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方面的论文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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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论文1
1.工程变更立项提出阶段。在该阶段多由施工单位（部分为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提出变更意向，并上报变更材料，其中需包括变更原因、施工原方案、施工新方案比选、费用测算。审计人员全程参与职能部门的方案变更。参与方案变更会。审计人员在参与方案变更会议时，秉承不缺位，不越位的原则，坚持全面了解，及时跟进的方针，方案变更会议中一般不参与变更方案的决策，但提出审计建议供建设单位参考。审计人员针对不同变更情况分别对待处理，审计的基本思路和参与办法是：变更的必要性审查，即变更的理由是否充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由谁提出来的变更，前提首先是有变更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审计人员可能因专业领域的限制，一般不在会议中对方案本身发表意见，而是重点关注变更的理由。在需要进行变更的前提下，对均可行的备选方案进行经济比选。在方案变更会议上审计事先对备选方案做好性价比分析，在会议中予以反馈，以选择经济合理的方案为原则，同时对变更中存在利用不平衡报价的情形，明确提出相关意见。针对变更方案，制定相应的跟踪审计方法。对于变更包含的不出图内容需要进行现场计量，常规、单一事项现场施工、监理、业主、审计确认出具工程洽商单即可，而对于一些经过建设单位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和对于不出具变更图部分的工程内容往往具有较大的计量难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审计实施方案。
2.合同变更阶段。原则上不进行合同变更审计，直接进行结算审计，结算时变更价款调整的原则必须根据招投标文件及合同进行价款的调整，包干项目不调整。特殊事例根据需要将结算工作提前开展并与建设单位共同审核，形成一致意见后即作为结算审计结果。对于变更及变更引起的连带签证的结算审计依据相关图纸、洽商单及合同条款等进行审价。未实施跟踪审计的项目。对于出具正式变更施工图的，主要审查变更形成过程中是否有过失方，如有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无，则归类到常规结算审计中。对于以工程洽商单形式确认的以监理、业主计量作为审计依据。此类审计主要是审查工程变更是否真实发生客观存在。
二、变更中审计对相关费用的处理原则
1.尽量减少设计变更。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功能的改变、材料规格或档次不符合设计的标准、设计图纸粗糙等原因都会导致设计变更。杜绝或减少此类变更需要控制好以下几个环节：建设单位应严格审查设计人员的素质及设计质量，做好图纸的会审工作；禁止通过设计变更增补项目内容、提高设计的标准、扩大建设的规模；当确实需要进行设计变更时，应对变更方案进行合理性、可行性、经济性等方面的审核。提高责任心和业务水平，严把工程变更关。建立完善的工程变更管理制度。明确规范施工、设计、造价等建设单位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及领导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制定变更管理办法，严格程序办理变更；严格审查变更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对于重大变更项目立项金额预审，提前与施工单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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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论文2
关键词新闻事实；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大众性
究竟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对它的认识直接关乎新闻评论的发展，但是，学界对此问题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认识水平上，未能根据新闻评论实践的要求进行更为科学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对新闻评论实践的阻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
中国大陆对新闻评论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范荣康先生登载于《新闻战线》1984年第3期的《新闻评论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这样界定：“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者最近报道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和问题，所发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广大读者群众的评论。”后来，在其专著《新闻评论学》中，范先生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评论是一种具有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等显著特征的评论文章。”“新闻评论是就当天或最近报道的新闻，或者虽未见诸报端但确有新闻意义的事实，所发表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以广大读者为对象的评论文章，离开了新闻性、政治性和群众性，都不成其为新闻评论。”①
后来，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为一种比较公认的经典认识。
