇弱的国民精神，鲁迅在《野草》中也加以批判和嘲讽。《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章中，鲁迅辛辣地指出了人比狗更势利的社会现状，部分中国人卑劣可恨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谎话大行其道使人不得不学会模棱两可的打哈哈的可憎的社会风气。

篇章虽短，句子虽简，却字字力透纸背，足以证明复仇之心切，只可惜庸众碌碌，鲁迅只能像进入了无物之阵，战斗不止，去让虚无获得了胜利，战士只能寂寞终老。

3 拒绝布施

对于布施，鲁迅在《求乞者》中，早已表明了态度。“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分析一下鲁迅拒绝布施的原因有二：其一，他厌恶求乞者卑躬屈膝的谄媚，近乎儿戏的态度，四肢健全者以出卖尊严换取丁点物质利益是可鄙的。其二：就是曾经接受布施的人的背叛。这个在《颓败线的颤动》中有所体现。母亲以出卖自己的方式换取食物养育儿女，儿女长大后不知感恩，反而用“脸面”“道义”来辱骂母亲，这无疑符合了鲁迅所言的“饮过我的血的人”反过来嘲笑 攻击我的以怨报德行为。笔者认为正是出于以上两个原因，才使得鲁迅无布施心，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鲁迅在《野草》中借助了一系列畸形、怪异、恐怖、丑陋、虚幻的意象来表情达意，创造出一种阴森，诡谲的意境。这就与艾略特的《荒原》在某种程度上暗暗契合，虽然晦涩难懂，荒诞诡谲，却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是，艾略特在诗的最后期待从东方的哲学中吸取智慧，给西方没落的文明以甘露；而鲁迅则是从西方的文明中汲取营养，使自己有力量在绝望中不断反抗。

参考文献

[1] 鲁迅。野草。[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 鲁迅。南腔北调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诗歌散文[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4] 郜元宝著。鲁迅精读[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走进鲁迅范文4

年初，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清朝还没有灭亡，他却留短发，没有当时绝大多数人拖在脑后的辫子，常喜欢穿着洋服，走起路挺胸直腰，很有精神。他身上好象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走得很快，而且习惯走在路中央，同那些弯腰曲背、行走缓慢的教经学的老师大不一样。

绍兴府中正门的墙上，写着“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的字样，同时挂有皮鞭。如果有人不经许可，随便进，管门的老头就可拿鞭猛打，以示威风。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农民，不识字，也不明校纪，擅自走入校门去找儿子，结果遭到一鞭之辱。鲁迅知道此事后，立即建议校长取消这一陋习，不准在校门口悬挂皮鞭，更不准鞭打客。校长准许了鲁迅的这一标志文明的建议。

7月，鲁迅辞去绍兴府中学堂的教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绍兴府中学堂一时无人负责。因为鲁迅在学生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学生坚请鲁迅回校主持校务，鲁迅推辞不掉，便又回校主持了一段时间的校务。

11月4日，革命党人活捉了浙江巡抚增韫，杭州宣布光复。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绍兴，沉寂的小城沸腾起。绍兴城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大会主席就是鲁迅。年底，鲁迅和青年学生商定，创办《越铎日报》，用监督新政府。“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武之精神。”这是鲁迅为这份报纸拟的出世辞，表明了立场和心愿。

在一个月内，《越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和揭露秋瑾案的告密者和在绍兴军政分府的人。但是到了2月中旬，绍兴光复军都督王金发受贿，将秋瑾案的告密人、绍兴城的大劣绅章介眉释放，次日，鲁迅在《越铎日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进行揭露和抨击，王金发非常恼火，说是鲁迅骗取了他的钱，还骂他，扬言要杀鲁迅。

走进鲁迅范文5

据书中记载，梁实秋与鲁迅虽说在上个世纪打了近十年的“笔仗”，但两人仅谋面一次。这大概在1922年的某一天，梁实秋为扩大刚建立不久的清华文学社的影响，到北平西城的八道湾邀请当时声誉日隆的周作人到清华学校讲演。在周氏兄弟住宅等候时，梁实秋误把鲁迅当成周作人，两人因此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和交谈。梁实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向我们点头让座，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吧？’从他的口里，我才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显然，实属偶然匆匆一面。但当时的鲁迅已是名声赫然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而梁实秋却还是就读于清华学校的学生，绝对未能想到数年后两人竟成为长达十年的“论敌”。

在十年的唇枪舌战中，双方你来我往的文章达一百多篇，涉及的问题自然不少，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梁实秋曾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从文学的题材、作者的阶级身份、读者的鉴赏进行论述，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以为无产阶级文学“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争斗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则予以反驳，以为“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阶级文学”；“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对这场论战，后人分析，梁实秋总体处于“自卫”，反复强调人性问题，力量略显不足。

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尽管都是一些文学问题，但由于长期的“短兵相接”，也有白热化、情绪化“鏖战”的时候。梁实秋曾在《鲁迅与牛》一文中，抓住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以“疲牛”自喻予以借题发挥。鲁迅的本意无疑是不辞劳苦服务大众，他却说有一头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影射鲁迅在军阀政府做过佥事，又是文艺界的左翼领导人，进而攻击鲁迅“究竟现在是吃那一家的草，属于那一党”，直指鲁迅为共产党所用。这话在当时显然是相当厉害的，足以给鲁迅带来牢狱之灾。但鲁迅也不示弱，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在冯乃超称其“资本家的走狗”基础上，为他再加上“丧家”与“乏”两项修饰，用以揭露“走狗”的本性，指出“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既然自己也不知道主子是谁，必为主子所抛弃，所以应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因此，后来也就有人把他们的论战称之为“狗”与“牛”的交锋。

梁实秋与鲁迅长达十年的交锋，影响广泛，相传甚多，误会自然难免。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时，对学校图书馆进行了一次“扫黄行动”，命人将早年留存下来的数十册黄色书刊及低级趣味的书籍清理下架，进行处理。但这一行动传至上海，却变味成梁实秋连鲁迅的著作也不能容忍了，将其全部从图书馆中撤出。这既可能源于别有用心的挑拨，也可能是因为某种讹传所致。但不管怎样，鲁迅当时确实信以为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就曾明确说到此事，把它与军阀查封未名社相提并论。对此梁实秋后来也作过解释：“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回事。这样的事只有独裁国家如苏联、德、意才能发生。我信服服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我对鲁迅先生抱同样的见解。”可见，实属一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