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论文 音乐研究论文范例【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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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史论文范文【第一篇】
邢维凯著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情感论音乐美学是指西方音乐哲学、美学领域中一种将人的情感视为音乐本质所在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在整个西方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十分重要。①在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有关音乐与情感关系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情感论音乐美学在西方音乐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音乐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西方音乐文化中的情感论音乐美学……邢维凯先生的《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以下简称《历程》)一书为我们找到了答案。通读《历程》全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开情感论音乐美学专著之先河,填补国内外专著研究之空白
《历程》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学术专著,内容丰富,论述严谨。众所周知,音乐是情感的艺术,这一观念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有关音乐与情感关系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若干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始终进行不懈的开拓与探索。意大利音乐史学家恩里科・傅比尼在其《音乐美学史》中,将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一个与巴洛克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历史范畴来看待,英国学者马尔柯姆・巴姆的《音乐与情感》一书对音乐情感问题进行了归纳与评述等,但作为一项完整的、独立的音乐美学史论研究,史无前人。在我国,音乐美学尚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更需要加强对该学科的研究,《历程》的问世乃应时应势之举也。
二、系统性与通俗性相结合
《历程》以西方音乐文化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为顺序加以论述,即第一章:古希腊罗马时期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的萌芽;第二章:中世纪基督教音乐思想与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冲突;第三章:文艺复兴时期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第四章:巴洛克音乐中情感论美学;第五章:18世纪启蒙运动麾下的情感论音乐美学;第六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情感论音乐美学;第七章:情感论音乐美学观念在20世纪的延续和演变;第八章:当代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对情感论音乐美学观念的修正与发展;在结语中对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历史发展进行了总体反思并对中西音乐美学观念之异同及其历史成因进行了论证,这些是对现代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发展脉络的一个合乎实际的科学论证和概括,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而以西方音乐断代史的顺序作为划分情感论音乐美学发展历程的顺序,使更多的音乐学习者在原已熟知西方音乐史、音乐文化的基础上通读全书,就变得易读、易懂。目前,国内有的音乐美学文章,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用一些生造的概念讲得玄之又玄,令人费解,而《历程》论述中并无此类,正如于润洋先生在《历程》的序言中所述:“作者的文风也是值得赞许的,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没有着意制造新词汇、新词语,没有生硬地套用时髦的新理论新概念,没有令人费解的话语叙述方式,行文平实、朴素,清晰、明快,这样的文风在今日是值得提倡的。”②这正说明了《历程》通俗性之所在。
三、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
在《历程》的论述中,作者始终把历史的视角放在第一位,以西方音乐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为序,把西方情感论音乐美学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文化中去,进而揭示出这种美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并将历史叙述与美学思辨相结合,这正是《历程》的一大特色。维也纳古典乐派创作主要贡献在于对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等主要音乐体裁结构原则的确立上,以及强化和完善了建立在大小调体系上的功能和声系统,即他们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对音乐形式要素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因此,一些持自律论音乐美学观点的学者们将其奉为至尊,他们的作品也被视为自律论音乐美学的理想范本而同“绝对音乐”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更有一些学者把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同18、19世纪的情感论音乐美学完全对立起来,人为地将二者树立为两种截然相反的音乐美学观念的样板。针对这种观点,作者首先考察了古典大师们的生活环境,即以维也纳为核心;其次考察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即当时在文学艺术领域掀起的一场反封建专制、批判宗教蒙昧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进而指出“运动”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对包括音乐家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刻,并通过对贝多芬青年时期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课程这一历史事实来例证贝多芬是受“运动”思想影响者之一,再通过对其《第五交响曲》、歌剧《费德里奥》和《第九交响曲》等作品的分析来论证维也纳古典乐派在音乐形式上所做出的贡献,归根到底是出于情感解放的需要,是为了使主体的情感表现在音乐艺术中获得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最后,指出:“从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到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启蒙思想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在18世纪欧洲专业音乐的创作活动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传统的情感论音乐美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在人性的一般观念中融入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和民主思想。而这恰恰是使得这种美学观念在音乐实践中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关键之所在。”③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把历史性、逻辑性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论点明确、论证充分、论据有力。