在丁法章先生主编的教材中，曾提到“指导性”，不过没有专门列出来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新闻评论“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实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②后来，吴庚辰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新闻评论学通论》一书中，在原有的“三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指导性”，成为“四性”。③
随着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崛起，新闻评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于是，对新闻评论特性的认识不再为人们所关注，所以，后来出版的一些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著作中，大都沿用“三性”来概括新闻评论的特性。
“三性”是80年代人们对于当时的新闻评论实践的总结，应该说，这一概括，对于新闻评论学科的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大陆的新闻评论学正是在80年代中期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80年代至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新闻实践迅速发展，新闻改革不断深入，人们的新闻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起来，“三性”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新闻性”。从上举定义来看，论者们所讲的新闻性实际上就是指新闻评论的对象是新闻事实。不过，因为它的对象是新闻事实，就说它具有新闻性，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体育评论具有体育性，经济评论具有经济性，文学评论具有文学性。
我们说新闻性时，一般指的是新闻本身的特性。新闻性起码包括了真实性、新鲜性、客观性、时效性等特性。在新闻评论中，我们当然要求新闻评论的对象——新闻事实要真实。但是，这里要明确的责任是，事实的真实与否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而不是新闻评论的问题。我们也要求新闻要具有新鲜性，要求事件必须是新近发生的，或者虽不是新近发生，但别人从未报道过。但新鲜性仍然是新闻报道者的问题。例如，一个记者报道了一则真实性不足、新鲜性不够的事件，而评论者迅速给这则报道加了个评论，此时我们只能说问题出在记者身上，不能说出在评论者身上。
不管报道是真是假，它都与评论者无涉。评论者只对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负责，不对新闻的真实性负责。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是记者的任务，抓取新鲜的事件也是记者的任务。评论者没有时间、没有责任、也没有办法去对新闻再进一步核实。他将视报道出来的新闻为已经证明是真实的新闻。当然，如果一则新闻并未见诸报道，是评论者将它加以陈述，然后做出评论，此时，核实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当然在评论者。但是，这是评论者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或者说，是他所兼的记者的身份的要求，而不是作为评论者身份的要求。我们在谈论评论者时，当然不能把这一责任交给他。
如果硬要说新闻评论具有真实性，那么，这种真实性只是评论者意见的真实性，即评论者说的是自己内心所想的，而不是心中一套，文章中一套，说些违心话。但这样的真实性其实说的是真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根本不相干。
至于说客观性，若要加到新闻评论头上，那就更荒唐了。新闻评论发表的就是主观的意见，如果要客观化，就没有新闻评论了。
只有时效性是报道者要注意，评论者也要注意的问题。但是，这里所说的时效性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指的是记者要把新闻及时地加以报道，而新闻评论的时效性指的却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时差要校二者的时差越小，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强。如果记者报道得很真实，很新鲜及时，但评论却很长一段时间才搞出来，那么问题就在评论者身上。1篇新闻评论，如果不注重时效性，发表出来已成为对旧闻的评论，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失去了新闻评论的意义。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电视新闻评论中，往往是一边报道，一边评论，许多时候，评论的“及时性”变成了“即时性”，同步评论在新闻评论中所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
即便是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之间的时差问题，也不仅仅是评论者的问题，时差的大小与媒介的特性、与编辑的过程都紧相关联。比如，互联网上的新闻评论时效性就要强得多，因为互联网具有即时互动性。再如，1篇新闻评论投到报社后，可能因为编辑的疏忽、送审过程的漫长等原因而使其时效性弱化。
新闻评论的特点要求作者创作要快，媒体处理要快，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
