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爷”吴稚晖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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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爷”吴稚晖1

在南京官场幕后，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逮着谁咬谁，资深要员、各界名流都畏他三分。可唯独有三人他不敢骂：孙中山、蔡元培和。需要帮忙时，他会主动献计献策；遇到难关时，他会做其他人想做又不好做、不敢做的事；而在平时，他则养气待发，时刻准备听从蒋的召唤。

与陈独秀对骂

作为的老“师爷”,吴稚晖辅佐的第一个得意之笔，就是弹劾共产党。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指着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鼻子骂共产主义。

1927年2月19日，中共在上海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吴稚晖利用自己元老的资格，倚老卖老，劝阻起义的准备，并认为共产党发动起义是无意与合作的表示。他说：“难道还不够革命吗？倘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合作！我站在地位敢提抗议！”

吴稚晖的言行，令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非常不满。他致函吴稚晖：与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共产党决无与分离之意。他特别强调：“我为此言，誓以人格为担保，望勿为浮言所动，以至大家闹无谓意见，而为敌人所喜。”

1927年3月6日，吴稚晖在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他对陈独秀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者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

陈独秀大笑道：“稚老，你太迂阔了！试看现在的世界，尽是共产革命的世界，实行共产，怎能在二百年后呢？”

吴稚晖则骂道：“现在中国不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你们何必急切轻挂招牌，只是疯癫！是挂狗头卖羊肉！”

陈独秀更不相让，对骂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共和孰优？”

吴稚晖知道陈独秀态度坚决，便突然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回答：“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20年时间。”

吴稚晖听罢双脚直跳：“如此，生命只剩19年了，前时孙总理答越飞：国民革命完成应需30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大趋向，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陈独秀坚定地说。

与陈独秀当面论争后，吴稚晖痛感共产党“取人性命太急”,自觉地成为的“黑高参”。

“分共”急先锋

1927年3月下旬，吴稚晖与商谈大计。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与秘密会谈。为了显示自己新领袖的权威，首先发言：“汪主席刚刚回到上海，一年来的党事国情变化，绝非是开这样的会议所能讲清的。我个人的意见，今天就议两件事：一是赶走俄国顾问鲍罗廷，一是分共。”

“我完全同意蒋总司令的意见！”吴稚晖第一个表了态。接着，他又分析了政治形势，讲了驱赶鲍罗廷和分共的必要性，旋即话锋一转，说：“兆铭同志！你就留在上海，领导大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为。对此，我想先总理在天有灵，也会说上一句：兆铭为党国办了一件大好事！”

“稚老，话可不能这样说啊”,被逼得无路可退，只好说：“先总理亲手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怎么能改变其建国方略呢！”

“我看一定会改变其建国方略的！”吴稚晖引经据典，大讲历代圣皇贤君都顺应时代，改变祖宗法度的历史，又以权威的口气说：“我们都是跟着先总理革命数十年的老同志了，谁都知道孙先生一生最大的长处，那就是朝闻道而夕改，绝不坚持己见而贻误革命的大业。”

吴稚晖的发言就像活跃的酵母，很快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有的指出孙中山先是联合袁世凯建立民国，后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有的指出孙中山先是信赖陈炯明，而后又义无反顾地大加讨伐；有的索性指出孙中山先确立的是旧三民主义，而后又提出新三民主义……总而言之一句话：孙中山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主动地抛弃亲自制订的三大政策。

等众人发言完毕，引而不发地说：“汪主席，今天唯有您能担此大任了。我以为您就学着总理的样儿，领着大家快刀斩乱麻地清共吧！”

“请君入瓮”,沉吟片刻说：“诸位说的不无道理，但我不赞成立即分共，希望能暂时维护合作。”

“请兆铭同志谈谈怎样解决维持合作的问题”,吴稚晖怒气冲冲地质问。

“首先，由我向武汉的中央建议，慢慢地排除中共在党中央、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不紧不慢地答道。

“这样说来，汪主席不同意我们马上赶走鲍罗廷和分共？”逼当众表态。

“是的！”大声回答：“三大政策关系重大，如果改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解决。”

吴稚晖气得浑身都有些颤抖了：“再开啊，我可以做此预言：共产党就要取而代之了！”

