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范例实用4篇

【导读】阿拉题库网友为您分享整理的“民主制度范例实用4篇”工作范文资料，供您参考学习，希望这篇工作文档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分享给朋友吧！

民主制度范文1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英国早在13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其商业化的过程。14～15世纪，带着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对金银、对财富的强烈渴望，西班牙、葡萄牙派出了航海者去探求到达东方之路。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加快了对美洲的开发。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商业革命，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世界地区市场格局，使欧洲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中心，使得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由于英国恰好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的位置上，促进了英国商业化的迅速发展。英国的港口、市场、集镇随之发展起来，并进而引起了英国固有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不仅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发达的市民社会。

同时，英国的商品经济在农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5世纪晚期，英国土地市场的形成，土地买卖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的殖民扩张中，英国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也促使了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为了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开始日益注重法制的调节作用，法治的理念也不断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达市民社会的形成是英国民主政治产生的法治基础与社会基础。

2.议会的形成与完善

自11世纪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断加强。13世纪，约翰王统治时期(1199-1216年),经常增加额外的捐税，对外战争经常失败，还干涉封建法庭的权力，使国王与贵族的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干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选举，与教皇发生了冲突，被教皇革除了教籍，并停止了全英国的礼拜，约翰王无所依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分离倾向日益明显的强大贵族势力乘机联合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开始了反对国王的斗争。1215年，约翰王被迫接受了他们所拟的大宪章。大宪章保证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王国的“大会议”,只有得到这个会议的同意，国王才能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这就意味着在英国长期以来至高无上的专制王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15世纪上半叶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英国的彻底失败时期，紧接着爆发了持续30年的玫瑰战争，英格兰政治一片混乱，王朝更替频繁，最终以亨利·都铎即位，结束约克王朝，开创都铎王朝。这其中交织着王权的发展变化、封建贵族集团力量的强大、议会的产生与发展。王权的加强引发了封建贵族集团的反叛，促使他们以御前大议事会来争取权利、制约王权，从而催生了议会。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开始是封建贵族集团以大议事会来对抗国王，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封建贵族集团实力不断衰落，大议事会中的骑士、市民阶层代表逐渐成为议会中新的制约王权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国王的权利也得到加强，王权挺过了这场封建危机，从对大封建主效忠贡赋的依赖转为与市民阶层、新兴贵族、商人共荣来继续发展，到16世纪，英国的政治逐渐成为国王与议会斗争的舞台。

英国议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交织着权力的冲突与分配，且过程漫长而曲折。从这个过程来看，英国早就形成了一种限制王权和注重议会政治的民主传统。

3.解决农民问题

中世纪，土地在法律上都属于英国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赐予他的臣属，在全国形成大小不同的封建领主，各领主再分给更小的领主，处于最下层的领主再出租给农民耕种。早在12世纪，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圈地运动就已经出现，但是规模很有限。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圈地运动越来越频繁。1455～1607年，共圈占土地约516673英亩，其面积约为总面积的%。159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禁止圈地的法令，圈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圈地运动历经16～17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甚至个别地方延续到19世纪初。1776～1815年间，英国圈占了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圈地价格从最初的最多不过每英亩1英镑，最后提高到所有地方都达到5～25英镑。

通过圈地运动，近代英国改变了原有土地所有制度，在农村产生了大批的农场与牧场，这不仅促成了英国农村新兴贵族的形成，而且有利于人员、资本、商品在英国境内的流通，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在近代英国的发展。圈地运动同时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4.宗教因素的影响

英国人崇尚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是在一切事物中显著地体恤和保护全人类的无所不在的仁慈的主所赐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恩典；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本质，没有宗教不可能使人清除自己对私欲的种种迷恋。

16世纪30年代，欧洲新教运动兴起，罗马教皇及天主教势力衰落。英王亨利八世出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和宗教统治的目的，与罗马教皇决裂。16世纪60年代，卡尔文教传入英国。卡尔文教宣扬，从事工商业活动是上帝赋予其选民的神圣使命，只有那些发财致富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卡尔文教在英国被称为“清教”。清教教义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信仰清教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有手工业者、农民和平民。因此，它能起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作用。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以宗教派别之争的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且贯穿始终。从革命前的反封建启蒙运动，到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对革命进程的影响，直到“光荣革命”也离不开宗教的因素。清教运动为英国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5.暴力革命

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的最终胜利，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以克伦威尔为代表)与封建旧贵族(以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为代表)的殊死较量，最后，在双方的妥协下，才建立起既有封建性又具有较强的民主性的君主立宪制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政治前提。1688年的“光荣革命”,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革命后由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和女婿，即玛丽和威廉承袭英国王位，共同统治英国。但是，他们是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的，并许诺要服从议会的法律。新的国王是由议会缔造的，没有议会，新国王不会登上王位。这样，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就完全反转了，不再是议会屈从于国王，而是国王从属于议会。

无论是流血的斗争，还是不流血的“革命”,英国民主制度的确立，自始自终都贯穿着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离不开“暴力”二字。暴力革命是英国现代民主制度得以确立的手段。

综上分析，经历漫长过程而形成的英国民主制度，它至少涵盖了五个方面因素：即王权和贵族之间关系的某种平衡；“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以及土地贵族转向农业商品经济；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在一定时期联手反对王权；解决农民问题；暴力行动[2]。相比之下，由于法国不具备英国那样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强大，它的民主政治发展就曲折得多，从大革命开始，历经几次反复，直到19世纪末现代民主制度才得以形成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内生型民主国家大致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治相对稳定。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政权能够平稳交接，能够有效防止腐败和特权；二是个体政治权利得以实现。选举制度的完善，使人们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政治进程之中，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三是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强了市场的活力；四是社会相对稳定。由于人们的诉求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得以表达，情绪能够得到相应释放，社会矛盾相对平缓。

从现实来看，内生型民主制度国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行政权的过度膨胀；右翼势力膨胀；经济危机频发，尤其是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等。

二、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现状

在现有世界民主政治国家中，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如巴西、阿根廷、罗马尼亚、尼日利亚、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在1970年29个世界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普遍受外来影响巨大[3]。他们中一部分是因为认同西方民主制度，而主动模仿；一部分本身就是某些发达民主国家的殖民地；还有一部分则是外部势力的强制与策反，甚至是在武力的直接干预下形成。

1.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特点

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数量众多，制度产生的方式不一，实行民主制度的时间有长有短，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一类型的国家中，虽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但总体发展不足，概括起来，大致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政治不稳定。外生型民主政治国家，政治稳定性普遍不够，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虽政局稳定，但国家领导人更迭频繁，并进而导致政策连续性不够；在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政局混乱，如泰国，自2006年9月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前总理他信政府以来，泰国政局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导致流血冲突。喀麦隆原本是非洲独立后少有的几个比较稳定的非洲国家之一，自1992年实行多党制，国内出现民族冲突与动乱。在该国的西北省流血冲突中，执政党的3名领导人丧生。在其它省内，有的商店被抢、公共设施被烧毁，这种流血冲突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出现，就连总理的住宅也被烧毁。

二是经济政策不连续。不稳定的政治体制除了给政治体制本身带来不利影响外，对经济的正常运转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几乎在每一个改革领域，政府的政策都会根据管理和选举的周期而在改革与停滞之间左右摇摆。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都会制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到下一个选举年到来之前，这些政策大都又半途而废。以韩国的劳工政策为例，无论是卢泰愚政府还是金泳三政府，上任之初都承诺改革劳工政策，但不久都转向了支持企业经营者，尤其是财阀。

三是政府效率低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间为了党派利益互相攻击，政党本身成为“裙护主义机器”,它主要用来谋取政府职位。政府决策是由技术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团作出的，政客们关心的是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求特权，而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如巴西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决策和运作基本上被利益集团所控制，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政党在掌权后往往制定有利于各自党派的政策，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等政府部门的职位绝大多数被裙带关系所覆盖，这一状况导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同时使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家产生不信任感。

四是腐败问题严重。很多人都认为，专制体制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但从实践来看，多党制的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或地区，腐败问题同样突出。最近的如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任期限制和保护的民主体制，导致候选人一旦赢得选举，便拥有几乎全部的行政权利，难以受到党内和社会的有效制约。一个拥有巨大权利、又几乎不受党内和社会有效制约、同时又有任期限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走向腐败，就成为民主制度的变态了。

