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报名的由来与前《文汇报》精编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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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创刊的前前后后1

《文汇报》是现代中国一份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份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文汇报》,是如何创办的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沪宁、沪杭铁路局宣布遗散在上海的大部分职工,发予一次性的遣散费。在被遣散的职工中,有以严宝礼为首的“十兄弟”。他们领到遣散费后在一起盘算着,这些钱是存在银行好呢?还是做点生意好?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献计说,上海的几张大报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等都因为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而宣布停刊,这时如果出版一份挂洋招牌的商业性报纸,不受日军的检查,多登一些抗日的新闻,销路一定好。严宝礼很重视这个建议,他们商量再三,决定集资3000元办一张报纸。

既然要办洋商报,就得有外国人出面。有一个在跑马厅为洋人当中文秘书的方伯奋,听说严宝礼要办洋商报,就自告奋勇去找跑马厅的英籍经纪人克明商议,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克明用英文《文汇报》(Mercury)的中文“文汇报”三个字向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他们又成立了英商文汇报出版公司,由克明任名义上的董事长,中、英籍董事各5人,但一切事务均由中国董事操办。克明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每月给他300元,另聘他的儿子小克明担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并推荐方为董事。

严宝礼办的《文汇报》实际只有3000元的资金,而且是“三无”:无社址、无印刷设备、无编辑人员。严宝礼想到1937年12月14日停刊的《大公报》上海版。此时的《大公报》由其总经理胡政之在沪负责“善后”,既有馆址、设备,又有编辑记者。当胡政之得知严宝礼办报遇到困难,就答应把《大公报》的设备和库存纸张给《文汇报》使用。胡政之的想法是,把《大公报》的部分财产交由《文汇报》使用,一旦抗战结束,《大公报》可以立刻复刊,就不用新起“炉灶”了。再有就是上海失守前,给《大公报》2万元,希望《大公报》办一张挂洋招牌的报纸,以便宣传的“抗战”。这2万元到底如何用,是要给一个“交代”的。但胡政之又有些不放心,他担心严宝礼是冒险投机。当时的上海,冒险投机之风盛行。看准一种可以赚钱的买卖,挂上一块空招牌,在浑水里摸上一阵,等到赚了钱马上歇手。这种“突击式”的投机买卖,当时上海的行话叫做“抢帽子”,干的人不少。

胡政之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知道严宝礼办报的态度是认真的。他要《大公报》沪馆原经理李子宽与严宝礼具体接洽,谈判条件。因胡政之帮助《文汇报》是另有打算的,所以在双方的谈判中,《大公报》的条件是很宽松的。《大公报》的具体要求有两条:一是投资1万元。严宝礼的3000元资本视为1万元,不仅如此,在账面计算为2万元,严宝礼与《大公报》对《文汇报》的投资比例为2∶1,这样一来《大公报》不是吃亏了吗?胡政之自己有他的计算方法:一是这2万元是给的,其中的1万元投资《文汇报》,就可以向蒋报账了;而且这1万元也不是付现款,而是每月抵付纸张和印刷费,《大公报》当时还有存纸,垫印《文汇报》几个月,1万元就交完了。后来,胡政之把这2万多元移作创办《大公报》香港版的开办费。《大公报》在《文汇报》的股份是记在李子宽、费彝民和胡政之的两个女儿身上的。二是要正赋闲在家的《大公报》沪馆原编辑主任徐铸成、编辑王文彬分别担任《文汇报》的主笔和采访主任,严宝礼手头正缺编辑、记者,也就痛快答应了。这样,胡政之又为赋闲在家的原《大公报》的骨干找到了生活的出路。徐铸成曾问胡政之,为什么经理部不派员参加?胡政之回答说:“营业我们不管,只要抓住编辑权就够了。”胡根本没有指望在《文汇报》身上赚钱。

就这样,《文汇报》既有了社址、机器设备,又有了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编辑、记者,严宝礼所期盼事业――《文汇报》在孤岛顺利诞生。徐铸成掌管《文汇报》的言论,是坚持抗战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的经历时,有这样的文字:“我自己除主持言论(包括社论和短评,后者全部由我执笔)外,还亲自主编要闻版。各版的稿子,都送我过目。……我抱定宗旨:洋商报是中国办的,以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主义为言论方针。尽管口气上还用‘华军’、‘日军’字样,但坚决反对侵略,对汉奸声讨毫不留情,决不如《大美晚报》等‘中立之态可掬’。其他如本市新闻,副刊亦能配合‘皮里阳秋’的抗日基本步调,如西北八路军传来的声音,以及史沫特来的见闻录等等,陆续发表。”

