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见书（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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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1

一、现行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辩护权保障机制的缺陷

1.被告人自行辩护权难以充分实现

辩护权是被指控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首先以自行辩护权的形式得以实现。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犯罪嫌疑人行使自行辩护权的起点始于审前的立案、侦查程序，并贯穿于普通审判程序之中。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刑诉法并没有关于被告人辩护权的内容、行使方式、义务主体、保障机制的直接规定，特别是对于主要行使死刑核准权的法定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所主持的死刑复核程序则根本未予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不明确的。

从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现状考查，死刑复核程序在现实的运行中包括复查和核准两个阶段。复查是核准的基础，是针对下级法院已经作出死刑判决案件的准确性所进行的全面审查；核准则是针对死刑适用标准的合理性所进行的审查。核准是典型的司法裁量权力，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确保死刑适用的均衡性，本身并不体现诉讼的性质，因而也无需其他诉讼主体的参与；而复查则是一项司法判断权，在本质上应属于诉讼活动的范畴，需要诉讼主体的共同参与，以查明事实、核实证据。而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条和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的内容看，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查阶段，只是对高级法院报送材料进行书面审理，并未对复核法官提出对被告人进行直接讯问、听取其辩解及意见的要求，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意见没有直接表达的语言通道，其对一、二审死刑判决的异议，只能通过递交书面材料提出自行辩护意见，而在现行羁押体制下，转达被告人辩解、自行辩护意见的义务转达机关、转达渠道等并未通过法律实定化，其意见一般难以到达或者及时到达直接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官手中，自行辩护权难以实现。

2.被告人律师辩护权法律规定缺失

律师辩护权作为一种从属性权利，以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为前提，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指定辩护的权利，但是，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中，将死刑复核程序规定为一种法院主动启动、书面秘密审理的内部程序，未将被告人的辩护权法定化、实定化，从而导致了律师辩护权在行使和保障机制上的障碍。表现为：

一是缺少律师辩护权的法律规定。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是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缺乏对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规定，势必限制律师辩护权的享有和行使。

二是缺少律师取得辩护权的渠道。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规定了两种法定途径：接受被告人委托或接受法院指定。在法院未指定的情况下，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只能依靠于被告人的委托，而一旦被告人被二审法院确定为死刑、案件进入复核阶段后，被告人通常也不再享有律师会见的权利，无法履行委托行为。

三是难以确保律师辩护权的效果。由复核程序秘密审理的方式所决定，法律并未为律师设定向复核法官提出辩护意见的途径或通道，辩护律师也不享有会见复核法官提供直接言词辩护的权利，甚至也未规定向复核法庭呈交书面辩护意见的渠道。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也不享有会见被告人的权利，更无法展开相应的调查，收集新的证据。

四是欠缺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机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辩护律师在二审后享有独立的调查取证、会见、通信等权利保障机制和途径，无法保障律师对于二审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复核，无法就此提出新的、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

二、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辩护权的改革，要在明确被告人享有直接言词辩护权的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以扩大律师辩护权行使的范围为核心，实现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充分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权的目的。应从两个方面对立法加以完善：

1.被告人自行辩护权的完善

一是明确被告人辩护权的立法规定，具体规定实现辩护权的义务主体、实现方式和途径。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享有辩护权，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案件复核中应当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被告人所委托的或者经指定担任其辩护人的律师的意见，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的规定。

自行辩护权包括直接言词辩护和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两种形式。死刑复核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法官直接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和意见，是查明案件事实、确认是否符合死刑适用标准最为重要的渠道，因而必须确保被告人的直接辩护权。在具体操作中，考虑中国地域广阔、羁押处所多为一审法院管辖地，交通不便的现实，可以灵活处置直接言词辩护权的实现形式，可考虑在提审中引入现代科技手段，通过网络或者视频提讯，以提高诉讼效率。

