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调查报告【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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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调查报告【第一篇】

在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因违反所谓的“爱情合同”而离职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近年来，随着职业女性人数的一路飚升，同事加爱人的关系模式越来越普遍。面对这一情况，很多企业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在招聘、雇佣员工时，往往要求他们签下一份不得与同事恋爱或结婚的“合同”，以便约束他们不合时宜的“恋情”。很多有情人在这种高压政策下，要么为爱情而牺牲了事业，要么为事业而放弃了爱情。

点评：世界总是充满不公平，爱情总是要经受磨难。想当初，黑人不是不能和白人同车吗？现在呢？嗯……现在倒是可以，不过前一阵子还有一个黑人司机被白人警察给活活打死了。所以，别把太多时间放在咬牙切齿上，还是多想想中国老百姓的经典名言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再想想人家日本，祖孙几代在一个企业干的多的是，为什么人家几代人都能在一个企业成亲，而我们竟一个都不能结婚呢？

如此广告：杀人恶魔张君竟成壮阳药广告“明星”

就在血债累累的杀人恶魔张君在重庆被一审判处死刑时，在西安，人们赫然发现一种壮阳药的广告宣传单，竟以“张君”情妇多多为旗号大肆宣传药效的“神奇”。这张“×××肾丸”的广告宣传单里有一则所谓的“秘闻”，详细介绍了“张君之所以讨得女性欢心的原因”是服用了他们的药品。言称张君在一次抢劫时偶得几盒该药品。“随便一试，便被其神奇的效果所折服……征服了女人还抗防了性疾病……”其文字下流粗俗，不堪入目。

点评：在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年代，张君被“广告商”看中似乎并不意外，前阵子不是还有人说要把张君搬上银幕吗？众媒体大炒的“眼球经济”，重点就在“眼球”二字――如何吸引人们的注意？如何制造轰动？如何哗众取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门缝广告我们已见识了不少，这则小广告则更是将所谓的“创意”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为了宣传自己的商品，真的就可以不择手段、抛开道德良心等等一切了吗？面对眼前这个商品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种种种种，你该怎么想，又要怎么说？

当代中国人的初恋

初恋持续了多长时间？现代社会结婚对象就是初恋对象的比例越来越低。换句话说，大部分人一生中都会有一次以上的恋爱。再换句话说，大部分人一生中都会发生一次以上抛弃别人或被别人抛弃的事件。

网易的网上调查结果表明，初恋持续时间，最长的是10年，最短的是1个月，人数最多的是一年（有861人），其次是两年（357人）、三年（336人）。初恋的结果是，有%的人失恋---主动失恋与被动失恋都是失恋。终成正果的不足10%。

点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人们的一种真实的情感状态。许多人都认为初恋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感情，与其说是初恋美好，倒不如说因为它的不可实现使我们更加向往。你希望初恋对象过得比你好还是比你差？大部分都希望对方过得好，毕竟善良的人还是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同时会想，失去我对于你是一个损失。人就是这样，善良与自私共存。

难以置信：双胞胎竟是同母异父

智利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分别为玛利亚・埃琳娜和弗朗西斯科・哈比尔，现年2岁。她们的母亲因前男友最近拒绝给孩子的生活费，而将他告上法庭。为此先做亲子鉴定，结果却大出意料。鉴定结果显示，玛利亚・埃琳娜确实是这名男子的女儿，而她的妹妹弗朗西斯科・哈比尔的父亲却是没有确定的另一名男人。孩子的母亲矢口否认她还与另外男人有染，但后来在欧洲国家又做了3次亲子鉴定，都得到同样的结果。目前，玛利亚钒A漳鹊母盖滓丫指锤⒆由罘眩桓桓龊⒆印*

科学家认为，显然这名妇女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期间内与两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这两名男子各有一个与卵细胞相遇，使其受精，然后卵细胞分裂而成为罕见的同母异父双胞胎。只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专家估计为百万分之一。

伟哥也能对女性性生活有帮助

意大利性科学家5月27日发表研究报告称，能促进男性性生活质量的药物伟哥，对女性也同样有效。

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在5月27日出版的《英国妇产科期刊》上发表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对西旦拉非伟哥药物进行测试后，他们发现这种药物对妇女的性生活也能产生帮助。

卡塔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西旦拉非可能会直接改善女性的性兴奋紊乱状况，在诸如性和方面提高性生活质量。”

研究者们表示，这项研究结果证明，“该药物对女性的影响与已知的对男性障碍所起到的作用十分类似”。

英一男子竟由女性基因组成

英国一名外表并无异样的男子，因结婚多年仍未能令妻子怀孕，于是向医生求助。经过一轮检查后，医生竟然发现该男子原来在“基因”上是个百分百的女性，相信这是全球首宗同类的重大发现！

该名拥有正常男性身体的29岁“丈夫”，与结婚5年的妻子一直性生活美满。负责诊治这对夫妇的阿布申哈医生称：“当发现该男子中没有时，我们便替他进行基因检验，看看这是否是问题所在。结果发现，他的基因中竟然没有代表男性的Y染色体。从基因角度来说，他完全是一个女性。”

上海人离婚婚外恋成首要原因

上海社科院新近进行的一份“中国离婚调查”表明，尽管导致上海人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配偶的婚外首当其冲，成为鸳鸯离散的“罪魁祸首”。

在这份对离婚人士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共有七十多种因素被指称导致离婚，其中包括性格或感情不合、家庭暴力、家庭经济纠纷、性生活不和谐、“第三者”插足等，但40％以上的离婚人士一致认为，配偶的婚外使他们深受伤害并直接导致婚姻破裂，高居离婚率首位。

有关研究人员还以“如果婚内不能满足性需求，是否可以到婚外去寻求”为题，对上千名普通上海人进行了婚外的认可度的调查与分析。在调查样本中，有75％的上海人明确表示反对，只有5％的人表示赞成。即使在意识行为开放度较大、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中，也仅有7％的人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按照传统观点，在婚外恋导致离婚的案例中，女性一般都是以受伤害的被动形象出现。然而调查却发现，上海人中发生婚外恋情的，女性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同时，这些发生婚外私情者，绝大多数是生活条件平实朴素的普通市民，而不是往往被称为“有钱就变坏”的款爷富婆。

