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制度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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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制度1

关键词：资产减值 盈余管理 资产减值准则 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还有企业内部的各种原因，资产常常发生减值，也就是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为了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将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提供给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就有必要确认资产减值，对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调减。盈余管理是近年来在各国兴起的重要会计研究领域之一，只要是企业管理人员在财务报告中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运用个人主观判断选择各种会计方法与程序，误导企业利益相关者或者依赖会计报告的数字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都属于盈余管理行为。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证券市场成了上市公司进行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确保融资渠道的顺畅，那么企业形象的良好、利润的稳定是必需的，可是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稳定的利润不是总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利用资产减值实现盈余管理是在所难免的。因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灵活性，使得它成为上市公司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我国为了尽量减少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陆续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并加以完善。近几年，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情况愈演愈烈。在这种状况下，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这项准则主要是在原来的规定上，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披露方面作了很多改进，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该准则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执行。2008年我国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表现出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症候群”。截至2009年4月28日，根据2008年沪深两市已披露的1503家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8年共实现净利润7880亿元，较上年合计数9362亿元下降16%；共确认资产减值损失3676亿元，较上年合计数1466亿元增加151%。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与净利润之比高达47%，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业绩的影响之大。那么，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上市公司出现了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并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是上市公司对经济环境的一种应对反映，还是上市公司借此机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值得研究的。我国很多研究表明，在现行资产减值准则颁布之前，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很明显。我国颁布资产减值准则就是为了抑制上市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准则的颁布和实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造成资产大量减值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资产减值准则又刚开始实施不久，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不仅可以为我国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依据，又可以为我国现行准则下的会计监管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出现下列状况：财务状况出现异常，每股净资产比面值低，净利润出现负数，就要对其上市公开发行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即ST）。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就会暂时停止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即摘牌）。上市公司为了在以后年度连续出现亏损时，避免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理，往往将存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模糊性加以利用，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以前年度累积下来的费用和损失，并提前确认以后年度的费用和损失，一次亏到底。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亏损公司存在“大洗澡”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想要不被摘牌或摘掉ST的帽子，就要避免连续两年或者连续三年出现亏损的局面。因为这类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景气，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靠主营业务来扭转亏损的局面，所以他们就采取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方式造成扭亏年度盈利的假象，来逃避市场的监管。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扭亏公司存在避亏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配股再融资是一种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融资方式，因此受到上市公司的欢迎，但是要具有配股资格，就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我国证监会规定：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这时候资产减值准备就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当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6%时，就通过转回以前年度的资产减值准备来达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存在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小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利润平滑动机，上市公司对外报告经营业绩时一般倾向于反映其利润持续增长的趋势，进而将此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来达到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目的。同时，公司稳定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向投资者传递公司正常发展的信号，这样投资者认为公司形象良好，对公司就有足够的信心。当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某年有较高的增长时，公司管理层一般不会将这样的业绩报告给投资者，而是通过利润平滑将该年的一部分盈余在以后各期进行分摊，造成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的表象。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4：盈利公司存在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通常是由于出现了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情况，如主营业务下降、行业竞争加剧、经营转型等情况，进行资产减值反映了公司对自身经营环境不利变化的职业判断。通过适当的减值，可以反映公司资产质量的实际状况，向市场传递企业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资产减值是资产质量或经济因素的真实反映，因此，本文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5：公司资产质量下降与经营环境恶化，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和幅度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证监会将所有上市公司分为13个行业。各行业间差别很大，本文选择某一个行业进行研究。鉴于制造业资产规模庞大、种类较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具有代表性，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确定为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公司。本文随机选取了沪深A股制造业9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样本公司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分析。本文研究样本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数据库，包括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及其他相关报表资料。处理软件为EXCEL数据分析工具。

（三）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为了研究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参考了戴德明等（2005）、王建新（2007）的实证模型，王建新的实证模型主要是考察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情况，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率为因变量，鉴于本文考察的是所有资产减值计提的情况，所以因变量选择的是资产减值计提率，与戴德明模型中因变量的选择是一致的，本文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大部分与王建新模型中的自变量一致，综上考虑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

