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刑法心得体会范文【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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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一篇】

刑庭在法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华法系的传统中，刑民是不分的，不是说将刑事案件当着民事案件处理，而是不管民事刑事，统统在刑事法律上进行规定，均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在现在，也是将刑庭称之为“刀把子”，是法院的招牌和门面。当前，正值“严打”，刑庭扮演着“惩治罪犯、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重要角色。

二、对刑庭庭长的要求

1、政治素质好

政治素质除了通常所讲的以外，还应当做到深刻领会当前的刑事政策，了解刑事政策的实质含义。法律是生命、政策是灵魂。既要依法，又要掌握政策。今年是严打斗争深入开展的第二年。严打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1）打击黑、恶势力；（2）打击抢劫等暴力犯罪；（3）打击重大盗窃活动。对于这三个方面的刑事犯罪分子，一经查实，就要坚决予以从重从快地判处。另外，对于原来的“七类”案件也要从重打击。

2、业务精通

作为刑庭的一庭之长，业务上自然要求比较精通，不但要及时了解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对相关的刑事理论也应当有所了解。比如对于共同犯罪，除了了解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以外，还应当对其历史沿革、各种学说、各种共犯形态、相应的处罚等理论进行了解和深入研究。只有如此才能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具体的案件，作出公正严明的判决。在我国，对刑事实体处理方面的理论研究是比较成熟的，但对于程序和刑事制度的研究，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思维的影响，还不太深入。作为一名刑庭庭长，应当对“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严格依法保证程序公正。

3、管理有方

管理，是一种艺术，除了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制度管人外，还应当将人性融入管理中。也就是说：应当认识到每一个在刑庭的工作人员都是人，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有性格特点。要寻求大家对制度的理解，做到真心遵守制度。庭长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另外，庭长也是分管院长的助手，要及时向分管院长汇报工作，认真落实分管院长的指导意见。对于授权案件，要充分放手，让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三、我的施政纲领

1、学习提高

每月安排2至3周的星期五下午组织全庭人员进行政治和业务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前的刑事政策方针和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比如，最近了全国人大对刑法的修正，就应当即时了解和学习。了解刑法理论。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只有多学，才能提高素质，也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希望院里能建立图书馆或者资助刑庭一笔钱购买书籍。

2、探索改革

新形势下对刑事制度有了新的要求，为了贯彻“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应当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具体是在刑事审理程序上，比如：刑事证据的开示制度，对于比较复杂疑难的案件，组织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开庭前进行证据交换，防止庭审时搞证据突袭或频频休庭。当前有的地方已经在摸索，但还未建立具体的规则和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再如：对刑事审理中的简易程序和对事实比较清楚、但可能在3年以上量刑而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实行简便审，应当进行探索和总结。并将研究成果制度化，充实和完善我们的刑事制度。还要对刑事证据规则进行探索，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的成功，刑事证据规则肯定也会进行相应的规范，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思路。因此，探索和改革将会是我担任刑庭庭长后主要的工作方向。

3、加强联系

加强横向和纵向联系交流。刑庭在法院中与其他部门最不同的地方在于需要与外部经常交流，法官、检察官、律师因具有相同职业特性和理念而被称为“法律共同体”，在司法部门中，对同样的法律事实，看法差距不是很大，在思路上，应当有着同一性。因此，在工作中，针对公诉机关和侦查部门存在的问题，定期交换看法，同时也征求其意见，达到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而不是相互拆台的目的。同样对上级法院的对口部门，也要经常进行联系，特别是进行相关制度的探索和改革过程中，更要寻求上级部门理解和支持。

4、当好管理者和助手

我当庭长后，要做到“以制度管人、以真诚对人”。做到“严而不厉、宽而不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且身先士卒，有疑难案件先自己办理。对授权案件放心由承办法官办理，协调出现的问题，将全庭同志团结一心，共同搞好刑事审判工作。同时，要当好分管院长的参谋和助手，认真落实分管院长的指导意见。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二篇】

2016知法守法敬法心得体会

农行桂林分行辖属灵川、阳朔、临桂、七星等各支行纷纷开展知法、守法、敬法演讲比赛、邀请专家开展宣讲活动、观看大型法制展览等，掀起知法、守法、敬法警示教育活动高潮，不断强化法规法纪和反腐倡廉教育，提升全行员工守法意识和素质。