1939年5月,《文汇报》在日伪的压迫下,暂时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至1947年5月又被政府查封。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6月21日《文汇报》复刊,1956年4月并入《教师报》,同年10月又复刊至今。另外,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停刊后,徐铸成又在香港创办《文汇报》(1948年9月3日创刊),至今仍在出版。时下,中国有两份互不隶属的《文汇报》,一份是上海《文汇报》,另一份是香港《文汇报》。

(摘自2008年7月17日《人民政协报》)

知错就改

《新华月报・天下》2009年1月号“老报旧闻”中的《胡愈之的心结――只出了7期的〈月报〉》一文出处应为“2008年10月29日《中华读书报》”。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及相关媒体致歉

《文汇报》报名的由来与前《文汇报》2

很多人知道,现在的《文汇报》是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问世,2008年是《文汇报》创刊70年大庆。但很少人知道,在此前几十年,上海已有一张《文汇报》,创办于1879年4月17日(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到1930年被《大美晚报》归并,存续51年。为方便叙述,我们姑且称之为“前文汇报”。

两张报纸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现在的《文汇报》是张中文日报(虽然历史上曾出过晚报),而那张“前文汇报”则是张英文晚报(虽然也曾出过早报)。

那么,历史上的两张《文汇报》之间有无关系呢?可说有,也可说没有。本文试从两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先介绍“前文汇报”的概况与兴衰,再介绍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什么起名“文汇报”及与“前文汇报”是否有渊源关系。

一、“前文汇报”是张什么样的报纸?

话得从一个叫开乐凯的英国人说起。开乐凯(,也有人译为克拉克)1840年生于英国萨福克,十多岁就入伍,后长期在英国海军服役。1861年到了远东,参加过鹿儿岛之战。几年后,他不想再在军界混了,就在日本商界混起来了。再过几年,1875年,就像当时众多的西方冒险家一样,此人从日本到了上海经商,做转运货物的生意。

那时上海云集了很多英美人士,英文晚报只有一种,叫《上海差报》(ShanghaiCourier,又称晋源报或通闻西报),总编辑是著名记者巴尔福。1879年,巴尔福应聘去北京同文馆任教授,《上海差报》换了总编辑,并准备将晚报改为日报。

开乐凯获悉消息后,从中发现了商机,决定办一份英文晚报来填补空缺。他为这张报纸起名《The Shanghai Mercury》,Mercury的意思是水星,又是罗马神话里的商业保护神,若作普通名词,又可解释为信使。这报名确实妙,开乐凯得意之余,又给这张报纸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文汇报》。这也许是另有高人建议,现已无法考证。后人也有称之为“文汇西报”,可能因为这是份英文报,又因为要与后起的即现《文汇报》有所区分吧。

且说这“前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下午出现在上海街头,对《上海差报》刺激不小。《上海差报》急忙打消改为晨刊的计划,与《文汇报》竞争起来。然而竞争的结果,却是后来者居上,没斗得过《文汇报》。到1889年,《上海差报》的馆主死了,后继无人,该报的招牌和印刷机器都被《文汇报》买去,《上海差报》就此告终。①

开乐凯虽是军人和商人出身,但对办报兴趣十足,以馆主兼总编辑身份主持《文汇报》编务四十余年,1920年因年老多病而退居报社顾问,1922年10月病逝于上海。该报的早期创办人还有布纳克( ck)、李闱登()等。

《文汇报》刊登新闻不求周全完备,而以耸人听闻的手法追求轰动效应,对中国事务常持极端态度。1885年一度出版过英文的文汇早报《Shanghai Mercury,Morning Issue》,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详。1899年该报兼并了另一家英文《晋源西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把原在《晋源西报》附出的英文周刊《华洋通闻》(The Celestral Empire)一起并入予以出版。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的英文报刊中,是《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华洋通闻》、《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②此后,《文汇报》和《字林西报》晚早轮出,各占半壁江山,成为上海外文报坛的两大支柱。该报还创办过中文出版机构―――文汇馆和中文日报《指南报》,出版了不少英文刊物,如《Urchin》(意为顽童,中文名《乌娘痕》,系讽刺性周刊)。可见,当时的这份文汇报雄心勃勃,试图向出版中心的方向发展。③

