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们在风雨中实现梦想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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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 我们在风雨中实现梦想1

上党盆地灵秀而神奇，女娲补天的故事传了一世又一世；上党盆地坚韧而不屈，精卫填海的声声啼叫鸣唱着古往今来多少命运交响。

座落于这片土地上的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今年10月将迎来自己建院三十华诞，巧合的是，今年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二院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之路，风雨同舟三十年，一定有很多故事和体验。带着这种期待，我们走进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郭福锁院长的办公室。

一部疼痛中成长的记忆

记者：生命在喜悦中孕育，在阵痛中诞生，在烦恼中成长。今年是二院建院三十年，相信您一定有许多感慨。

郭院长：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发展历程确实是风风雨雨30年，概括起来，有四个阶段。建院初期，马永泰为院长的老一代领导班子和老一代职工以“敢为人先、艰苦创业”的精神，背着药箱参加工地建设，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经济报酬，利用国家有限资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后建成门诊楼、皮肤科综合住院楼、单身宿舍等医院主要建筑，完成开放床位150张，这种精神，始终贯穿在二院发展中。

1985年，市管县体制改革，经过合并，医院由地区级改为市级，正式更名为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到1989年，医院骨科在全省知名骨科专家雷云山主任带动下，办出特色。骨科病房当时全部住满，还不够用，周围旅馆里也都住满恢复期病人。这一时期的二院，技术实力雄厚，专业人才济济一堂，都在为二院医疗事业发光发热。

第二阶段开始于1988年，留给二院人的是风雨和沧桑。由于领导班子的原因，后续发展资金跟不上，民心离散，大量人才外流，医院艰苦奋斗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涣散了，仅仅四年时间，就走到濒临倒闭的边缘。二院职工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现实是残酷的，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92年，此时医院财务帐上，竟然只剩下90多元钱。医生看了病，却没有办法治疗，医院连基本药品都买不起。供应室仅有三只温度计，在各个病房轮换着使用。医护人员在夜间排班时纷纷推诿，因为在住院病人极少的空楼里，弥漫着一种凄凉气氛，很让人害怕和伤心。

医院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重振院风、走出困境阶段。时间应该从王相瑶院长1992年临危受命开始。

“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精神重新回到二院。王相瑶院长带领全院职工以“病人为中心”，狠抓医院管理、狠抓“特色立院”，自筹资金，踊跃参加义务劳动，一幢具有标志意义的骨科楼拔地而起。医院很快摆脱困境，六年时间，固定资产由251万元，增加到1251万元，业务收入由90万元增加到1180万元，医院被评定为二级甲等医院就是在这个时期。

医院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是稳健发展阶段。世纪之交，让医院站在新的起点上。印象最深的是，全院职工在突如其来的“非典”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同舟共济、无私奉献”精神。那年，医院抽调援助SARS定点医院医务人员27人次，派出发热门诊医护人员30人次，筛查病人及组织返乡人员体检1，279人次，为一线捐款5，680元，被山西省卫生厅评为“抗击非典先进集体”。

今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医院又以最快速度成立医疗救援工作组，筹措资金，购置药品、器械等救灾物资，派出首批3名医护人员赴都江堰地区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全院124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154，700元。全院666名职工、住院患者捐款79，460元，全院捐款共计234，160元。

可以说，二院在30年发展中，逐步形成其特有的“豁达包容、同舟共济、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医院精神，这种精神带领全院干部和医护人员面对挫折不气馁，勇敢地解决困难，战胜困难，创造了今天的成绩。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也是我们和祖国改革开放同舟共济的见证。

一部与上党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医院发展史

记者：把一所医院建设好不容易，管理好更不容易，管理思想和办院理念应该是维系医院发展的重要组成。

郭院长：二院是以骨科和皮肤科为重点的二级甲等医院，很多病人都是远道而来，慕名而来。这是“特色立院、和谐办院、科技兴院、创新强院”的办院理念为我们指明的方向。

骨科在我院分科细化，实力雄厚，一直是我们的品牌特色科室。皮肤科近年来发展迅速，高步云和靳香玲都是全省知名的皮肤科专家。1997年以来，医院先后成立“长治市骨科研究所”、“长治市皮肤科研究所”。

