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论文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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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论文提纲1

前言

批评不是批评的目的。

一， 现代、当代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环境

1， 1百年轮回；

1，2 30年的断层；

1，3 现代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化以及潜革命化；

1，4 当代文学创作的伤痕起点、先天不足及其异化；

二，现代、当代文学作者的知识结构以及价值观的区别

2， 1西方文化的鲜花在封建的牛粪上怒放 ;

2，2 不知不觉中的狼奶哺育出不完整的人 ;

2，3 愤怒是当代文学的助产士 ;

2，4 在栏架前因伤退却的当代文学 ;

三、现代、当代文学的传承和类同

3，1 在拒绝人文精神的土地上发育不良的物种 ;

3，2 对强权或物质的臣服是现、当代文学的殊途同归 ;

四、百年文学的未完成越狱；

4，1 十年黄金时间对三十年的反动的反动 ;

4，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千年政治宗教造成的一种群体症候

4，3 摸着石头迷失在路上 ;

五、扭曲了的当代文学之路

5，1 全民的泛物质化，告别阅读时代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论文2

浅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质疑研究

摘要：目前，在很多高校中都设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专业，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一专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则主要针对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高校；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前言

教育部于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

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

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

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

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

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

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

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

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

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

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

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

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

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

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

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

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

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

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

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

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

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J].外国文学研究，06:123-129+169-170.

[2]范慧玲。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与教学、科研实践的思考——以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切入点[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08:57-60.

[3]约翰•皮泽，刘洪涛，刘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J].中国比较文学，03:13-31.

[4]杨慧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01:44-48.

[5]汪介之。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03:99-109.

比较文学本科教学重要性分析论文3

比较文学本科教学重要性分析论文

一、跨文化语境下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比较文学展现了非凡的生机和活力，进入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第三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突破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将研究视野封闭在西方文明圈内部的局限性，摒除了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弊端，开始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倡导异质文学之间的互证、互补和互识，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蓬勃的生命力。

(一)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崛起，中国比较文学界进入了全面文化自觉阶段，努力奋起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重视。人才培养是关系学科未来发展生命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大事。在欣欣向荣、突飞猛进的学科发展趋势下，培养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专门研究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重点高校纷纷加大比较文学人才培养力度，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手成立“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陈思和教授主持制定了“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硕博士精英化培养规划”，旨在培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严绍璗、孟华等知名学者纷纷著文就当前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教材编订等问题进入深入探讨。然而，以上这些努力大都只是局限于硕博士教育阶段，很少涉及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这一阶段的教学其实更不容忽视。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意义。严绍璗教授指出，“就硕士生的培养来说，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不容易得到解决，这就是我们硕士研究生的生源和学术质量并不理想……这与目前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是相关联的”［1］。陈思和教授认为，虽然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起点较高，但如果学生在本科教育中没有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则很难在研究生阶段达到质量标准。孟华教授也认为本科教育状况将直接影响研究生质量。可见，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教学没有与当下的学科发展接轨，处于严重滞后状态。这一状况势必严重影响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质量，进而累及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因此，加强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迫在眉睫。

(二)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目前，普通高校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存在严重缺陷，比如许多教师并不具备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资格，他们只是通晓世界各国文学，但对中外两种文学、两种文化很难有到位的把握，缺乏跨文化、跨语言的基本功力。授课时，教师就只能泛泛地讲解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学术视野狭窄，不能打通东西方文学的界限，更不能将多元文化视角引入课堂，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普通高校只开设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基础课，缺乏涉及中西文学跨文化比较方面的专题课，课程结构十分单一。因此，本科阶段比较文学自身的不足要求加强比较文学教学建设。乐黛云教授十分强调比较文学本科阶段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新人文精神①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她认为不仅中文系和其他人文社科系的学生需要学习比较文学，而且理工科的学生学习比较文学也大有益处：“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2］。因此，即使不是出于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仅仅为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应当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建设。

