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字]写给上帝的一封信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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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上帝的信【第一篇】

在众多文学喜好者中，有的学者认为摘要：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差不多就是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和参和。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和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和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他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和参和，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假如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的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作者们关注的是，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二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在1859年马克思给了拉萨尔一封信，信中谈到了拉萨尔写的历史题材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创作的得失。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于济金根贵族们隐藏着的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描写得太多，“占去了全部注重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非凡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非凡他要求历史剧“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尤其精辟。如何来理解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那样，汉代的古装的人们说者现代的白话，加上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现出“最现代的思想”呢？当然不是。让古人嘴里布满了如今才流行的话语，这是作家或编导无能的表现。让古人做现代的事情，讲现代的革命道理，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现代人说教，把一切现代的都强加到古人身上，这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要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肯定不是指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种种做法。

现在可能会有人问，历史上是不是有开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伟大的人物？假如有的话，他们对社会发展新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是否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些新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马克思说摘要：“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假如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机遇。现实也总是给现实的人提供机遇。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新问题，如在汉代，北方的匈奴不断如侵，杀虏边民，成为社会不安宁因素，汉高祖没有解决这个新问题，所谓的“文景之治”也没有解决这个新问题，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和无数士兵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乱，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一大功绩。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肯定和颂扬了打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是大体不错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势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新问题的解决获得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赞颂，也过分“拔高”，非凡在开篇的歌词中竟然唱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暖和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

如此夸张，对封建帝王的汉武帝是合适的吗？非凡是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炼仙丹，喜方士，那种吹嘘谄媚之词，是汉武帝能够承受得起吗？汉武帝的伟大，仍然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伟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没有改变，过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离马克思所说的“最现代的思想”很远很远。这种过分夸大帝王功能的描写是一种帝王崇拜，和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时间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结语

写给上帝的信【第二篇】

于右任：

不可小处随便

元老于右任先生精于书法，尤善草书，求他的字的人很多。

有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他写字，饭后拿来纸笔，于右任在酩酊大醉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

第二天，那人拿出这行字请教于右任，于右任知道自己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似有所得，于是叫人取来剪刀，将一行字剪成几块，重新拼排，说：“你看，这不是一句很好的座右铭吗？”

那人一看，禁不住大笑，再三拜谢。6个字重新安排，原来是：“不可小处随便。”

胡适：

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赫伯特・斯宾塞：

独身者的伟大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由于种种原因，埋头于自己酷爱的哲学事业而终身未娶。

有一天，一位大学时代的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大哲学家先生，难道您就不为您的独身主义选择而后悔吗？”

赫伯特・斯宾塞随口答道：“我常常这样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漂亮的姑娘因没有嫁给我而获得了幸福，我是多么伟大啊，因此我感到很快活！”

鲁迅：

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

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 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丘吉尔：

绝对的坦诚

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到美国寻求援助。罗斯福总统对他盛情款待。这天，他正叼着雪茄泡在白宫的大浴缸里，罗斯福突然来访，正好看到丘吉尔地走出浴室。罗斯福顿时十分尴尬。

倒是丘吉尔急中生智，幽默地说：“罗斯福先生，您瞧，我这个大英帝国的首相，对您是多么的坦诚啊！”

伏尔泰：

我在九泉之下望眼欲穿

伏尔泰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仰慕之情。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意。从那以后，每隔10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罗丹：

伪造邮票

巴黎广告公司招聘美术设计师，要求应聘者寄上3件得意的近作：1幅素描、1幅写生和1幅图案设计。

几天后，公司收到大雕塑家罗丹的应聘书，但里面只有1幅素描和1幅写生。怎么会缺一幅图案呢？大家纳闷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发现信封里面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图案设计是信封上的伪造邮票。”

拉封丹：

谁吃了我马铃薯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每天早晨习惯食用一个马铃薯。

有一天，他把一个太烫的马铃薯放在饭厅的壁炉上凉一凉，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里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我的上帝！砒霜……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这是我略施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大仲马：

最遗憾的事发生了

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亨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人誓不两立，并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

同他俩坚定地各执己见一样，他俩的枪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己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了。

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另一房间里，随手关上了门。

在场的同伴们在焦虑中等待着那一枪响，等了好一会儿，枪声响了。

对手和同伴向房间跑去。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来人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歌德：

恰恰相反

有一天，德国著名的大诗人歌德在公园的小径上散步时，正巧遇见了一位曾经发生过矛盾的批评家。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道！”批评家挑衅地说。