TPAIR=α0+α1LOSS+α2NK+α3PG+α4SMOOTH+α5ROA+α6SIZE+α7YR08

模型中变量主要包括：（1）因变量。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按以下方式定义因变量：研究中设计了衡量资产减值幅度的因变量TPAIR，表示当期的资产减值计提率，即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净额占计提减值前资产总额的比例。（2）自变量。本文选取会对资产减值会计行为产生影响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动机。经济因素直接影响资产的价值，是确认资产减值的合理依据；盈余管理动机是管理层为了达到特殊目的而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收益的理解，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第一，反映盈余管理动机的解释变量。由于我国特殊的监管政策，使得盈余管理的动机体现着我国特有的国情，本文纳入模型考察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包括大清洗、扭亏、配股和利润平滑。本文采用哑变量的形式设计了四个解释变量：亏损（检验假设1）、扭亏（检验假设2）、配股（检验假设3）和盈利（检验假设4）。LOSS：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亏损，当公司在t年的净利润小于0时，取1，否则为0。我国的证券监管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只有连续亏损三年才被暂停上市，如果连续亏损一年或两年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对上市公司亏损的程度和亏损金额也没有什么限制，就算发生巨亏也不受什么制度约束。因此，如果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方面无法避免亏损，他们就会采取“大清洗”的方式多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扩大亏损，使企业一次亏个够，以后轻装上阵，增加未来收益，为来年的扭亏为盈做准备，即预期α1的系数为正。NK：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扭亏，当公司t-1年净利润小于0且t年净利润大于0时，取1，否则为0。预期本年度实现扭亏的公司具有调增盈余、以避免被ST或摘牌的动机，这类公司很可能少计提减值准备以降低成本费用，增加盈余，即α2系数为负。PG：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处于配股达线区，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处于[18%，20%]时，取1，否则为0。在我国，股票融资的成本较低，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要具备一定条件，才有配股资格。申请配股的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且预测本次发行完成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因此预期处于配股达线区的上市公司有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增盈余、提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动机，即α3的系数为负。SMOOTH：哑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当公司t-2年、t-1年、t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之和大于20%时，取1，否则为0。预期盈利公司有利润平滑的动机，有较好盈利能力的公司在业绩良好的年度会高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减当期利润，以便在业绩差的年度调高利润，始终保持业绩增长态势，即α4的系数为正。第二，反映经济因素的解释变量。ROA：表示总资产收益率，公司t年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率，计量公司的盈利能力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不管是由于资产质量的下降，还是因为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些因素对公司的影响最终都会表现在公司的盈利能力上。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否则这意味着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并非由于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与经济环境恶化，而是出于非经济因素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总资产收益率呈负相关趋势，α5的系数为负。（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规模和年度。SIZE：等于上市公司年末总资产的对数。本文选取SIZE来控制公司规模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资产规模不同的各组公司之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率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有以下三方面原因：资产规模小的公司资产质量可能较差，因此提取准备的比例较高；资产规模小的公司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公司管理层比较谨慎，从而提取的准备比例较高；我国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在经营上缺乏谨慎性。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资产规模呈负相关趋势，α6的系数为负。YR：表示年度哑变量，在回归分析中，2008年取YR08=1；2007年取YR08=0，对年度影响加以控制，用以控制外部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对样本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减值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资产减值额和资产减值率指标的偏度都显著不为0，峰度都显著不为3，说明不太符合正态分布。2007年和2008年资产减值额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说明样本公司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资产减值率指标的标准差比较小，所以资产减值率更适合作为资产减值情况的评价指标。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为万元，远远高于2007年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均值万元，同时，2008年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为%，也显著高于2007年计提率的均值%。从资产减值计提额和计提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2008年的也比2007年的大，可以看出，整体上2008年计提减值的金额和幅度比2007年都增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情况不好，造成资产大幅减值，还是上市公司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人为故意加大了计提减值的力度？这还需要证实。为了考察盈余管理动机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确认行为产生影响，（表2）分别给出了亏损公司、扭亏公司、配股公司、盈利公司和非上述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较。上述四类公司与非四类公司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存在差异，差异不是特别大，其中亏损公司与非亏损公司差异最大，亏损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是%，与非亏损公司相差了%，初步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如果无法避免亏损，就倾向于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大洗澡，为以后年度利润创造条件，同时也不排除公司盈余能力下降而多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解释；扭亏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比非扭亏公司低%，扭亏公司少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相对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当期利润，可能是出于避免“摘帽”、退市的动机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是公司自身盈余能力上升所致；配股公司确认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也比非配股公司低%，配股公司可能是为了达到配股要求，利用少提资产减值准备来提高账面利润，也有可能是自身盈余能力上升了；盈利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低于非盈利公司，没有为了平滑利润而多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迹象。