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五年规划实现战略引导、资源配置与政策协调，展现出高效决策、长远布局与社会稳定的独特优势。以下是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五年规划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相关范文，供您参考！

党课：五年规划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我国自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已先后编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通过制定现实规划和长远目标，推进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协调发展。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了五年规划的性质和作用：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的重点，指导市场主体行为，制定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都是我国追求现代化长远目标的一个具体战略步骤，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都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一段缩影。正是五年规划赋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优势、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五年规划的持之以恒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定力优势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每一时期、每一阶段的路径安排和奋斗目标，赋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第一，规划布局上的循序而进。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五年规划在时间上的继起与空间上的并存，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各个阶段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行稳致远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五"到"五五"时期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事业的百端待举、国际局势的风谲云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工业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被最先提出来。1953年6月，党在确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明确规定了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号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从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紧接着，为了摆脱贫困落后面貌、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并于1956年作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被写进党章。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毛泽东在研习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及"以苏为鉴"的基础上，重构了现代化的框架与思想。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以及实现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至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六五"到"十一五"时期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转型期，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则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使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状态。从"六五"时期"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加速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到"七五"时期提供更加有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更多的机遇和空间，到"八五"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被正式提出，再到"九五"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对应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走上适应本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伴随着21世纪之后"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的施行，"四个现代化"的理念不断随时代而革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内容、特征以及时间节点等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划，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十二五"到"十四五"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变。现代化建设不再只局限于工业、农业等领域，而是逐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朝着信息化、智能化、知识化和绿色化等方向发展。不论是"十二五"规划中要求以扩大内需为导向，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还是"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对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进一步明确，都表明我国的现代化已真正走向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口号到目标，从工具理性到人的复归，从"一化""二化""四化"到如今综合多维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五年规划始终是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中国历次五年规划在展现中国现代化发展变迁、理念更迭的同时，也在循序渐进中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独特优势。

第二，贯彻落实的掷地有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有计划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曾短暂施行过一些经济发展类的规划，但由于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环境下所存在的"短期行为的专制"难题，西方执政党往往考虑自身利益多于国家和人民，因而一旦政党轮换，任何中长期规划都将无疾而终。反观中国式现代化，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具有极高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五年规划并谋划远景目标，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治国理政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是简单几个五年规划的一蹴而就，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长期持续的谋划，才最终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宏观层面上的有条不紊、中观层面上的刚柔并济以及微观层面上的多元统一，才最终引导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行稳致远。此外，从党的自身出发，越是接近强国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越是拥有自我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这不仅是我们党长期保持领导力量稳定性的制胜法宝，也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攻坚克难的内生动力。因而，要清晰地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稳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规定性。

第三，价值立场的始终坚守。资本主义在现代化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人与社会"的错位僵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异化，无不使现代化背离了人类、现代性背离了人性，致使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原生风险与矛盾不断激化、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形态单一化的理论窠臼之中"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首先，从价值旨归上来看，在五年规划中，"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情怀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六五"计划把经济发展计划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将社会发展纳入中长期计划考虑，到"十五"计划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五"规划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的理念，到"十二五"规划要求"两同步、两提高"和"十三五"规划提出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再到"十四五"规划通篇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20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中，有7个涉及民生福祉，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无不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坚持、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尊崇、对人民发展权利的极端负责和对人民切身利益的坚决维护。其次，从现实语境上来看，五年规划是一个随着时代"新"发展、社会"兴"要求与人民"心"期待而不断发展运动的"生命体"。沿寻五年规划的发展历程可知，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单一的现代化，而是经历了以工业化建设为主导的现代化（"一五"至"五五"时期）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六五"至"九五"时期），再到多元建设领域均衡发展的现代化（"十五"至"十三五"时期），最后到多元建设领域均衡融合的现代化的变迁（"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其内容也从最初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位一体"，不断跃升为"五大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因而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价值导向选择上的片面、统筹谋划设计上的孤立以及目标方向取舍上的静止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是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单向度"困境的同时，实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二、五年规划的因时而进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善政善治的治理优势

