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北固山下王湾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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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北固山下王湾范文1

1.清朝的建立

(1)明朝初期，东北的女真人的建州等部，归努尔干都司管辖。明朝后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据点，经营三十多年，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2)他建立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制起来，在贵族控制下进行军事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促进了女真人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3)1616年，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后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4)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改族名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5)1644年，李白成攻占北京后，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睿亲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劲族，进占北京。不久，清顺治帝迁都北京。又经二十多年征战，清基本上统一中国。

2.军机处

清初沿用明朝官制，在中央设内阁和六部。雍正帝增设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组成，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它使皇权进一步加强。

3.文字狱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压制反清思想，清朝大兴文字狱。康熙帝时制造的《南山集》案是清初一次较大的文字狱。清政府的文化****，使许多人不敢过问政治。

4.收复台湾

1661年，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率舰队从金门出发，渡海打败荷兰殖民者。1662年初，荷兰殖民者投降，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台湾同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5.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1)粉碎噶尔丹的分裂活动

清初，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势力渐强，贵族噶尔丹野心不断扩大，控制了天山南北。1690年，噶尔

丹在沙俄支持下，悍然进攻内蒙古。清康熙帝亲征，在乌兰布通打败噶尔丹。1696年，清军又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此后，清朝控制了漠北蒙古，进而控制了天山南北。

(2)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

清朝前期，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故称这一地区为回部。18世纪中期，回部贵族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帝派兵镇压，在各族人民支持下，清军平定叛乱，重新统一新疆。清朝驻军新疆，加强统治。

(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1685年、1686年，清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侵占雅克萨的俄军。俄军伤亡惨重，被迫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

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属中国领土。

(4)加强对西藏的管辖

次北固山下王湾范文2

秦汉时期大规模的航海求仙活动是中国航海史上第一个高潮，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源头，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开端。徐福航海活动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和人类探求未知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一重大事件即发源于琅琊，仅此一点，琅琊的历史文化地位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琅琊台地处海滨，海光山色，秀美无比，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而保存完好的琅琊台古台及地下丰富的文物、以及人文景观更具重要价值。可以说琅琊台既是秦汉人文资源宝库，又是地文资源佳地，二者有机结合珠联璧合，实为旅游胜地。

琅琊古城遗址

琅琊台古城位于琅琊台西北5km处，现部分遗址为琅琊镇所在地。镇南平台地即为古城址，现地面建筑无存，地下常有铜环、铜镜及兵器发现，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明初，在旧城址北部修建夏河寨千户所，固又称夏河城。城周2km，4门，现城北、城西仍保留部分土城墙，墙外护城河遗址犹存。

在城西北2km有村庄，名甸王家，全村皆王姓，自言为秦时土著，当地时代流传“先有甸王家，后有琅琊台”，据说当年修筑琅琊台时，该村为民工赴台和运送建筑材料的必经之地，故又名“店王家”。这是琅琊台一带唯一的土著村庄，其他村庄皆是明初从海州迁来，因此，该村庄在当地颇为有名。

镇西、镇南旧有大片竹林，今仍存多处，均为毛竹，与崂山竹不同，有一定观赏和开发价值。

1、琅琊台

琅琊台自西汉末年被毁后，一直未再恢复，直到明朝万历年间，诸城知县（琅琊后属诸城）颜悦道在台上修海神庙，建礼日亭，当时曾挖出大方砖、石窗棂等，后礼日亭毁于清代，海神庙毁于建国前，台上再度荡然无存。建国后有部队驻防，但在台顶无大型建筑。1993年以来，在台上重新刊立了秦始皇刻石，刻修了石雕群像、半璧亭和望越楼等。在台下修建了徐福殿，并开辟了两条登山阶路，初步形成了新旅游景区。

琅琊山是石山，当年依山势而筑台，依黄土夯筑，四周包以砖石，自山腰至山顶，共分三层台基，每层台基高约10m，其台基呈扇面向东、南方向辐射，正对大海。每层夯土厚约6cm，极其坚固。台顶现在面积2500平方米，总计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