总之，新闻评论讲求时效性，而这里的时效性又不是新闻性中的时效性。所以，说新闻评论具有新闻性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政治性，它无疑是构成新闻评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原因很简单，新闻评论作为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部分，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民族、集团的利益。新闻评论工作者时时刻刻要讲政治，要注意自己的新闻评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意维护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去引导大众的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评论就是政治性评论，仅仅是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或当前具体的政治活动作出评论；而是只要是有价值的新闻事实都可以做出评论。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是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评论，不管从什么角度，只要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评判，它就构成新闻评论。党报和市级以上电台、电视台作为党的喉舌，作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解释政府的法律法令，积极反映群众的政治要求，政治性要更强一些。但即使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舆论工具，也会发表一些政治性较弱，甚至看不出有政治性的新闻评论。比如第三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的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帐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功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经着过，不少人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难关了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像这样的优秀评论，政治性在哪里？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推论说农民听了评论后多养猪，市场猪肉供应就不会紧张，便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志说，搞好经济建设，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不过，这已超出了狭义的政治性评论的含义。现今出现的一些专业性媒体、商业娱乐性媒体中，更是大量地出现了非政治性评论。当然，商业娱乐性媒体、专业性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也要注意政策界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党纪国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范内发言。他们也要积极地为推进社会进步、国家安定作出贡献，但要每篇新闻评论都带上明显的政治性却有点苛求。事实上，有一部分新闻评论属于政论，还有一部分则不属于政论。同样，有的政论属于新闻评论，有的政论则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和政论属于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定义中强调政治性特点很容易让人把新闻评论与政论混同。
事实上，现代的新闻评论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财经走势、证券风潮、影视动态、体坛风云、家教天地、追星族、婚外恋、保健经等等，有什么样的新闻焦点，就有与之相随的新闻评论，几乎无所不评，无所不论。
之所以有人会把“政论文体”作为新闻评论的属概念，这既与我国的新闻评论文体沿革有关系，也与社会形势不可分离。就文体沿革说，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政论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不少政论名篇，后来历朝历代，人们都把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苏洵的《六国论》等，都成为后人文章的规范。在中国报刊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19世纪末时，宣传变法维新又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任务，以至于在那个时展起来的报刊政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论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又在强调阶级斗争，新闻评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少想到新闻评论与政论的区别。
群众性是新闻评论的大众传播特性决定的。新闻评论之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特点提出，不仅仅是因为相对于新闻来说，评论是讲道理、发议论，如果不注意群众性，就会使人们看不懂，不愿看，不愿参与；它还包括了新闻评论的内容与群众的相关性、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介入性等方面。
