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南定理实验报告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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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南定理实验报告范文1

据说，有些经历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当戴维翻到《从艰难走向胜利》的最后一页时，他深信，这本书将改变他的一生。

五分钟内，他就忘记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全身心地投入到《从艰难走向胜利》里。那本书的广告上写道：“一本男人必读的书，有事业心男人的人生指南。”这正是一本值得戴维认真阅读的书。作者詹姆士是一位杰出的房地产经纪人，也正是戴维心目中的榜样――富有、勤奋、自负。詹姆士通过他的书，告诉戴维怎么达到成功，而戴维正在洗耳恭听。

公寓门口传来低沉的敲门声，像枪声一样，打破了戴维的幻想。戴维将书放在咖啡桌上，走过去开门。

来人是住同楼D户的明克斯。他站在走道上，正举手准备再敲。当房门打开时，明克斯举起的拳头像一朵玫瑰一样张开，然后放下手臂。他年纪和戴维差不多，36岁，但是个子矮些，蓝眼睛中含着沮丧的神情。他的头已经开始秃了，而且有中年人发胖的趋势。

“你的音响，”他对戴维说，圆圆的脸上努力装出微笑，上面闪着汗珠，“假如你把声音放低的话，我非常感激。时间不早了，我明天一早要上班……”“好吧。”戴维不客气地说，关上房门。他不想和邻居发生冲突，但是，明克斯老是抱怨他的音响，这使他烦透了。

他走到音响前，伸手要调低音量，又突然停下了。他心想：明克斯算什么，凭什么要我听他的？他和明克斯一样出钱付房租，完全有权利为所欲为，也许更有权利，因为他比明克斯住的时间长。

想到这里，戴维离开震天响的音响，回到沙发上，重新拿起书。

他翻到第三章“从胁迫到胜利――徐徐灌入恐惧的艺术”。

戴维再次大声朗读，声音超过音响。门上不再有敲门声，他对詹姆士的书信心大增。

当戴维上床休息时，他惊讶于自己的好运气。《从艰难到胜利》这本书，早不来，晚不来，刚好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生活。目前，他是公司东南区新成立的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之一。公司高层人物正在考查他和另一个名叫韦尔的人，准备从中选一位任分公司经理。

第二天早晨，在电梯里，韦尔向戴维打招呼说：“早晨好。”

戴维没有回答，让他去纳闷吧！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重要性。

两人离开电梯时，戴维很高兴地注意到韦尔和蔼的脸上，有一种迷惘的神情，那种表情詹姆士曾在第二章中形容为“敌人遭到打击后，失去平衡的第一个标志”。

那天晚上，戴维再次钻研《从艰难到胜利》的第三章，对它的简单和实用，感到非常惊讶。韦尔会逐渐受到他的影响。詹姆士在第六章指出，某种类型的人，有时候很难打垮，要多费些时间。

然而，他的阅读不得不中断。他听见邻居明克斯返回住所的沉重脚步声，于是，放下书，故意把音响声放大。明克斯这种无用的人，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书上所说的技巧非常灵验。韦尔是个敏感、沉默的人，很像明克斯这位邻居。潜意识里，他们都是一样的（见第四章）。那晚睡觉时，戴维相信，要达到目的，需要的只是时间。

第二天在韦尔办公室里，他得到了可以更进一步试验第三章技巧的机会。

公司经理罗蒂在那儿，准备让他们两位候选人做一个有关双层货柜的综合报告。戴维知道，谁交上去的报告切实可行，谁就能成为东南区的经理。

开会时，罗蒂经理迟到，韦尔请戴维坐下，但他拒绝了，反而慢慢地、心不在焉地在办公室踱步，偶尔瞄一眼坐在办公椅上的韦尔。

韦尔似乎并不在乎，很轻松地说：“我明白，我们正在试验既不提高生产费用，又能改进新负荷的货柜。”“我可以马上提出几种可能的方法。”戴维说，声音非常轻，韦尔必须侧耳倾听才能听到。“说出来听听怎么样？”韦尔和蔼地说。

