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报名的由来与前《文汇报》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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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1

《文汇报》是现代中国一份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份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文汇报》，是如何创办的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沪宁、沪杭铁路局宣布遗散在上海的大部分职工，发予一次性的遣散费。在被遣散的职工中，有以严宝礼为首的“十兄弟”。他们领到遣散费后在一起盘算着，这些钱是存在银行好呢？还是做点生意好？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献计说，上海的几张大报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都因为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而宣布停刊，这时如果出版一份挂洋招牌的商业性报纸，不受日军的检查，多登一些抗日的新闻，销路一定好。严宝礼很重视这个建议，他们商量再三，决定集资3000元办一张报纸。

既然要办洋商报，就得有外国人出面。有一个在跑马厅为洋人当中文秘书的方伯奋，听说严宝礼要办洋商报，就自告奋勇去找跑马厅的英籍经纪人克明商议，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克明用英文《文汇报》（Mercury）的中文“文汇报”三个字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他们又成立了英商文汇报出版公司，由克明任名义上的董事长，中、英籍董事各5人，但一切事务均由中国董事操办。克明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每月给他300元，另聘他的儿子小克明担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并推荐方为董事。

严宝礼办的《文汇报》实际只有3000元的资金，而且是“三无”:无社址、无印刷设备、无编辑人员。严宝礼想到1937年12月14日停刊的《大公报》上海版。此时的《大公报》由其总经理胡政之在沪负责“善后”，既有馆址、设备，又有编辑记者。当胡政之得知严宝礼办报遇到困难，就答应把《大公报》的设备和库存纸张给《文汇报》使用。胡政之的想法是，把《大公报》的部分财产交由《文汇报》使用，一旦抗战结束，《大公报》可以立刻复刊，就不用新起“炉灶”了。再有就是上海失守前，给《大公报》2万元，希望《大公报》办一张挂洋招牌的报纸，以便宣传的“抗战”。这2万元到底如何用，是要给一个“交代”的。但胡政之又有些不放心，他担心严宝礼是冒险投机。当时的上海，冒险投机之风盛行。看准一种可以赚钱的买卖，挂上一块空招牌，在浑水里摸上一阵，等到赚了钱马上歇手。这种“突击式”的投机买卖，当时上海的行话叫做“抢帽子”，干的人不少。

胡政之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知道严宝礼办报的态度是认真的。他要《大公报》沪馆原经理李子宽与严宝礼具体接洽，谈判条件。因胡政之帮助《文汇报》是另有打算的，所以在双方的谈判中，《大公报》的条件是很宽松的。《大公报》的具体要求有两条：一是投资1万元。严宝礼的3000元资本视为1万元，不仅如此，在账面计算为2万元，严宝礼与《大公报》对《文汇报》的投资比例为2∶1，这样一来《大公报》不是吃亏了吗？胡政之自己有他的计算方法：一是这2万元是给的，其中的1万元投资《文汇报》，就可以向蒋报账了；而且这1万元也不是付现款，而是每月抵付纸张和印刷费，《大公报》当时还有存纸，垫印《文汇报》几个月，1万元就交完了。后来，胡政之把这2万多元移作创办《大公报》香港版的开办费。《大公报》在《文汇报》的股份是记在李子宽、费彝民和胡政之的两个女儿身上的。二是要正赋闲在家的《大公报》沪馆原编辑主任徐铸成、编辑王文彬分别担任《文汇报》的主笔和采访主任，严宝礼手头正缺编辑、记者，也就痛快答应了。这样，胡政之又为赋闲在家的原《大公报》的骨干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徐铸成曾问胡政之，为什么经理部不派员参加？胡政之回答说：“营业我们不管，只要抓住编辑权就够了。”胡根本没有指望在《文汇报》身上赚钱。

就这样，《文汇报》既有了社址、机器设备，又有了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严宝礼所期盼事业――《文汇报》在孤岛顺利诞生。徐铸成掌管《文汇报》的言论，是坚持抗战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有这样的文字：“我自己除主持言论（包括社论和短评，后者全部由我执笔）外，还亲自主编要闻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过目。……我抱定宗旨：洋商报是中国办的，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决不如《大美晚报》等‘中立之态可掬’。其他如本市新闻，副刊亦能配合‘皮里阳秋’的抗日基本步调，如西北八路军传来的声音，以及史沫特来的见闻录等等，陆续发表。”

