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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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论文【第一篇】

内容摘要：

比较文学是全球化大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的一类艺术研究形式，对诗歌来说，采取比较文学视阈的核心正是跨文化体系的艺术分析和研判。中英爱情诗歌因其各自悠久的历史进程而产生了各自独特的个性化发展特征，但同属诗歌领域的艺术本质却又使二者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从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与不同处着手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分析，从而得以更好地鉴赏与品评东西方爱情诗歌艺术跨文化的个性特质。

关键词：

比较文学；中英；爱情；诗歌

一、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诗

歌跨文化影响因素同样属于诗歌艺术领域，中英爱情诗歌之所以在内在关联性之上存在种种不同，本质原因正是跨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主要英语国家都是起源于海洋文化的岛屿或半岛国家，如英伦三岛，在其本土文化发展及其后来向外扩张占领一个个殖民地的过程中，海洋都是其开疆拓土的主要路径甚至唯一通道。于是海洋成为其区域文明、民族文化最核心的组成甚至主导，而在与喜怒无常的大海争夺生存权、控制权的历程中，勇往直前、热爱冒险、敢闯敢拼渐渐成为了欧美地区最主要的民族个性，并且对其包括诗歌在内的各项艺术领域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具体来说，英语诗歌创作往往直抒胸臆、简单直白，情感浓烈到一目了然、无所掩藏，且绝大多数在形式上长短不一，虽在每句结尾处常以相同韵律的词结束，但整句用字数量相对随意等。反观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为主的大陆文化属性诞生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华夏文明，“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庸之道”贯穿了儒家文化始终。“君子戒慎乎其所不暏，恐惧乎其所不闻”的谨小慎微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格律近乎苛刻的要求，无论五言或七言，古典诗歌在字数上讲究完全一致，在韵律则要求对仗工整。即便是以长短句闻名的宋代，词的创作也受制于严格的上、下阙规制。于是，诗歌作者在表情达意时也就含蓄多过奔放、委婉甚于直接。

二、中英爱情诗歌的相似

（一）擅长比喻、夸张等众多艺术表现形式

诗歌与散文或小说等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其只能在短小的篇幅内表达足够丰富的情感诉求，这决定了诗歌中的艺术表现形式必须远超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才能充分表达创作者内心强烈的艺术冲动。而这便使中英爱情诗歌在创作过程中极其擅长比喻、夸张等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比如《上邪》中“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种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奇异现象成为了“乃敢与君绝”的条件。而这些非自然现象呈现出逐层递进状态，不仅一个比一个异常，且让深陷爱恋中人特有的情感绝对化特点一览无余，可谓夸张到无与伦比。而这在拜伦《雅典的少女》中也有类似的表达，“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临别以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它已经和我脱离，那就，那就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二）大量意象的充分使用

诗歌创作中要使用比喻或夸张等表达方式就离不开大量意象的运用，各种相关或无关的意象组合而成了诗人心目中理想的意境。比如秦观在《鹊桥仙》中用到了“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其中的“云、星、银汉、风、露”等都是寻常生活的意象，将其组合到诗歌中，“云、星”对应的“巧、恨”暗合了古人在历七夕节日有“乞巧”的习俗以及“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故事。诗人借此赞颂牛郎织女坚贞的爱情，并在最后点明了自己“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观。同理，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中也有诸如“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等，这正是诗人心中对爱情的神往，“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三、中英爱情诗歌的不同

（一）表达风格的不同处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若干年前一位外国友人以图示法展示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窥见一二。当时这位外国人以从A到B之间的线路状态展示东西方人意见表达的不同。西方人是从A到B间的一段直线，中国人则是在A和B之间出现一团乱麻似的线路。类似的道理，中英爱情诗歌表达风格也存在这种不同。中国诗习惯于隐晦含蓄且曲折的表达，英诗则有一说一、直白清楚地全盘托出。比如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漫漫长江万里长流永不停歇，而一头一尾的“我”和“君”首先在物理距离上已远隔重山不得相见，便愈发衬托出心头情丝绵绵无处倾诉的悲苦。而无法相见的情感落差惟有凭借共饮一江水稍得慰藉。如此丝丝缕缕的深情厚意偏偏只以一种近乎淡漠的含蓄表达出来，貌似压抑克制，却反而给予观者以无尽想象的空间和机会，将情到深处的浓烈从诗人转到了观者一端，妙不可言。同时，正因初始表达的隐晦，又给了后续“只愿君心似我心”以厚重的铺垫，让“不负相思意”被前半段的淡漠描绘得反而激烈与坚定起来。而在与此类似的情况下，英诗则直截了当得多，观者往往只需要跟随诗歌字面意思阅读理解即可。比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中类似的相爱却无法相守的表达则采取了层层递进的直白描写，首先从“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开始，接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然而是逐渐深邃、恳切甚至哀痛的“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直至最终的“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这是一种起于痛苦终于绝望的爱情直白，读来令人仿佛产生了切肤之痛。

