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教学反思范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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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教学反思1

教学目标：

1.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的知识，记住全年以及每个月的天数。

2.在观察年历的活动中，培养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难点：大、小月的区分及记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上课之前，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日历）

日历有什么作用？这有张日历，你从这张日历中知道了哪些关于时间的信息？

表示时间，除了日历之外，还有月历、年历。（出示月历）你见过吗？能找出你的生日吗？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的？

日历、月历、年历都能表示某年某月某日，年、月、日和时、分、秒一样是是常用的时间单位。

2.他们中间的学问可多了。（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用学生感兴趣且已有的经验和材料导入新课，可以引起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激发出学生的好奇心，并感知知识在生活实际中应用的重要性，引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

二、自主探究，掌握新知：

1.小组交流

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带我们研究年、月、日里的哪些知识？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对研究内容进行主动分析。

（学生自由说）（一年几个月？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

是的，同学们说的很好，确实我就想和大家研究这些问题（出示课件）。

为了方便大家研究，我给每位同学都发了1张不同的年历，大家可以对照这些年历卡，在小组里研究研究，分别来解决解决这三个问题。

2.全班汇报

哪个小组汇报你们的成果？（上台展示）

其他组还有什么补充意见？（老师适时表扬）

[设计意图]：让学生上台进行汇报展示，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也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锻炼了学生语言的组织能力。避免了许多课堂学生探究完老师再重新进行讲授的老路，让学生在活动中自主构建数学知识。

3.自主学习，认识大月、小月

有的月有31天，有的月有30天。有的28天，有的29天。那到底每个月的天数是多少？它们又有什么名称呢？你能对照年历和课本，自己进行探究吗？

学生汇报，教师适时板书并评价。

那二月到底什么月？你能起个名字吗？

数数，一年中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

4.质疑提升

人们在制定历法时为什么不安排大月小月各一半都是6个月，这样不是容易让人记住吗？想知道吗？（出示大小月的由来）

罗马皇帝这么一改，我们记大月小月就有点困难了。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大家很容易的记住大月和小月呢？

学生介绍，老师点评，重点介绍“拳头记忆法”。

[设计意图]：对大月小月的概念让学生进行自学，丰富了学生解决问题的策略，避免了机械的讲授，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列表、讲历史的活动，解决了学生心中的疑惑，能促使学生主动地将知识条理化、结构化。

5.自主探究，汇报展示

一年一共有多少天？你能自己研究并算一算吗？

哪位同学展示一下自己的算法？

还有不同的算法或策略吗？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巩固应用，检测反馈

1.对口令：老师说月份，学生说大月还是小月。

2.拍拍手，点点头。

你的生日是在大月还是在小月，如果在大月，请你拍拍手，如果在小月，请你点点头。

既没有拍手，也没有点头的同学有吗？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个月吗？

3.想一想，说一说。

你知道国际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和我国的国庆节分别是几月几日？你能用笔在年历上圈出来吗？

这些日子所在的月份是大月还是小月？

你还知道哪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先在年历上圈出来，说说是大月还是小月？再在小组里交流交流。

四、课堂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你还知道哪些有关年、月、日的知识？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反思：

反思本课的教学，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1.尊重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年、月、日的有关知识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不同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积累是有差异的，关于年、月、日的知识应该也是非系统的，模糊的、甚至也可能有错误的理解。在本节课的设计时，我首先安排让学生接触日历、月历、年历，并进行初步观察，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年历中发现各月的天数。从而探索出大月、小月。

2.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体验探究、汇报的乐趣

在课堂中我提供年历卡、多媒体课件等多种生动形象的素材，让学生直观地学习。对年、月、日的有关知识先后采用小组合作探究、自主学习、上台汇报展示自学等学习活动形式，让学生通过交流与合作，产生思维的碰撞并深化理解知识，并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并树立信心。

3.改变角色，使自己成为“引导者”

在教学中，我通过学生自己在活动中所产生的教学资源，逐渐推进教学进程。我从学生对年、月、日的已有经验畅谈，继而观察年历卡进行验证，再发表自己在观察、思考后的所得，再验证、反思，最后得出结论，教师始终是作为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平等地参与其中。坚持所有的结论都是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出来的。

4.正确处理了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关系

合作交流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需要的基础之上，只有学生经过独立思考，有了交流的需要，这时的合作才是有价值的，有成效的。在围绕年历卡研究大月小月的区别时更多的是合作和探究，而计算一年的天数时则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计算。

把数学课堂还给学生，把学生推到自主学习的舞台上，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小主人。可见“六学主导，快乐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山草香为大家分享的5篇年月日教学反思范文就到这里了，希望在国防部领导班子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年月日教学反思2

关键词：平民化出版；陶行知；平民教育

随着中国出版业大众化和“走出去”趋势的加强，平民化出版正走进千家万户。何谓“平民化出版”？要言之，即出版视角的日常化、出版对象的大众化、出版内容的生活化、出版语言的普通化、出版过程的互动化和出版目标的民主化等。①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的出版重镇、文化中心上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结合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实践，在平民化出版领域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从而造就了其平民出版家的气质和精神。②

关注儿童是陶行知平民教育与平民化出版的重要内容。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后刚到上海时，就接受其晓庄师范的学生方与严的建议，整理出《知行诗歌集》，交给儿童书局出版（1933），以后又在该书局陆续出版了前集（1935）、三集（1936），为儿童读物出版壮大声势，开辟蹊径。1931年4月，陶行知协助方与严等在上海筹办了小朋友书店，并出版《儿童生活》《师范生》杂志。他还亲自为这两个刊物撰写稿件，创作出了《一只白鸽》《乌鸦歌》等许多儿童诗歌，以儿童为中心宣传生活教育理论，并逐步将重心转移至儿童科普读物上来。

1930年10月至1931年春，由于政权的高压，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到处考察日本的发展状况，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强在它的科学发达”③。1931年夏，回国不久的陶行知就在上海提出了“科学下嫁”主张，即科学大众化，把科学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让老百姓、让儿童享受到近代科学知识。他说干就干，并得到著名报人史量才捐款10万元的大力支持，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了自然学园。自然学园与位于亚尔培路533号（今陕西南路235号卢湾区图书馆）的中国科学社距离非常近，为自然学园平添了浓郁的科学氛围。

科普工作其实相当艰苦，但心念广大儿童亦能带来诸多乐趣和力量。在自然学园，陶行知与高士其、戴伯韬、董纯才、丁柱中、方与严、陶宏等一起搞科普创作，其间他与长子陶宏共同研究化学、电学和天文学。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自然学园共编辑出版了108册《儿童科学丛书》，包括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知识，陶行知亲自编写了《儿童科学指导》《儿童天文活页指导》《儿童的度量衡》《空气的科学把戏》《肥皂的把戏》等11册。

在主编《儿童科学丛书》时，陶行知要求图书内容既要反映科学前沿，又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适合儿童阅读，目的“在引导小朋友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④他还鼓励儿童注重实践创造：“若能独出心裁干得与书不同，这孩子将来便有发明创造的希望。”⑤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少儿读物市场上有很多小学生读的连环图画小说，但“供给儿童看的读物实在太贫乏”⑥。陶行知在为儿童编辑出版科普读物时，既注重积极引导中国少儿的现代性认知，还注意培养他们科学的日常生活习惯。

二、坚持不懈地推进大众出版

为大众出版呐喊助威，并付诸行动，一直贯穿陶行知平民教育的始终，无论是积极支持他人进行科普创作，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都能鲜明地反映这一点。

当时，陶行知曾看过科普作家高士其在上海创作的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对其大加赞赏，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他鼓励高士其要多写，因为这类作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让身残志坚的高士其颇为感动，并坚定了他继续进行科普创作的信念。⑦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与马相伯、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沈钧儒、郑振铎等280名文化教育界名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肯定学生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并要求国民政府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

1935年12月27日，陶行知等成立了上海文化教育救国会。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教育救国会通过了陶行知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主张推进大众文化，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等的民族解放宣传；1936年1月23日，陶行知提议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并领导起草了近期工作任务，要求出版大众社会小丛书、大众自然小丛书、大众剧本、大众诗歌、大众小说、大众唱本、大众说书、大众连环画、大众国难读本、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等。

1936年5月10日，陶行知和郭一岑主编的《大众教育》在上海创刊，他在创刊号发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认为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并积极呼吁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