上海婚姻家庭研究会的专家认为，由于调查是对离婚者进行样本统计的结果，而不是以全体已婚男女为抽样总体。因此，女性发生婚外恋居多的结果，并非意味着女人对待婚姻的观念更加轻率和开放，而只是表明女性一旦有了婚外情，往往更倾向于与配偶分道扬镳。

据研究人员分析，造成婚外恋发生的原因，也是男女有别。男性多以寻求刺激、满足欲求、贪图一时之快者居多；而女性则往往系因家庭不睦、或是对丈夫及家庭生活状况不满所致。这使她们无论在心理、感情和经济上，都有依赖外遇者的倾向，其中不少人把婚外所恋者作为离异后再婚的对象。

有惊无险：母亲用尿救儿

5月20日晚7时许，家住郑州中州村的2岁幼童明辉(化名)，趁父亲做木工活、母亲做晚饭之际，独自一个人在房门后摸出一包“面粉”，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待母亲发现时，小明辉已吃完了一整包“面粉”，并开始四肢抽搐，神志不清。

其母知道“面粉”实为鼠药“三步倒”，立即用手指抠明辉喉咙想令其吐出，但孩子脸憋得通红也无济于事。危急时刻母亲从屋外弄来一杯尿液，给明辉灌下催吐。后送入郑州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1000余毫克液体洗胃、灌肠、倒泻，小明辉终于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据悉，“三步倒”又叫毒鼠强，是鼠药中毒性最强的一种，通常～1克即能致人死命。此类中毒者生还极少，关键在于服药后抢救时间分秒必争。

同性恋调查报告【第二篇】

“同性恋在人群中占比大概5%，古今中外这个比例都相差不多，整个中国男同和女同的数量在7000万以上，男同的数量在3000万以上”。这组数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同志社交应用Blued的创始人耿乐告诉《创业家》&I黑马的。

而这个目前用户也近1500万的社交应用，最新的估值已经达到2亿美元左右。

从"同志=流氓罪"的时代走来

作为同志创业者，耿乐第一次在媒体面前和我们说起了自己的创业故事。耿乐原是警校毕业，当2000年开始兼职做淡蓝(中国最早的同志社区之一)时，他还是秦皇岛的一名警察。也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耿乐觉得需要更多的体制外的释放和表达，于是在网上搭了一个个人网站开始写文章，分享自己的经历。在那个站长横飞的时代，耿乐的博客开始吸引了“同志”的人群关注，并且慢慢有人开始投稿。不久后，耿乐居然说服了其他的同性社区站长放弃自己的社区加入他，这便有了当年的web同性社区——淡蓝。因此，淡蓝其实是靠同志文学起家，2007年耿乐终于转型做了一个同性社交社区BF99，而在移动互联网风行之时，也就有了移动端APP Blued。

同性恋是个敏感的话题，中国对待同性恋群体的观念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进步过程。“断袖之癖”“龙阳之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而中国也是直到1997年《新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几个罪名之后，“同性恋”才被“非罪化”。

尽管在1997年之后，“同性恋”被“非罪化”，但媒体在面对这个话题时依然是缄口少谈为主。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对中国同性恋话题来说，可以以2004年12月31日为划分基准，这一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士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消息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性恋话题伴随着以艾滋病为报道主题也逐渐增多。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2008年的奥运会被视为“同志”社会环境改善的一个转折点，奥运前夕，中国官媒新华社向海内外报道了中国的同志网站淡蓝网的存在与发展。这被耿乐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发展契机。

为了解决人才招募和发展机遇的问题，2009年，淡蓝将团队从秦皇岛搬到了北京，2012年淡蓝开始做移动端APP——Blued，同年耿乐在卫生部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耿乐汇报了基于同志网站开展艾滋病防治和反歧视的工作成绩，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这一年，耿乐辞去警职，成为了一名全职的互联网创业者。

中国同性恋APP市场

慢慢地，同志变成一种常态的文化，身边“出柜”的同志越来越多，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偏见也在慢慢消解中。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敏感和被受歧视，据百度刚刚的移动互联网数据调查，85后的青年人，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超过85%，面对近7000万的同志群体，这将是一个互联网领域的垂直与细分的蓝海。

在中国的APP市场中，同性交友软件前三甲当属淡蓝网旗下的Blued，美国的同性社区软件Jack'd，和Zank。

Jack'd堪称同性社交软件鼻祖，进入中国已近四年。但Jack’d作为国外软件，在中国也表现出各种水土不服，包括使用不顺畅，以及不符合中国用户使用习惯等。

Blued的官方数字是1500万，预计不久将完成B轮融资，估值高达2亿美元。行业第三的ZANK日前宣布的用户规模数为500万并宣布完成A轮2000万人民币的融资，从数据和估值上看，Blued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中国“LGBT群体”及“同性经济”分析

LGBT是指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这个群体不只在性取向上有别于异性恋，在交往方式和消费行为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同志经济”(代指粉红经济)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细分市场。

耿乐介绍，中国人口基数大，同性恋消费市场庞大，据福布斯中文网报道，中国的同性恋消费市场每年可达数百亿，jack’d官方公布的数据提到，其全球用户600万中有300万在中国。而且异性恋的社交服务无法满足这一人群的网络需求。

同性恋做为一种天生的性取向，无法逆转，这也就说明如果他们接受一个产品的服务有可能成为终身用户，黏性极高。同志很难被掰直(就像直男很难被掰弯一样)，因为他们无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成家，因此有着更强的社交需求。尽管全球对同性恋有着接纳的趋势，但同性恋的线下社交场合和条件仍旧远落后于异性恋。互联网的便利性和隐私性自然可以弥补同性恋的社交空白，满足同志的强社交需求。这也是“同性恋经济”得以在互联网上出现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耿乐向我介绍，早年的淡蓝网除了放一些广告位以外，还有一些同志用户自愿捐赠帮助网站存活下来。这也是因为同志用户需要一个满足需求的场所。

耿乐发来一份由旧金山一家调查机构与Blued共同开展的《首届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指数调查报告》。以下摘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

