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教学反思范例（优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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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一篇】

（一）1941年的“九月会议”：拉开整风序幕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陈伯达、高岗、林伯渠、、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两次，甚至还有的人三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讲话后，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搞好关系，应承认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聂荣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陈伯达、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讲话，博古、作检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为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战要依靠。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讲话后，刘少奇、、、、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的都错。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为明显。通过党史研究和理论学习，全党认识到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思想是走向胜利的指针，从而紧紧地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进。党第一次达到如此高度的巩固和统一，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核心力量。

这次“九月会议”最后一个成果，是为七大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全党学习文件，研究党史，总结经验，达到共识。在此基础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先后举行了8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7人，列席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主要讨论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全会，体现了“九月会议”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七大开得隆重而热烈，通过了各项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二篇】

教学目标：

1.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知道大月、小月的知识，记住全年以及每个月的天数。

2.在观察年历的活动中，培养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3.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学重点：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掌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教学难点：大、小月的区分及记忆。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1.上课之前，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日历）

日历有什么作用？这有张日历，你从这张日历中知道了哪些关于时间的信息？

表示时间，除了日历之外，还有月历、年历。（出示月历）你见过吗？能找出你的生日吗？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的？

日历、月历、年历都能表示某年某月某日，年、月、日和时、分、秒一样是是常用的时间单位。

2.他们中间的学问可多了。（板书课题）

[设计意图]：用学生感兴趣且已有的经验和材料导入新课，可以引起学生对旧知识的回忆，激发出学生的好奇心，并感知知识在生活实际中应用的重要性，引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

二、自主探究，掌握新知：

1.小组交流

如果你是老师，你想带我们研究年、月、日里的哪些知识？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行换位思考，对研究内容进行主动分析。

（学生自由说）（一年几个月？一个月有多少天？一年有多少天？）

是的，同学们说的很好，确实我就想和大家研究这些问题（出示课件）。

为了方便大家研究，我给每位同学都发了1张不同的年历，大家可以对照这些年历卡，在小组里研究研究，分别来解决解决这三个问题。

2.全班汇报

哪个小组汇报你们的成果？（上台展示）

其他组还有什么补充意见？（老师适时表扬）

[设计意图]：让学生上台进行汇报展示，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也激发了学生探究的欲望，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锻炼了学生语言的组织能力。避免了许多课堂学生探究完老师再重新进行讲授的老路，让学生在活动中自主构建数学知识。

3.自主学习，认识大月、小月

有的月有31天，有的月有30天。有的28天，有的29天。那到底每个月的天数是多少？它们又有什么名称呢？你能对照年历和课本，自己进行探究吗？

学生汇报，教师适时板书并评价。

那二月到底什么月？你能起个名字吗？

数数，一年中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

4.质疑提升

人们在制定历法时为什么不安排大月小月各一半都是6个月，这样不是容易让人记住吗？想知道吗？（出示大小月的由来）

罗马皇帝这么一改，我们记大月小月就有点困难了。那有没有好的办法让大家很容易的记住大月和小月呢？

学生介绍，老师点评，重点介绍“拳头记忆法”。

[设计意图]：对大月小月的概念让学生进行自学，丰富了学生解决问题的策略，避免了机械的讲授，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习惯，列表、讲历史的活动，解决了学生心中的疑惑，能促使学生主动地将知识条理化、结构化。

5.自主探究，汇报展示

一年一共有多少天？你能自己研究并算一算吗？

哪位同学展示一下自己的算法？

还有不同的算法或策略吗？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巩固应用，检测反馈

1.对口令：老师说月份，学生说大月还是小月。

2.拍拍手，点点头。

你的生日是在大月还是在小月，如果在大月，请你拍拍手，如果在小月，请你点点头。

既没有拍手，也没有点头的同学有吗？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个月吗？

3.想一想，说一说。

你知道国际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和我国的国庆节分别是几月几日？你能用笔在年历上圈出来吗？

这些日子所在的月份是大月还是小月？

你还知道哪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先在年历上圈出来，说说是大月还是小月？再在小组里交流交流。

四、课堂总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你还知道哪些有关年、月、日的知识？还有什么疑问？

