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生活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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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生活1

[关键词]孔子；隐逸观

一、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交替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分崩离析，社会动荡、政治混乱、诸侯割据、士族相掠，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孔子横空出世，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就是要构建一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客观来讲，这是天下苍生共同的心里愿望，主观来说，这是孔子个人的政治理想。孔子的这个志向在他和弟子的交谈中表现得很明显：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论语》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和《礼记・礼运》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是一致的，即都希望老人、青年人、少年儿童都能有所依靠，稍有不同的是《礼记》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论语》还注重精神道德层面。但无论如何，孔子所希望的社会是一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都能安居乐业，物质富足、社会安定、诚信友善的理想社会。

二、孔子的生活理想

如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社会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代表春秋时期所有百姓的共同愿望，那么，“暮春浴风咏而归”则是孔子个人的生活理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论语・先进》

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都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子路侧重于军事、冉有侧重于物质财富、公西华侧重于宗庙礼节，这些都是孔子治国理想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他们的志向也就是孔子的志向，不过这是政治理想，不是生活理想，因此，当曾皙说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后，孔子的反应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可见，曾皙所描绘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一生奔波劳碌的孔子，扣动了孔子内心深处的那根弦，这根弦，就是隐逸之弦，这是孔子很少在众人面前提起的。这样的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生活：阳春三月，穿上春天的轻衣，和着五六个成年好友，带着六七个灵巧儿童，到沂水里沐浴，到雩太上吹风，一边唱歌一边回家。这样的生活，与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归去来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的生活内容如出一辙。

三、孔子的隐逸思想

然而，孔子并非像陶渊明那样，“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生活没有着落就出来做官，“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心里憋屈就回去隐居，孔子的“仕”与“隐”是有明确的前提和原则的。

孔子对隐逸的原则，那就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混乱就去隐居。这是孔子对于隐居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人隐居的一贯做法。正如孔子称赞蘧伯玉那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把隐居分为四种情况：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

孔子把这些隐居的人称为“逸民”，他把“逸民”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既不屈降自己的志向，又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情况是“降志辱身”，虽然屈降自己的志向、辱没自己的身份，但自己的言行仍然符合君子的道德规范，柳下惠、少连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情况是“隐居放言”，虽然降志辱身，能够保全自己，但言行有些放纵不合乎礼的规范，虞仲、夷逸就属于这一类；第四种情况是“无可无不可”，孔子把自己归为这一类。什么是“无可无不可”呢？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可见，孔子也承认自己是一个隐者，只是情况和其他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隐者，孔子和其他隐者不同，他有自己的做法。“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如果得到重用就出仕，得不到重用就隐居，因此，才有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之举。

孔子把隐逸分为三个层次。《宪问》篇中孔子把隐逸分为四种，“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第一是避世，“天下无道而隐”，即避开乱世而隐居；第二是避地，“去乱国，适治邦”，即避开乱地而隐居，第三是避色，“礼貌衰而去”，即避开乱色而隐居，第四是避言，“有违言而后去也”，即避开恶言而隐居。在《微子》篇中，孔子又提出“避人”、“避世”的概念：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论语・微子》

这里的“避世”与上文的“辟世”同，而“避人”义则是上文的“辟色”、“辟言”的合义，“色”即“令色”，“言”即“巧言”，所谓“避人”则是避“巧言令色”之人。

综上所述，孔子对隐逸划分的三个层次应为：避世、避地、避人。所谓避世，就是逃避世俗社会，隐居山林，与世隔绝，在《论语》中，伯夷、叔齐就是这一类；所谓避人，就是躲避世俗中的凡夫俗子，归隐田园，做一农夫，在《论语》中，长沮、桀溺、丈人就属于这一类；所谓避地，离开政治混乱的国家，去政治清明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抱负，在《论语》中，打开只有孔子及其弟子而已。

然而，政治清明就做官，政治混乱就隐居，这就非常矛盾了，正是因为国家政治混乱才需要有人激浊扬清，把国家变成清明，如果“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那么“危邦”如何成为“安邦”，“乱邦”如何成为“治邦”，”无道“之天下如何变成”有道“之天下呢？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有了士人的用武之地，因此，尽管孔子对蘧伯玉此类的君子做法表示理解，但更加推崇史鱼：“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

由此可见，无论天下有道与否，孔子都坚持积极出仕的精神。孔子的隐居与出仕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孔子“隐”中有“仕”，“仕”中有“隐”。

四、孔子的的出世精神

孔子是一个知天命且信天命的智者，既然他知道天下现状已无法改变，为何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呢？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为人臣的职责，这一点可以从孔子的学生子路的言语中可以看出：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和苕，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

