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2024年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经济发展需加强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绿色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民生福祉。以下是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在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相关范文，供您参考！

目录

1.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2

2.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7

3.如何增强xx经济发展"韧性" 12

4.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 17

5.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 19

6.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 26

7.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28

8.全方位保障绿色低碳发展 31

9.高校经管人才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35

10.正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40

11.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45

12.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 49

百年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及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形式。"化中国"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中国化"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分作四个阶段，展现为四次历史性变化。

第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是这一时期的"序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及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经济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前途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创造性地走出了基本经济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同步的发展模式；接着，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砥砺奋进、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均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等，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1978年至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发展，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探索，在系统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等主导性理论以及在主导性理论交互作用中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这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经济思想被概括为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等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新概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境界。2020年，中国共产党在对"十四五"发展规划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的阐释，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时代意蕴。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是五千年中华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晶，是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也是在曲折中谋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是在工业文明时代，在中华文明处于危亡之中兴起的，它改变了中华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路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是引领中华经济文明再次崛兴的指导思想，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华五千年经济思想文明的演进中来审视。

第二个维度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对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方面作出了探索，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理论；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第三个维度是在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凸显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对于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高度关注，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值得深入研究。

数字贸易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让全球供应链遭遇"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受阻。然而异军突起的数字技术及数字贸易，使全球得以建立起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使各类经济体得以广泛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中，使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数字贸易以其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助推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受阻

2018年以来，美国以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名，升级贸易摩擦，先后对中国中兴、华为等高新企业实施"精准打击"，全球供应链面临供应中断、技术中断、合作中断等风险。中美贸易摩擦人为增加了供应链成本，严重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运行，使全球供应链出现萎缩、转移、扭曲、破坏甚至直接面临断裂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国纷纷关闭国门，封锁边境，限制人员流动。世界各国同时遭遇全球需求萎缩和全球供应中断。全球生产链、产业链及供应链等的突然断裂，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困境。

数字贸易具有新发展动能

数字贸易是以数字平台为交易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为实体贸易货物、数字化产品及服务提供电子化信息数据交互，通过贸易合作机制，改善贸易结构和提升贸易效率，并实现智能化发展的一种新型贸易形式。数字贸易是对传统贸易形式的拓展、延伸、迭代，具有无与伦比的新发展动能。

第一，生产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运用，产生高效率、低成本的复合技术，打破了资源成本的限制。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发展，进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变革，新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降低数据的获取、分析、存储和利用的成本，数字贸易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第二，交易方式的变革。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采用链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在多重贸易主体的参与下，转向网络平台式交易模式。数字贸易交易对象，既包括货物贸易，也包含数字产品贸易，还包括数字服务。交易方式日新月异，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成为数字贸易交易与谈判的争议焦点。

第三，组织方式的变革。数字贸易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发展，依托于数据间的无限关联性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数字化，借助竞争合作互赢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将加快全球供应链融合发展进程。

数字贸易重塑全球供应链

数字贸易通过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手段，为贸易摩擦与冲突日益激烈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贸易合作方式，数字技术下的商品贸易形态为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消费体验，使全球范围内产品与服务的供需更为便捷。数字化知识与信息可成为重要交易对象，产品、服务与企业管理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以保障全球跨境商品贸易流通与产业供应链的生产信息的精准对接，实现全球公共贸易信息服务共建共享、联合运营，从治理模式、运行效率等方面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缩减供应链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供应链风险。

一是数字贸易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效率。在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制造商、中间商及销售终端随着链条层级的增加，供应链运行效率下降。然而，数字贸易通过全球范围内共享贸易信息，对供需匹配关系进行重构，打通了供应链的供需与信息交互。制造端，通过提高产品信息监测与应用能力，促进制造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销售端，通过对交易的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建设，解决了销售过程中的信任、质量控制及价格评估等关键问题；在供应方面，加快了仓储、物流和金融的数字化升级，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精准匹配和对接。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与贸易开展过程的深度融合，构建新型供需关系、协作关系和合作共赢关系，提升了全球供应链的运行效率。

