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集聚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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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1

军事和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课题。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智慧在道家和儒家最为典型。

在《论语》的《卫灵公篇》中有一个对话: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的态度非常坚决。为什么？孔子断然拒绝讨论“军旅之事”，是孔子真不懂军事吗？这恰好说明了孔子对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有非同寻常的深刻见解。文武之治，正反相关。在人类社会，军事政治一体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无政治则无军事，明矣。

经历了春秋战国无数残酷战争的灾难，道家对于人类战争提出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警告：

道家对于战争的危害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好战的思想和军备竞赛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哲学总结和政治评判：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在人类历史上，“穷兵黩武”从来没有好下场。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止戈为武”。一切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和为贵”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以“杀伐为能”、互相伤害，争斗是非输赢，追求利益之短长，得失利害永无止境，冤仇相报永不罢休。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是非善恶，庄子《应帝王篇》提供了一个人类政治的最高境界：

《庄子·内篇·应帝王》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肩吾见狂接舆。狂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夫？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又复问，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嫠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壶子曰：“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与？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与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尝试与来，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见其杜权矣！”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天壤，名实不入，而机发于踵。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试齐，且复相之。”列子入，以告壶子。壶子曰：“吾乡示之以以太冲莫胜，是殆见吾衡气机也。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2

对于拥有五千年华夏悠久历史的中国而言，自古就涉及到了战争，涉及到了军事，逐渐形成的军事思想为现代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从工人化、机械化的战争到信息化、科学化的战争，都需要拥有军事思想的指挥。

何为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所拥有的军事思想可能不同。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思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直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籍之多，堪称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

1.夏、商、西周时期——形成时期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从古代兵书的记载和出土的文物来看，夏朝前期石器、木棒是主要的作战工具。夏朝后期青铜器逐渐演替了那些最古老的作战工具。可由于身披青铜盔甲、手执青铜武器，步行作战非常困难，所以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此时，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反映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文献有《尚书》、《军志》、《军政》。虽然已消亡或存在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关于作战指导的理性原则。例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

2.春秋战国时期——成熟时期

约从公元前 8世纪初至前 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这些新情况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兵法》。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孙子兵法》提出，军事斗争必须巧妙地运用权谋，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就可以“百战不殆”。它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作战思想。《孙子兵法》还指出，战争胜负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阶级要修明政治，顺应民心。这些思想，也为《孙子兵法》同时代的其他兵书和论及军事的著作所重视。战国时期，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例如，传为军事家吴起所著的《吴子》，就探索了战争的实质，论及战争发生的根源，并把战争分成几种类型，赋予定义，提出对付各类战争的方略。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方面称：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学习，若有谁不学习就撤他的职，以至于每个人把书就装在他们们鼓鼓的大背囊里面。因此有一种说法说有一个中国人亲身经历了这两场战争，那就是孙子，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孙子打赢了这两场战争。

3.秦汉至五代时期——发展时期

从公元前 3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中国经历了秦、汉、晋、隋、唐、宋、元等几个大的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同盟，孤立项羽，取得了战争胜利。西汉王朝在对北方匈奴贵族的反击作战中，由名将卫青、霍去病率独立的骑兵集团主动出击，快速机动，远程奔袭，以及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等作战行动，创造性地发展了大规模使用骑兵的战略战术。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并对作战指挥机构以及步兵、骑兵的协同作战等作了论述。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过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进军的大规模战争，大都是步、骑兵和水军多路并进的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这时，许洞的《虎钤经》和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陈规在《守城录》中，记录了军队开始使用火器和改进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的方法，主张“守中有攻”，对城市防御战法有所创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等政权，均以骑兵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蒙古族，建立了兵牧合一的制度，充分发挥其骑兵优势，以高度的机动灵活制敌，并善于学习和利用敌方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其军队的装备。蒙古贵族和后来建立的元王朝战胜南宋时，采取远距离的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实施大集团军队的战略进攻。以上的实践经验和兵书内容，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军事思想。