此外,作者在第七章、第八章中,以现象学、美学、释义学、当代心理学、社会学这些20世纪兴起的新型学科为视角对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了再次的审视,并对马克思音乐美学在音乐情感意义问题上的基本论点进行阐释,这些都是《历程》的闪光点,也充分体现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辨力。《历程》值所读、值所学,笔者这篇小文正是读后有感而成,作为一个音乐美学爱好者在认识中难免不足,只是希望与更多的读者互励互勉。
参考文献
[1]邢维凯。《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明言。《音乐批评学》[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①邢维凯。情感艺术的美学历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②同上,p2
西方音乐史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 音乐技术分析 音乐学分析
当前,有些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论文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论文中过多强调了音乐技术分析,试图仅仅从作曲技术的微观结构来探究历史,而忽视了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关注。事实上,音乐史属于人文学科,仅仅通过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能够触及其研究的核心——人的精神,音乐史更多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它研究的不仅是可见、可视的音乐事件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事件发生的动因、观念和倾向。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技术分析仅仅是理解音乐史的照明工具,是达到深刻理解音乐内涵的一个阶梯、一种手段,并不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体。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和认识达到理解,而非纯粹的技术分析本身。笔者认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音乐技术分析的层面上,而必须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从而达到探究其音乐本体背后的人文精神。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Iicism)”。
一、音乐技术分析
英国音乐学家安·本特认为,分析即“将某一音乐结构化解为较简单的组成要素,并探讨这些要素在该结构中的功能作用。……它的出发点是现象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诸如生平事实、政治事件、社会条件、教育方式以及所有那些组成该现象周围背景的其他因素)。”本特认为音乐分析的任务是对作品结构进行化解、描述和比较。技术分析专注于作品的内在固有结构,试图以“纯音乐”的方式把握音乐,通过对音乐结构的剖析,明确各要素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求得对音乐结构组织规律的认识。
音乐技术分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19世纪,其研究重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创作过程的本质。二是寻求音乐作品中的结构统一。技术分析的这种倾向并不是出于任何科学或抽象的兴趣,而是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直接推动。因此技术分析虽然常常在表面上回避价值判断,而事实上分析自一开始便建立在价值认可、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技术分析主要涉及音乐的表层,因而缺乏深入探讨音乐本身更深层的内在动力。音乐由于其材料的特殊性,其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乐谱文本或乐谱所投射的声响效果,而且也包括作曲家在创作时的内心印象、表演家的演绎结果、听者对一次表演的历史体验等。因此,作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对象的“作品”不仅仅被视为写下的乐谱,而且被视作某一特定个体所创造的东西,并且在某些方面表达着个体的人格等。
音乐技术分析是一种理性化的、系统化的理解音乐的手段,它必然要以乐谱这个音乐中最具理性化的存在方式作为稳定的基石(尽管乐谱并不能完全清晰地体现音乐)。因此,在音乐技术分析中还必须考虑那些乐谱所不能体现的音乐维度。音乐作品是一种人文社会现象,不论从人的个性、社会与历史的环境、传统的风格与习惯、艺术的目的等原因来看,认识都不能被定量化。而分析家们通常只注重音乐中可测量的方面,忽视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内涵。有鉴于此,音乐学的历史意识帮助技术分析摆脱了音乐创作的实用目的,使得技术分析成了音乐学的一名正式成员。
二、音乐学分析
音乐学分析通常采用音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新视角,紧密结合音乐技术分析对作品进行社会性、历史性的探讨,突出技术性理论与相关社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理论层次。音乐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西方音乐史论文范文【第三篇】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注重的是对作品的理解及音乐分析方面,学科方面也只注重学科内的单一研究,而忽略了学科与学科之间沟通和交汇,比如音乐与美术的交叉,音乐与哲学的结合等。所以,只是表面上的对于音乐的理解和研究,而不去发掘其历史、文化背景所表达的意义,缺乏对音乐文化的深度思考与透彻了解,那么再多的研究也只是井底观天,研究结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西方音乐史是一门阐述西方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学科。遥望西方音乐历史的长河,无论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希腊古罗马音乐,还是弥漫着宗教情怀的中世纪音乐;无论是宣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还是注重理性逻辑思维的巴洛克时期音乐;无论是中规中矩的古典主义时期和彰显个性的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到后来别具一格的20世纪音乐,无处不渗透着西方音乐背后的传统文化韵味。以宗教音乐为例,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宗教音乐占有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宗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各个时期都会看到宗教音乐的踪影,许多伟大的音乐家都进行过宗教音乐的创作。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D大调庄严弥撒曲》、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李斯特的《加冕弥撒曲》、柏辽兹的《安魂曲》、威尔第的《安魂曲》等,都是在表达音乐情感的同时体现出极高艺术价值和哲学思想的宗教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既是真实的心灵呼唤,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作曲家们试图营造一个舒适常态的氛围,创造一个澄明的时刻,让听者的心灵得到满足,让学者看到真正的内涵所在。
