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故事读后感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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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读后感【第一篇】

对待个人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坚持底线: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作风清廉: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第二篇】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第三篇】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1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第四篇】

1961年,我走进西花厅,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当卫士,从此一直陪伴总理。1976年,总理去世后,我又给邓大姐当警卫秘书。30多年间,通过近距离感受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言一行,我深刻体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心中无我,永远把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高尚情操。

艰苦朴素方显纯真本色

周总理的节俭,首先体现在饮食上。

开会用餐“四菜一汤”的规定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那是1960年的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总理规定了用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就是鱼、肉、蔬菜之类的,绝不会有生猛海鲜美味佳肴。国务院开会的用餐,每人一碗大烩菜,其主要原料是大白菜、粉条、豆腐、排骨之类,桌上再摆几碟泡菜、酱菜、青椒之类的小菜。会务处按定量收取用餐人的粮票和钱,规定每人每餐3两粮票、4角钱。

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总理号召全民节约粮食,以支援缺粮地区。他自己带头将自己的口粮定量由原来每月27斤减至15斤,邓大姐的由原来25斤减至13斤。周总理还给自己作出规定:要少吃肉、少吃鱼、多吃菜。我们了解总理的脾气,他说少吃,你就不能按照原先的量给他吃,不然他会严厉批评,还会一口不吃地退回。三年中,周总理从来没有吃过他喜欢吃的蹄髈,他和邓大姐还一再嘱咐每月的粮食不能超过定量。1962年6月,周总理去吉林省长春市视察工作。一到住地,卫士长成元功就给当地接待部门列出了禁吃的菜单,除山珍海味不要吃外,连鸡、鸭、鱼、肉、鸡蛋、罐头、香肠也列入其中。这个单子也是总理交代的。

在穿的方面,总理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允许奢侈浪费。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总理出访了非洲、亚洲14个国家。出访的国家多、时间长,而且气候多变,我们商量后报总理同意,给他做了3套中山装。他指定用自己的工资付钱,内衣不准做新的,说是内衣旧一点,穿在里面没关系。我们又选了几件较好的衬衣、两套睡衣,其中一套已打了补丁。出访前,我们几人就商量在哪个国家访问,就把穿过的衬衣、睡衣请我们大使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因为这些衣服很破旧,不好意思交给外国人洗。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一行到达埃及首都开罗,这是14国访问的第一站。当地天气很热,我们把总理换洗的衣服交到使馆,使馆的同志见了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想到,为全国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穿的竟是这样的旧衣服。

而这3套定做的中山装,日后更是成了总理时常穿着的标志性服装。时间久了,3套衣服有的变色,有的损坏,特别是那套法兰绒外衣,表面的一层绒都磨掉了。磨损最多的是右边袖子的肘部,破了一个洞。我们请示总理做新的,他不同意,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外宾也不会注意。就这样,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的布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

我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看到总理的皮鞋已换了前掌,鞋面也已陈旧,就向成元功打听,这皮鞋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么旧了,怎么还不做新的。成元功说,这是1954年去日内瓦时做的,穿了6年多了,鞋底都换了两次了,总理不让做新的。我们给总理买袜子,一次要买五六双,这样几双袜子轮流穿,能穿久一点。可袜子穿久了总会破,特别是当年还很少有尼龙袜,大都是棉线袜。他那几双穿了多年的袜子,没有一双是完整的。破了,就让服务员补一下,我们警卫员谁也不会补,就请服务员高云秀补。她手艺不错,织补后几乎看不出来,总理穿上很舒服,就更不同意为他买新的袜子了。

在用的方面,周总理依旧简朴如一。

总理夜间办公,灯光的亮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原有的一盏台灯装有三个灯泡,以便根据需要调整亮度。这种灯泡的度数较大,办公时间久了,灯下温度较高,特别是到了夏天,有一种炙烤的感觉,于是我们就打算给总理换一个日光灯。找来找去,我们发现市场上没有合适的,又不方便到厂家定制。于是,我们请来中南海机关的电工、铁工师傅,用已有的水管、铁皮加工焊接,再刷上油漆,成了一盏落地台灯。总理试用了一下说,做得不错,工艺水平不低,又快又省。我们看这盏台灯使用效果不错,便请他们为总理又做了一盏小一些的,便于挪动。1974年周总理住进医院,我们把这盏小台灯摆在了病房的办公桌上,它伴随着总理度过了最后的夜晚。

总理去世后,我和张树迎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也相对便宜的一个。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不是为总理专门定做的。我们回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恩来用完,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于是,总理用的这个骨灰盒,一直保存在邓大姐那里,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不要再买新的,就用这个,可以为国家节省开支。如今,这个曾装过周恩来、邓颖超两人骨灰的骨灰盒,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严于律己彰显党员风范

周总理曾经对我们有“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用总理办公室的名义谋私情、不准提前超标晋职晋级、不准搞特殊、不准接受礼品、不准占用公家的东西、不准盛气凌人。对身边人尚且这样高标准要求,可想而知,总理在严于律己方面做得更是严格。

周恩来是当年我们国家领导人中出国访问、国内视察次数较多的一位。离京赴外地视察,一般随行人员只有5至6人,包括秘书一人(视需要决定去分管内事的还是外事的)、保健医生一人、警卫两人。1967年后,总理因心脏不好,增派一名护士,警卫局派前站人员一两人负责联络。周总理在国内视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1.不准省、市领导人到车站、机场迎接。