五是民族矛盾尖锐。在宗教与民族成分复杂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教派与种族冲突问题几乎成为常态。竞选时参选者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大多喜欢打民族牌，结果往往是导致族群分裂，民族矛盾加剧，种族屠杀时有发生。“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然而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几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军阀斗争的问题。

2.外生型民主国家的现状

外生型民主制度国家，自新型制度建立以后的发展来看，大多不尽如人意，第三世界国家更是问题重重，取得全面健康发展的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八十年代，许多外生型民主国家都遇到了诸多麻烦，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重大叛乱：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二是种族与社会冲突(除叛乱外):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苏丹、土耳其；三是极端贫困(即低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蒙古、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四是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五是长期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秘鲁；六是巨额外债：阿根廷、巴西、匈牙利、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波兰、乌拉圭；七是恐怖主义(不包括叛乱):西班牙、土耳其；八是国家过度介入经济：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印度、蒙古、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土耳其[4]。

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这些民主国家大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政局混乱，暴力事件频发，如巴基斯坦；政局相对稳定，但经济发展不足，如印度、哥斯达尼加、津巴布韦等。造成这种乱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顾国情，片面推行民主改革，导致民主过度与民主过早是其主要原因[1]。

西方倡导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发达国家，它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利于社会稳定；在基础不具备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导致如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总结上个世纪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变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5]。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欠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稳定压力是巨大的，如果在这种前提下，依然片面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则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民主制度更多是侧重于社会分配层面而不是生产，在生产不足甚至没有产品的前提下谈如何分配，出现社会动荡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总理说：“民主制度同任何真理一样，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任何地区和国家，民主制度的状况、优劣，都要以实践为标准。”[6]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必须在反思与借鉴的前提下，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包括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和基层社区自治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完善我国民主制度，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具体来讲，一方面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另一方面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是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司法改革应遵循的原则。一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二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三是要坚持和维护司法效率的原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必须改且条件成熟的，马上改；对于应当改但条件尚不成熟的，要创造条件，逐步改；对于难度大、影响面广的改革，则要积极探索，稳步实施。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具体路径。今后改革的重点，应该从宏观层面的司法体制革新、中观层面的司法职权配置以及微观层面的司法行为调整入手，提出具体的改革方略。

三是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行政运转依法进行。有效防止权力的蜕变和滥用，就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对权力的授予、行使和运行结果等环节的监督。一是要对权力的授予过程加强监督。权力的授予主要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二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过程加强监督。当前要着重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防范权力行为的非正常干预。三是要对权力的运行结果加强监督。要建立完善科学公正的干部政绩考察评判机制，注意克服好人主义、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执纪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代最成功的，但这不意味着它所做的就都是对的。问题是，匆忙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会毁掉国家的稳定，毁掉已取得的经济成就，这不是杞人忧天。美国有句谚语：如果没坏掉就不需要修理。中国现在的状况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是绝对是她历史上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最好的[7]。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值得世界发展中国家关注。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N].国际先驱导报，2008-07-21.

[2]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M].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3.

[3]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周华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4.

[4]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64.

[5]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分析[M].李盛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05.

[6];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首要价值[N].中国新闻网，2007-03-16.

[7]亚历山大·卢金。中国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N].消息报(俄罗斯)//浙江在线，2007-11-12.

民主制度范文2

2.科恩的观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科恩的研究最为细致。他把民主政治能否实施与其社会成员的素质和心态相联系，认为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所需的各项条件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而心理条件就是社会成员实行民主时必须有的性格特点和思维习惯与态度。如果这些气质在公民中达不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教育机构也好，新闻媒介也好，交流艺术也好，都不会得到很到的发展机会。

具体来说，民主心理条件包括以下内容：（1）相信错误难免。在实践中，绝不认为任何有关实施、主义或道德原则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无改善的余地。（2）重视实践的验证。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重视实践。公民必须乐意把各种各样的提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付诸检验，首先是辩论的检验，适当时也诉诸实践的检验。（3）持批判态度。民主国家的公民对待他们的领导人应该持批判态度。成功的民主要求公民在于民选官的信任中掺和一些批判精神，即对当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目的是为了市政府和官员免于常出错误，为了必要时可迅速挽回一些有害的影响。（4）要有灵活性。公民一方面在思想上应作好对各种改变的准备。而且更应积极地愿意看到社会处于不断改变之中，乐于使自己的生活与之协调。（5）要有现实的态度。必须要认识到，社会问题不会有一了百了解决办法，调整与改进人类制度将继续不断，永无尽期。民主是建基于并非毫无瑕疵的人与制度之上的。（6）愿意妥协。民主国家的公民需乐于以妥协办法解决他们的分歧，民主的所有条件中，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7）能容忍。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首先，最基本的是要容忍不守成规。既要保护社会中少数人的不合常规的行为。第二个层次，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乐于让别人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加干涉，而且必须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在第三层次上，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容忍甚至是怀有恶意或出于愚蠢的反对。（8）要客观。它包含着社会成员要承认社会内部不同种类的利益集团。考虑他们任何具体争端时，必须权衡有关的不同层次的利益。（9）要有信心。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需相信他们的集体能力能管理自己。社会成员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社会，都必须对他们自己有怀有信心，必须乐于依照这种自信采取行动。

总之，科恩的民主心理主要从公民的政治理性出发，强调公民重理智、重客观的意识行为，冷静考虑，不固执成见，要求公民都具有成熟的政治心理。

3.拉斯韦尔的观点。拉斯韦尔更关注与公民的政治宽容度。他认为“民主主义者”性格包括：（1）一个“开放的自我”对他人的热情儿管容的态度；（2）一种与他人拥有共同价值观念的能力；（3）一种多层次的而非单一的价值取向；（4）对于人类环境的信任和自信；（5）免于忧虑的相对自由。

4.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改革家的观点。他们往往以改变国人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劣性因素为出发点，要求“冲决罗网，倡兴民权”，重塑国人的现代政治人格。包括：拥有自由平等自主自治的主人翁意识；具备最基本的现代政治认知，拥有政治活动能力；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爱国心；积极参与政治，并且拥有依靠个人而非他人的内控态度；有“乐观之精神”、“坚忍之毅力”，“一往向前去做”的行动；有团结互助的精神；拥有开放心态，同时又不附和盲从。

但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民主制度不仅仅需要充分的民众参与，更需要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和有序进程。认为政治主动性不能强烈到损害政府的权威，政治参与应适度而不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歧异应受到制约而不会使党派相轧，行政效率过低。所以，理想的民主政治人格应该是一种混合的，既有积极参与的一面，同时结合了顺从型和地域型的政治人格；既存在着政治上老练、参与人情高的、理性、积极主动的公民，又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地域民和顺民，他们在政治上不老练，参与热情很低，考虑问题很传统，在政治上消极被动。首先，公民必须有向政治精英表达自己需求的意向，让政治精英知道自己的希望，他参与政治，以便明确政治精英的责任，并对其施加压力。有能力影响政治，以便保证政治精英的责任。其次，对公民来说，政治并不是实现其愿望的最后重要的因素，政治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相对较小，这也是民主稳定的一个平衡砝码。这样，可以使政治精英在受到约束的同时，又不至于制约太过令其失去效力。如果公民们对政治不闻不问，就可能导致制约力不够；反过来，如果公民们总是将政治问题看的很重要，动辄参与政治，那就很有可能导致制约过分。这一派的观点更为注重公民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避免走向偏激和狂热，免于“苏格拉底”式的民主下的多数暴政。同时也更为现实的注重公民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不同性格的中和可以保证民主的稳定和持久。

无论是强调公民自主意识、政治参与，还是更关注于在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与被动之间寻求平衡，都是在为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国民人格教育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人格模式。普通人创造历史，不仅仅表现在某些历史关头他们受到某种信仰、观念和主义鼓舞所激发出来的狂热或激情，所成就的事业如革命、起义、暴乱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琐碎平淡的生活中的行为和观念。决定历史和制约历史的力量归根到底源于这些近乎本能的和无意识的生存生活之中。

