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调查报告【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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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第一篇】

时间过的很快，转瞬间就到了升入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如何安排好自己的第一个暑假也成为了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经过认真的思考，我决定对农民的收入情况进行以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进行调查。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以上，做大范围的调查对于我个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几经思考，我决定对我的老家——沈庄村进行调查。

沈庄村地理位置：沈庄村隶属与XX市XX县，地形以平原为主，紧邻许南公路，有河流通过，东有大型水库（正在兴建中）。

沈庄村具体情况：沈庄村共有500多人口，全部是汉族，在外务工人员占1/2左右，留守家中的多为老人和儿童。沈庄村共有耕地1000亩以上，人均耕地2亩左右。

沈庄村农民现阶段收入情况：经过对沈庄村农民的走访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自两部分。

1、粮食收入。据调查发现每亩地每年中种两季，除去化肥、农药等支出，年收入仅为500元左右。

2、在外务工收入，按某人每年在外务工10个月，每个月平均工资1000元计算，该农民年均收入10000元。这两项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90%以上。其次还有个别农民通过饲养牲畜获得一定的收入。考虑到平均两个壮年劳动力有两个孩子，两个老人，这样综合算来，沈庄村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为4400元左右。

从以上沈庄村的各项情况可以看出，沈庄村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没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的只是那1000多亩地和一个未建成的大型水库。因此，沈庄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村。想要使这么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庄富裕起来，我们必须认真充分的利用那仅有的资源——耕地与水库。

一、从耕地说起，耕地直接产出的是粮食，而单单卖粮食已经被证明在现阶段是不能够提高农民收入的。

而结合现阶段沈庄村的具体情况（没有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沈庄村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粮食的深加工。经过在市场上的调查发现，小麦的单价是0。8元每斤，而经过初步加工的面粉的单价则达到了。元每斤，而进一步加工生产出的速冻食品如饺子、汤圆等，单价更是达到课惊人的。元每斤。由此可以清楚的发现，只要对粮食进行初步的加工，就能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粮食加工这一行业的门槛并不高。所以，只要有国家的政策支持，走粮食深加工这一路线是可行的。

具体措施：

（1）国家政策支持，设立专项资金用以农村设立乡镇企业；

（2）吸引人才，国家应加大对于回农村工作的大学生的补助。

其次，走农业产业合作化道路。说白了就是将农村的土地合并起来，成立一个公司。每个农民都是股东，由专业人员经营土地。这样不仅会提高耕种效率，增加农民在市场上的话语权，而且能解放出大量优质劳动力。他们可以去从事第三产业等增加收入。

优点：

（1）农民从此不再是一个人面对险恶的市场，农民的话语权增加。增强了农民的自主性，农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抗风险的能力。

（2）有利与农业高科技的推广。

（3）便于大型机械化耕作，提高了耕种效率。

（4）解放生产力，通过走农业产业合作化道路，剩余劳动力可以更加安心的在外务工或者进入第三产业。

具体措施：

（1）成立农业合作化产业集团公司。

（2）吸纳人才。

其实，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有农业产业合作化公司负责乡镇企业的建设，这样农民就可以拥有农业产业合作化公司红利，乡镇企业红利，以及个人工作收入等三个收入来源，这样就能大幅提高沈庄村农民收入水平。经过初步的计算，每位农民每年能从农业产业合作化公司分得红利1500元，从乡镇企业获得红利5000元，个人工作可获收入8000元，这样算来沈庄村农民年人均收入可达近万元。与原来人均年收入4400元相比，提高了一倍多，基本达到了中小型城市的收入水平。由此可以直观的发现，走农业产业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走向富裕最有效的出路。

二、沈庄村与许多其它村庄最大的不同是沈庄村紧邻着一个大型水库——燕山水库。

紧邻水库个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水多，而最直接利用水资源的就是水产养殖业和灌溉农业。