该行警示教育活动以知法守法敬法为主题，重点开展学展板、图册、警示录，学《准则》和《条例》活动。将重要案防制度、《刑法》、服刑人员悔过书摘录等，制作成学习展板、图册，进行展示。重点掌握重要案防制度的基本原则、重要条款以及在案防工作中的意义和作用等。通过学习展板中展示的贪污、挪用、贿赂、失职、违法发放贷款、非法吸收存款、伪造金融票证等7种《刑法》中与银行从业人员密切相关的罪名及相关知识，重点掌握概念定义、构成要件、立案标准、司法解释、量刑标准等，强化法制意识，筑牢思想防火墙。通过观看图册中摘录的服刑人员悔过书，剖析服刑人员从萌发作案动机，到作案、潜逃直至服刑期间的心理活动和感受，让广大干部员工充分认识到违法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给本人、家庭、单位及他人带来的巨大伤害，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学习《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汇编的2015年以来的几起银行违纪违法案件，通过深刻剖析案件产生的原因及教训，用身边发生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教育干部员工引以为戒，防止重蹈覆辙，发挥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

农行桂林分行还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广大党员学习《准则》和《条例》原文，重点掌握全面从严治党中依规治党、德法相依的深刻含义，唤醒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组织意识。结合展板、图册、警示录中展示的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学习《准则》和《条例》中相关条款，重点掌握制定这些条款的目的意义和重要作用。

同时，要求各支行、各部室结合本行案件和违规多发领域，针对风险控制薄弱环节，梳理相关制度办法和操作流程，分别组织本条线员工学习与本岗位相关的规章制度，重点掌握本条线业务操作的风险点及防控要求。

为抓好学习活动，农行桂林分行在组织和机制上进行了保障。成立了由一把手挂帅的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成立了办事机构，统一组织开展活动。全辖各支行、各部门还通过组织督导检查、召开推进会和协调会等形式，密切关注活动进展情况，认真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指导、督促下级行完成有关工作，确保活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桂林分行对辖内不少于50%的一级支行进行督导，确保学习成效。

2016知法守法敬法心得体会

农行河池分行正式启动知法守法敬法案例警示教育活动。据了解，该行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是落实从严治党、从严治行要求的有效途径，是创新发展、防控风险、强化管理现实需要，是提升员工合规观念的必然要求。

本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学展板、图册、警示录；学《准则》和《条例》;学业务制度流程。活动为时三个多月，分组织筹备、学习教育、总结通报三个阶段进行。

为了开展好这项活动，该行提出六点要求。一是加强领导，成立警示教育活动领导小组。二是落实责任。通过组织督导检查、召开推进会和协调会等形式，密切关注活动进展情况，认真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活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三是严明纪律。干部员工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进行学习思考，做到学习有笔记，讨论有记录，确保学习内容、时间、人员、效果四落实。四是加强宣传。总结安排部署、组织学习、检查推动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运用正面宣传和反面教育相结合、理念引导和案例警示相结合，形成警示教育的强大声势和浓厚氛围。五是总结经验。认真总结活动开展情况，积累成功经验，弥补缺陷不足。既要不断提高认识，更要不断完善措施；既要实事求是评价成效，更要客观查找问题不足；既要注重工作层面的总结，更要注重思想层面的总结。要在总结中进一步深化认识，以总结促提升。六强化考核。将知法守法敬法案例警示教育活动纳入各部室及各支行月度重点工作计划。并纳入机关部室和各行的综合绩效考核。

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名人名言

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人而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 管仲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刘备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张衡

在一个人民的国家中还要有一种推动的枢纽，这就是美德。 孟德斯鸠

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 但丁

谁把法律当儿戏，谁就必然亡于法律。拜伦(英)

.执行法比制定法更重要。杰弗逊(美)

.法律就是秩序，有良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

法海无边，回头是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要想人不知，莫非己莫为。

知法是金山，守法是银山，公平正义是靠山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孟子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韩非子

法律就是秩序，有良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

执行法比制定法更重要。杰弗逊(美)

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人而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 管仲

谁把法律当儿戏，谁就必然亡于法律。拜伦(英)

有法必然治国，无法必然乱国；法有权威则治，法无权威则乱。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孟子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三篇】

篇1：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通过读书活动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我们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关于法律的宣传，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法治在线”、“今日说法”等栏目，让我们更能接近并且了解怎样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可是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的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中华民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因此，学习法律，提高法律素质，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同时，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事就是法制经济。使自己充分运用法律这一武器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等。

在学习中，我感觉到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比以前更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也更坚定的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对我自己以后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入党的积极意义。由于法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这些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准则。读完这本书，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的程序和方式。也具备了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并有了一定的寻求法律救济的能力。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都发现了重大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更应该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并明确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并在一定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形成有关法与法律现象的知识、思想、心理、观点和评价。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规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并坚持做到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正确理解和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