遗址中砖瓦器物极多，几乎俯拾即是，前几年在土中发掘出用于铺地的黄板块。并发现了被列为一级文物的上有“千秋万岁”字样的秦代瓦当；在台北坡发掘出护坡墙和类似金字塔状的砖墙，在台东南、台北和台西发现了制作精美、设计合理的陶制水管，充分证明当时排水系统的完善。

2、琅琊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的统一业绩。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刻石为标准体，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

3、港湾

琅琊台系半岛，其东北、东南、西南三面环海，唯西北陆路可通，台下海滨有大量文物遗迹，如被认为是祭海或演武之台前土台，至今仍有遗存。海边土层中有丰富的砖瓦陶片，当系当年筑台黔首居住生活之地。台前海港中有传说是徐福造船试航的“老湾子”、“哭坟”等遗址，在“哭坟”（实为一大礁石群）处曾发现造船用的铜钉，台南海湾沙滩平坦，海阔波平，自古以来就是渔民造船泊船的场所，徐福造船出海之传说亦增加其神秘感。

4、龙湾

龙湾在台北坡下，长5000多米，沙滩平坦，海水碧蓝，有“碧波、银浪、金沙滩”之美誉。沙滩中段有一水道，接通沙滩后 湖，俗称龙王溜。龙湾的名字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秦始皇为求神仙，用驱山铎（鞭）移山填海，龙王派其小女儿登陆，在琅琊台下与秦始皇相遇，二人发生爱情，共同生活了3年。后伺机偷走驱山神鞭逃回龙宫，行至台北龙王溜生下一子。后人遂称该水道为龙王溜，海湾为龙湾。该海湾南连琅琊台，北接大珠山，背依琅琊古城址，盐田、虾池、芦苇、绿叶点缀其间，风光秀丽异常，是开发旅游度假的佳地。

由于特殊的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琅琊台上空的云经常变幻成龙的形状，出现龙飞龙舞的景象。每到东南风起，琅琊台下龙湾里的波浪，不是滚滚滔滔横着卷来，而是纵着奔腾，呈“龙”状。每道波浪都龙头高昂、龙须飘拂、龙身矫健、龙尾舒展。整个龙湾里，龙隐龙现，龙腾龙跃，龙吟龙唱，形成万千银龙聚会的场面。在观龙阁观看琅琊台龙奇观，更能感受到万千银龙在龙湾聚会的磅礴气势。

此外，还有胡家山、鸭岛、凹凹石、潮湾、杨家湾、古琅琊港湾等景观，目前均未开发。

次北固山下王湾范文3

每一张票都代表着一条通向家乡的路，在春运即将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带您回眸往昔，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那时的“春运”样貌。

古代：“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的“春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春节期间大批人员返乡。不过古代确实有春节新年的放假制度，比如唐宋两代春节是7天假期，清代春节假期可以到1个月之多，有假期就有返乡过年的人，这便是古人所面临的“春运”了。

虽然有春节假期，但对于古人特别是客居他乡的人来说，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 “春运”往往也完成不了。盛唐时期诗人王湾，有一年春节就是在镇江北固山下度过的。他的家乡是洛阳，距离镇江约800公里，纵使王湾走当时最方便的大运河，即经过邗沟转通济渠到洛阳，由于大运河水浅，河面运输繁忙，王湾到达洛阳也至少需要20多天，一来一回已经出了正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归家不成更思乡，于是王湾以一首《次北固山下》与千里之外的家乡人一同过年：“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隋朝诗人薛道衡比王湾还要惨一点，他是山西人，隋初在江南做官，相距上千公里，一年正月初七，思乡的他作一首《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诗人戴叔伦有一年春节是在旅途中度过的，除夕当晚在驿站守岁，他的《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些诗人把自己“春运”不遂无法回家过年的郁闷灌注于笔端，写进了历史。

