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之于西北（精编5篇）

【前言导读】这篇优秀范文“南之于西北（精编5篇）”由阿拉题库网友为您精心整理分享，供您学习参考之用，希望这篇资料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吧！

南之于西北1

1、庆阳县，位于甘肃省东部，马莲河中上游，东邻合水，西濒蒲河与镇原县相望，南和西峰区毗邻，北与环县、华池接壤。

2、华池县，位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市东北部，东北与陕西省的志丹、吴起、定边接壤，西南与本市环县、庆城、合水为邻。

3、环县，位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市西北部，东临甘肃华池县、陕西定边县，南接甘肃庆城、镇原县，西连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和同心县，北靠宁夏盐池县，自古以来就是北疆与关中地区货物流通、商贾往来的咽喉，是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最早的繁衍生息地之一，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

4、合水县，位于甘肃省东部，东邻陕西省富县，西与西峰区、庆城县相连，南与宁县接壤，北靠华池县及陕西省志丹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著名的黄河象故里，古石刻之乡，有“天然水库”、“北地江南”之称。

5、正宁县，地处陕甘交界，东依子午岭，西临泾河水，南通三秦大地，北往塞上江南。该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生息的摇篮，是周先祖公刘教民稼穑之地，也是陕甘宁革命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6、镇原县，位于甘肃东北部，庆阳西南，东临革命圣地延安，南眺六朝古都西安，西望省会兰州，北界塞上明珠银川，是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扶贫困县和六盘山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是陇东主要粮油和瓜菜生产基地之一，素有“陇东粮仓”、“中国杏乡”的美誉。

南之于西北2

1.山东 战国、秦、汉时，指华山（也称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非今之山东省，因我国的行省制度到元朝才有。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

2.山西 指华山（也称崤山）以西的地区，非今之山西省，明代山西才成为政区名。如：“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之秦，而不免于灭亡。”（苏辙《六国论》）

3.山左、山右、山前、山后 分别指太行山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中国古代地图坐北朝南，正好与现在的地图相反，标示方位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因山西省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于太行山的右方，故也将山西称为山右。如：“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今安徽)，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淛《五杂俎》）

4.山阳、山阴 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如：“泰山之阳为鲁，其阴则齐。”（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二、部分带“河”字的地理位置词

1.河北、河南 分别指黄河以北、以南的广大地区，不是现在的河北省、河南省。如：“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2.河东、河西 泛指黄河以东、以西的区域。唐代以后，河东泛指山西。如：“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顾炎武《日知录》）春秋战国时，河西泛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约在陕西省的韩城、合阳、大荔一带。汉、唐时多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区。

3.河内、河外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以北为河内，黄河以南为河外。如：“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寡人之于国也》）

4.河阳、河阴 在晋代，黄河北岸之地叫河阳，南岸之地叫河阴，皆泛指。如：“君居淄右，妾家河阳。”（江淹《别赋》）“与鼓子田于河阴，使夙沙厘相之。”（《国语·晋语》）

三、部分带“江”字的地理位置词

1.江东（江左）　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为西南东北流向，故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古人在地理位置上以东为左、西为右，故江东又称江左。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2.江表　古指长江以南地区。如：“江表英豪，咸归附之。”（《赤壁之战》）

四、部分带“海”字的地理位置词

南之于西北3

吕姓氏族是一个古老的族群，距今已有四千年左右。它的起源主要有姜姓、姬姓，是名副其实的炎黄子孙，而且是一个多源流、多民族融合的姓氏群体。

吕姓有三个源头：一是源于姜姓，炎帝后裔；二是出自姬姓，黄帝后裔；三是出自外姓和外族的改姓。吕姓还出现过四个侯国：一是帝舜赐封伯夷的在今陕西境内的侯爵吕国；二是大禹封伯夷在南阳建吕国；三是从南阳分出的一支东迁至今新蔡县西南建立的东吕国；四是东吕被宋国所灭后，传有一支东迁至彭城（今徐州铜山区伊庄镇吕梁村），亦称古吕国。其国人后裔都尊奉姜姓吕氏为祖先。