2.不准宴请、不准陪餐。

3.两菜一汤,不招待酒水,不吃高级菜(如鱼翅、燕窝)。

4.房间内不准摆糖果、水果,茶叶自备。

5.去公共场所,不封园、不闭馆、不戒严。

周总理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绝不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

“文革”前的几年,总理工作和生活比较有规律,晚饭后,有时可以抽出点时间,去剧院看看节目。但总理看戏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自己还有警卫局派去的人的票钱全部由他付,每次去公开演出的剧场看戏前,他都要再交代一遍我们要买票入场。

周总理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961年从上海手表厂买的。时间久了,手表逐年老化,原有的夜光不亮了,走时也不太准。张树迎和我商量,有机会去上海再给总理买一块,总理也同意了。1972年,周总理去上海,我们打听到上海出了一种表,质量不错,于是就请上海方面的同志帮忙选一块,这事很快就办好了。当时总理正在开会,我们准备会后向他报告。没想到,还没等我们报告,他就把张树迎和我叫去,问手表的事。张树迎向周总理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听后没动火,但还是批评我们说,为什么不先问他一下。他要我们马上把表退了回去。

在外吃饭要付费,是周总理特别强调的一条规矩。

1966年7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听学生们开辩论会。辩论结束已到午饭时间,总理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到了那,我帮总理选了肉片烧茄子外加一个馒头。总理对我说:“你付钱。”他看着我按价付了元,这才一手端菜,一手拿着馒头,走到餐桌坐下。此时,学生们都围了上来,总理便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气氛很活跃。这时,热情的厨师为总理送来了一碗汤,北京人称之为“高汤”,做法比较简单:葱花、酱油、香油,用开水一冲,便是一碗汤。饭后,总理叫我补交这汤钱,厨师无论如何不肯收。总理说:“你不收,我就不走。”厨师见状,只好叫我补交了5分钱,把原来开好的元钱饭菜的收据改为元,总理这才满意地离开。

1973年9月16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在西湖旁的植物园参观结束后,送别了客人,返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决定请我们去“楼外楼”饭庄吃饭。吃完饭,我照例去结账,总理问我付了多少钱,我拿着发票说:“10元1毛。”总理说:“太少了,这样他们会赔的,再去加钱。”那位饭店负责人推托不再收钱。总理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走了。”于是负责人只好又收下10元钱。总理看看我拿着的第二次付款的发票,才起身下楼。这时,我转身小声问一位服务员,如果是其他客人吃这一餐饭需要多少钱。那位服务员说:“要30元左右。”在回住所的车上,周总理还惦记着这件事,说:“他们这种做法不好,应当按实际价格收费。我看20元也不一定够。”我把了解到的实际价格向总理说了,总理很严肃地说:“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这样做,你再补交他们钱。”于是,我又把这10元钱给了省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交给饭庄。

不贪分毫展现无私本色

周总理将“公”与“私”的界限看得很重也很清,公家的东西,他从不贪一分一厘,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高洁风范。

周恩来总理遵照国务院规定,凡是因私用车,都要按公里付钱。他的“私”,是指去看戏,到医院看病人和去理发店理发、刮脸,去公园散步。这些规定当然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掌握执行,由司机杨金明结算里程。具体执行起来却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就是计算的方法与总理的想法不同。如去首都机场接客人,途经北京饭店理发或刮脸,总理要把由家到饭店这一段作为因私,我们认为只有专程去理发才算因私,这样计算起来就不一致。当然总理不会亲自过问每月的公里数,更不会计较付钱多少,但是他总是要多付钱。我们对这种做法觉得并不合理,司机也觉得不好办。最后经总理同意,采取每月固定交20元钱。当年警卫局规定,内部用车每公里五分钱。这样,总理每月交400公里的用车费,大大超过了他的所谓因私用车公里数,因为他每月不过去饭店四五次或每月看一两次戏,最后几年他也很少看戏,但我们一直按这个制度坚持付钱,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

1962年,有一次在上海,总理约见了几位党外人士座谈,谈话结束后,总理留他们吃饭。饭后,总理交代,这次是他请老朋友,要自己付饭费,不能用公家的钱,并叫我们去付款。我们认为,他约见这几位朋友开会谈的是工作,吃饭中间谈的还是工作,怎么能自己付钱呢?我们只是这样想,谁也没对总理说什么,只是答应得慢了一些。总理看我们迟疑不定,便叫当即付钱。我们只好解释稍微慢了一点的原因是没带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向总理说。因这次出差时间较短,只带了伙食费,没带请客用的钱,我们打算让他们记上账,下次来了再补交。总理没有责备我们,只是当场作了一个规定,以后出差,时间再短,也要带上300元。等我们再次来到上海时,周总理特意提醒我们别忘了补交饭钱。

周总理工资的使用,更反映了他和邓大姐的清廉作风。他俩的全部收入只有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周总理的月薪是元,邓大姐的月薪是元,两人合起来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但总理家的支出很大,大体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有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元,合计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遗嘱,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元,全部交了党费。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我写此文,就是为了把总理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这些关于周总理的点滴小事能够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今天的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充足的精神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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