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范例【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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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论文【第一篇】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毛泽东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NextPage]

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43、143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第二篇】

摘要题学术探索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反本质主义/解构超越

正文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应当如何把握？借助于后现代知识语境，尤其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传统解释的困境和反本质主义的解构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毛泽东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NextPage]

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出发，就会看到“三资”企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况且，进一步说，“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也应该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有比较才能分清优劣，才不至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从将计划与市场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程，从而也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断反对本质主义的历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蕴就在于反对本质主义，把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推向深入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当代中国，早在学院派哲学家通过众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之前，邓小平理论就已经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反本质主义的理解，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邓小平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和只言片语都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并用来指导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那才真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邓小平，充分阐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历史重要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经常强调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思维特征就是反本质主义的，就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本身不应当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必然是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不断修正和不断创新的过程。

最后，对于反本质主义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其自身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有很深的缺憾，过于偏执的反本质主义势必导致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因此，我们要吸收的不是反本质主义的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是一种对问题的求解方式和对时代的批判精神。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是反对把在某一历史情境中写作的“本本”本质化、绝对化、神圣化，僵化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是盲目拒斥一切“本本”，拒斥“本本”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性意义。同样，我们反对本质主义，是反对借本质之名掩盖现象、漠视现象，而非否认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必要性。在这里，“反本质主义的主旨是反对那种肯定事物的本质永远不变，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最终确定理论的真理性而克服一切合理的怀疑”[9]的观点。借用解构主义的话语，那就是：在写作的同时又要不断磨掉痕迹，在提出本质性认识的时候又要反省其历史性。其实，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就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又是思想解放所必须突破的对象。而正是这样的双重角色，使得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63、223、103、373、2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43、143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第三篇】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一鸟两翼的关系。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小康社会；大同；理论创新：指导意义

导言

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到80年代中期，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小康社会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视好下的“小康社会，会出现一个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上的进化和革命。马克思留给我们一句经典名言：“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引马克思在写给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胡斯的复信中写道：“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惟一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Isi既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摆脱贫穷落后，尽快让人民过上富裕殷实的小康生活，就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如果听任贫困落后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见，“小康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小康社会”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中国化。

(二)“大同”—中国化“小康社会”的原生形态

小康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礼记。礼运》曾谈到“大同”和“小康”，这大概是“小康”在文献中的始见。197

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肾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绿寡孤独度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城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都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大同”，在孔子是指夏商周以前的尧舜时代。用我们现在的历史观点来看，这应该是孔子根据传说而美化了的“原始社会”。“小康”是指的夏商周三代，是从禹开始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的时代。“小康”，是出现私有制、有了礼的社会。

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祟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邓小平理论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由于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是建立在批判和否定现实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西汉至晚清的大多数朝代里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后学，再少有提及。真正使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的，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尤其是康有为受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之后，于1902年利用在印度住的机会，系统地写了一部《大同书》，洋洋洒洒20万言，提出了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描绘了一个由小康再而大同的理想王国。这应该说是从《礼运》大同、小康、乱世三世说推演出来的。在《大同书》中，小康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大同才是趋于完美和谐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过去年代里许多人追求的小康，是以国家、家庭、财产私有为前提的，总是伴随着战争、贫富不均、贵贱不等和自私的人性。只有消灭了国家，取消了家庭和私有，天下为公，人们共同拥有财富，世界由小康过渡到大同，人类才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贫穷和人人平等、永远富裕的幸福生活。一方面是康有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戊戌变法前后引领我国思想界风骚数十年，他的思想观点适应当时的潮流，容易被具有维新精神的人接受；另一方面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思想界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较容易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康有为的书一出版，“大同—小康”思想就在海内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厦门网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州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引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川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川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三)毛泽东的大同境域

邓小平理论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的形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它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理论特色。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取得中国民族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的历史飞跃所进行的重要准备。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理论基础则相同的，即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和某个孤立的原理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运用内化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中，并取得中国民族化、中国特色化的形式。

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一）继承、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哲学方法———唯物史观。3．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俄、中及其他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4．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5．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且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继承、坚持和创新、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三）创新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定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贡献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走向了当代形态，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和继承发展性、实践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束缚，使思想符号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才能求实创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再次，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邓小平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创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以及“洋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总结三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第一，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统一的经验，并从解决台湾问题转移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来。第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总结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坐而论道不行，主观主义想当然不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邓小平从我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两种社会的比较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概括起来，主要创新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作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思想中又一创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方面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独特的理论特色使之成为我党高举的一面旗帜，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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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秀华．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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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5]尹庆双，杨锦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参见http：//．

[6]《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专科试用本）［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