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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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范文字1

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引言

法定夫妻财产制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或之后，没有以协议方式对夫妻财产关系进行约定，或者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律规定当然适用法律预定设置的夫妻财产制。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0年制定新《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现行《婚姻法》，有关法定夫妻财产制采用的都是共同财产制，较之前的立法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立法上的滞后性，难以满足现实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需要。

本文将通过评析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夫妻财产案例分析

(一)案例1

1.案例

甲、乙系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有一家日用品商店。某日，甲开车前往某地进货，乙随车同去。途中，甲的车与丙的车相撞，甲、乙、丙均受伤。经公安机关认定，甲因违章行驶应负这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丙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甲乙共同赔偿其损失，但乙表示自己不应对丙的损失负责，而且，乙也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赔偿其损失。现查明，甲乙共有价值20万元的共同财产，甲有个人财产5万元，丙的损失为7万元。

本案涉及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清偿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夫妻之间一般有着较深厚得感情基础及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双方通常并不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共同财产、个人债务、共同债务，当一方以共同财产对外偿债时，另一方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本案中的乙已明确声明不同意分担对丙的赔偿义务，同时，乙还要求甲赔偿其损失。乙的这两个主张是否应支持？倘若应支持，在实务上又该如何操作？

2.关于案例的思考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丙的损失是由甲单独赔偿还是由甲、乙共同赔偿？《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该条确立了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的原则。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债务应当指合法债务，即因合同等合法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包括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不法债务，因为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民事主体与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当代社会高度尊重意思自治、人格独立，一个主体不能预测和控制另一个相关主体的全部行为尤其是侵权行为，当然也就不能对另一个相关主体的侵权行为负责。正如曾世雄先生所言，民事责任的赔偿义务人在侵权行为中乃行为人，即加害人，特殊情况下，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也有赔偿义务，如法定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侵权行为负责，但这需法律的明确规定。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夫妻双方有为另一方因侵权行为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义务，所以，侵权行为之债应看作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对此不负赔偿义务。因此，本案中丙的损失应由甲单独赔偿。

(二)案例2

1.案例

甲、乙于2000年相识、恋爱。2001年两人筹备结婚，3月，甲拿出多年积蓄购得商品房一套，4月，两人登记结婚，5月，甲办理房产登记、取得房产证。不久，甲、乙发生无法调和的纠纷，共同起诉离婚，但二人对是否把房子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发生争议。

2.关于案例的思考

本案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问题。对于该案，有人认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双方共有，本案中，甲办理房产登记标志着甲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了一种物权，这种物权不在第18条列举的范围之内，所以应归夫妻双方共有。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依《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里的财产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利。实践中，财产权利的取得与财产(物权)取得可能并不同步，存在一个时间差，并且这个时间差可能跨越婚姻存续与终止两个阶段。例如，甲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离婚后甲才实际取得酬金。这种情况下，由于签订出版合同后，甲的知识产权已经物化为合同权利，合同权利不再是一种潜在权利，而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完全能实现的实实在在的财产权，所以甲的妻子有权主张共有。但允许共有的财产权利必须是依婚姻存续期间才发生的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独立产生的权利，婚前或婚后个人财产(权利)的延续或变形其本质仍是个人财产，属于《婚姻法》第18条共有财产排外范围，不能由双方共有。例如，甲在结婚前其父死亡、继承开始，甲在结婚后才实际分得遗产的，配偶无权对遗产主张共有权。

(2)从更深层次上讲，如果我们认为婚姻期间发生变形的个人财产可以划入共同财产范围的话，就实际上近乎取消了个人财产制，因为，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绝大多数处分从形式上看都是以一种财产权利交换另一种财产权利，从结果上看都是旧的财产权利灭亡、新的财产权利产生，而这种新生的财产权利都将成为共有财产。例如，甲有个人财产10万元，甲用该笔钱婚前购买、婚后占有的或婚后购买的大大小小物品都将成为共同财产；即使甲将这10万元存入银行，也会因甲对银行产生了债权而使这10万元转化为共同共有财产，这是不合理的。同时，这样做会迫使婚后想保持自己个人财产的甲将财产别无选择的深锁在保险柜中，一动不动、一用不用，既不能借贷也不能购物，这与民法保护交易、鼓励流通、促进财产增值的宗旨显然是不符合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本案中的甲婚后所得的房屋所有权是甲婚前个人财产的变形，乙对此无权主张分割。

二、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不足之处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

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只对婚姻关系处在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进行调整，即实行共同财产制，而调整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如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等特殊期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婚姻法》第32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法律上承认了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有必要对此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相应规定，即设立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将在第四章第二节对增设这一制度进行阐述。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不够明确