4.宋至鸦片战争时期——体系化时期

大约从14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约从明朝至清朝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境地，不但有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民族起义战争和统治者的平叛战争等，而且外国也开始入侵中国。宋至元丰年间的《武经七书》已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火药，指南针开始使用于军事。火武器登上战争的舞台。火药的西传对世界军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致使明朝至清朝前期一方面出现了十分保守的只求守城保寨单纯防守作战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带有强烈革新内容的军事思想，也在不少兵书中出现。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就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代表作。他根据沿海复杂的地形条件和倭寇火器装备的特点，对阵法作了重大改革。 他制定了以 12人为单位的“鸳鸯阵”，把它作为战斗队形的基础。何良臣的《阵纪》一书,对于军队组训和战法的论述,也具有革新的内容。孙承宗主编的《车营扣答合编》，反映了在大量火器装备部队后，编制和战法的改革。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则试图从军事理论、建军作战、兵器制造使用、天象地理、江河海防诸方面，提出实行军事改革的依据，以求振兴明王朝的武备。清王朝建立以前,后金(清王朝前身)与明军发生萨尔浒之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其步骑协同作战的长处，对明军的多路进攻实行各个击破，反映了军事指挥上的新思想。乾隆以后，统治者局限于骑射为满洲之根本的思想，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军事上逐渐趋于保守落后。但是,也有不少人针对这种状态,提出了某些革新思想。例如,惠麓酒民的《百金方》，主张团结民心，实行兵民联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提出京城要建立多层次设防的思想;年羹尧的《治平胜算全书》，强调平时对军队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取胜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战争的指导思想

我国古代战争指导思想十分丰富，大致有以下八项内容。

1、先发制人

战场上两军对阵，剑拔弩张，谁能争取先机，便占有了主动。正如《尉缭子》所言：“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

2、速战速决

孙武曾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久则钝兵挫锐”，“故兵贵胜，不贵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以“闪电战”的方式赢得了速度上的优势，主动出击迂回并突破了英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在短时间迫使法国投降。

3、力争主动

《鬼谷子》说：“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春秋时期，多国争霸日盛。发生在晋楚两国间的城濮之战，以晋国胜利而结束。晋胜楚败的一个重大原因则晋军在战略、战术上力争主动，占尽先机，从而赢取了战争。战争一开始，晋军一天始，晋右军胥臣部将虎皮蒙在战马上，此举使楚下军惊恐失措，纷纷败退;接着，晋左军佯做后退，并将事先伐好的树枝绑在战车尾部，尘土飞扬，使楚上军误以为晋军已经溃不成军，楚军于是放松警惕，全力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晋中军切断楚上军归路，同时，假装溃败的晋左军转身回击。在晋军围歼下，楚上军几乎全军覆灭。

4、集中兵力

《白豪子》指出：“兵之贵合也。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认为作战最重要的是集中兵力。

5、出其不意

孙武认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941年12月7日，日军海军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珍珠港事件的胜利，就得益于战争之前各方面的“出其不意”。首先是外交策略上日本假意和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使美国放松警惕;其次在攻击时间的选择上，12月7日正是美海军士兵的休息时间，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6、奇正互变

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同样是疑敌，战国时的孙膑用的是减灶法，而三国时的诸葛亮则采用了增灶法，殊途同归。

7、兵贵其和

《准南子》提出：“良将之用座也，同其心，一其力”，把协同作战看作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8、先戒为宝

古人从战争经验中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但忘了战备也是很危险的。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强调得民心、得人、主张弃个人小利谋长远大利;注重谋略，力求智取，所以存在“兵者，诡道也”和“先发制人，出其不意的战术思想。它讲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千百次王朝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总结。它的丰富内容，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3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历程

（一）萌芽成型时期（夏、商、西周）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我国先后建立了夏、商、西周3个奴隶制王朝。这是中国奴隶社会从确立、发展到鼎盛的整个历史阶段，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商代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金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军事活动的记载。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已失传，但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由于对战争客观规律认识的局限，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国家经常以占卜、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产生了以天命观为中心内容的战争指导思想；军队的治理以“礼”和“刑”为基础，“礼”主要适于上层的贵族和军官，讲究等级名分、上下有序，对下级和士兵的管理主要靠严酷的刑法。