习近平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各级政府以"五年规划"为我国发展的首要依据，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能动优势。事实上，以规划助力现代化发展并非中国独有，早在1929年苏联就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五年计划也随之被广泛引入与借鉴。但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易辙，相继抛弃了"五年计划"，只有少部分国家保留了下来。一些西方国家也曾想用"规划"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然而，受市场经济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等的影响，再加上政党间的"短视政治"、规划决策上的"拉锯"与规划实施上的"掣肘"，使得长期规划的落实寸步难行。为何这些国家的规划会相继出现混沌无序、短期弱平衡的状态，唯独中国在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进程中，不断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更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是因为相对于严苛死板的"指令型计划"和缺乏强心力的"发展型计划"，中国的"五年规划"展现了其比较优势即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要素，反向助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用的有效发挥。

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年规划在中国政治运作过程中，既是确定政策优先顺序的推动力和决定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关键，也是政府发挥善政善治作用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不是"五年规划"的失败，而是"五年规划"本身的科学性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适应性的问题。"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实施使我国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不论是要实现经济起飞阶段的"大推动"，还是要推进国内市场环境的新建设，都必须依靠政府来统筹协调。在五年规划的指引下，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注重追求社会经济效率；政府职能的施行多采用行政指令手段，通过直接管理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避免了市场的短视行为，消除了政策上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政府职能实施的势能和动力则是以政府行政指令为号召，最大限度凝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共识，以目标实现倒逼资源配置，防止资源分散和各自为政。这一时期，尽管我国在极低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为推动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物质资本，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我国政府仍处在以经济建设职能当先的"善政"偏态化管理模式之中。"六五"计划以后，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促成了五年计划目标和功能的逐步革新，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也随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十一五"规划更是成为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拐点，以明确的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进行了规定--"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自此中国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协调性不断增强。而后"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发挥"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十三五"规划侧重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把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点，争取到20xx年在全国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这些五年规划均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上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而在这些要求与指向中，我国政府职能的价值取向不断由全能型、管制型向社会管理型、服务型转变。其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了中国政府"五位一体"的职能范围；政府职能的施行手段由行政指令影响市场到更多倾向于问责和约束市场，实现了"包办"体制到"效能型"政府的转变；政府职能实施的势能和动力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通过对总体规划目标的分解匹配与自身相适的目标函数，进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三向式、组合式、循环式发力。由此可见，五年规划促进了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在推动政府由"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同时成功化解了现代化面临中断的潜在危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稳定的"能力保障"，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优势。

三、五年规划的凝聚向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并联式"发展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奇迹的背后，离不开举国体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举国体制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推进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这一制度优势在我国五年规划的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充分的彰显。

第一，在经济发展层面，举国体制战略性地集中国家力量，以攻克重大项目或完成重要任务为主要目标，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取得重点突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中国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对此，为快速将我国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以五年计划为指引，带领人民开启了大规模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历史伟业。"一五"到"五五"期间，五年计划一次次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整合了国内外可利用的各种条件，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投身工业化建设实践，迅速改变了中国落后的工业现状，推动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为我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现代化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的实施不仅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在"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党和国家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指导政府宏观管理、引导市场合理配置资源，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跃进，完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五年规划以约束性指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以预期性指标激发市场活力，不仅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突出强调了举国体制新的优势，更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了西方国家"活"与"乱"的交叉，真正做到了"合"与"集"的交融。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之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融通实现了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多轮驱动。"十三五"时期，我国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规划确定的主要指标如期实现。截至"十三五"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我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更为科学化、规范化。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没有效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是吸收接纳了市场经济中的有利因素，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愈发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

第二，在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层面，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能运用国家政权去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但其旨在独占资本、争夺世界霸权和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其目的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左。垄断制度盛行、公平效率失衡、阶级二元对立以及党派争权夺利等因素掣肘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20xx年，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网站刊登的《美国基础设施危机是一场失衡的危机》一文指出美国在维护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一直存在欠缺，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得到及时维护和更新，极端高温和暴风雨正在使道路、桥梁、供水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承受日益加大的压力。反观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便在多个方面赶超美国，许多大型现代化工程在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引领之下顺利落成。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头钢铁公司、沈阳第一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等重大工程项目的见行见效，到"十一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实施，到"十三五"时期京雄城际铁路、中欧班列、港珠澳大桥、深海空间站等的闪亮登台，再到如今"十四五"时期102项重大工程的有序实施；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到"七五"后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九五"末小康水平的总体达成、"十三五"时期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十四五"时期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良好开局，14个五年规划，近两千项重大工程项目无一不见证了70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质变与跃升，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