上面四个假设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为了验证假设，将资产减值计提率与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3）。从相关性来看，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相关程度高的动机因素是亏损动机，相关性达到了%；其次是利润平滑动机，相关性达到了%，另外两种动机因素与其的相关程度较低。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总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性达到了%。控制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程度不高，公司规模与资产减值计提率的相关性是%，年度变量与资产减值计提率不太相关，也就是说资产减值的计提受年度变化影响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纳入这些变量的意义。单变量相关分析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变量之间的系统关系，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设。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根据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回归统计表中，R square为%，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较好的解释了上市公司确认资产减值的行为。方差分析表中，F值为，sig.即P值为，P值远远小于α=，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自变量整体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但是还不能说明这个回归方程中每个自变量都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要验证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需要结合回归系数进行分析。第一，各盈余管理动机因素的回归系数，只有亏损动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为，小于α=，在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预测的符号相同，说明有亏损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在亏损年度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加大亏损，一次亏到底。因此假设1成立。对扭亏动机和配股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它们的回归系数不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反，说明扭亏和配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不明显，从而假设2、假设3不成立。对利润平滑动机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为它的P值较大，在α=的水平上没有通过检验，在α=的水平上也无法通过检验，尽管它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本文的预测相同，因此可以说，利润平滑动机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没有显著影响，假设四不成立。在上述几种盈余管理动机中，本文发现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的大洗澡动机比较明显。在我国特殊的证券监管制度下，亏损公司往往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我国多数学者侧重于研究亏损公司的扭亏动机和大洗澡动机，戴德明等人（2005）研究同样证实了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大洗澡行为。由于我国现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对利用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调节利润的手段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本文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明显的扭亏动机。第二，代表经济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程度的是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值几乎为0，小于α=，在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它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是负的，与本文预期的符号相同，因此假设五成立。这说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计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资产质量的下降与经营环境的恶化。与蔡祥、张海燕（2004）、王跃堂等（2005）和戴德明等（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而验证了08年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公司规模和年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司规模和年度的变化对资产减值计提率没有太大影响。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部分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资产减值的计提主要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化。以上研究表明，影响资产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既说明2008年上市公司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受经济环境即金融危机的影响，也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使资产质量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第二，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明显。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的计提率与盈余管理动机的关联不大，说明在现行准则实施的这两年里，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现行准则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比较好的预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有加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利用资产减值这样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这与监管部门在评价公司业绩时主要以非经常性损益作为评价指标是有关系的，同时监管部门对亏损公司的处罚不严，给亏损公司留下了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因此要从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来进一步加强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不强，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效果是比较好的，该准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有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提高，这说明准则中的有关规定是切实可行的，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特别是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规定。