二、跨文化语境下关于加强本科比较文学教学的原则

(一)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国际比较文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唤起人们对一向遭到忽视的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视”［3］。然而，目前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对话还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中国学派有必要坚持研究立场的本土性，发扬光大本国文学中独具民族性的东西，积极参与到多元文化对话中，充实世界文学。严峻的学术形势要求比较文学教学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原则，摈弃以西方文学为重心的传统教学内容，打破以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为理论重点的教学体系，形成以中西文学比较为核心内容，以认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彰显民族文学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首先要求重新设置教学内容，改变以往以比较文学基本原理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教学状况。科学的课程内容应由三大知识板块构成：第一，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第二，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包括对中西诗歌、戏剧、小说、神话和史诗之间的比较研究；第三，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重点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第一知识板块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一即可，由教师简明扼要地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目的是引导学生入门。第二、三知识板块应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三，可采用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帮助学生打通业已形成的中西文学知识结构。下面详细谈谈第二、三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设置问题。关于中西文体的平行研究这一教学内容的设置，有教师提出应全面比较中西不同文体在文化精神、审美心理、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段等方面的差异②。但笔者认为，这种全面但泛泛的比较难以操作且没有多大意义。明智的做法应是选择有意义的切入点以专题课的形式介入中西文体的比较。对于中西诗歌的比较，从节奏、韵式、情趣和结构等各个角度全面解析中西诗歌的异同，即无必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课堂实践中，只需选择某一个角度结合典型实例进行专题讲解即可。例如，可以开展“中西诗审美情趣比较”的专题研究课。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可以根据两种较普泛的题材类型，分别从爱情诗和山水自然诗两个维度来剖析中西诗审美情趣的差异。对于中西爱情诗，可选取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爱情诗为典型实例，采用细读文本的方法深入解析中诗的委婉与西诗的直率，中诗的微妙与西诗的深刻，中诗的长于表现“怨”与西诗的长于表现“慕”等中西爱情诗在情趣方面的诸多差异。

对于山水自然诗，可选取王维的《鸟鸣涧》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两首名诗切入分析中西诗山水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丁》诗中，作者连续用了三个“我看见”、“我听见”式的主谓句，审美主体与客体处于分离、对立的二元关系中，体现了西诗“物我分离、物我对立”的审美意识；而《鸟》中，没有出现主语“我”，审美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主体进入了“虚以待物”、“以物观物”的入神境界，体现了中诗“物我合一”、“物各自然”的审美情趣。另外，也可选取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诗为典型实例来比较中西诗人对待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诗人常表现与自然情趣默契契合的忘我超脱境界，而西方诗人多数把自然看作神灵的`表现，对“自然的崇拜于是成为一种宗教，含有极原始的迷信和极神秘的哲学”［4］。对于中西戏剧、史诗的比较，讲授重点应放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史诗，到底有没有悲剧。首先，教师应布置课外阅读任务，让学生细读几篇有学术价值的相关论文，如杨牧的《论一种英雄主义》，钱钟书的《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姚一苇的《元杂剧悲剧观初探》等。然后，课堂上先由学生总结陈述相关论文的核心观点，并尝试归纳总结学术界对史诗、悲剧的争论概况。接着，教师结合王国维、钱钟书等知名学者观点来详细阐述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论争情况。最后，组织学生就争论问题展开讨论，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撰写论文的方式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总之，关于中西文体比较的教学内容应有侧重点和针对性，有选择性地灵活展开，不必面面俱到地全面展开，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掌握跨文化的一些知识点，在硕士阶段才需将点逐渐连成线。相对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而言，关于中外文学交流中的变异研究这一知识板块的教学内容更具本土性，更能彰显民族文学和文化。许多学者认为，影响研究“其本质是欧洲中心的，影响研究将欧洲文学看成是其他民族文学的发源地，体现的是欧洲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主义”［5］。如果教师一味地讲易卜生、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对于学生认知不同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学各自的独特性并无多大意义。而讲解变异研究方面的内容则有助于学生了解中西文学交流中作为接受者的中国文学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对外来文学进行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模子作用下而发生的文学碰撞和变异交流。因此，在讲解20世纪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时，应将重点放在接受者对外来影响的接受过滤上，而不是放在“X作家在中国”式的事实梳理上。例如，在讲授中国当代作家残雪、余华、莫言等受卡夫卡的影响时，应侧重剖析这些作家对卡夫卡的文学做了哪些创造性误读和接受过滤，并深入分析造成误读和过滤的接受屏幕———特定的文化模子、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艺术趣味。