“我恰恰相反！”歌德说着退到了路边。

罗伯特・科赫：

同等对待

德国著名医生罗伯特・科赫除医术高明外，为人善良正直，医德倍受赞扬。

写给上帝的信【第三篇】

关键词：《路得记》改写，叙事文体学，圣经话语，基督教，单一主神教

《路得记》的改写版本源自《圣经史话--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一书。本文在叙事文体学的框架下，全面地体察《路得记》及其改写之间的得与失。按照勒菲弗尔的主张，对原作的改写无论是采用翻译、文学史、参考丛书、文集、批评或再版，“改写者改变，操纵笔下的原作，某种程度上，使其迎合所处时代主流或者其中一股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思潮”(勒菲弗尔1992:8)。本文将细致地研究改写版《路得记》的变异特征，包括被扭曲的圣经话语和突显的意识形态意图，从而可预见到迎合儿童的口味，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和神学的共鸣与反响。与此同时，改写中的丢失也不容忽视。

1.圣经《路得记》叙事上的文体分析

《路》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这属于外部聚焦，维持隐含作者与角色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方便在虚构现实中描述行动和事件。另外，因为隐含作者掌握着文本世界所有的信息和知识，该聚焦结构是全知全能，文本聚焦因此趋向于客观，冷淡、不可一世以及更为可信。

在人物塑造方面，人物形象的二元对立是圣经叙事的特色，福斯特的人物类型观很好地阐明这种结构对照：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前者是二维的，不复杂，在作品展开中变化不大；圆形人物则是性格复杂多变，会给读者带来惊喜（福斯特，2009）。路得出身异邦，丧夫，她与婆婆在糟糕的环境下相依为命。她请缨到陌生田地上捡拾余留的麦穗，解决温饱。这个举动显示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女性的勇气。除了服从婆婆对婚姻的每个指示，她在晚上给波阿斯提亲时礼数周到、自爱自律。相反，拿俄米的儿媳俄珥巴被劝诫离开了婆婆，是受责备的。

话语表达的主要模式是对话。有两处直接引语属于文体变异，因为原本可以处理为间接引语。一处是“她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 (路 2:7)；另一处为“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 (路 2:21)。直接引语能证实路得与波阿斯的说话内容，因为惟有得到波阿斯的允许和慷慨解囊，路得的请愿才能生效，一家才不会饿死。

故事开头的社会风气、地理位置和时间顺序等无一例外都是轻描淡写。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路 1:1)；“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路1:6)”；“于是她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路 1:7)；“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路 1:19) 。缺乏对细节的实质性的描写，读者充满困惑。近乎去前景化，过分不完全叙述的叙事构成了故事背景。

德国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在其大作《模仿论》中试图探索圣经故事的文体特征。他主张圣经故事并不为取悦读者感官，而是通过指定经书的编纂和汇编，建立自身专横独断的现实和历史观。由此一来，圣经剥夺了叙事的精妙细节，人物或者语言的修饰润色，时间环境的说明以及背景知识的补充。他辩论道：

圣经对真实的声称不仅仅要比荷马史诗更紧迫，而且是专横的；它排除了所有其他主张。经文中的世界不以标榜历史真实性为满——它强调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必然服务独裁统治。其他场景，议题和法令没有权利独立于它。圣经并非愉悦我们的口味，他们不奉承，讨好和迷惑我们——他们力图奴役我们，假如我们拒绝被奴役，我们就是叛徒。（奥尔巴赫 1974， 14-15；作者自译）

他论述道，驱动圣经文体的核心原因是圣经背后的教条和应允，即让异教徒改信基督教或者建立上帝教诲终极崇高性的野心。所以这些简洁、过于简单、美学性缺乏的故事要求读者做大量阐释。圣经叙事的绝对权威在于征服我们的生活，将其纳入圣经世界，并将我们的存在化作宇宙历史结构中的元素。但是我们的历史环境越来越远离经书，圣经话语的改编难免须通过解释性变形。

2. 改写的《路得记》，文体变异的各个方面

与原作相比，改写过的《路》突破了圣经话语的许多叙事规范。与其同时，各维度的文体变异使得再创作的文本完成“小说化”，也更具试验性。

首先，儿童版《路》追求的是“丰满化”的历史现实，增添内容符合时代特征和原作精神。以往乏味的叙事被肉体化，展现了人物人性和弱点。引入现代叙事技巧，比如思想表达、感情流露以及人物形象化等，实现了小说艺术化，儿童读者因此更愿意和容易与故事产生共鸣，同时也能轻而易举地分别善恶。这种被润色的、动态的、图像化的儿童体裁打破了原有圣经叙事的特征：“某些部分被突显，其余则显得晦涩，唐突、暗示着意想不到的‘背景’性质的影响” (奥尔巴赫， 1974， 23)。

其次，使用第二人称，提供了隐含读者与角色之间的交流空间。由于全文的视角是第三人称，因此这种变异非常怪异，更不用说在重写中人物不具备与隐含读者反驳的权利。例如，隐含读者与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单方面的互动构成了一种超现实主义般的历史感。问题不断地抛向作为接话人的“你”，这仿似营造了永恒进行中的审判现场：以利米勒逃避上帝惩罚，上帝对他有罪的举证和抨击不断地在第二人称的话语模式中被再现。与干瘪的母体相比，改写版本更有生气。