1、虽然在中国LGBT人群分布在各行各业，但调查中人数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广告/营销/公关、金融服务/会计、科技/IT/互联网、制造业和教育。LGBT群体主要分别在高收入行业，这也符合我们的认知，在我们的认知里，“同性恋一般都比较有钱”。

2、年轻的中国LGBT群体十分沉迷于移动设备——71%的所有受访者及76%的18至21岁的学生在过去12个月内购买了智能手机，91%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呢用移动设备上网购物。中国LGBT群体是天生适应移动互联网的群体。

3、受访者中49%的女同志/女双性恋及34%的男同志/男双性恋拥有有效护照，而这个比例在25岁及以上LGBT中上升至54%。30%的女同志/女同性恋及18%的男同志/男双性恋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至少一次的境外(包括港澳台)休闲旅游经历。中国LGBT群体是个高消费群体，出境游等服务的营销在这个群体中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4、LGBT们的旅行伴侣多元化，他们会和异性恋朋友、LGBT朋友、同性伴侣或家人一同出游。虽然经济型酒店及中档酒店是他们旅游出行时的首选，和其他LGBT结伴出国(包括港澳台)旅行的受访者倾向于预订更多的精品及豪华酒店。酒店消费标准也远高于异性恋的平均消费水准。

5、18%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曾旅行去参加LGBT社群活动。最受欢迎的LGBT活动为舞会/派对及骄傲活动。LGBT群体有着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交需求。

耿乐透露了一个数据，“同性恋群体的消费大概是异性恋消费能力的三倍以上。比如说异性恋一个月可能花10块钱，同性恋可能花30块。更多与时尚相关，比如时尚行业，服装、美容、健身、旅游等”。

耿乐对此作出了解释：同性恋没者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更多的经济负担。同时，同性恋更容易被歧视、被边缘化，因此，他们需要用更优秀的事业更好的收入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有生活的更小资，更有消费欲望。

“同志经济”的变现模式？

由于用户群体的特殊性，同志群体有着极高的购买力，所以电商就是基于这个群体的最好的商业模式。耿乐表示，已有多家国内顶尖电商与Blued接触合作，因为同志用户是他们非常喜欢的用户群体之一，不但因为他们有着超强的购买力，还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和明确的消费指向。耿乐透露，淡蓝网的广告位几乎是一出来就被一些某知电商网站买走。

从全球趋势看，互联网同志市场仍然在不断地成长中，中国目前发展还显滞后。2004年，PlanetOut网站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公开上市的的同性恋互联网公司，其中比尔盖茨也是他们的主要投资者之一；而知名的设计类电商也是从同性恋社区转型而来的。电商是“同性经济”的首选。

另外，正如上文《首届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指数调查报告》中显示的，同性群体有着如此强的社交需求和旅游的消费习惯，可以利用此特性搭建商业模式，旅游导购、旅游广告、甚至旅游套餐的直接购买都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中国有着7000万的同志群体，在如此大基数的用户前提下，增值服务和游戏也能为“同性经济”创业企业带来不错的现今流。

同性恋调查报告【第三篇】

5月2日，上述部门了《桂林市未婚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市区未婚青年的婚恋观兼具传统和现代两大特征，且趋于理性化，其中择偶标准考虑内外兼修，多数人更期待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对婚姻中的物质基础则持谨慎态度。

%的未婚青年愿意相亲

近年来，从相亲大会到相亲节目，一个原本较为隐私的事渐渐上升到公众层面，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一些适婚青年在亲朋好友的相助下终成眷属，也有一些尚未找到合适人选的人，依旧苦苦地寻觅着，甚至频繁地穿梭在各种相亲场合中。有人甚至夸张地说：我不是在相亲，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

由于工作繁忙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剩男剩女现象愈发普遍，如何脱单成为许多大龄未婚青年平时交流的主要话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手机APP交往软件越来越普及，个别交往软件甚至被称为一夜情软件，名声不佳。那么，桂林未婚青年对网恋看法如何？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网恋持消极态度。异地恋也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据调查，在影响异地恋的因素中，排在首位的是距离，所占百分比为%，沟通交流频度和信任危机并列第二。

择偶首要条件：品行与相貌并驾齐驱

马诺在《非诚勿扰》节目上说，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这种现实拜金主义思想曾冲击了很多人的传统思想观念，时下持这种婚恋态度的人不在少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人错误的婚恋观和价值观。而国民老公王思聪曾调侃宣称，择偶的标准就是胸大。这种只考虑外貌的择偶标准也引起了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桂林未婚青年的择偶标准是否如此呢？调查数据显示，%和%的人分别将对方性格与品行与对方的相貌和身材选择为择偶首要标准，两者所占比例相差不多。此外，还有%的人选择了两人感情深，%的人选择经济收入。

调查显示，在可接受结婚对象的结婚年龄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无所谓。尽管对年龄要求不高，但对婚姻是否有感情基础的要求却比较高。受访者大多选择不愿意接受无感情的婚姻，所占比例为%，这也表明多数桂林青年更期待具有浪漫色彩的婚姻。在理想恋爱关系中，男女双方最看重的是两情相悦，所占比例为%;有共同兴趣爱好次之，所占比例为%;相互理解排在第三位，所占比例为%。在理想恋爱关系中不是单方面的满足而是注重互动性，强调双方的存在和发展，达到共同的包容、理解、沟通和信任等。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男方应具有负责任和担当这两种品质，女方应具有善良和孝顺的品质。在这方面，当代未婚青年和传统的择偶期待不同，不仅关注自身的需求，同时也考虑对方与自己的互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女性的个体解放和地位提高有关。

爱情与面包孰重孰轻的话题，一直是青年男女共同面临的选择。在调查中，多数人也表示不愿接受无物质基础的婚姻。而选择愿意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或签协议的人数是不愿意人数的两倍左右，这也与传统的婚姻观不同，比较注重夫妻双方的个性，以及物质方面的公开性。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在生孩子性别的期望上，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生男生女都一样，这符合现代人健康理性的生育期待；在生孩子的数量上，学历与生孩子数量的态度呈现负相关，即学历越高越不愿意生或者多生孩子，这在被调查女性中尤其明显。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单位时间的成本越高，生孩子的意愿就越低。

