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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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第一篇】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3．国家主权关注

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参考文献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Ac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P728.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　成就　问题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3-0037-43

近几年来，中国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国际问题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我国对国际问题研究非常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功能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借鉴吸收外国发展经验教训、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为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工作服务以及研究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为我所用。地方的国际问题研究还承担着为地方的外事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

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并将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为中国外交政策服务和为地方外事服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上海已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除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本文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50年发展历史和研究成果做一综述，并简要提出了研究中仍然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对上海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有所启发和借鉴。

一、50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建立前，国际问题研究就已在我国出现萌芽，特别是在当时环境相对宽松的上海。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杂志，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借助该刊物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国际问题，并撰写、编辑了一些文章，向民众介绍国际问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这个阶段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教学和研究。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起步，当时没有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但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增多，建立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提上了日程。1956年接受的建议，批准成立了直属外交部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上海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建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迫在眉睫。为了我国以及上海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1957年在金仲华、刘思慕等同志的指导下，成立了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后改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社团，开启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幕。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统筹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的关心和金仲华先生的指导下，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国际所)成立，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成立的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随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室也于1964年成立，还在60年代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也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这一时期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集中“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正当国际问题研究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开始使国际问题研究陷入了瘫痪。总体上，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无论是在机构设立还是在研究领域上主要受到苏联的影响。在60、70年代的特殊条件下，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用说与国外的学术机构交流，即便与国内兄弟院所也很少有业务联系，可以说是“关门研究”，而且这个时期研究领域也比较狭窄。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复建，一些高校也纷纷建立跨所、跨系、跨学科的研究机构。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于1980年成立了中东研究所，其中东研究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社科院合作于1981年成立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同济大学于1985成立了德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1985年成立的美国研究中心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成立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和上海亚洲研究所，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两个研究机构都被取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原有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一批新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上海国际所经过40余年的发展，目前下设10个研究室，分别是美洲研究室、亚太研究室、日本研究室、南亚研究室、俄罗斯-中亚研究室、欧洲研究室、西亚非洲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室、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和两岸四地研究室，研究领域非常广泛。2006年上海国际所被国内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2007年12月，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评定的世界(美国除外)十大智库中，上海国际所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智库，这正是对上海国际所几十年发展成就的肯定。复旦大学于2000年11月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下设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北欧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室。其美国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2006年又被批准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年6月又设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和南亚研究中心，还将成立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等。华东师范大学在1997年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并于1999在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整合资源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下设俄罗斯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中心、能源与地缘政治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其俄罗斯研究也成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点学科基地。上外1992年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于2006年整合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其“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开设“伦理与国际事务”等国内特有的课程。同济大学2001年成立了亚太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了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是上海唯一的综合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全国最大的地方社会科学院。目前上海社科院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部门有世界经济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欧亚研究所等。1995年上海还成立了民间的学术机构一上海东亚研究所，重点研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展了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这些单位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复旦大学的理论研究和美国研究，上海国际所的政策研究，上外的中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俄罗斯研究，上海社科院的犹太研究。

由于国际问题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交叉性，近年来，很多学科专业涉足国际问题研究，如历史、国际法、政治学、社会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一些理工类高校也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华东理工大学设立的战争文化与国际政治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的环太研究中心等。

此外，上海还成立了一些民间学会，为国际问题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提高了大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成立比较早的有上海市日本学会(1985年)、上海东欧中亚学会(1986年)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88年)等；90年代成立的有上海台湾研究会(1991年)、上海欧洲学会(1992年)和上海美国学会(1992年)等。这些学会一般主要由本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同时又吸收其它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商人等参加，扩大交流范围。