篇2：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学的法律知识来维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权利。

法学是一门科学学科，所谓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系统的知识，研究人类生活中的规律及现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法律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概念性、目的性、正义性、实用性：

一、社会性

法律首先是一种社会规则，如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学等，民法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财产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社会性，它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表现在：

1、不可计量、不可检验、不可实验，而自然科学则是可以计量、可以检验、可以实验的。虽然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不等于实验，实践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实践而不是做实验，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新人口论是一种真理，又如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经过一百多年时间最后证明了单一公有制经济行不通。

2、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可分，研究者的教育水平、生活背景等与研究对象密不可分。而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生物等，其研究对象较少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影响，而法律的研究结果则较多的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如许多的观点，不同的学科认识都有道理，不同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应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即不受他人影响，要自己思考，自己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讲到独立判断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判断标准。如公平、诚信等皆为生活经验，就是说当法学上的不同意见都有道理时该怎么办呢？除用基本原理外，更重要是要用社会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所以对于法律理论现象中的是与非、对与错，可以用社会生活经验来作为判断标准。只有符合社会生活经验的理论才可能是正确的。

二、规范性

既然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法学也就有了规范性，它是法学区分于其他学科的特征。如经济学讲的是效率问题，是效益最大化，而法学家讲的是合法不合法，规范不规范的问题。因为法律的规范性，每一法律条文都可以分解为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力。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那么我们对这个法律条文也就掌握了。

法学特别强调的是规范性、逻辑性、体系性。规范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可操作性。如我们将要制定民法典，是要制定一种松散性的呢？还是制成规范性、逻辑性的呢？江平教授说要制定一种开放性的民法典体系。民法典如何开放呢？我认为一定要有逻辑性和规范性。

三、概念性

法学之概念性来源于法律规则。如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分别为两个概念，欺诈行为又是一个新的概念；再如损害赔偿，直接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为三个不同概念，只有掌握了概念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规则。

法学说开了就是一套概念体系。掌握了概念体系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套法律思维，就具备了法律人的资格。因此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从概念入手，一定要掌握概念，要理解概念，切记不可死记硬背，先记忆，然后要理解。如欺诈行为，我们先要弄清什么叫欺诈，才能进一步理解欺诈行为。这种方法在法律解释上叫文义解释。文义解释就是指每一个法律条文都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所以要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了才能把握概念之含义。同时语言文字又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如法律上所说“产品”与社会生活中所说“产品”就不一致。所以我们就不能仅*字面意思来理解，应该有多种其他的理解方法。一个法条就可能有多种理解，因此法律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大有用武之地。

四、目的性

法律是行为规则，是人制定的。在我国是由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制定各项法律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就一定有目的。法学当然也有目的性，在历史上曾不被人注意，特别是德国的概念法学，它们过分注意概念问题，而忽略了目的性。直到德国着名学者耶林，他本是个概念法学派的学者，到中年时逐渐意识到概念法学派有僵化的缺点，于是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每部法律都是有特定目的的，我们要了解、掌握、运用一门法律，必须先搞清楚它的目的性，我们学习任何一部法律，不能只是搞清它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后果，还要思考这个法律制度、法律规则的目的，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如果只讲概念，就会成为“概念”法学。耶林说，光讲“概念”的法学，会成为概念游戏，他说，法律的目的就好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而法律的目的正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引导我们学习、掌握、运用法律。对每一个法律制度、规则，我们都从目的入手，这就构成了现在法学上的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即解释、运用每一个制度、规则，一定要紧紧扣住立法目的，如果有两种解释，则只有紧扣立法目的的那个解释才正确。

五、正义性

法学正义性源于法律正义性，法律规则因为有正义性才能区分于技术规则，同时法律也就有了良法、恶法之分。我们评价法律的好、坏、先进与落后就是依据法律的正义性。

同时，现在还存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过分关注形式正义而忽略了实质正义，但是形式正义只是获取实质正义的手段，只有在无法获得实质正义时退而求其次满足于程序正义。实质正义是目的，程序正义是手段。一旦我们将形式正义强调过分，我们就悖离了法律的正义性。

法官、律师这些法律人不同于社会上其他的人，他们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之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所以，不能把法律混淆于其他职业。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因为我们选择了法律，我们就选择了正义！