%的未婚青年认为找对象困难

在调查中，有%的未婚青年认为找婚恋对象很困难，有%的人认为选择对象困难。在被问及找婚恋对象困难的原因时，有%的人认为是自己不善于交际，有%的人认为是自己要求太高，有%的人认为是自己的年龄比较大，还有%的人认为是自己相貌不佳。也有少数人认为自己很受欢迎，找对象很容易。

同性恋调查报告【第四篇】

关键词同性恋；伦理；法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同性恋是一种少数人的性取向，其历史与人类出现的历史一样长；凡有人群的地方，同性恋的比例约占1％～5％。同性恋有绝对同性恋与相对同性恋之分。绝对同性恋者是先天的，一般认为与他们的基因有关。他们能与异性友好相处，并尊重异性，但唯独厌恶与异性上床。如果硬用异性婚姻强制他们上床，这相当于对他们强暴。同性恋也可由生活环境、社会风气诱导而成，如英国伊顿贵族公校，全收男生，全部住校，在校生不少成了同性恋者，到十六七岁才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社会上有些人是双性恋者：其中有的以同性恋为主，间有异性恋行为；有的以异性恋为主，间有同性恋行为。如果说绝对同性恋就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生理现象，相对同性恋就有心理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了。

几千年来，有的社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有的社会则对它崇拜，这些是否正确？有的社会认为这是违背伦理的伤风败俗，直至用刑罚对他们制裁，这是否合理？本文通过历史的回顾和对当代世界现状的考察，作一回答。

1、同性恋的历史与伦理法律的嬗变

西方同性恋简史及法律沿革概况

《性心理学》作者英国的霭理士指出：同性恋在许多未开化与半开化的民族里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古代亚述人之间是有这个现象的；而埃及人，在四千年以前，把男色鸡奸的行为看得相当神圣，而认为霍禄士和塞特两尊神就有过这种行为。同性恋活动在民族风俗里往往很有地位，同性恋者往往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同性恋不但和宗教发生关系，并且和武德也有牵连。古代非洲北部的迦泰基人、希腊人的一部分祖先杜仑人、古代黑海以北的西先人，以及后来北欧的诺曼人，都认为同性恋与其民族崇尚武德有联系。新几内亚海岸的马林安宁族盛行同性崇拜，年长者教导青年人如何与同性建立性关系。在欧洲文明发祥地古希腊，这种现象作为对古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而自然存在。同性恋在古希腊受人尊崇，人们认为它不但和武德有关，同时和理智的、审美的，甚至好的品性也有联系。古希腊的一些大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同性恋者。同性恋的雅号之一，就叫希腊恋(greek love)。

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同样盛行着同性恋。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在叙事诗中描写过女子同性恋，同时代的诗人马提雅尔、朱韦纳尔等也都有描写同性恋的作品。东罗马帝国皇帝贾斯丁尼安认为他在任期间，饥荒，地震，瘟疫是同性恋行为冒犯了上帝，亵渎了神明，所以他下令，将同性恋抓起来阉割、游行示众并处死。

基督教传人欧洲的初期，同性恋仍有相当势力，但基督教《圣经》反对一切不与生殖有关的性行为，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于是同性恋声誉一落千丈，认为它是道德上的罪恶，在法律上即使把同性恋者焚烧也不为过。事实上，从中世纪到18世纪，欧洲人对同性恋者通常采取的惩罚方式就是把当事人当众活活烧死。

但是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并不能消灭同性恋现象。在军队里就不必说，在社会上一样流行，要不然，天主教的忏悔的科条就不会屡次提到它了。18世纪末叶，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因同性恋现象太多而受到国家严厉干涉。法国政府三令五申要禁绝这一社会现象，当事人将以“鸡奸”罪或“男色”罪而被焚，但后来以不能奏效而告终。《拿破伦法典》对同性恋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但仍作出限制：双方必须是成人，而且彼此同意，同时完全私下行动，不涉及伤害社会风化，同性恋才不被视为罪行；但如果同性恋活动具有公开性质，且其中一方尚属法律上的未成年人，那么仍将受到严厉的惩罚。1861年以前的英国法律更是明文规定，同性恋者须判死刑，并且可以强制执行。甚至有人仅仅是患有异装癖，也被当作同性恋者处死，比如1828年，英国的一项新法案规定：“任何与人或动物从事鸡奸行为者，需以重罪处死。”而且还规定，鉴于过去鸡奸或强奸者常因“求证困难”而逃避责任，所以日后不必有“实际射精”的证据，而只需有“插入”的证据即可。直到1861年，这条严酷的法律规定才改为在监狱内服10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

到了现代20世纪上半叶，同性恋仍然受到许多国家的法律制裁。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性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仍有二十几个州明确规定同性恋是一种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的病态行为。其中大多数州还根据所谓“心理变态的性行为”和“寻求刺激的性行为”这两种程度不同、性质相异的罪名，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至于那些没有对同性恋者以上述罪名作出法律制裁规定的其他州，则分别以猥亵、勾引、违反天性的交媾、在公共厕所里逗留、作淫媒、向同性出卖色相等罪名，将被告发的同性恋者送往监狱或矫正感化院等场所。不过，美国各州对同性恋者宣告缓刑的情况较多，这与美国性开放观念的广泛影响不无关系。

再如，法国的刑法典曾规定：对公开与同性进行违反自然的猥亵行为者，处6个月到3年监禁，并视情节程度分别课以1000到1500法郎的罚金。比起当年的《拿破仑法典》，这一现代刑法应该说是宽松多了。在德国，凡年满18岁的男子，与未满18岁的男子发生猥亵行为，或将自己供其作为猥亵对象者，处5年以下自由刑，并且还要课以罚金。在瑞士，法律规定对16岁以上未成年同性男女实施或使其忍受猥亵行为者；或利用他人之穷困状态和从属关系令同性之人忍受或实施猥亵行为者；或以与同性人猥亵为常业者，处轻刑役。致人死亡，且这种死亡是行为人可以预见的，处5年以上重刑役。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重刑役。以上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被统称为“反自然之淫乱”罪。