（二）意境营造的差异性

中国传统诗歌在意境营造上与西方诗歌最典型的差异之处当属其虚实相间、虚从实来，这里的“虚”是意，“实”为境，正如同传统中国画中常常有大量“留白”存在一样，中国传统爱情诗歌格外注重营造意境，明知是虚幻，然而观者却又确可感知，由此形成“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状态。比如元慎《离思》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以实物的描绘托情。“沧海”源自于《孟子。尽心》，用在此处的字面意为见过沧海之广阔无垠后，其他的水就失了气度。巫山是长江三峡著名的高峰，宋玉曾在其《高唐赋序》中称巫山之云为神女所化，胜过世间一切美颜。故而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在这里代表人世间致胜之美，此诗中指代的正是元慎夫妻情深已经到了堪比沧海与巫山的程度。由于已经拥有过如此美妙至极的爱情，故而当遭遇丧妻的落差后，巨大的冲击自然会让生者对俗世间的其他美色再无心肠，于是有了“取次花丛懒回顾”，且为了抚慰极度的伤痛，诗人不得不以“修道”为由聊以安慰，转移一些丧妻后无法解脱的悲苦之情。而英诗则在意境营造方面略显逊色，虽然可以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对爱人或爱情的热切向往与追逐，但在表相的情感冲击之下，似乎其间可供观者回味之处稍有不足。比如爱尔兰的叶芝在《当你年老时》描绘了一幅真正的爱人会在年老色衰后依然怀有真爱之心的图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四、比较文学视阈下的中英爱情诗歌鉴赏策略

在比较文学视阈下鉴赏中英爱情诗歌应当注意兼顾爱情诗歌产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综合性背景。比如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从古至今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故而其社会发展史中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而文化层面的男女地位也相对平等，因此英诗中有不少男性追求女性、倾慕和颂扬爱情的形式与内容。比如拜伦在《雅典的少女》中所写“我要依偎着那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依偎着爱情的一串悲喜，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欣赏这类爱情诗歌时，常常带给人喜悦、激动甚至振奋的体验。但在众多中国传统爱情诗歌中，表达离愁别绪的形式与内容则占了相当比重。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则显然侧重于女性被动的等待。这显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低下的问题，其在爱情与婚姻中缺乏自主选择权，而是不得不受制于“三从四德”的禁锢与约束。因此这类爱情诗歌往往相对沉郁和压抑，在欣赏时需要有所分辨。

五、结束语

爱情诗歌作为以诗言志、以歌抒情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诚然会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与关联性。然而东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也必然会在各自区域内爱情诗歌的内在属性方面烙印上质的差异。在比较文学视阈下研究中英爱情诗歌既要了解二者同样作为诗歌艺术内在的共性特点，也要充分把握其受到各自传统区域文化深刻影响而存在的独特个性。这不仅是为认识中英爱情诗歌在形式、结构、内容、状态诸方面存在的相似与不同，更是为了通过对诗歌的比较进一步开展跨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对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当代人来说，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品评诗歌艺术，并通过比较文学视阈下中英爱情诗歌的异同分析提升艺术鉴赏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黄诗海。从内容与表现手法论中英古典爱情诗之诗学差异[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4（28）06:12.

[2]陈兰玉。中英古典爱情诗歌比较[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4）13:2.

[3]魏阳莉。浅析古代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J]。北方文学（上旬刊），2015（8）:27.

[4]聂珍钏。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5（21）:7.

[5]崔宝衡。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文学研究[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2）:35.