把“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一个特点也不适合今天的情况。它带有时代印记，是在传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过去，人们看社论，要把它当作党中央精神的传达，用以指导工作。那时的新闻评论都是指导性，但如今的新闻评论已经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樊篱，人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新闻评论最终要靠从思想上说服读者而发挥作用，评论是说服人的艺术。即使是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包括党的机关报代表同级党委发言的社论，也是新闻评论，不能同党和政府的决议、文件等同起来。如今，还出现了许多个人专栏评论、群众评论，这些都难以说是指导性评论，更多是属于引导性评论。它们并不以权威身份发言，而是靠其评论的见地而建立起权威。“指导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对接受者指手划脚的人，一个高踞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人。如今，观念大解放，面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人们会发表各自的观点，群众是在对这些观点的权衡中实现自己的认同的，或者说，真理是在观点的碰撞中显示自身的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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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认为，新闻评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新闻评论是对于新闻事实的评论，失去新闻事实，新闻评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不以新闻事实为依托的评论就变成了非新闻评论。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评论不一定是对新闻事实的评论，它还可能是对重大问题发言(如前举丁法章先生的定义)，这种观点其实是把新闻评论的对象与新闻评论的选题弄混了。对新闻事实的评论不能就事论事，而要从中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问题”是从新闻事实中发现的选题。有些评论确实是针对着重大问题，但它没有新闻事实作依托，不能算作新闻评论。比如梁启超先生，他的文章大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针对一个国家兴亡存废的大问题而发，并且多是发表在报刊这种大众传媒上的，但他的着眼点不在新闻事实，而是要利用报刊去呼吁维新变法。所以，严格说来，他的大多数文章是政论，却不是新闻评论。比如《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进步》，看题目就不是新闻评论，因为前者的主旨是谈中国是怎么逐渐走向贫弱的，后者则是谈社会发展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都是典范的新闻评论，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思想精英，是“时务文体”(报章文体)的开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新闻事实，这是新闻评论不同于其他评论的鲜明特点。
当然，新闻评论以新闻事实为依托，并不是说在新闻评论中一定要出现新闻事实。正如我们平时说话时经常省略掉一些彼此都知晓的前提一样，新闻事实在评论中经常被省略。例如《光明日报》2002年3月20日署名黎广铭的评论《“”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今年2月3日晚发生的辽宁朝阳“”痴迷者董立杀妻害女惨剧再次表明，“”邪教所标榜的所谓“真、善、忍”是彻头彻尾的骗人的幌子，它对生命的虐杀，对家庭的危害，对社会的犯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淋淋的事实一再警示世人：邪教不除，民无宁日；杀人害命，天理不容。
因为人们已经从媒体中了解了那个痴迷者用镐头杀妻害女的新闻事实，所以，这则评论就没有交代事件过程，而是一开头就直接说那个事件再次表明了什么。显然，评论依托的是那个事件，是对那个事件的评论，尽管这里省略了对新闻事实的叙述，但谁也不会不清楚的。
2．时效性
由于新闻评论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评论，所以，它就带上了时效性特点，因为若不对新闻及时加以评论，时过境迁，就变成了旧闻评论。旧报馆有句话，叫做“看完大样写社论”。每天的新闻排好版之后，留下一块版面空在那儿，主笔的人看看新闻大样，觉得哪一条新闻的价值更大，更值得议论，便大笔一挥，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社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政论家都十分重视评论的时效，他们所写的许多新闻评论都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赶出来的，及时配合了形势，发挥了新闻评论的战斗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常常是发了1篇新闻之后，在后面直接配上1篇评论。就是某一媒体对于别的媒体所发的新闻的评论也是快速跟进。比如，中新社200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则题为《教育腐败甚于司法腐败，沈阳人最不满教育行风》的报道：由沈阳市民参与投票的全市行风评议活动爆出大冷门，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群众满意度排名倒数第一。第二天，《工人日报》就发表社评《教育行风“最差”令人难过》。
随着新闻媒体的进步，交通、通讯器材的不断改进，新闻评论的时效性越来越强，即时性新闻评论得到了大发展。在广播电视中，已经有一些主持人能够做到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启发听众(观众)对新闻事实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迹象进行深入思考。这种即时性的深度报道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3．思想性
