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一千字（汇总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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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文学评论【第一篇】

《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和前期的代表作，他曾因此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这首诗写于1927年夏天。是他的早期作品。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汇总，戴望舒因曾参加进步活动而不得不避居于松江的友人家中，在孤寂中咀嚼着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痛苦，心汇总充满了迷惘的情绪和朦胧的希望。《雨巷》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其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双重情调。这种情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诗人自己就是在雨巷中彳亍彷徨的抒情主人公。他很孤独，也很寂寞，在绵绵的细雨中，“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在这样阴郁而孤寂的环境里，他心里怀着一点朦胧而痛苦的希望：“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悉怨的姑娘”。这个姑娘被诗人赋予了美丽而又愁苦的色彩。她虽然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但是也有“丁香一样的忧愁”。她的内心充满了“冷漠”“凄清”和“惆怅”。她和诗人一样，在寂寥的雨巷中，“哀怨又彷徨”。而且，她竟是默默无言，“像梦一般地”从自己身边飘过去了，走尽了这寂寥的雨巷。

这是一个富于浓重的象征色彩的抒情意境。在这里，诗人把当时的黑暗而沉闷的社会现实暗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这里没有声音，没有欢乐，没有阳光。而诗人自己，就是这样的雨巷中彳亍彷徨的孤独者。他在孤寂中怀着一个美好的希望。希望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出现在自己面前。诗人笔下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这种美好理想的象征。

然而诗人知道，这美好的理想是很难出现的。她和自己一样充满了愁苦和惆怅，而且又是倏忽即逝，像梦一样从身边飘过去了。留下来的，只有诗人自己依然在黑暗的现实中彷徨，和那无法实现的梦一般飘然而逝的希望！有论者说，《雨巷》是诗人用美好的“想象”来掩盖丑恶的“真实”的“自我解脱”，是“用一此皂泡般的华美的幻象来欺骗自己和读者”，除了艺术上的和谐间律美外，“在内容上并无可取之处”。（凡尼：《戴望舒诗作试论》，《文学评论》1980/4），这些诘难和论断，对于《雨巷》来说，未免过于简单和苛刻了。

《雨巷》产生的1927年夏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造成了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原来热烈响应了革命的青年，一下子从火的高潮堕入了夜的深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找不到革命的前途。他们在痛苦中陷于彷徨迷惘，他们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的出现，在阴霾中盼望飘起绚丽的彩虹。《雨巷》就是一部分进步青年这种心境的反映。

戴望舒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二十一二岁。一年多以前，他与同学杜衡、施蛰存、刘呐鸥一起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用他的热情的笔投入了党的宣传工作。1927年3月，还因宣传革命而被反动当局逮捕拘留过。“四，一二”^v^后，他隐居江苏松江，在孤寂中嚼味着“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望舒草/序》）

他这时候所写的《雨巷》等诗中便自然贮满了彷徨失望和感伤痛苦的情绪。这种彷竹感伤的情绪，不能笼统地说是纯属个人的哀叹，而是现实的黑暗和理想的幻来在诗人心中的投影。《雨巷》则用短小的抒情的吟诵再现了这部分青年心灵深处典型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确实听不到现实苦难的描述和反叛黑暗的呼号。这是低沉的倾述，失望的自白。然而从这倾诉和自白里，我们不是可以分明看到一部分青年人在理想幻灭后的痛苦和追求的心境吗？失去美好希望的苦痕在诗句里流动。即使是当时的青年也并非那么容易受着“欺骗”。

人们读了《雨巷》，并不是要永远彷徨在雨巷。人们会憎恶这雨巷，渴望出离这雨巷，走到一个没有阴雨，没有愁怨的宽阔光明的地方。《雨巷》在艺术上一个重要特色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方法抒情。象征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法国诗歌中崛起的一个艺术流派。他们以世界末的颓废反抗资本主义的秩序。在表现方法上，强调用暗示隐喻等手段表现内心瞬间的感情。这种艺术流派于“五四”运动退潮时期传入中国。第一个大量利用象征主义方法写诗是李金发。戴望舒早期的创作也明显地接受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他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意挖掘诗歌暗示隐喻的能力，在象征性的形象和意境中抒情。《雨巷》就体现了这种艺术上的特点。