比较文学的论文【第二篇】

摘要：

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的发源地，法国大学对比较文学专业的创立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一门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其课程设置比其他专业更为复杂。如何利用科系间互补的优势，做好课程设置，巴黎第三大学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对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关键词：

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课程

1、巴黎第三大学及比较文学专业描述

巴黎第三大学成立于1970年，前身是巴黎大学文学院，并于1971年采用“新索邦(SorbonneNouvelle)”校名，是全法国语言文学及社会文化类专业最为权威的大学之一。“1968年法国经高等教育改革后，教学与研究更加迅速发展。第三时期70年代开始，1973年成立法国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协会，比较文学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革新和扩大。”1921年比较文学专业被引进巴黎大学，并建立比较文学学院，1985年演化为一般与比较文学学院。2011年巴黎第三大学在文学、语言科学与外语教学法学院设置了一般与比较文学专业。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本科阶段学制为三年，研究生阶段学制为二年。按照教学计划开设了63门本科生课程，21门研究生课程，另开设语言类课程，比如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

2主要课程分类

2．1文学课程

文学理论课程：如“文学与电影中的模仿论”，讲述20世纪下半叶模仿论的演变史。“文学的虚假与真实”、“灾难文学创作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流亡文学”、“当代小说中的理论、美学及伦理学”、“译介理论”。文学类型课程：如“非洲口头文学介绍”、“后工业时代文学”、“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当代马格里布（西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小说阅读”，该课程主要介绍小说中展现的广大非洲地理风貌及风俗。“鬼怪小说”、“古代与现代神话”、“当代城市文学”、“戏仿文学”、“短篇文体”、“20世纪末的研究性文学”，该课程通过莫迪亚诺的《暗夜街》和安东尼奥塔布其的《地平线》作品分析，探究人的存在与周围环境、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文学史类的课程，如“1945－1956年期间意大利文学”、“17世纪到18世纪的文学分类艺术”、“16世纪到21世纪，威尼斯文学与艺术形象”。作家作品研究类课程：如“堂吉诃德在文学中的地位”、“戏剧《浮士德》专题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题研究与其作品的电影改编”，该课程旨在将故事情节移植到当下，以此校验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文学专题类：“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介绍了17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流行文学作品。“疾病类文学主题”：通过分析奥地利灾难作家托马斯伯思哈德和艾尔维吉贝尔的作品，探索文学与疾病的联系、自我与他物的联系。“女扮男装类”：女主角反串，为了让自己行动自如并制造获得爱情的机会，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塞万提斯的《两姑娘》中都运用女主反串的桥段。“法语地区女性主义小说”：研究法语地区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均以女权主义为基本理论支撑。“美洲的叙述诗和叙述散文”：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古巴诗人何塞马蒂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革命者争取独立并建立新政体的历史，通过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见证历史变革。

2．2比较文学理论课程及跨学科课程类型

“比较文学理论概括”、“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史”、“神话与媒介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民主”、“诗与革命”，该课程比较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加拿大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时期和阿拉伯之春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学，揭示这些革命文学对革命起到的见证作用和对革命者的鼓舞作用。“文学语言与大众传媒语言的交融”、“哲学与政治：以理想国为例”、“文学与政治”、“人类学小说”、“跨文化研究”、“人口学与文学比较研究”：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作品人物，对作家的性别、国籍、作品类型进行研究，归纳出作品中男女比例、寿命、出生率和社会阶层信息，如探究大仲马、福楼拜、乔治桑、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人口统计与现实人口比较的可能性。

2．3比较文学专题研究课程

以作家身份为标准，离散文学和移民文学研究较为突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匈牙利人”：介绍了匈牙利的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因匈牙利反俄动乱于1956年随夫避难到瑞士，随后创作的《恶童日记》，以及斯蒂芬维经兹在二战时期移居到加拿大而创作的《老女人颂歌》。尽管各自经历不尽相同，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匈牙利战争的历史以及思乡之情、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对祖国的热爱。“移民文学在法国”：聚焦的是中国和日本等作家用法语写作并在法国本土发表的移民文学作品。以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系教授程抱一创作的《天一言》和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远方的语言》为例，探索语言、文化和身份并存等问题。“移民欧洲的阿拉伯作家文学创作特色”：本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冲击与相融。移民英国的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在《北迁的季节》中对阿拉伯和非洲民众寻求自我的艰辛历程进行了大量描述。以作品主题为标准，从古代到埃尔热时期，月球探索主题类文学研究从未间断。从古代到20世纪，不同文学创作主体如作家、电影导演、画家都将月球探索作为创作主题，约瑟夫海顿、儒勒凡尔纳、乔治梅里埃、埃尔热都对这一主题念念不忘，该课程对于这一主题的不同文学创作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奴隶、记忆与历史”：以见证式或是自传式创作的奴隶小说不仅使人们充分了解了奴隶制，描绘了奴隶痛苦的记忆，并且剖析这种制度的历史原因。（以上课程信息来源于巴黎第三大学网站及比较文学专业学生手册）

