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总结范例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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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妇女总结1

[关键词]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影响因素

abstract: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of the investigation onwomen from more than 2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west-er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tability of theirmarriage. although themarriage of rural left-behindwomenhas less stability than others (non left-behind women), the study finds figures of the stability of these two categories arestill very high. path analysis shows thatby exp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personalities, the fea-ture that‘left-behind’improves themodernization of ruralwomen’s values onmarriage and child rearing, enhancesmentalstress and reduces the satisfaction on theirmarital and sexual relationship in turn to undermine themarital stability

key words：western rural areas; left-behind women; marital stability; influence factors

一、引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城市改革的逐步推进，大中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步增大。再加上随着改革的深入，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粮食制度等结构性或制度性条件有了明显的松动，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6·8万个农村住户和7 100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1·18亿人，占农村劳动能力的23·8%。[1]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配套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限制，再加上非农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些农民的黏土性很强。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绝大多数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就造成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外出而另一方留守家中的情形，形成“一工一农”,“农耕结合”的家庭分工模式。段塔丽通过对陕南s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妇女家庭作出的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庭的抉择，并非个体家庭的非理，而是众多农户家庭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目标与价值合理的理性选择。[2]相关调查一致表明，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在数量上占优势，且不受婚姻状况影响，而女性则以结婚为分水岭，未婚女性外出较为集中，已婚女性独自外出在整个外出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较小。[3]由此，在农村形成了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留守妇女。

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国内现有的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定性论述上，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本文拟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作一些分析与探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1·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差异假设长期的“男工女耕”、“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和家庭生活模式，对农村婚姻稳定的影响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与结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长期的“男工女耕”、“男出女守”会对农村婚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如李泽影等人在四川农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家庭夫妻间沟通少，感情日渐疏远，婚姻质量差。[4]吴惠芳、叶敬忠认为，“因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不仅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孤单感，同时也造成夫妻双方的性压抑，这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5]。基于前人的这些研究，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1:留守给农村妇女的婚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即非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高于留守妇女。

2·家庭压力影响婚姻稳定假设

国内少有探讨家庭压力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国外最近针对家庭经济压力与婚姻质量之间关系的专项研究发现，无论丈夫还是妻子感到的家庭压力，对其婚姻质量都有负面影响。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家庭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强夫妻之间的敌意，降低配偶之间的和睦相处程度，从而使婚姻质量下降，并影响婚姻的稳定性。[6]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2:丈夫外出之后，原有的子女教育、照顾老人、农业生产的重担全都落留守妇女一个肩上，使得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

3·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影响婚姻稳定假设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配偶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会降低婚姻质量，原因在于社会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各异的夫妻不容易相互适应，从而增加了夫妻之间的冲突，导致婚姻质量下降。[7-8]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夫妻志趣观念性格一致、处理代际关系一致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9]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3:对于中国西部农村出现的“男出女守”、“男工女耕”、“男城女乡”这种婚后的分工模式和生活模式而言，一方生活在传统的封闭社会里，而另一方处在相对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夫妻继续社会化的机制、状况以及结果存在非常大的差别，导致夫妻人格特质差异的增强，进而影响婚姻稳定。

4·社会性别观念影响婚姻稳定假设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社会性别观念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西方学者们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妇女的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越强烈，其婚姻质量越低。如greenstein认为，与持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妻子相比，持平等主义性别观念的妻子更感受到夫妻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影响婚姻质量。[10]kristin的研究发现，妇女的性别平等主义的态度与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与婚姻冲突呈正相关。[11]国内学者卢淑华的结构方程模型表明，性别观念对婚姻质量是负向影响，即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婚姻质量越低，而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婚姻质量越高。[12]关于“留守”对农村女性发展的影响，蒋永萍认为，男性外出提高了留守妇女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和决策程度，提高了她们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13]。覃金玲认为，男性外出之后，迫使留守妇女逐渐改变原有的自我认知，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而对于自身的角色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积极性情绪[14]。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提出假设4:留守促进了农村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现代化，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

5·性生活影响婚姻稳定假设

性生活只是夫妻关系的一部分，但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关系显然是不正常的。虽然婚外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日趋普遍，但只有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才是合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同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男女双方的性满足便成了他们结为夫妇的最重要因素，就结婚动机而言，这是一个外表看不出的强有力的动机。相关调查也表明，性生活不和谐是导致离婚的又一主要原因。[15-16]我们提出假设5:丈夫外出之后，留守妇女长期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降低了性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

6·婚姻关系满意度影响婚姻稳定假设虽然国内以往的离婚研究很少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影响变量，但婚姻质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17]。lewis和spanier (1979)是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18]之后的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udry(1981)通过对都市已婚白人的调查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幸福感是婚姻变动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19]booth等(198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婚姻较幸福的当事人相比，低幸福感的夫妇在今后3年离婚的可能性大约会高出4至5倍。[20]我们提出假设6:丈夫外出之后，留守妇女的婚姻关系

满意度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婚姻稳定。

(二)概念界定与测量

1·留守妇女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农村留守妇女界定为丈夫在本县以外的地域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外出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而留居在家中的农村已婚妇女。

2·婚姻稳定性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婚姻稳定性定义为农村妇女对婚姻存续的态度或对婚姻持续的信心，如是否产生过离婚的念头。测量方法为既询问被访妇女“近一年来，您曾经有过和丈夫离婚的念头吗”(①经常有离婚的念头；②有时有；③偶尔有；④从无),同时也问，“近一年来，您觉得你丈夫有离婚的念头吗”(①经常有离婚的念头；②有时有；③偶尔有；④从无)。得分越高，婚姻稳定性越高，得分越低，婚姻稳定性越低。