二是数字贸易缩减全球供应链成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贸易平台能对全球采购、生产体系、支付体系、跨境物流体系、信息管理体系、全球运营服务等进行有效渗透和生态化整合，使全球供应链参与者的搜集成本和获取信息成本大幅降低。交易过程的全程跟踪、监督、顾客评价及售后服务也变得更加高效、快捷和透明，供应链的运行、组织和协调成本显著降低。在数字贸易框架下，供应链结构更趋扁平化，供需双方的贸易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数字贸易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企业，带来了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稳定的多源开源供给有助于进一步缩减全球供应链的其他成本。

三是数字贸易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数字技术使全球得以建立更具弹性、更趋稳定的生产系统和供应链体系，使得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强的抗压性和稳定性。在全球供应链运营过程中，电子数据交换及数字化信息与产品的传输和跨境流动，为合作缓解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可能，如通过平台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共同管控中断风险。数字贸易下，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提高，高效交换的离散数据以及高速信息处理能力，可整合企业贸易信息数据库，为全球供应链风险提供了缓释传导路径。在区域供应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之间各类交易可实现高效配对，降低供应中断风险。数字贸易平台促进多流合一的全球供应链生态协同，实现全球供应体系的强稳定性，提供创新化生态的风险缓释路径。数字贸易下，供应链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得到提升。

四是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供应链治理模式。数字贸易重构新型全球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下，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并从其产生开始就具备全球生产和消费属性，将推动数字产品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诞生。更多的产品种类、更大的服务范围、更便捷的供给方式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国际生产分工中来，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不断扩张贸易边界，拓宽新兴贸易领域，并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倒逼全球供应链转型升级。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为全球供应链转型发展提供保障。世界范围内尽管还没有出台一套专门服务于数字贸易的法律规则体系，但在国家共识基础上组建标准化机构，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共同制定全球数字贸易国际通行规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方案，通过程序保障合理避免单边规制措施，发挥非国家力量协调作用，淡化国别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如何增强xx经济发展"韧性"

2022年开局至今，xx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同时，上海、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一季度GDP增速全面回落，南方省份占全国GDP比重近二十年来首度缩小，从去年同期的%下降到%。

xx如何应对当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实现稳定、可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风险因素复杂多元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俄乌战争等国际地缘冲突、全球原材料涨价及加息预期??多种风险叠加，是导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体量大、产业链长、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上述风险对xx、上海、广东等经济强省强市的影响面更广，影响程度更深，增速下滑也就更为明显。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申俊喜教授认为，疫情是首要风险因素。xx是服务业大省，增加值已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疫情对xx服务业的冲击尤其巨大。其二，俄乌战争爆发后，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xx是能源消费大省，目前能耗水平仍较高，由此带来的是能源成本骤升。其三，美国陷入新一轮通货膨胀，为降低通胀率，美联储不断加息，收缩资产负债表，造成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同时，中美、中欧贸易战至今未息，美欧对华关税整体税率水平仍未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xx吸引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增长。

今年一季度GDP大幅飙升的多数是能源、资源大省，侧面证明了全球能源大幅涨价对xx等经济强省的冲击之烈。山西、内蒙古名义增速均超过20%，领跑全国，而两地原煤产量之和占全国的55%。宁夏、陕西、青海等能源大省的名义增速也超过10%。同期xx名义增速为%，广东为%，上海为%。所谓"北方省份增速逆转南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天津、xx、吉林等北方省市的增速居全国各省之尾，呈现明显的分化之势，更说明了这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xx省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骆祖春表示，一季度全国及xx经济增速放缓，必定与金融因素相关。但金融毕竟是服务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增长乏力的根源是市场主体发展放缓。今年一季度xx外贸的拉动力较强，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出口增长15%。申俊喜分析，一季度xx出口额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xx在全球主要商品供应链中地位较为突出，很多环节难以替代；另一方面，xx出口商品中，机电、电子类比例较大，附加值相对较高。

然而，即便是外贸业，今年以来所面临的压力也在加大。xx省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远鹏认为，全球范围重要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国内供应链因疫情出现种种问题、海外市场消费力下降，也是导致xx外贸乃至整体经济增长面临压力的主要因素。自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粮食、锂钴锰等稀有金属价格均不断上涨，今年以来涨势尤猛，工业品生产成本因此明显上升。制造业是xx经济的基石，大批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甚至原材料供应不足，产销量下滑。海外一些国家地区虽已宣布"正常化"，放开了疫情管控，但疫情仍在持续，居民收入减少，预期弱化，欧洲国家能源价格上涨、非洲粮食价格上涨，消费下降，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少。此外，由于俄乌战争持续，2月下旬至今中国至黑海海运航线、中国与欧洲陆路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均受波及，物流不畅，面向俄罗斯及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骆祖春认为，投资、消费、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但国内投资与消费的拉动力较弱。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同比仅微增%。由于消费的慢变量属性，当前投资拉动力不足的问题更为凸显。

