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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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1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一年来，局党组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全局工作总体规划并摆到重要位置，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条主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明确了党组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严实实行“一岗双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全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实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定期研究部署。局党组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及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1月，召开局党组会议，研究安排部署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主体责任意识，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中局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职责分工。年中召开党组会，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半年工作情况汇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年末通过年度考核会议、民主生活会等进行总结部署。二是强化责任分解，层层传导压力。建立“一把手”负总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一把手”做到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事项亲自督办；局党组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形成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分工负责、齐抓共享的合力。一年来，局党组主要领导与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与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共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10份，做到了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三是强化考核奖惩，推动工作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与文旅业务工作紧密挂钩，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情况纳入年底实绩考核并强化结果运用。日常工作中，加强督促检查，时刻敲响警钟，预防腐败现象发生，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落到实处，有力推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强化理论武装，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局制定了2019年干部职工学习计划、《**领导班子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澜文旅党组〔2019〕11号），按照教育内容和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提高每个党员干部拒腐倡廉的意识。一是深入学习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以学习中央省、市、县纪委有关会议精神为契机，把《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纳入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和党员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促使党员干部熟练掌握制度规定，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不断增强执行纪律规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我局把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全会，以及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作为加强党员干部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坚持把《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基本教材，采取党组会、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支部“三会一课”等形式，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不断推进学习贯彻新思想新理论往深里走、心里走、实里走，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理论武装，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全年共集中开展学习***次。三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在前期先学先改、问题整改的基础上，提高站位抓谋划，精心组织抓推动，强化保障抓落实，确保了主题教育超前谋划、动员部署、示范引领、责任落实“四个到位”。坚持“大学习、大调研、大检查、大整改”为契机，以集中学习、专题研讨、调查研究、边学边查边改为重点，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深入有序开展。特别是通过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党组书记为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为主题的党课等形式强化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深刻对照反思，坚守初心使命，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提振了干事创业精气神。四是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活动。采取集中观看“巡视利剑”警示教育片、邀请单位法律顾问讲授“国家工作人员常见职务类型犯罪浅析”为主题的法律知识讲座等形式，告诫文旅人员廉洁从政，时刻绷紧廉政之弦，做到不忘初心，警钟长鸣。同时，开展廉政党课活动，通过开展“党支部主题党日”、到扶贫点芒云村开展“互联共建”等活动，“一把手”带头为党员干部讲授廉政党课，增强党员干部廉政意识。一年来，开展“党支部主题党日”11期，讲授党课4次。

（三）理顺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针对机构改革后职能职责调整以及人员结构优化实际，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不断保密制度笼子，坚持用制度管人管物管事，今年共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24余项，切实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衔接有序的惩防体系。一是进一步建立完善学习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心组、党支部、职工学习制度等制度，并及时制定学习计划，积极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省、市、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文件及刊物，不断增强机关干部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使其思想上筑起坚固防线，以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二是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坚持“三重一大”事项由局党组会议集体研究，并邀请县纪委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领导出席指导，按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集体决策，不仅确保了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增进了班子团结和成员间的友谊，使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提高，合力得到增强，有效预防了腐败发生。三是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局党组书记首先带头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认真学习党纪政纪条规和《廉政准则》，自觉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在规范自己言行的同时，管好了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家属。

（四）强化作风建设，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回顾2019年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文旅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县委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一是“四个意识”树得不牢，少数干部职工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二是对“四风”整治的长期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的准备还不十分充分。三是责任落实有差距，常常抓、常常紧的工作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四是日常监督有差距，对党员干部的督导、检查、提醒还有待加强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局将积极采取措施，一一进行整改落实，以工作的成效体现整改的实效。

三、下步工作计划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局将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四中、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的部署要求，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文旅业务水平和部门形象提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一）坚定不移加强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率先垂范，从严监督各支部和党员干部不折不扣落实党章、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始终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作为长期坚持的必修课，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教育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坚定不移加强纪律建设。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早抓小、惩前毖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突出以案明纪、以案释纪，引导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为标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知敬畏、守底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把纪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用纪律校准思想之标，调正行为之舵。从严查处触碰纪律“高压线”、违反“六大纪律”的行为，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2