参考文献：

［1］蔡祥、张海燕：《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追溯与市场反应》，《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年第6期。

［2］王跃堂、周雪、张莉：《长期资产减值：公允价值的体现还是盈余管理行为》，《会计研究》2005年第8期。

市值管理制度2

[关键词]政府改革　价值选择　困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93-08

当前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价值选择问题，它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本文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价值选择中的理论冲突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作为价值选择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在政府实践上的定位问题、公共价值弱化与政府行为失范问题；在理论上表现为公域与私域、公平与效率、制度与技术等一系列的冲突。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是当代政府改革面临的价值问题在事实层面的一个重要反映。这种困境具体有三种表现：一是政府定位的模糊化。改革前传统的有限责任政府定位是与市场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大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将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延伸。现在的政府改革对大政府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又不是要回到原来的政府与市场互不干涉的状态，因而产生了一个重新确立当代西方政府管理价值定位的问题。由于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用市场来改造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而引发价值定位的模糊，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就造成了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上的第二种困境，即公共精神的流失。这种公共精神的流失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中主要是由于通过市场信号来确立政府管理的事务、通过回应顾客要求来确定政府行为的重点以及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公共利益的运作的模式，从而造成了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精神的流失。政府价值定位的缺位导致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的价值困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行为的失范。

1　政府定位的模糊

在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导的改革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的同时，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贬褒不一。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所引导的政府改革实践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或对其有效性作最终评判还为时尚早，因为缺乏充分评价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正如米洛格(Martin Minogue)所指出，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强有力的模式，对于所有那些面临着政府负担过重、财政紧张等类似问题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模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公共管理与经济改善或效率提高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特别考虑到高效率并不意味着削减成本时则更是如此。理论的争论和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新公共管理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工具一样并非完善，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也正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基调决定了在政府管理改革中一味地追求效率，从而忽视了公共精神，造成政府定位的价值缺位，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以科学和理性为指导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成了最高的目标，从而忽视和弱化了其他社会价值。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那就是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施政的价值和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ctiveness)。在价值取向上从传统的官僚制体制强调代议制的民主责任以及效率、有效性与经济性，偏向更强调行政中的成本――效益、竞争结构、诱因机制及市场取向等价值。在理论上，通过大量使用治理、全民质量、企业家精神和再造等符号，试图将基本政治问题边缘化，湮没公共行政的价值。然而，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Cooper，1990)。在实践中，则试图寻找既适用于企业(或私人)管理，又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普遍法则。研究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目的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关连性。它们倾向于去发现事实，寻找通则，而发现事实和寻找通则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始终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质言之，忽略了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方面――“公共”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的过程中淡化了对公共精神的追求，一味地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政府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注重市场价值，而忽视了非市场价值。在改革的实践中，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是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诸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的非市场价值。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囿于新泰罗主义的偏狭，无暇顾及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将其变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不仅无力担负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使命。上述的矛盾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政府在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值徘徊，在改革的实践中又最终倒向了市场价值的怀抱。这在本质上也是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面临着的一个基本价值困境。

第三，对两类价值关系没有作出明确的规范与说明。在市场化取向的政府改革中，正是由于对市场价值的崇拜和对非市场价值的漠视，才导致了对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没有作出界定。如果说，新泰罗主义的倾向明确了以效率、效能为中心的市场价值的主导地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其非市场价值，这实质上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以民主为基础，强调追求人民、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戴维・G.马希尔森(David )则从根源上找到了忽视非市场价值的原因，“复杂的契约规则、详细的授权规定、集中控制的资金以及大量类似的事物都是新公共管理的阻碍。它们也都被看作是贯彻伦理或道德原则的手段，而伦理或道德原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新公共管理重视效率而忽视民主等价值取向的原因。实质上，根本的原因是对这两类价值关系的模糊，特别是市场价值与以民主为核心的非市场价值的关系定位以及对这种关系应然状态的必然性的认识方面。正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导致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价值与以公平为核心

的非市场价值的冲突与失衡，甚至导致了这种价值关系的颠倒，以至于本该是工具价值的市场价值变成了终极价值。

2　公共价值的弱化

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运行机制和体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本身能有效配置各种社会资源。这种市场神话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彻底被打破了，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对于市场的缺陷，众多的经典经济学家们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机制无法克服外部效应的存在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第三，市场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正是用这种在经济领域公认存在着缺陷的市场模式来指导政治领域中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必然在公共管理领域重演市场失灵的悲剧，这种影响则比在经济领域更广泛、后果更严重，从而引发公共价值的弱化等问题。沃尔多早在1948年就指出，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的根本，即忽略了源于民主政治理念的公共本质。因此，公共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公共部门又不能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