提出：“可以提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改变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倒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看到如此坚持己见，双方辩论短期内分不出胜负，吴稚晖激动地离开座席，一步跨到面前，拱起双手，饱含着热泪，有些发抖地说：“兆铭同志！看在党国的份上，你就改变袒共的错误想法不行吗？”

被吴稚晖不容声辩的质问弄得不知所措，还未等他开口，只听“扑通”一声，吴稚晖跪在了汪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我请求汪主席改变袒共的态度，留沪领导我们大家坚决地清共！”

与会者被吴稚晖下跪之举惊得愕然，会场空气顿时激荡。很快从震愕中醒来，为了摆脱这尴尬境地，边退上楼边连连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的“克星”

吴稚晖虽然喜欢骂人，但骂得很有分寸：对是从来不骂的；对喜欢的人是似骂非骂；对反对的政治集团和个人则是破口大骂。他与的笔杆子、御用文人、文胆不同，这批人是以笔耕为主给帮忙，而吴稚晖则以长辈和过来人的身份，以打嘴仗为主给帮腔。

大骂倒蒋派，是吴稚晖给帮腔的重要内容。在南京篡权执政后，接受杨永泰的“削藩”计策，向各实力派开刀，仅3年时间，就基本制服各路“诸侯”。消灭各路“诸侯”主要用了三样法宝：一是依靠强大的中央军武力讨伐；二是以江浙财团为后盾，用“银弹”收买对手；三是依靠一帮名人大佬，帮着摇旗呐喊，用“中央”、“法统”的牌子压各路军阀，占有心理和舆论上的优势。

吴稚晖在平定诸侯的战争中，以“拉”和“骂”为手段助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吴稚晖此时期“骂”各反蒋派的文章中，以《从东说到西――最要紧是一个根本原则》一文最著名。

他骂冯玉祥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劝冯在乱世不要自信能捣乱，他注定做不了曹操式的成就，因为冯玉祥是“草包出身”。

他骂阎锡山是“治世的村中俏，乱世的狐狸精”,终有一天会被“摄入净瓶”中。

他骂是“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成不了多大气候，终会“跌进汤罐里，愈弄愈糟”。

吴稚晖用他那喜怒无常、嘲笑谩骂之笔，将这些“党国”要人骂得抬不起头来。

不知从何时起，吴稚晖就是看不顺眼，寻着机会就将汪臭骂一顿。1932年初，“蒋汪合作”的新阶段开始了，吴稚晖也暂时“封嘴”了。

然而，抗战开始后不久，便叛逃当了汉奸。非常难堪，急命陈布雷撰文谴责汪的卖国行为，以挽回声誉。吴稚晖更是震怒，他按照的基调，将等一伙汉奸骂得猪狗不如，名誉扫地。

12月25日，吴稚晖先给素称“女中豪杰”的陈璧君写信，劝她说服以民族大义为重，莫作汉奸：“自古无不亡之国，亦无不死之人。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

吴稚晖刚发走这封快信，便发表“艳电”,公开投敌了。吴稚晖气得大骂不止，并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起草了永远的决议案：“汪兆铭此种行动，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并撤销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吴稚晖的骂法非常特别。他把一伙的名字都加以改称：被他称作“汪精怪”、“白羊精”、“白虎精”,陈壁君则是“陈屁裙”,的心腹褚民谊变成了“鼠蚊蚁”,大汉奸周佛海则成了“周狒黑”。这种古怪的骂法，使人们一提起名字，就产生厌恶之意。

在一生中，最得意的一笔是辛亥革命时入京刺杀摄政王。刺杀未遂被捕后，汪写下了“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丽诗篇。这首诗的英雄气概曾激励了许多青年，也因此成为革命青年敬慕的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昔日的反清义士，却堕落成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吴稚晖痛骂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虽只八字，却是一针见血，一时传颂人口，无不击节称赞。这两句“名骂”,深深刺痛了的肺腑。据说见后，三日吃不下饭。

人们都说“吴稚晖是的克星”,此言不虚。

替蒋奔走卖命

如果认为吴稚晖只会骂人，那可大错特错了。

吴稚晖不仅会骂人，还会吹捧人。只是他所骂的人，必定是不喜欢的；而他吹捧的，却是喜爱的人。

在南京政府里，吴稚晖对之忠是出了名的。与张静江、蔡元培等其他元老比起来，吴稚晖主见最少、骨气全无，不顾他人耻笑，一味紧跟。正因如此，他始终得到蒋的重用和敬重。

1929年初，蒋桂战争爆发，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为了将占据两湖、广西的李宗仁和盘踞广东的李济深各个击破，特别邀请李济深居中调停蒋桂矛盾，目的是将盘踞广东的势力一网打尽。李宗仁劝李济深不要到南京，如果去，则广东地盘必为蒋所得，则桂系失去援助，蒋桂战争必不可免；如果不去，则有可能制约，使其不敢轻启战端。