3·家庭压力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农村妇女的家庭压力界定为农村妇女感受到来自家庭系统内外的压力与紧张感，划分为“家庭生产劳动”、“子女教育”、“子女生活照料”、“赡养老人”、“遭受别人欺负”、“感情上孤独无依”、“处理与邻居的关系”、“经济拮据”、“家务繁重”、“家人生病住院”及“担心婚姻稳定”共11个指标，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具体赋1~5分，得分越高，压力越大。然后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这11个指标简化成精神压力因子、经济压力因子、抚养赡养压力因子，特征值都在2·0左右，总的解释方差为54·46%。

4·夫妻人格特质差异

具体包括6个指标，以妇女自评夫妻在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性格脾气、子女教育、处理亲属关系6个方面的一致性程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赋1~5分，得分越高，差异越大。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把这6个变量合成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其特征值为2·802,总解释量为46·70%。

5·社会性别观念

具体包括10个指标，以对“男人能力天生比女人强”、“妇女能力不如男性，所以不能当村干部”、“农业科技推广是男人的事，与妇女关系不大”、“农村社会管理是男人的事，与妇女关系不大”、“如果丈夫收入足够高或家里有大量钱财，妻子就不用劳动了”、“女人应从一而终”、“女性在婚后不能有异性朋友”、“女子的贞洁比生命更重要”、“没有孩子的女人是一个不完全的女人”、“妇女只有生了男孩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的赞同程度为指标，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正负五级赋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性别观念越趋现代。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这10个指标合成事业能力观念因子和婚育贞节观念因子。两个因子特征根都超过了2·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4·15%。

6·性生活质量

要求被访者对性生活满意度打分，得分在1~9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说明满意度越低。

7·婚姻满足感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要求被访妇女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理解、双方家庭角色合格度、对婚姻满意度、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婚姻幸福感、夫妻关系和谐程度、夫妻关系平等、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及婚姻浪漫性共计12个方面的满意度打分。每个指标的得分在1~9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说明满意度越低。并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这12个指标合成婚姻满意度因子，其特征值为8·354,总解释量为69·617%。

8·初始变量

本项研究中，控制变量一是留守妇女个人特征，具体包括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变量。二是留守妇女家庭特征，具体包括家庭年收入、生育子女个数、最小孩子年龄、家中赡养老人的个数。三是婚前因素，具体指标包括婚前对现在丈夫的了解程度，婚前与丈夫的感情深度，婚前自己是否注重般配，婚前家人是否注重般配。这四个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进行正向赋值，各指标得分在1~5分，得分越高表示婚前基础越好。考虑到这四个指标相互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笔者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其简化。把这四个变量分别合成择偶时注重般配程度和婚前感情基础，其特征值都在1·5分上，总解释量为84·91%。

根据上述介绍，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三)资料来源考虑到留守妇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在各地区的分布差异比较大。因此，我们在四川省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选择一个劳动力外出较多、留守妇女比较集中的县，作为调查点。这两个县分别是大竹县和蓬溪县。在这两个县，分别选取经济发展较好的乡镇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乡镇各1个，共计4个乡镇，这4个乡镇分别是石河镇、庙坝镇、蓬南镇、大石镇。在每个乡镇，我们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办法，分别抽取6个行政村，共计24个行政村。在每一个行政村调查50名在婚妇女，其中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各25名。在被选取的村调查，既要注意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配额比例为1∶1,同时，以留守妇女的年龄段为参照选择非留守妇女，使其二者年龄相差不大。这样共计1 200名妇女构成我们的样本。但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因妇女赶集、走亲戚等等客观原因，结果回收有效问卷1 017份，有效回收率为84·75%。样本构成见表1。

资料收集者由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的21名师生(教师2名，学生19名)组成。19名学生调查员是从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众多报名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同学中挑选出来的，均为学生干部，且大多都来源于四川农村地区，对四川农村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都非常熟悉。调查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相结合，于2008年7月4日至7月20日进行。在正式调查前，研究者对所有调查员进行了培训，对调查的目的、调查的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由于农村妇女文化程度偏低，调查时要求调查员用结构访谈法进行调查。

但对有关性生活的个别问题，如果被调查者能自己看懂、理解，允许让被调查者自己填写，调查员当场收回。这是因为敏感的个人隐私问题，自己填写可以免去询问者尤其是男性询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别扭或尴尬，使被调查者都能更从容、真实地回忆自己的经历、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态度。在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得到了镇、村两级妇女干部的支持与配合，由村干部或村民小组长带我们入户进行调查。所有调查员都诚实认真、勤奋负责，再加上调查对象的绝大多数都能积极配合，所以调查结果可信度较高。

三、结果与分析

(一)婚姻稳定性状况本次调查发现(表2),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特点。其相似之处表现在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非留守妇女，其婚姻都是比较稳定的。在两类妇女中，妻子本人“经常有”、“有时有”离婚念头的都是极少数，妻子判断的丈夫“经常有”、“有时有”离婚念头的也是极少数；相反，在两类妇女中，妻子本人“从来没有”离婚念头的占绝大多数，妻子判断的丈夫“从来没有”离婚念头的也占绝大多数。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无论是从妻子离婚的念头来看，还是从丈夫的离婚念头来看都是如此。非留守妇女中，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婚念头的占87·9%,高出留守妇女7·3个百分点；非留守妇女认为其丈夫从来没有过离婚念头的占92·3%,高出留守妇女9·7个百分点。线性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说明，我们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本项研究的结论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比较一致。如关于中国婚姻的高稳定性，学者徐安琪的研究发现，夫妻“合成分值最高9分，即在过去一年中双方均无离异念头的占65·6%。当然，一方或双方都有离异意向的并不多，得分在2~6分的仅为5·8%, 7分的占8·5%, 8分的为20·1%,表明中国婚姻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与农村相比，城市曾有过离婚意向的夫妇比例约高出农村13·3个百分点”。[21]这与李喜荣在豫东hc村的个案研究结论也比较一致。他的调查发现只有6·4%的留守妇女自述在一年里“经常”有与配偶分手的念头，“有时”产生离婚想法的占3·6%,“偶尔”有过离异闪念的为5·4%,从来没有的则达84·6%,说明高稳定仍然是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主要特征。[22]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高稳定