第二人称的入侵也暴露了隐含读者的显现。隐含作者的干预无处不在，排除了多种解读以及弹性意义的可能。圣经并没有解释路得为何对拿俄米“依依不舍”，基于文内对话，我们可以推断她的奉献源自对亡夫的忠贞不渝和对婆婆关爱孝敬。

但在改写中，她含糊的动机只允许一种解读，即拿俄米帮助路得皈依为基督教教徒。“上帝赐给了拿俄米一颗新心，她爱上帝，愿意与媳妇分享上帝的恩典。她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行的神迹奇事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一一讲给媳妇听。” (冯罗敦希尔， 2005) 这行动促成了路得沉思，继而决定 “她决定不再拜摩押的偶像，她发现他们不过是假神，她的心向往以色列人的上帝。”

诗学形态有两种部件：“其一是形式库，包括文学手段、题材、母题、原型人物和情境以及象征；其二是文学充当什么角色的概念，或者说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文学应担当什么角色” (勒菲弗尔1992:26)。考虑到适应儿童的需求，在选择主题以实现原文影响的点上，前后两个诗学要求却发生了分歧。显而易见的是，在重写中，抛弃摩押偶像而拥护以色列上帝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取向会在儿童心中得到强化。小孩子们则会被说服“到了以色列地，就是不能结婚，没有将来可言，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她有地方住，可以一生一世敬拜真神，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上， 2005)

在阐释圣经传奇时，选用儿童文学的题材，让原作改头换面，不但引发了绝对一元解读的局限，而且需要填补儿童圣经文学的社会效用缺口。

3.上帝话语中单一主神教的突显，契约与应允

鉴于驱动圣经叙事的根本动力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神学原理与人类的功利追求是如何牵涉一起的。

首先，圣经语言充满了强烈的神圣意蕴和明显的精神指引，即神谕。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上帝的评判成为了推动一切向前发展的驱动力（刘，2006）。此外，重中之重是一个信条：相信唯一的真神。与路得相比，俄珥巴回到自己的民族、土地和摩押偶像。在儿童故事里面，注释成为了补充信息，读者了解到降临以色列人的惩罚来源于他们错误的偶像崇拜。因此，单一主神教，即信仰单一至高无上的神明，尽管并不一定排斥对其他次要神明的存在，应该是对当时正义信仰更准确的概括。摩押与以色列宗教之间的强烈对比将以色列上帝独一无二的神性前景化了。

更进一步来说，上帝“以神迹显灵”与永恒的“重返伊甸园”的母题交织一起，编纂《路得记》的意图昭然若揭：“因信称义” (鄢， 2007)。路得牺牲自我，保护拿俄米，成功地赢回了上帝的眷恋。家里男性先后离世，经济赤贫，拿俄米被迫回到应许之乡。过去的厄运是上帝愤怒、警告、定罪的前兆，但路得皈依基督教后，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爱、婚姻以及后代。这些福气都归因于她对婆婆的奉献和对信仰的虔诚。同样地，拿俄米也重新取得了上帝的恩宠。这两个人物通过决定相信和赞颂哪一个上帝从而获得新生。路得的圆满结局强化了基督教的神学真理：进入上帝王国并成为其中一员的途径是信守真正的信仰，这与国籍、种族、性别和血缘无关。

《路得记》中事件的取舍无与儿童的宗教教育和接受能力息息相关。意义最重大的删节行为是以片言只字一笔带过第三、四章：“小朋友，下面我得长话短说了，故事的发展有些复杂，不容易明白。总之，最后路得嫁给富有的波阿斯，她不需要再下田里拾取麦穗。她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分子” (冯罗敦希尔， 2005)。这两章记叙的是路得是如何高明地向波阿斯提亲，以及波阿斯如何圆滑地从近亲的手中取回赎回权。这些内容涉及到在圣经时代再婚的合法性，当然改写者有足够理由删去它们，因为主要目的是宗教教化，而非普及民俗。

再次，大量注释填充新文本，定下了一个说教式的基调。比如“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变卖家产”；“摩押是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娶不信上帝的异教女子，他们与摩押人联姻，自然不被允许”等。外加许多呼格，如“小朋友，我要郑重地劝戒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祂，相近的时候求告祂”(同上， 2005)。实际上，故事最后一句出现在以赛亚书55:6中，这借用了圣经材料的互文性，从而定型文本为布道式的儿童故事。