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是研究人员发表见解、相互学习讨论的重要阵地。上外于1978年创办了《阿拉伯世界》(季刊)，2003年改为双月刊，并于2006年起更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上外还于1993年创办了《国际观察》(双月刊)，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国际问题研究综合性期刊。上海国际所1987年创办的《国际展望》是国内颇受欢迎的科普类国际问题杂志(半月刊)。国际所1995年创办的《国际问题论坛》(季刊、中英文双语)，虽然不是公开发行，但其刊登的文章层次逐渐提高，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创办了《今日东欧中亚》(月刊)，2000年改为《俄罗斯研究》(季刊)，2007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学术性刊物。上海社科院1979年创办的《社会科学》，1980年创办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94年改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和1985年创办的《世界经济研究》以及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学报也刊登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文章。国际所1983年以来每年出版《国际形式年鉴》，邀请专家学者就一年来的热点问题撰写学术文章并收录我国对外关系、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大事件以及数据统计等，是重要的资料性参考丛书。上海社科院自2003年以来每年出版《中国国际地位报告》，研究我国国际地位的形成、变化以及对外关系等专题。此外，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评论》、《日本研究集林》等刊物，也开设专题研讨，不定期地出版。

二、50年发展成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半个世纪的发展，可以说是成果斐然。不但出版或翻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优秀著作，而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一)研究成果

1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这两本著作不但是国内较早介绍国际关系理论的专著，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近期重要的理论研究著作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该书全面系统阐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支越来越细，上海在理论分支研究中也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安全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等方面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2　国际战略研究。1996年出版的《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是全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专著。“世界大趋势”系列《大合作》、《大磨合》、《大整合》、《大体系》也是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作品。

3　专业研究。我国第一部全面剖析北约的专著《北约――战略与态势》、第一部研究犹太史的专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全面分析国际危机问题的专著《现代国际危机研究》、第一部研究亚太地区军控与裁军的专著《亚太地区军备控制与裁军》，这些著作都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的美国国会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品牌，出版了一批作品。上外的中东研究基地也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

4　大国关系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比较系统完整的关于中美关系研究的系列著作。《中国和平崛起》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5　软实力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宣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时，上海学者俞新天率先撰文认为亨廷顿过分夸大文明差异及其政治后果，并认为国际政治进入了第三向度――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锋。1995年上外召开“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讨会”，探讨美国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一些学者还发表了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上海国际所的俞新天研究员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类型、作用与命运》和《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2007年，《国际观察》还开设了软实力研究专栏。

6　翻译了一批重要的国外国际问题研究著作。比较早的有倪世雄等在1991年翻译出版的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最近几年翻译的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国际政治理论》、《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时代的终结》等等。

7　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工具，成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8　上海的专家学者们还撰写了大量的政策报告、调研报告，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也为上海地方的外事、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9　进入21世纪后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崭露头角，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将是未来20年的核心研究群体。这批新生态研究人员，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基本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出生；二是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三是普遍具有海外学习或访学的经历，外语水平较高；四是研究领域新颖，视角独特。

(二)研究平台

1　在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重点学科基地中，全国只有9个，而上海就占了3个，分别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不但是拥有基地最多的区域，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一个基地以上的城市。这是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表现之一。

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现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国际问题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要的资助领域，而每年各地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际问题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

从1999年到2007年，上海总共申请到国际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6个，平均每年占全国这类项目的％，高位数是2002年的％，低位数是2004年的％。这46个项目，重点项目2个，一般项目35个，青年项目9个。

3　召开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上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国际所等多家单位发起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是我国有历以来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全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8年和2004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讨论建国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就，展望下一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思路。1992年2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0周年时，上海国际所；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公报诞生地上海锦江小礼堂举办了“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在中美两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1992年2月，上海国际所和联合国裁军署共同组织的“联合国亚太地区裁军和安全研讨会”，也有很大影响。上海国际所从1999年以来开始每年召开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为京、沪和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官员提供交流的重要舞台，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观点。上海社科院于2004年和2006年分别召开了第一、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国际会议，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学的研究，2008年将举办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近年来，上海各单位，特别是上海国际所、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每年都举办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加强和国内外研究机构的交流，提升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度。