性仍然是西部农村妇女婚姻的基本特征。留守对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达到使其婚姻充满危机的程度。无论是对于妻子来说，还是对丈夫来说，经常有离婚想法的人只是个别现象；相反，从来没有过离婚念头的人却占到八成以上。这说明，一些媒体经常报道的“农村留守妇女遭遇了婚姻危机”、“农村留守妇女婚姻‘亮红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如果我们以“经常”有离婚念头作为出现婚姻危机或婚姻“亮红灯”的标准的话，那么可以发现，无论是留守妇女还是非留守妇女，都存在婚姻危机或婚姻“亮红灯”现象，但在这两个群体中都是极少数人，且二者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和根据说农村留守妇女出现了婚姻危机；也不能说农村留守妇女的危机就是“留守”所带来的，因为在婚姻危机方面，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差异并不大。正是依据这一较大规模问卷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明两点：一方面，中国西部农村社会中，出现婚姻危机的，并不只是留守妇女家庭，同时也有非留守妇女家庭；另一方面，留守妇女家庭中，出现婚姻危机的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大多数留守妇女家庭都出现了婚姻危机。

(二)留守影响婚姻稳定性的路径分析为了考察留守对婚姻稳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妻子和丈夫的离异异向综合为婚姻稳定性因子，其特征值为1·831,解释量为91·531%。

1·与婚姻稳定性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考察留守这一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直接影响，我们以婚姻稳定性因子作为因变量，以本文所涉及的初始变量和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表3的结果。

表3的结果表明，经回归分析后，对婚姻稳定性有直接影响的变量有6个，即年龄、婚育贞节观、精神压力、婚姻满意度、夫妻人格特质差异以及性生活满意度。其中，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婚姻贞节观念的现代化程度、精神压力、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对婚姻稳定性有负向影响。是否为留守妇女、文化程度、留守妇女家庭特征变量、婚姻因素变量对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没有直接的影响。整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检验值f为11·277,显著水平为0·00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有意义。本项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一共解释了农村妇女婚姻稳定性的16·6%左右的变化。说明模型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解释力，同时也不难看出，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被发现，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但正如郭志刚所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回归确定系数值一般不是很高，故这一方法多用于进行分析，较少进行预测。”[23]所以本模型的解释力相对较低但并不影响对现有影响因素的分析。

2·与婚姻稳定性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了考察初始变量对婚姻稳定性的间接影响，我们首先得分析初始变量对各中间变量的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见表4),在控制了留守妇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婚前因素之后，留守扩大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了农村妇女婚育贞节观念的现代化，增加了其精神压力，降低了其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

对各初始变量通过中间变量而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的分析表明(见表5): (1)孩子个数和最小孩子年龄未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文化程度和是否为留守妇女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年龄、家庭年收入、家中赡养几位老人、当初择偶时对般配的重视程度和婚前感情基础，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正向影响；从各初始变量通过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间接影响的相对效果来看，是否留守妇女这一变量通过各中间变量对婚姻稳定产生的间接影响最大。

注：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该变量对婚姻稳定直接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的间接影响=各变量的间接影响之和。

分析到此，我们可以对留守如何影响婚姻稳定性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留守”之后扩大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了农村妇女婚育观念的现代化，增强了其精神压力，降低了其婚姻关系满意度和性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了其婚姻稳定性。具体来说：留守使夫妻人格特质差异扩大了0·208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了0·036 82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婚育贞节观念现代化程度提高0·204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了0·014 89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精神压力增大0·103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09 68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婚姻关系满意度降低0·205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51 46个标准单位；留守使农村妇女性生活满意度降低0·365个标准单位，从而使其婚姻稳定性降低0·025 19个标准单位。这些都说明，本项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四川两县千余名农村妇女的实证调查发现，虽然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存在差异，但高稳定性仍然是两类妇女婚姻的共同特征，普遍的婚姻危机在留守妇女家庭中并没有出现。对于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高稳定状态，李喜荣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婚姻解体的社会成本过大，如传统婚姻观念的约束、农村家族家庭网络的制约、子女因素、经济依附性及对离异不良后果的顾虑，使其婚姻稳定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2]而我们倾向认为，这种婚姻的高稳定状态与留守妇女的婚姻动机与婚姻期望有关。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穆勒观点，“结婚的动机在于经济、子女和感情三大因素。它们的重要性依据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上古时代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代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则是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24]。对于当代中国西部农村妇女而言，她们的婚姻动机与婚姻期望是什么呢？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向农村妇女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您觉得目前的夫妻关系主要依靠如下的哪些因素来维系(最多选择两项)”,把子女做为第一维系因素的占62·5%,而把爱情做为第一维系因素的只占16·4%。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当代中国西部农村妇女当中，子女抚育仍然是婚姻最为重要的任务，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仍然是她们在婚姻中的最主要的期盼。这正如费孝通所言“夫妇关系的片面化的方式各地各时可以不同。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把事务上的合作减少，使夫妇间偏重感情调协，趣味和兴会的相投；一是把感情方面的要求撇开一下，偏重于经济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这种偏重的方向，初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要看生活的环境如何”[25]。当然，最为理想的婚姻是将事务上的合作与感情协调兼顾，但这并不容易实现，它虽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夫妇们如何选择呢？“若是比较这两种偏重的方向，似乎又有前后之别。依我以上所说婚姻的主要意义是在确立对孩子抚育的责任。