《文汇报》1896年6月创办《指南报》,本想与《申报》等中文报纸竞争,请来李伯元主持,但并不成功,只办了约一年。后李伯元离去自办《游戏报》。李伯元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著作十多种。他也是晚清上海休闲小报的始作俑者。④

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报》创刊伊始,就率先使用最先进的煤气引擎轮转机印刷报纸,而此前中国的报纸印刷都用的是人力手摇机(中国最早有煤气供应是在1864年的上海,煤气灯渐渐取代油灯。有电力供应则要晚几年,1882年电灯首次照亮申城,不过那时只能给15盏灯供电)。

1900年,文汇报馆改组为文汇报有限公司,开乐凯任公司董事长兼报纸总主笔。开乐凯还有件得意的事,他曾亲赴英国路透总社抗议路透社新闻稿在华被《字林西报》垄断,交涉获得成功,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汇报》的新闻内容。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报界新闻来源都相当匮乏。即使派出记者获得独家新闻,但因电报费用过于昂贵,一般的报社是无力承担的。那时报界伪造专电、互窃专电成风。⑤所以,哪家报纸有了路透社这样世界级大通讯社的专供电讯,其新闻竞争力大增自不言而喻了。

当时沪上中文报纸的不少消息评论都译自英文《文汇报》和《字林西报》。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起事,围攻使馆等,为世人瞩目。《文汇报》刊出不少独家新闻及通讯,使报纸销量激增。

这张“前文汇报”走下坡路,与日本人有关。因为开乐凯曾在日本生活经商多年,与日本各界关系很深。1904年,日本人佐原笃介出资入股该报,任副主笔兼董事,报纸亲日倾向渐浓。到1917年时,日资已占该报全部股份的半数,美国资本占三成多,英资股份不足二成。此时该报在各种报道中一味偏袒日方,为广大读者不满,声望日益下降,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虽多方努力并频频改组董事会,但已无济于事。1930年(民国19年)6月11日,该报公司董事会决定停刊,8月被美商英文《大美晚报》收购。⑥《大美晚报》吸收《文汇报》后,报名改为《ShanghaiEv enin gPostandMercury》,直到1951年2月停刊。

二、现《文汇报》创刊时为何起名“文汇报”?

“前文汇报”在上海消失后,时光又过了30多年。到1938年1月,《文汇报》又在上海街头出现。与前一张英文晚报《文汇报》不同的是,这张《文汇报》是中文日报。

1937年底,上海、南京等地已沦陷,但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未被日军侵占。这些被英、法等国控制的地区宣称中立,成了所谓的“孤岛”。设在虹口的日军报道部胁迫租界当局12月12日发出通告,从12月16日起,日方要对租界内的所有华商报纸进行新闻检查。因拒绝接受检查,《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报》(即民国日报)、《立报》、《救亡日报》等纷纷宣布停刊,或迁移外地。当时在大报中,只有《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

此时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现为食品一店)上的旅馆里,有一群人经常在长包的313房间聚会,为首的是严宝礼等。他们多为沪宁、沪杭铁路局的职员,因抗战爆发被路局遣散,各拿了一笔遣散费,故在此商量用这些钱干些什么生意。起先想集资去贩米,严宝礼家乡吴江盛产大米,而此时上海正闹粮荒,运来可有大利可图。不料这时日军宣布粮食禁运,计划于是落空。这时,参加聚会的人中,徐耻痕等本是《新闻报》报人,就提出现在好多报刊都停刊了,而市民都关心时局,不如用这笔钱办一张报纸,不愁没销路。

办报要想避开日方检查,有个办法就是挂洋商招牌。恰好这群人中有个叫方伯奋的,是跑马厅的职员,他提出,他认识跑马厅的英国职员克明(),克明曾担任英文《文汇报》的记者,如请他出任发行人,向英国总领事提出申请,事情就好办了。果然,第二天方伯奋来说,克明已满口答应,条件是要担任董事长兼总主笔,月薪300元(不久加至1000元),他的儿子小克明任董事会秘书,月薪100元(不久加至300元)。要知道《文汇报》创刊时资本金号称1万元,实际只收到7000元;徐铸成担任主笔,主持编辑部工作,每天要编两个要闻版面,还要写社论,开始时月薪只有400元,且只按四折发给。⑦由此可见,克明与其说是热心办报,其实是想借机发财。所以,后来他被日伪收买,企图出卖《文汇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文汇报》创刊的过程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为何起名叫《文汇报》?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听听几位创刊时当事人的回忆,就大致可明白了―――