[关键词] 胡风；“五四”观；主流；反封建；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85-06

胡风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时，与同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五四”风潮极深的濡染。在自叙传《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印记》一文中，胡风袒露心迹，承认“五四”新文学对自己影响甚深。特别是《湖畔诗集》和王统照小说集《一叶》，时过境迁，仍使胡风感念不已：“前者教给了我被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里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①这两种著作之外，胡风衷心挚爱的是鲁迅的《呐喊》。如果说前两者浪漫唯美的审美风格促发了胡风诗人的气质，以及日后对美、感性以及人道、人本主义思想的执守，后者则更进一步地锻造了胡风作为启蒙主义文艺人士的文化品性。

胡风从“五四”新文艺中获取的文学趣味，形成的文艺思想、精神品格，又反过来成为后来胡风重述、认识、想象和评价“五四”的基点。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在其文艺随笔、文艺评论、理论著述、演讲稿、谈话录、编辑手记，甚至50年代中期以后身陷囹圄所写的思想检讨、旧体诗词中，“五四”始终是胡风反复谈及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在胡风毕生与之纠葛不休的左翼主流思想视阈，“五四”因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也是其不断解说的对象和话语整合的重要资源。如此一来，如何看待“五四”，已然成为胡风与左翼主流分歧及冲突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后人探识胡风思想及命运难以回避的重要角度。

一、“五四”总主题认定的趋同

“五四”以后，关于“五四”运动的缘起、性质和主题，各种身份、立场的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根据周策纵的总结，这些观点大体分为三类：其一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其二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即以为首的的观点，主要认为“五四”运动毁坏了民族传统。其三是以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476486周策纵的概括较为全面准确，不过在第三点中应补充说明，即《“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并非首创，而是其对和瞿秋白观点的继承。在1924年5月1日的《这一周》一文中首次把“五四”运动认定为反帝运动：“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2]这一看法得到了瞿秋白的响应。他在1925年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强调：“，一方面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3]1932年的文章中，瞿秋白又补充了“五四”“反封建”一条：“‘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4]至此，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瞿秋白的阐发中已经成形。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把这一说法进行加工，使之更加鲜明和完整。

事实上，“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包括大学教员、学生领袖、普通学生、市民、工人等，在当时并未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识。在后来的追述中，胡适、罗家伦、张太雷、、许德珩、王统照、邓颖超等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运动彼时仅是一场排日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此外，由于诸多学者如胡适、周谷城、瞿同祖、钱穆、梁漱溟等认为“封建社会”仅仅是商、周时期，秦以后各王朝并不属于封建制度，因此，“五四”运动“反封建”一说亦多有争议。[5]这些从侧面证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说法，乃是源于中共领导人从特定政治视野所作的追认、重释和升华。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第28卷 第5期 谢 刚：“存异”难以“求同”胡风是认同“五四反帝反封建”一说的。考察胡风的著述可以发现，胡风首次使用“反帝反封建”一词，并将其与“五四”联结，是在1935年7月所作的《怎样前进一步》一文中。胡风借讨论“白话”与“大众语文建设”的关系，指出“白话”曾起到过反帝反封建的作用。“白话”显然隐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后，在《五四时代的一面影》一文中，胡风明确提出“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同时认为，“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①。从时间上看，胡风的观点不可能受到的影响，而可能是从、瞿秋白的论述中获得启发。无论为何，胡风关于“五四”运动主题的认定，算是从此确定下来，后来再没有任何改变。由此可见，胡风关于“五四”运动总主题的看法，与中共的权威认识完全一致。这使得胡风日后在内心深信不疑：自身所恪守的“五四”观，与中央的正统理解没有本质不同。建国后当林默涵敦促胡风从“五四”观上作检讨时，胡风的检讨始终不得要领而难以过关，即导源于此。甚至于胡风一再拒绝思想改造，积极上书中央，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浑然不觉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象，其实都可以从胡风对“五四”总主题的自信认定中，窥见其心理根源。