他疯了。戴维心中无名火起――他要韦尔憎恨他，畏惧他！

当一头白发的罗蒂经理走进办公室时，戴维对他很恭敬，但并不显得卑躬屈膝，而是用书中第九章所说的“一种与经理平等的态度”。

那晚当他累得躺下来听音乐时，不停地想到韦尔，这个沉静、不易激动的韦尔！

敲门声被音乐声压倒了，戴维很高兴地不予理睬。

但是，电话就不能不理了。在响到第六次时，他骂骂咧咧地从沙发上起来，拿起话筒。当他听到电话中畏怯的声音时，不由得厌恶起来。

“戴维先生。我敲门，你没有开门。求求你，把音乐声放小些，我要睡觉……我精疲力尽，不休息不行……我们全家人都不舒服，我弟弟目前住院……”明克斯声音中的畏怯，反倒鼓励了戴维。他认为詹姆士的理论在明克斯这位邻居身上生效了，明克斯不仅尊重他，而且害怕他。

“我对你家的问题和谁住院不感兴趣。”戴维说。

“我不指望你感兴趣，不过，那噪音……””好吧，我关小一点就是了。”这是书上第七章所提到的“同意与生气”的把戏。戴维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回到沙发上躺下，音响依旧。公寓管理员度假去了，他相信明克斯没有胆子报警。

戴维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

醒来时是凌晨4点，音响仍然震天响，最后放进去的那盘录音带一定自动反复放了10来遍。

早晨，戴维和明克斯碰巧一起乘电梯下去。显然，明克斯身体不好，眼睛里充满忧郁，黑黑的一圈，脸色苍白。他根本不看戴维，后者却死死地盯着他。戴维知道不用怕明克斯动粗的，像明克斯和韦尔这种人，他们在这世界上，除了幻想，什么都不会（见第八章）。世界属于那些无畏的、有进取心的人，戴维就属于那种人。

戴维觉得，明克斯是一个有趣的实验品，但是，重要的是韦尔――而他却没有被戴维的技巧所折服。那个星期，在综合报告提出前的一个晚上，戴维在办公室加班。当同事们都下班后，他利用塑料卡片打开门，进入韦尔的办公室。他喘着粗气，心怦怦乱跳，搜索韦尔的办公室。这是第五章所说的“合理的侦察”。

那天晚上，戴维高兴地回到家，在浴室镜子前练习了一会儿斜眼看人，然后决定到外面吃饭。沐浴后，换上休闲衣服，离开公寓。

音响则照样开着，目的在骗小偷。

第二天，罗蒂经理通知戴维，东南区的分公司经理是他了。罗蒂经理向他握手祝贺，他则以平等态度对待罗蒂经理――第三章的预言得到证实。

韦尔对落选一事很泰然，没有流露出失望。戴维并不为他难过，没有意义的怜悯是弱者的表现，人生中总要做一些不择手段的事，只有这样，像戴维这种人才能爬上去。戴维平常很少喝酒，但是那天晚上，他要喝酒庆祝自己。他公寓附近有一家酒店，还算不错，他和朋友去吃过几次。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去那里喝酒，在徒步回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走路不稳，才意识到喝多了。

他把钥匙公寓门时，发现地毯上有碎玻璃。

一进入屋中，他大吃一惊，因为家中那个昂贵的音箱，被砸得稀巴烂。四分五裂的录音带乱扔一地，进口的唱片机转盘，像一只锡罐盖一样，弯在那里。戴维摇摇身体，握紧拳头，难以置信地凝视着这一切。

“这是我的唯一选择。”他身后有人道歉般地说。

戴维转身离开那堆破箱烂片，看见明克斯双手放在膝盖上，正襟危坐在沙发上。

“我不想这么做，”明克斯继续说，“我不是使用暴力的人……但是我身体不好，我们家人一向患有人格分裂症，你使我畏惧你，憎恨你，逼迫我不得不出此下策……”喝下去的酒突然在胃里发酸，愤怒的胆汁涌上来。

他大步向正襟危坐的明克斯走去。“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赔我！”他大叫道，“你得赔偿！”

戴维南定理实验报告范文2

农民对合作化的“反抗”，最早是“闹社退社”。大约在1956-1957年，曾有过一个退社风潮，随后被压了下去。那以后农民就转而使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农民“闹社退社”是想从农业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体制一些“修改”。这是一个例证，表明农民如何利用传统，又实现创新：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权来影响制度变迁。