抚育本身是一件相当繁重的事务，基本上是柴米油盐的经济工作”[25]。西部农村之所以出现大量的“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其主要也是源于夫妇的共同事业———抚育子女，是一种事务上的合作，是为了追求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本项研究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现在留守在家里的原因有哪些”,从调查结果看，三个最主要原因是“孩子没有人照管”(占42·4% ),“家里的田地需要人管理”(占26·3% ),“照顾家里老人”(占18·8% )。那么为了共同抚育好子女，为了赡养老人，为了家庭物质生活的改善，妇女们必须撇开至少是暂时性地撇开感情方面的要求，降低感情方面的期望。甚至“男出女守”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带来了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妇女们在感情上的不满足感。正是因为西部农村留守妇女们对夫妻感情的低期望、对培养子

女的高期望以及经济满足感的补偿作用，促进了她们婚姻的稳定。

路径分析方法证实，留守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对婚姻稳定产生破坏作用的：其一，丈夫外出，夫妻继续社会化的环境不同、机制不同、过程与结果不同，导致夫妻人格特质差异的扩大，使过去的“般配”或“同类婚”变得不“般配”或“异类婚”,使过去的不“般配”或“异类婚”变得更加“不般配”或更加“异类婚”,从而不可避免地给婚姻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其二，丈夫长期外出，使留守在家中的妻子对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有了“缺席性领导权”,对农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有了“缺席性参与权”,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有了“缺席性支配权”,这些必将促进了她们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她们开始认识到，她们并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也不是丈夫的附属品，这种婚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她们更“敢于”产生离婚的念头。其三，丈夫外出后，留守妇女独立承担了本应该与丈夫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她们在家务劳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从事农业劳动等方面的负担有所加重。丈夫外出成了她们家庭压力的一个转折点，短时期内压力源事件急剧增多，家庭压力强度陡然增大。尤其是她们在进行社会比较之后，如从纵向角度比较，即与丈夫未外出之前相比，其家庭压力明显加重了；从横向角度比较，即与非留守妇女相比，其家庭压力也要明显大于非留守妇女。因此，她们会深刻地体会到，家庭压力的增大，主要是因为丈夫的外出，将一部分家庭压力转嫁到自己的身上。她们对丈夫分担更多的家庭压力充满期盼，期盼他们像过去未外出之前一样分担家庭压力，像其他未外出的丈夫一样分担一部分家庭压力，但当这一切都落空的时候，在她们心目中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敌对情绪和悲伤情绪，从而影响婚姻稳定。其四，丈夫外出务工之后，长期的空间分离使留守妇女婚姻的许多功能无法得以实现，降低了其婚姻幸福感和婚姻满足感，从而影响婚姻稳定。其五，性生活是婚姻的生理基础，男女之间基于生理基础的和性关系，是促使他们成就婚姻的一个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强有力的动因，是创造幸福婚姻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的基本需求。而留守在家中的妻子每天不仅要承担着沉重的劳动和生活压力，而且由于长期不能与丈夫团聚，过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久而久之，导致性压抑、,降低婚姻满意度，影响婚姻质量，危及婚姻稳定。

[参考文献]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上就是山草香给大家分享的4篇留守妇女总结范文，希望能够让您对于留守妇女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留守妇女总结2

我镇共有人口有53489人，其中女性25674人，占比48%；常年外出务工人员23156人，其中女性6947人，占比30%，留守妇女6850人，占全区女劳动力总数的%。

从年龄结构上看，留守妇女主要分布在30—5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没有外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要在家抚养教育孩子、赡养老人，二是家中的种、养殖也需要她们在家维持。由于这部分农村妇女在文化程度方面都偏低，外出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选择留守家中，让丈夫外出赚钱养家。因此她们得身上承担着等诸多重任，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而且在处理家族、家庭成员关系方面也起着核心作用，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也有着不可替代与忽略的作用。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留守妇女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1、家庭事务较繁琐，身体健康不乐观。留守妇女既要承担繁重的种养殖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务，不仅要照顾年迈的老人，还要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体力透支严重，造成其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由于经济压力和家庭事务压力，在身体出现不舒服时，她们往往选择拖一拖，而没有去医院进行体检、治疗的意识。在蔷薇河村调查时发现：大部分留守妇女每人需要独立承担将近5亩地左右的农业生产、每天到板厂做工近八小时，还要照料1-2个老人，至少照顾一个孩子，她们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晚上近十点休息，一天没有一刻时间可以休息。过于忙碌的生活使得她们没有时间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只要不是生重病，一般就是到村卫生室拿点药，或是回家好好的睡一觉。

2、精神压力比较大，幸福指数不太高。尽管留守妇女为家庭作出了许多牺牲，但受到认可的程度不高，且丈夫长年在外，遇到事情往往无法及时的倾诉，既要操心孩子，又要担心在外丈夫的安全与忠诚，有的还会有流言蜚语流出，留守妇女精神负担明显严重，幸福指数不太高。主要表现：出现婚姻危机，一方面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因为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夫妻间缺乏沟通，双方相互猜疑，再加上精神空虚，易受到不良习俗的影响，由于自制力不强，还容易受到非善意的诱惑，导致感情危机；另一方面丈夫常年在外会有婚外情，从而导致婚姻危机。在调查中我们统计到近80%的留守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的压力和心理压力。