4. 结论

无论《路得记》经书如何朴实和难解，还是改写成品如何充盈着感知快感和教条式诉求，无可否认的是，上帝在圣经的叙述话语中无处不在。尽管伪装成不同的文体，编纂儿童故事的意图十分清晰：注入传道士高昂的基督精神和文学家虔诚的创作热情。然而文学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并不止于教化，以叙事文体学的途径审视改写的文学作品，我们得以领悟到故事内容和形式上是如何被改写的，即在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改写者寻求关怀目标读者群期望与需要的综合途径，改写文学的魅力最终得以封存，原著得以延续生命。 参考文献

奥尔巴赫 埃里希。 2002. 摹仿论： 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 [M]. 吴麟绶。 周建新。 高艳婷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巴埃弗拉特， 西蒙。 2011. 圣经的叙事艺术 [M].李锋译。 上海 :华东师范出版社。

冯罗敦希尔， 约翰。 2005. 《圣经史话--讲给孩子听的故事》 [M]. 圣经史话翻译小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福斯特。 爱。摩。 2009. 小说面面观 [M] 冯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詹姆士王。 2006. 圣经 [M]. 纳什维尔： 国际基甸会。

金丽。 2004. 圣经与西方文学 [M]. 广西： T民族出版社。

写给上帝的信【第四篇】

几个月后，在来天堂报到的人身上，上帝找到了许多锦囊，可唯独不见诚信锦囊。上帝想：这诚信该不会偷懒了吧？这可不行。我要到人间走一趟。

上帝来到人间，走进一家面馆，面馆老板娘热情地上前招待。

“先生，想吃些什么？我们这儿的牛肉面料多味美。”老板娘指着菜单说道。

“一碗牛肉面，多少钱？”

“五元钱一碗，要加料吗？”老板娘的笑容中流露出一丝诡秘。

“当然要。”上帝似乎认为这是废话，他感到，诚信的锦囊就在人间，心里也放心了不少。

不久，上帝吃完了一大碗牛肉面，付钱时发现没零钱，给老板娘一张50元纸币，老板娘找给他40元。

“这牛肉面不是5元吗？怎么只找40元？”上帝有些不解了。

“这是加料费。”老板娘面上依然是笑，可这笑容里更多的是阴谋得逞的喜悦。

第二天，上帝又经过一面馆，硬是被老板拉了进去，老板开始介绍自己面馆的特色菜，上帝还是要了一碗5元钱的牛肉面，还特意问：“我要加料，收费吗？”老板爽快地回答：“不收费。”上帝以为自己找到了诚信，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吃完，上帝付了5元钱正要走，可老板拦在他面前：“还要10元服务费呢！”上帝无奈地掏出10元钱给他。

找不到诚信，又一连被人欺骗，上帝灰心丧气地走在街上，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救救我，救救我！”

上帝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不知不觉到了一只垃圾箱旁，上帝打开垃圾箱，发现满面尘土的诚信天使躺在里面。上帝赶紧把他拉出来，问他发生了什么。诚信天使把他一次次被人们抛弃受尽苦难的事一一道来。诚信和上流下了眼泪。

背书

潘思卉

上课铃声刚响，班主任陈老师进来了，但与平时不同，她脸上的表情很严肃，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要宣布。

“为了检验你们上课的效果和回家复习用功的程度，这节课我抽查几位同学来背诵一下《范进中举》这篇课文。”

她的话一说，无疑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有的同学马上找书本，有的同学则开始议论：“怎么回事啊？开玩笑吧，背《范进中举》?真是疯了。”班上向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而闻名遐尔的“余大侠”发话了：“等我们背完了，就算2012还早，我们也都成了范进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你们别再浪费时间来打杂嘴了，谁先来背？”沉默许久的陈老师发话了。她的话又让大家都如寒蝉一般自动噤声了，课堂上恢复了死寂般的沉默，谁也不敢自告奋勇。

“班长先来！”陈老师那双锐利的鹰眼径直扫向了刘思颖。只见她颤巍巍地站起来，张了几次口，却始终发不出声。

“学习委员呢？”陈老师似乎已经知道她背不出，也不再作无谓的等待，一向快人快语的学习委员李姝低着头，连直视陈老师都不敢。陈老师轻轻叹口气，又叫了副班长：“李罗英，平时背书你总争先，你来试试？”

李罗英连连摇头，翻开书本，低声读着。

已经点了班上最有实力的几员大将，我有预感陈老师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我，我低头拿支笔在书上乱划，装作很忙的样子，尽量低调，不让她发现我。

可天不遂人愿，她还是发现了我，并且毫不给我留面子地说：“潘思卉，你背背看，别在那儿装得自己忙得跟总理似的。”

我苦着脸站起来，声如蚊蝇：“我没有装忙”，然后，教室又陷入了沉静，抬头看看陈老师，却从她的眼中发现一抹捉弄的神色，再看，她已经笑了起来。

我们都愣住了。

她却说：“你们不是常说写作文没有素材吗？现在，我上了这样一节课，就是给你们找点材料，今天的作文就是‘背书’。知道怎么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