4　充分发挥各学会和研究单位的作用，加强对外交流。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联合发起成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并称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全国性研究社团。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是副会长单位。2008年5月，上外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将承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第6届年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15位副会长，北京10位，上海4位，分别是朱明权、俞正、俞新天和杨洁勉；18位常务理事，上海有4位，分别是黄仁伟、潘光、胡礼忠和冯绍雷。上海国际所2005年主办了“2020年的世界与中国：新问题、新挑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会议”及2007年主办了中国第二届“智库论坛”，加强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国际问题研究单位的交流。这些表明上海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另外，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05年开设“大使论坛”，邀请我前驻外大使开设讲座；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2006年举办了驻沪领事馆总领事系列讲座，加强与领事馆的沟通和联系；上海国际所2007年举办了“青年研究人员外交外事干部培训班”系列，邀请我国前驻外大使为研究人员进行指导；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开设“大夏讲坛”，上海社科院开设“新智库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就热点问题进行讲座。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3年以来每年举行学术年会，设有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

(三)人才培养

1　随着国际问题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增加，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成立国际关系学院／系，研究院等。培养的学生数量，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也成倍增长。截至2007年9月，上海拥有国际问题研究教学单位8个(硕士点18个，博士点5个)，数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16个)，居第二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约400-450人。

2　为青年研究人员创造条件，提供加强交流的平台。2002年，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起发起创办了全国高等院校政治科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每年举行一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政治科学类研究生的交流。

2007年5月和12月，上外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和上海国际所分别主办了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分别就“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的国际责任”进行了探讨，促进了不同单位的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2007年复旦大学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主办了第一届全球治理创新青年设计大赛，促进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交流，促进青年的全球责任意识，并就如何更好地解决全球问题进行探讨。2008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第三届“全国博士生论坛”，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们将就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加强上海和其他地区青年研究人员的交流，促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发展。复旦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自2006年开始举办暑期班，主要对全球问题展开讨论。

三、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上海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同样也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1　引进国外理论过多，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较大，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创新成果不够丰富，距离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形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上海学派”还相差甚远。

2　理论研究、特色研究和专业研究仍然不足，理论与政策研究相对脱节。各单位联合研究较少，存在重复性研究的问题。

3　知识积淀不够。由于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领域广泛、内容综合、课题现实和学科交叉的特点，所以对研究人员的综合性知识要求很高，但往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甚至是在一个专业学习，这严重影响了研究的视野和深度。

4　培养的大批硕士、博士面临就业压力。虽然近年来，全国一些省市的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党政机构纷纷扩大或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但国际问题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专业，全国包括上海的需求是比较有限的。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就带来了就业压力。一些国际问题研究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迫于就业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从事研究的理想。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文化，国际关系，纽带，多元，外交政策，依据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确定国家实力、制定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文化因素易被忽略。当文化与国际关系相联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是一定范围的人们共同承认接纳的精神产品，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文化是变化的具有相对性特征和普遍性特征。文化在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文化外交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与思想的输出，是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播与沟通，虽然至柔，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在最为坚硬的东西里穿行，畅通无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多元化的，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这是对文化广义上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物质财富部分，专注于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包罗万象。文化有优劣之别，而无高下之分。简单地说：文化就是知识。文化的具有多样性。区域性、时限性、流动性等特点。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生物的种类上面。区域性。文化的区域性，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上面。不同的地理位置，对应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具体表现为温度、水源、生物的种类、土质等。时限性文化的时限性，主要体现在时间上面。不同的时间段，生物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对应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流动性文化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生物的活动范围上面。文化能够相互传播的原因跟生物的活动有必然的联系。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由此可见，社会学、人类学都把文化解释为一种有意义（meaningful）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以群体为单位。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在论及文化时，也强调文化是一种观念结构。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是一种群体观念。

文化力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文化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影响，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外交政策过程的重要依据。近代民族国家确立后，国家之间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沟通日益频繁，扩大并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科技、法律等领域。针对于此，国家政府开始对对外文化交流进行指导与管辖，确立其运作机制，规定其内容、形式、手段与目的，制定其目标和发展方向。由此，文化交流被正式纳入外交领域，成为国家政府外交关系的一部分。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方行为开展和运用文化因素以期达到外交目的的国家。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法国推出“使国王崇高、使王国荣耀”活动，大力扶持文化，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树立法国威望，提高法国国际地位。文人外交———将文化名人作国家外交的名片委以外交任务是18、19 世纪法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是综合实力，外交政策就会不一样，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有些民族文化外露张扬，唯我独尊，极具征服性，体现在对外行为上侵略好战；有些民族强调内在和合，伸张有度，体现在对外行为上重义尚德，以和为贵。如中国文化中重礼仪，表现在外交行为上就是讲究礼仪之道、崇尚礼尚往来、爱好和平。