陶行知也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生活书店的进步出版活动。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策划了《中国的一日》，这是我国首部大型报告文学集，编委会名单中包括陶行知、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邹韬奋等。《中国的一日》展现的是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阶层作者的现实生活，以此反映各地民众抗日的呼声，从而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全面揭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黑暗与光明。该书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影响深远。

三、给教育出版物增添现实生活元素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的教育名言，这一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其出版思想和实践中。1934年2月16日，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在上海儿童书局创刊。在给该刊创刊号题词时，他阐明了自己在上海宝山创办的平民教育机构“山海工学团”的宗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后，他不断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论及生活教育的内容、实质及其现代化要求，还结合自己在山海工学团的实践，论述普及教育和“小先生制”等。《生活教育》颇具生活特色，在每期封面上，都配有陶行知生动活泼的亲笔题诗，加之时事言论、世界大势、科学新知等栏目的丰富内容，深受时人欢迎。

1935年秋，陶行知为普及教育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四册全部出版。该书共含112课，每册28课，每7课为1单元，每单元最后一课为复习课文。课文内容多取材自农村社会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疾苦；课文形式多样，有诗歌、民谣、谜语、笑话、小故事等，通俗易懂。“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关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也一直是其平民化出版的中心内容。

四、对出版语言提出普通化要求

结合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主张，陶行知一贯主张语言的普通化，并身体力行。陶行知在上海与高士其交往期间经常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⑧这不仅影响高士其一生，更让读者看到了许多生动明了的科普作品。

他也公开主张使用大众的普通语言。1935年12月，陶行知曾为《生活教育》撰文：《大众画报——一个需要，一个建议》，向著作界和出版界提出明确建议：“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要求是：灌输现代知识，培养前进思想；用大众语写，要趣味胜过正经；用连环图画写，要图画多于文字；编排清楚；价钱便宜。”⑨无论是口语化，还是大众语，都反映了陶行知出版思想中语言普通化的基本要求。

五、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密切联系进步出版人

1936年1月28日，面对民族危亡，上海各救国团体的80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当场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邹韬奋等30人为理事，并决定创办《上海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虽不在沪，但仍与邹韬奋等人被推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总会的负责人，并受全救会委托，前往世界各国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7月11日，作为国际新教育会议代表及全救会的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前往英国出席国际教育会议。出国前夕，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陶行知在香港和邹韬奋修改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即《团结御侮宣言》）公开信，还“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⑩。公开信于7月15日发表，公开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8月10日，亲笔回信，向陶行知等人表达敬意，并委派潘汉年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书》副本交与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以期共同推动抗战。与革命和进步出版人的深系与合作，不仅是陶行知平民化出版思想和实践的必然结果，而且更反映了其出版目标中对民族解放和社会民主的追求。

结语

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基础上，既充分利用上海大众传媒和出版的力量，进行儿童科学普及教育及大众教育等，也与诸多出版人密切联系，进行民族、民主思想传播，推行国难教育和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出版实践、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的结合与互动——新出版、新教育、新文化、新生活的自觉融合，从而构筑了崭新的平民化出版形态。

（杨卫民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编审；董灿蕾系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一小高级教师）

*本文系上海大学第五届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HUCX111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09YJA77004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谢鸿辉。出版的平民化视角[J].出版科学，1999（3）：21～22.

② 许宗元。论出版家编辑家陶行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1）：94～99； 吴奕宽。陶行知对中国现代报刊业与出版工作的贡献[J].浙江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117-120； 孙景峰。陶行知教材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1（5）： 110～113页。

③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52.

④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2.

⑤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3.

⑥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292.

⑦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7.

⑧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3.

⑨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912～913.

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及其前景3

[内容提要]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启动的医疗改革是一场规模空前、任务艰巨、争论激烈、过程曲折的重大社会改革，其主要目标是抑制急速膨胀的医疗保健费用及其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让医疗保健体系适应21世纪美国加强国家竞争力的要求。迄今为止，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医疗改革议案及其修正案，距离最后的成功仅一步之遥。尽管改革过程和方案存在重大缺陷，改革的前景也充满变数和挑战，但奥巴马政府已经创造了历史，初步实现了美国医疗改革的百年梦想，奥巴马也将由此形成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社会　奥巴马　医疗改革　全民医保

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紧锣密鼓地倡议和启动了内政外交诸多议题的改革。就国内政策而言，影响最广泛、问题最复杂、过程最艰难、争议最激烈、后果最深远，也是奥巴马最重视的，莫过于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health care system)的改革。本文力求较全面地探讨这场改革的背景、目标、原则和难点，概述其中的曲折及有关利益各方激烈博弈关键阶段的情况，分析本次医疗改革的特点、成果及前景。

一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基本问题

美国现今的医疗保健体系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演化成型的。它所包含的众多矛盾凸现为一个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在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政府和个人全部支出的1／6用于医疗保健，而与此同时，有近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这两个1／6可以最简要地概括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问题，但鉴于本文所谈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清晰阐明奥巴马政府医疗保健体系改革(以下简称医疗改革)的内容和主要争议，有必要对美国历史上的改革尝试、目前的现状及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回顾。

(一)奥巴马之前的美国医疗改革

美国政治家公认，美国医疗改革的首倡者是担任过两届共和党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分裂，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新生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卫生部等有关医疗改革的主张。虽然竞选失利，但实现全民医保从此成为美国有识之士追求的一个梦想，为此而进行的努力持续了近百年。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于1935年推出《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并开始设计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由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条件所限，关于全民医保的条款未能列入《社会保障法》的最终文本。此后，国内外环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陆续提出的各种改革议案无果而终。

美国第一位主张医疗改革的在任总统是杜鲁门。1949年11月19日，他向国会正式提出建立由联邦政府主管的全民医保制度的设想。美国医师协会(AMA)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行“公费医疗”(Socialized Medicine)。由于当时冷战气氛浓烈，思潮甚嚣尘上，内部亦有分歧，加上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改革议案终未诞生。

1965年约翰逊总统就职后立即开始实现其以医疗和教育改革为特色的“伟大社会”构想。当年春季，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决定设立服务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7月30日修正案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约翰逊还先后使国会通过40多个其他医疗法案，从而完成了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以来美国最重大的一次社会改革。

尼克松政府后期，医疗改革再度进入国家政治议程。1974年2月6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实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的建议，以便让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广泛、平衡并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尼克松曾踌躇满志地宣布要让1974年成为美国的“全民医保元年”，但“水门事件”迫使他辞职下野，几乎胜券在握的医疗改革功亏一篑。

1977年执政的卡特政府曾经试图进行以控制开支为重点的医疗改革，但相关的短暂努力迅速以失败告终。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把医疗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施政内容，期望通过改革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享受到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第一夫人希拉里受命领衔由多位内阁成员和600多名专家组成的“全国医疗改革特别小组”，并破天荒地到国会为改革方案作证。但由于克林顿政府“操之过急”，始终未能成功说服已有医疗保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改革无损他们的利益，这次改革在20个月后夭折。

上述改革经历与成果，尤其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理想和1965年约翰逊政府创建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服务的医疗保险计划对后来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正是在这些前人的一系列信念、原则、方案、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最新尝试。

(二)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现状

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一个从结构到内容都非常复杂的庞大系统，它的基本特点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引导、监管或直接参与下，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保健网络向公众提供各种档次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整个体系依赖三大支柱支撑，即超群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联邦和州政府的服务与监管、发达的医疗保健产业与市场。

第一大支柱：独步全球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为美国的医疗保健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200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4个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17个最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万美元，名列前茅。美国的国民卫生支出(Na-tional Health Expenditure，NHE)，即公共财政和居民个人的医疗保健开支总额亦为全球最高值，2008年约为万亿美元，超越同期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医疗保健资源丰富，截至2008年底，全美共有各类可提供住院床位的医院6171家，专业护理机构万个。另据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美有在职医生万名(平均每10万居民271名)，护士万名(平均每10万居民819名)。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每年接纳住院患者3500万人次，完成6400万例手术，医师诊所接待就诊9亿人次，开具药品处方35亿张。

美国在医学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与成就长期处于国际公认领先地位。全球50所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顶尖大学，美国占了20所。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有近6000名科学家，年度预算为305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授予美国科学家，医学和生物制药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也大多发生在美国。

先进的医学科研水平和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医疗保健事业的一些重要指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每百万居民中有27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加拿