明确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书面材料的转达程序及义务机关，确保自行书面辩护意见及时送达复核法官。可考虑增加专门的规定：“被告人可以自行向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法庭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和材料，也可以通过其所委托的担任辩护人的律师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和材料。被告人自行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由羁押机关于收到该书面意见的五日内转送一审人民法院，并由该一审法院直接呈送最高人民法院。被告人递交书面意见的情况，羁押机关应当制作相应的文书记载。被告人通过律师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可由律师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被告人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情况以及所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否成立，应当在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中载明。”

二是为确保被告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将死刑案件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转化为一种义务性规定，切实提高被告人的抗辩能力；同时，将指定辩护规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庭的法定义务，通过吸收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

三是为实现充分辩护的目标，在死刑复核期间明确规定死刑案件被告人享有不受次数限制的与辩护律师会见的权利，扩大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律师行使辩护权的保障措施，赋予辩护律师更为广泛的辩护权利。

四是明确规定被告人对核准的死刑裁判的最后陈述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案件的情况应制作成相应的书面裁定书送达被告人。维持死刑判决的裁定应听取其最后的辩解意见，其后再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2.被告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确保辩护律师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必须为律师配置比普通刑事辩护更为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

一是不受次数限制的会见权。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不受次数限制的会见被告人的权利，及时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和自行辩护意见，代为制作及向死刑复核法庭呈交其书面辩护意见。

二是广泛充分的知情权。授予辩护律师更加广泛的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调查取证权。辩护律师自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死刑复核案件之日起，应有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下级法院报送的本案全部卷宗。有权申请法院协助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中遇有困难的，有权申请法院颁发证据调查令。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向律师作证的，经辩护律师申请，法院可以强制传唤其到庭作证。

三是直接的言词辩护权。明确死刑复核庭听取辩护律师直接言词辩护意见的义务及其程序。辩护律师的意见包括二审辩护人以及死刑复核程序辩护人对死刑判决的意见，对于后者应保证以直接言词方式陈述的权利，同时，增加《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担任死刑案件二审辩护的律师对死刑判决适用合理性的书面说明义务，并由二审法院呈送复核法庭。明确规定辩护律师送达书面辩护意见的渠道和方式。

四是复审开示程序参与权。在死刑复核期间，复核法庭需要公开听取控辩双方对死刑适用意见的，律师有参与开示程序的权利。

法律意见书2

一、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程序之不足

（一）程序启动未体现参与性

目前仍采职权主义的原则，未给予当事人申请的程序性权利，由刑罚执行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的情形在符合时点上依职权启动。一般由分监区组织集体评议、经监区讨论通过后报刑罚执行科初审，同时送一份罪犯减刑、假释名册给派驻检察室，刑罚执行科对监区呈报材料审核后提交监狱评审委员会评审，最后由监狱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向法院提请。特别对于刑罚执行机关应当提请减刑假释却不提请进行纠正存在困难。实践中主要还是依靠开展检察官接待活动、开启检察官信箱、与被监管人谈话等较为普遍的日常检察途径发现问题，且有的罪犯担心提出异议后会遭到打击报复，不敢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从而造成发现及查实应当对罪犯减刑假释而未提请的情形，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二）提请环节未尽程序完善

一是未给予听取服刑罪犯及其委托律师、被害人及其委托律师等当事人的意见的程序性权利，而是在监管场所内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运行。在实践中检察机关除列席监狱评审委员会之外，对审查中发现可能存在问题的，驻监检察人员才采取调阅案卷、找罪犯谈话等方式进行详细检察，而一般情况下都是书面审查名册、参加会议听听汇报材料，这样的监督方式难以确保监督效果。二是在对保外就医监督工作中，检察监督很少延伸到疾病鉴定这个重要环节，且一些驻监检察室未配备法医，检察人员只能根据监狱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看监狱医院出具的病残鉴定在表面上是否符合《罪犯保外就医疾病病残范围》，无法做到深入了解病情，无法确定病犯是否达到了“失代偿功能”、“生活不能自理”、“明显功能障碍”、“久治不愈”等病残标准。三是尽管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提出检察意见的权力，但是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作出提请决定的刚性监督权。在刑罚执行机关不接受检察意见的情况下，监所检察部门只能将相关情况报“相应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而相关检察院的处理也只能依靠双方干警相互间的沟通，尤其是双方负责人的沟通更为重要，显然这在制度设置上并不科学。①