现行《婚姻法》第17条列举了夫妻共同财产，但范围不够明确，有必要进一步作出具体的规定：

1.工资、奖金。工资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奖金是指因奖励而获得的财物。工资要作广义理解，即工资性收入，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劳动所得，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目前我国职工在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各种政策性、福利性的补贴、津贴或者实物，一些企业还存在着年薪、股份期权等，这些都应视为工资性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奖金同样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实物，除具有纪念意义或人身性的荣誉奖品归获奖者个人所有外，婚后其他因奖励所得的财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生产、经营的收益。既包括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生产、经营的收益，也包括经营企业或投资证券、房地产等的收益。是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区别对待：以夫妻共同财产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显然归属于共同财产；夫妻一方在婚前进行生产、经营，而收益获得于婚后，应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夫妻一方对个人财产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原则上应视为其个人财产，但如果另一方参与了生产、经营，或该收益与另一方承担家庭责任的支持密不可分，则另一方有权请求分享生产、经营的收益。

3.知识产权的收益。知识产权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结合，其中的人身权只能属于创造者本人，而其中的财产权又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论文格式既得权是已经获得的财产收益，如果是婚前取得知识产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收益，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如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知识产权并取得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终结后实现期待权取得的收益，也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因为知识产权是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将不确定的知识产权期待收益排除在夫妻共有财产之外，这一规定有必要予以完善。

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18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否违反《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是否违背被继承人或赠与人的意愿，是否将继承人或被赠与人的范围扩大到夫妻另一方，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三、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完善

(一)建议增设非常法定财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夫妻财产关系也之发生变化，很有必要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我国《婚姻法》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

笔者认为夫妻双方是夫妻财产关系的主体，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权益，所以夫妻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定的正当理由，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考虑到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避免夫妻一方损害对方的财产权益，所以对引起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有重大过错的夫妻一方，不得请求法院裁决适用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只有无过错一方才有权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法定监护人，在遇到可以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情形时，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可以根据民法有关监护人和代理人的规定，代为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同时，为了保护民事交易的安全，应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合法债务的债权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也有权申请适用非常财产制。

2.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说，法定情形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列举主义，即逐一列举可以适用非常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不得适用。采用列举主义可以使适用情形具体明确，但实践中难免有立法者无法预见的情形，会造成遗漏。另一种是例示主义，就是在概括的基础上进行列举，这样可以克服列举主义的缺陷。

我国在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时，也应该采用例示主义，规定在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决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1)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达一定期限或已提起离婚诉讼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容易进一步激化夫妻矛盾；实行分别财产制，有利于夫妻双方更好地维护各自的个人财产权益。

(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一方有权向侵害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而侵害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赔偿责任。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将共同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3)夫妻一方不履行其应尽的婚姻家庭义务的，如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此时夫妻一方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对方履行义务，而对方应以个人财产来承担，就有必要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4)夫妻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共同财产而另一方无理拒绝或干涉的。此时夫妻一方有权为了行使个人财产权益，而主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

(5)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此时夫妻一方可以通过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防止对方进一步损害自己的利益。

(6)夫妻一方有挥霍浪费财产行为，可能影响其家庭生活的维持的。此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

(7)夫妻一方破产或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当以夫妻个人财产承担，另一方无代偿的义务，通过实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有效保护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权益。

(8)有其他重大理由，不实行分别财产制会影响夫妻另一方利益的。

(二)明确法定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

2001年《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以列举和概括的形式，分别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财产的关系、形式和种类等日新月异，由于法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法律的规定不可能做到包罗万象，没有列举的只能靠概括性规定来弥补，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以上两个条文的第5款均有一个概括性条款“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所有的财产”来解决列举性规定不能穷尽的情形。既然两个条文都是概括性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那么当该条文列举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出现时，对于该财产的归属问题，是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还是一方所有，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从各国处理夫妻财产的归属不明确这一问题的做法看，判例法国家主要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判例来进行修正，这是比较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成文法国家，可以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界定夫妻财产的外延范围，以此判断夫妻财产的归属。我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在我国，要明晰夫妻财产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明确两者的外延范围。对于婚姻法第17、18条明确规定的财产范围以外的财产还数不胜数，要确定其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根据“其他应当归……的财产”这样的概括性条文的规定，加上人们理解上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定义，而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概括性条文。