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特派吴稚晖赴广州专程迎接。吴稚晖立赴广州，软硬兼施，硬是将李济深从广州拉到了上海。3月11日，刚到上海的李济深立即与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商量对策。李宗仁再次劝阻李济深不要去南京，但却严令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四元老，一定要把李济深请到南京来。

四人立即到上海拜访李宗仁，并约见李济深。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此事并不热心，倒是吴稚晖特别能体谅蒋的用心，显得特别活跃。

“蒋先生命我们四人来劝任公入京面谈，请任公不要推辞”,吴稚晖代表四位元老说。

“蒋先生对我素有成见，此次烦请诸位来请，更说明其中有问题。蒋先生能保证我入京后的安全吗？”

吴稚晖立即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李济深，字任潮――编者注)入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李宗仁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吴稚晖仍旧坚持，甚至说：“如果蒋先生不顾人格，自食其言，我便当着蒋先生的面，在墙上碰死！”

“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李宗仁忙说。

吴稚晖一听，大为生气，跳着脚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最后，李济深经不住吴稚晖的一番“诚意”,表示：“我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3月13日，李济深不顾李宗仁的劝阻，从上海到南京与会谈。李济深到南京后才发现：早已决定对桂系用兵，并且正在进行西征部署，自己入京，正中了蒋的圈套。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将李济深幽禁在南京汤山。

至此，吴稚晖等四元老傻了眼。吴稚晖急得在室内团团转，蔡元培则一怒离开南京到上海，张静江气得大骂：“老三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种事都能做出来！”

趁桂系群龙无首之机一举将其击败，占领武汉，并直捣广西桂系老巢。

吴稚晖能怎么样呢？他不敢得罪，也觉得对不起李济深，只好常去汤山看望，表示尽快救他出来。吴稚晖发誓不再替干这种丧尽“人格”的事了。但吴毕竟不比张静江等人“洒脱”,怨气消解后，他仍替蒋奔走卖命。

多次谢绝官职的“局外人”

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声称要反对一切权威的吴稚晖，对政治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对当官也没有太大的“瘾”,但却能为奔走呐喊、出谋划策，真是令人费解。

1925年，吴稚晖听说老朋友李石曾要去做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便去信劝告说：“官一定不必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不问国事，那是吾民之大劣点；一问国事，便同做官连起来，又是吾民之一大谬点。必要倡出一种做官是万不得已，只去吃苦的风气来才好。”

吴稚晖这段文字，为当时教育界和政界的很多人推崇。“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成为吴的“名言”。

吴稚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翻阅吴的个人历史就会发现，像他这样的大老，在政府中所任过的官职非常少。在 “一大”上，吴稚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到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升任常委。这是吴稚晖一生中任职最长的职务，除此之外，很少看到吴稚晖还在的国民政府中担任过什么“大官”。

吴稚晖不是没有做大官的机会，但他一次次地推辞了。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他当过几个月的国府委员，随着的下野，他也辞职了；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拒绝赴任；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时，蒋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他拒绝接受。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据说有人想推举吴稚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吴稚晖何等聪明，立即晋见，探听到蒋有意继任，便谢绝了那些元老们的推戴。

元老们仍极力劝说，吴稚晖连连摇摇头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样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的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推举者看到他不愿做主席，便问：“稚老，你看谁继承国家主席位置更合适呢？”

吴稚晖假装愤怒地说：“真是有眼无珠，孺子不可教也。唯有蒋总裁能领导中国军民抵抗倭寇，他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他雄才大略，还有比他更适合的吗！”

一番话直说得这些人茅塞顿开。听说后，从心里高兴。故此，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后，特别指派吴稚晖作为监誓人，以示对他的敬重。

正因如此，台湾学者张文伯曾说：“他(吴稚晖)没有赫赫功勋可记。如有赫赫功勋，也不愿记在他的名下。他生平是立志不做官，不言禄的。”

