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说说的艺术大全优秀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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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说说的艺术【第一篇】

所谓“道具”，是指戏剧表演或拍摄电影时用的器物，如桌子、凳子、茶杯、碗筷等。鲁迅的小说，“道具”运用比较常见，由于“道具”运用恰如其分，富有艺术性，所以其作用有时胜过文字的表达，妙不可言，耐人寻味。

首先，“道具”的运用能揭示人物性格、命运。

《孔乙己》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其主人公孔乙己几乎成了迂腐的代名词了。如果拍成电影的话，里面的茴香豆可是个必不可少的“道具”。孔乙己经常出入酒店，下酒菜不是鱿鱼海参，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极其平常的茴香豆。在给孩子们发茴香豆的时候，孔乙己是一颗一颗地发，而不是一把一把地抓，足以见出他生活的窘迫。在发茴香豆的时候嘴里还念念有词：“多乎哉，不多也!”足以见出他的迂腐的性格。

《祝福》的主人公是祥林嫂。自从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祥林嫂的口袋里就有了一个特别的“道具”：阿毛的一只鞋，阿毛被狼吃掉时的唯一遗物。祥林嫂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碰到跟阿毛一样大的孩子，忍不住把鞋拿出来给他试穿。这一方面表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也把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悲剧命运再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道具”的运用能揭示时代背景。

《药》在描写刑场阴森恐怖的气氛时，说到士兵穿的衣服“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这是本小说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揭示了故事所反映的时代是清代(清代士兵穿的号衣就是身前身后各一个大白圆圈，上面写个“兵”或“勇”)。再加上统治阶级对革命者大肆屠杀，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狗急跳墙的时候，清朝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时候，所以这一“道具”揭示了清朝末年，革命已起这一时代背景。

再次，“道具”的运用还能起到暗示的作用。

大家知道，《药》里面的刑场是“古轩亭口”。可是作者故意把“轩”用一个框代替，而秋瑾就是在这儿就义的，这一“道具”的使用其实就是在暗示《药》中被杀的夏瑜就是秋瑾。再加上作者以“夏”示“秋”，以“瑜”带“瑾”，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道具”的运用能深化作品的主题。

《祝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具”：门槛。祥林嫂又一次去鲁四老爷家帮工，可鲁四老爷嫌弃她是个寡妇，说她动过的祭器、食物“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剥夺了她劳动的权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用自己积攒不容易的工钱去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说是让千人踩万人跨，这样就能赎清罪孽。可是祥林嫂捐了门槛，满以为自己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了。可鲁四老爷说她捐十条门槛也赎不清罪孽，并且把她赶出家门，最终带着“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死在鲁镇祝福的礼炮声中。足以见出封建迷信思想对祥林嫂的毒害，也深刻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底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从而深化了主题。

《药》这篇小说最后描写了夏瑜坟上出现的花圈，这花圈成了《药》的一个“道具”。这“道具”，是革命者送的，说明革命后继有人。但夏瑜的母亲给儿子夏瑜上坟的时候，觉得怪异，“孩子不会到这儿来玩儿，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最后还从迷信的角度去理解，说这是“儿子显灵”，从这儿可以看出夏瑜革命，相依为命的母亲都不知道、不理解，由此可见，辛亥革命脱离群众严重到如此程度，从而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综上所述，鲁迅善于在小说中运用“道具”艺术，而且能给这些“道具”派上适当的用场，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二篇】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对于汉语言的使用具有纯熟的技巧，结合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特点，创造出小说的新境界，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重点在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题材过于局限，有人说她的写作技巧过于新潮，掩盖了其它方面的描写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小说视角独特，风格迥异，文字闪现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灵动之气，具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很多字句都堪称经典。本文拟从其艺术特色方面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雅俗结合的题材。