说说给报纸起名的事。在酝酿筹备过程中,大家没有在这方面多花功夫,虽然也议论过一些报名,但未定下来。当联系并决定聘克明做发行人后,大家很快认定,就用克明办过的英文报纸“文汇报”这个名字,一来登记方便,二来这名字也不错,且在读者中已有一定影响。对其含义并未深究,只是随后为副刊定名《文会》(注:后改名《世纪风》)时,确认含义是“以文会友”。⑧

克明说他是英国苏格兰人,幼年时代就前来中国,不仅会说中国话,而且也会讲上海话,连宁波话也会说几句。虽不精通中国文字,但能看懂华文报纸。过去曾做过新闻出版及教育工作,当过英文《文汇报》的编辑。他解释说英文《文汇报》的英文报名为Mer cury,卖给英文《大美晚报》,使该报的英文报名改为Sh ang haiEve ningPo standMer鄄cury。但仍保留中文报名《文汇报》。现在如果办一张新的报纸,中文报名可用《文汇报》,但英文报名就不能用Mer cury,非改用他名不可。他建议改名Stand ard。⑨

1938年我看到克明时,他已头发斑白,五十开外了。他还担任过英文《文汇报》的记者。该报停刊时,曾将报名出卖给某西文报。所以,在《文汇报》定名的时候,有人曾提出此问题。克明的回答是:“当时出卖的是英文报名Me rcu ry,并不妨害我用中文报名出版(所以,我们的《文汇报》创刊后,特别标出英文报名为Stand ard)”。这是他强词夺理的流氓手法。⑩

从上面几位的叙述来看,可见当时酝酿《文汇报》创刊时,创办者起先并未考虑好叫什么名字。只是在找到克明做发行人后,经克明提议,起名“文汇报”,未有异议,因此被大家所认可。一方面克明做过前英文《文汇报》的记者编辑,对《文汇报》这个名字情有独钟,另一方面,《文汇报》的报名确实也不错,历史悠久,在读者中素有影响。不过为了以示区别,就将英文报名改成了“The Standard”,印在报眉上。

这么说,并不是想证明“前文汇报”就是现“文汇报”的前身,从而使《文汇报》的历史前溯至1879年。毕竟这是两份不同的报纸,一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晚报,一是中国人办的华文日报,其背景、立场、内容都不一样。但是也不能说这两张报纸毫不相干,一点瓜葛都没有。至少,这个报名是有一定的继承性,有源头可寻。

至于“文汇报”这三个招牌字,即今天《文汇报》报头上的大字,是请当年书法名家谭泽写的,没花钱,谭先生免费赠送。

现《文汇报》1938年刚创刊时日出对开4版一大张,售价2分5厘。很快,3月5日起增加版面,扩为日出两大张,售价3分2厘。到7月1日就发展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由于报纸旗帜鲜明的抗日立场,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激增,到5月份已逾5万份,超过当时号称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广告多得来不及登,有些客户宁可多出广告费,要求第二天见报。

这些都是题外话,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作者单位:文汇报)

注释:

①胡道静:《开乐凯及其“水星”》,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通社编)第41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3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④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30页、第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那时不少报纸上的“专电”,特别是“北京专电”,往往是编辑们关在房间里“创作”出来的。新闻界前辈胡政之回忆道:“那时的电台,是在主笔的脑子里,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就来一个。”有的报纸还伪造政界要人的通电。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拟黎元洪(民国早期曾几度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副总统)秘书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骈四俪六,居然真假难辨。至于偷窃专电,最常见手法是贿买电报局的收发员和截收电讯。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107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⑥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第1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⑦徐铸成:《我参加〈文汇报〉的经过》,见《报海旧闻》第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313房间:文汇报在这里孕育》,见《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回忆录•2》第26页,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⑨《克明其人其事》,见《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1》第64页,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

⑩《文汇报的摇篮》,见《报海旧闻》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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