六、实用性

我们学习法学是为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只知道闭门读书，我们还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案件，讨论实际发生的和假设的案件，讨论它应怎样判决。像我们在家的时候，可能会有左邻右舍拿一些案件来请教我们拿什么回答他们呢，所以在我们平常学习中就要注重法学的实用性，不断锻炼自己的实际能力，有人向我咨询什么是投案自首？如何才能从轻处理？通过对刑法知识的学习我了解到：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通过对法律的认识和平时的学习，我更加了解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无论走到哪，都离不开法律。法律对人人都是平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每个人都要知法、懂法、用法。

篇3：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刑法分则具体条文一般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组成，由于罪状与罪名密切相关，因此对罪状，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刑法各论的重要内容。而对刑法具体条文的学习理解自认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家的，例如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xx、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其中的“行凶”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其含义十分宽泛而难以确定。一般而言，打架斗殴是行凶，伤害他人是行凶，杀人行为也是行凶；赤手空拳殴打他人是行凶，使用器械、枪支伤害他人也是行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行凶”的概念进行分析，阐明其真实的含义。理解法律条文的规定，行凶是和杀人、抢劫、xx、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规定的，因此，它们之间应当具有性质和程度的考量。而杀人、抢劫、xx、绑架等犯罪行为是可能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所以，只有犯罪人实施的行为可能造成防卫人重伤、死亡的时候，才可以认定为“行凶”；而打一巴掌、煽一耳光等轻微的暴力行为则应当被排除在“行凶”的范畴之外。

因此，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和具体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明确了对各类、各种具体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刑法总则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是认定犯罪，规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所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总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所确定的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只有把总则和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简而言之，总则给予分则精神上的指导，分则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则回归总则的原则性规定上进行自由心证。

在上学期学习刑法总论时，曾老师讲授了很多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各方面理论上的指导，为分则学习作出一个先行的铺垫。然而到了这学期上陈老师的课，我方才发现，自己总则上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准确，知识缺陷很大，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形态、罪刑法定等往往陷入一个混乱的怪圈。例如故意杀人罪，这是我首次有勇气上台“讲课”的一个罪名内容，当我自以为预习分析得很透彻的时候，最终的案例分析时，我还是卡在一个犯罪形态上，究竟是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这暴露的是学习总论时缺乏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司法实践当中具体个案的判决分析，更重要的是，刑法总论知识体系的极度不完善，需要在学习刑法分则的过程中加以弥补。现在时过半学期，我自认为比较理解何以判断犯罪形态：犯罪预备，是指做实施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如预备犯罪工具、创造犯罪条件等。犯罪预备相对于其他犯罪形态较容易判断，问题不大。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犯罪未遂，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齐备了刑法分则对某一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实质区别：犯罪有没有得逞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实质区别：犯罪未得逞是不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是以外的原因就是未遂，是自动放弃的话就是中止。后三者比较容易混淆，鉴于各种犯罪行为的行为方式各异，当司法实践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是，犯罪形态的不同对罪刑法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四篇】

20xx年12月4日至9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市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刑事检察业务培训。

从隆冬的北方来到了气候宜人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感受到了温暖的气息；走进华东政法大学这个重点学府，让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而走进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明珠楼这个教室，真切感受到工作三十多年来，这样静下心来，走进这样高的学府学习，还真是第一次；当听到著名学者的授课，更让自己觉到这次学习是多么的重要，让自己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真心感谢市院领导的英明决策，真切感受到市院领导对提高全市业务水平，适应发展中的检察工作需要的殷切希望。以下是自己的点滴学习体会：

上海党校的硕士生导师谷宇博士做了第一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他对总书记的工作报告分5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从而得出了新的领导核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确立核心的依据；详细解读了党的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做为一名检察官，我明确了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要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上来，具体说就是要体现在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工作上来。

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李翔博士，对刑法修订案（九）以及"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对重点、难点的数额和情节等问题、以及解释中的新问题如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及时上交和退还的理解、打包服务等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明确了立法的本意，对实际工作中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了解了当今对法律解释的不同理解，以及前沿阵地研究的主要问题，开阔了我的法律视野，使自己在今后的审查时依据立法本意做到综合考量各方面定罪量刑的因素，准确定罪量刑。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戬教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行专题讲解。针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证据制度、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等制订本意做出讲解，同时提出在实践运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加深了自己的理解；她对检察环节证据审查过程中间接证据的如何运用以及运用中应当考虑的证明标准等6大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对我在今后审查工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讲解，学到的不止是王教授的渊博的知识，更有她的学习态度，对知识精深的研究精神，以及对案件分析的方式和方法，都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目标。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游伟教授，所讲的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对从事审查的我来说，触动很大，指出所承办的案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做到依法办案，包括程序和实体都要符合法律要求。办案首先是要讲政治，要做到认真履行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责，明确自身责任，其次是要严格执法，正确执行法律，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要加强自身学习，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理解全面。他的讲解让自己明白，法律的正确执行，是审查正确与否的关键，也是法律对公诉人的全面考验。