正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异质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演了市场失灵的悲剧，譬如公益的丧失、为局部人服务、进行政治交易、社会领域成本增加等问题。沃尔希(Kieron Walsh)在专门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后比较客观地指出，政府管理运用市场机制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市场化有利有弊。当把市场机制完全引用到政治领域中，其局限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人”假设前提可能会在政治领域进行政治交易，导致为局部人服务的后果；第二，造成公共利益的丧失；第三，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第四，对社会公平的损害。在以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改革中，虽然有助于精简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是却损害了公民参与，淡化了政治导向，损害了社会公平。

3　政府行为的失范

在上文已经分析了市场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实践上证明，它在微观上会导致外部性、垄断、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等现象，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宏观上则会导致贫富的巨大差距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现象，这也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往往成为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的理由。但是，政府在弥补市场的缺陷时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最近几十年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也会失败，这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正如查尔斯・沃尔夫所指出，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政府失灵的现象在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以后就逐渐凸显出来，以西方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为标志达到了巅峰状态，实质上这是政府干预不当的必然结果和伴生物。然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以效率为导向、以市场为工具模式的市场化政府改革运动，则是强调放松政府规制、减少政府的干预，这种在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政府失灵”与处于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大政府时代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在微观上不仅没有使资源配置优化，反而使之更加恶化；在宏观上不仅没有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和失业，反而带来滞胀和新社会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在试图纠正市场缺陷、限制外部性时产生无法预见的副作用，带来了派生的外在性；第二，政府控制垄断导致新的垄断；第三，公共服务的浪费减少了公共福利；第四，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现象，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停滞和增加了失业现象；第五，消除不平等的政府干预行为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此外，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在博弈后的结果会偏向那些有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效地得到保护，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当然，在市场化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失灵不仅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在市场化改革的理念上有其特殊性。由于市场化政府改革理论的缺陷，这些价值冲突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的左右摇摆，进而造成政府的不规范行为或者说是政府行为的失范：在改革中不知要不要讲公共性，也不知如何实现公共性；在市场化的理念下造成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边界的模糊，不能进行准确地定位，导致不能有效地满足市场与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正当需求等等。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的行为模式已经打破，而市场操作的行为模式又面临着重大的缺陷，因此，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范状态。这种失范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是政府行为失范的总体趋势。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行为自然而然也会打上市场价值的烙印。第二，政府行为的缺位是政府失范的具体表现。在上文我们已经探讨了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而导致政府失灵。然而，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由于市场手段的引入而导致政府行为发生新的变化，也就是新的条件下的政府失灵。第三，公共性的损失是政府行为失范的必然结果。在政府行为市场化的趋势下，这种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目标取向的政府行为与政府的公共性要求越行越远，导致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福利的降低以及公共责任的丧失，损害民主政治的根基。市场化倾向的政府行为却是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不能及时反省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因此在实践中沦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特别是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的过程中不知如何维护和弘扬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的认识徘徊中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行为的失范。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冲突

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并存的是理论上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中产生了两种重要的理论流派：一是新公共行政学派，它要求恢复与弘扬政府传统的公共精神；二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它要求运用传统的属于私域的市场机制来提高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效率。由于价值定位的不同，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目标和理论工具三个层面上面临着事实上的分裂：一方面是公域与私域的关系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的是公共领域，新公共管理学派看重的却是私域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公平，新公共管理则突出效率；第三，在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制度理性，新公共管理学派则重视技术理性。由于这些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议，对上述的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价值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公域与私域的界线