新闻评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评论者对新闻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它必须亮明评论者的立尝态度，旗帜鲜明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评论者不是单纯的新闻记录者，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记录，不能浮在事件的表层，而要透过新闻现象，洞察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例如2001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所刊署名宋庆光的评论《为啥一升官就长学问》。文章在叙述了新闻事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本位现象，这就是“一升官就长学问”的根源所在。官就像从前黄金那样的硬通货，几乎在流通领域里畅行无阻。黄金可以兑换成各种有价证券，官也有类似的属性。只要有了官，不但可以兑换成像银子、房子、车子等实惠，也可以兑换成专家、教授等名誉和头衔。而且官比从前的黄金还要“硬”得多，因为这种兑换根本不需要动用本金。官具有如此神通，必然导致一些人的“权力至上”和“权力崇拜”心理，乃至头脑发胀，忘乎所以，既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人们说：“新闻评论是传媒的灵魂。”确实，有没有评论者的观点，是区分消息和新闻评论的一个关键。消息一般是忌讳者站出来说三道四的，而新闻评论恰恰就是要对新闻事实说三道四。
许多新闻评论，很难用政治性加以全面概括，但思想性却是明摆着的。政治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政治思想性(政治不仅仅有思想层面，还有行动层面——人们常说政治行为、政治生活，而不说思想行为、思想生活——而新闻评论中的政治是属于思想层面的，所以，说“政治思想”比说“政治”要更准确一些)，经济性较强的新闻评论具有经济思想性，这些都可用思想性来涵括。正是因为有了思想性的存在，新闻事实与新闻评论才得以分开，新闻评论才可以说是“灵魂”，才真正具有了“深度”。
历史的转变在产生着新思想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新的评论。从新闻评论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解放是新闻评论解放的前提。越是变革剧烈的年代，越需要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当今，人们的金钱观、时间观、风险观、效益观、开放观等都处在剧变中，所以新闻评论的用武之地也越来越大。无疑，思想性是新闻评论的一大特点。
4．论理性
新闻评论不但要亮出评论者对于新闻事实的看法，而且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道理去支撑自己的看法，从而说服别人，影响舆论。若少了讲道理的环节，仅仅是亮出观点，做出判断，就无法保证评论的有效性，无法真正切实地去影响舆论对于某一新闻事实的看法，无法使接受者对新闻评论者的观点心悦诚服。新闻评论必须靠讲道理使人折服。比如2001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专栏署名金陵客的评论《论“差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先用一系列新闻说明，我们的老师中确实有一些差师：“隔离专家”，“用刀专家”，“打骂专家”。作者进而论证：“从教学过程来说，学生之所以沦为‘差生’，责任基本上应该归之于‘差师’”。他分析了学生沦为差生的3个原因，而每一个原因都与“差师”有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要正视“差师”现象。在这里，作者不是不负责任地随便做判断，而是认真讲道理，以理服人。文章发表后，人们纷纷加入对“差师”问题的讨论。作者又发表了《再论“差师”》、《三论“差师”》，从多个角度对“差师”现象加以剖析，使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仅仅确立了观点，只能算“评”，只有讲了道理，才能叫“论”，有“评”有“论”，“评”“论”结合，才能叫评论。
有的著者认为新闻评论应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话没错，评论没有科学性，不讲逻辑，所论之理就会走向片面化，甚至会歪曲新闻事实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这是对于新闻评论的要求，而不是新闻评论的特点。特点者，存在的根据，与他物的不同点，即没有了它就构不成新闻评论的那些东西。新闻评论若不阐述道理，就不成其为新闻评论。但是，有的道理可能讲对了，有的可能讲错了；有的可能讲得较科学、全面，有的可能讲得不科学，讲得较片面。我们不能因为哪篇新闻评论道理讲错了，或讲得不全面、不辩证，就否定它是新闻评论。如果一则新闻评论已经把真理完全占有了，也就没有别人参与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由于其所站立场不同、理论背景殊异、知识水平有限，他的观点总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共时性地看，真理有诸多侧面，历时性地看，真理又在不断发展，以有限的生命去解读无限的真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评论是“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如果这样来审查新闻评论作品，那就没有了新闻评论。这样的说法只能把大众拒绝在新闻评论大门之外，而由少数所谓“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评论家们去垄断新闻评论话语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前人的新闻评论，发现谬误实在太多。比如《人民日报》曾有1篇题为《不要当官，要干革命》的评论，曾经被一些学者当作优秀新闻评论看，这篇评论从题目上看就是不科学的。“当官”和“干革命”本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概念，要照论者的观点推论下去，岂不成了当官的都是不革命甚或是反革命的了？事实上，、、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他们也被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官”和“干革命”对立起来，这样的评论，别说“严格”的科学性，就连不严格的科学性也谈不上。