当然，无法通过“春运”回家的人中，也有乐观的。比如徐霞客，这位明朝地理学家、著名古代“驴友”，曾经一次性出远门周游了4年，1639年腊月二十九，他抵达云南鸡足山，一想到春节将至，回乡无望，老徐也不免“凄然”，不过除夕当晚他跟当地山民煨芋头煮蔬菜之后，也忘却了思乡，非常快乐，自称“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民国：人挤人，买票难，换车忙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铁路及公路等运输方式之后，接近现代意义的“春运”出现了。这已经跟现代“春运”有点类似了――1927年，广东就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加开临客一次。1934年，京沪线也在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快车。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命令，强令不准春节期间放假，提倡要过公历新年而非旧历新年，称之为“废旧立新”。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节的团圆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返乡过年的“春运”人潮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当时铁路运力极差，跟今天运力无法相比，但依旧人满为患。民国时期的一本小说《平浦列车》（李同愈著）中就写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本小说里还描写了“春运”列车上的景状：“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枚了。”

对于什么叫挤到针都插不进，另一位民国时代的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加细致。他说：当时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可以坐5层人，最高一层，人们直接坐火车顶上；第二层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搁板上趴着；第三层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层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层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程瞻庐写道：“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爹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纵使再挤，却也是幸福的，因为毕竟买到了回乡的车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国时代的作家梁实秋的买车票心得：“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女作家冰心1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官舱”，而为了去天津坐这一班轮船，她因为买不到从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车票，还去买了高价票。

冰心那趟回家，从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这就算不错了。鲁迅1919年年底从北京回一趟绍兴老家，路上需要中转4趟火车外加1趟轮船，此外还要雇人力车、轿子，这趟“春运”完成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比鲁迅还费时间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他从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时25天，花费了200银元，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这样的“春运”费用可不是人人承受得起的。作家沈从文19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沈从文说从北京回湘西实在费用太高超过预算，怕回得去回不来。

次北固山下王湾范文4

景泰年间山东频繁的黄河水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明代沙湾河患并非自景泰年间（1450―1457年）开始，其源于正统时期。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口决口，造成黄河历史上第20次较大的改道。黄河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现淮阳）、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明英宗先命工部尚书石璞治理，未有成绩，改由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山东治理水患。王永和修沙湾堤大半，不敢尽塞，在东昌置分水闸泄水，黄河入大清河归于海。然而，王永和对于沙湾的治理只是暂时堵住沙湾决口，未能完全治理好沙湾河患，使沙湾河患遗祸景泰年间。

首先，频繁的黄河水患严重影响了山东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黄河泛滥，淹没农田、村舍，致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景泰三年（1452年）八月，山东兖州府奏：“雨水泛涨，禾稼淹没，人民缺食，粮草无征。”御史罗澄亦奏：“徐州抵济宁一带，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皆坍塌。老稚妻孥，流寓道路。”可见黄河泛滥对沿岸百姓危害之大。

其次，频繁的水患给山东地区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景泰三年，负责治理沙湾决口的工部尚书石璞上奏中就提及“两畿、山东、河南被灾穷民多事剽掠”，请求皇帝免除被灾百姓的赋税，以稳定社会秩序。水灾之年，农田被淹，百姓缺衣少食，为求生存，部分身强力壮者则转而为盗，使山东灾后本就脆弱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景泰四年（1453年），太仆寺少卿黄仕y上奏“见黄河一派自荥泽县南流入项城县界，一派自新乡县八柳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两派河流皆经六七州县，有二千余里俱系民间耕植之地。民皆荡析离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为盗”。

最后，黄河与运河在山东境内交汇，黄河泛滥，水量暴涨，往往会冲决运河河道，致使运河水随黄河东去，致运道淤塞，对漕运航行造成严重阻碍。正德年间曾任山东左布政使王■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