文化观念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文化外交有助于树立国家的国际威望。一般的观念认为，同质或同源文化较易促成国际合作。因为作为历史积淀的同质文化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以其共同文化特质的认同功能和亲和功能成为构筑联盟或加强合作的纽带。但是，拥有异质文化的国家之间在碰撞冲突的同时，也会进行彼此的交流、融通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吸纳与借鉴。

这种互补作用有助于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的发展，成为不同行为体合作的基础。浙江大学潘一禾教授从比较学角度，研究了国际关系中的多元文化。她在《文化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强调各国和各民族文化可以共存共荣，人类需要多元的“亚文化”，同时容忍可能的“反文化”，应减少相互误解，消除冲突。决策者的文化理念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很重要。

如果领导人重视，那么国家行为就带有强烈的救世特点。日本在1871年明治维新以前一直实行锁国政策，拒绝同荷兰等欧洲国家通商。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期，也就是1603到1868年，日本是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主导文化的。当时的日本全力抵制西方传教士到日本传教，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决策层开始有了"锁国"与"开国"之争。明治天皇上台后，支持废除锁国政策的倒幕运动，接受西方文明，决定走开国之路。一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偏僻岛国仅用半个世纪时间便实现社会、经济、军事多方面脱胎换骨，成为世界强国。可见一个决策者的文化理念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多重要。

毋庸置疑的是：文化曾经，并将继续对民族和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化仍将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发挥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对内可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对外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阳。 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际关系。2002（4）.

国际关系论文【第四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登上世界舞台，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服务内政和外交、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也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①研究小组公布《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智库在这份报告中的地位较往年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列入智库统计的数量、进入顶级智库的数量和排名地位都明显超过往年。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比较，中国智库这个“思想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

日本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大型智库，它们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科技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的制定，都与这些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制定才促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中著名的有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程学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拥有大小不等的智库1000余个，这些智库主要有社团、财团和企业法人等三种形式。可以说，日本智库对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作用日益彰显，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日本在智库建设上的经验。

日本智库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

初创期。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近四十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在列。②

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出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开始暴露出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很难解决的缺陷。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才可完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形成期。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达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劵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和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首屈一指”。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强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集中起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以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法律，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发展期。80年代日本“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其中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劵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这些金融、证劵系统的智库为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滞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转型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④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⑤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已进入活跃期，近年来年均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0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问题及东海问题）和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并增加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到，“、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军力建设已经打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中国正在拥有武力的能力，中国或许有武力解放的倾向，到时势必将日本拖入战争中去。隆星山还认为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他认为中国是想“把整个东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力量拓展到冲绳门口。”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将会给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⑥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名为《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⑦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⑧报告受到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⑨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中国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隐忧。⑩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日本智库机构一般都有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形成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是社会科学出身的3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共有510名研究人员，其中理工科出身有380名，社会科学出身有30名。日本除少数大型智库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外，大多数智库机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据日本《智囊团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虽然智库成员人数不多，但都很精干。日本综合研究所共25名成员，其中研究员有16名，并且专业各不相同。据统计，大多数日本智库机构，其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有不少甚至达到80%以上。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大多由30～40岁的研究人员支撑。据统计，这类智库占到总数的七成。

日本智库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部门（如经济企划厅、科学计划厅、通产省和厚生省）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公用电器公司、财团）临时委派的官员。如NIRA的领导成员包括前日本银行行长、日本经济开发委员会主席、前国土厅事务次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IRA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政界、商界、劳务界、学术界的诸要员的综合倡议基础之上的。

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外几乎都是外务省的推知大使；其次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其所长最初要由内阁会议任命，虽然目前已经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中仍然独占鳌头；再次是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它是以防卫厅和经联团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最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研修所”，1985年改名为防卫研究所后一直隶属于日本防卫省，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此外，日本智库还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其中一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由前外交官直接主持参与。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科的科长伊藤宪一。世界和平研究所曾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智库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德、韩和芬兰等国的优秀人才；再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是其三大主体部门，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目前该所也邀请外国学者参加研究，美、中、德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进行客座研究。