(一)市井气息浓郁。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选取大多为男女之情，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描写的是那个时代中小人物的种种境遇，她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安身立命，不得不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出身贫寒，为了换取物质的满足，不得不以自己的青春和婚姻为代价。最终，她们成为了富家太太，但是她们的灵魂却早已经扭曲，行为也变得不近乎人情。这些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写得十分生动，显示出了在当时社会中女性对于命运的妥协和无奈，显示了命运的多舛，正因为如此，作品也拉近了读者与书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二)弥漫着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她的小说笔触悲凉，描写的故事几乎都是悲剧，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来叙述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纵观张爱玲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影响十分深刻，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中寻找到一丝根源。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一个受到封建传统思想和西洋进步思想共同交织影响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流落欧洲，父亲另娶后母，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张爱玲过于早熟，并且给了她在乱世中顽强自立的人生态度和性格，这直接影响到了她创作的心态。也使得在她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

(三)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基调。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采取上帝视角来进行叙述的。这种视角具有全知全能的特点，是旧小说的特点之一。比如《沉香》在刚开篇的时候，她采取说书人的口吻来引出整篇的故事：“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率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在中国的旧小说中，大多只有单条线索，并且大部分都是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故事的结构，因此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也大多具有如此特点，虽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小的倒叙和插叙，但是总体的线索仍然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张爱玲的小说大多以人物的性格命运为线索，串起整篇小说的结构，并且严格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进行构造，具有典型的旧小说特点。

二、华美之极的写作技巧。

(一)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语言运用十分精致，并且做到了语言与意象的完美结合，通过精准的描写，应用比喻、通感等文字技巧，表达出常人难以表达的文字情感，烘托出人物的复杂内心，这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她之所以具有如此精准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这在张爱玲的中篇作品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有这么一段关于情境的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段景色描写华美至极，给人营造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感，甚至使人产生一种身处梦幻的真实感觉。张爱玲用各种看似不协调的色彩，渲染了气氛，给读者烘托出一种奇幻的景象。这种语言营造的华美景色描写并不是空洞无味的，映衬出了作品的主题和当时人物的心理，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的模糊意识和心理的恐惧感进行了铺垫，这样的描写，对于情节的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衬托作用。

(二)浅幽默的语言特色。

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张爱玲具有十分幽默的才华，机智幽默成为构成其散文的重要因素。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是知识、才情和智能搭起的精巧建筑物。张爱玲的幽默极具品位，绝非强搔人痒，而完全是在不经意中，用巧思奇想和锦言秀句令人从心底微笑或者赞叹，继而产生无限遐想。比如谈到如何起名字，张爱玲这样写：“天主教的神父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洋洋地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信手拈来天主教的例子，娓娓道出，却又字字珠玑。事实上，这样的幽默警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她那出人意料的奇妙比喻，往往涉笔成趣，令人回味无穷，便她作品的艺术气质更加丰满动人。

(三)开放式的结尾。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都是开放式的结尾，她在写小说时对于结局从不固定，并不给人物的最后结果作一个全面性的总结，往往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她们自己思考人物的命运。比如《封锁》一文的结尾“……宗桢捻灭了电灯，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她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窠里去了。”在这里，作者借小虫字来表达吕宗桢的心情，小虫子其实就是吕宗桢的化身，也就是所有“好人”的化身，这些好人整天不思不想，彼此隔绝在各自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活着，无力对命运做出任何改变。小说到这里再也没有写下去，张爱玲留给读者们一个开放式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对于人物接下来命运进行自主的思考。其实，我们通过对这里关于小虫子似的描写，可以猜出宗桢与翠远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因为她只是所谓的好人、平凡的人，只能安于现状，不敢打破命运的桎梏。