明景帝即位后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

明景帝在继位之初，就着力于山东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尤其关注黄河冲决所带来的漕运淤塞问题，加大了山东地区的水利建设，以期保障百姓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景泰元年（1450年）因也先（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入侵，山东水利建设仅监察御史陈全修筑了沙湾2个缺口。是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全上言，当年王永和修沙湾堤，留西岸2个缺口未堵，“近者东阿县以西大洪口鲤连，河水落河身渐露，与缺口相去甚近。恐将会通河水落掣入东去，不便漕运。乞筑其二缺口为便”。景泰二年（1451年）二月，朝廷又命山东左参政王骢、按察司佥事王琬督导沙湾运河的疏浚。同年六月，命山东巡抚都御史洪英与河南巡抚都御使王暹共同治理黄河，务必“令水归漕河，军民攒运商旅往来无阻”。景泰三年，工部尚书石璞受命治理沙湾“浚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湾决口如故”。朝廷又派中官黎贤、阮洛及御史彭谊协治沙湾“筑石堤于沙湾，以御决河”，当年五月沙湾堤成。十二月遣内官黎质、武良及侍郎赵荣往治沙湾。次年一月“河复决沙湾新口”。工部左侍郎赵荣指出：“黄河之趋运河，势甚峻急。而沙湾抵张秋旧岸低薄，故此方筑完，彼复决溢。”提出于新决口处建石质减水坝以缓水势，加高加厚沿岸堤防，堵塞决口。四月决口堵住，五月山东大雨，又决。纵观以上历次对沙湾决口的治理，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河决即塞，漕淤即浚，缺乏对黄河治理的整体规划和长远考量，故常决口方堵，遇大雨便复决。

景泰四年冬，明代宗以沙湾决口久治无功，要求百官荐举可治水者，于是徐有贞受命治水。《明史》载，徐有贞“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可见徐有贞确实是治河的最佳人选，徐有贞也不负众望，成功地治理了沙湾河患。明代后期治河名臣万恭在其著作《治水筌蹄》中写道：“正统十三年河决荥阳冲张秋，尚书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王文相^塞之弗绩。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贞役丁夫五万八千作九堰八闸以制水势，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起自正统十三年的沙湾决口在历经正统、景泰两朝近9年的时间后，在徐有贞的治理下，终于在景泰七年（1456年）“塞沙堤之缺而张秋运道复完”，大功告成。

徐有贞治理黄河水患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1）事前详细考察。徐有贞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负责沙湾河患的治理。到任后，徐有贞并没有急于组织人员堵塞决口，而是“乘轻航究河源，遂逾济、汶至卫b，循大河道濮、范还”，认真考察黄河沿岸的地理水文状况及各支流的流域状况。提出“凡平水土其要在乎天时地利人事而已”，认为治水须顺水性，“夫水之为性可顺焉以导不可逆焉以堙”。这表明徐有贞治河的基调是以疏导为主，反对单纯通过堵塞决口来治理河患。并且通过观察，徐有贞从地势和土质的角度指出沙湾易决原因为：“河自雍而豫，出险固而之夷斥，水势既肆。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湾之东，所谓大洪口者，适当其冲，于是决焉，而夺济、汶入海之路以去。”“盖沙湾地土皆沙易致坍决。”正是通过事前详细的考察，使得徐有贞能够准确地了解到沙湾决口的原因，从而正确治理沙湾决口。

（2）爱惜民力。治水的成败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河大臣的治河才能高低，然而治河丁夫作为治河的主体，数量庞大，活动在治河的一线，如何调配和使用治河丁夫，也是影响治河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徐有贞无疑是成功的。《明史纪事本末》载，“河以决故涸，而有贞至，方冬月，水暴涨，公私之艘毕达，治河卒逾数万人，悉与之期而遣之”，徐有贞刚受命治理沙湾，到任后就恰逢河水暴涨，在这种情况下，河防建设根本无法进行。徐有贞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与数万治河卒订立归期，全部遣回，使其可以回家从事生产，足见徐有贞爱惜民力。治河卒感其恩德也悉数依期而还，在此后的河防建设中也更加尽力。此外，工部尚书江渊等人曾请求皇帝“遣中书偕文武大臣督京军五万人往助役”，遭到徐有贞反对，并乘机提出“蠲濒河州县之民马牧庸役而专事河防以省军费，纾民力”。这一建议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开支，而且可以使百姓安心治水，无后顾之忧，提高治水效率。《行水金鉴》载，“景泰中徐有贞张秋之役发丁夫五万八千而无怨言者，以蠲濒河民牧马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