3、婆媳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不到位。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自身素养不高，再加之经济压力，经常纠结于鸡毛蒜皮等小利益，因此农村婆媳关系大多处理不佳，尤其在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婆媳之间没有调解人和传话人，沟通不畅导致婆媳关系更是难上加难。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例由于婆媳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家庭矛盾激化的现象，婆媳不讲话是正常现象，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多，对孩子的关爱主要表现在吃饭穿衣上，而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品性教育则疏于监管，导致孩子对学习的认识不到位，出现厌学现象，辍学比例较高。

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村留守妇女成长，减少她们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带给她们更多的自信与快乐，我认为妇联作为妇女组织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成立农村留守妇女生产、生活互助组织，让留守妇女结成团队，实现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强度。

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对留守妇女的致富技能、子女教育、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她们的个人能力，提升个人素质，以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三是鼓励她们多参与有益的社会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汲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如参加文艺表演队，参加志愿者服务队，参加镇妇联定期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

四是多组织像两癌筛查一样的免费体检，给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保驾护航。

五是加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留守妇女的自我保护和法律意识。

留守妇女总结3

关键词留守妇女；女性；农业化

AbstractMostoftheruralmenwenttofindjobsinthecity,otherprofessionalresearch.

KeywordsLeft-at-homewives；Women；Agriculturalizing

一、国内相关媒体报道的综述

（一）负担沉重：农业生产、赡养老人、抚养子女

杜菊瑛家住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镇芦马岔村，丈夫长年在外搞装潢，家中有3个孩子和两位80多岁的老人。杜菊瑛说，她家种了7亩半马铃薯，她一人犁地、播种，到了收获季节，她又一人挖、捡，然后用架子车一车一车拉回，一共收获近两万斤马铃薯。家中20多亩牧草也是她一人收割回来的。杜菊瑛深有感触地说：“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我，这家就转不动了”[2]。

（二）文化水平较低：教育力不从心，致富无门

“不知道做什么能挣钱。只有看电视剧、打牌打发时光。”6月17日，记者在青神县罗波乡龙泉村采访时，丈夫在上海打工的欧明蓉这样说。欧明蓉今年33岁，丈夫每年回来一次，家中只有她和她的女儿。“丈夫寄回的钱，够女儿学费，家庭日常开支还得自己挣。”“我原来在棉织厂工作。就二三百元一个月，关键是三天两头没活儿做。”她辞了职。“看到别人养猪有得赚，我去年就喂了一只母猪，哪曾想猪价一路走低，饲料还贵。”说起刚下的15只仔猪，她又是心疼又是心伤，“真是不知道如何办”[3]。

（三）安全无保障，心理负担沉重

由于“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合法权益相对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于是成为农村案的主要侵犯对象。调查显示，农村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4。

（四）婚姻安全受到威胁

“过年也不愿意回家，总是推说没有挣到钱。就是回来了，也拉着个脸，还常背着家人打电话。问他还死不承认。”丈夫在昆山打工的“留守妇女”肖红（化名）向记者述说时语气里充满了无奈。肖红不停地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我整晚睡不着觉，不是孩子我连死的心都有了！”[5]。

（五）文化生活匮乏

农村“留守妇女”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留守妇女”们常常因为空虚而从事、迷信等活动[6]。

二、国内相关学术研究的综述

（一）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

妇女的家庭地位界定为，妇女在家庭中享有的威望及拥有和控制家庭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权力。

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主妇相比，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妇女的权力空间扩大，增加了妇女公共事务参与的机会，为农村妇女提高自主意识、展示和锻炼自己提供了条件，而且收入边界清晰化使得妇女的重要性得以体现，留守妇女的价值得到了更多的体现。但是，留守妻子对于主要的收入来源的物质基础责任田只拥有使用权但是重大事务的控制权仍然由丈夫决策[7]。再者，由于农业收入远远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其地位并没有因此提高[8]。

朱梅等认为留守妇女日益加重的劳动带来的不是更多的现金收入而是更大的对家庭的隐形贡献，从而与外出就业的丈夫创造的相对较多的显性收益形成了巨大反差，妇女的经济地位反而有下降的趋势，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从长期来看妇女的家庭地位将进一步下降[9]。

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留守妇女自己认为丈夫对家庭的贡献率高，还有一部分留守妇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不能做主[10]。留守妇女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但是这些家庭责任并没有赋予她们对等的权利，留守妇女家庭还是遵循着丈夫的权利大于义务，而妻子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公平的处境。

（二）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方式

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方式仍属于传统型。安徽妇联通过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妇女承担起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访谈中，大部分女性反映由于劳动负担重，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孩子，特别是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上，没有精力去管，有疲于奔命的感觉，留守女性也反映出劳动之余的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单调无味，常感到寂寞。

安徽妇联调查发现，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自1996年后，外出打工的主要工资呈下降趋势，加上现今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下滑，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其消费水平仍然停留在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体的层次上[11]。女性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策划者，其消费更是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其消费水平很难提高。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休闲方式单一落后，社会交往关系仍以血缘和地缘为主。

（三）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状况

通过在河南省341名留守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量调查，利用心理学上SCL-90症状自评量表进行测量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受社会传统观念、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自身的生理、心理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多种角色的困扰以及多种标准的评判，农村“留守女性”心理上的压力加重，引发了各种心理问题[12]。