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xx，从上海、浙江到广东，长三角乃至沿海省市都不同程度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和症结。

应对：政策拉动投资企业修炼内功

面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的困局及其风险因素，xx乃至各大经济强省强市应如何应对？

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申俊喜的看法是，未来两三个季度乃至未来一两年，各级政府应有更积极的作为。譬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新基建"投资，补新一代信息网络、大数据、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短板，激励市场消费。在已出台的减免税费等纾困解难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激励社会投资。他建议，去年以来的"一刀切"式地产调控政策应予以调整。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xx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推动建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同时，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推动居民消费。

此外，他认为，化危为机，还需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xx应针对困局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率先从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的增长路径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型，真正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一季度南京、苏州等龙头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最快，已体现了一种良好的趋势。为此，xx各地还应保持去年以来的良好势头，继续吸纳全球的创新人才。

骆祖春分析，近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针对疫情下国外需求不确定性增强、国内企业普遍遭遇困难的现实，先后推出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绿色金融支持工具等一些政策工具，使得稳健的货币政策变得更加灵活，政策发力更加靠前。xx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居全国前列。3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比年初新增万亿元，同比多增1354亿元，新增额居全国第一。但是，他认为，xx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担负国家经济的"压舱石"作用，xx金融业还应继续凝聚政策合力，在落实省政府"苏政40条""苏政办22条"和人民银行、外管局23条政策的基础之上，推动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特别是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这是拉动投资和消费的"源头之水"。

xx省社科院社会政策所所长、xx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龙认为，在国际地缘冲突和国内疫情散发的双重压力下，一季度xx经济增速虽未能"高歌猛进"，但也基本实现了"就业稳、物价稳、消费稳"，再一次体现了xx经济的"韧性"。韧性，即抗风险能力，不会因为"大风大浪"而出现大的波折。一季度北方部分能源大省名义增速颇高，其实也暴露了其经济发展动力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而xx不同。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在海内外逆境下，支撑经济增长的二产、三产都保持了一定增长，这与近几年xx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密切关系，韧性因此显著增强。

他认为，随着上海等地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可以预见，xx以及长三角地区未来几个季度将会逐渐迎来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但俄乌战争与国内疫情仍在持续，全球经济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对xx经济应对复杂多元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建议，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居安思危，形成常态化经济风险防控的意识及预案。企业更须继续修炼内功，增强竞争力，做好应对新风险的准备。

百年经济思想创新的深刻阐释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指引着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前景，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壮丽凯歌。总结党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历程和基本经验，由顾海良教授和邹进文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从经济学的角度，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的研究和写作，日前已公开出版发行。

该著以编年史为线索，回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理论脉络、历史脉络和逻辑脉络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著作的出版，对于以史鉴今，弘扬优秀经济思想，繁荣学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该著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主题和真谛。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先进知识分子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百年来一以贯之地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全书坚持这样的主题，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经济思想的探索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实现了党的经济思想史和实践奋斗史重大主题的统一。

该著坚持以唯物史观总结党的百年经济理论创新史，提供了编撰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范例。全书坚持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令人信服。正如该书所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和把握发展规律。"该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探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方法论启迪。

党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总结党的经济思想史，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前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阶段新任务，挑战和机遇并存。该著作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牢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初心和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特征

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效率，给社会和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进一步加深了实体经济数字化的改革。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受益于企业，受惠于人民。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体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体现在融合发展规模及速度方面。总体趋势上，融合规模逐年上升，融合进度加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助力。其融合水平主要体现为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由于信息技术的注入，使我国传统产业遇到了新的机会和挑战，在转型和升级中，重新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数字经济规模加快发展。2002年数字经济规模为万亿元，到2020年达到万亿元，增长了32倍，增长速度远超GDP，而产业数字化规模从万亿元，上升到万亿元，同比增加53倍。2012年，由于国家政策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推动，一些优秀的信息化企业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如东阿阿胶、海尔集团等，逐渐加深对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015年国家倡导"互联网+产业"，该方案促进了第一批制造业、农业等实体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随后，电子商务、平台和共享经济等服务业相继进行新旧模式的转换与接替，以产业数字化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得到进一步加深。2015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推动了数字化与实体企业的有效结合。201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例达%，2014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50%。2017年，国家确立了实体企业数据要素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方式，力促"两高一低"企业升级，企业加大对大数据的重视和投入。中国信息通信院的调查显示，在受访企业中有一半在2017年对大数据的投入比2016年提升%。其中，投入提升超过50%的企业占%。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投资进一步增长，其中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增长了%。