1939年5月，《文汇报》在日伪的压迫下，暂时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至1947年5月又被政府查封。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21日《文汇报》复刊，1956年4月并入《教师报》，同年10月又复刊至今。另外，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停刊后，徐铸成又在香港创办《文汇报》（1948年9月3日创刊），至今仍在出版。时下，中国有两份互不隶属的《文汇报》，一份是上海《文汇报》，另一份是香港《文汇报》。

（摘自2008年7月17日《人民政协报》）

知错就改

《新华月报・天下》2009年1月号“老报旧闻”中的《胡愈之的心结――只出了7期的〈月报〉》一文出处应为“2008年10月29日《中华读书报》”。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及相关媒体致歉

《文汇报》报名的由来与前《文汇报》2

很多人知道，现在的《文汇报》是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问世，2008年是《文汇报》创刊70年大庆。但很少人知道，在此前几十年，上海已有一张《文汇报》，创办于1879年4月17日（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到1930年被《大美晚报》归并，存续51年。为方便叙述，我们姑且称之为“前文汇报”。

两张报纸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现在的《文汇报》是张中文日报（虽然历史上曾出过晚报），而那张“前文汇报”则是张英文晚报（虽然也曾出过早报）。

那么，历史上的两张《文汇报》之间有无关系呢？可说有，也可说没有。本文试从两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先介绍“前文汇报”的概况与兴衰，再介绍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什么起名“文汇报”及与“前文汇报”是否有渊源关系。

一、“前文汇报”是张什么样的报纸？

话得从一个叫开乐凯的英国人说起。开乐凯（，也有人译为克拉克）1840年生于英国萨福克，十多岁就入伍，后长期在英国海军服役。1861年到了远东，参加过鹿儿岛之战。几年后，他不想再在军界混了，就在日本商界混起来了。再过几年，1875年，就像当时众多的西方冒险家一样，此人从日本到了上海经商，做转运货物的生意。

那时上海云集了很多英美人士，英文晚报只有一种，叫《上海差报》（ShanghaiCourier,又称晋源报或通闻西报）,总编辑是著名记者巴尔福。1879年，巴尔福应聘去北京同文馆任教授，《上海差报》换了总编辑，并准备将晚报改为日报。

开乐凯获悉消息后，从中发现了商机，决定办一份英文晚报来填补空缺。他为这张报纸起名《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的意思是水星，又是罗马神话里的商业保护神，若作普通名词，又可解释为信使。这报名确实妙，开乐凯得意之余，又给这张报纸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文汇报》。这也许是另有高人建议，现已无法考证。后人也有称之为“文汇西报”，可能因为这是份英文报，又因为要与后起的即现《文汇报》有所区分吧。

且说这“前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下午出现在上海街头，对《上海差报》刺激不小。《上海差报》急忙打消改为晨刊的计划，与《文汇报》竞争起来。然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后来者居上，没斗得过《文汇报》。到1889年，《上海差报》的馆主死了，后继无人，该报的招牌和印刷机器都被《文汇报》买去，《上海差报》就此告终。①

开乐凯虽是军人和商人出身，但对办报兴趣十足，以馆主兼总编辑身份主持《文汇报》编务四十余年，1920年因年老多病而退居报社顾问，1922年10月病逝于上海。该报的早期创办人还有布纳克（ ck）、李闱登()等。

《文汇报》刊登新闻不求周全完备，而以耸人听闻的手法追求轰动效应，对中国事务常持极端态度。1885年一度出版过英文的文汇早报《Shanghai Mercury,Morning Issue》,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详。1899年该报兼并了另一家英文《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把原在《晋源西报》附出的英文周刊《华洋通闻》(The Celestral Empire)一起并入予以出版。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英文报刊中，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华洋通闻》、《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②此后，《文汇报》和《字林西报》晚早轮出，各占半壁江山，成为上海外文报坛的两大支柱。该报还创办过中文出版机构―――文汇馆和中文日报《指南报》，出版了不少英文刊物，如《Urchin》(意为顽童，中文名《乌娘痕》，系讽刺性周刊)。可见，当时的这份文汇报雄心勃勃，试图向出版中心的方向发展。③