在西班牙，同性性行为被视为可构成破坏个人贞操罪。对同性实施强暴的妇女，需处短期监禁的惩罚。在奥地利，对于已满18岁的男人与同性少年之间有猥亵行为者，处6个月以上至5年以下自由刑。从事男性间以营利为目的的同性猥亵者，如不属于与少年猥亵的情况，处2年以下自由刑。在格陵兰，法律规定与18岁以下同性发生性关系者，等同于与幼女发生性交罪。明知或发生性行为时疏忽对方年龄，或者主要利用自己年龄和经验优越于对方的条件，与21岁以下同性性交或发生其他性关系者，定诱奸罪。此外，在西方各国，女同性恋者一般比男同性恋者较少遭到起诉，只是在西班牙、瑞士、奥地利以及美国佐治亚州，有特别的立法，或在刑法中不排除处罚女同性恋者的犯罪活动。有一些国家则明确规定，只处罚男同性恋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同性恋者同居现象甚至是“结婚成家”现象的出现与增多，国外不少异性恋主张者纷纷发难，他们指出：如果把同性婚合法化，将会从社会道

德和意识形态上损及许多异性婚家庭。如果允许与异性已婚者再结成同性婚，就会侵害已婚者合法异性配偶的婚姻权利，其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合法异性配偶的财产继承份额会不会因此而减少？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西方法律所无法回避的。

同性恋历来受到舆论谴责，同性恋者也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哪怕是对自己的亲人。

但20世纪60年代西方“性解放，性自由”运动以来，同性恋者抓住机遇，一次又一次把它作为一种“少数人的权利”提出来，要求社会舆论承认它存在的地位。美国是60年代“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同性恋者在美国的势力也最大。

美国著名的性学家金西在“性革命”前20年的1948年就当时美国同性恋者情况发表了调查报告。他与同事调查了5300名成年男性白人，发现这些人进人成年以后，仍从事同性恋活动的占37％；绝对同性恋者占4％；兼搞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占18％；有同性恋冲动，但未搞同性恋的占13％。在5300人中，35岁以上未娶妻者，从青春期后一直搞同性恋的过半数。1953年，金西又发表对5940名白人妇女的调查报告，发现同性恋比例虽低于男子，但也高达13％，其中绝对同性恋者占3％。西方的同性恋研究者们后来都肯定金西的两次调查报告具有代表性，并且发现，在各人种、各阶层、各行业中，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同性恋现象。

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各地同性恋者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组织，并组织了多次争取合法权利的活动。在首都华盛顿，同性恋组织有80多个，在波士顿也有约70个。1969年，美国曾爆发全国性的同性恋者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允许他们恋爱、结婚。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有一个同性恋酒吧――石墙俱乐部，一次，警察与里面的同性恋者发生冲突，数千名同性恋者聚集起来，示威抗议警察的“暴力”时间长达4天之久。这次事件得到了全美各地区同性恋者社团的广泛支持。旧金山作为世界同性恋者的大本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同性恋者们在“我行我素”的口号下，开始了争取“平等、自由、人权”的斗争，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的婚姻、夫妻权利”、“同性恋夫妇遗产继承法”等等。由于他们人数较多、居住集中，而且大多是中产阶级，平均收入也较高，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1971年6月27日，纽约5000多名同性恋者穿过曼哈顿大街向中央公园进发，进行所谓的“同性恋大军”示威游行，参加者不仅有成人同性恋组织的代表，电有包括来自哈佛、哥伦比亚、拉特吉尔斯和宾夕法尼亚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同性恋组织的代表。1979年lO月，美国各地的同性恋组织又联合发起“向华盛顿进军”的全国性示威行动，参加示威的同性恋者近10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一部分从英国、墨西哥、新西兰等国赶来参加的外国同性恋者。在这次示威游行中，示威者们会见了30名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代表，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同性恋权利法案，还要求总统行政命令，以禁止政府部门、军队以及与国家订有合同的私人企业对同性恋者的就业歧视。争取到合法结婚成立家庭的权利，是部分国家同性恋者多年斗争的一项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人权思想的深入人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荷兰(2001年)、比利时(2003年)是最早给予同性恋者结婚权利的国家。2004年，这个问题在美国又有了突破：在激烈的争议后，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从2004年5月17日凌晨零时起，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批准同性可以合法成婚的州，从此时起，同性爱侣可以合法登记结婚。为此，同性恋者17日凌晨在州市政厅前自发举行了狂欢节般的盛典。当日有成千对同性爱侣办理结婚手续。2008年5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做出历史性裁决，推翻了同性恋结婚禁令。当地时间6月16日下午5时起，同性婚姻法生效，数十对男女同性恋伴侣涌到加州举行婚礼。加州是继马萨诸塞州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州。旧金山市长纽瑟姆还替一对共同生活了50多年，现年80多岁的女同性恋人证婚。

在美国，同性恋者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1971年，在旧金山，一个郡长公开向那里的万名同性恋者致谢，因为是他们选他当了郡长。1978年秋季巴利当选华盛顿市市长，其当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同性恋持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在旧金山，该市同性恋者占选民总数20％，当地政府官员轻易不敢得罪他们，甚至还允许同性恋者进入警察部门任职。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则宣布把六月份订为向同性恋致敬的月份，借以肯定同性恋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他说，因为性取向而全盘否定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并承诺，将尽最大努力，为那些有非传统性取向的人，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人，争取平等，他也打算取消目前美国军中所实施的(不问、不说)的同性恋政策。在克林顿之前，美国是不准同性恋从军的，1993年，克林顿废除了这个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禁令，但是在国会及军中保守势力的施压下，克林顿对军中同性恋采取不问不说的政策，所谓的不问不说就是军方不得询问军人的性取向，当事人也不得对他人透露，假使同性恋身份不小心曝光，会被要求强制退伍。这种作法，显示出军队中存在根深蒂固的性取向歧视。有万名美军因此政策而离开军队。2010年美国众参两院先后批准取消这个规定，即允许同性恋者参军。

美国在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专门设有同性恋公寓、同性恋电影院、酒吧、舞厅等场所。在纽约和旧金山，分别有《纽约人》和《海湾区报道》等供同性恋者阅读的报纸，还有同性恋的杂志、画册在上述城市出版。