科恩曾指出民主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各种威胁，但是“唯一可以永远保护民主不受这种内部威胁的，要依靠组成这个社会的公民的气质和智力。……归根结底，这个问题最后必须由构成民主社会的人类来决定———他们对政府是怎样认识的，有何感觉，希望什么样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要民主，或在某些方面不要民主，无法强迫他们接受。保护民主不受蓄意的内部威胁，必须由公民的政治意愿来决定，由他们对自治的愿望及支持这种自治时的性格上的成熟程度来决定。他们必须理解民主并理解它的要求……如果他们希望保持民主，他们就必须渴望民主。”“社会真正的宪法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暂时中断的，他根植于公民的性格之中。要在紧张时期也尊重民主程序，唯一可靠的保证是社会广大成员从内心对这些程序承担义务。”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的。因此，人的素质应该包括人的生理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故而，人的现代化就是指人的素质的现代化，指人心理素质的优化。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举步维艰的历史事实，也一再告诉人们：当代人的素质不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最欠缺的就是心理素质。在中国民主进程缓慢推进的今天，前人所梳理出来的优化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的理论对于现实政治极富借鉴意义。事实上，在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本身便是这复兴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章。民主的心理条件。

[2][美]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美]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王蓓：孙中山政治心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章。孙中山的现代国民人格观。

[5]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的政治社会学基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6]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民主制度范文3

人在各种场合，从国际高峰会议到夜半幽会——或许也包括少有的健忘病患者，都会出现策略性自查。在集体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能提及。犯忌讳，在任何群体中都会引起普遍的震惊和难堪。毕竟不应有人当众洗涮肮脏的内衣。在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即使爱饶舌的教授也不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他们的酗酒或婚姻关系。这种免谈之受到如此广泛的赞赏是容易解释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哪一个群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人们不能同时谈论每一件事情；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减轻认知的负担，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集中讨论不同的问题。

自缄其口的其他原因则不太普遍，但与民主理论的联系比较密切。有时，某个问题“说不得”,是因为泄漏出来会冒犯重要人物或小集团，并且会极大地损害团体组织的合作精神。相反，如果一个群体避开了某一令人厌烦的问题，它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其稀缺的资源。只要盖紧闲谈的话匣子，讨论会的主持人就能够防止其生动的内容吸引每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至少在当时。换言之，尽管大众心理学提出了一些警告，但克制可能是极有益于健康的。

若干初步的例证

在法律上，时效制度使历时已久的犯罪免受追诉。与此相似，不受法院裁判原则(nonjusticiabilitydoctrine)使最高法院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保持沉默。所谓“政治问题”原则，以及，“案件与争议”、“成熟性”和“诉讼资格”都是“为决定不作出判决而设计的方案”,(1)这是一种策略，借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限定了他们必须表态的问题的范围。每一个机构在解决某些难题方面都有优于其他机构的条件。通过缩小自己的管辖范围，最高法院可以改善其整体功能。通过拒绝对某一政府行为作出支持或推翻的决定，最高法院可以避免作出可能损害其信誉且使其有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负担过重的判决。

学术团体同样要对可讨论而又相关的言论的范围进行调整。例如，大学通常被认为是职能有限的机构。大学究竟应不应当发表政见，争议很大。保守派人士宣称，让不让公司在南非做生意这个问题不适合大学职员讨论。自由派人士虽然对他们认为逃避道德责任的作法应加以斥责，但也同意，教职员会议的议程应当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例如不得把时间花在对员工的配偶进行评头品足上。

最后，让我们看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约翰·罗尔斯曾为其所谓的“回避术”(2)的政治功能作过辩护。在任何群体中，一项明智的言论限制规则(gagrule)可能很有利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意见不一致的领域转移到意见一致的领域。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假定，现在是，将来仍然可能是有争议的。为了确立一个能为多样化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的普遍的正义概念，我们必须从那些会导致严重分歧的问题中抽身出来。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秩序中，基本的规范结构必须能够调动具有不同的自我理解和个人实现观念的个人和群体的忠诚。因此，正义论者只有避开不可解决的形而上学的争论，才可以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

在政治生活中，类似的规避技巧也司空见惯。与一般的“自我约束”一样，钳制言论可能是宪政带给民主的主要礼物之一。至少某些宪法上的约束可以有效地被重新描述为表达了一个社会共同体在特定问题上限制自己的言论或其代表的言论的决定。议员们被禁止公开地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置于选举中的多数派控制之下，将会导致政府瘫痪，浪费大家的时间或加剧派系之间的仇恨。

自我克制的法令

研究阴谋问题的理论家教导我们，要把压缩议程视为奸雄们借以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们行使权力的一种技巧：“权力可能是而且经常是通过把决策的范围限定在相对‘安全’的问题上来行使的”,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决定政治是什么的人统治着国家。”(3)事实上，掌权者在使人缄默或限制能够自由讨论的问题的范围时，并不总是偷偷摸摸地干的。通过限制竞选捐款或终止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官员们实际上无需命令人们保持沉默就可以有效地压制某些公民的言论。但是，至少从发明印刷术以后，直接的书报检查制度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已不亚于剥夺资源这一措施了。例如，现在各州立法机关已不再禁止医生传播避孕知识了；不过，它们仍然会——随便挑个例子——禁止烟草公司做香烟广告。

实质上说，言论自由不认为任何一种言论限制法为非法。法官将卷宗封存，叫律师不要告诉陪审团有关先前对被告同一犯罪的误判的信息。比较少见的是，法官禁止律师在案件正在审理时与记者谈论该案。有许多法律管制政府官员的泄密行为。司法部在例外情况下能够事前限制报纸发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类似的且更加普遍的是，反诽谤法是一个关于人民不能说什么的规范体系。

总之，个人或团体能够通过威胁或支付遮羞费来限制其他人或其他团体的言论。个人和团体也可以克制自己的言论。自我克制的法令是完全可能的。证人们由于害怕自己所说的话会使自己入罪，便求助于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而拒绝作证。同样，被提名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人为回避参议院的质询，而声称自己从来也不能够对案件预先进行裁决。审判员因利害关系而自行回避。当相互冲突的压力不能达成妥协时，或者，当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要的选民支持时，议员们会弃权。

这类老一套的策略性自查的事例可能举不胜举。立法机构以某种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禁止争论敏感的问题。很早以前，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就运用了一种国会技巧(当时称之为“先决问题”),以便“避免不良的争论或不良的决定”。(4)换言之，同个人一样，组织和集体为自身利益着想也能够把某些问题搁在一边不加讨论。为了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政党的成员可能避免把党内的冲突公开。相反，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对立党派的成员可能会刻意渲染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对他们共同的原则和目标避而不谈。有时，只有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才可能实现某些重要目标。婚姻可能因为预先以书面合同的形式详述谁将做什么和什么时候做而失败。积极补偿行为也许是另一个例子：如果政府过分畅谈其将要做的事(例如，为在少数民族中建立自尊而创造条件),可能会不必要地给自己的道路设置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的明智之举是自缄其口。最起码要轻声细语，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防止不希望见到的冲突，而且可以防止不希望发生的羞辱。总而言之，为了使其政策成功，团体也认为修练钳口艺术是明智的。

消极自由的积极作用

没有什么问题比宗教更经常地被列为“值得回避”的问题了。可以理解，宗派主义——对共同体内的合作构成严重威胁——被认为是分裂性的。据说，宗教争端不可能都能从政治上，或者说合理地加以解决。在这一前提下，许多社会都决定在公与私之间划一条“界线”——把宗教信仰划归非政治的领域，不属多数派或官员管辖的范围。初看起来这有点自相矛盾，但这种分割被认为能够加强社会的凝聚力。只要宗教上的分裂不转化为政治宗派，其他的争论将比较容易解决。

果真如此的话，这一主张就能使我们对政教分离原则产生更有趣的认识。从这一观点来看，教会与国家之间的这堵“墙”不仅能使私人领域免于有害的侵扰，而且能使公共领域摆脱某些不可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研习“消极自由”(5)的学生们忽略了私人权利的解脱功能和议程清理功能。人们通常从被保护领域的脆弱性和内在价值方面论证对政府管辖范围的限制的合理性。但是，何不反过来看看，如果把某些问题排除在公共议程之外，能给公共生活带来何种利益呢？在遮掩某一领域的时候，私人权利可能同时会减轻另一个领域所承受的负荷。消极自由使某些问题“私人化”,把它们从有待政治解决的问题的名单中清除。这种推卸术能使所有尚存的争议比较容易达成妥协。如果我们略微调换一下角度来看，以前被认为是保护性的方法现在看来变成了解脱策略。通过限制自己发表宗教方面的言论——回到前面的事例上来——官员们似乎能获得与教派成员一样多的自由。政治自治与宗教自治相得益彰。