除上述源头外，有少数民族或他姓改姓者。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改姓为吕氏。据《魏书·官氏志》《通志·氏族略》等记载，原鲜卑族拓跋部中有叱吕氏、叱丘氏、列比邱氏、副吕氏（富吕氏）等，在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时，均改为吕氏，后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是为洛伊吕氏。

元朝时期蒙古将领玉昔贴木儿，元世祖忽必烈赐名曰“吕鲁”。在其后裔中，有以先祖之赐名为姓氏者，晚清时多冠汉姓为吕氏、罗氏。

另外，在今黎族、仫佬族、土族、蒙古族、土家族、满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吕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吕氏者的后裔。

吕姓的分布和迁徙

吕姓播迁频繁，分布比较广泛。南阳吕国灭亡后，部分遗民迁至湖北蕲春。新蔡吕国亡国后，遗民主要分布于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苏北部。齐国吕氏在康公失国前已散居韩、魏、齐、鲁之间（今河南、山东境内）。齐康公7世孙吕礼，于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自齐奔秦，任柱国、少宰，封北平侯，其子孙主要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发展繁衍。两汉时期，吕氏还分布于今河北、山西、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东汉末年，西阳（今河南南光山）人吕范避乱移居寿春（今安徽寿县），汝南富破（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吕蒙移居今江苏。三国时，蜀汉有吕不韦、吕凯；魏有吕虔，为任城（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其后裔徙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西南）。南北朝时，今浙江、江苏的不少地方均有吕姓居民。唐代，吕氏的族望主要有东平（今属山东）、京兆（今陕西西安）、冯翊（今陕西大荔）、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等。北宋初，吕姓有一支迁居福建，分布于泉、漳二州，后有部分移居广东、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明代，吕姓作为山西洪洞移民之一，被分迁于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北京、天津、安徽等省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总兵等官，有吕阿四、吕阿南兄弟自大陆移居台北。此后闽、粤吕氏有多支移居台湾。如今，吕姓分布相当广泛，尤以河南、山东两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吕姓人口的31%。吕姓在台湾系第29大姓。为了进一步求发展，吕氏又有一些人远徙海外，开拓新的事业，现主要分布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文莱、越南、美国、南非、加拿大等国家，在异域他乡扎下了根。

1、历史上吕姓人口分布

先秦时期，吕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河南、湖北、安徽、山东、陕西、甘肃地区。秦汉时，吕姓分布在北方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三国和南北朝时，吕姓已经在江浙赣地区繁衍，同时西南的云南和南部的广东也出现了吕姓的足迹。唐朝时两次南下移民，吕姓进入福建地区，随后在清初进入台湾地区。

宋朝时期，吕姓大约有9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为宋朝第14大姓，它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江西、安徽，这四省吕姓大约占吕姓总人口的56%；其次分布于陕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北，这五省的吕姓又集中占吕姓总人口的32%。山东为吕姓第一大省，居住了吕姓总人口的16%。当时全国形成了鲁豫、赣皖两大吕姓人口聚集中心。

明朝时期，吕姓大约有55万人，主要分布于浙江、河南、甘肃，其次分布于山东、江苏、山西、陕西。全国的吕姓人口从北向南迁移，形成了浙苏、陇秦两大集聚中心。

2、当代吕姓的人口分布

南之于西北4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材，丝绸之路，分途地

汉代西北丝绸之路插图（见图1，以下简称插图），人教版初、高中历史教材皆曾选用[1][2]，以图示的方式诠解汉代中外交通的要隘与线路，2002年全国文综卷、2010年四川文综卷以本图为蓝本命制高考试题，显见插图在中学历史知识点考查之重要性，图中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途地（阳关、玉门关）与南道支线分途地（于阗）与汉代史实难合，现借助前哲研究成果予以简要辩正。