教学反思：

反思本课的教学，我有以下几点认识：

1.尊重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年、月、日的有关知识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不同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积累是有差异的，关于年、月、日的知识应该也是非系统的，模糊的、甚至也可能有错误的理解。在本节课的设计时，我首先安排让学生接触日历、月历、年历，并进行初步观察，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年历中发现各月的天数。从而探索出大月、小月。

2.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体验探究、汇报的乐趣

在课堂中我提供年历卡、多媒体课件等多种生动形象的素材，让学生直观地学习。对年、月、日的有关知识先后采用小组合作探究、自主学习、上台汇报展示自学等学习活动形式，让学生通过交流与合作，产生思维的碰撞并深化理解知识，并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并树立信心。

3.改变角色，使自己成为“引导者”

在教学中，我通过学生自己在活动中所产生的教学资源，逐渐推进教学进程。我从学生对年、月、日的已有经验畅谈，继而观察年历卡进行验证，再发表自己在观察、思考后的所得，再验证、反思，最后得出结论，教师始终是作为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平等地参与其中。坚持所有的结论都是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出来的。

4.正确处理了独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关系

合作交流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需要的基础之上，只有学生经过独立思考，有了交流的需要，这时的合作才是有价值的，有成效的。在围绕年历卡研究大月小月的区别时更多的是合作和探究，而计算一年的天数时则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计算。

把数学课堂还给学生，把学生推到自主学习的舞台上，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小主人。可见“六学主导，快乐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三篇】

关键词：平民化出版；陶行知；平民教育

随着中国出版业大众化和“走出去”趋势的加强，平民化出版正走进千家万户。何谓“平民化出版”？要言之，即出版视角的日常化、出版对象的大众化、出版内容的生活化、出版语言的普通化、出版过程的互动化和出版目标的民主化等。①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国的出版重镇、文化中心上海，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结合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实践，在平民化出版领域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从而造就了其平民出版家的气质和精神。②

关注儿童是陶行知平民教育与平民化出版的重要内容。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后刚到上海时，就接受其晓庄师范的学生方与严的建议，整理出《知行诗歌集》，交给儿童书局出版（1933），以后又在该书局陆续出版了前集（1935）、三集（1936），为儿童读物出版壮大声势，开辟蹊径。1931年4月，陶行知协助方与严等在上海筹办了小朋友书店，并出版《儿童生活》《师范生》杂志。他还亲自为这两个刊物撰写稿件，创作出了《一只白鸽》《乌鸦歌》等许多儿童诗歌，以儿童为中心宣传生活教育理论，并逐步将重心转移至儿童科普读物上来。

1930年10月至1931年春，由于政权的高压，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在此期间，他到处考察日本的发展状况，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强在它的科学发达”③。1931年夏，回国不久的陶行知就在上海提出了“科学下嫁”主张，即科学大众化，把科学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让老百姓、让儿童享受到近代科学知识。他说干就干，并得到著名报人史量才捐款10万元的大力支持，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了自然学园。自然学园与位于亚尔培路533号（今陕西南路235号卢湾区图书馆）的中国科学社距离非常近，为自然学园平添了浓郁的科学氛围。

科普工作其实相当艰苦，但心念广大儿童亦能带来诸多乐趣和力量。在自然学园，陶行知与高士其、戴伯韬、董纯才、丁柱中、方与严、陶宏等一起搞科普创作，其间他与长子陶宏共同研究化学、电学和天文学。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自然学园共编辑出版了108册《儿童科学丛书》，包括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知识，陶行知亲自编写了《儿童科学指导》《儿童天文活页指导》《儿童的度量衡》《空气的科学把戏》《肥皂的把戏》等11册。

在主编《儿童科学丛书》时，陶行知要求图书内容既要反映科学前沿，又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适合儿童阅读，目的“在引导小朋友把自己造成科学的孩子”，④他还鼓励儿童注重实践创造：“若能独出心裁干得与书不同，这孩子将来便有发明创造的希望。”⑤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少儿读物市场上有很多小学生读的连环图画小说，但“供给儿童看的读物实在太贫乏”⑥。陶行知在为儿童编辑出版科普读物时，既注重积极引导中国少儿的现代性认知，还注意培养他们科学的日常生活习惯。

二、坚持不懈地推进大众出版

为大众出版呐喊助威，并付诸行动，一直贯穿陶行知平民教育的始终，无论是积极支持他人进行科普创作，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都能鲜明地反映这一点。