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依法或约定，由夫妻一方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根据上文对夫妻个人财产特点的分析，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作概括性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不依赖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个人人身性质的财产”。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中的婚后所得共有制，一般而言，夫妻双方在婚后的所得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夫妻个人特有财产除外。因此，我们可以个人特有财产为排除条件，对共同财产作出概括性定义，即“其他因夫妻关系存在而取得的具有共有性质的财产”。这样做，更加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的界限，增强了法律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取消个人特有财产的概括性规定。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婚后财产所得制，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该制度是以共同共有为前提，个人特有为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夫妻财产的范围作规定时，只能选择在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特有财产中，保留其中一个概括性条款规定，这样有利于避免两者同时扩张解释，导致两者的范围界限模糊。由于婚后财产制度上以夫妻共有为原则，一般以共同财产居多，而且财产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律不能穷尽列举，可以依靠概括性条款对其进行补充；而个人特有财产的类型和种类较共同财产而言更少，因而主张取消夫妻个人财产的概括性条款的规定，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做到尽可能明确、具体的列举，这样更有利于明确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界限。根据上文对个人特有财产的范围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婚姻法第18条第(一)至(四)款的规定外，还应增加以下条款：

(1)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但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该财产产生的收益和孳息除外；(2)夫妻一方的荣誉性奖励，财产性奖励除外；(3)夫妻一方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补偿金、保险赔偿金、福利费等费用；(4)夫妻一方用于从事职业所需要的专用财产，但以夫妻共同财产购置且价值较大的除外；(5)夫妻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各自的所得。

3.增设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无论法律的规定如何具体、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财产的关系和种类日新月异，即使再高明的立法技术，也不可能穷尽夫妻财产的所有情况。由于人们对法律规定理解的歧义，难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之间的争议。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用的办法，基本都是通过设定了共同财产推定制度，即除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约定和有证据证明确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外，对于其他不明财产或有争议的财产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结语

世界上很多国家，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已是比较成熟。而我国在国民政府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个人财产制度也是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中才予以明确的。在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是一种刚萌芽的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而且，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适用的外部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本文结合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对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作了概括性定义，进一步明确了两者的界限，同时为了解决法律没有规定的夫妻财产归属的争议，提出设立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制度，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最后，对在我国增设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设想进行了分析论证，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完善提供了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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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及规制

一、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体和权力行使者，但由于媒体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使其在刑事审判中掌握了主动权，成为引领刑事判决的风向标。目前，我国舆论影响审判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传媒报道了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众大规模的热议，然后传媒以公共讨论平台的身份发布这些争议，致使形成了舆论与法院之间观点的对峙；[1]另一种是网民为引起广泛关注，在网络媒介上发布了争议性的案件，导致了大量的评论和转载，各家媒体也开始闻风争相报道，舆论在所谓情理的参与下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在对进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抢先对案件进行讨论、分析，甚至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得出预测性结论，令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院审判的现象。[2]

二、舆论影响刑事案件的特征

(一)当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名人往往是媒体吸睛寻求关注的出发点，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员获得特殊法律待遇，对案情进行大肆报道，引起民众的广泛监督。法官在民众的监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威严扫地。

(二)具有间接性和代理人效应。

舆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大众，生成了一种足以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试图从舆论方向影响司法审判，主动要求媒体介入报道，媒体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形成舆论观点，对法院的审判评论和干预，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被倾向性观点开始引领，大大影响了司法审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为实现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和事实，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等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使得一些本应具有减轻，从轻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权衡下，选择了妥协民愤，舍弃了司法审判原则，牺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舆论对审判影响的日益严重，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人们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权威性才能牢树于民心，然而，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对司法进行大肆干预，严重威胁司法的独立性，使法官妥协于社会舆论，致使本已明确审判方向的在审案件被迫改变初衷，作出迎合舆论的裁判，已经生效的判决也再次被掀起再审风波。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再信赖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诉诸舆论或信访，司法名存实亡。

三、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规制

(一)提高媒体素质。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具有很严重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无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论，经常以道德的名义对案件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在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前，提前给涉案人员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体应首先做到对案件的相关情况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隐私。其次要时刻维护司法尊严，客观评价司法行为，充分考虑报道的时机和场合，适时适度的对案件进行报道，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丰富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思维，从法律角度出发，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避免观点分歧。

(二)推动司法公开。

舆论之所以相悖于司法，正是由于司法的不公开透明，才会引起民众对司法正义性的质疑，对法院产生误解。司法公开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动公正性，避免误解性舆论泛滥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司法公开渠道和机制 [本文由提供，第 一论 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 联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众时刻能够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关心案件的进程，全程见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广司法文书公开和庭审公开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使人民大众信服司法，扬威司法，依赖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权的最终行使者，其裁判结果是否令人信服，不仅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决于其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和逻辑严密性，民众主要通过判决理由对案件提出评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向民众就裁判结果作出解释说明，而这最终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站在法律思维的角度，向社会作出普遍接受性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是情、理、法的并重结构，所以说，规制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任务仍艰巨曲折。

