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概念范文(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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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问题【第一篇】
(一)调查研究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况,剖析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先决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P109)。在《农村调查》序言一文中,再次强调调查是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方法。要想形成正确的对农态度和政策就必须了解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这种社会调查的方法给我们研究三农问题以有益的启示。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面对这种状态,必须反思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正确。多年来,我们研究问题、出台政策多依赖于官方的统计数据,缺乏实地社会调查。而中国现有的干部考核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官方统计的不真实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造成政策不切实际、软化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3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信揭露了大量县、乡镇政府的谎言,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更让我们意识到眼睛向下进行实地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的实地调查展现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实际现状:(1)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生产过剩阶段,在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价格的大形势下,农业增产不增收。因此,不能简单用短缺经济时代的思路解决农民问题。为了实现增收,政府出台了调整农业结构的政策。但自上而下近乎强制性的指导调整由于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仅侵犯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而且使农民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损失。(2)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农业生产微利甚至亏损,农业经济增长缓慢,农村社会相对日益走向贫困化和边缘化。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农村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再进行一刀切的税费改革,不顾农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实际盲目推广农业产业化,不顾中西部农村的现状盲目发展乡镇企业,将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3)乡镇一级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加剧,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产生了庞大的乡镇官僚体制,导致农民的税费负担逐渐加重。出现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是现有的体制所造成的。政府的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却收效甚微,关键是改革没有农民的声音,没有真正落实农民的民主。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研究三农问题如果离开了农民这个视野,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从农民的生存现状、行为反映中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事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出台和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问题为契入点,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核心。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唤起农民自救的自觉意识;因此,不能武断、强制地推行政策,只能做宏观的指导。
(二)立足三农问题的根本,尊重农民的自由选
择,解除农民的束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在中国革命早期,党内存在着对待农民态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二是以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针对这两种倾向,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种切合当时形势的正确认识形成了其在中国革命时期始终尊重农民、联合农民、团结农民的根本态度和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民的相关政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样,没有农民的小康,希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只能是空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亿农民的社会现实不容忽视。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必须立足于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的生存问题,必须以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解放农民为核心内容。
尊重农民的自由选择,必须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赋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应有的资格和权利。(1)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取消市场准入的壁垒,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目前,我国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农民只有选择生产的自由,没有选择不生产和休耕的自由。农民不生产仍要交税,甚至有些地区对撂荒还加收资源闲置费。另一方面,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只有产中的有限自主权,没有产前与产后的自主权。由于大量农资的供应和大部分农副产品的销售都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团,农民很难进入利润丰厚的产前与产后市场。这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获利机会。(2)取消农民自由选择职业的限制,赋予农民迁徙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应该从观念上改变农民是一种固定身份的看法,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农民的这种自由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当农业生产无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在城市有了理想的获利机会时,应当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因此,必须破除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的“编户齐民”的户籍管理传统,取消农民离乡进城的一切行政限制。(3)取消体制上对农民的歧视,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体制上滋生了对农民的歧视性待遇。农民在劳动报酬和安全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享受公共物品的服务、纳税义务的承担等各方面的待遇得不到正常的保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农民对中国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相符,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农民生存的基本权利。有两项制度安排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必须强化农民对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可以自由流转和继承,可以对抗土地所有人的任意干涉;其次,必须建立适合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承包土地承担社会保障的机制,真正发挥土地的财产功能。只有首先从制度上确定了这两点,才能保障农民生产和择业自主权的实现。
解放农民,必须以回报农民为重点逐步取消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而不单纯是进行税费改革。首先,这是保障农民再生产的需要。农业生产是一个循环积累的过程,沉重的税费负担不仅将农民有限的收入剥夺殆尽,甚至使一些农民债台高筑,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再加上农民没有不生产的自由,不得不举债生产,导致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其次,这是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入世之后,中国的农业发展必须加入到世界农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农民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世界上的农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大都取消了农民的负担,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我国农民将会丧失竞争力。最后,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我国从建国后就确立了农业为工业服务的经济建设方针。几十年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分配方式,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大量的资源。农业已为工业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大量贡献。现在中国应当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都应当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应有的回报。
(三)适当地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的智慧,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1927年,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1](P13)必须承认农民革命的力量是压抑不住,是不容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支持、引导和组织农民;相信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组织———农会解决事关农民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三农问题是严峻的。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面对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大规模的对抗事件,是责难压制,还是疏通、引导;是置农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还是正确对待农民的反抗,支持组织农民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改良运动。在解决三农的问题上没有救世主,只能依靠农民。
农问题范文【第二篇】
何谓“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扩大到,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亿,以吸收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编辑:何延波)
附参考: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傅立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关键要在调整农业结构。我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二、注重化解和规避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风险。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1、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很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须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能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规避市场风险。2、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和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掌握新的技术,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3、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
三、要确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根据我市的实际和发展战略,我们应把农业重点定位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这五大功能,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权资产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优、特、稀、新”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农业的定型上,要着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农业。有了这样的定位、定型,确定发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确的思考依据。
农问题【第三篇】
“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
影响社会稳定
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扩大到,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亿,以吸收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编辑:何延波)
附参考: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傅立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效益,关键要在调整农业结构。我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二、注重化解和规避结构调整中的各种风险。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1、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市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很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须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龙头企业能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规避市场风险。2、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和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掌握新的技术,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3、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
三、要确立新的定位、新的定型。根据我市的实际和发展战略,我们应把农业重点定位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这五大功能,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以土地使用权资产为前提,建立合理的土地有偿流转体制;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整合乡镇企业;以“名、优、特、稀、新”为标准,优化农产品结构;以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为本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农业的定型上,要着眼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标,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环保型效益农业。有了这样的定位、定型,确定发展新的思路就有了明确的思考依据。
农问题【第四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另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出口大幅增�
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立和谐社会,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
当前,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尽管人们已经开始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但并不理解这个三农问题背后隐含着很多深层次问题,恐怕不能用“强调农村市场化,强调农业增加更多的投入”等现行政策解决。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城镇化问题。且不说现在大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已经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亿计算仍然还有亿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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