第二，体现在融合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在数字经济内部分类上，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规模逐年扩大，但是产业数字化增进速度优于数字产业化。2002-2005年，两者规模相当，均占数字经济规模的50%。从2006年开始，产业数字化规模迅速增长，到2020年，其规模占数字经济规模比例达到%，远高于数字产业化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产品、技术和服务与数字化融合并渗透到各个传统产业之中，传统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下效应逐年提升。在三次产业结构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低到高的特征。2016年数字经济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渗透系数为%、%、%，到2020年分别增长到%、21%、%，约为1∶2∶4，分别增长了、、个百分点。显然数字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增长比率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处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领先地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多企业利用大数据对接生产与服务，倒逼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新业态新模式转型升级。服务业，尤其是电子网上消费、信息共享等模式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2020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上升到万亿元，占总社会零售额的30%，比2016年增长近20%。在线教育用户比2019年增长了22%，在线远程医疗服务规模达到940亿元。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工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领域，无接触生产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2018年生产设备、关键工序及设备的数字化率分别达到46%、49%、39%，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工业数字化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产能得到提升，生产成本逐年下降。

第三，体现在区域发展方面。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的通知》精神指引下，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在各省市相继出台，使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得到了更进一步优化。2019年各地区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均超过60%，西部部分地区占比接近95%。浙江、xx、广东等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浙江、xx等地区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2万亿元，广东省达到万亿元。但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呈现东强西弱、南优北劣的状态。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沿海沿线省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高，新兴的信息技术相对前沿，拥有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平均值为，东部地区达，其中xx融合指标分别达到、、，已连续两年位居前三。中部地区也在平均值之上，达到。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传统产业发展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与东部地区相差比较大，数字经济融合指标只有和。总体上，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融合发展水平上逐年提高，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了实质进展。在产业结构上各区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地区间融合指数差距较大，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服务业数字化指数平均值为，广东省的指数达到，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也达到和，远超其他省份。西藏、宁夏、xx等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化指数相对较低，分别为10、、，处于全国最低层次。工业数字化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差不大，"两化融合"指数平均为和。安徽、浙江位于工业数字化的首要地位，指数分别达到、。这也表明，中部地区在传统工业上积极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云南、陕西等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较弱，但在装备数控化率指数上发挥后发优势，反超中部地区，实现在工业上的数字化加速升级。在农业数字经济方面，全国农业数字化平均指数为，安徽达到61，远超其他省份，成为农业数字化领域的"排头兵"，西部和中部优于东部地区，广西、西藏、湖北等地指数达到40以上。

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加快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积极顺应数字化浪潮，多措并举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增长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围绕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长江经济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新时期大力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数字经济本身作为一种依托科技力量、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式，低耗能、低污染的典型特征必然能够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培育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要求。

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需求尤为迫切。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生产总值连年攀升。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表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资源环境压力较大，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尤其是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政绩而忽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导致环境质量和资源状况堪忧。在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问题：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程度不高、统筹规划的力度不强、数字技术成果的转化不够到位、没有对绿色低碳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等。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崭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数字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发展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也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注入了活力。

从顶层设计上谋划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规划，加快出台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规划。目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快速发展，部分省份及城市也相继出台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日益重要，各地区应当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相关文件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地区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出台符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举措，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强度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并增加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金融等数字行业，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各级政府要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支持引导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为各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强化政策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一体化发展。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也越来越紧密。对于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而言，打破固有的要素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现状是关键，各地区可以适时出台区域性的发展纲领和文件，共同制定具体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确定不同地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等，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提升政策的协同性、有效性。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群应当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数字项目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实现跨界合作、异地合作，鼓励更多的数字产业和绿色项目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深度融合

