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集聚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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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一篇】
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美等发达经济实体受到重创，中国的经济也收到了严重的冲击。此次金融危机打乱了十几年来的全球经济“大三角”的局面，即美国为全球的主要消费市场，中东是全球初级产品的供应地，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做为全球制造基地的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打破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调，美国国内次贷危机致使美国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同时美国希望加大对外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但同时中东和亚太地区希望还能保持以往的对外出口，刺激经济。但“大三角”分工与资本的循环的经济格局已经收到影响，全球经济要形成新的经济格局，但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导致各国经济在近段时间内的萎缩不振。所以对于各国来说，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调整本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国家。
不可否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经济长期依靠投资于出口拉动，拉动经济三架马车中消费长期未能得到改善。
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的先天缺陷，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十分的不合理。一旦出口受阻，拉动经济的只能靠投资，但这种跛脚发展必然会对经济的长展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大幅增加投资，而出口不足，国内消费没有提高，这会使投资产生极大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今天走的路在不同程度上类似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年日本经济处高位发展，国内资本流动活跃，房地产泡沫急剧上升，房价急剧上升〃〃〃这些特征在中国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但有许多经济学者说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经济覆辙。虽然如此，但经济泡沫问题不能消失，在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一直处于上升发展的态势，房价更是“节节高升”丝毫没有回落的倾向。中国的老百姓的钱大部分都流到房地产去了。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想着如何省钱买房子，对于富有阶层也将大量资金投到房地产用于炒房，造成大量“黑灯户”(房子有主没人住)，然而想住房的人却没有房子。在我看来中国要想刺激国内消费应该从整顿房地产开始。中国国内消费是一定的，这块蛋糕只有这么大，老百姓的钱都流到房地产，房地产业倒是“蓬勃发展”了，但其他产业肯定就会因消费不足二萎缩，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国家产业的不均衡发展，整个经济仍然无法协调发展。
但话又说回来了，想整顿房地产谈何容易呀。房地产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各国政府对房地产都很头痛，既爱之又恨之，产地产对一国的经济的拉动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大户，把它整下去了地方财政就没了，地方政府不愿意。不整吧，但经济泡沫常常就是它推上来的。所{中国经济现状的感想}.
以要调整经济结构还得拿房地产开刀，但对待房地产不能下猛药，不然会出大乱子，还需国家出台金融调控等政策，有保有压，平稳前进，合理治理房地产业，降低房价，让老百姓买得起房，这样老百姓才有钱流到其他产业去，整个产业才能协调发展。
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应该要重点治理房地产，治理好房地产，让老百姓手上的钱能为其他产业做贡献，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国内的消费，从而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协调运作，提高经济的自主独立性与内生力，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长青。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二篇】
试探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与化解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倍和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急剧跌至，%，拉动经济增长由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8%、%、%。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三篇】
内容提要：文章从经济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并从理论创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了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子；同时简要介绍了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概括。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批判性思考/思维范式/特征化事实
作者简介：蔡昉(1956-)，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09，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hocergopropterhoc”，译为英语是“afterthis，thereforebecauseof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hocergopropter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2]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1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3]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wantofanailtheshoewaslost;Forwantofashoethehorsewaslost;Forwantofahorsetheriderwaslost;Forwantofariderthebattlewaslost;Forwantofabattlethekingdomwaslost;Andallforthewantofahorseshoe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4]。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10)[5]总结20多年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Kaldor，1961)[6]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Romer，2009)[7]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法]阿兰·曼.魔鬼凯恩斯[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6-218.
[3][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M].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A].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77[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Kaldor,[A].(eds.)TheTheoryofCapital[C].,1961:177-222.
[7]Jone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HumanCapital[R].NBERWorkingPaper,June2009,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四篇】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解放生产力是历史主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五篇】
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优势，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从经济潜力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虽然近三年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尤其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潜在投资需求，完全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
从经济韧性看，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平均每天新增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万户。新动能正在撑起发展新天地。随着“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实施，“双创”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从经济优势看，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显著的制度优势。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整体上看，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大量培养，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除了人力资源优势，还有市场、基础设施、政策调控等优势。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条件，宏观调控还有不少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我们坚信，只要牢牢把握“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五条基本要求，挖掘潜力、铸锤韧性、发挥优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呈现出新景观、新气象、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