参考文献：

[1]周福兴。新时期“媒介审判”现象的深层机制[J].新闻窗，2009，(2)：18

[2]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法律论文范文字3

浅析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完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运行机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强宪法的实施，必须改进全社会的宪法观念，加强宪法的宣传，宪法实施的监督，宪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国，概括而言，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就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以宪法为最高法的完备而优良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借助于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标志。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为世界上各成文宪法国家所公认和接受。如日本国宪法规定，宪法为国家最高法律，凡与宪法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令、诏敕等一律无效。这说明：第一，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没有宪法依据和宪法授权，则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宪法上的立法依据，但其内容和精神也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相抵触，否则无效或部分无效；第三，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遵守、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现行宪法也规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宪法规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宪法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四个修正案

(1)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2)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国体，它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还有其他劳动人民，把国体确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3)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中体现出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规定了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国1789年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代议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国会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及其与总统、联邦法院的分权制衡关系等等。

(三)宪法规定了整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

宪法规定了宪法和法律的监督、解释体制。我国宪法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实施经验和吸收各国宪政发展长处的基础上，确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既保证了“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又兼取特设专门机关监督的优势，使宪法实施的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循宪法，同宪法的原则精神相符合，否则势必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影响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各国宪法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都做了规定。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

(四)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基本权利表明了公民在—个国家中的宪法地位，是公民行为合法性的依据。自宪法产生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宪法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现行宪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广泛的、充分的规定。首先强调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社会经济权利，监督权，老人、妇女和儿童等特定主体的权利等等。

我们不但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保障：(1)物质保障。我们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2)政治保障。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决定了全力维护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核心职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因而它不仅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通过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制度，不仅为法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证。如果没有宪法，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没有统一的依据，法制的内部一致性就没有了根本保证；同时，也只有在宪法制定和颁布之后，其他法律以及整个法律制度才能获得赖以产生的基础，有关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宪法等机关的组织，才能根据宪法的知道原则而被确立下来。

二、改进宪法观念，加强宪法实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但是只有把纸上的宪法转化为社会主体的行动指南，宪法才能真正成为物质力量，立宪的目的、宪法价值才能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宪法意识，培植宪法信仰，使宪法铭刻在公民的心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首先，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

我国宪政建设缺乏先天的内在因素，宪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或政府推动的，是通过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实施的。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重要的是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的普及、宣传。目前，在相当多的党政干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脑中，并没有宪法至上的观念。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机关的党政干部、工作人员具备了较高的宪法意识，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就不会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权益。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还必须向公民宣传宪法知识。让公民了解宪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权利、保护权利，国家机关只是受人民委托，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应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国家权力应该时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己任。不懂宪法，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

一个国家法治状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与该国宪法的规定在实际中得到实现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就不可能实现法治，至多只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成为一国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就要加强监督机构监督宪法实施活动的法律效力。通过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将违宪的概念和含义确定下来，注重违宪与法律责任制度的衔接和关联，同时设立违宪责任形式和违宪责任所对应的法律制裁措施。对于此类工作，如能持之以恒，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树立宪法的权威地位。还要加强社会公众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公众对宪法的监督是人民对国家进行监督，对宪法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是通过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和检举权，通过制度的手段对违宪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二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也就是社会舆论和新闻批评的方式来实行对宪法的监督。

最后，加强宪法的司法化

长期以来，一些同志认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过宪法条文的规定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部门法来实现的，所以，宪法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这种错误认识是宪法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调控手段造成的。加强宪法的实施关键还在于加强宪法的权威性，最突出的就是宪法的司法化。为此，必须赋予宪法的可诉性，使宪法直接进入司法活动当中，人们从自己周围发生的各种案例中体验到宪法的价值，在利益关系中实现宪法规范。公开取缔、撤销违宪立法，禁止、杜绝违宪行为，依法追究各种违宪责任。建立、健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强化全国人大及其会的机构建设，强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没，规定审查违宪案件的权限，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等，对违宪法律、法规宣告无效或者拒绝适用。通过弹劾、罢免等方式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开创了将宪法引入司法诉讼的先河，这意味着任何公民的权利都会受到宪法的保护，从而使公民从心理上产生了对宪法的神圣感与崇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