（二）成熟繁荣时期（春秋战国）

公元前8世纪初到公元前3世纪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古代军事大发展的时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使战争连绵不断，战争规模扩大，战争频繁而形式多样。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不断涌现，从战争论、治兵论、用兵论及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等方面，全面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已基本成熟。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春秋末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标志着封建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成为后世兵书的典范。其他影响较大的兵书还有《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

（三）充实提高时期（秦至五代）

公元前3世纪初至公元10世纪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这期间主要经历了秦、汉、晋、隋、唐等几个大的王朝。其中，汉、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秦以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舟师水军参战也更多了，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加强步、骑、水军的配合作战。从汉到隋曾多次发生如赤壁之战、测水之战等这样大规模、多兵种大集团的配合作战，在这些战争中，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的运用，以及作战指挥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争的发展使得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战略思想也日臻成熟，诸葛亮的《隆中对》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代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其中汉初出现的《黄石公三略》和后来的《李卫公问对》等，是传世的重要著作。

（四）系统完善时期（宋至清前期）

公元960年到1840年，历经宋、元、明、清（前期）4个朝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火器逐渐普遍使用，使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宋朝从建国之初，就面临着民族矛盾扩大、阶级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的局面，当政者为了维护统治，确立了兵书在社会上的正统地位，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中叶开始重视武事，开办武学，设立武举，发展军事教育。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并颁布《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为“武经七书”，官定为武学教材。武举的设立，武学的兴办，武经的颁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繁荣了军事学术。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历经漫长的丰富和发展之后，走上体系化的时期，成为我国古代兵书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主要表现是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据《中国兵书总目》统计，宋、元、明、清（不含近代）兵书总共有1815种，占我国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而且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地概括了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形成逻辑性较强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战争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源

《吴子》认为：“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就是说引起战争的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

2.战争的性质

《吴子》指出：“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即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恃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背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伐众而出征的军队叫逆兵。

3、战争的作用

《司马法》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则明确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二）战争与政治

《孙子兵法》指出：“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意思是说采用符合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这是正常的方法。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要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以战争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现出来。

（三）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质消耗为代价的，这一点我国古代军事家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春秋时期的管仲也曾较深刻地论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因此，他明确指出：“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律；一战之费，累代之攻尽。”

（四）战争与主观指导

《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因利而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则说得更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翻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掌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指导作用，就能赢得胜利。

（五）将帅修养

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为此，提出了将帅修养的标准。《孙子兵法》强调：“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兵法中则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武经总要•选将》提出考核将帅的“九验”：“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

（六）治军

一是法规法令的建设与实施。《尉缭子》中设有《重刑令》《伍制令》《勒卒令》《经卒令》和《兵令》等，就是为了“明刑罚，正功赏”，“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蹑其后”，使军队“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二是教练。《吴子》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兵有略丛言提纲》指出：“不教则不明，不练则不习。”在训练方法上主张“教得其道”，“练心”“练胆”“练艺”。

（七）战略战术

古代兵书中关于战争谋略与战术的论述，有许多是很有见地的。如“上兵伐谋”，“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论；“度势”“料势”“为势”的“胜可为”论；“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兵贵先”的先发制胜论；“后人发，先人至”的后发制胜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正胜穷也”“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的奇正相变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的“以众击寡”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论等等。

（八）战争保障

1.物质储备和后方补给

《孙子兵法•军争》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六韬・ 军略》则说：“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因此，古代军事思想家提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2.地形

《孙子兵法•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武经总要•九地》提出：“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胜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

3.用间

《孙子兵法•用间》提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又说：“无所不用间也。”《行军须知•用间》则说：“间谍之法，于兵家尤为切要也。”

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代表性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现存仅为13篇，6076字，其他的如八阵图、战斗六甲法等已失传。13篇大体可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和《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战略问题，主要强调战略速决和伐谋取胜，另外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力量的深刻认识。

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和《九地》组成，侧重论述运动战术、地形与军队配置，攻防战术和胜败关系，具体包括奇正、虚实、勇怯、专分、强弱、治乱、进退、动静和死生等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由《火攻》和《用间》组成，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