大和英国则都是6台。各类癌症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在美国是男性％，女性％；在欧洲则分别为％和％。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技术先进性不仅造福于美国公众，每年还吸引40万外国人到美国进行体检和治疗。

第二大支柱：政府在为社会特定人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和依法监管医疗保健市场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特定人群主要是指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低收入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现役和退伍军人，以及虽然没有医疗保险但又亟需医疗救治的病人。2008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机构所负担的医疗开支约为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卫生支出的46％；若加上各级政府为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购买医疗保险而实行的各种财政优惠措施，公共财政负担的份额接近国民卫生支出的60％。

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负责医疗保健事务的部门是美国最庞大的联邦政府机构之一，2008财政年度末约有工作人员万。他们和各州政府配合，负责以下医疗保险计划(或医疗系统)的管理、实施、协调和监督：

1、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这是一个非营利性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主要费用由联邦政府负担，对象是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65岁的残疾人，以及所有罹患晚期肾脏病的居民。它由四部分保险组成：A.住院保险；B.常规医疗保险；C.升级保险计划，这是服务多样但费用较高的私营医疗保险；D.政府补贴处方药保险。够资格的居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部分投保，2009年共有4590万人参加医疗照顾计划，联邦政府耗资亿美元。

2、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是一个带有社会救济功能的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具体管理工作由州政府承担。它需要依据经济情况调查的结果而确定申请人是否具备资格，扶助对象是那些符合联邦和所在州一系列法律规定的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各个州的具体标准和做法不尽一致。政府补助并不直接划拨给受益人，而是支付给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医院、诊所、养老院等)。2009年按月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人数约为5110万，联邦政府提供了全部资助总额的57％，即亿美元。另外还有700多万人享受各州政府自行设立的额外医疗补助计划。

3、儿童医疗保险计划(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CHIP)。这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各州政府负责配套资金与具体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始创于1997年。它的对象是那些没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计划但又需要医疗救助的贫困家庭儿童。2009年，有约920万儿童受益，联邦政府的相应支出为亿美元。

以上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依法领导、拨款和监督，并制定具体政策、标准和指导纲要。相关服务基本由符合政府要求的签约私营企业提供。2009财政年度这三大计划共耗费联邦政府开支亿美元，约占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年预算的85％。

4、联邦雇员保健福利计划(Federal Employees Health Benefits Program，简称FEHBP)。这是一个由联邦人事管理局主管、几乎覆盖所有联邦全职工作人员、家属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的优惠医疗保险计划，1959年创立。目前受益人总数约800万人，其中的万人为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法官在内的联邦公务员和全日制雇员。它是美国最大的由雇主(单位)投保的医疗保险计划(employer-sponsored insur-ance)，联邦政府承担保费总额的70％，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每年联邦人事管理局根据其标准选择一批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并谈判确定当年“团购”优惠保费水平和可供投保人挑选的医疗保险计划“菜单”。2009年，有269个医疗保险计划入选，联邦政府为此埋单亿美元。

除以上医疗保险计划外，联邦政府还直接经营着三个公立医疗系统，它们是：国防部领导的军队医疗保健系统(Military Health System，MHS)，它为全球920万美国现役军人及家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2009年预算为416亿美元，占当年国防预算总额的8％；退伍军人事务部管理的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系统(Veterans AffairsHealth Care System)，2009年总支出为428亿美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属下的印第安人医疗保健系统(Indian Health Service)，2009年预算为亿美元。

在管理和监督上述7个医疗保险计划(或系统)的同时，联邦政府承担的其他职责还包括：组织协调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项目；开展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进行医疗卫生事业数据统计；规范并监督食品、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医疗器械的安全；处理涉及医药领域反垄断和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纠纷；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督实施基于雇佣关系投保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等。在联邦体制下，各州政府对在本州行医的医生发放执照、监管医疗卫生设施和在本州开业的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联邦政府层面，监管医疗保险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人保障法》(ERISA)和1996年的《医疗保险转移变更与责任法》(HIPAA)。前者对雇主或医疗保险主办机构投保、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做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后者主要规范雇员变更工作或者失业后原有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并限制医疗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歧视，保护小企业的投保权益。

第三大支柱：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产业、最大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市场和最大的私营医疗保险市场。2008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服务业和社会医疗急救机构就业的人数高达万人。在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两大类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消费中，美国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006年，世界医疗器械消费总额约2200亿美元，美国占30％；2008年世界药品销售总额约7400亿美元，美国占48％。

美国的私营医疗保险业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今天已拥有2亿人的客户群体，发展出两大类医疗保险组织和灵活多样的医疗保险计划模式。第一大类组织是由州政府依照本州法律颁发牌照的医疗保险组织，包括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多为股份制)、蓝十字和蓝盾牌组织和健康维护组织(HMO)；第二大类组织是受联邦法律管辖的“自有资金雇员医疗保健组织”，即由雇主、雇员组织(如工会)或者这两方面共同出资成立的医疗保险机构。

依靠三大支柱支撑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使绝大多数国民享受到较高水准的医疗保健服务。最新官方统计显示，包括被不同医疗保险计划重复覆盖的人，2008年，美国3亿人口中有医疗保险的人为亿，其中亿人投保了私营医疗保险，8740万人享受政府资助医疗保险，无医保人口约4630万。在私营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中，约亿人，即过半数的美国人口参加由雇主投保的医疗保险。据2009年数

据，在这类保险计划中雇主平均承担73～83％的费用。

这里有必要说明，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并非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健服务。大批慈善机构一直在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更重要的是，联邦法律保障了无医保人群获得紧急医疗救治的权利。自1986年《紧急医疗救治与劳工法》(EMTALA)生效以来，除符合特别规定的医疗机构外，所有具备急诊条件的医院都必须无条件接收急诊病人，而不论其支付能力、年龄、肤色、种族、、国籍、常住地、移民身份，甚至不论病人是否是罪犯，否则相关医生和医疗机构都将面临民事处罚。救治无医保病人所发生的费用，一部分能得到各级政府报销，其余则由接诊医院和医生承担。

美国公众对本国医疗保健体系的评价如何？根据2006年9月和2009年8月的两次权威性独立调查，大多数人对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不满，主要是担心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与此同时，约90％的受访者对自己参加的医疗保险计划总体评价为“优秀”和“良好”。这一幅看似矛盾的图景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两难境地：大多数公众希望既能少花钱，又能持续获得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

(三)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主要问题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三个：医疗费用和政府医疗开支过高、约1／6的国民没有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质量需要改进，概括起来就是费用、覆盖面和质量三个关键词。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目标及改革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无不与这三大难题和改革所寻求的破解之道有关。

1、费用：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高速增长的医疗支出吞噬着全社会的财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的“老大难”，历次改革均无良策。据官方统计，国民卫生支出1965年约为422亿美元，人均211美元；2009年预计达到万亿美元，人均8046美元，约为1965年人均水平的38倍。国民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65年为％，2009年上升到％，平均年增速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以上。若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预计到2018年国民卫生支出将超过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人均万美元。根据2006年的比较数据，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超过位列第二名的瑞士52％，高于其他工业大国1至倍。推动国民卫生支出猛增的首要原因是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尤其是医疗照顾计划开支膨胀。2009年它们的支出占联邦预算的21％，高于国防开支(20％)。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医疗保健服务和产品的价格日趋昂贵。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心脏病发作病人的死亡率从30至40％下降到6％，但治疗费用从1977年的约5700美元暴涨到2007年的万美元。

1999至2009年间，美国平均工资涨幅为33％，但同期医疗保险费总水平却上升了131％。与此同时，与医疗保险计划密切关联的投保人自付费用也在快速增长。高额医疗费用给美国公众和企业带来了沉重财务负担。许多家庭削减相关开支，从而使本应及时进行的治疗被替代、延误或取消。高额医疗保健支出令遭遇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的企业陷入困境。全部美国企业有96％属于雇员少于50人的小企业，它们在办理相同的医疗保险时，每名雇员的平均费用要比大企业高出18％。许多小企业主为节省开支干脆不为雇员投保医疗保险，这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在国民卫生支出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1965年迄今，联邦政府仅有5个财政年度呈现盈余，其他年份均为赤字。在2009年9月30日结束的2009财政年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建国头200年的国债总和，高于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每个国民负债4700美元。