当然，我们不是要苛求他们，恰恰相反，我们承认他们在写作当时所做出的求科学的努力。但他们的错误又说明，我们不能苛求新闻评论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所以，应该说，新闻评论的特点之一是“论理性”，而不是“科学性”。“论理性”使新闻评论既区别于单纯的新闻，又区别于党和国家的政令，区别于文件的转发与传达。新闻评论都要以评论者对社会人生中诸多新闻事实的判断和认识去发言，去影响舆论，引导舆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闻评论虽讲求论理性，但它与学术论文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就新闻现象提出看法，说明道理。比如记者采访被殴现象，评论者可能会认为它与专门的新闻法的缺失有关，认为由于无法可依，就使殴打记者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呼唤尽快制定专门的新闻法。但是，新闻法如何制定，中间要考虑哪些因素，具体的新闻法条文应包含哪些内容，就不是评论所要阐述，而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去思考的问题了。当然，某则法律条文也可能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新闻事实。比如新《婚姻法》中对“包二奶”、“第三者”的制裁条文就曾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此时，对那个条文提出看法，说明道理，就成了新闻评论。
5．大众性
新闻评论的大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评论是借助了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逐渐形成，才有了新闻，继而在新闻发展的前提下，在大众对各种新闻事实议论纷纷、自发评论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新闻评论。没有大众传播，就没有新闻评论。
(2)新闻评论是对同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评论，是大众舆论的反映。它通过对大众中的各种舆论进行筛选，将分散的、零乱的、互相矛盾的，甚至片面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分析，变成比较正确、系统的意见，从而反映大众舆论。
(3)新闻评论的目的是影响和引导社会大众全体的看法，或者说它的目的是作用于舆论(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言论)。新闻评论不是给少数人看，让少数人听的，它要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制约大众舆论，引导大众舆论朝着评论者所期望的方向进行。
(4)大众性还有一义，即群众对于新闻评论的积极参与。新闻评论有别于专业性评论，是对大众共同话题的评说。有了大众的参与，形成双向对话交流，新闻评论就真正有了生命，成为有源之水。
注释：
①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5页。
交通论文3
一般认为，混沌就是一种低阶确定性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行为。从数学上讲，对于确定的初始值，由动力系统就可以推知该系统的长期行为，甚至追溯其过去形态。
1．1相空间重构理论相空间重构是根据有限的数据来重构吸引子，以研究系统动力行为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系统中任一分量的演化都是由与之相互作用的其他分量所决定的，这些分量的信息隐含在任一分量的发展过程中。上述定理简而言之就是把具有混沌特性的时间序列重建为一种低阶非线性动力学系统，通过相空间重构，可以找出混沌吸引子在隐藏区的演化规律，使现有的数据纳入某种可描述的框架之下，从而为时间序列的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和思路。
1．2延迟时间的确定对于无限长的时间序列，可以任意选择延迟时间τ，但实际时间序列一般是有限长的，因此在相空间重构过程中τ值的选取很重要，笔者采用自相关函数法计算延迟时间，自相关系数定义。一般取自相关系数衰减到一个较小的值时所对应的τ值作为延迟时间，而这个较小值不能选择太小，否则对应的时间延迟会很大。文献［10］中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经验值为1/e，约为0．4。根据采集到的交通噪声时间序列，参照式(5)，得到采样时间分别为20，40s时自相关系数，如图2。由图2可知，当延迟时间为τ=12s时，自相关系数衰减为0．4左右，因此选择τ=12s为重构交通噪声系统的延迟时间。
2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混沌判定
2．1关联维数关联维数是判别吸引子类型以及复杂程度的表征量，它可以描述系统在整个变化中稳定性和确定性的程度，同时也确定了描述系统所需独立变量的个数。显然，C2(r，m)是一个累计函数，它描述了吸引子上两点距离小于r的概率，表明某点(参照点)距离小于r的相点的聚集程度，所以称C2(r，m)为关联函数。一般r的选取要保证0＜C2(r，m)＜1。考察C2(r，m)和r的关系，给定一个微量δ，用它来探测吸引子的结构。如果吸引子是一维线性的，则与参照点相关联的点数正比于r/δ，如果吸引子是二维的，则相关点数正比于(r/δ)2，依此类推。由式(11)可得，D2(m)是嵌入维数的函数，一般称为关联维数的估计值。在求解时，一般增加嵌入维数的值，求出不同嵌入维数下关联维数的估计值，直到估计值不再随嵌入维数的增大而改变为止，此时的嵌入维数称为饱和嵌入维数mc。这在lnC2(r，m)－lnr图中表现为斜率不再发生变化，此时的斜率就是所要求的关联维数D2=D2(mc)。如果估计值随m的增长而增长，并不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值，则表明所考虑的系统是一个随机时间序列。而关联维数的存在表明系统具有混沌特性，并为相空间重构中嵌入维数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2．2混沌特性的判定采样时间为20s(360个噪声值)时，利用前300个时间序列值作为训练集来构造初始相空间，余下的60个值(检验集)用于检验模型精度。将m值由1依次递增至6，分别获得lnC2(r，m)与lnr关系图。限于篇幅，只列出m=6时二者的关系(图3)。由图3可知，当嵌入维数为6时，曲线的斜率接近不变，即关联维数保持为5．34468E－08，从而可以确定20s采样时间交通噪声序列的饱和嵌入维数为6。在混沌预测时，一般选取饱和嵌入维数的1/2作为系统的嵌入维数(当饱和嵌入维数为奇数时，选取饱和嵌入维数1/2的下一位整数作为系统的嵌入维数)，因此确定系统的嵌入维数为3。由此可判定，交通噪声时间序列存在混沌现象。同理，采样时间为40s时，交通噪声时间序列的饱和嵌入维数也为6，系统的嵌入维数为3。