三、独特视角的女性命运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充满了对女性的关心和爱护，她以女性的角度，结合自己对人生的领悟，用独到的艺术表现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女人在命运捉弄下的生活沉浮，她用艺术的语言表现了女性们对于生活穷困和挫折感到不安却又无何奈何的心里挣扎。张爱玲从女性的角度，挖掘了在封建传统历史压迫下女性的扭曲生活，展示了女性的弱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角色大多数是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压迫的，是卑微可怜的小角色，不能够反抗命运的不公，无论怎么挣扎，都走不出可悲的命运，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比如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就从女性的角度塑造了曹七巧这个角色。曹七巧出生小户人家，她为了得到权势，攀权附贵，到姜家做了二少奶奶。在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下，这种门户的不匹配使得她婚姻失败，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得不到丈夫的爱情，受尽了蹂躏和践踏，在封建思想的枷锁下成为婚姻的牺牲品。但是，她将自己的不幸却又转嫁到自己的一对子女上，亲手把子女的幸福扼杀在摇篮之中。她的内心受尽了折磨，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出路，乃至使得性格发生扭曲，愈来愈丧心病狂，变得疯狂和狠毒。曹七巧的命运悲剧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她自己的本性，无法主宰和反抗命运的压迫。

张爱玲小说有意向的多样性、心理化倾向和意向连缀等特点，既汲取了传统文学的优点，又更多融入了现代都市人感觉;强调主观感觉始终不离生动可感的具象描绘，独树一格，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三篇】

舍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表现在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

1北京韵味。

高尔基说过：“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一位文学家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表达思想的。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兴趣爱好，形成了作家各自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文化熏陶和时代环境也影响着作家的语言风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话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北京为背景，例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老舍作品语言的北京韵味，有赖于老舍的作品取材于北京下层市民生活。他自幼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这样就为运用北京语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舍一向注重从市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的地方语言，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

《骆驼祥子》的一大成功，就凸显了老舍先生作品的京味儿。骆驼祥子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描写被置于一个老舍所熟悉的北平下层社会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俗的交代，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都使小说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小说写祥子在混乱的军营中顺手牵走几匹骆驼，卖得了一些钱而后走到北平城郊的时候，对故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很好地衬托了祥子此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雨下拉车的祥子，对瞬间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情况，又与祥子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相一致，表现出作者对故乡了如指掌的熟谙和驾轻就熟的描写技巧。

2通俗明白。

老舍的语言艺术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和熟悉。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

《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个性化了的。作品的叙述语言也多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既不夹杂文言词汇，也不采用欧化句法，长短句的精心配置与灵活调度，增加了语言的音乐感，在老舍手里，俗白、清浅的'北京口语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光彩。作品在情节交代和人物介绍时，笔墨俭省，表现力强。在写到刘四这个流氓无赖的经历和性格时，小说里叙述道，“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极为平易俗白，不加雕饰，为人物勾画出一幅精彩的画像。

3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

老舍的幽默是具有稳定风格的多元化幽默。短篇小说《一天》里，讲主人公“我”忙忙碌碌，一天都被别人侵占的这个过程。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坐那么大的功夫。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很烦人的生活细节，被老舍写得意趣盎然。当事人很烦，可读者读起来很有趣，觉得并不烦。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总之，作为人民艺术家，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语言恰似一坛老酒，历久弥醇、芳香四溢，其独特艺术魅力持久不衰。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四篇】

乡愚即乡镇愚民，他们的产生与中国传统乡镇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以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乡镇居民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尤其在城市兴起，形成了自己相对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规模之后，乡镇居民的知识水平与理解力就更加趋于弱势，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或者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因此，往往被智识之士称为愚人。与此同时，乡愚的朴实、无知与憨直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力的攻击。乡愚式的嘲讽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乡下愚民的口吻风趣而犀利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

二、白描中暗含讽刺。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在鲁迅小说中，作者往往使用白描手法就让讽刺对象无以遁形，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以对照手法冷静、客观讽刺。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有尊卑之分，命自然有贵贱之别，在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社会处于动荡的旧社会，以赵太爷、鲁四爷等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牢牢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其他劳动人民，而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仗着有钱有势对别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理所当然毫无异议的。比如阿q调戏了赵家的佣人吴妈，赵家便可以随意毒打阿q，还与阿q签订了极不公平的五大条件，而在阿q和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赵家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错的都是自己，对的都是赵家。又如，鲁四爷对祥林嫂的去留具有决定权，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祥林嫂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在刻画赵太爷等人的时候，作者往往采用对照手法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四、巧妙的讽喻手法。