诗里那撑着油纸伞的诗人，那寂寥悠长的雨巷，那像梦一般地飘过有着丁香一般忧愁的姑娘，并非真实生活本身的具体写照，而是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形象。我们不一定能够具体说出这些形象所指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可以体味这些形象所抒发的朦胧的诗意。那个社会现实的气氛，那片寂寞徘徊的心境，那种追求而不可得的希望，在《雨巷》描写的形象里，是既明白又朦胧，既确定又飘忽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想象创造了象征，象征扩大了想象。这样以象征方法抒情的结果，使诗人的感情心增表现得更加含蓄蕴籍，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感到诗的余香和回味。朱自清先生说：“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情深而不轻佻，确实把握了象征派诗歌艺术的幽微精妙的去处。

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也接受了古典诗词艺术营养的深深陶冶。在《雨巷》中，诗人创造了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象征性的抒情形象。这显然是受古代诗词中一些作品的启发。用丁香结，即丁香的花蕾，来象征人们的愁心，是中国古代诗词中一个传统的表现方法。如李商隐的《代赠》诗中就有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诗句。南唐李景更把丁香结和雨中惆怅联在一起了。他有一首《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愁愁！青鸟不传云外久，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这首诗里就是用雨中丁香结做为人的。愁心的象征的，很显然，戴望舒从这些诗词中吸取了描写愁情的意境和方法，用来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

这种吸收和借鉴是很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我以为不能这么看。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吮了前人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

文学评论范文字【第二篇】

也许书中的老渔夫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鱼最终被鲨鱼吃了。但他始终没有向大海，向大马林鱼，向鲨鱼妥协，他敢于自身缺陷。在茫茫深夜巨浪中，弱小的人类与强大的自然奋勇搏斗，如同应对命运莫测的人生，能够消灭的是肉体，不能够征服的是意志和精神。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有缺陷的时候，要努力去征服它，而不是去屈从它。无论最终能否战胜这个缺陷，都是战胜者。因为你已经战胜了对缺陷的妥协，是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

老渔夫对于理想的执着，使他敢于只身来到遥远的大海，敢于和鲨鱼一搏保卫自己的战利品。老人追求的正是一种勇敢的精神，而不是那条大马林鱼。最终鲨鱼胜利的得到了大马林鱼，老人胜利得到了坚强的意志。

现代诗歌文学评论【第三篇】

浅谈现代诗歌写作技巧

引用/

原创/戚寞

“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这是很久前看的一段解释现代诗歌的话，而在《文学理论》一书上对现代诗歌的描述则是：诗歌，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体裁。我想，这里“最古老”的定义肯定是广义的，因这指向的诗歌包括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我们都知道，现代诗歌在我们国家发展只有短短数十年历史。然而就是这短短数十年，现代诗歌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可以骄傲的成果，其间诞生了许多杰出的现代诗人。 按诗人何三坡在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说“中国的现代诗歌，已经进入盛唐时期。”由此可见，现代诗歌在此间快速风靡的人群和热度，也由此可见，现代诗歌日新月异，正以最快速度和最高水平，爬向另一座更高的山峰。

下面我就现代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手法阐述几点，如果不够水平，还请诗友们多多包涵和支持。

一、语言和意境的运用

我们都知道，现代诗歌有三个明显而具体的要素，它们是：语言，意境和韵律。由此可见语言和意境对一首现代诗歌有多么关键的作用。如果要鉴赏一部现代诗歌的好坏，这两个因素是首先的，必不可少，也是不能忽略的。

现代诗歌文学评论【第四篇】

现代诗歌写作技巧

“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这是很久前看到一段关于解释现代诗歌的话

而在《文学理论》一书上对现代诗歌的描述则是：诗歌，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学体裁。我想，这里“最古老”的定义肯定是广义的，因这指向的诗歌包括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我们都知道，现代诗歌在我们国家发展只有短短数十年历史。然而就是这短短数十年，现代诗歌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可以骄傲的成果。其间诞生了许多杰出的现代诗人。

按诗人何三坡在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说“中国的现代诗歌，已经进入盛唐时期。”由此可见，现代诗歌在此间快速风靡的人群和热度，也由此可见，现代诗歌日新月异，正以最快速度和最高水平，爬向另一座更高的山峰。