《文汇报》1896年6月创办《指南报》，本想与《申报》等中文报纸竞争，请来李伯元主持，但并不成功，只办了约一年。后李伯元离去自办《游戏报》。李伯元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著作十多种。他也是晚清上海休闲小报的始作俑者。④

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报》创刊伊始，就率先使用最先进的煤气引擎轮转机印刷报纸，而此前中国的报纸印刷都用的是人力手摇机（中国最早有煤气供应是在1864年的上海，煤气灯渐渐取代油灯。有电力供应则要晚几年，1882年电灯首次照亮申城，不过那时只能给15盏灯供电）。

1900年，文汇报馆改组为文汇报有限公司，开乐凯任公司董事长兼报纸总主笔。开乐凯还有件得意的事，他曾亲赴英国路透总社抗议路透社新闻稿在华被《字林西报》垄断，交涉获得成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汇报》的新闻内容。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报界新闻来源都相当匮乏。即使派出记者获得独家新闻，但因电报费用过于昂贵，一般的报社是无力承担的。那时报界伪造专电、互窃专电成风。⑤所以，哪家报纸有了路透社这样世界级大通讯社的专供电讯，其新闻竞争力大增自不言而喻了。

当时沪上中文报纸的不少消息评论都译自英文《文汇报》和《字林西报》。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起事，围攻使馆等，为世人瞩目。《文汇报》刊出不少独家新闻及通讯，使报纸销量激增。

这张“前文汇报”走下坡路，与日本人有关。因为开乐凯曾在日本生活经商多年，与日本各界关系很深。1904年，日本人佐原笃介出资入股该报，任副主笔兼董事，报纸亲日倾向渐浓。到1917年时，日资已占该报全部股份的半数，美国资本占三成多，英资股份不足二成。此时该报在各种报道中一味偏袒日方，为广大读者不满，声望日益下降，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虽多方努力并频频改组董事会，但已无济于事。1930年（民国19年）6月11日，该报公司董事会决定停刊，8月被美商英文《大美晚报》收购。⑥《大美晚报》吸收《文汇报》后，报名改为《ShanghaiEv enin gPostandMercury》，直到1951年2月停刊。

二、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何起名“文汇报”？

“前文汇报”在上海消失后，时光又过了30多年。到1938年1月，《文汇报》又在上海街头出现。与前一张英文晚报《文汇报》不同的是，这张《文汇报》是中文日报。

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已沦陷，但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未被日军侵占。这些被英、法等国控制的地区宣称中立，成了所谓的“孤岛”。设在虹口的日军报道部胁迫租界当局12月12日发出通告，从12月16日起，日方要对租界内的所有华商报纸进行新闻检查。因拒绝接受检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即民国日报）、《立报》、《救亡日报》等纷纷宣布停刊，或迁移外地。当时在大报中，只有《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

此时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现为食品一店）上的旅馆里，有一群人经常在长包的313房间聚会，为首的是严宝礼等。他们多为沪宁、沪杭铁路局的职员，因抗战爆发被路局遣散，各拿了一笔遣散费，故在此商量用这些钱干些什么生意。起先想集资去贩米，严宝礼家乡吴江盛产大米，而此时上海正闹粮荒，运来可有大利可图。不料这时日军宣布粮食禁运，计划于是落空。这时，参加聚会的人中，徐耻痕等本是《新闻报》报人，就提出现在好多报刊都停刊了，而市民都关心时局，不如用这笔钱办一张报纸，不愁没销路。

办报要想避开日方检查，有个办法就是挂洋商招牌。恰好这群人中有个叫方伯奋的，是跑马厅的职员，他提出，他认识跑马厅的英国职员克明（），克明曾担任英文《文汇报》的记者，如请他出任发行人，向英国总领事提出申请，事情就好办了。果然，第二天方伯奋来说，克明已满口答应，条件是要担任董事长兼总主笔，月薪300元（不久加至1000元），他的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不久加至300元）。要知道《文汇报》创刊时资本金号称1万元，实际只收到7000元；徐铸成担任主笔，主持编辑部工作，每天要编两个要闻版面，还要写社论，开始时月薪只有400元，且只按四折发给。⑦由此可见，克明与其说是热心办报，其实是想借机发财。所以，后来他被日伪收买，企图出卖《文汇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文汇报》创刊的过程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为何起名叫《文汇报》？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听听几位创刊时当事人的回忆，就大致可明白了―――