3、课程设置特点

3．1课程量大，课程要求严格

教学领域广和研究方向多，要么是在法国文学及外国文学比较领域（南斯拉夫，希腊，阿拉伯，日本，印度，意大利文学等），要么是在文学教学法领域，文学作品改编、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等。课程内容丰富、跨学科性强。以研究生课程为例，比较文学系授课老师为17人，第一学期开设了7门课程，第二学期开设了5门课程，M1（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研究生必须完成这一学年的论文作业，拿到M1文凭才能继续攻读M2（研究生二年级）。第三学期开设了3门课程，第四学期主要用来创作学位毕业论文。本科生的课程多达63门，这无疑对授课老师的教学要求很高。此外，课程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本科生的考试要求为小论文写作或口头陈述。若修不满规定学分，则需要重修。

3．2语言水平要求高，提倡原文阅读

比较文学跨语言的特性要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掌握1门乃至几门外语，原文阅读比译本参阅更能体现原语境下的作家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和文化背景。“哈佛比较文学系对语言有着严格的要求，研究生需要掌握4种语言，其中3种要求熟练掌握，分别对应将要修的3类民族文学的课程，其中1种作为工具掌握。”虽然巴黎第三大学对于研究生外语水平掌握的要求没有哈佛大学那么高，但也对外语掌握有硬性要求。比如研究生阶段，巴黎三大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这两种必修语言之外，学生还必须自选一门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虽然文学作品文本大多有法语译本，但比较文学学院还是要求学生进行原文阅读。

3．3强调科系间整合，开拓学生视野

虽然法国不是第一个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这一研究理论，但巴黎第三大学对这一点也比较重视。比如“神话与媒介学”，研究文学形式和电影改编形式对于表现神话这个文学主题的差异，就将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广播电视、戏剧）的专业资源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原著小说与电影改编版本的比较”，以捷克电影导演亚罗米尔伊雷什改编定居法国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为例，通过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创作特色以及两种文学形式间的可渗透性和相互影响。再如“远东游记作品中的异域美和相异性”，就将自然地理学科与文学学科珠联璧合。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很少只是以文学去谈论文学，而是将文学与历史、政治、人文学科相融合。如“犹太文化中的吸血鬼和附鬼文学形式”、“弗洛伊德的怪怖者理论：精神分析法”，将心理学理论放进文学创作及作品分析中。

4、几点启示

4．1立足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于“异质文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于20世纪，相比法国美国起步要晚。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将眼界置于全球范围。但往往人们谈及比较文学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与欧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陷入仅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比较的误区。巴黎第三大学的专业设置就比较关注“异质文化”，如“非洲口头文学”，因为非洲很多国家曾经都是法属殖民地，于是比较文学专业将这些国家独立前后文学形态的变迁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进行跨学科研究。此外，法国内部的移民也很多，所以巴黎三大很注重移民文学这个板块，如开设“移民文学在法国”课程。中国虽然在这些历史背景上可能不如法国那样丰富，但是也要努力拓宽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并突出不同民族的特色。

4．2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外，还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式，即比较。巴黎第三大学的比较文学课程丰富。学校很好地利用了其他院系乃至其他合作大学的学科资源，如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可以选修巴黎七大的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课程量比较少，且没有很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有效资源。中国很多都是学科丰富的综合性大学，完全可以加强科系之间的合作，如学分互认制☆☆，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4．3强调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

巴黎第三大学将文学、文化、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而不是就文本进行不切实际的研究分析。如“后工业时代文学”：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于工业社会形态中出现的闲散、逃避现象，文学如何反映并提出应对这些现象的建议，从而帮助人找出新的平衡点。文学对于后殖民问题、女性主义、社会暴力问题的关注，都体现了对人文主义的重视和文学的现实批判性。

参考文献：

［1］黄慧珍．法国比较文学概述［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2):49－52.

［2］殷明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论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2015(6):134－138.

［3］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9):170－175.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2：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第三篇】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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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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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葛桂录。比较文学之路:交流视野与阐释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4.