按照艾赛亚·伯林的说法，“个人自由与民主统治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他看来，这种联系“远比许多倡导它们的人所说的要脆弱得多”。(6)如果我的意见还有些道理的话，伯林至少部分地是错误的：私人权利通过为公共论坛消除不可解决的论争而对民主政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政治议程缩小到那些可通过讨论而解决的问题上，某些个人权利可以说也是有助于自治的。再说一遍，它们的功能不仅在于保护私人领域，而且在于减轻公共机构的负担。

问题压制术听起来像是专制：限制言论就是堵塞言路。但是自我克制对于自我调控的政治实体来说可能是必要的。一方面，解决冲突常常以避免冲突为先决条件。按照许多民主理论家的观点，只有从政治领域中清除一定的情绪性的团结和许诺，民主制度才会成为可能。通过把宗教问题排除在立法议程之外，正如我说的，政教分离原则可能有助于塑造一定类型的公众——即易于接受民主解决冲突的方法的公众。因而，自缄其口是一种自我控制，而不是自我窒息。再说一遍，通过将宗教问题私人化，充满分歧的公民群体就使自己能够合理地解决(借助公开的讨论和妥协)他们之间的其他分歧。

人们习惯上将民主同公开性、言论自由同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联系在一起。因而，强调言论限制法对自治的作用，看起来是荒谬的，其实不然。民主政治的形态，无疑取决于能否策略性地从民主的议程中排除一定的事项。某些理论家甚至主张，问题压制术是民主制度借以产生和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

譬如，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是，“政治决策的范围不能过于宽泛。”(7)罗伯特·达尔认为，道德冲突不会颠覆民主制度：只要一个社会中保持团体的充分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各团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不受干扰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对目标的认识分歧与集体自治是可以和谐共存的。(8)因为塞缪尔·亨廷顿把宗教看作是不可能理智地解决的冲突的主要根源，所以他宣称，宗教与政治、精神王国与世俗王国没有截然分离的文化，不“适合民主制度”。(9)当终极目标的色彩浸透了所有的具体政治行动的时候，妥协或渐进的改革就变得几乎不可能。按照这种观点，如果在宗教与政治之间没有某种社会公认的界线，民主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言论限制法的类型

言论限制法可能是自治性的，也可能是他治性的。也就是说，既可能是自我施加的，也可能是由别人施加的。自我施加的言论限制法，又可分为由全体一致通过的和仅由多数通过的；它们还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例如，立法机关的某些保持沉默的誓言，就被明确地规定于宪法框架之中；而另外一些则是基于政治精英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自治性的与他治性的，全体一致通过的与多数人通过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区分，对我们分析问题回避术将是大有用处的：在美国，这种压制政治争论的尝试，第一次是关于奴隶制，第二次是关于宗教。言论限制法中的其他几种变异也应在开始时说一下。

有一些言论限制法，仅仅是为了延缓讨论或避免做出草率决定；另一些则就是要埋葬一个论题。(10)有些言论限制法是要禁止所有的人提出棘手的问题；另一些的目标则比较窄，仅仅不让特定种类的人发言。例如，当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发生时，门外汉常常遵从专家的意见。现代民主制度包括许多半自治性的机构——它们都有各自的议程。为此，我们还必须把对某一论题的普遍压制与仅仅将该论题转移到别的机构这两种作法区别开来。在某一场合或对小孩不可谈的、令人难堪的事情，在同一个场合的比较隐蔽的地方则可以毫不遮掩地详细讨论。对于爆炸性问题，高级官员可以推卸责任，把它交给与执政党联系不那么密切的、可以作为牺牲品的官员去办，而不是自己去处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某些论题被排除在联邦立法机关的议程之外，只是为了将它们交给州立法机关或法院，这是比较光明正大的情形。反过来，法院通过撤出政治的荆棘丛，保持沉默，但同时又邀请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官员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言论限制法将劳动分工制度化，有助于分清所有各方的责任。更为激烈的情况是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即把某一个问题从各级政府及政府各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中清除掉。

最后，某些问题被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并非因为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议程不是无限的；如果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自然而然地应列入议程，只是因为人们有意将其剔除才不能出现在议程中，那就迂腐得可笑了。狭隘的思维习惯、文化障碍、缺乏想象力都可能成为政治家不能抓住那些(在我们看来是)重要主题的原因。在美国，与在欧洲的那些有共产党的国家不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正式立法机关的会议上决不会讨论的。但这个问题从未受到有意的压制，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问题从未被提出过。

政治议程不停地膨胀又不停地压缩。对于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一个问题何以能够引起或逃避公众的注意。要分析议程压缩和议程增加的过程，必须仔细地观察那些成功的或失败的社会运动的条件。可以理解，我所关心的范围是狭窄的。起码有些本可以成为政治注意焦点的问题，被有意地排除在将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之外。(11)为使“言论限制法”这一概念对比较分析有所裨益，我们必须把它界定为仅包括公开的、完全有目的的、从策略上说是正当的议程排除活动。

向民主制的过渡

几个最近重新稳定下来的民主国家决定对那些在旧政权中掌权的军事领导人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让我们对此作一考察。(12)虽然旧的统治者罪恶累累，但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是愿意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不过，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让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保证不追究其过去的劣行。事实上，大赦就是具有稳定民主制度作用的言论限制法的经典例证。这些例证具体地体现了尼采所说的“AktivevergeBlichkeit”(积极的遗忘),(13)只不过这是在国家的或至少是在政府的层面之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再对先前的犯罪追究责任，新的民主制度的组织者就能确保得到那些占据要津的精英们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顺利地从独裁政府过渡到自治政府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如果没有一种实现全国大团结的强烈愿望，我们可以设想，敌对集团就不可能对那些他们有根本分歧的问题保持沉默。

自由有时被定义为愿望与能力的一致，假定政府会努力确保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实现他们追求的目标。对于任何国家，尤其是建立伊始的国家，把不可回答的问题从政治议程中排除是很自然的策略。新政权根基尚浅，可能像马基雅维里所观察到的那样被第一场风暴所摧毁。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硬要就历史上的老大难问题作出有争议的决定，那它更难以自保。

按照丹克沃特·拉斯托的观点，一场激烈而不能肯定取胜的斗争是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基本的前提条件。(14)各政党很快便会对无休止的敌对状态感到厌倦。如果他们有能力和愿望，那么关键的精英们就会通过协商达成一种和解，即建立一项对所有主要的政党都有利的共享权力、和平共处的制度。这种在亚群体或小团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在政党之间)可能采取宪法的形式。把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国家官员管辖范围之外可能是任何建政和解(regime-foundingcompromise)的必要因素。

如果一个政府想要生存下去，在拉斯托看来，最初的宪法性和解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宪法不能自上而下地自动实施。为了掌握成功建立政权所必要的惩戒性的权力，最初的和平条约至少要显得像是由各对立的党派合作达成的。(15)换言之，不应把在基本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过高地估计为实现民主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重大的分歧，首先就没有设计民主制度的动力。我们还可以说，这些制度只能在它们具有规避分歧问题的合作机制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解决潜在的冲突。

看似矛盾，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公民资格与社会共同体有时是不相容的。(16)至少，这种对团体的忠诚，给新独立国家的团结统一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格尔茨关心的是各种民族国家的团结，而不仅限于新成立的民主政体。不过，他的见解对我们的研究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如他所说的“原生归属”(Primordialattachment),可能是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部落的、地区的或习惯性的，但是它们总是多少带有狭隘的排外色彩，并且由此而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成员身份处于紧张状态。如果为了实现民族的团结而将这种原生联系政治化，那么世界上某些最棘手的问题就产生了。(17)

对少数人的保障是一种普遍的善，即不仅对少数人是善，而且对多数人也是善。通过设计一部宪法来缓和没有防卫的种族亚群体的恐惧，建政和解的设计者们就能够保证为经济繁荣和军事独立所必需的全国大合作。任何分裂为“最初划定的集团”的国家，都必须寻找一种“能够包容国家分歧的形式”。该“形式”也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宪法。它设立立法和执法的机构以及诸如政党之类的各种组织，“借此能够对原生冲突进行非正式的、现实的调整”。(18)

政党的组建、宗派忠诚的培养以及精英的交际技巧，对于一个多宗教、多种族的国家的社会稳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还不够，还必须辅之以一种压缩国家政治议程的策略。原生性忠诚必须不受警察的干扰，不仅要将其引向“适当的”政治渠道，而且要(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避开政治。(19)非政治化与其他因素一道，可以为充满分歧的社会增加合理妥协的机会。