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价值定位的核心问题聚焦到一点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这也是困扰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基础。传统的政府理论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在私人领域之外，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在公共领域里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有侵害个人自由的嫌疑。大政府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政府的公共部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旗帜下介入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政府“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然而在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又高举市场化的工具对公共领域进行改造，政府在市场的进逼下步步退缩，但是又不知道公共领域的最后底线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的本质是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简而言之，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个人组成了社会，每个人又授权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政府来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在于划分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合理比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确定一个恰当的分界线。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则构成了对有限政府理论的有力挑战，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政府功能不断膨胀，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工具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领域的边界在逐步缩小。这种将私人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的理论假设是：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境的一般管理。认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强化政治控制、削减预算，以及半竞争型的机制可以避免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选择。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分歧与争论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如何确定政府管理改革中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上，在学术思潮中也就表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对公域与私域的争论之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的是通过公共领域自身的机制来弘扬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学派则强调利用私人领域的市场机制来追求政府管理的效率。H.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对新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反映了两个学派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各自主张。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官僚制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对公域与私域的不同偏好。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解决官僚制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官僚制或组织化，通过对官僚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增进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坚持改革的方案不再依赖于官僚制或组织化，而是通过授权和减少内部规制等市场化的措施来改造官僚制，在实践中通过绩效预算、内部企业化管理、社区治理机构等市场力量，看重的是私人领域中市场机制的效率。

第二，对回应对象的不同界定反映了两种理论深层次的冲突。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管理都强调回应性，但是对两者的回应对象、方式以及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这关键在于两者在假设和哲学层面上对回应的对象看法不一：新公共行政强调的回应对象是公民，而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回应对象却是顾客；新公共行政强调公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目的是对政府与公共行政方面有着比个体和自我服务更多的兴趣，并且关注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涉及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使用顾客隐喻的观点，借助功利主义的逻辑、公共选择模式和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问题，认为授权顾客的目的在于使个人或家庭能在竞争的市场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打破官僚服务的垄断。

第三，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认识体现了公域与私域的本质差异。新公共行政致力于提供有效而公正的公共服务，因此强调履行公共政策所应担负的个人和集体的行政责任，促使行政伦理尤其是人本主义的伦理和社会公正伦理得以张扬。而在新公共管理中，服务是供被授权作出决定的公民和被授权的公职人员选择的商品。

由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认识和主张，新公共行政重视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青睐私人领域。在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市场化的选择又占了上风，市场开始全面地介入公共领域，但是由于公域与私域本质的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合理边界也就成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或许两者关系的最佳模式应该像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性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效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的最佳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里运转，它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体系。所以，二者都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验表明，二者协调一致地运行时，经济社会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二者相互对立时，就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已经说明，政府干预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干预取代的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反而变得缓慢。正确的态度是：要求政府在某些方面减少干预，而在其他方面则要多些干预，即让市场在它们可以运行的方面运行，并立即有效地介入市场力所难及的方面。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条尽快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持续发展经济的最可靠的途径。明智的看法是，将政府干预看作为一种特别稀缺的资源，必须谨慎地、节约地、适时地使用这种资源”。

2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命题，早在几千年前的柏拉图、色诺芬时代，就已成为人们关注并讨论的话题。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主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扛鼎之作《平等与效率》一书中作了经典的解读，认为“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但是必须给它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它本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当然，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在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政府终极价值目标的定位问题，体现在两大学派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是：新公共行政强调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中心，而新公共管理则强调以效率和效能为中心。

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学派则提出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价值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保证着公共行政典范的变化。当然，新公共行政也不是完全抛弃了效率取向，而是通过对社

会公平的价值观的倡导来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新规范，即社会性效率。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也就是说，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平运作来实现这种社会性效率。

新公共行政不仅期待政府能够通过观念与行为转换解决社会存在的尖锐矛盾，更期待着公共行政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新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入世的公共行政思想使得它没有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和假说中，而是积极投身到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去。但事实证明，社会公平理念并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尽管寻找独立于其他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面临着无法回答和解决的危机，如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公众的政府能力丧失信心，“政府失灵”论开始占主导地位。然而，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是无法解决这种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管理主义的效率导向重新获得审视，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新公共管理受管理主义传统的影响，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通过民营化、市场化、竞争、质量管理、组织创新、绩效等手段对政府进行再造，以追求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管理中严格的程序、过程、规章制度等的投入，而是管理活动的产出与绩效，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利益需求作出回应。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尽管人们把公正和公平视为民主政体最基本的决策标准，但治理却并不强调公平和公正。这说明了新公共管理对这种民主价值的认同，但是实践中却很少考虑制度并且回避政治问题，一味地追求效率。当然，对效率的标准可能会与我们评价公共组织工作的其他标准――比如，正义原则和参与原则――相抵触。