包产到户是在1956才出现的，以前不少地方已进行过包工包产一类的实验，由于农业的季节性决定了劳动的质量如何，要在收获物的质量来评定。人们自然体会到仅仅只是包工不行，必须进而实行包产；只是生产队向公社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包不行，必须进而实行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从1956年到1979年屡禁不止，几起几落，前后不出二年。生产方式的选择变成一个激烈的政治较量，最早是在1956年。四川江津地区龙门区刁家乡在区委副书记刁有宽主持下，借推行包工为名，把合作社的田土，按各户劳力、人口情况，分到了户；肥料、种子也分了；耕牛不好分，就由各户轮流喂养、轮流使用。生产、收获各户自己负责。各家收的各家得，只按预订产量交纳公粮和部分公积金。很多社员把它叫做“二道”。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燕凌(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文章中提到了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四川江津包到每户社员的例子，认为这些做法“是完全对的”。从而引发了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在县委主持下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与此同时，广西环江是一个山区县，合作化之后闹退社的现象不断出现。1956年春，希远社自发实行了大宗作物统一经营，小作物如杂豆、南瓜、番茄、辣椒、火麻、蔬菜等下放到户，谁种谁收，被群众称为“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获得较大增产。县季书记王定召开县季会议，决定将社适当划小，单家独户则粮田固定资产实行“包产到户”，一般社队都可推行“小作物下户到户”。经试点后，逐步在全推广。

当时实行包产到户的还有广东中山、江苏江阴、湖北省宣恩、河南省沁阳、临汝等地一些农业社，另处有还一些地方或使用其他名称，或做了不说。如安徽阜阳县新华农业社，曾用较长时间推行田间分户管理办法，山西榆次县海燕农业社1956年曾实行个人责任地制度等。就象闹社退社初时多被当做“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但并未爱到后来那样的批判，而主要是被当做社内生产责任制的不同形式，争论孰优孰劣罢了(参见1956年9月份至1957年初《人民日报》的文章)。直到1957年中，特别是“反右”以后，事情才发生了变化，把包产到户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 ，当敌我矛盾看待。永嘉的经历是一个实证。

永嘉县风险经历

浙江温州永嘉，推行包产到廖是在1956年，当时全国几个地区推行包产到户，以永嘉的规模最大，而且是在县委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5月4日，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云河(6月，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包工包产》后（），向来永嘉检查工作的地委农工部部长郑嘉顺请示：可否根据文章精神，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的试验。郑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李云河向县委书记李桂茂汇报了郑的意见，李桂茂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做出决定：派戴洁天为组长，到雄溪乡燎原社进行联产计酬的试验。该社人均一么半地，试行包工到户，生产面貌一新“户户责任分明，人人干活主动，生产进展很快，庄稼长势喜人，重卫群众团结，个个精神奋发”。县委遂召开千人大会，部署多点试验，并一千多个社推广。

具体办法是“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统一经营”责任制，即“在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基础上，加上产量责任制”，简称包产到户。当年见效：耕种面积扩大8%，春粮增产40%，养猪得到发展，出现了农业和副业的专业分工。农民说：“好得很”，与此同时也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单干，“糟得很”，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崔峰的文章《包产到户不可到生产小组》。11月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对燎原社包产到户进行批评指责。争议提到省委，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则肯定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只加产量责任到户，不能叫单干。

1957年2月，《浙南大众报》通过《人民日报》向中央反映了永嘉的情况，于是对包产到户的禁令很快从北京下到省。3月初，浙江省委指示：包产到户是方向道路问题，一定要纠正。温州地委指示：不能试，都停下来。农民单干几千年没有出路，还试什么。3月7日，永嘉县委作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

6月，浙江省委派出工作组到永嘉纠正包产到户，李桂茂进行了检讨，李云河表示保留意见。9月，温州地委将包产到户定为“资本主义性质”，李云作为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永嘉县委被改组。10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性错误，点名批评了李云河。

1958年2月-10月，永嘉县包产到户的有关人员爱到惩处：李桂茂被划为中右，受到降职处分；李云河划为，，下放工厂劳动；戴洁天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带头搞包产到户的农村干部和农民受到惩处，全县被判处劳改的有20人，遭批200多人，枫林镇农民许存权、徐贤远等8人因闹包产、闹分社，以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处6年至20年有期徒刑；他们的家属也受到牵连。

李桂茂在身处逆境中，将戴洁天所做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精心收藏，多次向组织提出申诉。李云河在期间一直坚持对包产到户的研究。戴洁天将包产到户的所有材料埋在菜园里，并以诗言志：“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甘为苍生受若难，五十年后识斯人”。燎原社的干部、农民也将七箱一柜试点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完整保留下来。