二、对“五四”领导者的认识偏差

谁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的问题，事关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因此，关于领导者的问题，与总主题一样，也是各政治派别争论的焦点。周策纵的分析曾指出各型意识形态对“五四”领导者问题的渗透和占据，同时表明后来被中共所确定下来的表述，确实脱不开建构的性质。[1]497498早在瞿秋白那里，“五四”运动是被定位在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归属于资产阶级：“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6]247但是瞿秋白同时指出，这场运动也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并在其中“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6]248。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造就了相应的社会群众基础，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显然，瞿秋白为中共关于“五四”领导权的权威说法奠定了基础。到了历史学家华岗那里，终于明确下来：“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主要的领导力量。”[7]

起初，胡风关于“五四”领导者的看法与瞿秋白颇为相似。胡风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①但是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中作了检讨：“‘以市民为盟主’的错误提法，……违背了的分析，甚至和我自己对于的革命内容的理解也自相矛盾了。”[8]到了晚年，胡风仍然认为：“这个提法犯了逻辑上的大错。市民是指资产阶级。五四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但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盟主），而不是资产阶级。当时，执行思想领导任务的《新青年》，在1919年某期上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中国革命的领导思想更明确了。同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药》，痛烈揭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同期发表了他的杂文《圣武》，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有主义的人民’。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 ②

表面看来，这种修正趋同于中共对“五四”的认定，实则并非如此。与华岗上述正统的“五四”观相比，修正后的胡风观点仍有一个偏差。这个偏差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政治身份。

如上所述，华岗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胡风看来，“五四”的鲁迅已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理所当然地居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行列。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了鲁迅以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胡风把鲁迅纳入“五四”领导者之列按理说不应得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依照左翼主流的理解，鲁迅在“五四”时期政治上只能算是一个信仰进化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战士，与共产主义者尚有距离。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定下了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权威看法。在瞿看来，“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6]536变化是在“五卅”前后，“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6]540“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6]546瞿秋白的鲁迅转变论为日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胡绳、艾思奇、陈涌等人所沿用和演绎，成为不容 辩驳的主导结论。左翼方面认为，鲁迅精神道路的两个阶段是“五四”以后两个历史时期划分的必然反映。1927年以前，共产党人的革命还伴生在国共合作的联合阵营中，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与此对应的文坛则处于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革命潮流中。1927年以后，国共决裂，左翼政治势力开始新的革命历程，文学革命随即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变，后者顺势成为文坛主流。鲁迅的思想发展必然与上述情势同步相随。显然，只有把文坛领袖的鲁迅纳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洪流中，才能突出左翼政治的威力和左翼文艺的魅力。更内在的，只有把鲁迅的思想演变描述为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发展态势，才能彰显革命现代性的雄辩逻辑和不二法则。从本质上说，历史分期是左翼赋予某一历史时段以特定历史意义的必然手段，能够突出左翼作为历史主宰力量的基本命题。在左翼的历史观中，现代历史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介入，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清晰地道出了划分历史阶段的潜在意图：“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9]分期即表征着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占据，意味着新的历史法则的诞生、一套理解历史的方案的重构，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无规律和无方向的否定，并对其他历史发展逻辑进行压抑和排斥。在历史分期这一点上，胡风固执己见，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分期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胡风认为，鲁迅经过漫长而深入的亲身实践，从具体的生活经验、精神探索及心理体验中，在“五四”以前即已完成了个人主义（包括浪漫主义、尼采学说）向共产主义的觉醒和蜕变。“鲁迅转变论”不仅无视鲁迅早期的思想实际，更在促成“认识可以脱离具体实践”的错误论断。由此可见，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描述和判断，只是胡风意图的第一个层面，胡风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借此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个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抵达真理，所谓实践出真知。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只有实践才能使人在体验中产生认识，从而确保作品的思想意蕴能够藉由美学方式实现有效传达。否则，作品的思想主题便无法深入人心，甚至思想主题本身也可能是“泥于名而远于实”。胡风终身拒斥的，在认识论上，就是脱离实践、仅凭理论习得和逻辑推理的求知过程；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错误创作倾向。这两者错就错在作家放弃了“主观战斗精神”，没有与社会现实和创作对象进行“相生相克”的主客观化合。缺少这一程序，作家深切的情感体验无法启动，而没有在体验中熔炼出思想认识，作品的思想内涵必然流于概念化，作家的主体姿态和人格必将随之虚伪化——这无疑是对“五四”精神正脉的偏离。