讽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它利用人物及对其行动的叙述，使一隐喻得到引申，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了讽喻作品，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以新娘的口吻写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即蛤蟆，诗歌以癞蛤蟆的形象比作卫宣公，表达新娘对卫宣公的憎恶。自《诗经》之后，又出现众多反映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的作品，唐朝诗人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他的著名的讽喻诗《卖炭翁》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鲁迅，其讽喻手法的应用，犀利而睿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事。鲁迅说《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在写人叙事上显得无拘无束，其间非常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现代生活内容，不但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增强了讽刺性。

五、反语的精当使用。

反语就是说反话，或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运用实际上的意义跟字面意思正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意思的修辞方法。反语一般是用来批判、揭露坏人坏事，在文章中可以取得幽默、讽刺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战斗力。如恋人之间打情骂俏时姑娘对小伙子说“死鬼”、“讨厌”等实则是对对方的一种昵称和喜欢，而有矛盾的两人中一人对另一人说“你真聪明”、“你真行”等听起来是好话的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蔑视和讽刺。鲁迅是使用反语的高手,写人叙事，插入一两个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不仅使文章充满幽默和活泼，而且使他的讽刺锋芒更为尖利。他自己也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由于作者强烈的批判思想，使他的反语往往显出反话正说的特点，且用词精当，一反即透，一步到位，决不留情。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五篇】

孩子就是孩子，他们应该朝气蓬勃，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孩子的心灵天空应该是透明的，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嫩绿，我们的社会因此充满了向上的希望。然而曾几何时，孩子的世界开始逐渐受到成人世界的侵袭。前一段时间的两会上，曾有代表提出应建立影视作品的分级制度，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影视作品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一部分影视产品在处理“性”问题时，非但不有意识回避，反而有意进行渲染，电视节目中一些充斥着性成分动作和言辞更多。也许这对成人不算什么，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许多孩子这时也坐在电视机前。

孩子的心性是善良和纯洁的，但他们并不是无知无觉的。在他们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我坚信成人的世界还是应该离他们越远越好。那位恶作剧的男生也许并非表现一贯欠佳的坏孩子，他这样做很有可能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后果这么严重或许也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件事应该让大人们好好反省了，人类世界是如此多彩多姿，人和人之间也是在不断地交往和交流中获得进步，但同时孩子们与成人世界要坚决“划清界线”。

让孩子好好地做孩子，让他们对探索科学的奥秘感兴趣，让他们明白友情是如此珍贵，让他们学会热爱大自然，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让成人世界的喧哗与骚动一再打扰他们的宁静呢？那些为了商业利益不惜污染孩子的天空的人应该罢手了，否则得不偿失的将是自己。让孩子与成人世界“划清界线”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六篇】

张爱玲在现代文坛上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原因除了她小说中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1篇篇千疮百孔的爱情故事、一幕幕对于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外，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功不可没。词语的艳丽绚烂和辞格的奇巧脱俗展现了她语言的华美。平声字的运用奠定了悲哀的基调，叠音词的运用又使这种情感迂回荡漾。华美与悲哀，在张爱玲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和诠释，从而形成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语言魅力。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她以冷静犀利的笔法揭示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香港等都市男女的人生百态。其对人生剖析之透彻、运笔之精湛，令人称道。张爱玲在《茉莉香片》的开头谈到“……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艺术同样也可以用此来概括：华美而悲哀。本文试从修辞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华美的风格。

“华美，又叫华丽、绚丽、富丽、藻丽，就是情思丰富，情感强烈，语音动听，辞彩缤纷，艳丽绚烂，光彩夺目，生动形象，呈现出艳彩、新奇之美。”’(+大凡描写多姿的景物，抒发细腻的感情，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大都表现为华美的风格。华美这种语言风格，在语音、词汇、句式、辞格各方面都有其特点。张爱玲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其词语的艳丽绚烂和辞格的奇巧脱俗。