此后二十多年来，温州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一直在明统暗分、明纠暗包地实行包产到户，使部分劳力解放出来，从事家庭手工业或外出做工，为改革开放后形成温州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於1979年1月，温州地委撤销了结李桂茂的原处分决定，对于包产到户，还是肯定是错误的。2月永嘉法院撤销了对戴天洁的判决。5月，温州地委撤销了李云河的原处分决定，但又明确说明：一、包产到户是错误的。二、李云河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不够好。三、李云河的错误根源是骄傲自满，好出风头，缺乏积极谨慎的态度。

1980年7月，永嘉县委发出文件，允许边远山区可以包产到户。9月，中央发出75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此时，永嘉有8109个社队实行了双包责任制，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已占大部分。1980年，虽然遭受较大的灾害，永嘉农业生产依然获得发展，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粮食增产7%。

1981年11月，温州地委彻底为李桂茂、恢复名誉。1982年初，中央发出第一个1号文件，确定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8月，温州市委在全市范围内为李云河恢复名誉。1983年8月，永嘉县委对戴洁天的错案彻底。李云河、戴洁天分别调往省委和地委的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到此，永嘉包产到户一安宣告结束。

广西环江县搞包产到户，其经历与永嘉县大体相同，不同的改组后，新县委在搞浮跨风、太平调，发生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残剧。给党的形象造下无可挽回的损害。

才过，包产到户之火再度燃起

1959年10，农业部有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中间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其中举出甘肃包产到户的例子。随即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在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一再宣扬“人和土地发生感情”，认为集体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因此提出包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

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一度制止住了包产到户蔓延，但各地总有死灰复燃的努力。如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1961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1961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说：“在一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式家庭作业。

广西各县不少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即有42%的队已包产到户。有人说远看1953、54年，近看自留田。都比集体搞得好。

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

湖南的“单干风”时起时伏，1961年春耕时出现一次，秋收时出现一次，1962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一次。据全省初步统计，有%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为了生产自救，湖南省委决定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

1962年，河南在省委支持下实行了“借地”，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在山西也存在多种形式的分户经营现象。

陕西省清涧全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据1960年初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10%。

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保荐责任田。他说：“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荒、逃、饿、病、死，一瞬间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在改正责任田时，农民说：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我们国家任务一两没有少，大小队都有机动粮 。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照样提取，这有什么好呢？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队长一个挑，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就要实行的小队核算，农民说：57年以前就实行过，也有问题！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存在矛盾，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问题多多，怎么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都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互助合作，最好就是实行责任田制度。

尽管中央做出决议，发出60条，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定为一条三八线，不准再退。但许多地区都反映普遍出现社队出勤认降底，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私分偷粮等现象，预示了苏联集体农庄形式难为中国农民自愿接受。

1962年剧变

1962年，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之前，会前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出现不同声音，如李富春向中央上书推荐安徽责任，刘少奇说：“单干比不干好”，陈云听到有人反寻，当即表示：何必急急忙忙地反对，让它试验几年再看好不好？邓小平表示赞成，邓子恢更早就是热情支持者，会议期间几度当面和毛据理力争。

但主宰形势变化的还是的意向，毛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有某种变化，对陶铸、王任重关于广西龙胜包产到户的报告做了批示：“报告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不久以前见之于文字的表述。毛对安徽的试验是有保留的支持，当时安徽搞责任田时曾希圣曾请示毛，毛：可以是，不对了作检讨就是了。田家英建议推广包产到户，毛问：是否还有统一经营？田未作正面回答。1962年8月，毛对钱让能的信和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给他的信《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一开始都没表态，实际上是很有意见，他就说过：胡开明，真是胡――开明。

戴维南定理实验报告范文3

那么原邵阳市委常委、邵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戴松林又是一位什么样的“昏官”?