《孙子兵法》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的产物，也是孙武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所结出的硕果，被誉为古今中外现存古书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的主要军事思想至少有：

（一）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的。这段关于战争的精辟概括，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春秋末期，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战争不仅是各国维持其政治统治、向外扩张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孙武总结了一些国家强盛、一些国家灭亡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的著名论断，这对于人类认识战争的实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慎战思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就不能再活。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备战思想。“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用兵的原则，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条件。战争的立足点要取放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进攻的基点上。

（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指明了战争指导者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与战争胜负的关系，从而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思想是极富科学价值的。自有战争以来，古今中外的战争指导者，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条规律，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分析判断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指导战争的意义上讲，是先求可胜的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三）以谋略制胜为核心的用兵思想

谋略，是指用兵的计谋。《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是谋略制胜，它认为军事斗争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综合斗争，也是双方军事指导艺术的较量，即斗智。

“庙算”制胜。“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争战前，计算周密，胜利条件多，可能胜敌；计算不周，胜利条件少，不能胜敌；而何况于根本不计算，没有胜利条件呢！我们从这些方面来考察，谁胜谁负就可以看出来。“庙算”制胜，主要是指战前要从战争全局上——对战争诸因素进行分析对比，决定打不打，怎么打，用什么部队打，在什么时间、地点打，打到什么程度，如何进行战争准备和后方保障，做到有预见、有计划、有保障，心中有数，打则必胜。也就是说，先求“运筹于帷幄之中”，然后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诡道制胜。“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要依靠诡诈多变取胜。军事上的诡道是指异于常规的一些做法。“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在战争的舞台上，如果对敌人讲“君子”之道，就必然被敌所制；如果能较好地运用诡道,造成敌人的过失，创造战机，那就会陷敌于被动。孙武将诡道归纳为隐真四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以及对敌八法：“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进而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就是以计谋攻敌的原则和孙武全胜的思想。当然，“全胜”的思想，不战而胜，是要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孙武还总结了若干作战用兵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示形、动敌的原则;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我专而敌分的原则；因敌而制胜的原则等等。

（四）“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将帅还没有取得士卒的爱戴和拥护就去惩罚他们，他们就不会心服，心不服就很难使用他们去作战。将帅已经取得了士卒的爱戴和拥护，而纪律不能严格执行，也不能使用他们去作战。因此，一方面要用体贴和爱护使他们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要用严格的纪律使他们行动整齐。这样才能战必胜。平素命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都是由于将帅与士卒相互信赖的缘故。

（五）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极大的时空跨度，经久而不衰，与它反映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孙子兵法》反映的唯物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战争的认识，冲破了“鬼神论”和“天命论”；二是把客观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三是注意到时间和空间在军事上的作用。其原始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能够正确认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关系。《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概念和范畴有85对，使用260次之多。如敌我、攻守、胜负、迂直、强弱、勇怯、奇正、虚实、分合、久速等，并充分论述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它的科学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由于它诞生在2000多年前，难免存有时代的局限。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学习运用时要把握总体的精神，而绝不能纠结于个别词句不能自拔甚至看不到这部著作思想上灿烂的光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论文4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名著之多，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称为世界之最。我国古代的兵学之盛甲于天下，可称“兵法之国”。那么，如何多快好省地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掌握其要旨，领会其精髓呢？这就必须有一定的科学方法。然而方法又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仅谈三点参考意见。

其一，要端正态度。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是宝贵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这本身是一个对待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态度问题而不纯粹是个方法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态度不对，就不可能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了。所以，态度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了。

徐向前元帅曾经这样讲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战争如林，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他们进步的军事观点、治军主张，指挥艺术和谋略战术，都是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现代的军事思想，现代的战略战术，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鲁迅先生也曾经深刻地指出：“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由此观之，我们如果将古代文化遗产当成包袱随便抛弃的话，就不可能发展创新现代军事理论，也不可能掌握未来中国的命运。因此我们必须端正态度，把古代军事思想当作一份珍贵的财富加以继承，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它。我认为这既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加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我认为，在我们普通高校里，应大兴弘扬中华军事文化优良传统之风，增强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力度，汲取思想哲理，启迪智慧。这是一个现实而重大的历史课题。