体会到做为一名公诉人，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修正理论的匮乏，修正自身的品行。通过此次学习，体会到法律理论知识是我们办案的基础保障。社会在发展，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去不断更新法律知识，对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正确运用证据标准，积极排除合理怀疑，及时掌握法律动向，把案件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时经得起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诱惑，做到拒绝办人情案和关系案，做一名清清白白的检察官。

虽然学习培训的时间很短，但给予自己的，确是终身受益的体会，这将影响自己以及全科同志，转变执法理念，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创新开展公诉工作；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中，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积极维护司法的公平和公正。

刑事检察培训心得体会（二）

20xx年12月3日至10日，到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参加了市院和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举办的刑事检察业务培训班。在七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先后听取了上海市委党校谷宇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李翔教授、王戬教授、肖庆平教授、游伟教授等人的讲课。教授们在课堂上幽默风趣，把高深的法学理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感觉到受益匪浅，下面谈谈本人的几点体会：

一、感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

走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的路上，感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厚重的历史气息。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6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于1958年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年再次筹建，次年招生；1966年停止招生，1972年被撤销。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第二次复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多年来，华政人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

二、体会了教授的博学睿智

在授课的教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翔、王戬、游伟三位教授，其中李翔教授讲了刑法修正案九解读，王戬教授讲了刑事诉讼法修订专题、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问题，游伟教授讲了司法改革和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

李翔，上海市曙光学者，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其中，2007-2012年任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分管公诉、金融检察、研究室工作），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比较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翔教授围绕刑法修正案九逐条为我们进行了讲解，并穿插了一些具体的案例，使我们对刑法修正案九有了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为今后更好的开展执法办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戬，女，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检察原理与检察制度，著有《不同权力结构模式下的检察权研究》一书，主持和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行为法学会"检察规律研究"、"体制的检察权属性研究"等课题，并进行了相关成果转化。

王戬教授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等问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辅导，针对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有争议问题为我们进行详细梳理，并对这些争议问题如何处理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还就"以审判为中心"下如何处理好检侦、检审关系给我们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游伟，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犯罪与刑事政策研究所所长、《世纪》杂志社社长、"华东司法研究网"主持人。曾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研究部副主任、《法治通讯》主审编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

游伟教授则围绕司法改革和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为我们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对当前全国司法改革的形势和现状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媒体披露的一些冤假错案认真分析了原因，为我们今后办案避免犯错提出了解决建议。

三、丰富了头脑开阔了眼界

这次培训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周，但这次培训老师是由华东政法大学多名知名教授组成，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非常出色的资深专家，其中多数老师都是博士生、研究生导师。他们从聚焦十八届六中全会、刑法修正案九解读、刑事诉讼法修订专题、刑事侦查与犯罪证据、检察环节的证据审查问题、以"审判为中心"下的检侦检审关系、冤假错案的成因与控制等方面入手，多角度、深层次、高水平作了精彩的讲授，多个专题的讲授令人难忘，引人深思，使我们在理论上得到了提高，视野上得到了拓宽，思维上得到了改进。

四、检验了作风，树立了形象

为尽量让我们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接触并吸收到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知识，培训班安排了多门课程，有时甚至晚上都在加班上课。面对十二月的大上海，能否坚持认真听每一堂课、做好课堂笔记，是对学习作风、学习纪律的一次检验。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是以前去过上海的，还是初次到沪的，也不论是已经参加过类似培训的，还是没有参加过的，我们60余名学员都格外珍惜这次培训学习的机会。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这个和谐的集体；每一天，都将自己的所有精力投入到了这次求知的历程。正是学有所成的信念支撑、严守规矩的自律表现，让我们收获满满，对外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官形象。

五、指导了实践，明确了方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培训学习不是简单的拿笔去记、拿书包去装，而是要用心去感悟和提升，付诸实践去检验和深化。华东政法大学的培训是短暂的，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开阔眼界和思路的大门，给我们提供了一整套新思维、新信息、新思想。理论的平台已经搭建，剩下的需要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把所学、所感、所获放在今后的工作中去感悟、思考、分析，进行运用、转化和提升，用学到的知识，用更新的思路，认认真真干好本职工作。

短暂的学习培训结束了，但这仅仅是新征程的开始，我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不断加强学习，促进自我提升，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更加务实的态度，为我院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作出积极的贡献。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第五篇】