2、覆盖面：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至少463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个群体的规模相当于西班牙的总人口。在无医保人口中，80％以上来自至少有一人参加全日制工作的就业家庭；2／3的人是穷人。在有伤病时，无医保人口的本能反应是大大降低要求，把医疗支出控制在最低水平，其后果往往是牺牲健康甚至生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约万美国人的死亡与没有医疗保险有关。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依赖社会医疗救助服务，而这样做势必加重公共财政负担，过度挤占医疗资源。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美由无医保病人发生的无偿还能力的医疗费用高达574亿美元，这些费用的最终承担者还是广大纳税人和医疗保险计划的投保人。

3、质量：这方面的问题有多种表现，其中饱受诟病的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上远比服务做得好。为降低经营风险，它们往往以既往病史(pre-existing con-ditions)为由把所谓“不适合投保的人”剔除，或者提高保费、为投保人的受益附加各种条件。约有1260万65岁以下的成年美国人在投保时遭受过医疗保险公司的这种歧视。每年还有许多美国人在诊断出罹患某些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疾病(如癌症)后被解除医疗保险合同。质量问题还包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满足不了所有需求；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注重检查、治疗过程，忽视治疗效果和预防性措施；各地治疗同一疾病的效果和费用差异太大；浪费现象惊人；医疗事故频繁(每年发生40万起因用错药导致的人身伤害，约万名住院病人因医疗事故死亡)等等。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得分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

二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略及影响改革的利益因素

奥巴马政府主导的“新医改”，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最雄心勃勃的变革。它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国会立法修改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大量“游戏规则”，对财政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厘清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方略及改革中的重要利益因素，有助于理解这场改革的难点及复杂性。

(一)奥巴马政府的医改班子和改革方略

白宫是医疗改革的“总参谋部”所在地，奥巴马总统直接领导的医疗改革班子有6位核心成员：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柳斯(Kathleen Sebelius)、白宫医疗改革办公室主任南希－安・明・德帕勒(NancypAnn Min DeParle)、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巴恩斯(Melody Barnes)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国会“冲锋陷阵”的三位大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和参议院常设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

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目标是要解决长期困扰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

即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趋势，减轻政府、企业和国民的经济负担；实现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杜绝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全面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服务质量。这三大改革目标仍可概括为费用、覆盖面和质量这三个关键，词。为实现改革目标，医疗改革班子制定了改革应遵循的八项原则：改革方案必须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具备自我支付能力，不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财务负担；政府应为美国民众提供财务保障，使他们不致因发生大病重病而导致财务破产；确保民众选择医生和医疗保险的自；推广和资助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计划；推广和资助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病人安全；利用激励手段、信息技术和有效医疗干预改善医疗保健服务质量；降低医疗保健计划的管理成本，减少浪费，提高效率；确保国民在失业或更换工作时能延续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不得再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人。

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构成了奥巴马医疗改革的总方略。为贯彻实施这个总方略，人认为改革的一项中心内容是扩大政府的作用，创建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它与私营医疗保险计划的竞争降低保险费用，让更多的人获得医疗保障，从而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二)共和党人对医疗改革的基本主张

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很清楚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三大难题，所以完全认可医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主要针对控制费用和提高质量，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问题上，虽然同意“所有美国人都应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但缺乏具体可行的建议。共和党人强调，医疗改革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是以消费者(投保者和病人)为中心的“无害原则”，即不损害现有医疗保险客户的利益，不扩展政府的管理权限，不妨碍病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不为降低费用而开征新税，不危及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他们坚决反对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设想，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产生高成本、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共和党人的主张包括：用扩大市场、调节税收、实施经济激励等手段引导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停止歧视性做法；推动医疗事故诉讼和民事责任改革；增加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透明度；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现有医疗保健体系的服务质量。总的来说，共和党不反对启动医疗改革，也表示希望能和就改革取得共识。他们与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这场医疗改革，而在于“怎样改革”和“改革要走多快、走多远”。

(三)“六大家”：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代表

美国一年万亿美元的国民卫生支出，除了极少部分支付给公立机构外，绝大部分都被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赚取。无论还是共和党，都与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占国民经济1／6的医疗保健产业里，主要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会产生极大影响。在众多协会和工会中，有6家举足轻重的全国性组织，它们是：

1、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简称Ad-vaMed)。它是美国主要医疗器械和诊断设备制造商的组织，其会员公司的产品占据了美国国内市场的90％和全球市场的50％。

2、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始建于1847年，是美国规模最大、涉及专业最多、最具有职业权威性的医生组织。

3、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AHA)。这个1898年成立的协会是美国最主要的医院组织，现有近5000家会员机构和万名本行业的个人会员。

4、美国医疗保险协会(America's Health Insurance Plans，AHIP)。它代表了向2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计划的近1300家私营保险公司，是医疗保险市场上的“巨无霸”。

5、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PhRMA)。美国所有知名药品研发和生产厂商的代表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世界顶级药业跨国公司的商会。

6、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简称SEIU)。它的210万会员中约半数在医疗保健岗位上工作，在北美有330个地方机构。

上述六个全国性组织，可谓是在美国医疗保健产业呼风唤雨的“六大家”利益集团。它们对于医疗改革的立场自然受到奥巴马政府的格外关注。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层倾向于顺应时势，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改革，但同时要求与联邦政府和国会讨价还价，进行利益交换。一旦感到自己的利益不保，立场就会发生动摇和逆转，从而使改革前景增添变数。

(四)美国公众的基本态度

美国公众并不是医疗改革的消极旁观者，相反，由于这场改革涉及全体美国人的健康、生命质量和长远福祉，他们的看法、情绪和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们的立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左右着改革进程。公众对医疗改革的态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党派、社会地位、是否有医疗保险、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所属民间组织的立场等。例如，65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的支出。美国社会中传统的主义意识形态、对政府权力的防范心理等也会影响公众意见。2008年11月的总统大选结果证明，当时公众普遍拥护的医疗改革设想。在奥巴马政府推进医疗改革的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和立场也在不断调整。在活跃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组织中，拥有4000万会员(均为50岁以上)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不但是人数最多的会员制组织，也是在“六大家”之外对医疗改革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它的立场可以说是观察医疗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三　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基本历程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成为第44位美国总统。从这一刻起，新一轮医疗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到2010年3月下旬为止，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序曲”阶段(从新总统就职到2009年4月初)

在本阶段，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为医疗改革进行扎实的准备，如组建医疗改革班子、接触相关利益集团、与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展开前期磋商等，另一方面推出了若干涉及国民医疗保健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是：增加对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联邦拨款440亿美元，以便到2013年使受益儿童达到1100万；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延续医疗保险特别补贴，向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提供870亿美元紧急援助，并将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算总额增加1670亿美元，以开展一系列旨在提高医疗体系质量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和医疗信息化项目。奥巴马总统认为，就促进医疗

改革而言，这些措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10年中所做的一切”。

(二)国会常设委员会产生方案阶段(从2009年4月至10月中旬)

在本阶段，国会参众两院五个常设委员会关于医疗改革的方案陆续出台，各种政治势力、各方利益集团及广大公众开始全面介入改革进程，展开了一场为当代美国所罕见的激烈的医疗改革大辩论。

2009年4月8日，奥巴马总统签发第13507号总统令，在白宫设立医疗改革办公室，此举标志医疗改革“主战役”全面打响。这个办公室拥有广泛权限，除了要同医疗改革班子核心成员所在部门密切合作制定相应政策外，还要与其他联邦机构、国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协调，收集社会各界反应，提醒总统应该关注的问题，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度，确保联邦政府各机构在医疗改革方面步调一致。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有五个常设委员会拥有医疗保健事务的法定管辖权。它们是：众议院的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和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需要产生各自的医疗改革方案，为此都要经历举行听证会、起草议案、国会预算局评估、委员会辩论、投票表决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这种情况先天地决定了改革进程在本阶段不会一帆风顺。各个常设委员会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无论是草案还是正式方案，都引发了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辩论。人们激辩的两个最主要的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出资创建并管理一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以提供公共医疗保险选择(public option)?由谁来负担医疗改革所需的巨额费用？

为消除阻力，推进改革，奥巴马总统在本阶段采取了两项具有全局意义的行动。第一是与“六大家”达成合作意向，这在美国医疗改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以往历届政府医疗改革计划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反对，奥巴马要做的是至少使它们暂时保持中立。经过在白宫举行的会谈，“六大家”承诺支持医疗改革，在2010至2019年期间自愿降低服务和产品的收费，以求国民卫生支出的增速每年回落％，相当于贡献2万亿美元。作为回报，联邦政府答应在设计医疗改革方案时考虑“六大家”的利益。