近年来，随着同性恋问题成为世界的热点问题，文学界、电视界也常常涉及它。台湾电影李安导演的《喜宴》直接描写了同性恋引起的家庭矛盾，大陆电影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描写了同性恋倾向。两部电影都在国际上得奖，这与它们触及世界热点问题不无关系。美国出版了一批描写同性恋的生态与心态的“同性恋文学”。首屈一指的是作家爱德蒙・怀特的纪实小说《欲望之邦》，它是对全美同性恋现象的概括与总结。2005年9月李安描写男同性恋的电影《独臂山》获62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2006年1月电影《独臂山》获美国63届电影电视“全球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原创歌曲四项大奖。电影《独臂山》将同性恋者镜头拍得很美。艺术正在逐渐改变同性恋者的形象。

中国同性恋历史概况与当代法律

中国关于同性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尚书》。《尚书・伊训》一段话，提到“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之一叫“乱风”，乱风包括四愆，其一是“比顽童”(即与娈童在一起)――这表明商代贵族官僚中已有同性恋的现象。

“比顽童”成为乱风之一，以致伊尹对商王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特别提出。周代同性恋亦不少见。宋代

所辑《太平御览》引《逸周书》，其中有“美男破产。美女破居”之说，这里的美男与美女相提并论，这又是说的同性恋。《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的是周初到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中的《郑风・子衿》有些学者考证为两男相悦之词，原诗如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此外《诗经》中《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篇中有“狡童”，“狂童”，“狂且”，“恣行”，“维予二人”之类词句，可能都与同性恋有关。

先秦至汉国君的同性恋行为不绝于史。文献中同性恋的例子很多。后来“分桃而食”、“龙阳之好”、“断袖之癖”，成了有同性恋隐语性质的成语。

“分桃而食”讲卫灵公和美男子弥子瑕的同性恋关系。见于《韩非子・说难》和刘向的《说苑》。美男子弥子瑕受卫灵公宠爱。卫国当时有一条规矩，私自偷用国君御用马车者，罚砍去双脚。一次弥之瑕听说母亲得急病，竟擅自动用御用马车急驰回家探视母病。卫灵公听说此事，非但没有丝毫责怪之意，反夸弥之瑕有孝心，为了尽孝，竟忘了自己犯了砍脚之罪。又有一次弥子瑕陪卫灵公去果园游乐。弥子瑕尝了一只鲜桃，觉得味道很好，就把剩下的半只给卫灵公尝。臣下对国君如此是很不礼貌的。可灵卫公非但没有怪罪弥子瑕的失礼，反而称赞喜欢自己，是情之所至。后来弥子瑕年老色衰，得罪了卫灵公，卫灵公就要降罪于他，并把他过去偷用御车之事和将吃剩下的桃子让国君吃的旧账也翻出来，加以治罪。

“龙阳之好”说的是魏王与龙阳君同性恋的事。见于《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一齐在船上垂钓。龙阳君钓的鱼越来越大，但钓着钓着忽然哭起来。魏王忙问：爱卿为何如此。龙阳君说：臣开始钓鱼时满心欢喜，后来钓到大的就扔掉先前的小鱼；臣不禁联想到，如今臣有幸照料大王的起居，在朝中有了显赫的地位，可普天之下，貌美艳丽之人多不胜数，外面传说，臣受大王恩宠，是以色行事；臣深忧自身就像方才被扔掉的那些小鱼一样，臣离被弃之日恐怕是为时不远了，如此臣能不伤心落泪吗？魏王听了，不觉笑道：原来这么回事，这种流言，爱卿何不早告知寡人呢？于是魏王向全国公布诏令：今后再有私下议论龙阳君者，一经发现，格杀勿论。

“断袖之癖”讲的是汉哀帝宠幸董贤的事，见于《汉书》。汉哀帝宠幸董贤，午睡也睡在一起，董贤常常枕着哀帝的胳膊。一次，哀帝一觉醒来，刚想爬起身，可董贤压着自己衣袖还在酣睡。为了不惊扰董贤，哀帝竟用刀子割断了自己衣袖才得以起身。可见汉哀帝对同性恋对象董贤疼爱之深。

潘光旦先生合并《史记》和《汉书》中的《佞幸传》的内容，认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或有同性恋倾向。

魏晋六朝时期狎呢娈童已公开化，平常言行著述都常提起。有些人因迷醉导致功名沉滞，甚至有夫妇同爱娈童的，有为娈童而与妻妾断绝关系甚至杀死她们的。唐、五代、宋、元等朝代，官妓制兴盛，同性恋转入低潮，文字记载较少，未能形成大的气候。到了明代，同性恋又开始抬头，而且愈演愈烈。明代各级官吏喜好男色，则文字记载更为多见。如《渔矶漫钞》中记有：浙江海盐有个名叫金风的绝色男妓，被朝廷工部左侍郎严世蕃(别号为东楼，奸相严嵩之子)看中，两人成天形影不离，甚至发展到严世蕃白天离金风不吃，夜间离金风不睡。后来金风年长色衰，失宠于严世蕃，过着贫困生活。

明代书生士子及庶民阶层中同性恋风气也较常见，无论京城或是外省均不乏其例。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一书中，概括地叙述了明代庶民阶层同性恋风气的主要特征：(1)男色以福建中部“契兄弟”、“契父”为最甚；(2)犯人、士兵也未能免俗；(3)同性恋风气盛于江南而渐渐扩散到中原地区；(4)明代男妓常以鸡奸行为献媚于狎客；(5)男妓有南北之分；(6)东南地区男妓清秀灵巧，西北地区男妓稍逊一筹。也许正因为男妓风气极盛，不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以至于朝廷不得不进行法律干预。朱沃的《萍州可谈》中记有：至今京城与各地那些无赖的男子，以男色换取衣食，而过去从未明令禁止过。直至政和(宋徽宗年号，1111年－1118年)期间，才开始立法告捕，规定男娼和女娼，一经告发，各罚当事人一百棍；凡告发者，每人赏钱五十贯。此外，《明律》有禁止鸡奸的条文，等等。