从传统的有限政府到大政府，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一直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核心价值。诚然，效率也是政府管理中的核心价值，传统的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就是实现效率的制度保证。然而，到了当代的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则是以效率为头号公理，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次之。这种理论上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不同价值追求上。新公共行政更关心人道主义和民主行政，更关心制度建设和职业能力，更为直接地关注政治问题和在广泛的社会公平的标签下的正义与公正问题。新公共管理则更倾向于个体选择、刺激措施、竞争效用和政府的市场化。在这种背景下，在政府管理改革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面临的难题。

3　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制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制约人类行为的制度属性；人与物的关系体现了制约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水平。技术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代表者。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一种客观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交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技术形态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见，制度与技术对人类行为都有约束作用，同时又服务于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是制度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然而，对于制度与技术在其间的作用上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技术决定论坚持认为，技术变迁决定制度的变迁。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和海德格尔()等学者持此观点。而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就指出，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诺思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事实上，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是人类进步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股市市值管理范文3

关键词市值管理；价值管理；上市公司

一、市值管理的必然性

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到2006年底股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市值管理成为上市公司管理的新动向。市值管理在实践中不断地应用与深化，促使了上市公司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市值最大化。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约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非流通股不能上市流通，其价值得不到体现，因此大股东不能从股票的溢价中获得收益，只能依靠上市公司的利润分得收入，因此利润最大化自然成了上市公司的必然选择。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大股东手中持有的非流通股解禁上市，意味着大股东可以从股票的溢价获得收益，但是并不等于要操纵股价，作为理性经济人，是不会为了短期的高额收益而放弃上市公司长期的利益。实质上，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也不能违背利润最大化目标，因为较强的盈利能力是股票高溢价的重要保证，并不意味这利润最大化和市值最大化是矛盾的，只是在全流通的资本市场上，市值管理能为股东权益带来最大化的利润，在一定层面上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市值管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方法的必然选择。

二、市值管理的涵义、内容及目标

市值管理就是上市公司建立一种长效组织机制，致力于追求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为股东创造价值，并通过与资本市场保持准确、及时的信息相互传导，维持各关联方之间关系的相对动态平衡，在公司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使公司股票价格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市值管理就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有意识和主动地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大化和价值经营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其主要内容包括：创造价值，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其中，价值创造是基础，价值经营是手段，价值实现是目标。即，说明，上市公司不仅要创造最大化的价值，还要对创造出来的最大化价值进行经营，使得其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相符，并最终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1）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是，上市公司不断地改善公司自身的经营管理，提升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突出主营业务，增加净利润，提升行业竞争力，增强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等，只有更多地创造公司的价值，才能促进市值的不断提升。

（2）价值实现

在中国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大幅度偏离其内在真实价值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通过创造出来的最大化价值和价值经营来达到公司的内外价值相符，使得公司创造出的价值信号传递出去，充分反映在股票市场上，以达到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最大化，最终达到市值管理的最终目的——公司的市值最大化。比如：实施期权激励制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强化企业品牌意识，强化社会责任等，进一步整合企业资源，修正公司发展战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

（3）价值经营

价值经营是，上市公司创造出价值后，运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经营，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租金价值充分实现，以达到公司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相符。在股价被高估时进行增发配股、注资或者换股并购，在估计被低估时要股本收缩，采取回购，增持或者反收购等措施，使得股价回归真实价值，达到公司的内外在价值相符。

市值管理的目标是股东权益最大化。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由于上市公司的非流动股的解禁，持有大量非流动股的大股东可以从股价的波动中获利，因此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利益趋于一致，高股价是所有股东所期望的。再者，在总股本一定的情况下，股价越高，总股本乘以股价所反映出的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高，但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并不是意味着管理股价最大化，股价只是公司内在价值，例如，核心竞争力，主营业务收入等公司自身的内在价值的外在反映，真正决定公司股价的是公司背后的综合素质，股价是不能被管理的，也不会是公司市值管理的目标，因此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目标就是市值最大化。市值最大化，也就是意味着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三、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的关系