“洗碗多打烂的碗也多”

2005年注定是这座湘中古城邵阳的多事之秋。2月20日，位于邵阳的湘桂黔建材城发生火灾，部分经营户的数千万元资产化为灰烬。5月中旬，邵阳市一位副厅级领导被“”。这位被有关部门“”的副厅级领导就是原邵阳市委常委、邵阳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戴松林。戴松林的落马，可以说是该市50多年来第一位高官落马，因而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

戴松林，男，汉族，湖南新化人，195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75年6月参加工作，1981年10月入党，1993年11月任邵东县人民政府县长，1996年3月任邵阳市副市长，分管招商引资、外经、外贸等工作，2003年1月至2005年5月担任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邵阳市第13届人大代表。

2001年9、10月间，邵阳市决定对该市的国有企业湖南第一纸板厂进行改制，并引进10万吨的白卡纸项目。

据说，台商郑文源在看好国内白卡纸市场发展潜力和国内优惠投资环境的基础上，于2001年5月来邵阳进行白卡纸项目考察，通过协商、论证，郑文源与湖南省第一纸板厂、邵阳市经济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在邵阳市正式签订了合资年产10万吨白卡纸项目合同，并随后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湖南汇源纸业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合营公司正式成立。当时邵阳市有关方面对外宣称：该项目的生产规模为年产白卡纸10万吨，总投资人民币10亿元，经专家论证，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湖南省高档纸的空白，对邵阳市工业结构的调整，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地方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副市长的戴松林对这个项目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认为年产10万吨白卡纸项目是邵阳市截止目前招商引资的最大合资项目，是邵阳市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然而在招商的过程中，种种迹象却表明，投资该项目的台商郑文源根本就没有做10万吨白卡纸项目的实力，而且其提供的资信证明有明显虚假痕迹，郑代表印尼金光集团的身份也不真实。作为副市长的戴松林对此视而不见，相反却指示邵阳市经委副主任刘其汉于2001年11月初草率与郑某及其代表唐丹等人签订合同，合资成立湖南汇源纸业有限公司。据了解，郑某既非印尼金光集团投资代表，也没有足够实力投资10万吨白卡纸项目，一开始就是玩的“空手套白狼”把戏，目的是依靠推销废旧设备谋取非法利益。

即使如此，投资该项目的台商郑文源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时也并非一帆风顺。2002年3月，邵阳市天瑞会计师事务所见外方资金未到位，认为其所提供的购货发票复印件不能作为验资依据，并存在法律风险，因此先后两次拒绝出具验资报告。

然而戴松林却以市政府名义，责成天瑞会计师事务所按郑某提供的虚假的设备预付“发票”复印件，违法为郑某虚假验资达525万美元，致使汇源公司得以通过工商注册登记。了解内幕的天瑞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员说：“傻瓜都不敢干的事情，常务副市长敢明目张胆地干！”

2002年4月下旬，戴松林撇开市长，指示邵阳市财政局局长何某挪用财政预算资金作质押担保，为邵阳市经济技术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作为白卡纸项目中方入股资金。何迫于压力，违反程序，交待部下挪用财政预算资金1000余万元作质押担保，为经济技术投资公司向邵阳市工商银行贷款到1000万元。

而在此前，2001年10月底，邵阳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白卡纸项目。会议决定：必须在台方设备到厂并安装试车成功后，邵阳方的入股资金才能到位。但市委常委会的决定对戴松林没有丝毫约束力。2002年4月，戴松林擅自批准将用于开具购买设备信用证保证金的1990万元从经济技术投资公司划转汇源公司。郑某、唐丹迅速将资金套出，只用其中部分资金从欧洲一些国家采购回一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产的淘汰二手设备。这些“洋垃圾”已无法安装投产，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说，戴松林在被抓之前曾发出感慨说：他后悔干事情干多了，洗碗多打烂的碗也多。

“卖光市长”与商人的游戏

黄建民，湖南建民集团老总，拥有多个经营实体。据称，建民集团总资产达10多亿，位居湖南民营企业500强第10位左右。黄建民原本是一位小学教师，辞职下海，通过开发湘桂黔建材城，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工商户到亿万富翁的巨大转变，为时不过数年。亿万富翁黄建民目前是邵阳市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建民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也日渐扩大，黄建民已连续担任两届湖南省人大代表。

2005年6月7日的《望东方周刊》曾经以“邵阳亿万富翁发家史揭秘背后是权力与资本游戏”为题报道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家史。报道称“崛起的背后是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游戏，建民集团最终成为游戏的发牌者”。这里的“权力”即指原邵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黄建民也因为得到戴松林的“帮扶”，通过开发“湘桂黔建材城”，在一系列征地、建设、税收等方面获取优惠，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工商户到亿万富豪的转变。