3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混沌预测
3．1混沌预测理论如果在重构的相空间中，将交通噪声时间序列由式(12)，如果能够得到f(δ)，就可以对未来时刻的相空间点做出预测。在高维的相空间中，轨迹拟合较难，且非线性函数拟合误差较大。局部预测是在N个状态点中挑选出与预测点邻近的k个点(X1，X2，…，Xk)对函数f(δ)局部拟合，这种拟合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笔者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局部拟合。拟合求得A，B后，通过X(j+1)=A+BX(j)得到相空间中轨迹的趋势，从而求出交通噪声时间序列中x(j+1+(m－1)τ)的预测值。
3．2交通噪声的混沌预测根据计算结果，选择重构相空间的嵌入维数m=3，延迟时间τ=12，对20s采样时间的交通噪声时间序列进行相空间重构，得到维数为3的相空间，其中相点个数k=N－(m－1)τ=276。对检验集中的60个点进行预测。假设当前的状态点为X(270)，分别计算各点与X(270)的欧氏距离ρ=(X(270)－X(i))(0＜i＜276)，近邻相点数p选择5。经过计算，最近邻相点分别为X(5)，X(32)，X(133)，X(172)，X(204)。由图4，实际值和预测值相差不大，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时间序列混沌预测结果平均相对误差为8．56%，精度较高。同理，对于40s采样时间的交通噪声时间序列进行混沌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9．33%。
4结语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与多因素相关，笔者采集了交通噪声时间序列值，应用相空间重构理论获得了关联维数和嵌入维数，证明了噪声序列具有混沌特性。最后利用混沌模型对短时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进行预测和比对，预测精度较高。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混沌行为是否存在与采样时间关系不大，但与混沌预测的精度有关。随着样本量的增加，相空间中相点的密度相应增加，近邻相点的选择会更加合理，预测精度也会提高。
交通论文4
1．1调查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长治市随机抽取11所小学，并在每所小学的4～6年级各随机抽取一个班，被抽取班级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1．2调查方法
参照青少年危险行为因素调查表，制作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调查表对学生进行调查。
1．3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共分为五部分，第1部分是对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的测试。第2部分是对学生道路交通行为的测试［7］。第3部分对小学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态度进行调查。第4部分通过对学生设置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父母自身交通行为、学历及教授学生交通知识3方面的情况。第5部分调查小学生车祸发生状况。
1．4统计分析
将有效问卷按照编号整理后，将所有数据用EpiData30软件进行双份录入，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百分位数、构成比等对数据进行描述，用KruskalWallis2检验进行差异性检验，并作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98份，回收问卷共1272份，应答率为980％，去除不合格问卷5份，剩下有效问卷1267份。调查表有效率达976％。本次调查四年级431人，五年级390人，六年级446人；其中男生633人（500％），女生634人（500％）。
2．2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得分情况
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得分P50为80分，年级之间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360，P＜0001），见表1。男女生知识得分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2＝2235，P＜0001），且女生成绩高于男生，见表2。
2．3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行为得分
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行为得分P50为94分，3个年级之间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意义（2＝1882，P＜0001），见表1。男女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668，P＜0001），见表2。
2．4小学生对学习交通安全知识的态度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愿意接受学习和遵守交通规则的占971％，发放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手册，自己会认真看的占90％，而能主动提醒他人违反交通规则的仅占871％。