清代逐渐取消官妓制度。清代中叶后明令禁止京官狎妓。然而清代的同性恋之风，在顺治时已成气候，延及康熙、雍正、乾隆，则趋于极盛，直至光绪中叶，男风仍风靡于社会。

清代在广东一带还一度出现女同性恋的风气。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载有：广州女子盛行结盟拜姊妹的风气，名为“金兰会”。女子出嫁后便回到娘家，有的甚至出嫁后从未与丈夫同居过。她们一定要等到结盟姊妹都出嫁时，才各自返回自己的夫家。如果在此之前，催促威逼过紧，这种结盟姊妹就可能相约自杀，以示抗拒。后来，“金兰会”风气又发展成两女同居，其中必有一女以丈夫自居。这股风气从广州顺德起始、渐渐蔓延至番禺、沙茭一带，而且变本加厉，连当时的广东省会也常有所见。人们称此为“拜相知”，凡是这类仪式的参加者，她们互相之间情深意笃，如胶似漆，有的竟然终生不嫁。

当时女同性恋风气盛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男子同性恋的影响，一是清代海禁开放后广东最早受到西欧风气的影响，一是广东女子当时有获得自由职业和经济独立的机会，从而能脱离家庭和夫权的束缚关系。

综上所述可知，从商周至清末，同性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绵延不绝，一般它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一旦社会环境对此宽松，它就以半公开的状态出现，动辄成为一股社会风气。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瓦解，同性恋受到社会鄙视，它从此也就又转入隐蔽状态。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不断，社会风气严肃，同性恋被视为流氓行为，它们就更深地转入地下，国内对此现象研究偏少，调查统计资料也很不完全。

目前中国同性恋者有多少人，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据《文汇报》2004年8月18日报道：学界测估中国同性恋者约有4000万左右。一般说来，人群中的同性恋的比例为2％～4％。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凡涉及到有关性方面的话题时，人们总是抱有某种特殊的敏感心理，觉得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悄悄话。至于同性恋，那更是羞于启齿，令人作呕的肮脏之物了。不少人还认为，同性恋是西方的舶来品，是“性解放”思潮的产物，凡是同性恋者，都是道德败坏、思想意识不健康之人，等等。还有不少人主张，对同性恋者及其行为，决不能姑息养奸、心慈手软，而是一要反对、二要打击。平时还要对他们严加控制和管理，以免他们成为有伤风化、扰乱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更多的人则把同性恋者视为被讥讽、挖苦、嘲笑、批判和私下议论的对象，而不把他们

作为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普通公民对待，使得同性恋者处处感到置身于受压抑、遭冷遇的社会氛围之中，从而酿成了不少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当然，这只是人们态度的一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上述情况逐步得到了改善。许多专家学者大力呼吁，正确对待同性恋者。我国司法界考虑到国际上对待同性恋者日益宽容的态度，对国内同性恋者的态度是理智和谨慎的。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中均没有处罚同性恋行为的专门法律条款，但是按照1979年刑法类推原刑，如果发现同性恋或其他性变态行为(如“露阳癖”、“摩擦癖”、“窥淫癖”等)具有社会公认的罪错性质、为现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所不容时，也是要受到刑法分则条款最相近内容的处罚的，一般以流氓活动罪论处。而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取消了类推原则，实行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样，同性恋就不能当犯罪处理了，或者说，不视为犯罪了。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也日趋宽容。李银河、张北川、方刚等学者、记者关于中国同性恋现状调查的文章、书籍得以公开发表、出版。2004年8月18日《文汇报》第ll版刊登了1篇新华社供文汇报的专稿，名为《生存在包容与尴尬之间――我国同性恋人群生存现状调查》，文章的小标题为：“实际数未增生活渐公开”，“婚姻，最难逾越的障碍”，“我国正统计同性恋人群”。在同一版面上文的右下角又刊登了新华社的另1篇稿件《同性恋≠艾滋病》。《文汇报》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刊登新华社的有关同性恋的稿件，这是一个标志：同性恋者的处境及其引起的相关社会问题，已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的更多重视。这也预示着中国同性恋群体的境遇将有进一步的改善。

2、现当代法律对同性恋的宽容趋势

及其法理依据

从上面的历史回顾可知，中世纪时，西方社会对同性恋采取了十分严厉甚至是迫害的态度，到近代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法典》方开始转向相对宽容，不过当时英美两国政府严峻的态度未有明显的松动。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很多心理学、精神病和性学大师发现把同性恋归于道德问题是不科学的和主观感情化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量科学成果先是在数地区否定了视同性恋为疾病的传统学说，继而在世界科学界得到广泛认可。

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舆论和政府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向更大的宽容，这可以著名的“沃尔芬登(Wolfenden)报告”为标志。这是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也被称作“沃尔芬登委员会”)于1957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论证的目的是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划出界线。它认为法律的职责是调整公共秩序，维护可接受的公共风俗标准(用中国习惯的说法就是不“有伤风化”)，而不是侦察人们的私生活。该报告力主避免通过建立公共法规去建立道德风尚；公共法规要规范或禁止的是那些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的性行为。因此报告建议：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性行为不宜纳入刑罚范围。在英国，到1967年制定的《两性关系犯罪行为法》，沃尔芬登报告中的上述建议已得到立法上的贯彻和体现，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会发表了《有关男女同性恋问题的政策声明》：“1、美国心理学会支持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73年12月15日采取的行动，将同性恋从该学精神疾病的正式条目中删除。因此，美国心理学会通过以下决议：同性恋并不导致对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性或一般社会和职业能力的损害。而且，美国心理学会呼吁所有的精神卫生专家发挥引导作用，消除长期以来将同性恋倾向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偏见。”既然同性恋者是正常人，那么对他们的歧视就是不对的。因此该声明第2点写道：“2、关于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美国心理学会通过了以下涉及同性恋者民事和法律权利的决议：美国心理学会反对所有诸如就业、住房、供应和执照方面对参与或参与过同性恋活动的人们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歧视，重申证明这样的判断力、能力或可信赖性，对这些人不应该比对其他人更加苛求。而且，美国心理学会支持并呼吁在地方、州和联邦层次上颁布民事权利法，为发生同性恋行为的公民提供目前基于种族信仰和肤色等的其他人所得到的保障。而且，美国心理学会支持并呼吁取消所有歧视性法律，比如针对成年人私下同意的同性恋行为的法律。