张爱玲充分利用具有形象色彩的、浓艳的描绘性词语描写房屋建筑、自然天象、居家陈设、服饰装束等，从而显得富丽华贵、色彩斑斓。例如：

(1)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的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沉香屑·第一炉香》)。

(2)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巾，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金锁记》)。

例(1)运用了多种色彩词语，如“白”、“碧”、“绿”、“鸡油黄”、“红”，细致描绘了房屋建筑的用色。而且色彩词的构造也是不同的：有单音节的单纯词，如“白”、“碧”、“绿”、“红”;有复合词，在表色彩的字前加以限定或修饰，使所形容的色彩更加生动形象，如“鸡油黄”。单从色彩上已为读者展现了房屋建筑的艳装异彩，表现出华丽之美。

例(2)中的色彩词更是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如“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银”、“五彩攒金”、“桃红”，皆是艳丽色彩，皆是世家豪门的富贵气象，非一般平民所能有。除此，这一段对居家陈设的描写更突出精雕细琢，如椅披桌巾是绣花的，围屏是五凤齐飞的，对联是绣着盘花篆字软缎的。图案、花纹、质地无不一一勾勒、细细描绘，宛如一幅精致的工笔画，细腻华美。

同时，张爱玲小说中也广泛运用比喻、通感等描绘类修辞格，尤其是大量的不落窠臼的比喻。正如有论者所言“张爱玲的比喻，依据本体与喻体的相似性建立起复杂交织的对应关联，借助读者的审美积淀，通过暗示、引发人联想的方式，使整个意蕴显示出超乎寻常的丰富性，对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主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

(3)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

(4)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沉香屑·第一炉香》)。

例(3)中，“笼中鸟”用来比喻旧时代封建大家庭中受束缚的女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陈词滥调的。张爱玲笔下的比喻当然不会仅仅止于此。她首先否定了“笼中鸟”这种说法，然后笔锋一转，却写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华丽、矜贵的质地和图案，象征她所处的环境，但是岁月流逝，仍然是“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屏风与笼子一样具有了枷锁的象征意味，而且更深一层。笼子里的鸟是活的，有朝一日笼子一开还能飞出去。屏风上的鸟只能一动不动地霉烂下去，到死也跑不了。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彻底成为残废，失去了飞的能力，更失去了自由的欲望。冰冷冷的一段比喻，写出了大家庭的女子，她们只能成为旧时代旧家庭的殉葬品，更写出了中国传统大家庭———传统文化“吃人”的特征，象征着女性生存的依附性和无法摆脱封建家族对女性束缚的悲剧性命运。神似达到了极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例(4)中把“月亮”比作“玉色缎子上”“烧糊”的“一点香灰”，本体和喻体的搭配是异常的，十分新奇，可以说是想人所未想，写人所未写。所谓新奇，就在于本体、喻体双方在人们惯常的观念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而使一般人的联想难以跨越本体和喻体之间在心理上、认识上的距离，于是新奇感就产生了。钱钟书在《七缀集》中谈到“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衬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已经超出了逻辑的范围，而出于设喻者的主观感受和想象，营造出一种气氛、情境，从感觉上找到事物的交汇点。从而使貌似无关的两件事情得以沟通，激发了读者的丰富联想，传达出一种新颖的感受。葛薇龙和乔琪乔的爱情本应是玉色缎子般的光滑美好，又如月亮样纯洁清澈，但在张爱玲笔下两者这般结合无疑凸显的是葛薇和乔琪乔爱情的伤痕，它是昏黄有漏洞的，那“烧糊了”的“一小片”终是让人耿耿于怀。