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尤为重要。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直接方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尽可能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污染排放。二是居民层面应当增强环保理念和环保意识。其中，数字化助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数字经济可以为能源结构优化赋能。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成为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掣肘，升级传统的能源消费结构势在必行，利用数字经济来支持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环境保护，实现预期的碳减排目标。数字经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高质量生产要素，并拉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实现高效配置，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政府部门应当精准施策，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系统。从供应端的角度继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推动产业结构脱煤、脱碳，激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对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的动力，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绿色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生产环节，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往往通过大量的要素投入来实现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将节能环保技术与企业生产全流程充分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还能精准研判和分析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强能耗监测和管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数字生活引领绿色低碳新风尚。以数字货币、线上支付、5G技术为具体形式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更多的居民直接参与到绿色发展中。首先，支付宝、微信等数字支付方式直接取代了线下支付，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也为绿色低碳生活奠定了基础。其次，数字经济发展给绿色消费架设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平台。必须利用数字技术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平台，积极拓展绿色消费服务和产品，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低碳生活和绿色发展中。近年来，支付宝、微信等开展了一系列的低碳环保活动，如蚂蚁森林等，鼓励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传播了绿色发展、数字低碳生活理念。不过，部分农村地区和老年人还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因而不能熟练地使用线上支付方式。因此，政府部门要根据各个地区和群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举措，不能忽视这一群体在适应数字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尽可能消除数字鸿沟。

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气候谈判"为标志，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大趋势与时代潮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必须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如何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永恒课题，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义就是要破解全球环境气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大空间。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球环境气候治理的综合引擎。全球变暖势不可当，《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摄氏度，二氧化碳浓度已超过410百万分比浓度。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做出碳中和承诺，这意味着未来绿色可持续经济低碳竞争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正朝着绿色低碳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绿色低碳经济正成为国际经济增长引擎，一个国家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主导性和发言权，其关键性支撑力量之一就是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竞争力与创新力。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双碳"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绿色低碳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中和相结合，迈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步伐加速，中国必将在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探索如何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历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是对工业文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内生动力机制，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发挥政府、市场双轮驱动作用，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核心的绿色低碳革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我国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践行者，也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大国，理应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人类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努力推进全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满足共同富裕要求的时代选择。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之一，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发展的可持续性意味着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要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力资本、技术、资源与环境高度耦合的现代化过程，本质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可持续性问题，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协同推进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行动路径与战略选择。

全方位保障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培育未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全社会各行各业技术跨越式进步、产业跃迁性升级、消费提档升级高质量协同，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向前，既有难得的时代机遇，也有严峻的现实挑战。统筹推进区域、产业绿色低碳协调，在供需两侧形成优势互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用改革创新的方式做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策略、技术与资金保障。

制度保障。加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保障。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一是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面向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绿色低碳经济法案。二是强调以绿色低碳环保产业为重点，加快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升级、提高服务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带动一二三产业绿色低碳升级。三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方式改造传统流通模式，规划建设绿色低碳仓储、统筹绿色低碳配送，降低"空载率"。四是加大政府绿色低碳采购力度，逐步将绿色低碳采购制度扩展至国有企业及全社会。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进一步拓展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果。

策略保障。能源系统在我国碳排放中占比约80%，是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能源转型。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向减少碳排放、增加碳清除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减少碳排放策略，即优化调整能源、产业以及生产与消费结构。二是增加碳清除策略。系统推进碳循环和碳汇产业开发，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森林碳汇能力、吸收碳排放。通过发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二氧化碳回收清除（CDR）等技术实现人类自身二氧化碳的排放吸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城市消耗近3/4的能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与集聚优势，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与环境治理能力，这也是保障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策略。