2007年，我院又光荣地成为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以中医科为基础的“长治市老年病研究所”在我院揭牌。中医科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常国良，出身于中医药世家，在本学科中创新改革，他研发的《复方麝香对老年脑梗塞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调控的体外实验研究》获长治市科技成果一等奖，该项目被同时评为省级科技成果。

2003年开始，逐渐确立了二院新世纪发展战略。那就是，在人本化管理中发展内涵建设，注重沟通，依法治院，科学治院。

制度上，走科学发展之路；科研上，建立奖励机制，鼓励创新，以解决患者实际问题的科研项目为重点，以填补科研空白为原则；在人才建设上，组建人才梯队，打破壁垒，唯才是举；对外发展上，以提高服务质量为重点，提高医疗质量为要点，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让患者花最少的钱看病、看好病。

今后我们还要把发展势头较好的神经内科、口腔科进一步壮大，促进医院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当看到“爱医爱院爱患者”这样一句话成为贵院院训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句话不仅是二院的财富，更是所有中国医院、中国医生的财富。

郭院长：我们在工作中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人民需要公益医院，公益医院也离不开人民，公益医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坚持为民办院、坚持公益性质、服务上党百姓”是我院一向坚持的办院方针。

中国医院管理协会倡导医院要从强调医疗安全转变为强调患者安全，从重视治疗疾病转变为重视治疗病人。这也是我院“爱医爱院爱患者”的院训体现。

在改善医疗就诊环境基础上，我院持续开展临床围着患者转，医技围着临床转，全院围着临床、医技转，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三转一心”优质服务活动。

同时，创新“温馨式服务”模式。比如开展星级护理，做到营养饭菜送到床前；在患者管理中实施回访病人、迎送服务、定期电话问询、提醒复查等一系列便民措施。我们还加紧了新农合建设，拆墙透绿，改善了就诊环境。对收费大厅重新整修，扩大了就诊空间。由于医院位置在城乡结合部，人员组成较杂，为保障患者安全，医院在每个区室都安装了监控系统，加强保安巡逻。

正因为把工作重点放到解决患者需要上面，我院被评为“山西省医德医风先进单位”、“山西省民主评议行风先进单位”和“首批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记者：在对贫困患者帮助上面，医院有哪些具体举措。

郭院长：2002年以来，在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和单病种限价基础上，我们还实现了对特困患者减免20%治疗费和对骨科实施二次手术患者减半收费。2008年又推出对平顺、武乡、沁县三个贫困县前来就诊的新农合病人在原有报销比例上再优惠5%~10%的惠民新举措。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为特困患者共减免70余万元，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赢得患者信赖，实现医患双赢。

记者：我们还看到，为老百姓提供危机救助的绿色通道已成为医院品牌。

郭院长：说到绿色通道，我院是落实较好的医院，2007年，被指定为长治市工伤定点医院。在食物中毒、交通事故和工伤发生时，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启动应急预案，24小时开展抢救工作。120救护车到达时，我们的医生就已经严阵以待了。我为医院拥有一支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团队而自豪。今年五月的一天，凌晨3点左右，武汉到太原客运大巴在长晋高速路上出了车祸，接到120指令后，我们立刻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救治11人，全部安全脱险，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一支二院人谋事业、想事业、干事业的改革开放主旋律

记者：回顾医院30年发展历程，我们看到长治二院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感受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风雨过后是彩虹，相信医院今后的蓝图会更加美好。

郭院长：医院发展的新规划中，会继续坚持“树名医、强名科、铸名院”品牌战略，以知名专家、特色专科带动医院全面发展。要一如既往地对已具优势的骨科、皮肤科、中医科、口腔科、神经内科等重点科室，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倾斜。