奥巴马的第二个行动是在2009年9月9日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关于医疗改革的专题演讲，就议员们普遍关心的几个要害问题阐明立场。除了重申改革的三大目标外，奥巴马强调改革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要纠正现存医疗保健体系的问题。所以左派憧憬的政府统一管理支付模式(single-payer)和右翼鼓吹的纯市场模式属于“两个极端”，均不可取。他声明，医疗改革经费主要依靠优化资源和减少浪费、舞弊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象，绝不会给财政赤字增加“一个子儿”(a dime)，改革总成本以10年间花费9000亿美元为限。这次演讲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公众对医疗改革的支持率大幅度攀升。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2009年10月中旬，所有国会常设委员会的医疗改革方案均已正式出台。当耗时最久、被各界称为“鲍卡斯方案”(Baucus Plan)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方案表决通过后，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医疗改革进程抵达了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参众两院各自通过改革议案阶段(从2009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本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在国会领袖的主持下，参众两院在整合常设委员会方案的基础上出台各自的医疗改革议案。在此期间，最令奥巴马和国会领导人伤脑筋的不是如何对付共和党的阻挠，而是怎样弥合内部激进自由派与较保守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

2009年10月29日，1990页的众议院议案HR 3962面世。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险，使购买医疗保险成为所有公民和雇主的法定义务，通过一系列措施把无医保人口减少3600万，将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到96％。在美国医师协会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表态支持后，11月7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20票对215票通过该议案。

11月18日，长达2074页的参议院议案HR 3590公布。它在许多方面与众议院议案相仿，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改革资金来源的规定。经测算，参议院议案可让3100万元医保人口受益，使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升至94％，并有望减少联邦财政赤字13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认为，这个议案的诞生是医疗改革进程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

参议院议案问世后未能迅速付诸表决，而是经历了缓慢而又曲折的修改过程。其间，和共和党的各派参议员提出了450多个修正案，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反复斗争、辩论、对话和磋商，议案的最后文本到12月19日才以附加383页修正案的方式完全敲定。尽管美国医疗保险协会不满，但美国医师协会、美国医院协会和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相继声明支持这个文本。200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的清晨，参议院全体会议以60票对39票通过医疗改革议案，这是参议院自1895年以来首次_在圣诞节前夕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盛赞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表决”，企盼参众两院早日协商产生一个统一的国会议案，完成医疗改革“最后和最重要的一步”。他预言2010年将成为医疗改革的成功年。

(四)调整和最后冲刺阶段(2010年元旦至3月下旬)

本阶段的目标是全力弥合参众两院医疗议案之间的分歧，尽快形成国会统一版本医疗改革议案，最后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参众两院分别批准的改革议案约有70％的相似性。虽然具体规定有所差异，但两个议案都要求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规定公民和企业参加医疗保险的强制性义务(mandate)、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投保补贴、建立为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服务并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对医疗补助计划进行大规模扩张、强化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监管等等。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主要集中在是否创建公共医疗保险、改革经费来源、堕胎相关规定和是否成立监督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委员会这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不包含公共医疗保险条款的参议院议案相对温和，政治风险小；众议院议案比较慷慨，受益人口多500万人，改革措施更能反映主流派的意愿，但改革成本过高。

在奥巴马总统的直接指导下，白宫医疗改革班子和的国会领袖在2010年1月中旬已经基本扫除了参众两院议案整合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开始准备最后的改革议案文本。正值此时，华盛顿的政治天平突然发生了不利于的倾斜。2010年1月19日，马萨诸塞州举行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以填补由于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Edward )去世而空缺的参议院席位。肯尼迪参议员是毕生为医疗改革事业奋斗的自由派旗手，连续46年保持着参议院议席。马萨诸塞州是的“老根据地”，也是美国第一个基本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州。奥巴马总统和高层本以为能够稳操胜券，不料选举结果却是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获胜，这使丧失了在参议院的60票绝对多数，医疗改革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和国会领袖不得不在震惊和失望的气氛中紧急拟定对策，对原来的医疗改革计划和策略进行全面评估与调整。

事实上，马萨诸塞州补缺选的结果集中反映了中间选民对就业状况的不满、对旷日持久的医改辩论的困惑与愤怒，它并未改变导致改革的基本动因。放弃改革，的执政基础将受到根本动摇，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亦只能愈演愈烈。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公众中支持和反对医疗改革议案的人数比例旗鼓相当，但54％的受访者认为医疗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且随着公众对改革议案的了解增加，支持度还会上升。就连医疗产业利益集团现在也不愿停止改革，因为成功的改革有望为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带来至少3000万有支付能力的新顾客，它们的获益将远远超过政治游说的开销。

2010年1月27日晚，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执政后的首份国情咨文。在这次全国瞩目的演讲中，奥巴马承认医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辩论持续越久，人们就越心存疑虑”，他应该为“没有能更清晰地向美国人民说明情况而承担责任”。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绝不会退缩，欢迎来自两党的任何更好的方案，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完成医疗改革大业。此后，白宫和高层决定：用独立的修正案对参议院议案进行“修补”，产生一个取得党内广泛共识的最终改革议案交国会审议，并利用“调节程序”(reconciliation)让参众两院分别以简单多数通过它，以避免共和党的阻挠。2月22日，奥巴马总统通过白宫网站公布了他的医疗改革建议。这份建议坚持了参议院改革议案的基调，弥合了两院议案的若干分歧。它最重要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只字未提公共医疗保险，等于正式宣布放弃这个主流派的核心主张；二是把改革总成本增加到9500亿美元。

2010年3月18日，由白宫和国会高层共同敲定的最终版本改革议案HR4872面世。经国会预算局评估，该议案和参议院早先通过的HR 3590号议案一道有望把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到95％，使3200万无医保人口受益，同时在10年内(2010～2019)减少联邦赤字1430亿美元，改革的总成本约为9400亿美元。为了确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议案所必须的216张赞成票，奥巴马总统推迟了出访，通过面谈和打电话亲自对约60位众议员做工作。3月21日(星期日)众议院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参议院HR 3590号议案，接着又在午夜前以220票对211票通过HR 4872号议案。至此，医疗改革闯过了最困难、最关键的一关，可谓胜券在握。在白宫罗斯福厅观看实况转播的奥巴马总统随即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感谢所有支持医疗改革的人，称赞众议院的表决“为美国梦的基础稳固地安放了一块基石。”

四　医疗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争论与利益博弈

在医疗改革中，与共和党之间、两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凸现，政治斗争急剧升温。公众中怀疑、反对医疗改革者大有人在，而支持改革者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各利益相关方在台前幕后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游说和公关活动，借助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力求把它们塞进医改议案的修正案。在所有争议、辩论、协商和博弈中，以下几方面问题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一)是否应由政府创建并管理公共医疗保险机构

由政府创建一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为无医保人口提供经济实惠的公共医疗保险选择，是主流自由派一直大力推崇的设想。他们的领军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度坚称公共医疗保险应该是改革议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由派认为，政府投资经营的保险计划不会像私营保险公司那样要在市场营销、高层经理薪酬、股东利益回报等方面有较大开销，能有效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与费用。另外，这样做还能提高行业竞争度和顾客的选择性，打破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奥巴马总统支持这个设想，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中间派的支持，缓解与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对抗，消除许多公众对政府主办的“公费医疗”的担忧，他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和表达方式。这种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白宫与激进自由派的距离。

共和党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公共医疗保险的建议，他们认为，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举办医疗保险，意味着由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事业。这必然窒息市场活力，形成不公平竞争，减少市场提供的私营医疗保险品种和选择性，降低服务质量，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导致医疗改革目标落空。除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私营保险公司担心无力同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公共医疗保险机构竞争，从而导致长期形成的保险市场格局重新洗牌，自身利益永久受损。国会研究局的一份报告也不讳言，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最终把私营保险公司逐出市场。另外，公共医疗保险还面临着经营风险、管理成本和与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关系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为它的成功打保票。美国医疗保险协会、美国商会( of Commerce)、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等重要商会组织都一致而且强烈地反对公共医疗保险，并为此展开了密集的政治游说，其中美国医疗保险协会2009年的相关开支就达到890万美元。