（三）法律文书适用情形未予明确

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执行监督的法律文书格式，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向法院、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发出《暂予监外执行提请检察意见书》、《减刑建议意见书》、《假释建议检察意见书》。但是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不当提出纠正意见以及采用什么格式的法律文书没有明确。在提出纠正意见的阶段，有发现问题立即提出纠正进行同步监督的，也有发现问题不立即纠正而在执≤≥行机关提请以后才发出法律文书进行纠正的；有在监区呈报后或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就向执行机关发出纠正法律文书的，也有在监狱向法院提请或向监狱管理局呈报后才发出文书的；在提出纠正意见的法律文书格式上，有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有的发出《检察意见书》或《检察建议书》，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

二、强化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之程序规控

“刑罚变更执行活动由不同的程序和步骤构成。”②过去检察机关在收到法院或批准机关的法律文书再进行审查的监督程序是与立法精神相悖的。有效进行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的关键在其全过程与各环节的监督，置刑罚变更执行活动与监督同步，从而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

（一）启动程序

检察机关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开展同步监督。执行机关拟提请减刑、假释等变更刑罚执行的，应将刑罚变更执行建议书的副本及相关案卷材料移送派驻执行机关检察机构进行审查，启动同步监督审查程序。检察机关对刑罚变更执行可以按照以下流程进行：一是审查被提请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审查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即检察提请呈报表、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检察行政奖励、立功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证据是否充分，对提请假释的，是否附有社区矫正机构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等。三是审查书面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四是审查提请流程是否合法。在启动同步监督程序前，检察机关还可以派员列席执行机关的有关讨论会议，调取罪犯的记分考核汇总表、采取约谈罪犯、找监管民警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罪犯及其委托律师、被害人及其委托律师等当事人的意见等日常检察方式或开展专项检察活动方式检查罪犯的基础分、奖励分，及时掌握罪犯考核奖惩情况，确保罪犯考核奖惩的公平公正。

法律意见书3

乙方：_________

为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就乙方聘请甲方担任自己的家庭法律顾问一事达成如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　服务律师

甲方根据乙方的聘请要求，指派本所_________律师担任乙方的常年家庭法律顾问，律师执业证号：_________。

第二条　服务场所

1．甲方提供服务的场所为本协议所列之甲方的住所地，即甲方办公室。但下列情景例外：_________。

2．乙方在有特殊情况时，可以要求甲方到本协议所列之乙方住地提供法律顾问服务，但乙方应另行承担本次上门服务的交通费用。

3．当乙方在甲乙双方的住所之外，就乙方与他人之间的侵权赔偿纠纷已经达成意向，需要当场签署和解协议或者当场履行时，可以要求甲方到该现场为乙方起草／审查和解协议，但甲方不承担陪同谈判的义务，同时乙方应另行承担本次到达服务现场的交通费用。

第三条　服务范围与内容

本协议所列乙方家庭全体成员在个人工作、生活、学习及其他个人性质的、非经营性的活动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但乙方成员从事经营性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开厂、办店、个人商标、个人专利等）不在本协议所约定的服务范围之内。有利息的民间借贷、自有房产的租售、个人著作权视为非经营性民事活动。

1．甲方向乙方就上述范围内的法律事务提供口头的咨询、解答和意见建议。

2．乙方可以要求甲方提供书面的的咨询、解答和意见建议，但该书面的的咨询、解答和意见建议限于要点式的和提纲性的，而非为详尽的法律意见书。

3．甲方不承担代为起草、书写法律文书、出具详细的法律意见书的义务。

4．就个案而言，应乙方之要求，甲方承担乙方所涉个案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咨询、解答、分析评判、提供建议意见、在该法律事务的签约和履行等关键时刻到现场进行法律文书审查的义务，但不承担陪同考查、谈判磋商的义务。

5．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本协议所约定的甲方服务内容不包括甲方为乙方事务向第三方进行考查核实、调查取证之服务事项。