技术保障。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工业革命左右着世界格局的发展，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为代表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画上句号，西方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占领了世界发展的第一二梯队。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现已到来，这是实现中国与西方强国同台竞技的一次历史机遇。稳抓能源革命新机遇，依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将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引领世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中国转向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是发挥政府的引领推动作用，着力创新机制，完善激励引导、监督考核等各项机制。二是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服务国家战略，共推重大创新。三是加强国际绿色低碳技术合作，助力各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绿色复苏。技术创新在全球走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但由于开发这些技术需要耗费较高的研发费用，实验推广也需要积累实际运营的大规模中试数据，因此各国的协同合作是极为必要的。加速推进各国绿色低碳技术合作，构建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共同体，助力我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资金保障。以绿色低碳金融为抓手，促进各利益主体的协同合作，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构建提供资金支持。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在2020-2050年需要投资127万亿元。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认为，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万亿-万亿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139万亿元。发挥金融领域融资工具的灵活性，动员多渠道资金，支持绿色低碳产业项目，弥补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加强绿色低碳金融能力建设，汲取各国实践经验，实现绿色低碳金融自上而下的推广与自下而上的落实有效结合。一是以法令形式制定环境标准红线，确保绿色低碳金融项目投资符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客观评估拟投资项目的碳排放情况及其对空气、水源、土壤、生物多样性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影响。二是创新融资模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金融工具创新方面的细则落地，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扩展绿色低碳金融体系覆盖转型金融活动的范围。三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问责机制。明确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引入第三方绿色低碳评估机构，加强绿色低碳金融发展监管，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环境信息披露准则，完善绿色低碳金融风险防范的制度框架，积极推动绿色低碳金融在地方落地。

高校经管人才协同育人模式创新

2018年我国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服务人的现代化新目标。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开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并提出筹备卓越经济管理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推动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地方综合性高校应当以培养新时代经济强国建设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卓越经济管理人才为目标，以推进经济管理类专业内涵建设为抓手，紧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跟踪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动态，融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同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制定新文科背景下政产学研多元融合的经管卓越人才协同培养体系。

明确"以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目标。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瞄准社会发展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学校发展定位，通过校政合作、产学合作、教研合作等多元合作形式，着力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协同育人目标。实施服务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的"双服务"战略，搭建董事会、基金会、校友会三大平台，构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体系，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的"三类型"经管卓越人才。推进传统、单一、封闭、分割的育人机制向创新、多元、开放、协同的育人机制转变，实现理论与实践、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的五个统一，有效培育高质量复合型经管人才，拓宽学生就业发展渠道，提升学校教育服务贡献能力，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构建"多元融合"的协同育人体系。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以协同育人理念为指导，展开顶层设计，转变传统发展理念和思路，推动协同育人体系由单维治理向多元联合管理转变，联合国内外院校、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为经管卓越人才培养提供多渠道知识和能力供给。经管类卓越人才需要着重提高工程能力、复合能力以及国际化能力。高校应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形成各主体间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构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体系。采用师资交流、项目合作、短期课程、专题讲座、实践实训、课题协作和线上线下课程共享等方式，在专业方向布局和结构调整、课程内容和教材开发、人才培养形式改革、实习实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的融合协同，形成良性互动，建立利益共同体，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经管卓越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促进新文科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良性互动，解决人才培养中知识和技能来源单一、复合性不足的问题，实现"多元协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

探索"跨界交叉"的协同育人方式。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基于新文科理念，设计"跨界交叉"的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完善知识、提升能力、开阔视野、增强素质"相统一的交叉培养模式。立足现代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求，探索交叉培养方式，打通专业之间的壁垒和学科之间的界限，拓展复合型高层次经管卓越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方法。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可以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与自身需要培养人才，因此在培养目标上，经管卓越人才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其关键是要适应现代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开展全面深入的校企合作，形成长效的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全面培养熟悉中国经济发展政策，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敏锐商业意识的卓越人才。地方综合性高校可以组织一系列活动，输送大学生到政府企事业单位实习，到科研机构进行实训实验，参加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社会调研、学科竞赛、案例分析大赛，让学生跨界交叉实践锻炼，提升综合能力。

同时，通过构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双向流动机制，外派在职教师去政企事业单位挂职实践，提升实践能力；邀请政企事业单位的高素质人才来校兼职任教，参与课程和教材设计，兼顾学生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发展。

设计"多维递进"的协同育人进程。地方综合性高校应该基于整体的理念，科学构建培养理念、培养团队、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培养资源等"多维"人才培养体系，按照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逐级递进推动；宏观层面，学校与企业、社会进行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注重综合能力培养，充分尊重学生个性，自主参与政产学研平台提供的学科竞赛、课题研究、案例分析、实践锻炼和创新训练，形成整体性与个性化相统一的学习模式，完善渐进式经管卓越人才协同培养过程。中观层面，建立统一的公共基础平台和学科基础平台，在低年级侧重基础与通识教育，掌握经济学与管理学相关通用基础知识。中年级加强专业与实践能力培养，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高年级突出卓越与创新能力教育，综合应用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教育等手段，使学生全面协调地发展。推行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三阶段递进培养模式，实施整体性、分段式、递进式培养，循序渐进推进学生学习深度和广度。微观层面，从专业层面构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辅助卓越人才协同培养。