下面我就现代诗歌的写作技巧和手法阐述几点，如果不够水平，还请诗友们多多包涵和支持！

一、语言和意境的运用

我们都知道，现代诗歌有三个明显而具体的要素，它们是：语言，意境和韵律。由此可见语言和意境对一首现代诗歌有多么关键的作用。如果要鉴赏一部现代诗歌的好坏，这两个因素是首先的，必不可少，也是不能忽略的。

语言来自于生活，我们都知道，但任何体裁文章使用的语言，都不是真正在生活里的语言。“艺术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其实这指的也就是任何文学体裁的语言来源于生活，但也“必将高于生活。”

文学评论论文范文【第五篇】

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文学评论论文【第六篇】

《苏中文学评论选》的出版，在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部选集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从事文学评论工作60余年来个人的思想探索、理论进取和审美追求，让读者尽情领尝八旬老人的学养才情、文学智慧与人格魅力，使其成为一部个人文学评论集的范本。这部选集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对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点作品的梳理、甄别与评判。时空内涵的真实而丰富，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性辨析的自觉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过去，正视现实与瞻望未来的文学史的价值。我相信安徽文学界同仁从中读到苏中先生的时候，也同时读到自己，读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导时代精神、坚守审美尺度，是苏中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伊始，他相继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从“真实的辩证法”走到真实的》以及《百家》杂志创刊词等文章，在国内文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论文章，或驳斥某种荒谬理念，或质疑某种错误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见解，评论格调也严峻、幽默，平常风采各殊，但都本着求知、求解的出发点。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些评论是否深刻或是准确得当，我不敢说，但所说全是真话实话，没有刻意为谁造势捧场之意，更无对谁挑刺之心，有些批评性或否定性意见，也是当时的认知，只是个人的读后观感引发的质疑，并无存心伤人之念。”无论是提出真言批评，还是辨证认同时文价值，或是倡导“兼容的文学评论观”，苏中先生都终得其归之为“美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可见苏中先生的文艺评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并且与时俱进，在具体的评论实践中，注重拓展经典原理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内涵，注重结合中国民族文学的气派与风格，使自己的评论文本既不失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锋。

理论联系实际，面对文本说话，是苏中文学评论的基本

文学评论范文字左右【第七篇】

因此研究比较文学必须持有一种对话的思想，只有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思想的指导，它才能不断发展、迅速前进。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对话性 对话思想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在“哲学―美学”中，巴赫金提出了对话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超视”与“外位性”，并阐明了“我”与“他者”的关系和主体建构理论。

他认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并有着“他者”所没有的“超视”，这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体都必须依赖“他者”而存在，但任何一个个体相对于“他者”都必须保持“外位性”，不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体，否则这个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补优势就会消失，从而丧失个体主体建构或者说主体发展的机会。

对话理论适合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作为指导它前进的一个理论基础。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其实质是不同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是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精神产品的和谐相处。

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不论是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还是其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对话性，

失去对话性，比较文学就几乎失去了其发展的可能，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意义，因此比较文学离不开对话的思想，我们研究比较文学时需要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

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曾说过：“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角度看，这里的“一国文学”和“别国文学”之间是互为“他者”的关系，都具有各自的“超视”。

每一学科或者说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每一个对象，它们的存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特定的、唯一而不可取代的。

一个研究对象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无法取代的视角，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了解不到、掌握不到的东西――“超视”。

没有“超视”，就没有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之间对话形成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之间的互补优势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比较文学存在理由的消失。

以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为例，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和英国相比，在这五千多年里，人们的经历不同，环境不同，所受的思想教育也不同，特别是中国人民长期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这些造就了中国文学在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的诸多方面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而英国，这个曾经是世界上顶尖的“日不落帝国”也是如此，英国文学在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性。

正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各自的独特性，它们才彼此都拥有对方所没有的视野，必须相互依存。

“超视”使它们之间的对话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必须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跳出原来各种文学理念封闭、保守的怪圈。

巴赫金认为，任何个体要建构自我，就必须树立一个“他者”，离开“他者”，自我的主体就无法建构，存在便成了虚无。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此，一国文学总是有着他国文学所没有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任何国家的文学想建构自我、发展自我就必须把他国文学看成是一个平等的他者，离开了这个“他者”，哪一方都不可能看到另一方的“超视”来建构自我，从而使自我主体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所以说每一国的文学、每一民族的文学，都不能脱离他国和其他民族的文学而独立存在。