经过对沈庄村的具体调查发现，沈庄村存在很多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因素。

首先，沈庄村虽然距公路干道只有1公里左右，但是短短的1公里却没有一条真正的公路，还是落后的土路。一旦下雨，土路将会泥泞不堪，直接影响人们的出行与物资的进出。因此修好这条公路是沈庄村致富的前提。

其次，沈庄村的教育水平非常低，90%的村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村民的人数几乎为零。究其原因，农村的教育观念使然。大多数家长都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过早让孩子放弃了读书，而选择了出外务工。而农村不健全的教育制度也使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因此，尽快完善农村的教育制度，使离开校园的孩子尽快回到校园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当前工作的重点。

再次，一个精明的领导人是沈庄村，也是我国大多数农村所缺乏的。举个例子，通过和当地村民的交流了解到，几年前河南省大兴修高速公路的工程，而兴建高速公路需要的大量沙石都要从流经沈庄村的小河中挖取。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成千上万立方的沙石竟然以xx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开发商。后经过初步的估计，这些沙石至少价值50万元。一个愚昧领导人的愚昧决定带来的不仅是村庄资产的流失，更带来了河流环境的破坏。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精明的领导人，那么沈庄村至少有了50万元的流动资产。以这50万元作为投资，无论是投资养殖业，还是加工业都能给沈庄村带来丰厚的收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精明的领导人。细看我国目前的几个富裕村无不是有一个精明而有决策力的领导人。而目前我国许多地方实行的大学生村官工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措施。

沈庄村所面对的问题正是其它大部分村镇所面对的，交通不变，文化水平低，缺乏领导人才等等都是限制我国农村走向富裕的根本因素。因此，切实解决好如上三个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第二篇】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第三篇】

一、我市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

近年来，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XX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2225元、2393元，较上年增长%、%。

我们的主要措施是：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靠发展优势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五大生产基地。抓住国家和省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机遇，建设百万亩高油大豆生产基地，XX年播种高油大豆146万亩；引进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建设百万亩马铃薯生产基地，播种马铃薯45万亩；推进农牧结合扩大饲料作物种植，建设百万亩饲料牧草生产基地，播种饲料牧草万亩；依托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百万亩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经济作物总播种面积万亩；结合退耕还林，建设百万亩柞桑蚕生产基地，放养柞蚕732把，栽桑树700亩。

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充分利用我市资源富集和生态环境优势，建设绿色农业生产基地11个，种植绿色食品面积125万亩，11个产品获得a级绿色食品，2个产品获得欧盟有机食品认证，产量达12万吨。

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与俄在林业、畜牧、水产、农机、农科研等多个领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引进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30多项。建立了中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俄建设境外综合开发区。农副产品出口发展到10大类100多个品种。

二是加快龙头企业建设，靠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思路。以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突出发展主导产业，围绕麦、豆、薯、菜、麻、糖、肉、乳、山、药等十大主导产业和5个成长性较强的产业，构建龙头企业群体、扩大基地生产规模、推进产业化发展。

加快龙头企业建设。全市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29家，带动基地面积137万亩。实施品牌战略，重点培育“玉铃”牌马铃薯、“双河”牌极小粒豆、“驿站”牌马肉干等6个具有较大市场影响的农产品品牌。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在县域和中心乡镇重点建设和完善了7个具有较好基础的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全市现有各类农产品市场88处，基本形成了以乡镇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农贸市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市场体系。

三是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

加大农业新技术推广和应用。推广了一大批先进、适用、成熟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平均每年推广项目20多个，累计推广项目300项(次)以上。农业十项适用生产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到2318万亩。

建设市县乡三级科技园区156处，园区总面积50多万亩，实现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

大力实施种植业和牲畜业良种工程。引进推广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优良品种28个，建设各类种子繁育基地45处，推广优良品种27个，农作物优质品种率达95%以上。建设大牲畜冻配站点92个。

努力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科学应用水平。对广大农民进行多项目、分产业、逐层次的科技培训。每年培训乡村干部、科技户、种田大户及青壮年农民15万人次左右。