当时，陶行知曾看过科普作家高士其在上海创作的四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细菌大菜馆》，对其大加赞赏，认为这些作品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他鼓励高士其要多写，因为这类作品是小朋友的需要，是劳动大众的需要，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让身残志坚的高士其颇为感动，并坚定了他继续进行科普创作的信念。⑦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日甚，中华民族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与马相伯、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沈钧儒、郑振铎等280名文化教育界名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肯定学生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并要求国民政府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

1935年12月27日，陶行知等成立了上海文化教育救国会。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教育救国会通过了陶行知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主张推进大众文化，推动报纸、杂志、戏剧等的民族解放宣传；1936年1月23日，陶行知提议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并领导起草了近期工作任务，要求出版大众社会小丛书、大众自然小丛书、大众剧本、大众诗歌、大众小说、大众唱本、大众说书、大众连环画、大众国难读本、各级学校国难补充教材等。

1936年5月10日，陶行知和郭一岑主编的《大众教育》在上海创刊，他在创刊号发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认为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并积极呼吁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

陶行知也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生活书店的进步出版活动。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策划了《中国的一日》，这是我国首部大型报告文学集，编委会名单中包括陶行知、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茅盾、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邹韬奋等。《中国的一日》展现的是全国各地各行业、各阶层作者的现实生活，以此反映各地民众抗日的呼声，从而与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全面揭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黑暗与光明。该书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影响深远。

三、给教育出版物增添现实生活元素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的教育名言，这一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其出版思想和实践中。1934年2月16日，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在上海儿童书局创刊。在给该刊创刊号题词时，他阐明了自己在上海宝山创办的平民教育机构“山海工学团”的宗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后，他不断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论及生活教育的内容、实质及其现代化要求，还结合自己在山海工学团的实践，论述普及教育和“小先生制”等。《生活教育》颇具生活特色，在每期封面上，都配有陶行知生动活泼的亲笔题诗，加之时事言论、世界大势、科学新知等栏目的丰富内容，深受时人欢迎。

1935年秋，陶行知为普及教育编写的《老少通千字课》四册全部出版。该书共含112课，每册28课，每7课为1单元，每单元最后一课为复习课文。课文内容多取材自农村社会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疾苦；课文形式多样，有诗歌、民谣、谜语、笑话、小故事等，通俗易懂。“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关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也一直是其平民化出版的中心内容。

四、对出版语言提出普通化要求

结合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主张，陶行知一贯主张语言的普通化，并身体力行。陶行知在上海与高士其交往期间经常说：“写文章，就是写话，要用口语才好。”⑧这不仅影响高士其一生，更让读者看到了许多生动明了的科普作品。

他也公开主张使用大众的普通语言。1935年12月，陶行知曾为《生活教育》撰文：《大众画报——一个需要，一个建议》，向著作界和出版界提出明确建议：“编辑出版一种真正的大众画报，要求是：灌输现代知识，培养前进思想；用大众语写，要趣味胜过正经；用连环图画写，要图画多于文字；编排清楚；价钱便宜。”⑨无论是口语化，还是大众语，都反映了陶行知出版思想中语言普通化的基本要求。

五、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密切联系进步出版人

1936年1月28日，面对民族危亡，上海各救国团体的80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当场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邹韬奋等30人为理事，并决定创办《上海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虽不在沪，但仍与邹韬奋等人被推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总会的负责人，并受全救会委托，前往世界各国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7月11日，作为国际新教育会议代表及全救会的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前往英国出席国际教育会议。出国前夕，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陶行知在香港和邹韬奋修改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即《团结御侮宣言》）公开信，还“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⑩。公开信于7月15日发表，公开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8月10日，亲笔回信，向陶行知等人表达敬意，并委派潘汉年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书》副本交与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以期共同推动抗战。与革命和进步出版人的深系与合作，不仅是陶行知平民化出版思想和实践的必然结果，而且更反映了其出版目标中对民族解放和社会民主的追求。

结语

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基础上，既充分利用上海大众传媒和出版的力量，进行儿童科学普及教育及大众教育等，也与诸多出版人密切联系，进行民族、民主思想传播，推行国难教育和救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出版实践、平民教育和社会活动的结合与互动——新出版、新教育、新文化、新生活的自觉融合，从而构筑了崭新的平民化出版形态。

（杨卫民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编审；董灿蕾系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一小高级教师）

*本文系上海大学第五届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HUCX111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09YJA77004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谢鸿辉。出版的平民化视角[J].出版科学，1999（3）：21～22.

