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字]周恩来的故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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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故事100字1
据周恩来总理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对身边的秘书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对人总是平等相待，关心体贴，亲如一家。陈浩说，周总理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陈浩的回忆，整理出周总理对秘书言传身教的小故事，供党员干部思考、学习。
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周恩来的故事100字2
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
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
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
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
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
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文革”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
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于是，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饭庄。
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
周总理将“公”与“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东西，他从不贪一分一厘，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
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元，邓大姐的月薪是元，两人合起来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元，合计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周恩来的故事100字3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据《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五岁入家塾，习颜体”，即周家5岁男童要被送进家塾馆读书，并学习写颜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十里长街南侧陈家花园塾馆以及宝应水巷口陈家、淮安东岳庙龚家五个地方读书。
教学有方的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恩来的曾祖父周光勳、叔曾祖父周光焘以260两白银在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购得一套老宅后，周家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周家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又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出三间房子作为家塾馆。
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规定，周恩来应在1903年春节后到家塾馆就读。周恩来在周家塾馆主要学习“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当时无论年龄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学生学习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从而拓宽了知识面。
周家塾馆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是学生必学的内容。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了一年后，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到外祖父家万家塾馆寄读。
迁居入读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何要到离家30余华里外的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读书呢？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就已败落，平日靠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如果没能及时得到资助，他们便典当衣物糊口。
1904年春节，周恩来生母万氏（万冬儿）偕同丈夫周贻能和周恩来、周恩溥两兄弟回娘家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逛街时，经不住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万立合伙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的是，秋后公布中彩号码时，这张彩票竟中得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大洋。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足以养活一两代人。
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块。万氏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后，就给自己买了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留音机器（留声机）。回到淮安后，她又将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街道铺上砖头，以便人们出行。
周家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热心公益的人前来讨要赞助，连原来的丫环、乳母、轿夫等也上门讨喜钱。可以说，彩票中奖使周家成了花钱的“无底洞”。万氏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是非。
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一起来到清江浦万公馆。据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由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一份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一家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
自家开办的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梦想着通过考试出人头地，因此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不过是获酬应付之举。他在课堂上仍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启蒙书籍，而周恩来对这些早能倒背如流，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教书先生作了“君子协定”：他每天准时到校，然后到外祖父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不过，此事还是被嗣母陈氏发觉，陈氏认为这样的先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万家是名门望族，万府大院人多嘴杂，万氏回娘家久住后，难免和家人发生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也曾无端地受到委屈。基于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万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和陈氏一同商量，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亲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母亲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还苦练书法。据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的同学、表妹万怀芝回忆：“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
不料，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不久，万氏因操劳过度，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肺结核，因当时无法治好此病，又延宕医治，不幸在1908年夏天去世。周贻能在外谋生，未能及时赶回见最后一面，加之周恩来的外祖母万张氏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将万氏灵柩暂厝在尼姑庵。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妻子的灵柩从清江浦水运至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茔地。
周恩来对这件事刻骨铭心，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述。
陈家书房使他眼界大开
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打击很大。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只能做政府机关里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糊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不久，周贻淦就去世了。由于周贻淦和万氏均患肺结核去世，与其朝夕相处的陈氏也染上了这一绝症。不得已，陈氏提出回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病，二是散心并安排后事。随后，陈氏和周恩来登上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号逸石，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曾任上海《申报》编辑。他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表示欢迎。
陈氏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与周恩来交谈后，发觉周恩来虽然只有10岁，但能评述古代诸子百家，乃至清朝的“洪杨之乱”，且有独到见解。于是，陈式周对陈氏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让他到我家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陈式周的书房看书学习，陈式周适当做些辅导和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呆了三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使他眼界大开。可惜陈氏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成为最后的记忆
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带着两个弟弟返回了淮安驸马巷。
这时驸马巷的周家更加衰败，稍微灵活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周家院内住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元配痴二奶奶等，由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贻奎和八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周家塾馆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学费）。
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外，还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的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学业，请求八婶杨氏去淮安城东岳庙龚家说情，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周恩来、周恩溥、周恩硕和周恩寿四兄弟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考核，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一人在龚家塾馆寄读。龚家塾馆也成了周恩来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个地方。
龚荫荪，字天枢，其母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书房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及《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因材施教，他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形成了周恩来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由于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已被清廷盯上。1909年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
1952年秋，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在霞飞路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的那段时间记忆深刻。
周恩来的故事100字4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