(二)医疗改革中的非法移民和堕胎问题

医疗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而无医保人口中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美国全国约有3800万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这两类移民往往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参众两院的改革议案都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险补贴，并要求雇主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这就有机会让非法移民受益。实际上，要完全不让非法移民“沾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Joe Wilson)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公然向奥巴马总统叫板的真正原因。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高层领袖信誓旦旦要把非法移民拒于医疗改革门外，而众多代表移民利益的议员要求适度灵活、网开一面，并向领导层施加政治压力。共和党人则一直反对让医疗改革方案惠及非法移民。

历来敏感的堕胎问题在医疗改革辩论中占有独特地位。主张妇女权利的自由派虽然无意挑战现行的《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但倾向于为堕胎妇女提供宽松的环境。然而，在参众两院各自改革议案的关键时刻，堕胎问题都成为矛盾焦点，而且这种矛盾主要产生在内部若干极端保守的中间派与自由派之间。当众议院最后辩论和表决HR 3962号议案时，得到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 of Catholic Bishops)支持的议员巴特・斯图帕克(Bart Stupak)临时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堕胎妇女受惠于任何涉及政府资金的医疗改革制度设计。议长佩洛西认为这项苛刻的提案已经超越了现行法律，但为了不使改革议案“触礁”，只好被迫妥协，此举招致左翼的极度失望与强烈不满。参议院辩论HR 3590

号议案期间，参议员本・纳尔逊(Ben Nelson)一再提出措辞严厉的修正案，以防止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时联邦资金被用来资助堕胎。为获得他对参议院议案的“第60张支持票”，多数党领袖里德不得不与他达成多项妥协。当最终改革议案在众议院面临“决战”的前夕，以巴特・斯图帕克为首的近10名议员再度就堕胎问题发难，若不是奥巴马总统允诺专门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总统令，以换取他们立场的转变，他们的反对票将足以彻底葬送改革。共和党方面的立场很明确：坚信医疗改革必然导致联邦政府资助堕胎的“违法”行为，同时谴责领导层为通过议案而不择手段地进行“幕后交易”。

(三)如何筹措医疗改革所需的巨额资金

奥巴马总统曾承诺改革成本不超过9000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9500亿美元，其实这些都是较理想的愿景。据各方估算，医疗改革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这样一大笔钱从何而来？在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只能靠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众议院HR 3962号议案规定对高收人群体征收附加税，这遭到共和党人的一致声讨，内对此亦有不同看法。再有一种选择是对俗称“凯迪拉克”(Cadillac)的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卫生专家几乎都认为，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保险所享受的免税待遇极不合理，因为它鼓励过度医疗消费，促使国民卫生支出膨胀，增加了财政负担。若取消这项免税待遇，一年就能为联邦政府提供改革资金约2500亿美元。事实上，由于牵扯各方利益太深，要这样做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变通地对超过一定金额的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将收入转为改革经费。参议院HR 3590号议案采用了这种做法，但这个获得国会预算局肯定的做法在众议院受到了180名议员的联合抵制。为争取受益于“凯迪拉克”保险计划的工会组织支持改革的最后议案，奥巴马总统亲自出面与工会领导人协商出一个大打折扣的妥协方案。

在“节流”方面，与共和党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耗资巨大的医疗照顾计划。由于这涉及数千万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两党政治家都竭力避免“捅马蜂窝”。认为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医疗照顾计划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做到10年内节约5000亿美元支出，因此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包含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的条款。奥巴马总统多次指出，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充斥着浪费和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靠节约开支，尤其是节省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费用就能为改革提供多数资金。历史上曾反对建立医疗照顾计划的共和党这次扮演了老年人医疗福利捍卫者的角色，坚决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这其中的缘由相当复杂，既包含了保护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利益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老年人，特别是1000多万投保医疗照顾升级计划老年人的担忧。联邦公共医疗计划中心(CMS)的独立研究报告认为，众议院HR 3962号议案中削减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条款可能对老年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产生不利影响，也无助于控制国民卫生支出。这份报告为共和党提供了政治杀伤力很强的弹药。

(四)如何照顾医疗保健产业的重大利益

医疗改革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涉及医疗保健产业的利益问题。实际上，奥巴马政府无意、也无法照顾这个产业的所有利益。但是，有两个大方面是任何医疗改革都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怎样解决医生群体和药品企业的利益关切。

1、以美国医师协会为首的主要医生团体坚决反对政府创建公共医疗保险计划，认为这将极大地损害医生的利益。同时，他们非常关心医疗照顾计划的服务费标准问题。1997年国会曾为控制医疗费用支出而规定逐年降低参与医疗照顾计划服务的医生的诊疗费。由于此举遭到医生团体的一致谴责，自2003年起就被国会以每年通过临时决议的方式冻结。美国医师协会等医生团体一再要求国会在制定医疗改革议案时考虑永久解决这个问题，即废除旧法，把累计冻结本应该降低的收费2470亿美元列入改革成本核销。由于这样做会使改革费用突破奥巴马确定的限额，所以参众两院的人均设法在改革议案之外另辟蹊径，以换取美国医师协会等组织配合改革。从目前情况看，这个陈年难题的破解之道只能有赖于国会通过专门议案，相关的博弈未有穷期。

2、药品企业最在意的是维护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是最早就改革问题与白宫达成交易的利益集团。它提议今后10年让利800亿美元，使参加医疗照顾计划的老年人能以半价购买知名药厂的产品，并基本取消D部分(补贴处方药保险计划)中需要投保人自费的开支。医疗改革有望为药厂增加数千万处方药顾客，政府还明确承诺保护生物制药企业的技术优势。这笔交易不仅涉及美国的就业和医药科技发展，而且关乎许多政客的职业生涯。在医疗改革中，药业公司是医疗保健产业中最舍得花钱的机构，仅2009年上半年的政治游说投入就达到亿美元；雇用专职说客1228人，平均每名国会议员有位说客。政治游说的首要目的是取得尽可能长的对生物制药产品的法定保护期，保护期过后才允许廉价仿制药上市。有些国会议员主张保护期不超过5年，奥巴马总统建议7年，而国会最终改革议案按照药业公司意愿定为12年，难怪《时代》周刊说生物制药企业是美国医疗改革的“最大赢家”。

五　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特点、缺陷与前景

奥巴马是近百年来矢志医疗改革，实现全民医保梦想的第八位美国总统。按照他的说法，以前的七位总统和七届国会的医疗改革尝试均告失败。那么，奥巴马发动并领导的“新医改”有何不同呢？归纳起来，这次医疗改革有六个鲜明特点：

一是改革任务最艰巨。今天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无论自身规模、复杂程度、涉及人口还是待解决问题的难度都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二是联邦财政最拮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以来最“穷”的政府，产生了美国建国后的最高赤字、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公共债务，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实现改革目标的能力。

三是改革时机最困难。奥巴马总统履新之际美国正在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并恰逢国家经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730多万失业大军为改革增添了巨大压力。

四是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阻力较小。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以“六大家”为首的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没有像从前那样全力破坏医疗改革，而是相对合作。

五是对改革方案的评估最细致。国会预算局1974年才成立，此前的改革均缺乏系统性评估；克林顿政府医改方案的评估亦无法与本次改革相比。

六是改革过程最透明。虽然奥巴马没有实现“电视直播政治”的诺言，但得益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帮助，这次改革在提高决策透明度方面开启了美国政治的先河。

平心而论，奥巴马政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使医疗改革取得了不菲的阶段性成果，即国会通过的改革议案。这两个冗长而复杂的议案远称不上完美，但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明确。经历了15个

月的艰苦努力后，医疗改革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突破。然而，对照奥巴马政府宣布的医疗改革的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以及美国历次重大社会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存在众多缺陷，其中有两个蕴藏最大的风险：

1、没有建立起跨党派的政治基础。这次改革是美国近3／4世纪中唯一没有取得跨党派共识的重大社会改革，执政的始终未能有效争取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方面也鲜有建设性举措，两党之间的对立如水火不容。在所有议案的表决中，共和党议员一共仅投出两张赞成票。相比之下，同样是由政府主导的重大社会改革，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民权法案(1964年)还是医疗照顾制度(1965年)和福利改革(1996年)，都得到了相当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在本次改革中，共和党温和派女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 )曾对“鲍卡斯方案”投下了宝贵的赞成票，但后来她对参议院议案的“纯党派”色彩“深感失望”，连奥巴马总统做工作都不管用，最后与全体共和党参议员一道坚持反对立场。历史经验证明，一定程度的跨党派共识是美国任何成功的重大改革的必要条件。国会最终议案仍然没有取得跨党派共识，这将使医疗〖〗改革的后续阶段举步维艰。