在政治上，胡风青年时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自己属于左翼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面对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胡风与共产党人一样，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扶危济困的革命真理。在文艺上，胡风则完全服膺于鲁迅，视鲁迅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导师。在胡风心目中，政治与文艺，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在现代中国，这两者尽管诉诸不同路径，但根本目的却没有不同，都是为了开启民智、教化人心、移风易俗以致救亡图存。因此，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思想，是属于二元一体的同质关系。胡风认为，青年鲁迅在上下求索的启蒙实践中，必然与同为救国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相逢。也只有如鲁迅这般，经过深切摸索之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之用以救国救民。而左翼认为鲁迅的转变是在与左翼发生争论之后，通过阅读蕴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才发生的，这在胡风看来，无疑把对马克思主义接受、消化和吸收简单化了，也否定了鲁迅前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意义。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陷入公式主义、本本主义的陷阱，致使革命者囿于教条，误入歧途。在文艺上，胡风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与鲁迅的文艺方向是殊途同归的。可见，胡风把鲁迅与等马克思主义者并举，同归为“五四”领导者行列，正是根源于胡风“鲁迅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客观上却构成了胡风对主流定见的违抗和挑战。

三、对“五四”历史意义阐发的歧见

胡风对“五四”的考察，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给予了认定，将其视为由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工农大众加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然而，政治上的认同不过是胡风“五四”观的起点抑或背景。由于对文艺身份的自觉认同，胡风更多地把“五四”纳入文化/文学的层面来追认其历史意义。胡风当然重视“五四”政治意义的解读，但胡风更愿意从文艺的角度来加以落实。“五四”的政治意义与“五四”文化/文学史的意义往往被胡风捆绑在一起。胡风甚至认为“五四”的政治意义必须从“五四”的文化/文学史意义中才能彰显。而在左翼政治视野中，“五四”历史意义的显现程序恰恰与胡风相反。“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必须在政治意义的彰明中方能得到清晰呈现，后者实乃前者的参照系和度量值。如果没有后者作为定位指南，前者便会偏离正确方向，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基于这一理论前提，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0]

“五四”文化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归属完全取决于它的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只能在政治范畴中，同时也决定了“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只能是“五四”政治意义的附属和注脚。而在胡风看来，尽管文学/文化的意义不能完全脱开政治意义存在，但后者是依附或者寄生在前者身上的。如果“五四”新文艺传统没有得到恪守和捍卫，那么“五四”的政治意义将难以延续，甚至不复存在。

在具体检视“五四”时，胡风往往偏开政治维度，而单单专注于“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这从胡风对“五四”的命名即可见一斑。胡风说：“，一般地被称做中国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①胡风在此强调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潮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这一理解则使得胡风在把握“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时，更侧重于强调“反封建”的一维。胡风并不否认“五四”文艺“反帝”的一面，只是认为“反帝”应该凝结在“反封建”之中，或者说，“反封建”是“反帝”的前提。如胡风所言：“借用‘人的发现’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的历史意义，虽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①胡风认为“五四”时期写实与抒情两大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是启蒙的文学，在现代意义上发现了“人”的个体价值，并参与了“人”的现代塑造。这与文化上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中对人的发现是相互呼应的。显然胡风承传了鲁迅的“立人”学说，主张“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在此基础上建立“人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取决于人的启蒙、自强和抗争。胡风曾重提鲁迅那句在抗日背景下显得刺耳的名言：“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①无疑旨在说明，实现民族独立若不预先清除封建意识，便不能取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反封建、“立人”才是“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的根基。胡风说“五四” “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① 。“反帝”在这里仅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引子、先声或触发机制，更加凸显了社会变革的内部需求。民族解放有赖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觉醒，民族主义必须以争取个体价值为前提才能健康发展。