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 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注：（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学者们认为， 自由刑是作为死刑与身体刑的代替刑走向刑罚体系宝座的。在以死刑与身体刑为中心的社会里，定罪与量刑的特点是罪刑擅断、刑罚残酷与刑罚适用不平等，刑罚目的是威慑社会，因此，滥施刑罚现象极为严重。恩格斯曾对血腥残酷的《加洛林纳法典》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在中国，先有黥、劓、fèi＠①、宫、大辟等旧五刑，后有笞、杖、徒、流、死等新五刑。文艺复兴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渐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从而要求限制或废除死刑、废除身体刑，并提出了刑罚人道、罪刑相当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刑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且迅速成为刑罚体系的主角。

自由刑具有可分性、伸缩性、隔离性等特点，因此，自由刑曾被予以很高的评价。报应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隔离性，能够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具有可分性，能够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刑法公正性。功利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伸缩性、可分性，能够实现刑罚的矫正目的，认为封闭性的监狱是一个矫正罪犯的好地方。罪犯在社会化过程中失败后-即在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失败后，需要接受强制再社会化以使其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监狱是一个使罪犯再社会化的好地方。（注：房传珏著：《现代观护制度之理论与实践》，台湾帝成打字印刷行1977年版，第1页。）然而现实却是， 罪犯在服刑期间出现社会化迟滞问题及监狱化问题。

罪犯被投入监狱后，需要同时进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一方面，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罪犯需要进行社会化，以使罪犯自身跟得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罪犯同时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即罪犯被迫重新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以弥补原来的社会化不足。监禁刑是一种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监禁刑的执行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通过监狱执行刑罚，惩罚罪犯，向社会昭示违法犯罪的后果，同时，监禁刑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恶从善不再危害社会。但是，监禁刑的执行势必影响罪犯的社会化。罪犯被判处徒刑，隔离于社会，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罪犯社会化速度迟滞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劣于社会其他成员，从而表现出“监狱化”的特征。

所谓“监狱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描述监狱使人异化的概念。按他的解释，监狱化是指罪犯对监狱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三是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由于罪犯监狱化的过程主要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过程，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是一种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化的过程。（注：参见王平：《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有学者从罪犯释放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警戒的监狱里，告诉他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和每日每分钟应做的事，然后再将其抛向街头并指望他成为一名模范公民，这是不可思议的！”（注：（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为避免自由刑的弊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极力倡导监外劳动。他们认为，监外劳动可以使罪犯吸取更多的新鲜空气，有更大的活动天地，心情开朗，避免监内劳动造成的心神抑郁沉闷之弊。监外劳动可以为罪犯在监内生活和监外的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个中间过渡地带，使罪犯逐步适应社会，不致回归社会后无所适从。（注：参见何鹏等编：《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7页。）美国学者巴特勒斯曾经指出：（监狱行刑对罪犯）矫正的任务包括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以使罪犯恢复与社会、家庭的联系。（注：参见（美）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事实上，行刑社会化正是在人们重新审视刑罚与行刑效率之后产生的全新刑罚思想。由于行刑社会化更符合刑罚与行刑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行刑社会化完全是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

二、行刑社会化：改革开放时代监狱行刑新课题

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政治决策中最浓重的一笔，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它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给监狱行刑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监狱行刑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而只有外在压力没有罪犯内在的改造动力便不能达到罪犯改造的目的。因此，改造罪犯必须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使罪犯由“要我改造”变为“我要改造”。为了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我国的狱政管理政策在坚持他律性管理的前提下，突出了自律性管理。他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强制方式，迫使罪犯逐步放弃恶习并改变思想，从而促使其养成好的习惯，塑造新的人格，重新做人。自律性管理表现为通过激励罪犯改造动机，从而促使罪犯改恶从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用以激励罪犯改造的主要是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68条规定：“犯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根据不同表现，给予表扬、物质奖励、记功、减刑或者假释等奖励。”在上述奖励措施中，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是行政奖励措施；减刑与假释是刑事奖励措施。上述罪犯改造激励措施产生于计划经济社会，是与计划经济社会的监狱管理相适应的，是与计划经济社会中罪犯的需要结构相适应的。在过去，上述措施能有力地激发罪犯改造的动机。在建国后30多年里，我国不但将大批战犯、反革命分子改造为新人，而且改造了一大批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罪犯改造激励手段显得力不从心，激励效果开始下降，不再能够有力地激励罪犯改造了。虽然减刑、假释仍保持着强有力的激励效果，甚至激励力度更大，但由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激励力度下降，致使整个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监狱的激励手段系统功效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因为罪犯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变化-追求自由的需要，包括尽早离开监狱和扩大监狱内活动空间的需要，成了罪犯最突出的需要。湖北省监狱管理局曾组织过一次6000名罪犯的问卷调查。为保证调查反映情况的真实性，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调查对象合理分布。他们对从事工业生产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刑期长的和刑期短的、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在押犯按比例抽样调查；二是答卷不记名。问卷调查设计了十项内容：争取减刑、干部公正、家庭、时事政治、身体健康、百分考核、改善生活、子女、电视电影、三课学习。调查的结果是：有％的罪犯把争取减刑列为第一关注目标。（注：参见刘声祥：《从罪犯最关心的问题引出的思考》，载《中国监狱学刊》1996年第6期。）这就是说， 罪犯追求的自由需要在罪犯的需要结构中更加突出。改革开放前，虽然罪犯追求自由的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也较突出，但远不能与现在相提并论。改革开放前，很多罪犯是希望狱内生活好一点、影视多一点、劳动轻松一点，并且这种需要在罪犯需要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罪犯追求自由需要的突出，在罪犯需要结构中的升位，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人自由价值升位在狱内的反映。在市场经济社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基础，个人自由的价值空前突现出来。