(二)坚持课程性质的多元化

然而，坚持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并不意味着只强调本民族文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对其他文化模子里的文学不屑一顾。相反，比较文学的课程性质必须坚持容纳多种异质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原则，否则就容易陷入文化封闭主义的泥淖，从而违背乐黛云教授所指出的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在讲授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这一知识板块时，不应将视野局限在中西文学的狭隘范围内，而应尽量触及其他文化圈内的文学，东亚文化圈、非洲文化圈、美洲—犹太文化圈的文学都应被纳入教学视野。例如，在阐释影响研究这一专业术语时，除了以易卜生、卡夫卡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为典型论据外，还应把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三健三郎以及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纳入教学范围。在阐释比较诗学时，除了剖析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和“风骨”，西方古代文论中的“模仿”和“迷狂”外，还应提及印度文论中的“味”和“韵”，日本文论中的“幽玄”和“风雅”，以及阿拉伯文论中的“技”和“能”。另外，应将总体文学的研究内容纳入教学范围，并加大比重，因为总体文学是对多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文本共同存在的某一文学现象的全面研究，真正实现以世界性的胸怀进行跨越式地文学比较研究，最能体现比较文学课程性质的多元性。

例如，可以专题讲解各民族文学理论中的“镜子”意象，在文学理论中，镜子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西方用镜子强调作品的逼真，中国用镜子强调作者心灵的虚静，印度用镜子强调世界的虚幻。还可以专题讲解各民族文学文本中共同存在的“驴虎关系”文学现象，如柳宗元的《黔之驴》即围绕驴和虎的关系展开情节，古希腊文学中《伊索寓言》也有“驴披虎皮”系列道德寓言，印度佛教文学中，《嘉言集》、《本生记》中也包含许多关于驴虎关系的训诫故事。在讲解时，教师应将重点放在剖析不同民族文学中同一文学现象所隐含的因不同文化模式而导致的文学异质性上。因为只有突出异质性的对比研究，才能彰显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才能突出各民族文学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异质文学间的交流。

中西比较文学论文4

浅探中西比较文学

摘要：歌德当日所言之“文学的通性”，今天更多指向“相异”的通性。

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使之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

而我们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对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作品，都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先形成对某一特定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再对另一个作品作同样深入的认识，然后再将二者加以比较。

这样，定可经由深刻认识、了解不同的个别文化和作品，进入由比较研究而达到的“深层知识”。

关键词：反映；反思；中西比较文学

达姆罗什(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再次提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名词，进一步地加以阐释，使这一19世纪德国文豪所创导的词语，再次复活。

在该书“歌德创造了一个词语”这一章中，达氏提到周蕾对欧文批评北岛的诗作的猛烈批判。

我不想参与二者的争论，更无意做文化保卫者或批判者；亦不想加入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及传统经典价值评鉴之争。

我只想提出一点和当前所讨论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有关的看法。

当然在短短的20分钟发言限制之下，没有人能将这些看法解说透彻，但问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大约80年前，诗人艾略特拒绝了在北京教书的剑桥教授李察斯的邀约，放弃了去北京的机会。

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对李氏所创导的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颇不为然。

他在回信中特别指出，对他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望远镜的两端”。

艾氏认为，任何一个人，“如想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观念)词语，翻译为另一种不同传统的词语，不管其技巧如何高明”，都是不可能的。

充其量他所能做到的，“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变胎”。

这亦是我30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西比较文学会议中，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或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和哲学思想系统，所产生的文学，是否可以随意比较？这是当时我反对肤浅东西文学比较的主要立场。

我认为那是“以偏盖全”的研究，亦是现在我要提出来的“文化通性”(cultural universals)及“文化个别性”(cukural particulars)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于中西或东西或异文化比较或文学比较研究中。