建民集团当初对外宣传称，紫薇博览园项目作为城市林业生态区兼集旅游、文化、园林艺术景观、休闲娱乐、社区服务、商业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城市空间，是邵阳市政府承诺年内为民兴办的十一件实事之一。园区占地约3300余亩，投资亿元。戴松林这位常务副市长也非常看好这个“财源项目”，市、区两级政府四年来为此开了二十多次专题会议，动员全市所有委、办给予支持。实际上，这幅蓝图只是一个幌子，建民集团却利用戴松林这个后台搞了一场“圈地运动”，其主要手段便是用低廉的价格违法征用农民土地，为此有多位当地农民在告发紫薇博览园的违法征地问题。

2004年9月18日，戴松林亲自参加紫薇博览园奠基典礼。许多村民则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出“还我土地，我要生存”的标语。由于有戴松林亲自参加此次奠基，这天，出动了数十名警察维持现场的秩序，建民集团也派出保安参与。结果，还是与农民发生了对峙，开工典礼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天以后的9月20日，建民集团强行对紫薇博览园进行开工，有关执法人员居然对保护土地的农民动了手。有几位农民因阻挠开工而被拘留，在以后的行政诉讼中，他们都以败诉而告终。

除此之外，建民集团还盯上了邵阳

市“白公城宾馆”，这座宾馆是邵阳市最好最大的宾馆，生意也十分红火，它的潜力将不可估量。白公城宾馆的改制当时是由戴松林直接分管，改制前期工作刚一开始，建民集团早已悄悄在为进驻“白公城”招聘大量服务员，并进行培训。

在竞标“白公城”这一项目时，建民集团从建设银行邵阳市分行贷款1000万元后，戴松林突然要求其他三名竞标者预先交付700万元保证金。原以为想借此机会让三名竞争者知难而退，但没有想到的是，三名竞标者却毫不费劲地掏出了所需押金。在这种情况下，戴松林只得私下对三名竞标者一一做工作，以答应出售其他改制企业的补偿方式，动员他们退出竞标。“白公城”最终在没有任何竞标竞争对手的前提下以超低价顺利“合法”地加入了建民集团。所以邵阳的老百姓给戴松林取了一个外号叫“卖光市长”。

“情妇经济”

戴松林除了被当地百姓称为“卖光市长”外，他的“情妇经济”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2000年8月的一天，戴松林到市里的一家中印合资企业考察，晚上，该公司设宴款待戴市长，特意安排了漂亮的公关经理唐某负责服务。时年26岁的唐某，出生在邵阳市。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到印尼工作，不久就加入了印尼国籍，然后她凭着华商的身份，来到中国寻求发展。

2000年年底，戴松林以扶贫帮困的名义提取了10万元的公款，在火车站附近为唐开了一家名叫“心颐美”的休闲茶馆。茶馆开张后，戴松林就频繁带着客人来这里消费。在他的授意下，邵阳市的一些机关也陆续来到这里。反正都是公款消费，以此来讨好市长，正好一举两得。一时间，茶馆天天爆满。接下来，他又开了几家茶馆、卡拉0K厅等店。

唐某知道戴松林是负责招引外资的副市长，凭她的华商身份以及与戴松林的关系，肯定能吸引外企与她合作。于是，唐趁回印尼旅游的机会，和印尼的一家企业合伙注册了一个公司，她作为幕后股东，准备以这家公司为幌子在邵阳圈钱。

2004年5月的一天，唐某从朋友那里得知戴松林在外又包养了7个情人的消息后，伤心愤怒到了极点。本来，唐某试图从他手中套取更多的钱财，但看到戴松林背叛她养了那么多情妇后，知道她在戴松林眼里已经没有价值了。于是，唐把戴松林存在长沙的钱全部取出，并取走了合资公司经戴松林帮忙贷到的1800万元资金的一半，回到了印尼。

唐某的这一系列暗箱操作，戴松林还被蒙在鼓里，他还以为从此可以摆脱唐某的纠缠。然而，自从唐某销声匿迹后，令戴松林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相继发生了。戴松林曾极力主张投资改建的湖南第一纸板厂工程，一开始就成了“空手套白狼”者的把戏，在戴松林帮其贷到的1800万元资金到位后，迅速将资金套出、用极小部分资金从欧洲采购回淘汰的二手设备。而这些“洋垃圾”已无法安装投产。当戴松林发现上当时，所谓的合营公司已经是空壳一个。

戴维南定理实验报告范文4

1942年春夏，中国入缅作战的10万部队，由于指挥失误，步调不一，损失巨大，溃败的部队大部分转入印度整训。此后，日军侵入滇西，并切断了西南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1943年初，决定组建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政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1943年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不可能不知。那么，下决心换陈诚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陈诚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职务？