（四）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

男工女守分工的直接后果一是夫妻的长期分居引起夫妻共享时间的减少和夫妻的异质性增强，婚姻的稳定性受到威胁；二是农业效益比较低下造成的留守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功能的下降，使得留守妇女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

（五）农村留守妇女与农业生产

大批男性农民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妇女日益成为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地方特色产业的主力军，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从农业经济角度出发的农业女性化和从女性发展角度看的女性农业化的讨论。

1.关于女性农业化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学术界大致有两种倾向性意见

(1)女性农业化对妇女地位改善有进步意义

丈夫的外出客观上赋予了留守妇女生产自和生活自由度，并且拓宽了发展自身潜能的空间。可能会给她们带来生产和生活的能力提出挑战但是无疑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及农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向给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提供了发挥的平台[13]。

(2)女性的农业化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生存状况的改善明显不利

男性的逐步非农化，农村妇女则正在逐步地农业化。这个过程将给农村妇女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比如农村妇女的收入边界虽然清晰了，但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却下降了；虽然获得了更多农业生产的机会，但却加重了其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女性的农业化加重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固化了农村妇女的不利地位[14]。

2.关于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男性要低，获得培训的机会少等原因使得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农业女性化将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下降；导致农业劳动的结构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下降等不利影响[15]。

三、总结

以上的研究给我很多启示，也存在如下一些不足：

(一)研究文献很少，描述性居多，深入分析少

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目前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过于笼统、表面化，缺乏代表性研究成果。关于留守妇女的文献大多没有把留守妇女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来研究，无助于深入了解留守妇女群体。

(二)单一研究多，综合研究少

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已有的文献大多数都是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单一的学科视角出发进行讨论，缺少从综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三)主观判断多，实证研究少

涉及留守妇女问题研究的文献缺少实证分析，在为数不多的调查报告中也多为生存状况的描述，而且调查地区选取比较局限，样本量太小，容易忽略了各地的文化、地区资源等差异，以偏概全。对于农村留守妇女没有严格的分类，大多数学者都关注负担沉重的留守妇女，把她们看成弱势群体，可能还有部分赋闲在家属于剩余劳动力的留守妇女，由于缺乏实证研究，这些都还是未知。

(四)对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界定不够

留守妇女所出现的问题中比如消费方式低下、社会交往范围狭窄、心理状况差等可能不是留守妇女所独有，而是存在于广大农村妇女之中的普遍问题。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需要提升，可能非留守的农村妇女付出的劳动和其家庭地位更不相称，所以需要相对于非留守妇女的视角来研究留守妇女，真正把留守妇女这个群体研究清楚。

农村留守妇女肩负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家务以及赡养抚养等家庭责任，她们似乎不再只是半边天。家庭生活“单亲”化，使得农村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问题，妇女的人身安全、婚姻不稳定等等。农民工问题因关联着城市的稳定而引起了广大的关注，相对而言，农村留守妇女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却是双重的，她们被掩盖在农民工的背后，支撑着城市发展也维持着农业生产，然而她们在我们的视野里却是那么模糊。这种忽视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

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给她们带来的是独立发展的机遇还是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上的再次不公平的倾斜？在政府大力倡导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农民的背景下，留守妇女会不会因为男性的缺席而获得更多的发展的机会，成为新一代农民？政府会不会给与留守妇女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社会保护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模糊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这个群体没有给与充分关注和深入分析。

探讨农村留守妇女问题对于妇女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社会的和谐以及农民工家庭和谐等等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新华网/politics/2005-11/10/content_，2005-10-30

[2]青神“留守妇女”说无奈，四川在线，/nsichuan/msxw/20060620/

[3]性骚扰七成指向农村留守妇女？新华网，/legal/2006-06/30/content_

[4]苏北“留守妇女”：守住家庭丢了爱情，新华网，

/society/2006-11/24/content_

[5]乡村“留守妇女”现状调查，河南报业网，

/xwzx/rdtj/jdt/t20060607_

[6]孙琼如。农村留守妻子家庭地位的性别考察[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02）

[7]彭娟。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分析[J].青海师专学报，2006（3）

[8]朱梅等。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6)

[9]魏翠妮。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6

[10]李洁。试论农村社区中留守女性生活方式的转变[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11]朱桂琴。农村“留守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思考[J].天中学刊，2006（8）

[12，13]周全德等。论农村“留守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10）

[14]李新然等。试论女性农业化对农村妇女发展的影响[J].农村经济，2000(05)

留守妇女总结4

关键词留守妇女；心理压力；贫困地区；社会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务工潮的出现，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由于无法实现整个家庭的迁移，造成了夫妇双方长期异地生活，即家庭丈夫作为核心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妻子被迫留守在家，独自支撑整个家庭，承担着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和农业劳作等繁重事宜。作为劳动力重要输出地之一，西部贫困地区是留守妇女问题较为严重的地区。本研究选取贵州绥阳县的Y村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范例，通过她们的个人心理感受、言语状态和行为方式的案例描述，探讨贫困地区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问题以及对其社会支持的开展。

一、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

Y村位于贵州省绥阳县西南部，全村有37个村民组，1037户，总人口5323人，总面积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257亩，农业主要以种植水稻、玉米、洋芋等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种植面积达2000亩以上，2010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由于烤烟技术又比较落后，山地地形不具备机械化操作的可能，水稻、玉米、洋芋等农作物除了自给之外，没有多余可以出售，交通状况较为闭塞，当地没有企业，外来投资企业也没有进入。为了生计，大量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全村全年外出务工人数约1600人，占总人口的30%，留守妇女人数为2341人。