市值管理与价值管理都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但是与价值管理不同的是，市值管理不仅仅是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做好价值管理的工作，还要进行资本市场上的管理。可以说是，价值管理是市值管理的基础，市值管理是在价值管理基础上的延伸与发展，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市值是上市公司内在价值通过股票市场的反应，在西方成熟的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公司和资本市场透明度较高，公司的市值可以有效的反应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很好的反应出来，所以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公司更关注其价值创造能力和提升企业市值的办法，即价值的管理。

但是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公司的市值与其真实的内在价值有着大幅度的偏离，单纯注重价值管理不足以克服这个弊端。为了让公司市值更好的反应其内在价值，不但要进行价值管理，还要进行价值经营和价值的实现。因此，市值管理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只是一个过渡，等到资本市场真正的成熟以后，价值管理就会成为主流思想。

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得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市值的管理，作为价值管理的延伸，市值管理不仅要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还要从投资者、客户及社会三个方面着手：投资者关系管理、强化客户的品牌意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使得上市公司市值与其内在价值相符。价值管理主要致力于价值创造，而市值管理不但要重视价值创造，还要兼顾价值的实现和经营。

四、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的建议

（一）打造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1.价值创造最大化

公司的价值围绕着公司的内在价值上下波动，公司内在价值是根据公司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得来。未来现金流由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决定的。价值创造是市值管理的基础，提高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是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水平的最主要内容。上市公司需要进一步优化主营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根据自己的条件选取最适合的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不断的提高资本的周转速度，包括加快净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以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水平。

2.强化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兼顾资本运作

提高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时也要提高其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的提高可以正向促进上市公司市值的提升，因为只有做强了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提高，公司的市值增长才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加强其他业务收入，比如加强资本运作。强化资本运作、实现公司规模和利润的快速扩张，是上市公司放大市值的重要促进。上市公司在强化主营业务的同时，还要有敏锐的资本经营思维，充分利用资本运作，提高主营业务的发展能力，良好资本运营为上市公司市值的不断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是提高市值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3.合理分配资产负债比率

庞大的总资产是企业日常经营的基础，是一切盈利活动的源泉，也是提升上市公司股价，提升上市公司市值的重要保证。上市公司既要注重公司股东权益和总资产的增长，将负债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又要同时优化资本结果，降低资本成本。目前除农业等少数几个行业外，我国上市公司的税收优惠正逐步丧失，这将使得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的优势逐渐彰显出来，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利用“税盾效应”来增加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除了银行的借贷融资外，还应灵活的运用发行企业债和可转债，合理分配三者的比例和数量，合理的分配资产负债比率，达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市值的最优化，以求用最少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收益。

（二）合理运用价值经营手段

1.完善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制度使得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很好的弱化了“委托—”的矛盾。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可以实现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共赢，通过以管理层持股来激励经营管理者工作，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价值。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会促使管理层在做决策前，会衡量对其的收益与成本，如果因侵害公司利益导致其自身所持有的奖励报酬利益的损失超过其获得的收益，那么这种侵占行为就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出发，完善合理的股权激励制度可以实现管理层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在管理层提高自身收益的驱使下，保证了上市公司价值的提升，从而提升了市值，提高了市值管理的效率水平。

2.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投资者关系是指上市公司与公司股东、债券投资人和潜在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利用财经信息传播和营销原理，通过公司之间、公司与财经界或者其他各界进行信息的沟通，以实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并获得公司股东、债券投资人和潜在投资人的广泛认同，是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很多有好的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会被忽视，得不到认同。上市公司在做强自己的同时，还要积极的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投资者的认同感。积极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用以提高公司形象，提高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手段。

3.强化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大环境，有着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每个企业都应该承担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事实证明，企业承担自身相应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公共关系，为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品牌价值，提高主营业务收入；有利于吸引客户，提高销售量，所有的一切都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施光耀，刘国芳。股权激励：市值管理新趋势[J].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