因此，“五四”更根本的传统在于反封建。而反封建的要求，尽管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层面，但更主要体现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内在诉求。易言之，制度范畴的反封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观念体系的反封建。在胡风看来，“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根深蒂固地纠结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从社会意识中涤荡落后陈腐的封建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制度方面的革故鼎新只能是一句空话。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破旧立新和全面革命，其任务最为艰巨，作用最为根本，意义也最为重大。不论社会矛盾如何更迭，时代形势如何剧变，反封建的社会文化使命，决不能有一丝动摇。反封建与文化/文艺立场，经历“五四”这一阶段后，已经凝定为一个不可拆解的统一整体。反封建即是坚持文化/文艺立场，反之亦然。胡风终其一生，与人发生的多次争论，无不根源于对“五四”反封建传统及文化/文艺本格立场的执守，而这种执守，又势必演化成对权威政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艺界内部关于白话与大众语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胡风以间接论辩的方式参与谈论并陈明了关于“反封建”的主要观点。胡风强调，建设“大众语”，不能盲目迎合“口语”，抛弃“白话”，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比较合用的‘白话’，目前是抢夺文言地盘的最重要的武器。”“反对掉了文言就是毁掉了封建精神所寄身的最毒的僵尸，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传播力量，使反封建的工作容易开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的部分胜利。”①胡风意在提醒在“大众语”建设过程中，不能放松对文言文的批判，不能无视封建思想的借机复活，从而偏离“五四”传统。

其次，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依循鲁迅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这一口号与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势下，文学既要服务社会政治目的，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爱国热情，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坚持反封建的启蒙立场。胡风说：“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都能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能减少甚至消灭他们的热情，力量；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害……这一切，是帝国主义的助手，是产生汉奸的社会地盘，是养成汉奸意识的实质条件，由这些所引起的一切社会纠纷应该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题里面。”①

胡风在这里明确指出，封建主义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是看得见的敌人，封建主义却是更隐蔽的元凶。即使许多政治家都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胡风依然坚持主要矛盾存在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内部。因此，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分裂投降固然是当时文学的重要任务，但主要任务还应该集中于扫除封建残余，促成民众现代意识的觉醒，如此方能取得抗战胜利。

再次，40年代初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争论是胡风保卫“五四”反封建传统的一次集中体现。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国统区、解放区等多名论者都作了或多或少的批评，重点是向林冰。向认为，在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中，民族形式的再造，只能脱胎于民间形式，而不可能来自于“五四”前后大量涌现的西欧文学形式；只要舍弃旧有民间形式的封建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加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容，民间形式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崭新的民族形式。然而，胡风以为，这势必错误地认为“五四”新文艺不能成为民族形式，“五四”文艺新运动是一次全盘西化的、脱离大众的失败的文学革命。与向林冰略有不同，周扬、郭沫若、何其芳、罗荪企图论证“五四”新文学与旧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周认为“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旧形式”[11]，郭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12]，何则认为“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的正当发展”[13]。胡风认为这些观点模糊甚至抹杀了“五四”新文学彻底反对旧文学传统的姿态，殊不可取。胡风指出，文学的大众化，通过简单机械的“民间形式+时代政治内容”，必然导致双重失败：艺术上不可能产生具有审美感染力的文学，思想上则会导致“农民主义、民粹主义死尸的复活”。胡风并不反对“五四”新文学从民间文学和传统文艺中汲取营养，不反对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文学的大众化。如何既实现大众化，又避免上述的“双重失败”？即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势下，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胡风认为作家必须牢牢地站在现实生活的本格立场，采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理解、批判、消化和改造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艺，写出含有“五四”精神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