根据图1可以看出Y村留守妇女年龄主要集中在23～37岁，该阶段妇女的家庭状况一般是上有高龄父母、下有年幼子女。Y村留守妇女中曾外出打工的占总留守妇女的80%，导致她们结束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就是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占75%，其次是因为没文化或文化程度低，因工资很低而回家的占%，另外是回家生育的留守妇女占15%。

案例1：Q1，Y村留守妇女，45岁，丈夫在浙江打工，家中有年迈公婆，公公在去世前长年瘫痪在床，熬药端汤，接屎擦尿常常是由M1承担。M1抱怨说：“过去有男人在家，种田耕地的脏活、累活，主要由男人负责，女人只打下手，现在我都得亲自做了；前年公公去世时，家里面同族的青年人很少，连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还有，农村家家都养有家畜家禽，村民判断你这个妻子是不是过日子人家，就看你养不养猪羊与鸡鸭鹅狗。养猪养羊是副业，也是为增加收入而作的，但是十分辛苦。男人不在家，养条狗看家护院是必备的，有一次自己家的狗一不小心咬伤了人，就花了几百块钱的医药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那也是不小的负担，所以管理起来，是要劳心费力的。还有很多重的体力活，妇女太累了无法承受。”

像案例1中留守妇女M1的经历是大部分留守妇女的经历，表明了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很重，并且呈现“农业女性化”的倾向。由于家庭经济压力是留守妇女的首要压力来源，留守妇女除了从事农业种植工作，一般还从事家庭副业工作，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正常的工作时间。对Y村69户留守妇女家庭劳动分工调查表明：留守妇女承担了绝大部分生产劳动负担（见表1）。农业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除了劳动力不足以外，很多留守妇女不懂得农作物防治病虫害和牲畜饲养防病技术，为防止经济损失，很多留守妇女家庭放弃了收入相对较高的养殖业。本来农业生产经济收入很低，很多家庭丈夫一人在外务工收入也不高，很多家庭日常开支捉襟见肘。

照顾父母公婆也是留守妇女生活压力的来源之一。当传统的家庭养老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伦理观念较为淡薄时，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了家庭内聚力弱化，很多家庭无力照顾老人，甚至把老人当作包袱，不愿意赡养老人。留守妇女往往不喜欢和年老的父母交流，两代人之间存在隔阂，加上家庭经济压力大、过度劳累情绪不好，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婆媳矛盾，留守老人常常对儿媳妇有怨言的情况，这无不困扰着留守妇女，给她们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二、留守妇女的子女教育压力

农村家庭大都有2个至3个子女，超生的家庭还要多。对于西南贫困农村地区的教育适龄儿童，一般母亲留守农村，子女不会跟随父亲去城市上学，抚养和教育子女都由母亲在农村承担。由于父母角色由母亲来承担，家庭角色出现的缺位和错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容易产生不利影响，常常导致村里孩子在学校成绩不好，甚至心理行为不健全。农村学校教育落后闭塞，加上农村留守妇女文化水平比较低，除了在经济上、生活上能为子女提供一定的支持外，很难在子女学习教育上给予有效指导与监管，只是希望子女别做违法的事，无形中给留守妇女增加了心理压力。

案例2：F2，Y村留守妇女，37岁，丈夫在广东务工，育有三个孩子。F2说：“孩子上学之前，干活时背着，领着，一边劳动，一边看着孩子；遇到孩子生病，经常照顾不过来，心急火燎地上医院，有时还会耽误农时。上学了之后，清晨要起大早作饭，还要亲自送到学校。”在教育上F2表示自己会倾其所有，但是照顾三个孩子的衣行住食实在力不从心。她的二儿子上了初中后，叛逆心很强，老是和她“作对”，不爱看书学习，她批评了孩子一句，孩子立刻顶嘴说：“你知道什么呀，你不就是一个文盲吗，有什么资格教训我？”F2表示很无奈，由于自己的“无知”，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辅导和监管，孩子住校期间经常逃学跑去网吧上网。她说尤其感觉自己内心本来就很空虚，现在和孩子沟通变得很困难，就怕孩子在外面学坏了。

案例2反映出很多留守妇女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劳动强度大，基本上没时间来照看孩子，特别是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上疏于管教。教育力不从心的压力使得留守妇女在教育观念“重养轻教”。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80%左右的留守妇女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就是拿钱给孩子上学，只要他们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就行；有的留守妇女认为孩子大一点就可以出去打工，早一点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对于未来的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期望。孩子教育的压力其实更多的来源于对孩子人身安全和孩子误入歧途的担心。父亲长时间不在身边，母亲教育很难像父亲教育那样具有社会属性，这样的教育往往导致孩子在人际交往、自信心方面出现不良情绪和习惯，而有不良倾向的孩子最容易沾染社会不良风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作为母亲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都会很大。

三、留守妇女的婚姻情感压力

夫妻关系的维系对于一个家庭至关重要，由于丈夫长年在外，留守妇女在精神上无所依靠，思想负担重，而农村异地婚姻的离婚率逐年的上升现象，有时让留守妇女觉得婚姻更加没有安全感，对婚姻的更加恐惧。以下是Y村90位留守妇女关于婚恋情感的调查结果，发现结婚方式是“经过中间介绍”的留守妇女占了%，“婚前一起相处时间在一年以上”的留守妇女占30%，“婚后两年同居时间以上”占28%，“分居时间一年以上”占%，“一年夫妻之间一年能见一次面”占有%。（见表2）这些数据表明留守妇女的婚姻基础并不稳定。