要改变罪犯改造激励手段系统的低效状态，必须从关心罪犯希望自由的需要出发，增加一些能够满足罪犯想获得更大自由的需要的奖励措施。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变迁给罪犯改造带来的新特点，1991年10月司法部监狱局出台了《对犯罪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修改稿）》首次正式肯定了分级处遇制，并将分级处遇制推向全国。分级处遇制实质是逐级扩大罪犯自由以激励罪犯改造。鉴于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激励力度衰弱，很多监狱借助百分考核，将表扬、物质奖励、记功与减刑、假释联结起来，借以提高表扬、物质奖励、记功等行政奖励措施的力度。此外，《监狱法》还规定了一项新的行政奖励措施，即离监探亲，以提高行政奖励的激励有效性。根据规定，监狱可以允许符合条件的罪犯返家探亲。这实际修正了监禁刑执行的完全封闭原则，使罪犯在法定剥夺自由期间也可返回社会。

不难看出，我国适时调整监狱行刑政策，正是行刑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在监狱法规中的必然反映，而如何推进行刑社会化，已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监狱行刑的新课题。

三、行刑社会化：我国的基本措施及其重要意义

就世界范围而言，行刑社会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例如：在德国，行刑社会化主要包括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就业”，和没有监狱管理人员监督下的狱外就业，简称为“狱外走廊”。在这两种情况下，罪犯通过接受私人企业雇佣参加劳动。此外，还有被称为“狱外放风”和“狱外散步”的形式。（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在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以“自由工资雇佣制”为典型形式，即监狱允许罪犯白日在狱外工作，接受社会企业雇佣，晚间必须返回监狱报到的制度。（注：参见潘华仿主编：《外国监狱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目前，世界各国为促进行刑社会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设置开放监狱，使罪犯靠近社会服刑，或在社会中服刑。开放监狱是相对封闭监狱而言的，是指在不影响刑罚执行的情况下，通过取消监狱围墙、铁栅栏、手铐等形式，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的监狱；第二，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第三，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如瑞典的《监内矫正法》规定，在押犯“可以获准离开监狱一段时间，以便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只需没有滥用这种请假的严重危险；”第四，用公共服务（community service）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

那么如何促进我国的行刑社会化呢？显然，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东施效颦似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有学者指出：我国应当通过大量适用假释来达到行刑社会化的目的。（注：参见武延平主编：《中外监狱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215页。）在他们看来，假释是一种有条件释放罪犯的行为，由于假释保留了原判自由刑继续执行的可能性-如果罪犯在假释期间违反法定条件，就应撤销假释，因此，它既维护了自由刑刑罚执行的价值，又促进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然而，我们并不赞同此一观点。因为，假释固然具有行刑社会化的意义，但仅仅靠假释是不能完成行刑社会化这一重要任务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在肯定假释、缓刑、管制等已有的具有行刑社会化性质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即在现行分级处遇级别基础上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从而构建以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为核心，以假释、缓刑、管制等为基本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体系。

在这样一个行刑社会化体系中，我们特别强调了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

1.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可以促进罪犯尽早回归社会。促进罪犯适应社会，缓解或消除罪犯社会化滞后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社会对监狱工作的必然要求。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后，罪犯只要积极接受改造，就可以获得开放性处遇。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虽然监狱企业为罪犯学习劳动技能提供了一定条件，但限于监狱企业生产专业范围、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罪犯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仍然有限。如果罪犯直接服务于技术更新相对较快、更符合社会现实需要的企业，就可以促进罪犯掌握更先进、更实用的技能。这样可以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促进罪犯尽早适应社会生活。