再如音乐与美学、与建筑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晚期的巴洛克时期,富丽堂皇的繁琐装饰表现的淋漓尽致,既显示了君主的贵族气势,又突出了建筑的庄严宏伟。这一艺术特征也在音乐中被广泛运用。在巴赫的音乐作品中,大量的装饰音以及将旋律由简到繁的转变使音乐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这也恰好体现了这一风格是在一定的历史沉淀上形成的。另外,许多作品在音乐美学方面广泛运用,音乐形象通过旋律与画面的结合体现出来。比如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上的图画》是作曲家对亡友画家哈特曼个人画展的描述,作品中用听觉触摸触觉的效果,也是音乐学与美学的完美体现。
由此可见,要想对西方音乐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局限在单一学科内是不够的,应该借助其他领域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达到充实和丰富西方音乐史的效果,才能更透彻的理解音乐与历史、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润洋先生曾说:“考虑到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长远建设,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要想将以上三点付诸实践,我认为还应从高校的音乐教育模式和授课内容上入手。当今在诸多院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西方音乐史这门学科教学范围还仅仅局限在巴洛克到浪漫主义时期,而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音乐、中世纪时期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以及后来的20世纪音乐的学科指导只是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其后果导致学生对这几个时期的来龙去脉也相知甚少。可见,如果连最基本的整体西方音乐史教学框架都没有建立完善,教学模式没有进一步进行科学、严谨的改善,何以谈得西方音乐背后的大国文化。另外,纯粹叙述西方音乐历史事件而没有将与西方音乐相关的哲学、文化、历史、美学等恰当的结合起来的教学模式也成为了阻碍对西方音乐史深入研究和探索的一大弊端。
西方音乐史论文【第四篇】
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写作,无论运用怎样不同的角度和手法,都不可能避开对西方音乐史上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重点介绍,因为西方音乐在这两个时期已经高度发展与繁荣,不仅乐谱资料和乐器种类极为丰富,各种音乐形式亦发展到一个高峰,目前我们所深入研究的作曲家和作品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两个时期,因此,对于这些书籍关于这两个时期的论述进行对比,也变得十分必要。
首先来看叶松荣的《论稿》,作者对于每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所启用的标题都呈现出承上启下的逻辑性。而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体现了该书主观性的特点,如描述古典主义时期的“莫扎特的美学思想与音乐创作”、“贝多芬音乐创作的独特性及评价”,浪漫主义时期的“舒伯特音乐创作的独创性”、“肖邦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等。在论述方法上,作者叙述的方式却突破了传统的史书,较为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且评述性很强。对于作曲家、流派的评价分析也十分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情感内容独特性时,作者将该曲与席勒的《欢乐颂》一诗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审视,使这一段的论述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文化内涵。
蔡良玉的《西方音乐文化》关于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篇幅占据了此书的绝大部分,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贝多芬归到任何一个时代,而是将其单独作为一个章节来谈,这是对于贝多芬作为这两个时期承上启下者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重视。在所呈现的史料上,尤其在论述作曲家生平方面,由于提供了许多在普及书目中少见的新材料,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论述方面,作者尽管仍是以客观叙述为主,但仍不乏其主观评述性。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年轻的音乐家都不应该是‘文化盲’,”因此他在写作时更加注重文化历史背景和音乐观念的发展变化的论述。
陈小兵的《西方音乐的轨迹》是作者把多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而出版的书,既然是论文,一定有作者的偏好,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根据作者“希望让音乐史研究超越对史料的客观介绍,尝试置身于历史的情境中来对西方音乐进行主观的认识,在文化观念与音乐史之间寻求某种时空的联系”的目的,全书并没有按照历史时期进行章节的安排,而是根据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将其分成四编,每编设置一个主题。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文化主要被安排在第三编“体悟西方音乐意味”进行论述,这一编包含了“难觅莫扎特之魂”、“的《千人交响曲》”等论文。在论述方面,作者在掌握丰富的史料的同时,从更宽的视野进行了主观评述,洞悉西方音乐的精微。
综合来看,以上几本着述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立场和角度,然而从研究深度层面上来讲,仍需加强。希望中国音乐界出版更多具有学术价值的专着译着,这对于提高我国音乐界的理论水平将大有裨益。最后,笔者借叶松荣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中国人研究外国的音乐艺术并非不可为,但要想使学术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对中西方文化史,音乐史、美学、文学、哲学艺术等做全面系统的把握,才能使研究有一个较为稳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