一、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分路地当起自鄯善，并非敦煌玉门、阳关

西北丝绸之路按地域可划分三段：东段（长安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西段（葱岭以西）。《汉书》首次将丝绸之路中段、西段路线明录史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南道从鄯善傍南山（今昆仑山）北、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莎车（今莎车地区），西逾葱岭可至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安息（今伊朗高原）。北道从车师前王庭（即交河城，今吐鲁番地区）随北山（今天山）、波河（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地区），西越葱岭可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奄蔡（今咸海之北）[3]。插图之中中转地与路线参据班固之记而编绘。《汉书》之中中段路线南北道分自玉门、阳关之说颇受诸多学者质疑，王国维、王育民二先生依助《史记》《汉书》行军线路与出土简牍驳斥班固之说[4][5]，认为鄯善当为南北道分途地，即自阳关（或玉门关）始发，抵至鄯善分成两路，自鄯善向西北循塔里木河至疏勒为北道，向西南沿塔里木河至莎车为南道，今撮其要旨条陈如下。

1.玉门地区出土廪给过往食客之事汉简，简文之中记录供给车师、莎车使者粟粮数量，车师位于丝绸之路北道，莎车位居丝绸之路南道，南北道使者皆可从玉门关而出入西域，故插图以玉门、阳关而分丝绸之路南北道明显讹误。

2.鄯善地处罗布泊附近，地当丝绸之路南北道之要冲，汉武帝数次遣发使者出使西域，鄯善须提供过往汉使宿食，以致耗费大量国力、人力，汉廷又多次与匈奴争夺鄯善控制权，鄯善不得已乃将两王子分送汉与匈奴为质，足见鄯善沟通东西交通之重要地位；汉武帝之时李广利西伐大宛，循北道进发，获胜之后由南道东归，去往途中均路经楼兰（即更名之前鄯善，今罗布泊西北）之地，故鄯善必为南北两道分途地。

3.汉魏之时塔里木河下游注入孔雀河而东流罗布泊，可由鄯善溯孔雀河西北行至渠犁（今尉犁地区），复沿塔里木河西行抵疏勒，此为汉代自敦煌郡入北道之捷径；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孔雀河北岸向西北延伸至渠犁，分布着连接成线的汉代烽燧遗迹，亦可旁证鄯善至渠犁之间道路当为汉使去往北道诸国的官道。

4.终两汉之世，自敦煌直达车师前王庭道路尚未开通，即使将车师前王庭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中转站，从鄯善北上越过库鲁克塔格山，复沿觉罗塔格山南缘西行，再绕至博斯腾湖北焉耆以至渠犁，如此迂绕回旋，何如从鄯善西北顺孔雀河直达渠犁。

二王之论证是以玉门出土汉简否认玉门、阳关为汉代丝绸之路南北道分途地，又以鄯善地理位置、汉代行军择道及考古遗址肯定鄯善为南北道分路地，运用史料充分，推证过程严谨。况《汉书・西域传》之中又载北道西域都护治地乌垒城至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3]，乌垒距阳关距离表明由阳关可达北道，上述之论可供历史教材再版之时参考。

二、丝绸之路中段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并非于阗

插图之中丝绸之路南道支线自于阗（今于阗附近）分出，往西南去往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区，本支线在《汉书》《后汉书》之中确曾载及，然从于阗以达印度河流域之说，两汉书并无一言述及，所言分途地乃于阗之西、莎车之东的皮山（今皮山附近）。

1.《汉书》云：皮山南与天笃（今印度河流域）接，当宾、乌戈山离道，皮山西南至乌国一千三百四十里，乌国至宾国二千二百五十里[3]。

乌国即今克什米尔洪扎河流域罕萨地区[6]，宾国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7]，二国均居印度河上游，由皮山至乌、乌至宾距离，可知汉代由皮山可达印度河上游的乌与宾；西汉成帝之时，言官杜钦曾对权臣王凤言：宾国与汉绝远，自皮山之南行，须历经不属汉的四、国及县度（即悬度）方能抵达宾，道路维艰且盗贼横行，汉使自长安送还宾使者至皮山即可[3]。汉使自长安循南道东来送还宾使者，途中必经于阗而才能到达皮山（按：皮山位于于阗之西），可见汉代南下印度河流域国家路线分途地并非起自于阗。