五年内，我们将把医院基本建成规模适度、功能完善、环境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人才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的三级综合医院。

另外，我院已上报市政府立项，即将以政府投资与医院自筹并举的方式，建设一座建筑面积为21，000m2，地上15层、地下2层的新综合住院大楼。

记者：大家眼里的您，谦逊豁达，平易包容，我还了解到，您以大校军衔荣归地方。由此看来，军旅生涯和院长生涯都是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笔。

郭院长：我出生在平顺县，那里是“纪兰精神”诞生地，从这种环境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意识都很强。19岁到48岁的军旅生涯，直线加方块的部队生活培养了我“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些性格特质，正好和长治二院的光荣传统相一致，这样更有助于我融入这个团队。

记者：建院30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同步，您也先后被评为“山西省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优秀管理者”，还光荣当选为长治市城区人大代表，请您对自己的工作做一个总结。

郭院长：我想用“追求卓越、求真务实”这八个字作为总结。追求卓越就是作为医院院长，致力把医院办成一所政府满意、人民满意、职工满意的医院；求真务实就是致力于把医院办成一所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医院。

今年，是长治二院建院30周年，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

纵观医院3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部与上党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是一部长治二院人谋事业、想事业、干事业的历史。我们相信，有党和政府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充分信任，有班子成员大力支持，有全院员工共同努力，长治二院的明天会更好！

风雨沧桑十年路上2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二十多年前语境中的“下海”,带有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意味。

在这个新空间里，资源丰富、前景广阔，却又深不可测。

一、序

我是在一九八八年二月正式离开国营工厂的，现在的通俗话叫“下海”。不过，严格讲，时间应推算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因那时我已接受了东莞市的聘请，并用休假的时间专程抵东莞撰写“生益电子”建厂可行性修正报告。

“弹指一挥间”,转眼已是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说瞬间一刻。但是，对人的一生而言，却不算短暂。二十四年中，我经历了许多风雨，遇到过不少矛盾与困难，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痛苦，有顺利，也有曲折。

时至今日，我不能说在浩瀚的大海中游泳已到尽头，已获最终的胜利，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被大浪吞没。当初离开国有企业这个“母亲”的怀抱，“断了乳”,也摆脱了国有企业固有的习俗，投入到改革的大浪潮中，使我尝到了浪潮的清新与活力。“母亲”――国营工厂养育了我，社会锻炼了我的意志与毅力。而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我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命运，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我已充分发挥自己的存在价值。

在中国PCB行业中，我应该说是一个“老兵”,对中国电子学会生产技术分会PCB专委会的各项活动策划，对中国PCB行业协会筹建与前期的发展均起过小小的作用；在七十年代，对中国PCB行业研制和推广应用干膜及其图形电镀蚀刻工艺也曾作过一点浅薄的贡献。我非常热爱我们这个行业，也非常感谢培育、指教和帮助过我的许多老前辈、老同事与老朋友，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事业成功的今天。

《印制电路资讯》编辑部的朋友，日前就深圳PCB产业发展三十年的专题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回忆三十多年来深圳PCB产业的发展历程，写出方方面面的经验与教训，供年轻人与后来者品味，并给予一定的启迪。但年代久远，有些回忆已日渐模糊，只能尽量整理一些从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纪实文章和资料，因是纪实，一定会暴露自我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也会触及一些人和事，在这里我不想奉承或者伤害任何人。为了不引起误解，不便之人就不指名道姓了。在我的纪实文章中，一定会存在许多错误观念与思考，在此，恳请PCB行业诸多同仁给予批评与指教！

二、萌生下海之念

我是八四年走上领导岗位的，虽说只是个“芝麻绿豆官”,但当上也实属不易。据说是靠当时任电子部计算机局局长的廖幼明同志和主管七三四厂印制板引进线的北京十五所吴明训同志的竭力推荐，廖两次找原七三四总厂厂长和党委书记深谈，才告落实。其实本人与廖局长非亲非故，他之所以力荐，估计一是我当时任印制板引进线总设计师，跑钱、写东西从头至尾我在干，技术与管理会比较熟悉；第二在引进线申报、考察、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对本人的信任感。

