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实践报告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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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实践报告【第一篇】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其中一个杰出之处，它不仅本身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因子，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深刻认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其对凝练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讨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杰出之处

“古为今用”指弘扬古代的精粹，为今天所用;“洋为中用”指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文化的“源”和“流”的角度阐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陈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该院教学和演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作了批示，肯定此信，指示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就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这标志着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形成。

就“古为今用”来说。毛泽东认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批判地继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为此，他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清理的任务。他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就“洋为中用”来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发展应该“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他指出：“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我们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总之，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不仅内在地要求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国外文化，而且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必须结合起来，既要汲取积极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和抵制消极落后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和重要指向，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杰出之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

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之所以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原因在于：一方面，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予以发掘，并推陈出新，从而奠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每一代人都是以前一代人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不断发展的，而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行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博采众长，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增强竞争力。毛泽东主张尊重、学习、接受外国文化，其实质是要“洋为中用”，为新中国服务。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现实要求来看，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和发扬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以其作为我们应遵循的原则。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这充分说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仍然是当前我们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为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而“三个倡导”的内容本身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从形式上看，这些内容总体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延续和西方文化价值精髓的吸收。当然，这种延续和吸收不是简单地延续吸收，而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批判继承的遴选吸收，是一个加工、提炼和转化的过程。

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体现着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率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精髓。培育、凝练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和未来，凝练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出发，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以开放的眼光和宽阔的视野汲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只有这样凝练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才能体现时代特点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从本质上说，这样做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在“三个倡导”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因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是在“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

学习毛泽东实践报告【第二篇】

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终生与书为伴，学习与其革命生涯紧密相联。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和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鲜明的学习观。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笔者在整理资料中，作了一些梳理。

一曰学贵有志。“志者，学之师也。”立志是学习的先导。毛泽东13岁那年，与弟弟毛泽民和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给长辈拜年，堂叔问道：“你们三个读书的伢于，长大以后都想做什么人？”“我要做有钱的人。”“我要做不受别人欺负的人。”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学生时代，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毛泽东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勤学苦读，掀天揭地，成就了解放新中国的伟业。

二曰学贵有恒。“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恒为本。”古人这一治学经验深为毛泽东认同。他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提倡用钉子的“挤”劲和“钻”劲来学习。他对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好比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三曰学贵勤勉。“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认为，刻苦俭朴的生活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每天起床特别早，做完冷水浴或其它运动后，就迅速走进教室自习。他非常赞赏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他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四曰学贵质疑。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其他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我国的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他注重书本知识，但又不迷信，不盲从，不照搬，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也正是凭着这种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精神，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毛泽东思想。

五曰学贵应用。“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中如此精辟地论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读书学习与探索治党治军治国之道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中，他导演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的“活剧”，所谋划的用兵真如神的境界，所创造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历史，无不闪耀着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智慧光芒。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观，贯穿了他学习实践的全部和生命历程的始终，深刻揭示了学习的本质，对于我们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及构建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具有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的学习观博大精深，绝不是1篇短文所能概括的，仅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受到启迪。

学习毛泽东实践报告【第三篇】

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艺术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它是中国革命的壮烈史诗，也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

毛泽东在长征时期一共创作了六首诗词，分别是《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长征，是指毛泽东本人所经历的长征，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时间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

长征时期血雨腥风，红军处境艰险，毛泽东也是九死一生。然而，这恰恰刺激了毛泽东的创作欲望。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对陪同前往的苏联人尼·费德林说了这样一番话：“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作品，每一首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创作缘起，都有各自的具体内容。这里主要是从共性方面去梳理它们的主要内容，从中感悟波澜壮阔的长征和伟大的长征精神。

雄关漫道真如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畅谈实现中国梦。他用《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中华民族的昨天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

长征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的凤凰涅槃，是中国革命漫漫征途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的沉重一页，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辉煌篇章。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诗词作品像纪实文学、像电影或电视连续剧那样全景式地呈现长征的整个过程或者各种细节。

毛泽东以真实的感受、开阔的视野、浪漫的情怀、深厚的功力谱写了光辉灿烂的长征诗篇。这些作品生动形象地反映和再现了长征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胜千里雪，翻越六盘山，“切尾巴”战斗，等等。

毛泽东的这些诗词的确是英勇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是众志成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的高度浓缩，为我们深入解读长征和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教材。

踏遍青山人未老

毛泽东来自山区，与山有不解之缘。他有不少作品以山为题，写山的诗句则更是不胜枚举。长征诗词中,毛泽东描绘最多的也是山，比如娄山关、五岭、乌蒙山、岷山、昆仑山、六盘山等。

毛泽东以山记史，以山言志，以山造境。山的深沉，山的坚韧，山的博大，与他的诗词浑然一体。最典型的就是《十六字令三首》，他把山写得瑰伟雄奇，绚丽璀璨，流动回旋。

《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用夸张手法突出山的高度，反衬红军飞越高山的英雄形象。在这里，山是客观的，是审美的对象，更是征服的对象。

《十六字令三首》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泽东化静为动，强调山的宏大。他把群山比作汹涌澎湃的巨浪和奔腾厮杀的战马，宛如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在这里，山是主观的，是主体的形象，是审美的联想。

《十六字令三首》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山把天捅破了而自身完好无损，天塌下来有山顶着。山，无私无畏、无坚不摧，真可谓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山，顶天立地，勇于担当，俨然就是救国救民的红军队伍的化身。在这里，山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红旗这个意象。比如，“旗号镰刀斧头”“红旗跃过汀江”。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既代表红军，代表红色政权，又代表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南征北战，红旗就是他的生命。

而毛泽东又常常把山与红旗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下红旗乱”“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等等。