2、在降低国民卫生支出方面乏善可陈。发动医疗改革的首要动因是控制高速膨胀的医疗保健费用，抑制联邦财政赤字。不过，无论是五个国会常设委员会的方案，还是后来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缺乏控制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有力措施。2009年11月17日美国23位知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向奥巴马总统发出公开信，强调控制医疗支出、减少政府赤字是医疗改革特别重要的一个长期目标，为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应包含四项互相联系的内容：实现收支平衡和逐步减少赤字；对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以鼓励节约医疗开支；成立对国会负责的医疗照顾计划专家委员会，遏制高速膨胀的医疗照顾计划支出；改革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系统，改变以医疗业务量而非医疗质量为衡量尺度的医疗评价体制。最终版本的改革议案距上述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美国的专业人士和媒体普遍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即便最终议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改革也难言成功。

尽管存在着缺陷和风险，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必将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

1、通过对医疗补助计划的空前扩展、减税和发放政府补贴等一系列措施，让3200万无医保人口获得医疗保险，从而第一次把全美合法居民的医疗保险计划覆盖率提高到95％，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全民医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第一次以国会议案的形式明确所有合法居民和企业对维护健康的法定义务，确立了政府、雇主和公民个人三方共担责任的基本原则。

3、创建了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为大批小企业和广大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一种费用相对低廉的选择。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经过必要程序可参与平台的服务，并可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推出跨州医疗保险计划。这意味着私营保险公司第一次被允许跨州运营，从而为投保人带来便利，并提高了市场竞争度。

4、极大地强化了联邦政府对私营医疗保险业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服务将更加规范，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申请等歧视性做法将被根本杜绝。

5、医疗照顾计划面临自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瘦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大幅度削减联邦政府拨给参与医疗照顾升级计划的私营保险公司的补贴。

考虑到美国医疗改革的巨大规模、高度复杂性、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及政治因素作用，可以预计，在改革议案最后文本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后，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后续阶段将充满艰难险阻。无论如何，美国医疗改革的百年梦想已经初步实现。现在也许可以这样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创造出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他可能因此而跻身于最有成就的美国总统之列。不过，这百年一搏能否获得大多数美国公众认可的理想结果，还需拭目以待。

年月日教学反思4

写信的背景

陈莲是在什么背景下给写信的呢？

1964年，陈莲正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是音乐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她平时关心国家大事，爱动脑筋思考问题，并乐于与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她对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现代戏怀有极大的兴趣，她想：京剧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音乐界怎么办呢？

恰在此时，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陆续来京，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嫂》、《黛诺》、《红色娘子军》等37个内容全新的剧目。

总理亲自指导这次观摩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京剧革命的伟大成果。

7月17日观看了《智取威虎山》,7月23日看了《芦荡火种》,8月10日看了《奇袭白虎团》,8月12日看了《红嫂》。每次看完演出，他都高兴地登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这些情况，都在第二天作为重要新闻广播、登报。与此同时，《红旗》、《人民日报》都发了社论，热烈欢呼以京剧革命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辉煌成就。

陈莲有幸观看了一些演出，她听了广播，读了社论，兴奋得几乎难以成眠。同时，也促使她反复思考音乐的出路和学院的现状。她头脑中出现许多问题，令她困惑不解：为什么戏剧革命轰轰烈烈，音乐界却冷冷清清？为什么戏剧反映现实取得那么大的成果，而学院的教材、课堂却充斥着大量外国的、古代的曲目而缺乏时代气息？这种情况，符合提出的文艺“三化”(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要求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她的思路清楚了，办法找到了，她要给写封信，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希望音乐教育也要革命化，跟上这热气腾腾的新形势。

起初，陈莲打算联合几个观点相同的同学，。后来，她将此事向母亲孟启予谈了。孟启予是延安时期新闻战线的老同志，建国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少儿部主任，1957年参加筹建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后任副台长。孟启予凭她多年的政治经验，向女儿陈莲谈了两点意见：一是可以向写信，但内容要实事求是，看法不能偏激；二是别搞“”,以个人名义写，文责自负。陈莲接受了妈妈的意见，经反复构思、修改，又征求了几个可以信赖的老师和同学的意见，终于在1964年9月1日写成了致的信。

陈莲在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的影响。陈莲具体讲了4点情况：有些学生政治观点模糊，不热爱工农兵，不愿为他们演出，说他们听不懂；形形的个人主义学习目的，有的学生说：“音乐的职业是最神圣的”,“钢琴是音乐之皇”,有些学生梦寐以求的是参加国际比赛、得奖；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制情绪；西欧的音乐和小说对学生的思想感情、生活作风有极严重的影响。信中举了一个例子：音乐学院附中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开始不懂，后来读了有关的书和传记，然后再听，就“懂了”。还联系到自己，说特别是碰到困难、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听，就边听《悲怆》边掉泪，以求解脱了。来信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学校的教学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说“抽象地批判，具体地继承”。她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以求音乐的新生。

的批示

陈莲这封信，开始并未送到手上，而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信的内容摘要，刊登在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上，题目是《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从这期刊物上看到陈莲信的摘要，认为信是写得好的，正符合他当时领导的反帝反修政治斗争的大方向。9月27日，决定将这封信反映的问题，批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去办理。于是，他在这个刊物的空白处(而不是在信纸上)给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陆定一写了下面这段批示文字：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九月二十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很显然，在感情上十分赞同此信的基本观点。所以，认为此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他历来主张对中外文艺遗产，要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既反对全盘西化、盲目崇洋，也反对对外国文化全盘否定，搞排外主义；要求区别对待，把批判与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从《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十分精辟，十分系统。所以，他在肯定此信反对崇洋、崇古的同时，又想到正确对待中外古代文艺遗产问题，便特意又加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言简意赅的原则，主张对古的、洋的文化还是要加以利用，作为创造新文艺的借鉴；而不能全盘否定，拒绝借鉴和利用。同时，也十分清楚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示，早已收入《书信选集》、《建国后文稿》和《文艺论集》等著作中。现在，人们把1951年4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2年9月28日在《天津日报》首次刊出),和这次批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7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第6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文，首次用黑体字标出公布)合起来，作为对待中外古代文化遗产和发展新文艺的完整的文艺思想(亦称“十六字方针”),运用于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和艺术教学中去。

之所以对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的信作出批示，从根本上说，是这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符合当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以及他历来关于如何继承中外文艺遗产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个不为社会广知的原因：1963年12月31日晚，中央音乐学院，由赵带领几十位优秀的演唱、演奏师生，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听了演奏、演唱，多有赞美。与师生亲切交谈时说，有人说外国曲子不好听，我听了刘诗昆弹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觉得很好听。还问刘能不能表现“金门打炮”?能不能用钢琴弹奏戏剧曲调？他赞赏刘学作曲。听了刘德海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送我一支玫瑰花》,十分高兴。他问刘德海，“玫瑰花”这支曲子是不是民间老百姓的调子？表现出对民间艺术的关心和浓厚兴趣。当他听说音乐学院不仅学音乐，也学戏曲，连声说好。希望学生们重视民族的，不弃外国的，只要是好的，都要学习，学习时要加以选择。

这场除夕音乐晚会以及与师生们的交谈，给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所以，几个月后看到音乐学院学生的信倍感亲切，格外关注。他经过周密思考作出如上批示，包括对这封信的估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解决的方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终达到的目的等，都表达了明确意见，可见对艺术教育改革、对中央音乐学院健康发展的极大关心。

音乐学院贯彻批示

陆定一接到的批示后，责成副部长兼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加以落实。林默涵找到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让他看了陈莲的信和的批示，了解了陈莲的情况，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赵表示坚决按的批示办，立即行动，着手改革音乐艺术教学。

当时，这封信和的批示，只在音乐学院党内一定级别的教职员中做了传达，并未向全院师生详细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赵是我国新音乐运动的中坚，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1941入党的老同志，党性强，有能力。他马上召开院党委会，研究如何贯彻的批示并制定出计划。根据党委的意见，赵登门向马思聪院长通报了这件事，很快就召开一系列会议，如系主任会、教师代表会、学生代表会、全院大会，进行广泛动员，认真贯彻的批示，态度非常明确而积极。一段时间内，各系教师、学生每周开一次座谈会，揭摆教学中不符合“三化”精神的问题，讨论改进方法；大胆敞开思想，相互辨析提高，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正像预见的那样，开始讨论时，“许多人不赞成”陈莲信的观点。学院对于各种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都详加记录汇总，分别整理成不同专题，责成一些同志准备作专题发言，以资切磋交流。