虽说上不易，但提升却很快。许多人当干部几十年，最终还是个“副”的，而我副经理只当了五个月。中国PCB行业第一代老专家顾昌寅同志当时任七三四厂副总工程师兼印制板事业部经理，那年十月记得正是在苏州参加《生产技术手册》编写审稿会期间，他与我住同一房间参加审核，虽然厂里已正式宣布他的经理位置由我取代，而他竟然一无所知，这也是八四年底刮起的那股改革风暴之缺陷。

大凡新官上任总要放三把火。本人也不例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发表施政演说，第二件事便是召开奖惩兑现大会，当时的确使全体员工精神为之振奋。我的施政纲领主要包括对内改革用人机制、分配制度，对外走联营合作，拓展创利思路。

用人机制主要搞自由组阁，层层聘用(八五年这样搞可能是超前了一点),我将八十年代初大学本科毕业的有事业心、有能力的年轻知识分子如行业比较熟悉的刘鸿同志等都安排在中层一级领导岗位，这些同志有闯劲、有干劲，对促进生产、提高效益均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一部分平时表现不甚理想的员工被落聘编外，则很有触动，纷纷写检讨，表决心。广大员工增强了危机感，工作主动性与自觉性有了明显好转。

分配制度改革仅仅局限于奖金部分，一是拉大差距，二是自上而下层层确定，三是保密发放。这也大大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尤其是增强了员工的组织概念，减少了互相攀比导致的各种风波。

在对企业外开放方面，我首当其冲与乡镇企业搞联营，搞技术咨询服务，一方面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额外的收入，使奖金分配额有相当提高，这样又进一步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应该说八五年成效是明显的：产量创历史记录，交货脱期大大减少，效益提高，员工收入明显增加。八四年净利润为30万元，八五年上升到110万元，员工全年人均月奖金、工资收入约660元，当时员工平均有这个收入算是很高了！不仅如此，我还以对外技协的名义上交给总厂很多钱！

改革成果的巩固还必须有外部环境的配合，今天回忆起过往历史感触颇深。七三四厂印制板事业部当年我的改革实践最终并没有获得成功，当八六年社会上改革舆论处于低潮时，改革步伐受阻，旧的习俗重又吞没了一系列改革成果，没有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个别企业特别是在国营大院内的个别企业要想“一枝独秀”谈何容易，回潮也是自然的。当时我突出遇到的难题是：

第一，编外这部分人如何安置？上交给总厂，总厂不收。辞退，国有企业又不允许。真是进退两难！第二，国家法律不健全，个人安全无保障，最终奖惩兑不了现。用工制度改革也难以实施到底。

当时有两件事令我记忆犹新。

一件事，有位员工将剪床搞坏了，没有按规定报修，公司当月扣了他2元钱。当他拿到扣奖单时，下班后就冲到我家，大声呼叫，要与我算账。幸亏我还在工厂。等他到工厂找我吵闹时，有许多群众帮我解了围。这样的事还屡有发生，当然大多数比较“文明”,扣他几元钱，他在你办公室可以坐上二、三天，所谓“想不通”,“谈谈心”,当干部的还不能不谈，不谈就会被指责没有“群众观点”！