最后，在40年代末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胡风借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倾向的批判，再次重申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封建传统，并有所发展。胡风对当时的统一战线作了自己的理解。胡风认为“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②。在文艺上，“统一战线决不是用取消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做交换条件，反而是为了在创作实践里面扩大这个传统的”②。显然，胡风进一步明确了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时的立场。胡风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契机，可以“抖去阻害民众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②，因此，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有义务通过作品把促动民众进步的契机变为现实。为此，作家在创作上应该避免“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歧途。胡风指出，主观公式主义在战争功利的极端诉求下，把文学创作降格为政治情绪的宣泄或政治宣传的附庸；客观主义则“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在作者自己的血肉的考验里面把捉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形象”②。两者均无法起到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效果。胡风认为，只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来创作，才能使民众读者获得灵魂升华，迸发出反帝的潜在战力。那种汉奸行为和分裂活动，在胡风看来，完全是封建意识使然，是缺乏启蒙主义教育的后果。胡风关于抗战文学的这些申述，无疑是对“五四”文艺精神的传承与拓进。

综上，在“五四”总主题的理解上，胡风并未“偏离正轨”，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以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误入歧途”。这一差异使胡风在“五四”观上无法与权威看法“求同”，胡风受到规训与惩罚，可谓在所难免。

注释：

①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128、669、744、622、636、128、70、408页）。

②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612、475、476、479、500-50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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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一周[M]//.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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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之阶级分化[M]//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华岗。史[M].上海：海燕书店，1951：160.

[8]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M]//胡风。胡风全集：卷六。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33.

[9]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M]//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16.

[10] .新民主主义论[M]//.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59.

[11] 周扬。对于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M]//周扬。周扬文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3.

反四风心得体会3

近日，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新的工作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一个个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抓，兑现了党的庄严承诺，带来了整体党风政风的根本转变。在取得作风建设巨大成果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反“四风”任重道远，容不得任何松懈和停歇。“四风”力量与反“四风”力量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反“四风”问题上松一松、退一步，那么“四风”问题就会得寸进尺、愈演愈烈。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四风”问题的新动向，不断清除“四风”问题的根源。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四风”问题的存在说明，一些领导干部仍未摒弃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一定领域仍易发多发。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恰恰是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仅危害党长期执政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干扰党内政治生活和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新时代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反“四风”问题的根本之路。此项工作并非一时之计，而是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战略性安排。

党的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推进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四风”问题新变种新动向严重背离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其实质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只唯上，不唯实，忘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要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四风”问题，打通作风建设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最后一公里”，以看到见、摸得着的作风建设成效取信取民。

推进作风建设必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查找“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整合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力量，精准打击“四风”问题的新变种，扼住“四风”问题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认请“四风”问题的行为规律和执纪要求，既要加强纪律教育，又要强化纪律执行，强化执纪的严肃性和威慑力，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要对屡屡发生“四风”问题的当事人以及整治“四风”问题不力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不断巩固和拓展作风建设成果，让作风建设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真政绩。

反四风心得体会4

阮德怀

敬爱的党组织：

对于腐败党和人民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只有将腐败压制下去我们党才可以长治、社会才会安稳。如今，中纪委官网在“每月e题”栏目主动发邀，请您来晒一晒身边那些披着“隐身衣”的“四风”问题，曝光那些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这也充分体现党对反腐的态度是多么的坚决。反“四风”，就是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应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因为这四种不良风气已经威胁到党的肌体健康，威胁到党风和政风建设，甚至威胁到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所以，在当前一个阶段进行反“四风”的教育，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和“传家宝”。当前，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情况的主流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的主流也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四风”之害，还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仍然比较强烈。“四风”之害，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当前群众最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抓住了“四风”之害，就能抓住要害、对症下药；解决好“四风”之害，就能使我们党的作风和党群干群关系有一个大的改观。反之，如果对其轻视小视、见怪不怪、听之任之，让其长期存在和蔓延扩散，必将酿成“千里长堤蚂蚁群居之患”，严重腐蚀党的肌体，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

近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积极贯彻落实，获得了初步的效果。然而，依然有很多地方我行我素、两面三刀，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四风”题目已成为顽疾，根深蒂固，而且是毫不在意。“四风”严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当前群众最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只有彻底解决“四风”问题，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如果听之任之，让其长期存在和蔓延扩散，必将严重腐蚀党的肌体，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