② 许宗元。论出版家编辑家陶行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1）：94～99； 吴奕宽。陶行知对中国现代报刊业与出版工作的贡献[J].浙江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117-120； 孙景峰。陶行知教材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2001（5）： 110～113页。

③ 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52.

④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2.

⑤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六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333.

⑥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292.

⑦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7.

⑧ 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一生[M].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4：323.

⑨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 南教育出版社，1985：912～913.

年月日教学反思【第四篇】

为了更好地营造我校的教育教学氛围，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理清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思路，特制订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

二、指导原则： (一)坚持质量立校，科研立校，措施到位。在本次教育教学活动中，全体老师要从质量立校的高度，自觉参与，出谋划策。通过民主讨论，弄清制约我校教学发展的因素，理清工作思路，落实措施办法，找准“症状”，下准“良方”，争取实效。

(二)树立态度决定一切的观点，坚持求真务实。在活动中，让每一位教师树立正确的观点，态度决定一切的观点，在各项教育教学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同时要结合实际，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搞形式主义；要立足本校本学科的特点，不作泛泛而谈；要抓住实质内容，不做表面文章。同时要把教学质量讨论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紧密结合，并且要把这种结合向每一位家长进行宣传，从而让更多的家长也参与到这次教育质量年的活动中来，众多方面多管齐下，突出实在性。

(三)发扬集体的力量与智慧，科学民主，有序进行。在这次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发挥全体老师的智慧，诚征“点子”和乐听“真言”的气度，广泛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虚心听取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依据反思与总结全体班子还要认真讨论，参照学校的实际作出科学的评价，制定出适合学校发展的有关措施。

(四)坚持以身作则，领导带头，树立榜样。在活动中，学校全体班子成员要为广大教师树立榜样，以身作则，带头围绕着县教育局提出的“提高教学质量”作好本岗位的工作，查摆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学校的班子成员要反思自己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查找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通过班子成员的表率作用，在广大教师中营造起“摆问题、找原因、订措施”的良好氛围。

三、时间安排： “质量年”活动时间安排一年，分“提高认识”和“组织实施”二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提高认识阶段。（2005年暑期政治学习——9月底）

1、利用暑期政治学习进行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形式，做好思想总动员，使每一位教师认识到提高教学质量年的重要性。（8月24日---29日）

2、组织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讨论，针对学校实际，查找出问题，学校对教师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汇总，寻找措施，对症下药（9月2日---9月10日）

3、教师的自学笔记、学习体会、总结等上交存档（9月18日）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2005年10月——2006年7月)

1、各处室将第一阶段讨论出来的问题，制订的措施列入本学年工作计划，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来抓。

2、在实施过程中，做到有计划，重过程，有监督，善小结。

四、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教学质量年”是今年我校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学校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教学质量年而开展，学校特成立“提高教学质量年”的领导小组，并作出明确的分工，各处室明确自己的职责，在作好各个分工的同时，各处室负责人还要树立学校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质量年”而开展工作的，确保“质量年”有计划有步骤顺利扎实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

(二)做好服务指导。班子成员要做好联系年段的指导和服务，每个班子心中都要明确，我们做的各项都要体现服务意识，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学校依据实际情况作好层层落实，做好年段和班级的好参谋，分析原因，落实整改，力求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一种人人谈教育，人人讲质量的和谐氛围。

五、学校本学年的五大新措施： 1、学校以县教育局提出的教学质量年为契机，加强校本培训、教科研、开展教学比武，说课比武等，从而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2、改革教学奖惩制度。改变原先的那种人人平均的大锅饭状态，实行奖优罚劣、奖勤罚懒，重奖重罚，真正体现多劳多得，让教师明确在教学过程中付出的多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实惠，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3、改革与完善教师考核制度。在学校教师考核制度中要有明确的指出，突出班主任、教研组长的作用，突出信息宣传报道，突出硬杠子，从而让全体教师明确日常教学应该完成的工作事项。

4、完善教学五认真检查制度。教务处的抽查与教研组长的日常检查相结合，每一次检查后都作出科学的评价，及时反馈给教师，让每一位教师能及时根据学校的反馈作出工作上的调整，这项工作常抓不懈，做到日日有评估，月月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