另一件事更是轰动全厂。因为七三四厂印制板线引进得早，当时在南京市被选定为观摩厂。记得那年奥地利总统来访，市里安排两个接待点之一就是我们印制板事业部，可能是工厂外事办哪位同志的反映，说我们开电梯的一位老工人，遇到外国人参观会尾随看热闹。为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总厂厂长指示调离，并委派劳资料主管会同我们印制板事业部支部书记及我找该位老工人谈话。谁知这位老工人还真的太热爱印制板，她就是想不通，不服从，不离开！并在宣布当天从下班一直闹到半夜1点钟还是不回家，把门反锁要死要活！当时我确实怕出人命案子，于是半夜去敲总厂保卫科长的家门求助，保卫科长与我又去找她当干部的丈夫。她丈夫却说：“您们调动她工作怎么不预先跟我打招呼啊！现在我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我真不明白，调动这位另一车间干部爱人的工作，为什么还要事先与他打招呼，这不知是哪条程序规定的！我们有的干部素质就这么高，最后还是党委书记有面子，指令这位干部将他爱人拉回家。但足足有一个礼拜没有太平，她天天在事业部大厅大吵大闹。其中有一天，江苏省工会正好在我部召开现场民主管理经验交流会，我正好在会上发言(该稿后被登载在《南京工运》,转载于《中国工运》杂志),这位老工人又冲进会场，破口大骂。总厂一位副老总进行劝阻，也遭致一顿谩骂。当时内地国营工厂对待这样的事和人一筹莫展，道理说不通，法律管不到，真是束手无策！

企业领导一方面要面对市场挑战，组织好生产，另一方面还必须面对类似上述事例的种种干扰！坦率说，内地在国有企业当一名总经理可能比沿海三资企业当总经理在某种程度上讲，难度要高得多！

一九八六年是我艰难的一年。虽然如此，这一年我还是给总厂上交了100万利润。不过，两年前大展宏图的锐气已被方方面面的挫折与无奈给摧毁了！这时，我开始思考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是继续与国营工厂同呼吸，共命运，还是另谋出路，我感到时间不多了，因为那时我已45岁！“一次观念差距的碰撞”促使我下定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记得昆明云林公司原是我们的客户，一年订单约有60多万元，后获悉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有意将我们的单转到成都一家印制板厂去做，我当机立断与经营部主管去昆明走访。因为可能我曾在中国电子学会印制电路专业委员会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在印制板行业中有一定影响，所以云林公司采购部经理接待得十分热情。记得当时是坐火车去的，天未亮抵达昆明，云林公司安排漂亮的小车接送到昆明饭店入住。房价一个晚上75元一个房间，一听内心大吃一惊，感到级别、规格太高，享受不起！因为是客户安排的，这次来的任务又是拉订单，所以表面还不能露声色，只是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向那位采购部经理找了个借口，退房换住到昆明空军招待所，每个房间18元。

而后，依靠我俩的公关能力以及那位采购部经理的帮忙，60万订单拿了下来，没有转移给别的厂。该厂总经理、总工程师不仅热情接待了我们，还邀我们与他们组织的一个会议共游风景区，气氛十分友好。目的达到，喜气洋洋！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回到南京，总厂的一位领导竟给我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报销第二天，他将与我同行的经营部主管找去，调查我为什么要住这么高级的酒店，这么贵的房间？尽管我也听悉，另一位领导与之争辩，说我第二天自觉换房正表明觉悟是高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的问询已刺伤了我的心！我不明白这位总厂的领导为什么看不到我争取到了60万订单，而斤斤计较这75元人民币的住房费！说实在，当时的年代我与他们的观念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我失望了！我下定决心趁还未年过半百之际，闯荡江湖，做一番事业，充实自我，并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三、南下广东

人的观念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有时侯说快也快，就称呼而言，“小姐、先生”,六、七十年代谁敢随意乱叫，但现在已成自然，反而称“同志、师傅”会令人觉得别扭。

“当老板”,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大家一定很怕！特别是经受过“”冲击的老资本家，一定会发誓，再不让子孙后代去当“资本家”。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一宣传，一鼓动，还是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怕”当老板。

我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不怕之人，早在一九八七年萌生下海之念时，我就想借助自己在PCB行业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一有利条件，开一家专做PCB设备、材料贸易的公司。

我曾亲自走访过南京市工商局，咨询如何注册办公司，但十分遗憾的是没能如愿，因为当对方知道我想开私人公司时，迎来的是一付冷落的面孔，随之坐了足足半个多小时冷板凳。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来比较保守，由于在工商局遭到冷遇，使我放弃了开公司当老板的念头。