倒蒋派不做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是不满的专制独裁；一些名流不愿接受蒋的任命，是为了隐居清静或从事其他专业；而吴稚晖不做官，却是为了更好地为蒋效力。他曾一再表示：“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过问国事，帮蒋先生说话，不是比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人说话更方便吗？”

金门海葬“老师爷”

吴稚晖为了维护的统治甘心“忍辱负重”,但对日本侵略却是义愤填膺。他对卖国求荣的汉奸口诛笔伐，对抗日英烈极力表彰。

1939年冬，吴佩孚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重庆各界特开追悼会，对这位不向暴日屈服的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吴稚晖以左袖掩面，右袖摆拂，走着京剧中的台步，来到台前，垂下袖子，露出真面目，说：“自从我们吴姓出了一个大汉奸吴三桂，近三百年来，姓吴的人都没脸见人。如今好了，吴姓出了一位大忠烈吴佩孚，我们的脸上可大有光彩了！”

在内，吴稚晖是以幽默闻名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等地，有几位年老的社会名流与年轻姑娘缔结良缘，当时有人纷纷传为佳话，吴稚晖却笑着批评说：“年轻的女人嫁老头，不是图财，就是害命！”靠着这种乐观、诙谐的人生态度，吴稚晖在重庆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45年8月，当抗战终于胜利的消息传来后，81岁高龄的吴稚晖当门而坐，开怀大笑，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少年。

但形势的发展使这位“达观”的元老越来越沉默了。仅仅3年时间，及南京政府便江河日下，遭到彻底失败。吴稚晖为统治的行将忧心忡忡，体力大衰，疾病缠身。已是85岁高龄的他心灰意冷，决心与老伴留在上海，度过风烛残年。

然而，离不开这位一生效忠自己的党国大老。1949年2月24日，派蒋经国乘专机将他接到台湾。因匆匆而去，两万余册藏书未带走，结发几十年的老伴不愿逃亡而留在了上海。

1953年6月21日，88岁高龄的老伴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海峡彼岸，吴稚晖悲痛欲绝。10月30日，吴稚晖终于在孤岛闭上了一双老眼。临逝前，他向提出要求：将自己的尸体运到靠近大陆的金门“海葬”,以了却与老伴的情缘。

答应了这位老“师爷”的要求，并特地召集临时中央常委会，成立了于右任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举行公祭。12月1日，军政要员陈诚、于右任、王宠惠等人在台北松山机场为吴稚晖举行“海葬”仪式。蒋经国捧着吴稚晖的骨灰盒，走上了送灵的飞机，飞往金门岛。

这位后半生追随的元老，永远静卧在万顷碧波中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的矛盾2

摘 要：吴稚晖作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曾经担任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对学生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时代及个人性格的因素，导致他和勤工俭学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吴稚晖；勤工俭学生；矛盾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这场伟大的运动尽管出现了种种困难和很多挫折，结局也未必完美，但是不可否认也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特别是造就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如、、蔡和森等人。这个结果让一些员愤愤不平，甚至有人指责运动的发起人吴稚晖等人犯下的严重错误，“他（吴稚晖，著者加）坚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情绪超过理性，彻底失败，造就了许多中共的中坚干部，替招来了许多强劲的对

手。”[1]同时，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生也对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吴稚晖等人强烈不满，他们把大批学生被迫回国的罪责推到吴稚晖等人头上，说这是他们和北洋政府合谋的结果。

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辛亥革命中都曾有过辉煌的革命历史，在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正是因为他们在学生心中的地位无比崇高，他们宣传鼓动的勤工俭学运动才能够得到广大学生的积极响应。但经过这场运动之后，他们在勤工俭学生的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特别是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的矛盾如此激化更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所未能意料到的。当勤工俭学生在里昂闹得最激烈的时候，曾有人扬言要与吴稚晖拼命，他不得已于在北京《晨报》登了1篇《自讣》：“寒门不幸，害及自身，吴稚晖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疾终于北京。因尸身难得溃烂，权殡于空气之中。特此讣闻。新鲜活死人吴敬恒泣血稽颡。”[2]那么，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之间的矛盾究竟是误会还是无法避免的时代悲剧呢？到底是吴稚晖有意还是无意的呢？本文认为勤工俭学运动没有达到发起人和勤工俭学生的预期效果，结果不尽如意，既有时代烙印，也有人为因素，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一 、时代因素

