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故事读后感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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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读后感1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在1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2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超凡的领导智慧，还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我们从他留存的著作、记录他的影像和怀念他的文章中，至今仍能够领略到他讲话时的风采，感受到他语言表达的魅力。本文撷取了周恩来语言表达的几个故事，相信会对领导者提高讲话能力和水平大有帮助。

“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1958年，我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9月开工的北京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周恩来非常关注它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亲临工地视察。

密云水库工程任务艰巨，仅建筑拦洪坝就调动了河北、北京两地的20多万名民工，奋战了10个月，挖、运、填土石方和混凝土达2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9月，拦洪坝修筑成功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他首先视察了工地现场，然后把各民工支队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周恩来望着大家，见没有人开口，就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有序减少民工的主张：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周恩来说完，就询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总理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众人齐声回答：“合理!”周恩来随即又问：“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众人纷纷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周恩来听了这话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提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众人见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周到，异口同声地说“好”。

古人云：“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此“舌”，不应只是能言善辩，还应当会言善说，即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商量征询的口吻，耐心平和地说出自己周密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和由衷接受的目的。这种语言表达，虽然不强势，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我个人的意见，只提供你们作参考”

周恩来是讲政治、讲纪律的典范，时时处处都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他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话，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决不以集体讨论和中央决议代替个人意见。所以，周恩来无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定位准确，恰如其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6月。周恩来非常关心北京人艺的成长，经常忙中偷闲，前往剧院观看演出，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感。

1963年10月15日，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爱情、友谊和走什么样人生道路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向全体演职员畅谈自己的观后感。他肯定了演出很精彩，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例如，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周恩来早年曾出演过话剧，后来仍一直喜爱文艺，对艺术很精通。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该剧导演立刻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十分赞成导演的表态。谁知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鼓掌。他郑重地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又笑着强调了一句，“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大家听了总理的话，敬佩极了。

领导者讲话，有时在正式场合，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代表一级组织;有时在非正式场合，属于临场发挥，只是个人看法。场合不同，角色就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应当不同。因此，领导者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身份的话，切不可处处把自己当“领导”，因有感而发作“指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主席”;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这使他在语言表达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句原本很平淡的话，经过周恩来睿智的再造，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立时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神奇效果。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重大国际舞台上亮相，受到各国关注。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让外国记者了解新中国的变化。纪录片放映后，周恩来听取汇报：外国记者普遍反应热烈，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阅兵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让外国记者看懂，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译成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剧名译成《梁与祝的悲剧》。

周恩来听取了工作人员放映新片的汇报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他当即出了一个主意，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影片放映那天，大厅内座无虚席。感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25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醉如痴。影片结束后，放映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外国记者纷纷赞叹，这部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语言表达是一门基本功。领导者若想讲话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勤学习，常读书，多补充和储备各种知识。同时，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语言的创新，力求用简洁、鲜活、新颖的词语，拨动人们的心弦。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3

据周恩来总理秘书陈浩回忆，周总理对身边的秘书特别注意从思想上培养教育，工作上严格要求，但对人总是平等相待，关心体贴，亲如一家。陈浩说，周总理崇高的精神境界如春风化雨般影响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根据陈浩的回忆，整理出周总理对秘书言传身教的小故事，供党员干部思考、学习。

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周恩来故事读后感4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