可能我这个人运气不错，一九八七年给我的机会多多。

第一次，东莞市电子公司一位姓黎的副经理与一位姓梅的工程师来到我家，鼓动我南下东莞，筹建生益电子公司。

第二次，七三四厂干部处突然找我谈话，说国家经委要电子部委派一名干部，去香港康源线路板厂当总经理，任期5年，我是被推荐的对象，而且电子部已政审通过。上报国家经委待批复，要我做好准备。

第三次，珠海华加线路板厂委派一名姓刘的小伙子，来七三四厂借调我去当总工程师，不久，一位姓石的总经理又邀我去珠海，并面见了主管珠海工业的林副市长。

去香港任职确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当时在时间上正巧与东莞的机遇相冲突，据说由于 国家经委负责审批的官员出国一段时间，需要等待，而东莞方面又急等我表态，权衡多种因素，我决定放弃香港的机遇。

珠海与东莞，我都到过。从城市环境讲，珠海的城市环境是一流的，既漂亮，又干净，绿化，规划得又好，当时可以说称得上中国最美丽的花园城市，相比之下。八七年的东莞反差很大，城市又小，又脏，又破旧，一付农村小县城的景象，可以说还比不上江南常州武进县。当时东莞最好的酒店要算市中心“东信酒店”。记得曾住过一次，我出外半天，放在桌上的蛋糕尽是蚂蚁。我到邮电局去寄封信。拥挤不堪，又小，又差，晚上逛街，市中心不到一个小时可以打个来回。

我这个人经常会逆向思维，在珠海与东莞的选择上，最终我选择了东莞，至今我对这一选择，仍感到没有错，我的选择依据是“越穷越重视人才”,说过“穷则思变”。越是落后的地方，我相信当地干部闯劲会越大，自已事业有成的机会也会越大，

事实证明我的思考是正确的。

来到东莞，我处处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和尊重，无论与市长，经委主任，还是市电子工业总公司经理交谈，他们都比较能倾听我对如何建设东莞生益电子厂的意见与建议。当时的东莞对内地人才的渴望真是难以形容。在这里真正体会到了“知识份子”的价值和“技术”的价值。

有一件事我迄今难以忘怀，那次我在生益覆铜板厂招待所撰写可行性修正报告，当时的市经委副主任廖枢同志竟亲自抱了一筐广柑上楼来看我，他比我年长差不多10岁，他的诚意与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记得我去东莞没有谈工资条件，只是谈了住房，家属子女的工作，学习安排，以及万一南京厂不放怎么办的思想顾虑，对我的要求，东莞方面都明确表了态，市电子公司立即为我购买了一套三房一厅商品房住宅，家属子女都作了妥善安排。

东莞当时为了引进人才，思想确实十分解放，七零四厂辜信实在我之前来到东莞，讲得不好听，他是光身“逃”出来的，户口、档案一无所有，东莞重新帮他建了档案、办了户口，不是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这样做简直是不敢想象的，辜被安排在生益覆铜板厂任总工程师，看到辜总的经历也给自己增加了脱离国营工厂的勇气，我觉得他比我勇敢得多。

决心下定，办事效率也十分神速，再说也怕“夜长梦多”,从办户口与粮油关系转移总共不到十天就办完。

在此，我也不得不感谢当时任七三四厂厂长、后曾任广州华南计算机公司总经理的刘文英，刘与我均是六五年大学毕业，他求读中国科大，我求读西北工大，分配到七三四厂第一年同在一个大专实习队。当时我还是团支部书记，在整个“”中，我们始终在一起，应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朋友，刘的帮忙，使我走得十分顺利。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拜访了他，双方谈得很开心，临别时，我对他说“后会有期”！他对我忠告：“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千万不要当第一把手，第一把手真不是人当的！”他的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但谁知道我俩后来还是都当了第一把手，可见天下有些事，并非能以个人意志而转移的。