勤工俭学运动遭受的挫折有着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些是非人为因素，是吴稚晖等发起者所无法预料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法国国内的劳力奇缺，这为勤工俭学带来了难得的契机。留学生可以很轻松地在工厂、企业等处找到工作，工资收入足以维持学费。更重要的是当时法郎严重贬值，在巴黎的生活费每月只需300法郎，约合中国的20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求学也是不够的。[3]按照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其他意外情况发生的话，吴稚晖等人所倡导的勤工俭学运动无疑是能够实现他们的预期目标，那就是既能求学，又能获得实践的机会。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形势就急转直下，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困境。大规模的学生是1919年出发去法国的，从1920年下半年起，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蒙受损失，引起经济萧条，20多万工人失业，物价上涨2至4倍，学生生活日渐紧张。学生们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更谈不上学习了，所以勤工俭学运动至此彻底失败。

在求学和做工都不可得的困境中，学生们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倡导者的身上，希望他们能够伸出援手，帮助陷入困境的学生们找到出路。但是吴稚晖等人只是社会名流，不是军阀权贵，只能寄托在当政者的支持上，所以往往很被动。像陈炯明支持吴稚晖，这是吴能开办里昂中法大学的重要原因，但是一旦当政者不支持了，他也只能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劝慰大家，“困苦了，我们只要拿‘劳工神圣’四个字来自己慰藉自己，切不宜便灰心，更不宜便怪人。”[4]可见，吴稚晖对留学生的抱怨并不认同，认为他们只要抱定了“劳工神圣”的宗旨，一些怨言和纠纷便可自动平息，这是不切实际的。

总之，吴稚晖等人想象的太乐观了，以至于对实际困难准备不足。虽然他们的计划和倡议没有错，但这一次勤工俭学生的规模超过以前的若干倍，遇到的困难更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设想和能力范围，而他们的个性和能力又直接造成了他们面临突发状况的无能为力、素手无策。

二、个人因素

李璜曾指出勤工俭学的失败与李石曾、吴稚晖两人的个性有很大关系，“两位个性特别，好事而又勇于去趋赴其所幻想的目的，于是始表演出不计后果的这一事件。”[5]在李璜看来，吴稚晖等人提倡勤工俭学并没有错，读书求学应该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权利，并非只是有钱人子弟的专权。但是勤工俭学却不是每一个青年人都能办得到的，尤其是在语言习惯都不易相通相融的异国他乡，况且在工业高度发达的陌生环境，学生们既无技能又无体力，那就必然的要发生困难了。留法15年的华侨王奇生也认为勤工俭学的破产与提倡者有很大关系：“考其原因，在提倡的方面，以为勤工俭学是求学，是任何人可以做到的，但未料到，假使无工可做，又怎样办呢。因为无工可做就无工资的收入，求学的问题就不能实现，并且还要解决生活问题啊！在实行的方面，意志不坚决，仍以做工为耻，又受不得辛苦，所以勤工俭学不满一年就失败了。”[6]陈三井虽然认为李石曾、吴稚晖发起运动的动机无可厚非，但他们同样不能推卸运动失败的责任，“以李、吴两氏的性格而言，均属先知先觉的理论家、提倡者，而非行政者、组织家，故由彼等实际领导此一运动，焉得不失败！”陈三井认为他们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事先但凭天真空想而无缜密计划，把法国影像当作“现代性”的模型；组织不健全，因为反对偶像崇拜，厌恶权威，崇尚自由结合，标榜互助精神，仍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本色；急躁求功，西化中国的愿望过于急切，以致选送浮滥；最后遇困难则退缩逃避，没有坚持到底的勇气。[7]

本人认为吴稚晖除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无组织能力之外，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个性也是他和勤工俭学生发生矛盾的原因。他于1921年9月到达法国后，两天内陷入经济困难的学生代表与他进行数次谈判，试图全部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但是吴稚晖坚决反对勤工俭学生进入大学，理由是他们不守纪律，言而无信、不能吃苦等。即使勤工俭学生的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同意，他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拒收勤工俭学生。后来经过妥协，他也只同意接收40人，可见他的固执有多深。这种固有的偏见没有考虑到学生们绝望无助的感受，当然会引起学生的不满和怨恨。