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换将的原因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10月中旬，陈诚胃疾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当予精心护理，使之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有的书中写道：“宋美龄果然注意远征军发来的绝密电。一见电报，她就向强调陈诚的病情严重，让他回重庆疗养一段时间好，别在昆明把身体拖垮了。重视陈诚远远超过何应钦。何应钦在心目中的重要性一天天减少，而陈诚却日日上升。这是手里对付何应钦的一张‘王牌’。要好好保护好这张‘王牌’。批准了陈诚的辞呈。”（《长城万里图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陈诚胃病突发可能是事实。但真的是因为胃病不能任事吗？

1943年初，拟任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开始时陈诚不愿就任，理由是远征军之行动关系国际信誉极大，其责任远非其他战区可比；各方对此多有怀疑，而一般意见亦难趋一致；本人能力有限，不能胜任。陈诚这里并没有提到自己的身体不能适应远征军司令一职。认为远征军司令一职非陈诚莫属，陈诚历来以治军严格而著称，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他多次赴滇西、滇南考察，还陪同白崇禧到前线视察备战情况。陈诚严格按照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还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

在陈诚全力以赴主持远征军训练作战事宜之际，鄂西战事吃紧，关系到重庆的安危，命令仍然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赶回鄂西指挥作战。1943年5月15日陈诚自昆明飞赴重庆，17日由重庆飞恩施。在鄂西会战中，陈诚灵活机动地指挥战区部队，顶住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打击了日军的器张气焰，保住了重庆的东大门。陈诚本人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荣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是他1930年以来第六次获此殊荣。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又赶回云南楚雄远征军司令部。远征军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陈诚决定，在英美联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中国远征军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出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预定在12月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

这段时间的陈诚是一个生气勃勃、治军严格、指挥有方的高级指挥员。1943年10月，在重庆的得知陈诚胃病发作，来电询问情况。陈诚回答是小毛病，对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此后又多次电示陈诚关于远征军反攻缅甸应注意的问题。像陈诚这样的高官，其工作主要是以谋略和影响力来展开，一般的身体不适对其行使权力影响不大，更何况正值盛年的陈诚，做梦都想建功立业，在其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未因身体原因放弃过指挥权，此时此刻怎么会因为胃部的不适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呢？那么，不是身体的原因，又是什么原因使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的呢？

二、戴笠对“清君侧”行动的告发？

另一种观点认为，戴笠向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陈诚手下的一批年轻军官准备“清君侧”：“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活动，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施加压力，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以陈诚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清君侧”的事件是这样的：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这些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包围了，使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效仿发动日本“二二六”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把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6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在陆大同学中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欲举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

第六战区长官部的青年军官的“清君侧”的计划，很快就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情报。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第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时任抗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对麾下“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骨干王凤起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十分赞赏却又佯作不知，只是要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批参谋人员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旋即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负责策划远征军重要作战机宜。这批青年军人在楚雄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定了“”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云南是军统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极大，云南站很快就将青年军官们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戴笠在认为时机成熟时把以上的情况报告给。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秘密逮捕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

在王凤起被秘密逮捕的当夜，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刘云翰代表陈诚前去看他，这样对他说：“你们青年将校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情，也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暗中有这样一个组织。”他看了看点头不已的王凤起，开始交底：“陈长官待你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个汉子，因此，将你要到身边委以重任，快速擢升。为人要讲良心，你要对得起陈长官。”王凤起斩钉截铁地表示：“请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我们的事与陈长官没有丝毫关系，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会自己担承。”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话持续了5个多小时，戴笠明确地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头，一切与陈长官无关。

“清君侧”密谋，陈诚是知道内情的。表面来看，正是因为戴笠的告发，陈诚被迫辞运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但是否会以此让陈诚交出远征军指挥权吗？这批“”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的指挥官，并且是想维护领袖的威望，出发点并不错；另一方面仅仅是戴笠的一面之词，陈诚究竟牵扯得有多深，心中并无底。而更为重要的是陈诚和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高层派系之间的互相争斗的局面，正是所希望的。

陈诚是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出其右。是猜忌戒备之心很重的人，但对陈诚却是例外，陈诚始终被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当时舆论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