对原生性分裂(primordialdivision)问题的传统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割据或分立。另一种选择是民族政权(ethnocracy):一个在宗教、语言、种族或区域上均单纯的群体能够驱逐、同化或征服所有其他的群体。这是一种强大的、反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如果能够在宪法上对分歧进行中性处理的话，它也能够在一个单一国家的范围内得以保存。聪明的设计者们能够设计出缓和冲突的制度。通过这样做，他们就能为“原生和解的平民政府”(20)奠定基础。

这种倾向于妥协的政治一直是阿伦·利杰法特关于联合政体(consociationalism)的研究的重点。在原生性分裂的社会，自治政府需要“不同集团的领导人超越普通人之间存在的地区的或亚文化的隔阂进行合作”。(21)看似矛盾，精英们必须既代表又不代表他们的选民。他们必须保持其追随者的忠诚，但在全国性的协商中又不能重现那些人的不妥协态度。(22)这种精英之间的跨宗派的合作，要求“强化非精英的、公众的政治惰性及其对团体领导人的恭敬态度”。(23)

在一个充满分歧的社会里实行自治，精英间的妥协精神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样重要的是“部分自治”(segmentalautonomy)——拉杰法特用来表示从全国性议程中剔除引起争议的问题的说法。最好是“各部分在处理其内部的社会和文化事务方面享有高度自由”,,24)换言之，全国性政府必须对某些问题保持沉默。有关区域利益或宗派利益而非联邦利益的问题上，“其决策和执行可以让各地区或各部门去做”。在全国性的决策势所难免的时候，每个群体都必须被赋予与其人数比例相称的影响力以及至关重要的否决权。采取如此谨慎的预防措施的原因很简单：“在一种与带有明显裂痕和潜伏敌对情绪的民众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被认为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严格的多数决定规则使该制度的团结与和平处于紧张状态。”(25)当风险高的时候，国家多数派的管辖范围必须狭窄。为了确保自己对其他问题的权威，国家的多数派必须对那些注定要引起党派间仇恨的问题保持沉默。

对于四分五裂的社会，拉杰法特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互有否决权、按比例分配公职和政府补贴以及我曾提及的部分自治。他认为，三个或四个政党优于两个政党，议会制优于总统制，比例代表制优于多数决定规则，联邦制优于单一制。他还认为，联合的决策模式优于对抗的决策模式。政治决策应当在敌对的精英之间秘密地进行磋商(基于相互配合、一揽子交易等原则),而且应由实际的全体一致通过来达成。联合政体也就是指没有对立面的民主。按照拉杰法特的说法，该社会过于分化以致经受不住公开的政治角逐。

1836年的言论限制法

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本身是一个有深刻裂痕的社会。美国的领导人对最有争议的问题也回避公开交锋。例如，美国众议院在1836年通过了第一项言论限制规则：

兹决定：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与奴隶制或奴隶制的存废有关的请愿、建议、决议、提议或文章都不得付印或提及，而应予搁置，且从此不再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26)

这种立法机关自查的法令和参议院通过的类似措施都是策略性的妥协，是为使南北方之间达成妥协而做出的“联合性”的尝试。只有通过一项自我克制的法令，才能使各党派就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进行理性的讨论。只有通过一项言论限制法才能减轻联邦政府的责任，并使这种责任大致与其不很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相称。奇怪得很，国会限制自己行动的决定，不仅受到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的反对——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而且受到赞成奴隶制的州权倡导者(如约翰·卡尔霍恩)——他们自己要求国会对奴隶问题保持绝对的沉默——的反对。南方对该法案的敌视有力地说明了所有限制自己言论的制度的不确定性。

1836年关于限制国会言论的争论，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关于压制废奴言论的讨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北方反奴隶制的团体曾决定，通过邮寄使有关解放奴隶的小册子涌入南方。可以想象，南方人拒不允许这种作品在南方自由传播。在他们看来，这种小册子正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也就是，构成了公开呼吁奴隶叛乱。联邦政府不愿意对这敏感的问题强制执行自己的法律，当南方各州对这些邮件进行检查的时候，联邦政府置若罔闻。

对拥护奴隶制的力量来说，仅仅制止废奴宣传品流入南方是不够的。他们同样急于平息国会对奴隶制问题的无休止的讨论。杰克逊总统的传记作者说，总统本人就主张，“国会对奴隶问题的讨论”是“极不民主的”。接连不断地公开辩论奴隶制削弱了联邦立法机关处理其他问题的能力。讨论奴隶制问题简直是闹事。维护奴隶制的势力与废除奴隶制的势力相互指责，曾使一些国会议员进入众议院和参议院时身藏利刃——这是国会斯文扫地的明证。

南方特别关注的是要求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至少禁止奴隶贸易)的请求。废奴者的立场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向政府请愿，要求伸冤。相反，按照维护奴隶制的人的观点，国会甚至应当拒绝接受这种请求，因为联邦政府无权在任何地方废除奴隶制。与废奴论者一样，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应当对奴隶问题完全缄口不言：“该问题不属国会管辖范围——参、众两院无权以任何形式过问此事，也无权就此问题进行审议、讨论。”卡尔霍恩在诉诸形式上的权利和管辖范围的同时，主要关心的是政治后果。废奴论者是一些狂热分子和煽动分子。他们“无礼的请愿”诋毁了南方，教导人们憎恨，并对联邦构成了威胁。对公开侮辱和羞辱蓄奴诸州的议题不可能在国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这种讨论(不论是不是草率的)只能进一步使国家分化。

作为一项妥协措施，亨利·平克尼在国会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作为一个宪法原则问题，国会不得调整南方的奴隶制；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不应调整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前面引述的言论限制法宣告，国会对有关奴隶制的请愿将形式上予以“接受”,但又都会自动地予以搁置，永不讨论。

如我所言，参议院的卡尔霍恩以及其在众议院里的主张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同伴，“把平克尼言论限制法视为南方灾难性的失败”。它使国会变成了哑巴，但还不是聋子。回过头来看，赞成奴隶制的人反对该法，简直像是歇斯底里的法条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决议隐性授予国会讨论奴隶制并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的权利，尽管国会当前拒绝行使这些权利。无论如何，不应当接受废除奴隶制的请求然后予以搁置，而应当干脆地不予接受。国会的嘴应当封闭；它的耳朵也应当堵塞。卡尔霍恩解释说，最初对请求的接受是“我们的色摩比利山口”(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波斯军使斯巴达军全军覆没的地方——译注),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在前沿阵地与敌人交锋”。半心半意的言论限制法过于宽松，不足以钳住奴隶解放论者的口。的确，卡尔霍恩及其同伴们要求国会在这一问题上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国会永远也不能摆脱束缚：“如果没有永久安全的明确保障，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后退半步。”这种要求简直是不可能达到的。

正是由于1836年的言论限制法是一种政治妥协，它成了自建国到南北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美国政治中对待奴隶制的主流作法的标志。当初国家自治的兴起和随后的国家自治的维持都是以策略上避免这一分裂性主题为前提的。在一开始，《独立宣言》中就删除了一项反对奴隶贸易的条款。宪法本身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奴隶”或“奴隶制”这些词。宪法的设计者们当然承认存在着奴隶制。但是在描述奴隶制的时候，他们就求助于委婉语和间接说法——好像通过慎重地对待这个名称就能缓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可能有人说，在宪法核心问题上的宗派妥协，必须以该问题尚为潜在的、基本上不被谈及为条件。在谈到把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的交易时，格尔茨评论道：“为了达成这种和解而必须容忍的那些纯粹的偏见常常是令人厌恶的。”在美国，创立统一的共和国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北方人在道德上变得越来越反对奴隶制。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更不愿意分裂联邦。正如通常所见到的情形，民族主义使他们不愿意惹起宗派间的对立。

禁止神创论的立法

在埃珀森诉阿肯色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禁止在公立中小学和大学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州法律。最高法院里多数派的判决依据是“原教旨主义的教派信念，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该法律存在的理由”。换言之，反进化论的法律被宣布为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仅因原教旨主义者按字面去理解《创世纪》,使得他们企图限制那些原本会天天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教师的言论。

大法官布莱克在其单列的司法意见中提出，社会共同体可以从生物学课程中删除所有关于人类发展的内容而名正言顺地将这个问题搁置在一边。基于宗教理由禁止进化论，违背了宪法有关“禁止承认任何宗教为国教”,但是州政府有权从学校的课程表中删除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课程；而且，也没有什么规则禁止旨在减少教室里骚乱性冲突的一般性的沉默誓言。总之，在布莱克看来，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自我缄默的决定——“最好是从学校的课程表中删除这一有争议的论题”——没什么不对。