（一）孤独感与低安全感

对于长期分居的青年夫妇，妻子长时间见不到丈夫，无法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感，取而代之是强烈的孤单感。夫妇之间缺乏交流沟通致使她们精神生活空虚，在丈夫同样孤单的情况下，夫妇双方容易相互猜疑，如果自制力不强，易受到不良风气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导致感情危机甚至婚姻危机。在身体交流上，空间距离的扩大阻碍了夫妻情感的交流以及流，留守妇女无法满足正常的、有规律的生理需求，长期的性压抑容易影响生理健康，而生理上的不适会影响妇女的心理健康，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使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容易冲动，为后来的家庭变故埋下隐患。

此外，丈夫外出给留守妇女带来了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压力。男性劳动力外出后，农村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致使农村治安防范力量减弱，使农村社会治安隐患增加，农村留守家庭经常成为偷盗者的作案对象，留守妇女更容易成为农村异性的骚扰对象。有70%的留守妇女表示她们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并且无人倾诉，既要操心孩子，又要担心丈夫，还害怕不法分子和流言蜚语，生活的安全感大大降低。

（二）“无娘仔”现象

孤独感产生和安全感下降，并且常常出现留守与反留守的矛盾。留守妇女多数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而留守农村，但是往往一结婚一两年就有了孩子，因为在外花销大，不得不回家抚养孩子的。而夫妻间如果交流减少，感情疏远，分歧和隔阂便难以消除，感情一旦出现危机，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系。在Y村调查中发现“打工婚姻”离婚案呈上升趋势，几个已离婚的留守妇女，尽管留守妇女为家庭作出了许多牺牲，但是对于丈夫打工几年不归、移情别恋的现实，她们常常“欲语泪先流”。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西南贫困农村留守妇女抛弃家庭的现象。夫妻双方年轻的时候在外打工认识，在结婚之前没有详细了解对方，因为年轻和情感冲动便早早结婚生子。小孩出生几年后，夫妻二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很少，丈夫在外打工，有的留守妇女自己无法长期忍受贫困落后的生活，在各种压力和诱惑之下，对现有生活、对家庭极度厌倦和失望，要么选择和丈夫离婚，要么直接抛弃丈夫和孩子，自己跑到沿海一带经济发达的地方打工生活，而孩子便成为了村民口中“只有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生活的‘无娘仔’”。

案例3：M3，女，67岁，Y村原留守妇女P3的婆婆。M3家种十亩地，家里的收入就靠着这几亩地。M3说：“农药、化肥、种子都要支出，挣不了多少钱，平时还要买盐巴、洗衣粉，交电费等等，家里有好几口人呢，小儿子、孙子、孙女，都要吃穿呢！老头子都七十岁了，这个年纪种地很辛苦，有些活儿只能让小儿子帮忙。”我问她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吗，M指了指远处的一对小孩，悲伤地说：“那就是小儿子家的两个孩子，儿媳妇P3在小孙子八个月的时候就跟人跑了，一直没有回来，平时忙，姐弟二人也没有人管。现在孙子都九岁了，还没上学呢，没钱啊！”说着老妇人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看着不远处的两个孩子，姐姐稍微大两岁，用小手搂着弟弟的肩膀，呆呆地看着远方。

“男工女守”分工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夫妻共享时间的减少和夫妻的异质性增强。在夫妻分居生活中，他们各自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与不同的人往。丈夫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变化的生活环境中，而妻子则处于相对静态的、封闭的、少有变化的生活状态之中。社会化客观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二人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关系、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案例3反映出夫妻二人的异质性一旦增强，在生存环境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之下，如果留守妇女通过极端的方式来扭转这种夫妻关系的变化，那么反留守的行为必然造成了行为失范，不仅带来家庭解体的后果，而且会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留守妇女作为新的弱势群体，其产生的直接推动力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同时又是现行体制、社会环境和农村妇女自身素质偏低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和农村经济最为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而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流失是造成农村经济近年来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村流守妇女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同时，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排斥农村夫妇共同迁居，让农民很难享受到城市基本的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生活保障，由此产生的城乡差距导致大多数家庭只能是丈夫外出打工，而妻子则留守家中，最终制度的距离转换成空间的距离。这种制度安排构建了农村非常态的夫妻关系和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因此对留守农村的妇女造成了不良心理影响。而巨大的生活压力、子女教育压力、孤独感和低安全感，以及由婚姻压力产生的“无娘仔”等问题往往相互作用和影响，譬如生活压力感容易加重孤单感，孤单感常常导致安全感降低，长期安全感的缺失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生活压力和情感压力，而婚姻情感压力可能导致更多子女教育压力和“无娘仔”的产生。

促进留守妇女心理健康发展需要社会共同支持。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兼顾城乡就业，为农村妇女进城务工提供统一的、公平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其次，为留守妇女提供更多与丈夫共同工作和发展的机会，通过促进本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扶持在外务工者回乡创业，开辟增收渠道，实现就地就业转移；第三，逐步推行农民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或指定农民工“探亲节”、“探亲假”，为留守妇女探亲提供便利，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巩固婚姻基础；第四，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建立留守妇女生产和生活互助小组，通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提高自身素质和致富本领，做好卫生教育、法律援助和治安建设工作，实现生活上互帮互助，情感上共同分享与交流，以及通过参与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实现生产、生活、文化娱乐以及情感互相联合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陈利。农村留守妇女的精神压力和婚姻危机[J].甘肃农业。2006（11）

[2]李澜。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农村妇女发展关系论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

[3]陆福兴。关注留守妇女的性问题[N].中国农村网。2005-07-15

[4]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