隐者“丈人”对孔子表现得尤为轻蔑，而子路对孔子的辩解道出了孔子的苦衷，“不仕无义”固然不错，但是，长幼之节不可废，君臣之义不可废，如果只为了明哲保身，而乱君臣之大伦，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尽管孔子已知道“道之不行”，但依然出仕，是为了“行其义也”。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因此，在隐居问题上，孔子也表现得很灵活，一切为了一个“义”，只要符合“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隐居也同样如此。“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二是作为个人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在孔子与学生子贡的对话中表现得很清楚。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温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论语・子罕》

对于孔子来说，自己就好比一块美玉，与其把自己隐藏埋没，还不如“求善贾而沽”找到赏识自己的君主，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之，孔子的隐逸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一脉相承的，孔子式的隐逸，即表现了他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士人的担当精神，而孔子徘徊于隐居与出仕之间，或者说游刃于出仕与隐居之间，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持，也表现了儒家思想的变通，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他一生所遵循的“义”。

参考文献

隐居生活2

关键词：王维思想 儒、佛思想 圆融

历代的研究者，都格外重视佛教思想在王维身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思想在王维诗歌中发挥的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在王维一生中，他扮演的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角色，而佛教思想只是他人生的装扮，在他遇到挫折，才发挥辅助作用。

一、王维实现儒、佛圆融的条件

（一）统治者的提倡

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始终服从与受制于王权。特别是在一个大一统王朝里，统治者的政策往往决定了宗教的发展前景。唐王朝顺应大一统社会的现实需要，加强对民众思想上的控制，对当时活跃在社会上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采取了兼而用之的政策。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使各家迎来发展的良机，它们激烈的论辩，相互攻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借鉴，积极完善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样的社会背景，为王维接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奠定了社会现实基础。

（二）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站住脚跟，必须向中国本土思维作出妥协。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影响而中国化，产生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思想一直成为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就要看它能否与儒学相调和。佛教经过最初的传入阶段后，儒家许多的基本思想被逐渐融入到佛教教义中。中国佛教不仅承认了纲常名教的规章制度是合理的，而且他们不只祈求彼岸世界，也更加关注现实的幸福，并由完全脱离世俗生活转变为在世俗生活中追求涅成圣，从而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得到增强。在三教合一的风潮下，作出妥协的不止是佛教，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积极成果，对自身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安史之乱后，儒家更是借鉴佛教思想，构建新的道德论和心性论等理论。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给了王维贯通儒家、佛教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王维自身境遇的决定作用

一个人是哪种思想，他信奉怎样的信仰，在很多时候，是由个人的遭遇所决定。作为一名传统的士大夫，王维从小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仁义道德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

唐代的考试分进士科与明经科两种，明经科专习儒经，进士科也需要学习儒经。所以“凡有意于‘选官’的士人，无不倾心儒门，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也大抵都受儒学的深刻影响。王维开元九年举进士，走的是一条由进士科入仕的道路，他所受到的儒学影响，总的说来也是比较深的。”

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写到“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从小就接触佛教，家庭里浓厚的佛教氛围对王维最终倾心佛教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他从心底里对佛教有着亲近感，为他信仰佛教创造了条件。

政治生活的起起伏伏，对王维这样在儒家熏陶下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心灵受到严重打击，使他不得不倾心于佛教，试图从佛教身上消解心灵的痛苦，得到心灵的皈依。就像他在诗中写到的那样“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因此王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汲取佛教思想的。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寻找精神的安慰。

王维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他的经历决定了儒家和佛教思想都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思想圆融下王维的行为

（一）宦海沉浮

王维的一生都在官场中辛苦周旋，甚至做出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使他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儒家思想的支撑。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所构建的社会，有着深刻的讲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文化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经完全渗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血液当中。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志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宦海沉浮中，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青史留名。

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明君圣主们励精图治，创造出一个生机盎然的盛唐气象。王维在《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中写道“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进取的士人的肯定和赞扬。王维和其他的读书人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自己能在政治上作出一番成就。他在《不遇咏》中有过这样的感慨，“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人！”，足以表现王维的豪迈气概。王维在献给张九龄的《献始兴公》中写到“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字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表达了他对贤相张九龄的欣赏和自己的建功立业之心。

王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可谓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但他的政治生活并不顺利。据《集异记》记载：“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才刚刚进士及第，走入仕途，不到一年就被贬谪，这对少年成才、心高气盛的王维的打击可想而知。他在《被出济州》记录了他的沮丧和郁闷，“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此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此任上，此后也是做闲散小官。后虽有贤相张九龄的赏识，被提拔为右拾遗。但他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李林甫很快就上台了，他的政治生涯再次受挫。