二、悲哀的基调。

张爱玲冷眼看世界，她的小说有一种渗入人心的疼痛，一种悲从中来的感悟。悲怆凄婉的情感，无声无息，处处弥漫。

从语音上来看，较多使用的平声字，奠定了悲哀的基调。叠音词的使用，又使这种情感回环荡漾，久久萦绕。

汉字的每个音节都有高低不同的声调，古汉语的四声为“平、上、去、入”，现代汉语的四声为“阴、阳、上、去”。对于四种声调读法的描绘，最早见于唐代的《元和韵谱》“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清代语音学家张成孙曰：“平声长言，上声短言，去声重言，入声急言。”总的说来，平声，其声哀，且尾音自然延长，适宜表达悲怆哀婉的情感。语音古今变化，古四声与现代汉语拼音并不是完全相同，大致说来，现代汉语中阴平、阳平为平声。试以此来看张爱玲小说中文字的用音。例如：

(5)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封锁》)。

(6)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封锁》)。

例(5)中平声字59个，非平声字35个。单从声调上看，占多数比例的平声字的使用，就已经营造出一种缓缓的哀绪，低低笼罩。在此基础上，文字的内容描写电车车轨，而无限延伸的不只是车轨，更是不相干的别人的事，反映了张爱玲小说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冷冷的悲哀。

例(6)中平声字41个，非平声字26个。对于生命的感受，习惯于顺从他人的英文教师吴翠远的看法，是日复一日单调乏味，有隔膜感。占多数的平声字，读起来慢慢延长的尾音，仿佛是隔了长长的距离，触不到生命的本质。不能置身生命之中，享受欢喜和烦恼，这人生便有着无限悲凉的味道。

叠音实质上是声韵交错的重叠，兼有双声叠韵的作用。使声音以及由此声音所表达的情绪，得到强化，从而使铿锵的越发铿锵，婉转的益见婉转，荡漾的更加荡漾，促节的尤为促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多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叠音是汉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方式。“恰当地运用叠音词不仅可以壮大声势，协调音韵，加强语意，增强节奏，加深印象，使语言富有感染力，而且可以夸大描绘效果，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张爱玲作为运用语言的高手，当然也十分注重叠音词的使用。例如：

(7)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微微地抬起脸来……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深深地唉了一声。……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金锁记》)。

(8)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瞢腾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地跑过，偶尔也有一辆汽车叭叭叫两声。(《金锁记》)。

例(7)中叠音词有“细细”、“微微”、“深深”、“长长”。繁密叠音的使用，造成形式上的整齐，声调上的回音，调制出余味深长的韵律。披着黄金枷锁的曹七巧，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弥补感情上的亏损。但对于季泽，她从来没有真正忘记过。以致于后来季泽站在她面前，诉说隐藏了十年的爱，说出了一些确实有点感情的话语时，七巧陷入了片刻的眩晕之中。此时的七巧，内心该激荡着多少欢乐!“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在心中辗转反复。七巧“微微”地抬起脸，季泽“深深”地唉了一声，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这细碎的喜，这无奈的悲，仿佛回音一样，回环往复。

例(8)中叠音词有“微微”、“昏昏”、“遥遥”、“叮叮”、“叭叭”。五对叠音词，渲染出一种悠远漫长的氛围。在这日复一日毫无生气的姜家，一点点的悲哀，也会如墨浸水般弥漫扩散。而曹七巧那扛着半辈子枷锁的压抑、悲哀、凄凉，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一层层、一重重回旋荡漾。

丰富多彩、缤纷艳丽的词语，不落窠臼、自成一格的比喻的大量运用，展现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华美。“哀而安”的平声字的运用，奠定了其小说悲哀的基调。繁密的叠音词的运用，又使悲哀的情感迂回往复、久久荡漾。华美与悲哀，在张爱玲笔下得到了充分的演绎和诠释。张爱玲用自己独到的语言，写下种种体验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景观。

参考文献。

1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版，第548页。

2卢国华：《张爱玲小说语言欣赏》，《名作欣赏》，20第6期，第42页。

3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心情说说的艺术【第七篇】

略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山东平邑兴蒙学校李传鹏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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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说说的艺术【第八篇】