三、里昂中法大学的

在吴稚晖1921年9月到达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之前，尽管就已经与勤工俭学生发生了种种矛盾，但是并没有和学生直接发生冲突，而这次到校后直接发生了反对他的，导致他黯然离校。

由于1921年1922年4月，吴稚晖因为因为学生和法国校方发生冲突重新回到里昂处理校务。在吴稚晖看来，学生发生了经济困难除了借钱以外还可以通过编译文章进行解决，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但是他借学校来做编译事业的理想还未付诸实施就夭折了。由于学校里有不同的待遇，乃激起部分学生的不平，这些学生以吴稚晖在经济上实行不平等待遇而对其进行责难，“孰知阶级差等，本校特多不平之事，渐次显露，如特待生也，半特待生也，超特待生也，编辑员也，自费生也，种种名称，殆难枚举，偏颇不公，名实混乱。”[8]他们要求统一待遇。而吴稚晖选定从事编译的人也被学生当作他的私人关系而加以攻击，“近又与同学中指定十人，以为编辑。此10人之指定，均吴氏一手所包办，事前事后，均未以明告同学。”1922年9月9号午后约三时左右，学生李丹、吴镇华、刘为涛、何然等人向吴氏质问，直闹至下午五时三刻而罢。1922年11月7日，学生再次向吴稚晖发难，他们禁闭房门在屋内和吴稚晖争吵，由于太激烈，惊动了全校师生，副校长褚民谊率学生十数人在门外“急得呼号捶击，欲破门而入。”学生们“对于一年来校中成绩的质问”，持续了将近四小时。[9]

在一个学校里仅仅因为地域的差异而产生迥异的待遇，学生们感到委屈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广东籍的学生因为有陈炯明的支持，不但不用交费反而能从学校里领到费用。其实，吴稚晖对于这种只按地域因素划分学生待遇的状况也并不认同，他不仅不赞成一律增加特待生的费用，反而主张一部分素质差的学生退学。对于学生的困难他也很清楚，曾建议应取消所有学生的饭费，只是没有充足的经费而无法实行。实际上，吴稚晖为了解决学生的经济问题颇费心思。如果说编译书籍是开源，那么考察厨房的帐目则是为了节流。他为了节省伙食开支，亲自去购买各种食物。但吴稚晖并不愿因为省钱而去降低饭菜质量，他曾对伙食帐做过仔细比较，拒绝了虽然便宜但是他认为“不可取”的伙食方案。[10]

作为引发导火索的编译事件证明完全是学生的误会，曲解了吴稚晖的一片好意，所以吴稚晖本人极为愤恨不平，曾说道“我在民国十一年，从法国回华，忿极了，情愿自己来做张献忠，把中国人杀掉三分之二，于是床铺也多余出来了，米价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11]这种极为愤激的话道出了他当时伤心难过的心情。由于学生当时太偏激，曾为发难者之一的苏雪林后来在自传中反思了这种行为，并对此进行了忏悔：“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为自己食言背信为耻。当时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之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奋斗的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滥用也是非常危险

的。”[12]

综上所述，吴稚晖和勤工俭学生的矛盾，既有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有关，又与吴稚晖的个性缺陷有关，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之下，激起勤工俭学生反对吴稚晖的。

[参考文献]

[1]潘英：《与共产党》，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版，第77页。

[2]《晨报副刊记者访吴稚晖先生》，《吴稚晖先生全集》，第3册，第37页。

[3]裴毅然：《20世纪初的两次留学大潮》，《寻根》，2004年第1期第22页。

[4]《欢迎吴稚晖先生》，《旅欧周刊》，第32号，1920年6月19日。转引自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2册，第636-637页。

[5]李璜：《留法勤工俭学的理论与实际》，《吴稚晖传记资料》，第4册，第77页。

[6]王奇生：《留法十五年鳞爪》，陈三井：《勤工俭学运动》，第318页。

[7]陈三井：《勤工俭学的发展》，第19页。

[8]《中法大学近闻》，《晨报》，1922年10月26日。

[9]何然：《里昂大学风潮详情》，《晨报》，1922年11月23日。

[10]吴稚晖：《关于中法大学伙食帐的调查比较与说明》，《吴稚晖先生全集》，第2册，第204-210页。

[11]吴稚晖：《初以真凭实据与商榷书》，《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册，第876页。

[12]《苏雪林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作者单位：北京社科院 历史所，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