构建"多位一体"的协同育人保障体系。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协同创新效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紧密、稳定、深层次的"多位一体"保障机制，包括创新激励机制、质量监控机制、动态评价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保障约束机制。在机制保障、平台引领下，融合政府、学校、企业、校友、学生多方需求，逐步建设特色鲜明的多元化教学条件，打造立体式、全方位的协同育人体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创新并实践政产学研协同培养机制。通过制度化的管理，规范高校和企业在合作育人中的职责，约束各方的行为，保障各方的正当权益，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和协调机制的关系，做到相互呼应、相互补充。

在新文科背景下，地方综合性高校需要以"多元融合、跨界交叉、多维递进"路径探索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集合政产学研各类组织加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经管卓越人才的培养，要以提升多方面素质能力为培养目标，发挥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使学校和企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将卓越人才培养作为双方共同目标。要利用"研究、案例、实践、创新"等教学内容对学生实施多维度、立体化、综合性教育和训练，开展多阶段、递进式、个性化的培养机制设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正确认识并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

2022年4月，围绕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并强调"要加强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资本具有二重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内容，"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源自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其消极作用"源自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以及"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这些表述实际上已经划定中国资本治理理论或资本调节理论框架，这是更高水平上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认识资本二重性是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理论基石。众所周知，劳动二重性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这源自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生产力属性；抽象劳动，蕴含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比较，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生产关系属性。以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为基础的资本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生产力属性；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生产关系属性。对于资本来讲，提高生产力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单个资本要获取更多利润，就必须不断推动自身生产力进步，使自己的生产力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以更廉价的方式生产同种商品，在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简言之，资本对利润的渴望，是通过生产力进步为手段来实现，生产力进步似浪潮般不断涌动，单个资本以自身生产力进步来获取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行为，会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平均水平。这会导致一个总体性后果：社会总资本平均有机构成提高，机器排挤代替工人，长期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表现为一个趋向下降的总体趋势。马克思将之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其本质，就是资本二重性矛盾。

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解和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资本关系，发展起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三大资本形态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资本结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类资本，是"资本二重性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形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形态，转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资本形态"。资本只要存在，自身固有的资本二重性及其矛盾就不会消失，但会发生历史转型。现阶段资本结构中体现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它们在整个资本结构中的比重和主导作用，决定着中国特色资本结构动态演进的历史方向。

资本治理理论是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实践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利用和驾驭具备二重属性的资本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更要在发展过程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就决定了党和政府要有效应对资本二重性及其内在矛盾，实践已然要求加快构建资本治理理论。

第一，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党的经济工作能力现代化，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党委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大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推动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经济工作能力现代化，我国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资本要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安全、国家重大战略、优化生产力布局、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人民需要而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必须聚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不能偏离或背离这一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发挥资本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发挥各类资本作用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首先，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与合作程度，取决于所有制的具体结构，取决于哪种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在中国特色资本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我国资本和劳动之间并非对抗性关系，而是具有较强的合作性。其次，三大资本形态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具有强大的合作共赢特征。例如，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对我国机场、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高效廉价的基础设施条件给非公资本在国际资本之间竞争中构筑竞争优势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条件，扩大了非公资本的盈利空间。与此同时，非公资本在产业分工合作中所具有的灵活高效，也极大提升了国有资本效能。

第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发挥非公资本作用的根本要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含义，正是在于如何从理论上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资本，如何从实践上更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资本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必要前提。非公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自行扩张的无序性，表现为在利润导向下可能不断脱离实体经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反对非公资本各种形式垄断的必要前提。垄断能够允许资本获得垄断利润，从而适应资本不断攫取更多利润的本性，而非公资本的不断扩张已经表现出垄断趋势，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作为新兴企业形式，以数据垄断为主的垄断行为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垄断的新特征。只有构建起新型政商关系，党和政府才能对来自非公资本的垄断进行调节、进行管理，才能坚决抵制凭借各种形式的垄断来攫取垄断利润的行为。

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待经济问题，善于用系统思维分析解决经济问题，掌握资本二重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