笔者当时是学院的文艺理论教师，“文艺遗产的继承与批判”问题，是所讲《艺术概论》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除受命整理师生提出的问题外，还负责摘编了马、恩、列、毛的相关论述，供师生们讨论时参考。同时，还分工准备作“文艺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专题发言。此时，“三化”和教改成了师生们思考和议论的中心，思想空前活跃，争论随处可见。学院出现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从这年的10月16日起，全院大部师生按照中共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赴京郊的通县农村参加“四清”(即“社教运动”),只有部分师生留校坚持教学和改革。

陈莲的信和批示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给了陈旧、保守的音乐教育乃至整个艺术教育以震动，引起人们的许多反思，头脑开始清醒起来。大家认识到过去“代代相传”的那一套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行了，必须与时俱进，从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要出发，去寻找艺术教学改革的新出路。

年月日教学反思5

指示军队整风

反“教条主义”，并不是指示军队整风的最初主题。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结论中讲到军队问题时说：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朱可夫事件”是指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罢黜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服，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朱可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火速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等人，并把他们打成“集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朱可夫在军队中权力的膨胀，又引起赫鲁晓夫的警惕。同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以朱可夫“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的罪名，解除了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讲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现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3月9日的讲话中，他说到，建国后学习苏联出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历史教训就是理论要和实际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建国后，这个道理没有用到经济战线上”。“军事系统也受此灾难，规章制度训练部门搬得多。”3月10日，又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到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4月8日，在武昌会议上讲到党的领导问题时强调：党要抓工、农、兵、学、商、思六大问题。今年都要抓。7月再谈一次，可以在一个地方，分两批谈。4、5、6三个月抓工、商、学，结合抓军队。7月以后秋季再着重抓军队。要教育军队，不要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了。

上述多次讲话表明，关于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认为问题严重的是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看得并不怎么严重，反而说军队“基本原则坚持了”。可见，认为军队整风要突出解决的问题是――吸取苏联朱可夫所犯错误的教训，防止像匈牙利军队一样烂掉。至于“搬了一部分教条”的问题 ，则处于次要地位。矛头指向，是向军队高层将帅敲警钟，要他们牢记“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要居功自傲。

军委会拿粟裕开刀

成都会议曾根据的建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 ，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据此，1958年5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的1951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粟裕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粟裕就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时，总参谋长因病在治疗休养，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1952年7月，接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在聂、彭两位元帅领导下工作，难免发生不同意见的碰撞，以至个人之间的误会。

1952年7月，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时，对呈送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据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回忆说：“聂总说，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批评后，粟裕认为向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就规定粟裕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但聂荣臻有了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参谋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向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在粟裕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作了批评。此事，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解。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粟裕与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存有分岐，有时粟还与彭据理力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又无明确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

1958年5月24日，在军委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计划参加人员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书记共56人，实际到会40人。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以后作为“小型会议”经常举行）上就会议的主题讲话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的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出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黄克诚回忆说，在开幕式上强调：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整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

为解决好党的领导问题，在5月26日的小型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检讨。27日，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 ，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迫使粟裕在会上进行检讨。所谓“一贯反领导”，主要是指粟裕与聂荣臻、的关系。“告洋状”、“里通外国”，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出发，趁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作参考一事。

批粟裕，最初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黄克诚传达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会上说，“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在（不少地方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就是为了把我军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们这批老的骨干逐渐死去以后，我军就可能有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的危险。

于是，从6月7日起，会议扩大到由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人员增加到1400多人。大会的主持者，既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解释，批判粟裕的调门一再升温。但是，粟裕终究不是预先设定的批判对象。有一次，找萧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点头表示赞同。就在粟裕第二次在大会作检讨之前，为粟裕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选请大家来判断。”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方强上书与会议转向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会议的中心主题，在1959年8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第一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这番话说明，是他的意见才使下决心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但具体时间无从考查。从现有材料来看，直接引出指示，会议转向反“教条主义”，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的方强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信。

就在大会批判粟裕不久，方强于5月29日就会议的开法给会议主席团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

我们军队曾有过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看了方强的信后，于6月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在“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处，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在“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批道：“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还就此写信给主持会议的和黄克诚（并指示阅后退邓小平），信中说：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7日，又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这样，军委会议的主题才由批判粟裕的“个人主义”转向反对“教条主义”。

6月9日下午，黄克诚传达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黄还传达了讲的一个理论问题，他说：

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

根据的意见，邓小平开始直接过问这次军委会议。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对此后会议的发展，黄克诚回忆说：

中央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开会，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会议中，整风、反教条声势日大，整编已提不上日程。

军队高层在会前的不同意见

军队开展反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但在对具体程度和影响的估计上，军队上层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由亲自提出的。这对长期在农村游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不少人本能地反应出一种抵触情绪。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在建院之初，就对学院的训练工作非常明确地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在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有关指示后，当即领导检查建院五年多来在学习苏联军事科学中，出现的某些教条主义倾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时，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位战役系学员写信给，认为在向苏联学习中，学院在教材、教学方法，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对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这一口号提出质疑。不久，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蔡铁根的基本观点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只有全部学会、学通，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蔡认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 ，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建议中央和军委给予重视。

为了解军事学院是否犯有教条主义，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召集多次座谈会，随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在肯定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取得成绩的同时，指出学习中有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去军事学院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在得到同意后，于1957年2月27日率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工作组一行到达南京。在军事学院听取学员、各级领导及机关干部的汇报后，于3月2日同学院领导干部（在上海休养，缺席）谈了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回到北京，将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作了修改后，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

报告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报告认为：（学院）“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军事学院党委对的报告，一时难以接受。学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即肯定“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军事训练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估计，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训练总监部内部也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则持另一种意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同意的，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我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萧克接着写道，他对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一段“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彭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本身。”“……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1958年3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对批评“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占了上风，并对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张宗逊（时任副总参谋长）进行了尖锐批评。将张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进行批判。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治部派来了由组织部长刘其人任组长的工作组，明确表态：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中央。”于是，会议转向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军队内部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主持训练总监部工作多年的对此并未理会。1958年4月8日，他在军事学院全院教职学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这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的一次郑重表态。

、萧克成了斗争重点

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正式转向反“教条主义”是在1958年6月20日。这一天，扩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战争年代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到全国胜利后军事教条主义的复活，认为教条主义是反对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一下子就把问题上了纲。还带着情绪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接着，先后三次到会并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6月21日，他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分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23日，召集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举行座谈。他多次插话说：

人民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有四（三？）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军事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是不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改。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重要的，新的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搞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善。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的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攻克柏林等十大战役的战例），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29日召集的各组组长座谈会上，批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了和萧克，指责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萧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说：“苏联打败过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的多，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插话说，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要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强调：这个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

7月10日，不得不抱病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作了检讨。但会议的斗争气氛，愈来愈猛。给萧克、李达戴上了“宗派集团”的帽子，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月19日，作会议总结。他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7月22日，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说：“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错误路线可以在受过历史裁判以后卷土重来，在一段时间和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中可以横行无忌，俘虏群众，甚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开展”。会议通过《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本会议对萧克同志的错误，暂不作最后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结论。

此后，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训练总监部，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举行由200多人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议，把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打成“分子”。随后，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宗派活动》的报告，给萧克、李达作了：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以及“卑鄙的野心家和军阀主义”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举行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陈伯钧、宋时轮等进行揭发批判，并作出结论：“过去南京军事学院成立以来所犯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正确的军事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这样，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在实际上把从1953年以来，军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成绩一概抹杀了。一大批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也被免去并调离军队；陈绪英等则被开除军籍，送边疆劳动改造。整个人民的建设也随之转向。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搞军事训练就被斥为“资产阶级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大打人民战争，使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受到削弱；培养现代化军政指挥员的军队院校工作，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延误了一个时代。

“教条主义”冤案的

1978年11月7日，总政治部在《关于萧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撤销了“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线和宗派活动”的结论。

1986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1958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萧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的通知》，宣布：“关于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为同志致的悼词中，党中央已经作了彻底否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