王维仕途充满坎坷挫折，很不得志的，这必然给他带来深深地痛苦。那身在官场的王维怎样去排解痛苦呢？这时的他需要求助佛教思想。佛教的“空”理不仅教导人们看破红尘，脱离现实，进行隐居。还引导人们安于现状，对现实妥协，从幻想中寻找精神安慰。正如《能禅师碑》说：“离寂非动，乘化用常。”所谓“乘化”指的即是应该顺应变化，安于环境。不管遭受了怎样的、祸害和苦难，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的接受它，淡化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而且不要产生妄念，保持无欲无求，不要为欲望而无谓的抗争。“空”的理论很好的减轻了王维心中的痛苦，无论是仕途不得志，还是生活中的困难，都要去接受并轻视它们，万事莫强求，只有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才可能获得心里的平静。

王维名维，字摩诘，维摩诘思想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维摩诘居士是在世俗中修佛的典型人物，《维摩经・方便品》说他：“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维摩诘居士有着至高无上的社会政治地位，各个阶层都对他崇敬膜拜，同时又取得了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维摩诘居士的存在，使王维不必在入世、出世中二选一，也不用在做官和修行中选择其一，两者可以相融。《维摩经・佛国品》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意谓只要内心觉悟，所居之地即是净土，不必到世间之外去另建净土。

儒家思想和维摩诘居士支撑着王维在官场中战斗下去，佛教的“空”理帮助王维消解心灵上的痛苦，这两种思想在王维身上很好的合二为一了。

（二）隐居

王维的一生共四次隐居，每次都与仕途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次隐居时王维在十七岁时和祖六隐居终南山，并交游长安和洛阳，深受王公贵族的欢迎，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很显然，这次隐居的目的是为他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唐代的科举考试，不仅评阅试卷，还参考举子们平日的诗文和声誉。为了仕途上的顺利，年轻的王维开启了他的第一次隐居。王维授官后不久即被贬，抱负得不到施展的王维选择隐居淇上。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成为宰相，王维立即表达了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想法，随即隐居嵩山。如果说王维的第二次隐居是因为仕途受挫，那他的这次隐居则是为出仕做准备。嵩山临近东都，可以密切关注朝堂变化，以待良好的时机重新出山。王维的最后一次隐居是在终南山，他隐居的原因在他的《谒璇上人》曾提到，“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空性无羁殃。”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王维的心灰意冷，雄心不在。然而王维隐居终南山一年左右，又进入朝堂任职。

通过王维的隐居经历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王维总是在仕途遇到波折是隐居，仕途顺利的时候不会隐居（参见王维晚年）。每次隐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一遇到机会，他又会回到朝堂。由此可见，王维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佛教思想则是他在受到打击，承受痛苦时的止痛药，在仕途顺遂的时候则是不需要的。

（三）晚年奉佛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入蜀，王维没来得及离开长安，被叛军抓获。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天宝末，为给事中，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即菩提寺），迫以伪署。”

肃宗返回长安后，凡受安禄山伪官者，按照犯错大小，分为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应被贬斥。但由于肃宗读过他的《凝碧池》，又有立功的弟弟王缙请求以己官为兄赎罪，肃宗宽宥了他，为他罪行减等，贬为太子中允。王维得到了皇帝的宽大处理，自此他对肃宗感恩戴德。这也成为王维行为的转折点。自乾元元年春，王维被宥罪复官后，再也没有归隐，并热衷于“修功德”活动。在这一时期，王维大范围的施寺饭僧、焚香诵经等“修功德”活动。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佛教认为修功德可以得到佛祖的福佑，王维想要福佑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天子。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说：“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士人，精勤禅诵，斋戒主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在这里，王维把佛教信仰和对君王的忠诚有机的集合了。

王维自从被宽宥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有太子中允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再到尚书右丞，可谓是步步高升，官运亨通。在这一阶段，他再也没有提到想要隐居了，并对隐居的态度有了变化。他晚年作《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中云：“人外遗世虑，空端结遐心。曾是巢许浅，始知尧舜深。”他否定了隐居的巢父、许由，而对尧舜极其的赞赏。他在《与魏居士书》中对陶渊明的行为给予否定，并劝魏居士做官。王维仕途发生变化，使他对隐居的态度也随之变化。我们从王维的生活轨迹可以看出，他更看重的是做官，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他的思维中占主导地位。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认为王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佛家思想为辅助的思维体系，两者相互圆融。

参考文献：

[1]李霞。圆融之思――儒道佛及其关系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陈铁民。王维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王维。王右丞集笺注・请施主为寺表[M]（卷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叹白发[M]（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维摩经（第14卷）.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