2.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现实。刑罚与监狱的发展变化均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在我国，自由刑的执行是在监狱或劳改农场以封闭形式进行的。虽然我国刑罚制度中早就规定了假释、管制，但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两种具有行刑社会化意义的刑罚措施却适用得很少。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国对假释、管制运用缺乏监督机制，二是因为我国刑罚文化中的重刑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封建法制在我国曾经延续了2000余年，其刑罚威吓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商鞅说：“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注：《商君书·画策》）尽管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直到今天，刑罚文化中的重刑威吓思想仍然占有重要成分。我们倡导的重点推行开放性处遇级别制度，既促进了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发展，又尊重了我国刑罚执行的传统与现实。

3.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符合我国监狱行刑发展的内在要求。理由如下：

其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是提高分级处遇激励力度的需要。对罪犯实施“三分”，实施分级处遇，是改革开放后监狱系统实施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分级处遇的实施大大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应当加以完善与发展。然而，目前分级处遇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分级处遇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是处遇差拉不开。根据司法部监狱管理局1991年提出的《对罪犯实施分押、分管、分教的试行意见》，处遇设置的构架是：宽管罪犯在监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外出劳动可以不实行武装看押；通信会见次数可以适当增多，时间可以适当延长；管理可以适当放宽；会见的设施、条件可以好一些，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批准配偶来监同居。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其监内活动范围，严禁单独活动；通信、会见只限于直系亲属，严格控制次数、严格检查、严格监听。该《意见》以罪犯活动范围、通信会见等处遇差别要素，将罪犯处遇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个处遇级。虽然实施分管后，不同级别的罪犯处遇不同，但是处遇差别不明显。虽然宽管罪犯在监内活动范围可以适当放宽，但监狱空间有限，如果再考虑分类管束后分管单位需要实施封闭性管理，以及监狱重要设施需要专用空间，宽管罪犯的最大程度的活动范围也不会与普管级罪犯活动范围拉开理想距离。虽然监狱对严管罪犯要严格限制监内活动范围，但监狱应当保证罪犯的基本权利。罪犯活动范围是处遇差别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受制于该要素作用发挥不充分，通信、会见、管理、文体活动等处遇差别要素的发挥状况也不尽人意。处遇效价将大大降低，根据弗伦姆的激励理论，处遇效价的降低直接导致处遇激励力的低效。分级处遇工作要有突破，必须将处遇差拉开。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将罪犯活动范围由监内引向监外，从而大大提高了监狱对罪犯活动范围的调控能力，并由此牵动罪犯通信、会见、管理、劳动报酬等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监狱对分级处遇要素调控能力的提高，为监狱加大处遇差提供了前提。而处遇差的提高则可以大大提高分级处遇的激励力度。

其二，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有利于提高监狱行刑的经济水平。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监狱的产品多为普通产品，且产品质量一般，而产品成本久降不下、产品价格高、销路不畅、致使监狱企业内部出现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监狱劳动力的剩余不仅影响了劳动改造手段的运用，不仅使监狱管理正常关系失衡，部分罪犯在监内无活可干，不仅增加了监狱对留监罪犯的管理难度、增加了监狱对参加劳动罪犯的管理和教育工作量，而且大大增加监狱在罪犯方面的支出-监狱需要养活这些罪犯。为罪犯寻求劳动岗位成为监狱管理的迫切需要，也是减轻监狱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

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有悔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离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条件的宽级罪犯白日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返回监狱，为罪犯劳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而且可以调整：当监内劳动岗位不足时，监狱可以组织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会上开展劳动承包等活动；当监内劳动力紧缺时，监狱可以紧缩监外劳务活动，满足监内需要。这样，可以解决监内劳动力剩余问题。

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不仅可以解决监狱现实的经济问题，为监狱提供劳动岗位，而且可以给监狱带来较可观的直接经济利益。监狱组织管理罪犯在社会上的劳务承包，除投入少量人力资源，如进行劳务联系，对获得开放性处遇罪犯进行监督管理无需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也不承担投资风险，而可以获得收益。由于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组织罪犯在社会上进行劳务承包是利用社会上的资源组织罪犯劳动，因此，较之于监狱重新投资办企业组织劳动改造，显然具有投资小、风险小，劳动投入少，而投资回报率较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