对一个研究自我施加的言论限制规则的人来说，埃珀森案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很有趣的。如果能让多数派来重写科学教科书，那对民主政府会有哪些间接影响呢？对十七世纪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理性观念对十七世纪议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科学自治的挑战会不会无意中对民主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构成威胁呢？

在罗伯特·博克看来，不能由多数派决定的事情必须留给个人去自主决定。(27)为了防止民主制度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最高法院必须捍卫个人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但由于大多数言论是非政治性的，所以大多数发表言论的人在宪法上仍然容易受到多数派的审查和控制。这里博克最关心的是证明这里的言论限制是正当的，而他的更为挑剔的同僚们不愿实施这种言论限制：宪法不是一项自杀协议，政府有权压制任何煽动以暴力推翻政府的人的言论。博克对限制多嘴多舌者的必要性进行了概括，他补充道：“如果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说任何事情，那政府就不可能运作。”(28)顺便说一句，他也不承认最高法院有权保护科学研究免受多数决定规则的干扰。(29)他甚至提出：从宪法上说，科学的结论是一个爱好问题；而对于爱好问题，最高法院应当回避，而允许多数派去处理。如果博克想从这一不切实际的主张向后退的话，他将只有一个选择：科学真理的发现和传播必须留给“个人自由”。

在神创说之争中，多数决定规则与个人自由之间的这种区分到底是否适当呢？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科学理论不是什么爱好。科学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虽然科学家们有时可能像一个利益集团),而且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科学具有自己的逻辑和生命力，而且它的结果不可能简单地根据个人或政治的要求而加以“调整”。按照启蒙哲学的标准——我们的宪法制度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努力强迫科学结论服从其非理性的偏好可能应视为是自我伤害的一种形式。神创论者刻板地重新解释化石，以使其符合他们对《创世纪》的理解。他们所要追求的结论是预先确定的，而且，原则上也是一个没有任何反证能使其加以修正的结论。(30)为什么不从这一点来看待最高法院禁止神创论者篡改教科书呢？把科学结论排除在多数议程之外可能是对“理性”本身的保护而不仅仅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对科学方法——起码包括探究令人不安的事实和听取对立的观点——的推翻怎么能不损害民主政府本身的基本要素呢？

使科学结论不进入政治议程(因而也不受间接的宗教控制)可能是使一个国家保护合理争论的前提条件。显然，某种言论限制法在保护科学的尊严——及其关于证据、论据、推理、反证的标准——不受非理性的信仰的干扰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禁止神创论的立法同样也可以是为了保护民主制不受其自身的伤害。有人可能会说，只有在宪法上使自己的宗教立场中立化时，多数派才应当被授权处理国家的事务。通过宣布神创论立法无效，最高法院(含蓄地，如果不是公开的话)想把权力授予宪法设计者们所说的社会共同体的审慎感，也就是，授予多数派在以稳妥的、有规则的、尊重事实的和深思熟虑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时候所持的意见。

每当一项决定不由全国的多数派来作出的时候，它或者可能被委托给地方的多数派，或者可能被委托给个人：多数派所不能决定的必须留给个人自由。然而，该神创论案件提出了第三种可能。一项决定可能既不允许由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作出，也不留给个人自由。这个讨论进化论和决定生物学教科书内容的适当“场所”是科学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运作的规则并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从业者的独立和爱好的满足，而且对多数派的意见几乎是漠不关心。宪法从来没提到科学的自治和权威。但是，如果最高法院必须保护民主政府的前提条件的话，它能够完全不理会公立学校里所灌输的、对待真理的态度吗？无论如何，不管是“禁止承认任何宗教为国教”条款方面的理由，还是保护政治言论和个人自治的必要性，似乎都不足以解释那一项看来是合理的、可辩护的、针对反进化论立法的反多数主义的禁令。

几个问题和一个警戒性的故事

议程压缩术的好处，虽然很多，但它也常常有重大的缺点，在多元化社会中尤其如此。将受多数派控制的问题从制度上加以缩小的作法，既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又使它变得不完善。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的多数主义的民主制度中，削减立法议程将必然使公共生活变得价值不大，并使其丧失对人类的意义。将所有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问题全部排除并将其交给个人的良心或者法院，可能会使作为国家自我教育的一个领域的民主政治生活变得极为平淡无味和毫无意义。此外，言论限制法很少是中性的，它们隐含地支持某一政策而贬损其他的选择。压制某一主题可能会暗中确保某一派的胜利及其对手的失败。最后，回避策略由于不让人们合法地表达其内心深处的信念，有可能加剧被压抑着的社会紧张，并会导致恐怖主义或革命的爆发。

初看起来，避开那些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敌对问题似乎合乎情理。但是这种回避法具有严重的缺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厌恶冲突能使一个集团成为任一以冲突相威胁的人的人质。棘手和不愿妥协可能是伪装的。如果一个集团公开宣布避免冲突是其最优先考虑的事，这就会招致那些好揽权的人在战略上歪曲利用其偏好。事实上，难以处理的冲突不单纯是一个独立的变量——那些羞于动武的集团对其作出的反应是，强迫自己答应保持沉默。如果一个集团习惯于对有分歧的问题保持沉默，它就会有力地刺激一些个人和小集团去吓唬人。如果威胁引起了集体沉默，那么威胁真的会降临。愿意让步永远也不合算；脾气暴躁总是会受到奖励。通过把他们烦恼的问题重新描述为极端的恐惧，个人和小集团就能防止别人提出那些问题，而如果提出的话，那些问题或许能通过妥协更加公正地加以解决。的确，一项限制自己言论的政策可能最终产生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以暴力或分裂相威胁成为常见的政治策略。

最后，关于在压制主题上建立某种关系的危险性，在《格里高利游记》所详细叙述的一个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两位绅士只有对令人不安的事情——多年前西查残杀了克拉姆尼辛德一家——保持沉默，才能维持朋友关系，才能是有福同享的伙伴。一天晚上，严格保守着的沉默被打破了：

西查饮酒过量，开始不顾克拉姆尼辛德的反感而吹起牛来。据称，他曾说：“亲爱的兄弟，你应当感激我杀害了你的亲戚。由于我因杀害了你的亲戚而向你赔款，你家才有大量的金银财富。如果不是我所交的罚金使你的财力得以恢复，恐怕你至今还是一贫如洗。”克拉姆尼辛德听了西查的一番话，心里极其反感，“如果我不为我的亲戚报仇，”他对自己说，“他们会说我像女人一样软弱，我哪里还有资格被称为一个男人！”说时迟，那时快，他一口气把灯吹灭，将西查的头颅一劈两半。(31)

正如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的和平共处一样，西查与克拉姆尼辛德的靠不住的伙伴关系注定是不能持久的。一个人嗜酒贪杯——就像一个国家贪图扩张一样——可能会无可挽救地破坏长期建立起来的免谈规则。为了赢得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合作关系，人们自愿免谈有分歧的话题。不过，限制自己言论的作法也许会是一种短命的尝试。不知什么时候，被压抑的话题就可能重新冒出来。

结论

同个人一样，社会也能够使自己对那些它们认为免谈有利的特定问题保持沉默。虽然很少有人以系统的方式来研究，策略性自查似乎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自持和自治的技巧。尽管有点微妙和难以掌握，言论限制法的概念——如我所论——的确能够通过非常不同的限制法来把注意力有效地集中在共同的利与弊上。因此，这个概念或许会成为比较分析的一个有用工具。本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概念是怎样在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和怎样被其应用于少数重要的案件上的。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回答。譬如，言论限制法在什么样的文化和心理环境下才能成功坚持？另一方面，规范理论家将希望知道在什么时候能从道德上证明言论限制法的正当性。我们能够说明把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问题排除在社会或个人的议程之外的原则性理由吗？奴隶问题不能(也不应)永远被压制；而宗教上的不一致或许可以(也应该)永远被压制。我相信这一点，但我能解释它吗？关于堕胎问题，在言论限制法的适当性方面还有意见分歧——正如它们在其他各方面所面临的情形一样。总体上看来，以上的讨论只强调了策略自查在道德上的模糊性。为防止负担过重，所有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压制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一个小品文作家除了给回答不了的问题以草率的结论(他可以诡秘地将其“推迟”到下1篇作品)之外，可能别无选择。然而，问题回避术尽管颇有吸引力，但总是单方面的，并有潜在危险。我们既不能废除言论限制法，也不能排遣言论限制法所产生的负罪感。

注释：

(1)AlexanderBickel，TheLeastDangerousBranch：TheSupremeCourtattheBarofPolitic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2)，p133

(2)JohnRawls，“Justiceasfairness：politicalnotmetaphysical”，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summer，1985)，p223—251.