四是夯实农业发展基础，靠降低风险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和改造了、等堤防，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抗旱防洪能力。目前，全市已有8个万亩以上灌区，有效灌溉面积11万亩。XX年，争取国家级和省级旱田节水浇灌溉项目5个，受益面积可达万亩。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三年累计7113万元，开发建设项目30个，完成中低产田改造万亩。大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实施天然林保护为目标，重点实施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生态效益补助工程和野生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四年共落实退耕还林面积5万亩，造林万亩，建成多种类型自然保护区5个，绿色食品种植面积达125万亩。不断提高农机装备水平。3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农机更新资金万元，更新大中型农机具4786台(套)，到XX年全市农业机械原值达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达万千瓦，亩均耕地拥有农机动力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

五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畜牧业，实现农业内部转移。目前，全市从事养殖业生产专业养殖户达4579户，占农户总数%。从事山产品采集、食用菌栽培和水产等副业生产农户也不断增加。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社会转移空间。通过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截止XX年底，全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万人，占农村劳动力%，平均每6个农业劳动力中就有1人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村人均纯收入28%。

积极组织劳务输出，向外拓展转移空间。近年来，赴俄累计输出劳务万人次，开发俄土地7000公顷，劳务收入8000万美元。此外，还向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地区输送劳务。

六是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靠落实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投入积极性。

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政策，不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按照“自愿、依法、有偿”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承包权流转，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积极推进撤乡并村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全市乡(镇)由86个减少到64个，行政村由859个减少到626个，乡(镇)村两级干部减少1500人，减少行政支出1300万元。

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严格控制农民负担反弹。加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行村级民主选举、村民议事、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切实增强农民对村务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源头上遏制农民负担反弹，农民负担呈逐年减轻趋势。XX年全市实行税费改革后，共减轻农民负担7706万元，人均减少114元，亩均减少10元。深化农村干部考核制度改革，把农民增收纳入干部考核重要内容。把促进农民增收纳入包乡、包村、包片、包点、包户责任制，作为考察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将所包对象增收与否、增幅大小、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考核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调动了农村干部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积极性，转变了干部作风，提高了为农民服务的水平。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性问题比较突出结构制约。

产业化经营刚刚起步，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基础。农业资源尚未得到合理配置，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十分脆弱。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偏小，组织形式和利益机制不完善、不规范，带动能力弱。农村小城镇建设慢，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不强。在产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比重大，林牧渔业比重小。

市场制约。从国内市场看，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农产品卖难十分突出，农业增产不增收，增收空间越来越小。从国际市场看，农村开放度不高，毗邻俄罗斯的区位竞争优势没能得到有效发挥。目前，我市大豆、小麦价格超出国际市场价格20%—50%，已失去市场竞争能力。畜产品、蔬菜等虽有一定价格优势，但因规模、品质等问题，在短期内开拓国际市场难度较大。从自身看，地处偏远，处于中心市场末梢，辐射面小；人口总量仅为173万，农业人口占65%，城市化水平低，社会购买力规模不大，内需拉动力较弱；缺少规模大的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特别是缺少能够辐射全省、全国的“龙头”市场。

体制与政策制约。从体制方面看，我市土地流转机制尚未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信息不灵，市场交易能力低，难以应对市场变化和规避市场风险。从政策方面看，近年来由于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影响，农民收入明显减缓。1997年到XX年，粮食市场价平均下降40%左右，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加。

科技与信息制约。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XX年我市农业科技贡献率42%，低于全国8个百分点。由于农产品质量差，名特优品种少，过腹转化和精深加工水平低。农村信息服务滞后。农村专业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机制不健全。政府部门缺乏对农民的信息引导，预测性、定量分析少，导致农民决策缺乏依据。