在此，我也要感谢宜兴化学试剂二厂厂长陆锡明同志，在我临离开前夕，是他热情友好地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将我许多箱书籍资料从五楼搬到汽车车厢内，坦白讲，我到东莞什么都没有带，只是带了这许多箱书，书始终是我的“命根子”。

一九八八年的春节是在东莞过的，年夜饭全家是在市经委副主任廖枢家吃的，年初一市电子公司经理还专门来我住宅拜年，不仅送来了年货，还送来了200元红包，广东人叫“利是”,这一切，对一位初来乍到的内地干部而言，真是兴奋入狂，我相信许多内地干部干了一辈子都从未享受到如此礼遇！

广东人对“八”音字都有吉祥之意，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在东莞度过了第四十七个春秋，也是在广东过了第一个生日，这个四个“八”音，象征着我南下广东的前途一片光明，我深信广东对我言之，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四、从零开始

南下广东，我是“单枪匹马”,有朋友说我胆子真大，其实我有我的考虑。

第一，我从许多前辈经历中接受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内耗”往往从带人开始，“深圳爱华”、“蛇口南方信息”,均是八十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开创时由南京七三四厂派员筹建的，朱汉章副总工筹建爱华，老厂长钱刚筹建南方信息，两位老干部应该说都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我后来听说最终结果都可能没有如愿。七三四厂派去的人互相不够团结，搞得好似有些“两败俱伤”！

第二，我想超脱自我、从新开始，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重新塑造自己，这样有利于克服掉以往存在的不足。

第三，带熟人有利有弊。利处，一开始有些帮手容易开展工作；弊端一是如双方不注意，易造成帮派，不容易内部融合；二是带来的人如素质不够，容易产生“有靠山，自以为是，为虎作伥”的工作作风；三是随着工作的深入，对不适应者，往往感情上难以下手处理，从而会影响整体管理的公平、公正”。

实践证明，“单枪匹马”风险大，道路艰难，但是不必要的干扰少，阴影也少。一般来说，应聘到一个新的地方筹建一个新的工厂，一切从零开始，但对我来说，可能是从“负数”开始。这是我在南京时没有想到的。

记得东莞派人来鼓动我南下时，说得很明白。“生益电子”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资金已解决，项目早在八五年已批准，只是独缺懂印制板的人才。似乎我去以后就可以组织上马。但到了东莞一接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原来，“生益电子”实际不是真合资，而是假合资。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有的企业是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自己与自己合资，即本地工厂与本地在香港投资的公司合资，有人称这样的合资为假合资。其实，这种合资从形式上讲也不能说是“假”,而原“生益电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假合资，因为港方一分钱都没有投入，只是“生益电子”股东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委托东莞在香港注册的“福民”公司担保向香港银行贷款外币，然后以“借”的形式投入。

八十年代的广东确实够大胆开放，使当时广东发展奇速，东莞电子公司是机关改制而成，“生益电子”他一分钱未有投入，他左手向国内东莞市工商银行等贷款，右手通过“福民”公司向香港中国银行贷款，左右手一捏合就成了合资企业，享受国家“二免三减半”优惠税收政策，实际真正的老板是银行。

然而，待我正式到东莞，上述两手贷款也还未能完全落实，我不得不多次出面以专家身份去有关银行游说，申明该线路板项目之前景与可行，经过多个月的努力，方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

“生益电子”整条线路板引进线是向香港王氏港建购买的，这笔买卖意向在我去东莞之前已初步敲定。坦白说，王氏港建在PCB行业是一家很有实力，相当著名的设备、材料的供应商，但当时我的意见最好要寻找一家享有盛名的线路板厂合作。内地引进已有很深刻的教训，硬件容易建、软件难到位，我对线路板厂能否成功的想法是七分管理、三分技术，如果与境外线路板厂合作建厂，设备到位后，全线各级主管岗位的培训容易实施，汕头超声即是一个很好的引进成功的典范，它由依利安达负责技术承包，不仅帮助引进设备，还在初期派出以黄学尧先生为首的各类主管队伍，通过双向培→←训、运作正常后承包方才逐步撤退。