除此之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是一样，要进行自我建构，就必须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存在。

这是因为比较文学所研究的领域，像文学与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宗教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点和内容，它们的具体视野是不相吻合的，必须进行对话来相互学习。

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的所有研究对象或领域最终要相互替代或重合，从而融为一体，因为每一个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研究对象要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外位性”，没有了“外位性”，也就失去了“超视”，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哪一个学科领域都没有对他国文学或其它学科领域进行同化或控制的权利。

因而在研究比较文学时，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应该树立一个“他者”，承认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外位性和主体性，采取对话的方式，以平等的、互助的原则和他国文学、其他学科进行平等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自我”。

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赋予它开放性、平等性。

不论是哪个作家，哪部作品，还是哪个文学流派；不论是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还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比较文学中，它们都是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客”关系。

没有哪个作家优于哪个作家，哪个流派优于哪个流派，它们都处于平等的关系中。

人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不同文学之间的相同与不同，而不在于文化掠夺和压制。

可见，我们需要把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这种“主―主”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各研究对象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对话是带有创造性的对话，没有创造性的对话是独白。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对话性的学科，需要通过对话来不断地创新。

这里所谈的创新，不仅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其所研究对象之间通过对话而进行的创新。

对话不仅为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领域注入了生命的血液，更为它们建构了生命支撑的骨架，提供了创新的机会。

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要有对话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地为比较文学的各个研究对象创造对话的土壤和环境，这就要求学者们“在交往中抱着一种倾听他人、准备改变自己的开放心态以及不放弃与他人的差异和外位性的自信心态”。

要进行对话，就必须遵循对话的原则。

“巴赫金所提示的本真的对话不包含权力私欲的杂念，而只寻求‘平等’、‘对等’、‘共存’，从而保留整体的杂多和众声喧嚣，它不以征服和消灭他者为目的”，“对话的态度表现于对话的主体与自我也把他者当作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的集合中寻求‘共在’的生存。

这种对话的态度在主体看待问题的前提上不是把主体自己看成是自足的，而是把主体当作一种‘匮乏’来看，并且每一个主体也均是一种匮乏，这样他们就得相互扶持，在相互之间寻求补充”。

因此，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时，应当持以完全平等的对话态度并遵循互惠性的原则。

目前是一个以横向开拓为特点的文化转型时期，不论研究什么，都把眼光投向整个世界，注意世界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

通过与别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提高对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认识与了解，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我们服务。

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已成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或学科领域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们要持以对话的思想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我们思想的指导，使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对象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得到更大的发展。

文学评论范文字【第八篇】

阿滢主编的《我的中学时代》，已由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收录了纪申、黄裳、来新夏、文洁若、丰一吟、周海婴、姜德明、龚明德、张炜、彭国梁、徐雁、罗文华等三十九位作家、学者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该书从最初修改提出选题，到阿滢向全国约稿，终至出版成书，几经曲折，三年方成，这一艰难过程，我是再清楚但是的人。来新夏的序言与编者的后记，我也是早早读到的人。

书中文洁若有篇《我的中学生活》，写她中学读的是教会校园。她说“我在圣心读了一年零九个月，连跳两级，每月评奖，上台领奖的总是我。那些读母语的金发碧眼的同学，个个娇生惯养，松松垮垮。”半个多世纪过去，她扬眉吐气的中学时代，念得何等威风呀！七十年之后，还能听出她的自豪。她的这段回忆，对研究教会校园的历史，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料。还有丰一吟《遵义忆旧》，八十多岁的丰一吟，还记得小时候逃亡的艰难，逃到遵义后，才过上稍稍平安的日子，她清晰地记得在豫章中学的情景，“还有一次上音乐课，齐老师竟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算不去说它，那曲子带有很多附点音符，全班学生都唱不好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有了交代。”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丰一吟竟还记得几句歌词，可见女生独唱给她印象有多深。

青春如梦，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女儿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也有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期望她爱书，否则，家中所藏何以处之？为了增加她爱书的兴趣，我对阿滢说，签上句话吧，算是送我女儿的。我把书送给女儿，她扔在一边，懒得看或是没时间看。没想到过了几天却说：“看看人家的中学时代，真让人羡慕，人家哪里有那么多的作业，今晚，又得写到12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