说说给报纸起名的事。在酝酿筹备过程中，大家没有在这方面多花功夫，虽然也议论过一些报名，但未定下来。当联系并决定聘克明做发行人后，大家很快认定，就用克明办过的英文报纸“文汇报”这个名字，一来登记方便，二来这名字也不错，且在读者中已有一定影响。对其含义并未深究，只是随后为副刊定名《文会》（注：后改名《世纪风》）时，确认含义是“以文会友”。⑧

克明说他是英国苏格兰人，幼年时代就前来中国，不仅会说中国话，而且也会讲上海话，连宁波话也会说几句。虽不精通中国文字，但能看懂华文报纸。过去曾做过新闻出版及教育工作，当过英文《文汇报》的编辑。他解释说英文《文汇报》的英文报名为Mer cury，卖给英文《大美晚报》，使该报的英文报名改为Sh ang haiEve ningPo standMer鄄cury。但仍保留中文报名《文汇报》。现在如果办一张新的报纸，中文报名可用《文汇报》，但英文报名就不能用Mer cury，非改用他名不可。他建议改名Stand ard。⑨

1938年我看到克明时，他已头发斑白，五十开外了。他还担任过英文《文汇报》的记者。该报停刊时，曾将报名出卖给某西文报。所以，在《文汇报》定名的时候，有人曾提出此问题。克明的回答是：“当时出卖的是英文报名Me rcu ry，并不妨害我用中文报名出版（所以，我们的《文汇报》创刊后，特别标出英文报名为Stand ard）”。这是他强词夺理的流氓手法。⑩

从上面几位的叙述来看，可见当时酝酿《文汇报》创刊时，创办者起先并未考虑好叫什么名字。只是在找到克明做发行人后，经克明提议，起名“文汇报”，未有异议，因此被大家所认可。一方面克明做过前英文《文汇报》的记者编辑，对《文汇报》这个名字情有独钟，另一方面，《文汇报》的报名确实也不错，历史悠久，在读者中素有影响。不过为了以示区别，就将英文报名改成了“The Standard”，印在报眉上。

这么说，并不是想证明“前文汇报”就是现“文汇报”的前身，从而使《文汇报》的历史前溯至1879年。毕竟这是两份不同的报纸，一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晚报，一是中国人办的华文日报，其背景、立场、内容都不一样。但是也不能说这两张报纸毫不相干，一点瓜葛都没有。至少，这个报名是有一定的继承性，有源头可寻。

至于“文汇报”这三个招牌字，即今天《文汇报》报头上的大字，是请当年书法名家谭泽写的，没花钱，谭先生免费赠送。

现《文汇报》1938年刚创刊时日出对开4版一大张，售价2分5厘。很快，3月5日起增加版面，扩为日出两大张，售价3分2厘。到7月1日就发展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由于报纸旗帜鲜明的抗日立场，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激增，到5月份已逾5万份，超过当时号称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广告多得来不及登，有些客户宁可多出广告费，要求第二天见报。

这些都是题外话，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作者单位：文汇报）

注释：

①胡道静：《开乐凯及其“水星”》，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编）第41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④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30页、第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那时不少报纸上的“专电”，特别是“北京专电”，往往是编辑们关在房间里“创作”出来的。新闻界前辈胡政之回忆道：“那时的电台，是在主笔的脑子里，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就来一个。”有的报纸还伪造政界要人的通电。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拟黎元洪（民国早期曾几度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副总统）秘书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骈四俪六，居然真假难辨。至于偷窃专电，最常见手法是贿买电报局的收发员和截收电讯。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10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⑥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第1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⑦徐铸成：《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见《报海旧闻》第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313房间：文汇报在这里孕育》，见《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第26页，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⑨《克明其人其事》，见《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1》第64页，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

⑩《文汇报的摇篮》，见《报海旧闻》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