以消费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国内市场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它包括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等多个层面，承载不同区域和三次产业发展，支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循环流转，体现一国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纵观工业化以来各国的发展历程，消费作为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求，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市场规模扩大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而且能够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旨在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以消费为支撑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未得到有效遏制，全球经济复苏压力持续存在。受人口规模和结构、市场化改革、工业化进程、技术创新、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市场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综合研判国内市场的发展形势，我国亟须从市场制度、市场环境、产业结构、业态模式、对外开放等方面入手，推动消费全面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完善市场制度激发消费活力，夯实国内大市场的要素根基。劳动力市场发展支撑了消费市场的壮大。当前，由于受到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等因素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流动性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反映到消费市场则存在由于收入差距而导致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引导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通过扩大就业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国内大市场的劳动要素流动机制。改革人才教育培训制度，加强教育培训投入，有效增强我国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与国内大市场发展需求相匹配，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

当前我国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差距较大，阻碍了规模效应的发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要着力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制约国内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统一国内市场规划和标准体系，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强全国骨干流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畅通国内市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做大做强国内市场。

以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服务升级实现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大市场质与量同步增长。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先天具有国内市场容量大的优势。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阶段。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不仅能够为生产企业带来创新试验场，也能够有效降低生产的边际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以服务业发展支撑服务消费升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服务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2015年，我国服务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超过50%，同时，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首要动力。与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消费水平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正处于从商品向服务升级过程中，大量服务消费需求尚未被有效满足，服务业与服务消费双升级成为大势所趋。要在调整、优化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业、旅游业、交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文化娱乐业等，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以消费需求变化为导向，从第三产业内部均衡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完善投资结构、创新产品技术，开发适合各消费群体需要的服务，优化有效供给，促进居民服务消费增长。推动医疗、教育、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服务消费品质。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夯实新型消费基础。数字技术创新带来市场变革。生产创新与消费升级相互影响，新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社会生活。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和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为推动经济循环提供新动能。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技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融合创新为导向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其在更多新场景的普及应用。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推动工业与商业、金融、教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业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活力，引领新型消费发展。

提升开放水平增强消费市场吸引力，为国内大市场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国内市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与海外市场在贸易、投资、金融、自然人流动等领域的紧密联系。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和引领者，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了空间。当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商品消费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扩大开放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市场的影响力。

进一步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放宽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服务领域市场准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对国外市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的吸引力，形成国内外各种优质要素向国内聚集的"虹吸效应"。推进技术标准、法律法规、认证体系、社会责任标准等标准和市场规则的国际国内对接，促进商品和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自由流通，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对接。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成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彰显我国历史文化、现代商业文明等综合实力，增强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建设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广大经济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经济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还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内涵、开辟了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理论飞跃。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要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持续深化其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经济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这要求"十四五"期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以中国经济学教材、手册、年鉴建设等学科基础项目为抓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学科体系建设重在基础建设，一门学科的教材体系、研究手册、年鉴、文献数据等是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要从这些基础入手，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融入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优势，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要求，以《经济研究》编辑部为主要组织单位，正在编撰《中国经济学手册》，相关条目已从今年《经济研究》第一期开始以专栏方式刊载。同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为主要承担单位，着手组织《中国经济学年鉴》和《当代中国经济学》教材的编写。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手册、年鉴的编撰，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和要求。

二是以重大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将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创新的核心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给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实践土壤。经济学学术理论体系创新，需要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用中国经济发展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用中国经济实践深化中国经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等。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中国经济学要围绕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通过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不断创新完善学术理论体系、研究组织体系、平台支持体系、评价考核体系，推进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自2020年开始，充分发挥经济学科齐全的优势，集全所之力每年围绕一个重大问题进行集体攻关，形成年度《中国经济报告》，已完成出版"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两个主题报告，今年的年度《中国经济报告》主题则为"促进共同富裕"。

三是以推进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为基本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统领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创新，要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通过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的创新工作，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坚持研究与普及并重，坚持破立并举、以我为主、融通中外，将中国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和话语优势，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需要强化对政治话语的学理化研究，运用经济学的学科概念、范畴和理论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阐释，形成富有学理性的表达方式和风格。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学术期刊为平台，积极推进和努力引领中国经济话语体系建设，发表了大量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学术论文。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需要，也是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引领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