当然“粗枝大叶”的比较，可以不考虑这一问题。

可是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不容许我们如此苟延下去。

观看目前普及的比较研究，自从考古人类学进入了文化、文学等学科研究后，我们不得不更仔细地去讨论“比较研究”这一大题目了。

多年前，当萨义德提出他的“东方主义”论点后，这一要题就变得更具迫切性。

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民俗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对“醒学时期”(Age of Enlightermaent)后所产生的“西方中心”(Euro-centrism)优越论的挑战。

这亦促成了世界学术界对文化多元性、不同文化比较研究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亦不落后于人，加上政治现实的需要，非同源的文学比较研究，亦兴盛了起来。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一大趋势发展之下，自然亦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由近年来，内地、港、台三地比较文学研究的“地势图”(Topography)即可证明。

我们比较文学研究，走过了“浅水”(牵强的比较研究)，进入了“深海”(study in depth);从早期借用类比方法、新批评理论，经过了结构主义，

进入解构主义；从以欧美学术界对政治及意识形态反思为始，到今天以之为文学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在内的举世通用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不求相同点(sire-ilarity)而探讨相异性(dissimilarity)及多元性(plurality)，再再地显示了比较研究的新发展及趋势。

这一发展亦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考和新题目。

多年来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向，可由亚洲各地举办的比较文学大会所包括的题目，见其端倪。

这次大会亦不例外。

在大会提出的15个大题目及特别圆桌讨论议题中，可以见到有关(1)文学理论，(2)文学作品，(3)文学与文化，(4)文学与宗教，(5)文学离散或离散文学，(6)翻译文学，(7)卅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回顾等等多项主要题目。

其涉及内容，已超越卅年前起步时的范畴。

但这亦为我们带来了问题：比较文学(特别是中西比较文学)究竟在研究什么？这亦是卡勒(Jonathan Culler)多年前提出的问题。

卡氏认为当前的比较文学已不是一门学科。

学科有其特定的目标及由之而定的方法和理论，尽管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学科都以科学论证方法为主，但各学科所注重的观点，仍有其特定性，同时亦限定了该学科的研究范畴。

可是又因世界发展趋势、经济和政治因素引发了许多意识形态所导向的纠缠复杂争论。

这可由文学研究脱离不了政治纠缠、亦离不开意识形态干涉的演变趋势，看得出来。

所以卡勒说，比较文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field。

如此看来，当前的比较文学已远离当年歌德所提的世界文学的定义。

我想歌德的重点观念是文学的通性(universality)，而今天的文学通性，正巧相反，是指“相异”的通性(universal variability)。

这造成了比较文学研究哪一种结果？更多发展或研究空间？还是更多的不可比性？检视过往的努力，我认为这一新发展替比较文学带来了更多机遇，从传统的类比或影响研究狭仄限制中，解脱了出来，找到了更多的研究题目和更广泛的研究空间。

这我想，或许是歌德的最终目的：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的研究，促成“世界文学”的诞生。

这亦是我要说的“举世共有的、通过文学的比较和研究所获得的了解”。

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必须以“反映”和“反思”为始点。

“反映”一词，从中文来看，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表示”的意思。

在此，我想用英文原意来诠释我的看法。

英文的“reflection”或“reflexivi-ty”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某一作品或行为所显示的意涵，一是指某人对某事的一种思考。

二者的意义截然不同。

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前者指将作品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及思想反映来研讨；后者则可作为作者或读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评论时代精神或社会状态，是一种直接的反思。

二者都求对作品、作者、时代、社会能有较深刻的认知和批判。

苏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地下室手记》、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很好的例子。

二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作者们对两个民族所代表的“社会状态”、“民族个性”、“政治和文化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批判，这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出来。

作者既藉作品“反映”出现实状况，又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状况的批判。

但若将二者的作品，再作比较，我们又可察觉，陀氏所表现的是，一个充满了感性的宗教灵魂，及求知的哲学头脑，和真诚的“俄国个性(或灵魂)”。

而鲁迅所描述的，却是一个沉浸于千年来腐朽、窒息传统中的民族个性。

鲁迅的“自贬”式的自我批判，更是一种“反省”式的“反映”。

可是我们却不能因这一改变，即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充，而忽略了中西比较研究的限制。

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政治和经济的条件，加上中西传统思想的不同，比较研究亦因之有其极限，而上述的因素即是构成限制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