当时我积极活动、劝说东莞寻找依利安达合作，后来任开平依利安达总经理的黄学尧先生，在任汕头超声厂长时，我们已是好朋友，我特地请黄先生抵东莞洽淡，遗憾的是依利安达老板们都是搞实业的，做生意的兴趣不浓，得到的回复说，他们自身人才也很紧缺，难以派出人来负责建厂。也许依利安达当时已意识到不想在内地再培养“第二家”类似汕头超声的竞争对手！

王氏港建很精明，他们知道条件不足，但还紧追着这个项目，中国部总经理杨初坤竭力宣传香港王氏电路的实力，东莞电子公司与经委的一些主管领导竟被说动，我心中很明白，王氏电路与王氏港建完全是两码事，虽是王氏弟兄两个所开，但香港社会与中国大陆不同，这毕竟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完全是亲兄弟明算帐的。

广东人与上海人在做生意方面确实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广东人着眼于大处，上海人斤斤计较小的得失。

记得与王氏港建正式具体洽淡“生益电子”引进项目，两次就拍板成交，前后还不到半个月，第一次对方报价，提供设备清单与报价资料，第二次，商务谈判，地点在东莞经委大楼会议室。那天一早，经委主管该项目的廖枢副主任与电子公司两位经理与我一起开会，听我汇报对方报价的合理性，我逐项介绍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设，最后廖指示说，不合理价格可以与对方商谈，但注意要给外商赚点钱，不赚钱的买卖是做不好的。这是我南下广东接受到的第一个新概念。

我在洽谈中比较注意管理资料索取与对方派哪类人员来厂指导运作，及我方派员去香港培训方式，我相信王氏港建一定研究了我的长短处，杨在大设备方面不敢做手脚，如电脑钻铣机等价格还很合理，但在两个方面钻了我的空子，一是电镀线，看上去价格公道，比先灵引进要便宜得多，但他请香港小公司非标设计加工，赚取较高利润，二是设备的备件与配件，价格相对都比较高，这是我不够熟悉的，所以杨是一个十分精明的贸易商。

差不多四、五百万美金的生意，竟然仅洽谈了二、三个小时就拍板成交，这是我在内地做梦也想不到的。回忆南京七三四厂线路板引进线，与荣毅仁外甥香港半岛公司老板杨世纯先生洽谈，前后经历两年多才正式做成生意。现在想想当时外商做内地生意真不容易，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成事。

八八年上半年组建“生益电子”厂筹建领导班子、十分巧合的是三个头都姓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生益电子”就改称“三叶公司”。我当时任筹备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一位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从上海23所返回老家的叶兆坤任筹备组组长，他也是东莞市电子公司副经理，主管此项目；另一位是从东莞市氮肥厂调来的熟悉设备、仪器仪表维修的叶柏安任副组长。八八年、是十分艰难辛苦的。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但我觉得工作是充实的，就我一生而言，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叶云水，高级工程师。196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非金属材料及工艺专业，分配于四机部南京七三四厂，任工艺员。

1974年开始涉足印制板生产工艺研究。1988年1月下海受聘广东东莞市筹建生益电子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90年东莞生益电子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后，与时任东莞市电子工业公司领导郭渭涛共同积极策划、推动与香港东方线路板厂合资，使生益电子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合资企业。2006年初受聘任香港迎富集团营运副总裁，主管深圳贸泰科高电路板厂的扭亏为盈，八个月后完成扭亏为盈任务，主动请辞正式退休。

叶云水高工1973年以来，先后在《塑料工业》、《无线电技术》、《电子工艺技术》、《工艺简讯》、《材料保护》、《粘接》、《电子技术译丛》、《中国工运》、《中国电子报》、《印制电路技术动态》、《印制电路信息报》等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专著和译稿四十余篇。其也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电子工业生产技术手册》第四卷“印制电路”撰写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