体制管理。日本一些专业性的智库机构，由于受特定因素影响较深，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等都设有相应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来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有“评议会”来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设有“调查协议会”来讨论课题立项等。日本各省厅所设立的审议会，其任务也主要是就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负责向省厅长官提出政策性的审议报告和调查报告。日本政府设有各种审议会212余个，委员达6000余人。

拥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是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日本的著名智库研究人员的录用极其严格。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只录取2～4人，但社会上有近百人竞争。对录用人员要求严格，成果要与薪酬挂钩，每年还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研究人员到了40岁，面临职级升迁，要请所外专家评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还是坚持延用这个客观公正的用人制度。日本的退休制度中，私立大学到70岁，公立大学到65岁，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到60岁就要退休。同时，该所职员的职称是根据职员本人的申报而定。而职员们大多选择便于调研工作的“相对职称”，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该所的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该所的种种尝试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已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日本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日本智库政策科学研究所规定，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原则上都由本所研究员担任。在研究项目多、主任研究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熟，为青年人的成长、冒尖提供有利条件。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至于给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的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此外，日本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如通产省研究所有60名研究人员（其中专职20人，外聘40人），2013年已80篇，半数用英文发表。

项目委托。在日本，智库市场上的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委托智库的内容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而就企业界而言，则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

综合性研究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然后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80%左右的预算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日本经济研究所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科研项目、生产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企业诊断机构主要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技术指导、情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智库服务。它是日本智库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就是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深入调查，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企业诊断对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工程技术智库机构承担的业务主要包括土木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钢铁工业与建筑设计等技术方面问题的解决等。

科研管理。日本智库得到日本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含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日本政府计划让NIRA利用日本400多个私营部门的智库为之提供帮助，还可凭借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的1985年资助捐款达到300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政府的150亿日元、地方政府的50亿日元和私营部门的100亿日元，各方每年的平均资助额约有20亿日元。

日本智库有严格的科研条例规定。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对NIRA有如下规定：以“和平”为思想基础；有助于了解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民主管理；经济独立；促进综合性研究与开发；向社会公开所有的发现，以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日本智库实行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也作为正式出版的依据。他们与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制度保障。亚洲经济研究所在东亚影响很大，他们提出要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并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其中研究成果的30%多以英文发表，用以与国际同行交流，供决策部门参考。

日本智库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所的图书馆藏书35万册，其中包括中国各县市的志书及统计资料、主要的中文报刊。野村综合研究所藏书之多即使在我国也少见。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拥有藏书4万册、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则把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NIRA还要求对各大研究领域加以评估，制订适用于NIRA研究活动的新组织结构计划。

对外交流。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从产业的发展方向到测定环境的具体指标，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如“NIRA研究成果（NIRA Output）”不断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对各类问题的国内与国际专题论丛。“NIRA月刊”（日文）是一本专门概述NIRA研究活动进展的公共事业性杂志，而季刊“NIRA政策研究”（日文）刊登的文章则是由“NIRA Output”（日文）上公布的重大发现编辑写成，这些刊物和其他一些出版活动都是NIRA广泛宣传其科研成果的组成部分。NIRA研究计划部负责国内项目的计划、起草和促进工作，而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则由国际合作部领导。再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由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三大主体部门构成，除了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该所目前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美国、中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客座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在研究领域可以“独来独往”，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是日本最大的智库，该所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因拥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而获“双头雕”之称，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该所约有400名研究人员，人们常将它与NIRA相提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同世界上其他智库相比，其研究力量和情报资料丝毫不逊色。该研究所有300多名人员，常驻海外人员多达30人，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法、汉、俄、德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由于群体的智能结构、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这类智库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共同组成研究组。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是专职人员的2倍，达到40人，超过半数以英文发表。再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只有22名职员，其中主任研究员6名，研究员4名，但该所每年的调研项目多达30项，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该所每年大约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学者500～600人协助调查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主任研究员牵头成立课题研究组，按照课题的特点和自己的力量，有目的地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原则上，主任研究员由本所的研究人员担任；亚洲经济研究所，原来隶属于通产省，现在附属于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半官方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每年研究项目70～80个，有150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有13名研究人员专事中国研究，是研究所里最强大的团队，与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早就开展学术交流，有人员还参加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围绕亚洲经济所做的投入产出表，极为准确地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成果受到世贸组织及世界各国的重视。