我认识的辅导员中，许多是音乐老师、音乐爱好者。我想这决非一种巧合，而正说明音乐对于少先队是多么不可缺少！它需要辅导员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去指点引导。

是的，少先队需要音乐一直受到领导和音乐家的重视。它有自己的队歌，有自己的鼓号谱，它的坚定、有力而富有儿童语言特点的队歌，鼓号声表现了当代中国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当孩子们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当他们庄严地举着队旗，打着队鼓齐步行进时；当他们以天真的话语朗诵自己的心愿时……多少人被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看到了希望的一代。

孩子的生活需要音乐，少先队的集体更需要音乐带来欢乐和激励。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说：“对于我，作曲是灵魂的自白”，乐圣贝多芬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孩子虽不懂什么是哲学的启示，音乐却能叩响他们心扉。

六十年前，当少先队的前身共产主义儿童团在闽西苏区成立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苏区团中央不忘立即给孩子选定“时刻准备着”作为儿童团的团歌。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这一首简短、有力的歌博得孩子的极大喜爱，顿时吸引了许多农村儿童要求参加儿童团，它象号角一样召唤了儿童。记得有1篇华北抗日游击区的通讯报导，记载一个女战士深入农村教唱歌，开始只有几个人，女战士唱一句，孩子们学唱一句，他们越唱越有劲，结果，村里正在吃晚饭的孩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正唱歌的女战士周围，不由自主地都兴奋地唱了起来，可以说在战争年代里，通过唱歌团结教育少年儿童，是党的宣传工作传统，很多老同志在歌咏活动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包括受前苏联歌曲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

1950年全国建立少先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即请诗人郭沫若作词，请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家马思聪作曲，为少先队创作了队歌。建队初期参加少先队的当年的队员，现在已是中老年的同志，可能都还记得这首亲切、富有内涵而熟悉的曲调。

新时期少先队队歌选用了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反映儿童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歌曲，是一首受到儿童喜爱的歌，一直歌唱至今。

音乐也广泛地运用在少先队的各种活动中，大小联欢会、春游、秋游、庆祝节日、夏令营，无不需要音乐的伴随。过去常有以一个主题展开的队会，通过诗歌、音乐或戏剧的表述加深印象。这可说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在通过音乐文艺表述主题的'同时也提高了这方面的修养，并易为儿童接受和喜爱。几十年来我国诗人和作曲家热情地为少先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歌曲，丰富了少先队的生活。

如在电影《祖国的花朵》中，少先队员到北海春游，他们划着小船在湖面上抒情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浆》?，?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歌》、动画片《小猫钓鱼》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以及《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多么幸福》、《娃哈哈》、《一分钱》、《嘀哩嘀哩》、《采蘑菇的小姑娘》等等都是几代少先队员曾经唱过的，很具备儿童性格特点，抒情、激励、幽默而活泼的歌。

在回忆过去年代的生活时，有的辅导员推荐给孩子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一首非常抒情而富有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由女作曲家瞿希贤作曲，词作家管桦作词。歌曲以一个静悄悄的月夜的意境开始，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歌中的每一句都抑扬顿挫且细腻地表达了孩子纯真的感情。如果演唱也能用最美的音色、旋律、节奏来表达歌中的情与爱，少年儿童们就会得到很好的音乐美的感受。选择这样的歌就很有份量。

一位电影演员谈他学习音乐的体会，说“音乐是演员的内功”，后来，他进一步体味到“音乐是做人的内功”。内功，该是心灵的功，心灵的涵养吧。音乐给人以美的感受，给人以愉悦，但它不只是娱乐，也是心灵的，精神的，智慧的充实和启示，是文化修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迎接21世纪的儿童教育中，希望有更多中外音乐名作和音乐家能被介绍给全体少年儿童，让少先队员们得到更多的音乐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