(3)，“Twofacesofpowe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6(1962).”

(4)JosephCooper，ThePreviousQuestion：itsStandingasaPrecedentforClotureintheUnitedStatesSenate(87thCongress，2dSession，).

(5)鉴于当前的研究目标，我将把“积极自由”定义为集体自治(不是作为“真正自我的实现”或者“可靠权能的行使”，人们常常自以为是地把自治与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相反，“消极自由”则可以被预先定义为没有政府或其他权力行使者的强制干预。我相信，把积极自由与民主制和个人自我实现等同起来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因为第一，无强制通常被认为是人的能力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第二，强制性的、全力以赴的政治参与，可能使人所具有的许多重要能力过早地衰竭。

(6)IsaiahBerlin，FourEssaysonLiberty(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p130—131.

(7)Joseph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andRow，1962)，p291(seealsop297).

(8)RobertDahl，PrefacetoDemocraticThe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p80.

(9)，“Willmorecountriesbecomedemocratic?”，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summer，1984)，p208.

(10)与推迟辩论相对的是限期结束辩论：某一特定时刻之后即禁止辩论的决定。

(11)弗洛伊德式的压抑所必须压抑的不仅是将被遗忘的事件，还有压抑行为本身(J.－，L’Etreetlenéant[Paris，Gallimard，1943]，—93)。相反，一项有效的言论限制规则要求各方都知道——并且记住为什么——他们将避开棘手的问题。

(12)提交给theIPSATokyoRoundtable(March29—April1，1982)的未发表的手稿。

(13)FriedrichNietzsche，“ZurGenealogiederMoral，”(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Buchgesellschaft，1966)，，p799.

(14)DankwartRustow，“Transitionstodemocracy：towardadynamicmodel，”ComparativePolitics，2(April，1970)，p337—363.

(15)“创建民主制度，这第一次最大的妥协(如果最终都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话)本身就是妥协和相互配合原则的生命力的证明。因此第一次成功也许能鼓励对立的力量及领导人将其他重大问题提交民主程序决定。”同上书，第358页。

(16)同上书，p309。

(17)同上书，p263，p272。

(18)同上书，p282—283。领导人所必须努力建立的就是“一个有效的文官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高度紧张的重大问题能够得到调整，并能包容而不是任其在超政治的混乱中肆行。”同上书，p285。

(19)这必定就是Geertz关于“使其放弃对与政府权威有关的合法力量的[基本忠诚]”的重要性的含义。同上书，p277。

(20)同上书，p310。

(21)ArendLijphart，DemocracyinPluralSocieties：AComparativeExplorati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7).

(22)同上书，p53。

(23)同上书，p169。

(24)同上书，p151。

(25)同上书，p28。“当这种决定影响某一少数派的根本利益时，这一失败将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并将威胁派系间精英的合作。”(同上书，).

(26)RegisterofDebates，，24thCongress，(May18，1836)，p3757.

(27)，“NeutralprinciplesandsomeFirstAmendmentproblems，”IndianaLawJournal，，(fall，1971)，3.

(28)同上书，p21。

(29)同上书，p20，p28。

民主制度范文4

1.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

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一般人都认识到，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地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不仅源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孕生于现代化社会的诸种条件和氛围，还由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锻造和再生产出来。

民主文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工业化、城市化、人均收入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扩大等）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诸条件具备后，民主就会自然到来，公民文化就会自然成熟。一个社会较高的现代化水平构成民主的重要前提，但不是充分必要的前提。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公民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无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多高，民主文化的成熟必须经历自己必经的诸阶段。

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历史告诉我们，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却构成民主文化成熟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在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民主制度，但没有民主制度下的经历，公民文化不会真正成熟。一个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有某种初级形态的民主文化相伴随，所谓初级形态表现在民主意识和态度主要分布在部分公民中并处于较为浅表、局部和粗糙的状态。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经历、生活、经常性的行为和所受到的教育，使公民学得民主的规范和政治游戏规则，接受民主的信念，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并将民主制度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而民主文化的发育和成熟，又巩固和推动着民主制度。所以，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并非时间序列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相得益彰。

2.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公民文化的摇篮

考察世界范围的民主历史，我们会发现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互动的三种轨迹：第一种是两者同步发展，相互推动。有限人群的初步的公民意识和态度的出现，推动了某种程度（或限度）的民主的建立，而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生活的经历，又培育了更成熟和更大范围的公民意识和态度，它反过来又推动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在英美、北欧和部分英国移民国家，民主属于原生型的。这类国家的民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大体上同步发展、扩张和走向成熟。典型的过程是：民众中先有部分人产生了民主意识，他们争得了有限的民主。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一方面在享受民主权利的社会集团内部公民文化逐步发育成熟，另一方面在民主结构和享受民主权利的集团政治行为的影响下，促使没有公民权利或没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社会集团也产生了民主意识，他们继而又争得了更大范围的民主。亨廷顿曾指出，在欧洲，参政权的扩大意味着将选举某一机构的权利逐步扩大到社会所有各阶级，在美国，则意味着社会中一个阶级的选举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政府机构。

（1）享廷顿的说法并不全面。诚然，在英国，参政权的扩大主要呈垂直方向发展，即随着财产资格不断放宽直到完全取消，参政权由少数富人扩展到最穷的阶层，最后到达社会地位最低的妇女。但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着参政权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的漫长过程。民主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是有一定财产资格的白种男人获得了选举权，而后贫穷的男性白人，继而是黑人，最后是妇女获得选举权，到这时民主才成为全民性的。在基本民主的框架内公民权利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文化扩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英国用了二百多年，美国用了一百多年。

在那些后发型民主国家，由于民主文化的土壤瘠薄，民主资源先天匮乏，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不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在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强大影响和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首先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公民意识。他们受到急于现代化的心理的驱动，以及民主化潮流的裹挟，领导和影响他们的国家在民主文化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经过循序渐进的若干阶段，就直接建立起完整形态的民主制度。这样就会出现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超前于公民参与的愿望和能力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关系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果这种民主制度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借助于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教育功能，公民意识得到滋养而不断发育成熟。

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适应，最终形成民主的习惯。到这时，民主就由外塑的转变成内生的；由人为的变成自然的；由外在的权力建制内化为公民的气质性格。至此，公民文化便发育成熟，而民主制度也真正确立了根基。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等国家的管制下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初建时，一般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并不高。195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0%的人认为民主是德国最好的政体。当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时，45%的人选择1914年前的帝国，42%的人选择第三帝国，7%的人选择魏玛共和国，只有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

直到1972年，支持民主的人才达到90%.“对民主的支持以及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感和公民能力的缓慢发展，足足用了20多年的时光”。

而情况相似的日本比德国还要慢一些。（2）印度也符合这个模式。建国初期，印度的选民被认为教育水平低下、不开化、地方狭隘性、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由于通迅的落后和种姓制度而四分五裂。

他们依附或追随有权势、有教养和有较好社会联系的人，而不是自主的行为者。但经过30年民主制度的教育后，印度的选民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对1967年选举的研究表明，选民已经成熟了。他们了解广泛的事务并有自己的观点；对政府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要求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3）

民主在较低的支持率下运行，在多数公民不认同民主价值或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在其存续期间，民主的文化终于会形成。

这充分显示了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超前于民主文化发展而建立的民主制度被颠覆或废弃，权威主义政权卷土重来，民主化进程因而遭受挫折，但民主的经历仍然发挥了它公民教育的功能，给公民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它的印记。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三次“浪潮”和二次“回潮”，每次浪潮中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继之而来的回潮则使其中一些国家退回到权威主义的轨道。但当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证明，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更容易些。

他指出：“在1974年到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而“在1974年实行权威主义体制，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大多数都没有民主的经历。”（4）他甚至说，在1974年要预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是否会转向民主，最好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过民主的政府。这就是说，有过一次失败的民主经历，就是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条件。失败的民主经历是一场演习和一次实验，在失败中孕育着最终的成功，为最终的成功作了准备。