[7]刘d等撰。旧唐书・王维传[M]（列传140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

隐居生活3

陶渊明既有“幽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他的人生态度可说是非常复杂的，从一开始的时隐时仕到以后的躬耕归隐再到桃源时期，他思想的轨迹不是单纯的，而是曲折无序，是经过了众多转变的。

陶渊明的思想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政从文双重志愿确立时期（即从出生到29岁）。他有这样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晋武帝太元八年，苻坚发动了九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晋军，而在淝水两军进行战时，东晋在宰相谢安的领导下打了个大胜仗，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这给青年时期的陶渊明对社会的期望无疑打了一剂强心针，觉得报国有望，所以这一时期他有从政的决心。他在《杂诗》中曾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中表示“少时壮且兮，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摔至幽州。”从这些诗中可看出，陶渊明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慷慨激昂的诗人。另一方面，东晋文人崇尚隐逸之风。“……更主要的，经过了三国两晋，到范蔚宗的时代，希企和崇拜隐逸的风气，已经很普遍很坚固地树立在士大夫和文人们的一般心理上了。这只要看看魏晋人的诗文，和考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就知道他们是多么地希企这样一种人格，但他们自己却仍然在从仕。”从以上文字可看出，当时的文人崇尚隐逸已蔚然成风了。而隐逸之人一般靠什么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呢？那只有靠写诗文。陶渊明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隐的大环境中作为一个文人自然也不能免去隐逸之心，所以他在树立从政志愿的同时又有从文的心。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陶渊明的家庭环境，陶渊明是陶侃的后代，且陶家世代入仕。陶侃做过大司马，祖父茂，父亲逸都做过太守，而外祖父孟嘉则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渊明生在这样的仕宦之家，他能没有为光宗耀祖而入仕的决心吗？但是，陶渊明又不是一个贪慕虚荣和富贵利禄的人。他在《命子》诗中颂扬他的曾祖说：“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又说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他曾替外祖父作传说：“行不苛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敌。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从这些可知他的祖先亲戚，不少是胸怀广阔，品德高尚的人。从他对祖先的评价中，可看出这些祖先对陶渊明的影响之深，使陶渊明在入仕与隐逸的矛盾中的彷徨。

第三，陶渊明年轻时所受教育也是两种矛盾思想。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是老庄玄谈思想。西汉以后，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文人所读书都是儒家典籍，思想上自然受儒家文化影响，他自己也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而儒家思想则要求人积极入仕，大济苍生。所以青年时期的陶渊明难免会有入仕从政的远大抱负。但是，老庄玄谈之风在当时的东晋又极为流行，而老庄思想则要求人过清静逍遥，自由旷达的生活。两种思想在青年陶渊明的脑中交战，他既想过清静旷达的生活，又想入仕从政。

这一切原因使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树立了从政从文的双重志愿。

我们再来看一下陶渊明归隐的性质。当时人们对“隐逸”的理解和运用，是十分混乱，甚至几近于滥的。大而言之，只要在野不仕，就可称为“隐”。有一种人把“隐”作为以后仕进的途径，即唐以后所称的“终南捷径”，他们先隐居山林，屈居委巷，等到时机一到，有人引荐，即作为仕进的途径或资本，这是一种假隐。其他的隐者有“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大隐即朝隐，小隐即山林之隐藏。最早的“朝隐”者是汉代的东方朔，他认为身居朝廷也能“避世全身”，是“隐”中的高者，自此以后就认为朝市之隐比山林之隐更高一筹。陶渊明的“隐”基本属于山林之隐，但又完全不同于山林之隐。山林之隐者完全沉湎于山林之中，不问世事。而陶渊明则不同，他虽身居山林之中，却仍关心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心隐”，不是“形隐”（身体处于山林之中）。陶渊明的这种归田之隐，实质上是陶渊明冲破世俗社会的精神枷锁和物质枷锁，追求内心调和和个性解放的“心隐”。\\所以陶渊明在官场碰钉后彻底地归田从文了，这种一种真正的心灵之隐。

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之后，就彻底地安居田园，躬耕作诗。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归隐初期和桃源时期。

归隐初期的陶渊明刚刚从污浊的官场下来，把田园生活幻想得十分美好，觉得田园生活闲适，平和而具有诗情画意。他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就赞美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最后两句恰到好处地写出了陶渊明刚回归田园的心态。在诗人眼中，闲居的田园生活十分清静逍遥自由旷达，在诗人的笔下，农村生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一片祥和升平之气，诗人愿做一个贫穷而快乐的农人。

在这一时期，诗人不仅歌颂了田园生活，而且对自己前期思想和仕宦生活作了深刻反省。作者归田后渐渐领悟到田园生活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他想过客观存安宁的田园生活的梦想很快乐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