第四条　服务期限与服务费用

1．双方同意，本家庭法律顾问服务协议有效期为_________年，自_________年 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协议期满后是否续签，可于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由双方协商并书面确认。

2．作为甲方提供本协议所规定之专业服务的报酬，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一年的律师服务费_________元。该费用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现金支付。

第五条　其他事项

如乙方需要甲方提供本协议所约定的服务项目之外的其他法律服务（如仲裁诉讼、陪同考查谈判、调查取证等），乙方应与甲方另行协商并就该单项法律服务签订协议，甲方对此应优先予以办理，如当地对该服务项目有收费规定的，除差旅等实际支出的费用项目外，甲方应按八折给予优惠（如果收费规定允许），如无收费规定，则甲方应参照当地的法律服务市场行情按八折优惠。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

法律意见书4

致张某先生：

太原市祝融万全律师事务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批准、合法设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从事法律服务资格的律师执业机构。现本所应您的要求，指派本所律师就您与太原江阳化工厂有关股东权利与股东利益的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事实依据：

1、《股东权利证明书》；

2、《太原江阳化工厂2年的财务报表》；

3、您提供的本案事实口头情况说明。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法律依据：

1、《公司法》第4条；

2、《公司法》第53条；

3、《公司法》第98条；

4、《公司法》第119条第1款；

5、《公司法》第153条；

6、《公司法》第167条第4款；

三、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根据本法法律意见书第一条、第二条所述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及司法解释，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您所在的太原江阳化工厂于2002年改制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即每名在职职工以工龄换置约4万元左右的原始股份，自2000年以来，公司年报显示连年盈利，却未向职工分红，管理层口头承诺将来公司上市之后全部兑现分红，但据知情人了解，公司盈利有虚报嫌疑，实际情况是公司经营不善，资产缩水严重，濒临破产境地。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意见：

第一，自从2002年公司改制以后您以工龄换置了公司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4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及《公司法》157条第四款：“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因此，自2002年以来在公司年报显示连年盈利的情况下，您有权获得分红。但公司却从未向您分红，这侵犯了你的获得分红的权利。

第二，根据《公司法》98条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疑。”首先，你可以查看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利益分配的规定。其次，你可以要求公司提供近两年来的《公司财务报表》来确定公司目前的盈利是否有虚报嫌疑以及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是否真的是公司经营不善，资产缩水严重，濒临破产境地。

第三、《公司法》119条第1款规定：“本法五十四、第五十五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职权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第54条：监事会具有下列职权⑴检查公司财务；⑵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⑶向股东会会议提出议案。因此，你可以向监事会提建议，要求监事会检查公司财务、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提出有关股东分红的议案。

第四、《公司法》第153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你可以先通过公司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提出议案，由股东对公司分红的议案进行表决，议案不通过的，您可以走诉讼程序，对太原江阳化工厂提起诉讼。

五、声明与承诺

1、本法律意见书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代表本所律师对该内容的者实行、准确性、合法性做出判断或保证。

2、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并依赖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布并生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部门规章等本国的法律、法规、规章出具。本所不能保证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所公布生效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本法律意见书不产生影响。

3、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职、诚信的执业原则，对此，特提示您对本意见持审慎采信态度。

4、本文件仅应您要求，供您参考，切勿外传。

致礼！

太原祝融万全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5

(一)现行规范

民诉法第89条规定，“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与民诉法第138条关于判决书内容的规定相比，缺少了案由、争议事实的理由、认定事实的理由、适用的法律依据、诉讼费用负担等主要方面。现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规范的二审调解书式样为：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案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案件事实、调解协议内容和诉讼费负担、法院确认。与二审判决书式样相比，缺少了一审认定的事实、判决依据及结果、上诉人上诉理由、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二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法律分析(判决依据)等主要方面。