2．5父母对小学生相关知识及行为的影响
父母的学历与学生交通安全知识得分高低无关。但家长平日里是否教学生安全知识与学生交通安全知识得分有关，家长经常教育的学生交通安全知识平均分为777分，家长偶尔教育的学生平均分为760分，家长从不教育的学生平均分为705分；家长告知学生的越多，学生的得分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553，P＜0001）。同时发现家长经常违反交通规则的学生交通安全行为P50为843分，家长偶尔违反交通规则的学生交通安全行为得分P50为889分，家长从不违反交通规则的学生交通安全行为得分P50为925分，可见家长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越高，学生道路交通行为得分越高（2＝2747，P＜0001）。
2．6小学生车祸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调查的1267名学生中有134名学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车祸伤害，车祸发生率为105％。将可能对车祸发生有影响的八个因素：性别、年级、父母学历、父母教授学生知识、父母交通行为、学生交通安全知识得分、学生交通行为得分、学生学习交通知识，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情况见表3。结果发现，只有性别、年级、学生交通知识得分、学生行为得分、父母的交通行为这5个因素对小学生车祸发生有影响（均有P＜005），其余变量均无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见表4。性别、年级、父母是否违反交通规则这3个影响因素的OR＜1，说明性别女，年级升高，父母自身不违反交通规则是发生车祸的保护因素。而学生的交通知识和行为得分这两个影响因素的OR＞1，说明学生交通知识、行为得分低是发生车祸的危险因素。在这5个因素中，其中学生行为得分对发生车祸的影响最为显著（OR＝2046，95％CI：1518～2759，P＜0001），其次为父母自身的交通行为。
3讨论
交通伤害是我国1～14岁人群主要死亡原因之一［8］，事故一旦发生会给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9］。所以交通安全问题必须从小抓起［10，11］，源头上根除危险因素，从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家长在交通安全方面对学生的影响较大，结果显示，家长平日里是否教学生安全知识与学生交通安全知识得分有关，家长告知学生的越多，学生的交通安全知识得分越高。结果还发现家长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越高，学生道路交通行为得分越高，而学生交通行为得分是车祸发生的最重要危险因素，所以家长的交通行为意识对学生车祸的发生意义重大。学生在进行各种交通行为时，大多是家长陪同，家长若在交通途中向学生讲解相关安全知识，并带其亲身实践，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能够增加儿童的知识，提高他们在道路穿行过程中的实践能力［12］。小学生模仿能力强，若家长不遵守交通规则，势必会造成小学生盲从［13］。所以广大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学生的交通行为做榜样，若从源头上杜绝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发生，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悲剧发生。长治市小学生车祸发生率为105％，大于2007年“深圳市中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流行病学分析”中车祸伤害发生率51％，故加强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刻不容缓［14］。车祸发生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生行为得分对发生车祸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父母自身的交通行为。由此可知学生的交通行为是发生车祸的直接原因，家长的交通行为是学生发生车祸的间接原因。而家长的行为对学生行为影响甚大，所以家长的交通行为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意义深远。长治市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十分严峻，应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家长的责任尤为重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要呼吁广大家长同志应该以身作则，陪同孩子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习惯。只有家长的正确引导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15］，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安全环境，有力保障小学生健康成长。
交通论文5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1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TownPopalationinChina,）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6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ug,1986).GilbertRozman,,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3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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