其二，要研、学相长，精读典籍与研究专著学术及文章相结合。

我国古代兵书，浩如烟海，多达数千册，一个人穷其一生也不一定能读完，何况“言兵不止于兵家”。如何有所选择地少读而又能知古典兵略之要要旨，穷东方兵学之精妙呢？我认为不妨精读一些典籍与当代的一些研究专著和学术文章相结合。

首先要选些代表性的古典兵书的今译本认真精读。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等。这样就有了古典兵学的一些基础；

其次，要广泛搜集一些有关的研究专著，文章来通读。其好处是可以省时省力地了解这些古代兵书中的思想，了解现代人认识达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创新、还有什么不足等等。当然这两个方面不是脱节的，而是结合起来的。如研习《孙子兵法》，短短六千多字，就是读得滚瓜烂熟，但不读一些研究文章，就很能读出其神韵来，就很难了解到当代人们对孙子兵法的探讨已经达到了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企业经营策略、指导人际交往、谈恋爱等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可以说不精读古代兵书代表作，就会毫无古典兵学基础，而不读研究专著，则难以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与发展。两方面要紧密结合，可达“事半功倍”之效果。

其三、要有创造性思维，善于从古代兵法微言中悟大义和古籍新解。

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是为了述古、复古和仿古，而是为了从古典兵法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但是古代军事思想和人类任何理论成果一样，都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公式或现成答案，需要我们下一番察微挥幽的功夫，需要把古人的思想成果与方法，与当代军事斗争的现实相联系，创造性地继承古代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予以发展，要不断推陈出新。具体讲，就是要善于古籍新解和从微言中悟大义。

所谓古籍新解：就是利用古籍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和形式，深化它的内涵，使死的知识变活，旧的知识变新，浅的知识变深，零散的知识变得系统完整，成为有价值的新思想。毛泽东、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就非常善于从古代军事思想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古兵法，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

例如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军攻下徽州后，他的部下纷纷劝他效仿其它反元实力派人物自立为王，但徽州名士朱升却进言了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策为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赢得了主动，最终实现了灭元建明的宏伟政治目标，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思想。毛泽东针对新中国险恶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对我国人民反帝反霸、备战备荒起到了巨大指导作用。应当说他们的思路是很相似的，而且很显然毛泽东是从朱升那里借用而来的，但一望而知，由于着眼点不同，其阶级特色和内容迥然各异，而且毛泽东的九字策显然比朱升的九字策高明许多，堪称古籍新解的典范。

所谓从微言中悟大义，是指古籍中某些观点能够引发人的深入思考的火花，那么就应该充分借用这个火种，结合现实问题，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例如古代兵法强调“兵不师古”，孙子也强调“战胜不复”。这就是说，任何奇谋妙策，用过了后，人们都能找到破解的办法，因此不能把成功的经验和战略战术到处照搬照套地用。如马谡生搬“陷之死地”而痛失街亭；赵括纸上谈兵断送了赵国40多万将士的性命；二战初期，法军统帅部墨守一战时凡尔登保卫战时“防御万能”的思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奇诺防线上，结果造成了败军亡国的悲剧。

然而刘伯承元帅却打破了“兵不师古”，“战胜不复”的常规用兵之法。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八路军进行的七亘村两次成功的伏击战，可谓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巧妙的运用。那么刘帅为什么反常用兵能取胜呢？关键就在于他能因敌制变，敌人以为我遵循“战胜不复”之理不会再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设伏，然而刘帅正是根据敌人这一心理，达到了出其不意之效，创造了“战胜再复”的范例。可以讲，刘帅这个谋略就是运用了创造性思维，能抓住“兵不师古”，“战胜不复”所蕴含的反复使用同一种计谋或战术，敌人有了警惕就难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从而易给人造成一种心理定势这样一个一般规律，能从微言中悟大义，不拘常规，灵活用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常讲：“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习近平主席也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学习国学。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时，同学们一定要有“创新”的观念和勇气，借古人之智慧，汲取古典兵学的精华，为我们探索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治军和用兵的特点与规律服务。为我们学习工作方法、研究方法和领导方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