(二)存在的问题

1.公示性不强。相比判决书，调解书的内容大为缩减，特别是对上诉理由、答辩意见、二审法律分析的减少，使二审调解书不能在整体上全面反映案件审理情况，当然也就不可能使社会公众通过调解书了解法院对争议案件的法律态度和价值评判。作为生效的法律文书，调解书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价值判断的公众昭示性，否则，公众透过调解书可获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法价值规范信息太少，案件调解也就仅意味着个案“调结”。[1]

2.柔韧性太大。相比判决书判决结果的“一致性”,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的差异性太过明显，即在法律关系和“审理查明”的事实基本同样的情况下，不同案件的调解协议内容很多时候大相径庭：在具体的责任条款上，从“五五”到“一九”的责任划分没有定式和标准，在协议内容上可以随时超出或限缩诉讼请求的范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协议内容可以脱离诉争的法律关系和事实。不可否认，基于处分权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严格程序下法院的判决内容，但过度的无序和随意，不但会加重法院对调解合法性和自愿性的审查过失风险，而且会大大削弱司法活动的严肃性、预期性和权威性，[2]很容易使关注者产生“误解”。

3.确定性太弱。相比判决书以证据认定为核心建立案件法律事实的确定性，审判实践中，二审调解书“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无论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一致，无论在“实质上”是依据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还是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均未载明对证据的采信情况。因此，二审调解书不但没有在法律意义上固定二审期间的“新证据”(如果有的话),而且连带将一审期间经质证认证的“有效”证据一并“隐藏”[3],从而导致二审调解书只有纯粹的事实，没有支撑的证据(至少在调解书中没有任何体现)。这种事实与证据相脱节、不对称的情形，极易使“客观事实”产生模糊，为日后可能产生纠纷埋下很大隐患。

4.监督性不够。相较二审判决书担负的纠错功能，二审调解书对一审判决存在的任何问题几乎都无能为力。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司法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赋予当事人对其认为有错误的一审裁判提起二审的权利(这一权利实际上也起到了通过当事人诉权监督法官审判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二审法院有义务严格审查监督一审裁判程序和实体的合法性，纠正存在的错误，维护法律适用和执法标准的统一。但是，如果上诉案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被调解结案，从调解书呈现的结果上看，其无法对一审裁判行为进行任何评价：法律适用和程序问题已被完全隐去，事实认定虽然可以相比对，但由于二审调解书中缺失对证据的认证(特别是没有对有无新证据情况进行描述),单纯的事实比对也就没有太大意义和说服力—现有考核机制没有将上诉调解的案件列人错案考核审查范围也说明这一点。[4]

5.事实描述简单化，法律适用形式化。与判决书认定事实“锱铢必较”、法律分析“入木三分”不同，二审调解书对事实的认定比较简单，能省则省，只是“紧扣”调解内容的指向性，在法律适用上也只是极简单地对所引用的法条内容进行重复，没有任何关于调解合法性和自愿性的分析，这不免使人怀疑法院对自愿性审查和合法性确认的依据来自哪里。

二、规范对原则的体现

自愿、合法、事实清楚和分清是非是贯穿整个调解过程的基本原则，也是指导和约束整个调解过程的基本原则。反过来，调解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调解程序启动到调解书的送达)也应体现调解原则的约束和规范，反映对调解原则的适用和遵从。调解书是整个调解活动的集中呈现，其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调解原则的约束，反映调解原则的适用。

(一)对自愿原则的体现

自愿是一种主体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自愿的判断只能通过主体的外在行为(包括语言)进行推定。调解中的自愿也是如此：法院不可能透视当事人内心，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定其具有自愿的意思。既然是一种推定的自愿(而不是一种事实状态),推定的依据和逻辑必须非常慎重。

现行二审调解书内容中无任何关于认定“自愿”的依据和逻辑，其结果主义的实质判断应来自于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或调解笔录中的签字行为。作为纠纷裁判的中间人，法院审判活动的原点是对事实的确认(程序性问题除外),只有在此基础上，法院在实体意义上的真正适法行为才开始。[5]就此推论，笔者认为，在当事人自愿心态确认上，法院的推定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外在的，即当事人的签字行为；二是内在的，即法院对案件事实的确信。这两个条件互不可少：没有外在的签字行为，就没有推定自愿的直接依据；没有内在的事实确信，也无从断定签字行为与自愿之间必然的关联性。不难看出，事实的存在及对事实的确信，才是法院推定当事人自愿心态的根本依据和逻辑支撑。