比较文学有关论文【第四篇】

浅谈比较文学与对话思想

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不断建构自己、不断完善自己的学科，不论是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还是其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对话性，

因此研究比较文学必须持有一种对话的思想，只有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思想的指导，它才能不断发展、迅速前进。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对话性 对话思想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在“哲学―美学”中，巴赫金提出了对话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超视”与“外位性”，并阐明了“我”与“他者”的关系和主体建构理论。

他认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并有着“他者”所没有的“超视”，这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体都必须依赖“他者”而存在，但任何一个个体相对于“他者”都必须保持“外位性”，不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体，否则这个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补优势就会消失，从而丧失个体主体建构或者说主体发展的机会。

对话理论适合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作为指导它前进的一个理论基础。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其实质是不同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是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精神产品的和谐相处。

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不论是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还是其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对话性，

失去对话性，比较文学就几乎失去了其发展的可能，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意义，因此比较文学离不开对话的思想，我们研究比较文学时需要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

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曾说过：“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角度看，这里的“一国文学”和“别国文学”之间是互为“他者”的关系，都具有各自的“超视”。

每一学科或者说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每一个对象，它们的存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特定的、唯一而不可取代的。

一个研究对象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无法取代的视角，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了解不到、掌握不到的东西――“超视”。

没有“超视”，就没有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之间对话形成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之间的互补优势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比较文学存在理由的消失。

以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为例，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和英国相比，在这五千多年里，人们的经历不同，环境不同，所受的思想教育也不同，特别是中国人民长期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这些造就了中国文学在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的诸多方面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而英国，这个曾经是世界上顶尖的“日不落帝国”也是如此，英国文学在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性。

正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各自的独特性，它们才彼此都拥有对方所没有的视野，必须相互依存。

“超视”使它们之间的对话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必须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跳出原来各种文学理念封闭、保守的怪圈。

巴赫金认为，任何个体要建构自我，就必须树立一个“他者”，离开“他者”，自我的主体就无法建构，存在便成了虚无。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此，一国文学总是有着他国文学所没有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任何国家的文学想建构自我、发展自我就必须把他国文学看成是一个平等的他者，离开了这个“他者”，哪一方都不可能看到另一方的“超视”来建构自我，从而使自我主体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所以说每一国的文学、每一民族的文学，都不能脱离他国和其他民族的文学而独立存在。

除此之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是一样，要进行自我建构，就必须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存在。

这是因为比较文学所研究的领域，像文学与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宗教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点和内容，它们的具体视野是不相吻合的，必须进行对话来相互学习。

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的所有研究对象或领域最终要相互替代或重合，从而融为一体，因为每一个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研究对象要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外位性”，没有了“外位性”，也就失去了“超视”，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哪一个学科领域都没有对他国文学或其它学科领域进行同化或控制的权利。

因而在研究比较文学时，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应该树立一个“他者”，承认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外位性和主体性，采取对话的方式，以平等的、互助的原则和他国文学、其他学科进行平等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自我”。

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赋予它开放性、平等性。

不论是哪个作家，哪部作品，还是哪个文学流派；不论是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还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比较文学中，它们都是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客”关系。

没有哪个作家优于哪个作家，哪个流派优于哪个流派，它们都处于平等的关系中。

人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不同文学之间的相同与不同，而不在于文化掠夺和压制。

可见，我们需要把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这种“主―主”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各研究对象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对话是带有创造性的对话，没有创造性的对话是独白。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对话性的学科，需要通过对话来不断地创新。

这里所谈的创新，不仅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其所研究对象之间通过对话而进行的创新。

对话不仅为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领域注入了生命的血液，更为它们建构了生命支撑的骨架，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要有对话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地为比较文学的各个研究对象创造对话的土壤和环境，这就要求学者们“在交往中抱着一种倾听他人、准备改变自己的开放心态以及不放弃与他人的差异和外位性的自信心态”。

要进行对话，就必须遵循对话的原则。

“巴赫金所提示的本真的对话不包含权力私欲的杂念，而只寻求‘平等’、‘对等’、‘共存’，从而保留整体的杂多和众声喧嚣，它不以征服和消灭他者为目的”，“对话的态度表现于对话的主体与自我也把他者当作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的集合中寻求‘共在’的生存。

这种对话的态度在主体看待问题的前提上不是把主体自己看成是自足的，而是把主体当作一种‘匮乏’来看，并且每一个主体也均是一种匮乏，这样他们就得相互扶持，在相互之间寻求补充”。

因此，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时，应当持以完全平等的对话态度并遵循互惠性的原则。

目前是一个以横向开拓为特点的文化转型时期，不论研究什么，都把眼光投向整个世界，注意世界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

通过与别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提高对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认识与了解，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我们服务。

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已成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或学科领域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要持以对话的思想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我们思想的指导，使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对象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