2.《后汉书》曰：自皮山西南经乌，涉悬度，历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8]。

悬度即《汉书》所言“县度”，均系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汉译[9]，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达丽尔与吉尔吉特之间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10]，乌戈山离即今阿富汗西南地区，《后汉书》路线与上文杜钦所言皮山至宾国路线相合，大致行走路线即自今皮山县西行至叶城县，复沿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至叶尔羌河上游（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往西直行至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再南下沿印度河支流至宾国，西行后至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复由阿富汗南部洛拉河、赫尔曼河至乌戈山离[11]。《后汉书》之中皮山至印度河流域乌、宾路线如此明晰而又与实地相符，自皮山确可至印度河流域。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诸多僧徒西去天竺求取佛经、朝拜佛陀，法显、智猛即自佛教盛地于阗而入葱岭（即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至印度河、恒河流域，可见两汉之后于阗方取代皮山成为南入印度河流域隘口，插图乃描述汉代丝绸之路路线，以于阗为南道支线分途地不甚恰妥。

三、汉代典型中外交通线路与插图路线之印证

汉代中外交通典型事件，首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与东汉甘英出访大秦。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诏联络大月氏以抗击匈奴，初出陇西（今甘肃地区）即为匈奴截扣，还押漠北匈奴单于庭，后藉匈奴监管松懈之机逃奔至大宛，越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抵达阿姆河河畔的大月氏、大夏[12]，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大月氏路线相合；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奉敕联结乌孙（今纳伦河上游、伊塞克湖东南）以断匈奴右臂，至乌孙后往西北、西南、东南三个方向遣派副使，西北方向前往康居，西南方向去往大宛、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岸）、大夏（今阿姆河南岸）、安息、身毒（今印度河流域），东南方向径往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今新疆策勒县地区），与插图之中大宛至康居、大宛至安息路线相对应。

甘英出访大秦路线，东晋袁宏《后汉纪》略有载及：甘英逾悬度、乌戈山离抵条支，自条支东北通乌戈山离，可百余日行[13]。范晔《后汉书》亦记：（甘英历）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8]。沙度亦即《汉书》之中悬度，可知甘英去往大秦路线选取丝绸之路南道，其西使路线途经地当为：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结合上引《汉书》之言（皮山当乌戈山离道），甘英大秦路线可进一步完善：皮山―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载有自皮山去往安息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涉悬度，历宾，六十余日行至乌戈山离国（按：前文已引），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8]。此当为甘英西使完整路线，根据如下：《后汉书・西域传》序言言明《西域传》全文节自东汉安帝末年班勇所记，按班勇出生之初即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只生未曾踏足葱岭之西，而范书《西域传》载及诸国地域范围则横跨葱岭之东西，故诸多学者认同范晔葱岭之西相关史实应是班超时代的内容；加之前揭甘英出使路线、时间与范晔所记如此吻合（按：《后汉纪》谓条支东北至乌戈山离百余日之行，可视作袁宏据乌戈山离西南马行百余日抵条支之逆推，可证《后汉纪》、《后汉书》乌戈山离至条支行程时间相同），故可推测甘英自安息而归，将行军路线汇报都护班超，班勇将之纳归己书[11]。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中段路线分途地当为鄯善，南道支线分途地当起于皮山（见图2），除插图所示自大宛可直抵安息路线之外，自皮山西南行，越过葱岭抵印度河流域，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东北部、阿富汗西南、伊朗高原亦可抵达安息。另，汉代丝绸之路则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丝绸之路则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广义丝绸之路则包括塞北草原丝绸之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插图以“丝绸之路”命名过于宽泛，建议改为“西北丝绸之路”，或教师在讲授之时别为详解丝绸之路双重含义。

参考文献

[1]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2]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古代史：高三全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 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王国维。观堂集林：敦煌汉简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王育民。汉魏丝绸之路南北道分路考。学术月刊，1987（7）.

[6]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7]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9] 陆水林。新疆经喀喇昆仑山口至列城道初探。中国藏学。2011（S1）.

[1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1] 颜世明，高健。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南之于西北5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赶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陈、北宋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所谓洛阳的，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