劳动力素质制约。敢闯敢干进取精神不够。缺乏闯大市场、创大事业的胆识和气魄。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干部驾驭市场和带领农民闯市场的能力不强。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全市农业科技人员仅占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3%，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民主法制意识淡薄。自觉、主动参与农村民主管理意识差，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契约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农民收入增长。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新形势下必须准确把握农业发展定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农民增收实现新突破。围绕结构调整夯实增收基础。切实把经济结构调优、主导产业调强、运行机制调活、经济效益调高，构筑具有特色的质量效益型农业基础。调优经济结构，就是在粮牧企、产供销、农科教、一二三产业之间，建立起协调发展的关系；调强主导产业，就是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壮大区域主导产业；调活运行机制，就是积极完善健全土地经营、金融服务、中介组织联结机制等，大胆探索和建立农业保险、政府保障等农业经营风险保障机制；调高经济效益，就是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建立全新的产业结构，真正实现农民增收目标。围绕科技创新挖掘增收潜力。加快培育、引进、推广农畜优良品种。种植业选育、引进品质优、产量高、抗病性强、成熟早、脱水快的优质品种。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开发和推广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农产品贮藏、保鲜、包装技术。注重推进农业标准化工作，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水平，确保产品的商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强农民科技培训，增强农民依靠科技增产增收的自觉性。围绕项目建设加大增收力度。利用结构调整上项目，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实现农产品增值。通过技术改造、机制创新发展和培育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龙头企业，建立一批高技术、高起点、高附加值、高效益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和商贸型的龙头企业。围绕小城镇建设扩大增收载体。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要建设四种类型的小城镇：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工业主导型乡镇；以从事商品流通和为城乡人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为主体的商贸主导型乡镇；以游客和货物集散为主体的交通运输主导型乡镇；以旅游服务业为主体的旅游休闲主导型城镇。完全放开农民进入小城镇的户口限制，与原居住居民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围绕市场流通抢抓增收关键。加快建设一批牵动全市、幅射周边地区乃至全省、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力支持兴办各类经贸公司，支持发展农民经纪人队伍和各种民间流通组织。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增加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围绕非农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引导农民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建立市、县、乡三级劳动信息管理网络，形成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充分发挥劳动管理部门主渠道作用，在各县、乡(镇)建立劳动保障站，在劳务输出人员集中的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管理。围绕减轻负担强化增收保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有关政策，坚决杜绝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全面推行村级财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扎实开展农村“三乱”的专项治理工作。把减负工作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与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结合起来。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第四篇】

摘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一向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而农村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表现，是关乎国际民生的大问题，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有利于我们更好更直接的了解农村现状。实际上，农民在人口基数上占了很大的比例，国家要想繁荣稳定，农民日子是否好过关系重大。对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来说，能够直接接触农村，了解农村生活状态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作为中国未来的脊梁，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国家真丝的状况，认识到中国大多数农民在怎样的环境下。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形成踏实与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调查对象：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唐八里村村民

调查途径：

实地走访

主要内容：

一、农村收入来源

（一）农民收入多元化

现在的农村居民，已经不再单纯依靠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他们不但有农业、牧业、副业的收入，更加懂得充分利用时间，获得更大收益。大部分年轻人不会呆在家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而这些农业生产大都是他们的父辈完成的。当地的年轻人一般会选择本地的一些公司‘饭店’商场等地上班，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外出打工，还有一部分年轻人通过学习一门技术来养活自己。、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使农民收入不再单一化，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农民收入有所增加

国家近几年来不断大力度增加农民收入，三农问题一直处于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这些政策落实到，便是一系列的农民政策。从减少到免除农业税，提高余量购价，给农民补贴等，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由原来的人均年收入20xx元增加到5000元。

（三）、增收速度缓慢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xx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右。到20xx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四）城乡差距加大

１、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20xx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05元，欠发达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800-1500元，城乡差别为至。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生产投入占较大比重，城乡差距则达到1000，有的家庭甚至达到20xx。

２、与富裕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县与县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xx年，城区农民人均收入为3420元，村镇为20xx元，相差约1333 元；20xx年相差约1500元，20xx年相差约1540元。同一个县中，乡镇与乡镇之间农民人均收入也有较大差别，相差在一倍甚至几倍。

（五）地区发展不平衡

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

二、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一）、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

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 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 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二）、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

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第五篇】

摘要：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