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就没有专职人员，甚至被人讥为“智囊点”。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的研究辅助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4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由于地方支持，且有市政府的官员参与，因此研究组成立后可高效率地投入调研工作。而熊本开发研究中心只有2名职员，其办事处设在熊本县厅企划课内。该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由县内各个大学的教授兼任，并根据调研课题临时任命主任研究员。再有岐阜县智库拥有固定研究员6名，它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聘请特别研究员（以当地岐阜大学和附近名古屋大学教授为主）牵头组成研究组。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扩大了日本智库调研咨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潜在问题，并涉足国际问题和未来问题。如NIRA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的调研；未来工程学研究所进行的“谣言追踪”调研；熊本开发业研究中心对熊本机场、新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调研；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对“地区构造和第三产业雇佣关系”的调研；日本综合研究所对“居民反对运动与居民协调”的调研；神户都市研究所关于“都市经营系统开发”的调研；文化交流研究所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展望”的调研；中部开发中心对“名古屋公园城市构想”的调研；社会工程所对80年代“鸟取市、境港市和仓吉市发展规划规划”的调研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影响和价值。可以说，这些智库的协调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来自社会上的何种需求，不分巨细，不论大小，各种类型的智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本智库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在众多智库中，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建所方针、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做法，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智库不在人数多少，而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

从近些年的发展中看，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见“主从型”、“协调型”；第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第三，讲究效率，不拘形式。同时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也需不断调整、变化和完善。如由于智库以“主从型”和“协调型”为多见，因此研究力量略显分散；兼职研究人员因必须以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导致难以竭尽全力为智库工作；资金不足使调研工作在广度、深度和跨度上受到限制，基础研究很难开展等诸状况。

日本智库给予中国的启示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改进智库政策。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出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将其视为提升日本企业“软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也应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使智库与我国改革建设紧密关联，发挥其综合研究机构的最大潜力。

把握智库独立，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现代思想库是为社会不同决策层及其决策者服务的。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日本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客观性，但这些通常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形式上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支配和控制，这是因为它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社会的公益性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故此，我国也应顾及这些规律和特点，否则智库将不成为智库。智库的发展都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分不开，并通过自身体系的结构和服务领域的功能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例如，日本为了适应“科技立国”的需要，80年代后期专门成立了官方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在日本形成“官”、“产”、“学”智库并举，大、中、小智库共存，以产业思想为重点的格局，并形成了现代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这种调整与优化是通过日本官方和半官半民的形式来进行的。为此，我国应依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在设立起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借鉴智库经验，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在现代日本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对美国智库经验的借鉴、改造和创新。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汲取了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一思想应该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以加速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智库体系。为此，我国应建立智库管理协调机构并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更强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它智库进行调研或协同研究。以此沟通各层次智库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我国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应在我国各个“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区域开发别注意智库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特色。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前后的冲绳问题及中日美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11BGJ019）

注释

①该报告自2006年逐年发表，亦称《麦甘全球智库报告》，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负责。

②[日]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research/thingtank/。

③[日]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歩み――NIRA30年史，2004年，第7页。NIRA首任理事长为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为前共同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为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第五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⑤[日]総合情報開発株式会社：『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

⑥[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⑦[日]渡边昭夫：《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EB/OL2007「2009-11-26http：//rese-eign-policy/。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为松下公司前总裁松下幸之助所设，其与日本政界渊源颇深。“报告”撰写者均为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

⑧《瞭望》：“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http：//，《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⑨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WTO等，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将稳步发展。因此，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与隐忧，如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漏洞、结构性调整困难、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各阶层和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能指望能像90年代中期那样爆炸式的双倍增长。

⑩[日]关志雄：“抓住中国崛起的商机—反驳日本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国际贸易》，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