山加红旗意象是毛泽东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毛泽东为了追求知识走出韶山，为了思索救国救民真理而登临岳麓山，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引兵井冈山。毛泽东的人生道路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成功之路是在山里寻求到并延伸出来的。

长征时期的《清平乐·六盘山》中也有山加红旗的这个意象，“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国革命的红旗，从井冈山一路打到中央苏区，又打到六盘山上，不但没有倒，反而更加鲜艳夺目。在六盘山上迎风招展的红旗，昭示着万里长征的革命性质，也是红军战士革命意志的艺术再现。

坚定执着诗言志

“诗言志”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创作指南。诗词不仅生动记录了毛泽东一生的奋斗足迹，也形象地寄寓了他领导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励精图治的价值取向与使命担当，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追求和理想境界。

长征所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彻底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一个是迅速北上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两句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长征的这两个目的。

第一句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苍龙，本意是指凶神恶煞。毛泽东1958年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中，对苍龙的具体含义专门进行了说明：“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很显然，抵抗蒋介石是万里长征的当务之急。不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红军自身难保，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实现伟大理想的具体行动，直接抒发了英勇红军一定要战胜敌人的坚强决心。

第二句是《念奴娇·昆仑》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昆仑山常年积雪。夏天冰雪溶化，会导致水灾，危害中国。于是毛泽东决心倚天抽剑把它劈为三段。然后，“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58年，毛泽东批注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侵略中国，而毛泽东在分配昆仑山时却还能想到要照顾日本人民，这是何等的博大胸襟!“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但是，只要还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一理想就不可能实现。

《念奴娇·昆仑》的寓意十分深刻。毛泽东想改造昆仑山，其实质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1958年，他在解释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时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这首词的主旨广阔而且重大，堪称旷世罕见，塑造了一个立足中华、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比昆仑山更加伟岸的光辉形象。

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中国白军半数的追击——红军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障碍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攻坚克难是长征诗词的一个重要内容。“西风烈”“离天三尺三”“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六盘山上高峰”“山高路远坑深”等就是具体体现。长征路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一个个鬼门关，都是对红军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勇于面对一切挑战，他傲视万物，藐视一切艰难险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别以为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英勇红军一越而过。“五岭逶迤腾细浪”，横亘于南方数省之间的五岭山脉连绵起伏，在毛泽东看来只不过是小溪流中翻滚的几朵浪花，简直是不足挂齿。

“乌蒙磅礴走泥丸”，山势险峻、高耸入云的乌蒙山，毛泽东也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充其量也就是在红军脚下滚动的小泥团而已，实在微不足道。“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红军到达六盘山，吃尽了苦头，可毛泽东屈指一算也只有二万里行程，实在很不过瘾，感觉意犹未尽。

英雄群像真伟岸

古往今来，以诗歌形式记载英雄业绩、表现英雄行为、歌颂英雄品质、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不计其数。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侧重表达个人之志，抒发个人情怀，所讴歌的对象要么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英雄人物，要么是由个体英雄形象组成的集合。而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却自成体系、独树一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内容不是他个人的奋斗史或征战史，所塑造的形象也绝不是他本人的自画像。他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英雄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红军英雄的群体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这一英雄形象顶天立地、光辉灿烂，具有排山倒海的无穷力量。

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门颂扬彭大将军之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长征诗词所描写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等，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红军的统一行动。

毛泽东不少诗句中有“我”字，如“春来我不先开口”“我返自崖君去矣”“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里“我”就是作者本人。但在长征诗词的“而今我谓昆仑”“唯我彭大将军”当中，“我”就不光是作者本人了，既是自我，也是我们;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作者，也是红军。

在“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些诗句中，已经看不到“我”这个字了。表面上“我”已然淡出，可明明又身处其中，只是不再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小我”已经完全被红军队伍的“大我”所涵盖所替代，已经进入“无我”的境界。

毛泽东经历了从“小我”走向“大我”，然后走向“忘我”，最后变成“无我”的过程。“诗言志”的中国诗歌传统，被毛泽东升华为“小我”与“大我”，“有我”与“无我”合二为一的全新境界。

学习毛泽东实践报告【第四篇】

1938年9月至11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共产党人绝不能像教徒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他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表态，“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竟然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迫切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下了不少功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对我党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毛泽东所不曾料想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整顿学风开始，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改造”什么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并指出党在学风上存在的三个方面突出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毛泽东认为这些缺点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并在报告中重点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和危害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而言，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做实际工作的人，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毛泽东还替这种人形象地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并尖锐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针对主观主义作风贻害无穷，毛泽东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并第一次完整解答了究竟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出于《汉书》，原本是称赞汉景帝之子刘德做学问认真踏实，说他具有“修古好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谙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这个词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目的就是号召全党同志立足中国实际，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实事求是”这4个字，看似简单，却来之不易。它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与经验，也有着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选择了“削足适履”的态度，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字句，照套俄国革命的经验。但反动军阀用血淋淋的屠刀告诉共产党人，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在艰苦的中国革命征程中，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这把思想的钥匙，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关键节点，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

怎么“改造”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提出改造干部学习的3点建议，特别强调要在全党系统地、周密地开展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明确提出：“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1941年5月，边区政府作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60万驮食盐的决定。个别干部心怀疑虑，认为用牲口长途运盐得不偿失，工作进展迟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等经过算账，他们发现：一只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形成不足3000字的调查报告，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到后高度评价：“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1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他将其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附上按语交《解放日报》发表。

1941年8月，党中央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了调查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一职。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同时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先后组织调查团和考察团在陕北、晋西北农村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开展调研，写出了一系列调研报告，用实际行动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重温经典，常读常新。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虽已过去80年了，但其思想的光辉，对于我们今天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