如上所述，二审调解书认定的事实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有简单化倾向，二是没有对证据的认证，三是缺少当事人上诉答辩内容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态度。简单化倾向从根本上说是态度问题，如果能够引起对事实的足够重视，不难解决。证据认证问题则大不一样：合法有效的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关键，是“永久”固定事实的关键，也是调解书向社会公众“完美展示”的关键。因此，事实与证据的对应关系不能割裂，必须紧密联系。同时，由于二审调解书具有终结性，因此，二审调解书查明事实的依据不但包括当事人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还包括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相关证据，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当包括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在对待证据的态度上，二审法院必须明确，即对证据是否被采信、不予采信的原因和采信后可以证明的事实等情况，二审法院应当从法律效力确认的视域阐明意见，这既是法官的职责，也是审判的义务。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从广义上既包括在庭审陈述中，也可能包括在上诉理由或答辩意见中。对二审法院来说，无论是基于法定程序的认证还是当事人的自认，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都有可能最终影响二审查明的事实，[6]因此，二审法院必须重视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调解书也不例外。虽然开庭、调查或合议笔录中可能存在对证据的质证、认证过程或对上诉理由、答辩意见的关注，[7]但必须通过调解书呈现出来，因为审判活动的结束不是“幕后操作”的结果主义，而是讲究公开透明，注重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体现。

因此，以自愿为前提制作的二审调解书，应当通过证据认证和对上诉理由、答辩意见的适度考核，明确认定和展示案件事实，这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调解书公示性不强、确定性太弱的困境。

(二)对合法性原则的体现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从功能上说，既具有确认行为合法，保障行为人处分权自由的功能，又反过来具有否定违法行为，保障公共利益或不特定第三人利益的功能，同时，还应具有规范程序，保障诉权行使和实现的功能。不同于调解中对自愿的推定，调解的合法性来自于法院的直接(依法)认定，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做出的效力评价。因此，调解的合法性应被赋予更具实质意义的评判标准。

现行二审调解书内容中对合法性的描述仅体现在法院对当事人调解协议内容的确认，但这种确认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表明确认依据，即法院凭什么确认调解协议内容合法有效。调解协议内容是当事人双方合意形成，根据民诉法第13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规定的处分权自由原则，只要调解协议内容符合该条规定，法院应当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但13条的适用至少包括两个要件：一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二是处分自己的权利。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做宽泛理解，即当事人间的处分行为在整个私法规范领域内都必须有效；对“处分自己的权利”,应从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可处分性两方面把握。

在司法实践中，受审判行为被动性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法院在调解单一民事案件过程中，不可能为审查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而主动调取或让当事人提供与其相关的所有私法法律关系，更不可能在实质意义上进行关联性判断，因此，对调解协议内容是否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审查标准应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不能使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陷入无穷无尽的“关系泥潭”中。对“处分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则应采取严格态度，在调解协议中，处分行为的主体、处分的客体、处分的内容都非常明确(也必须明确),因此，无论是对处分行为构成要素的个别审查(主体是否适格，客体是否存在、在公示性上处于何种状态及是否具有可处分性、处分内容是否需要备案或登记等),还是对处分行为的整体审查，都具有相当的可行性。[8]基于此，在审查处分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时，必须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分析逐项确定，就如同在判决书中分析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样，支持或不支持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现行调解书的制作过程中，缺少对调解协议内容合法性的法律分析，这不但在形式上损害了调解书的完整性和公示效果，而且在实质上，由于多数调解书自生效到可执行有时间间隔，使得合法性在这段时间间隔内处于“不确定”状态，很容易影响调解书的法律效力。

综上，调解书中对调解协议处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形式意义上，其应通过更严密的法律分析使合法性原则得以彰显，也使调解书的完整性、公示性和严肃性得以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