如果因为民主的失败而摒弃民主的试验，或仅因为民主出现的某种混乱无序而放弃民主，就永远不会有民主，因为公民必须在民主制度下学。为了民主的目标，这种混乱是必须经历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从1989年起，民主化浪潮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些没有民主经历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要艰难得多，其民主制度往往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民主。这些国家的公民需要在陌生的民主制度下学，逐渐习惯民主，补上民主教育的课。

上述三种类型都表明，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解，民主文化是在公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民主制度，是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态度。（5）

他们把“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称为一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不易接受和掌握的。

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像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公民仅仅在理性层面上认识民主只会带来民主的运动，但是要真正建立和健康地运作民主，还要将民主转化为公民内在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化。这是一个民主价值不断内化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仅靠理性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够的，社会一般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它主要靠由民主制度提供和保障的民主生活方式的长期熏染和浸润。

民主制度就是公民以独立的人格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

它将公民参与合法化、组织化、规范化，为其提供制度的架构。

通过政治参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的要求时，升华自己的公民道德。民主行为的制度化，逐渐使公民形成民主的习惯，学会如何和平合法地表达和竞取自己的利益，尊重他人的欲求，同时学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在民主的竞争中，公民逐渐习惯以理性的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掌握讨价还价和处理复杂关系的技巧。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民主制度的存续期间，会出现自然的代际更替。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自然更倾向于民主。前述德、日、印三个国家公民文化的成熟都是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在民主制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了政治舞台。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不是陌生的，而是自然的和正常的。前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勉强维持的民主一旦传递给后代，就能够巩固下来。

3.非国家形态与非政治形态民主的公民教育功能

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学者都非常强调家庭和学校的公民教育功能。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学校（包括幼心园）中的民主生活、个性自由发展的氛围等，都成为培养理想公民的摇篮。中国古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或家族结构是君主制度的根脉所系，所以要培养出合格的臣民，需要培养出合格的孝子。在家尽孝者，在国就会成为忠臣。甚至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统治者直接以“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官员。

可以说，中国古人在从“孝”道入手培养适应父家长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威主义人格方面是成功的。在当代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应该从改变家庭和学校的结构并改善其教育方式入手。

不过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是介于家庭学校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广大领域，包括人们常提到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即公民各类自主性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基层或地方自治机构。在这里，可以存在两种类型的民主：一类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一类是非政治形态的民主。这两类民主对公民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的精髓是公民的自治。但现代国家规模都比较庞大，公民们不会突然在某一天就能够具备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他们首先需要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组织和初级的政府机构中学会自治，然后才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先在小规模的自治团体中形成平等一员的感觉，然后将这种感觉投射到更大规模的团体以至国家上；他们在非国家的或准国家的团体或机构中养成的自尊，当他们面对国家时也要着意维护和表现出来。所以，参与地方自治和各种自主性社团，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公民的normalschool（标准的学校）。

在西方，原生型的民主一般都是自下而上逐级构建的。

英国被认为是公民文化的发祥地，它的公民文化就起源于公民的自治经历。阿尔蒙德引证布罗根的研究说：“英国前民主时代的政府控制从来没有发展得那样完全、那样彻底地排除首创精神”。

“即使在英国人作为‘臣民’的世纪里，那里也存在着广泛的自治权，人们有组织社团和实行有限自治的自由”。（6）这使英国在臣民文化的总的氛围中，存留和成长着参与型公民文化因素。这些涓涓细流不断汇聚壮大最终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取向。英国民主文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育成长，不可逆转，就在于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深深植根于强大的民间社会。

美国民主以“草根民主”著称，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建构。它由最初新英格兰地区作为自治团体的移民点的民主逐级向上推移，经由乡镇、县、州，最后到联邦政府。权力重心自下而上推移，上一级享受的是下一级的剩余权力，也是下一级委托的权力，而上一级政府建制则复制了下一级的民主制度。宪法作为自治团体的基本规章，最初也起源于自治团体的公约。各州宪法是最初移民团体粗糙简易的公约（如“五月花号公约”）的复制，而联邦宪法又复制了各州的宪法。

联邦一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都是公民们在更小的政治共同体内熟悉和习惯了的。与英美相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对培育民主文化有极为不利的一面。它的一端是个人和家庭，另一端是邦国和天下，在家与国之间缺失一个重大环节，即西方那种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更不存在基层政权的民主生活。而这是民主的根基所在，是培育民主文化的基质或温床。

R.希森在分析印度民主化的文化基础时指出，印度的民主在独立前就植下了根基，其中之一是“团体生活发展的模式”，另一个是“解决冲突的模式”。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发达而有序的民间组织体系在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而达成合作的过程中，宽容、妥协的价值被接受。这使政治更像“政治市场”而不是“强制性经济”。

（7）而民主政治就是和平竞取权力的市场。公民们在和平竞争中养成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学会讨价还价和习惯于达成妥协，并在不断的妥协中培育出宽容精神。

所以，要建立民主制度，就要先培发达的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文化。

要先开放基层政权，使公民在基层政权中学会自治。这对于公民没有参与习惯，以消极懦弱为主要倾向的国家尤其重要。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权威主义极端发展，彻底铲除了社会任何自治组织，封闭了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任何渠道，甚至残酷地打击公民参与热情，从而使公民文化的形成极其困难。

而过分的封闭压制有时又反弹出过激的参与要求，过激的参与要求与公民素质（包括精英集团）的低下形成强烈反差，结果使向民主的过渡充满着动荡，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民主的巩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些国家，面临着“不民主，百姓苦；民主，百姓苦”的二难窘境。

4.解开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政治制度环扣的死锁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陷入了一种僵局，我将其称为“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制度环扣的死锁”。人们认为，由于公民素质低下，所以民主条件不成熟，不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民主制度，又导致公民素质无法提高，甚至还强化着臣民意识。

要打开“公民素质低——不能民主——公民素质低”的死锁，需要从开放公民有限的政治参与开始，然后逐级递升。在历史上，民主的准备有各种形式：非国家层面的民主（如地方自治、社团民主）；非政治形态的民主（如各种民间社团的民主、行业民主、社区民众对社区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设施的管理、法院的陪审团制度）；精英民主（如各种形式的贵族民主、限制公民资格）；民主权利的分级实现（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分离，先获得选举权，后获得被选举权；先开放某些边缘性政治机构，而后再扩大到核心的要害机构；民主机构或民意机构权力的逐渐扩大）等，这些有限的或非政治的民主都起到了培养训练公民的作用，从而为民主在后来的正式出现打下了基础。

这些方式中有一些在当代已经不再被接受，如贵族民主、限制选举资格等，但有的仍然是可以采纳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就能创造出现代式的公民学校。

在西方国家，妇女获得民主权利的经历是和平有序的，它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大体上，妇女从19世纪起，先获得了法律上、民事上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后才获得选举权。其选举权的获得在一些国家也是逐级递升的：先在乡镇、郡县、州，最后到中央政府；先在非政治领域（如选学校董事会、慈善机构管理人员等）或政治中心的外缘，而后到达政治领域。有的国家先授予妇女选举权，而后再授予被选举权。多数国家在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半个世纪，才开始扩大妇女的参政权。（8）考虑到妇女有史以来没有享受过政治权利，19世纪仍没有走出家庭，这种分步走是适宜的。这个分步走的过程也是妇女学，经受民主教育和训练的过程。

所以，要打开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制度环扣的死锁，明智的选择不是因为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而拒绝民主，而是应该创造初级的民主政治架构和公民社会，为民主文化的发育提供适宜的条件。

如果不能为公民文化的发育创造适宜的条件，就会使公民一直处于对公共事务消极怠惰、无知和无能的状态，这反过来又成为延续非民主制度的理由。而一旦由于权威主义体制生命力衰竭而使公民走上前台的时候，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政治教养水平低下，易采取情绪化行动，行为方式僵硬而缺乏弹性，对政治家和政府充满不信任和敌意，这些都不会带来健康的民主，反而会破坏民主。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民主化进程陷入僵局，无法解开“权威主义政治——公民素质低下——权威主义政治”的死结。

注释：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116页。

（2），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3）参见RichardSisson：CultureandDemocratizationinIndia，inLarryDiamond（ed.），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cyinDevelopingCountr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Ins.，1993，（4），TheThirdWave，该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在这里漏译了“大多数”（most）一词。

（5）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