陈诚的走红必然引其他实力人物的忌恨。从抗战开始到1943年，手下基本形成了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陈诚早年得志，除了对绝对忠诚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运气，把军队摆在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军纪废弛，民怨沸腾；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也一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至于戴笠靠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请赏的做法，陈诚更是不屑一顾，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了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打入。

戴笠恨得咬牙切齿，认为陈诚是自己向上攀升的最大障碍，与反陈的胡、汤结成联盟。胡宗南是处处以黄埔领袖自居，以的嫡系传人自诩，汤恩伯则想利用胡、戴黄埔集团的支持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都想利用戴笠的特殊地位除掉陈诚。而戴笠也要利用胡、汤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胡、汤、戴3人虽然各有打算，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结成了政治同盟。他们在政治上互相通气，工作上相互援手，生活上打成一片。戴笠占据“内廷”的有利地位，随时注意把政府高层内部的情报向汤、胡通报。为了加强通讯的保密性，戴笠规定军统机要室，他和胡、汤之间的电讯联络必须使用几套密本，什么事情用什么密本，都有严格的规定。胡、汤为了报答戴笠的支持，也极力支持军统的工作，但凡军统在西北、中原地区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胡、汤都倾全力解决。

就在1943年秋时，戴笠出席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举行的中美特种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与胡宗南、汤恩伯见了面，具体内容可能就有“清君侧”一事。回到重庆后，戴笠即向告发了这一惊天大案。

对于“清君侧”的“”活动，当然要镇压，但应该不会把陈诚牵扯进去让戴笠过分得势。他对胡、汤、戴集团与陈诚集团的争斗心知肚明，不会轻易让哪一方占据上风。从这点上说，“清君侧”案的破获与陈诚辞去远征军司令一职，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三、美国人对陈诚的厚爱？

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如果以上两种原因都不能成立，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了和史迪威矛盾的牺牲品――正是陈诚跟美国人的亲密合作，导致了让其交出了远征军指挥权。

陈诚跟美国人关系比较接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接近起初完全是跟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的需要，也是所安排的。1943年1月份，奉之命，陈诚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挫伤，迫切需要美国的军事援助，重新编练一支精锐之师。

陈诚跟史迪威的合作是在纯军事的领域展开。二人在重庆会谈后决定，首先调集3000至9000名中国军人在昆明训练基地分批训练，然后再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去，进一步熟悉新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陈诚主张，将特种兵科的干部更多地运往印度去加强技术训练；而对高级干部则以精神训练为主。陈诚还提醒史迪威注意，把中国军队原来的1个军辖3个师的编制改编成为辖2个师，还要根据滇西的地形加以研究；在个别作战时，还应考虑到中国军队在营以下没有通讯队伍的实际情况。

通过筹备远征军的前期工作，史迪威了解了陈诚，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他将编练计划报请批准时，还特别强调，应加速集中军队，陈诚应摆脱其他一切职务，集中精力训练远征军。很快就批准了史迪威的报告，并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但仍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偕陈诚，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亲自驾机护送，自重庆飞抵昆明。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但也是所希望的。此后，陈诚和史迪威的合作由制定编练计划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史迪威来华后不久就和冲突不断。由于陈诚是的头号亲信，并且受到史迪威的厚爱，作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工作起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缓冲了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史迪威对的不满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相反，罗斯福认为，只有才是美国在远东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在中国执政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美国政府绝无的打算。

有的专著认为，陈诚已经成为史迪威对付的一个砝码，“宋（指宋子文）怂恿史迪威任命陈诚将军或者薛岳将军领导Y军（指远征军）……在以后几个月，史迪威及其助手弗兰克・多恩上校与宋秘密合作，企图挫败及其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他们为任命陈诚而进行活动，1943年3月陈诚终于被任命为Y军司令。”（《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年）从这段叙述来看，陈诚之所以能当上远征军司令，完全是美国人搞的阴谋。不仅如此，史迪威还正在策划由陈诚取代的“”活动：

1943年1月和2月，史迪威想出了很多应急计划，其中有一些建议发动一场。一份致马歇尔的电报草稿建议美国排除所有妨碍战争努力的中国政客和将领，甚至何应钦和也在被排除之列。一个“新的强有力的人物”，大概是陈诚，应通过美国的努力被置于当权的地位。（《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年）

史迪威作为一个来华的军事人员，是否会策划由一个战区指挥官取代领袖地位的“”活动，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史迪威想方设法扩大陈诚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最可靠的接班人，他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向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项计划没有得到的批准，广西境内的部队仍由军事委员会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