以上情况最终导致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把同性恋排除于心理障碍疾病范畴之外，并将其作为一种少数人的自然状态――与异‘性恋相平行的状态。现在西方许多学者把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差异比喻作不同人种间的差异，或左利手与右利手(习惯于用哪只手)的差异。

在我国的历史上没有过西方中世纪对同性恋者残酷迫害的记载。如前所述，在我国当代，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中也没有处罚同性恋行为的专门法律条款。但是按照1979年刑法类推原则，如果发现同性恋或其他变态行为(如“露阻癖”、“摩擦癖”、“窥淫癖”等)具有社会公认的罪错性质、为现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所不容时，也是要受到刑法分别条款最相近内容的处罚的，一般以流氓罪论处。而在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中取消了类推原则，实行罪刑法定原则，这样，同性恋就不能当犯罪处理了。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在我国，同性恋性行为如不涉及下列四种情况，司法部门不予追究。这四种情况是：l、性强暴；2、性交易；3、针对未成年人；4、当众公开进行或多人同室进行。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主流社会舆论对同性恋还是鄙视的，改革开放以前，也曾有过对同性恋者不恰当的刑事处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界对国内同性恋者的处理采取了理性、谨慎的态度。1991年8月6日，安徽省无为县政法委员会与公安局收到一封“控告信”，指责林姓女子与潘姓女子为同性恋者，要求“严惩社会丑恶现象”。县政法委员会与县公安局十分重视此案，转两女所在镇派出所调查审理。办案人员鉴于中国法律没有设“同性恋罪”，只能建议对当事人拘留15日。县公安局与巢湖地区行署公安处对此案进行了专题研究，难定结论，只能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又转中国最高警方――国家公安部。1991年11月6日，巢湖地区行署接到了公安部的批复：“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批复在1993年总第8期的《国际旅行卫生》上公开发表。公安部的指示已成为以后警方处理同性恋问题时的依据。据《健康报》1994年12月20日报道，全国多学科的专家在北京聚会研讨同性恋现象，一致认为异性恋大众应当与同性恋群体建立相互理解、宽容的新型关系。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萧乾曾为此发表专文《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指出此类转折“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特

殊现象(按：指同性恋)已采取了开明态度”，这是我国克服既有成见，作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1996年初，上海司法机关对以敲诈勒索为目的威胁要告发同性恋隐私的两个犯罪分子判处了有期徒刑各1年6个月。这表明我国司法界对同性恋的看法已有更大转变。

数百年来同性恋被认为是寻找邪门歪道的刺激、属于败坏世风之列，其理由之一是，异性恋是人类繁衍后代的基本方式，同性恋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但同性恋者则认为，同性恋本身是人类感情的一种表现。而从感情需要上来说，异性恋并不比同性恋高出一筹。至于繁衍后代的功能也不是同性恋不应得到认可的理由。现在越来越多的男女婚姻不是为了生孩子，而是为了“使自己的感情有一个归宿”。是的，同性恋只是少数人的习惯行为；而问题恰恰在于：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法律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但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中还有这样一个精神：法律不仅要关心大多数人，而且要关心少数人，因为法律是跟所有人有关的；少数人的权利同样是一种应予承认的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权利与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冲突怎么办？即在什么条件下才可承认少数人的权利呢？西方法律文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那么他便应享有这个行为的权利。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当代西方文化的立法思想是要求人们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不诉诸刑罚，舆论上也不予谴责，生活上不加歧视。

同性恋问题之所以近年来又受到人们关注，这与80年代艾滋病(AIDS)首先在美国部分男性同性恋者中被确认有关。这一事实使得同性恋者成为西方国家右翼政治家和一些教会冷酷攻击的目标，从而使整个同性恋群体蒙受不白之冤。其实世界上80％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是异性性行为传播的。艾滋病的发病率在女同性恋群体中最低，她们发生艾滋病及其他性病的可能性远逊于男女异性恋者。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歧视和排斥同性恋群体是错误的还在于，歧视的结果会迫使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和健康的同性恋者转入地下，因而不能接近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这对与艾滋病的斗争极为不利。正是考虑到上述的重要事实，为了全人类的健康利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共同迎接(AIDS)挑战”、“共享权利、同担责任”(在AIDS方面人皆享有被他人宽容的权利，人皆肩负宽容他人的责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等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其内涵也包括呼吁大众对同性恋者持宽容态度。这是文明人类的理智之举，它已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中国的伦理学界、社会学界的部分学者曾提出“出台一部《反歧视法》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反对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及艾滋病人的歧视，其中也包括反对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切实保障他们享有与普通公民一样合法的权利。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律出台，中国的人权状况将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早在2003年，就托朋友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相关提案代为转交全国人大，2006年“两会”期间她第三次请朋友将相关提案转交全国政协会议，但由于中国的大环境及时机尚不成熟，故均未获批准。

3、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浪潮及其启示

21世纪以来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首先在欧洲形成浪潮，并有向北美洲、澳洲甚至南部非洲和南美洲发展的趋势。到2009年11月为止，世界同性婚姻已合法化的国家有：丹麦、挪威、瑞典、冰岛、荷兰、西班牙、德国、芬兰、瑞士、葡萄牙、比利时、英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南非、新西兰、克罗地亚。部分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一些高官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2009年2月1日下午，北欧国家冰岛，66岁的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正式宣誓就任该国过渡政府总理。西于尔扎多蒂不仅是冰岛首位女总理，也是世界上首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政府首脑。欧洲其他坦诚自己同性恋身份的高官至少有这些：德国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2001年竞选市长时在党代会高声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民意支持不降反升，两月后顺利当选市长。法国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早就公开同性恋身份，2001年当选市长，但2002年遭袭击，腹部被刀刺伤。挪威2002年结婚的财政部长克里斯提安・福斯是当时与同性恋伴侣登记结婚的各国政要第一人。英国剑桥市长詹妮・贝利30岁变性(男变女)，现在其伴侣也是变性人。英国前国防大臣迈克尔・波蒂略、法国总理府国务秘书罗杰・卡卢奇等也都曾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以上欧洲高官消息引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9月30日综合消息“欧洲涌现多名同性恋高官，民众看重诚信而非性取向”(编辑岳连山)。这些事实表明，绝大多数欧洲人在观念上已经不认为同性恋违背伦理，不是什么需要隐瞒的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