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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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第一篇】

关键词 电视访谈；《杨澜访谈录》；节目特色

在当今时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电视节目不断繁荣，作为电视节目类型之一的电视访谈类节目发展势头迅猛，它在增进与观众之间交流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的进步具有推动作用。《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由杨澜自己所创立，作为一个高端访谈节目，它体现了浓烈的人文色彩，具备强烈的时代感。该节目开办到现在，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不错的口碑。在一次次的访谈沟通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受访嘉宾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一、研究目的与方法

1、研究目的

（1）明晰杨澜主持风格特色；

（2）对比两档访谈节目的异同，在比较中深化认识；

（3）对《杨澜访谈录》的认识及其发展趋势的预测。

2、研究方法

（1）文献查找法。搜集与本论文所选的题目有关资料，搜索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体综合与分析；运用网络文献检索方法，获得最权威的资料。对本论文选题相关领域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

（2）逻辑分析法。运用综合、辩证、类比、归纳等思维分析方法，对各种已得理论进行具体详细的分析，故而有依据的提出自己与之相关的见解；

（3）案例分析法。收看杨澜有关访谈节目，分析当中的风格及交流互动技巧。

（4）比较法。比较《杨澜访谈录》与《鲁豫有约》的不同，深入认识《杨澜访谈录》的主持风格。

二、结果与分析

1、《杨澜访谈录》总体介绍

（1）《杨澜访谈录》的开办及发展。《杨澜访谈录》是阳光传媒旗下的一档高端访谈节目，是知名节目主持人杨澜在2000年开办的，而且由她亲自主持，是目前我国最先推出的访谈类节目之一，到2013年底，已经走过了10余年的历程，访问了500多个有名嘉宾，讨论的热门话题包括经济、政治等不同方面，和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知名人士展开讨论，重点展示出被访者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独特的认识，从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力的角度出发，来体现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追寻人类敏锐智慧和璀璨光芒，体现了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所谈论的话题不仅关注时事或专业，更多的是人生经验，并以人的智慧为中心，分析人物故事，人的成功与失败，反映了人民的智慧和洞察力，让更多观众能够更加真切，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那些平时所谓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从而缩短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促进双方互相交流。力求穿过风云汇集的有限空间，将受访人士的人格魅力和社会价值观作为节目的最终呈现。近年来通过节目组的不懈努力和创新，该栏目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也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深受观众喜爱。《杨澜访谈录》覆盖了全国几千万的家庭，拥有超过亿万的受众观众群，还被推广至全球各地人口集中的华人社区，全球观众超过三亿，受众人数不断增长为节目的良好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自身较高的节目质量，丰富的人文气息，因而在高阶层的精英人群中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杨澜访谈录》的现状。自2005年1月起，《杨澜访谈录》由东方卫视于每周六12；30播出，播出范围覆盖了日本等亚洲地区及北美等海外区域。作为国内仅有的一档在全球范围内播出，影响力极广的人物访谈类节目，《杨澜访谈录》遵循“精彩人物，精彩对话”的节目理念，节目就所谈论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不同内容的话题展开探讨，通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名人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性格特性，体会他们的独特见解，从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的角度出发，突出了个人对社会的作用及社会对个人的影响。通过观看此节目，去发掘属于人类自身特有的聪颖，映射出人类特定的历史经历和以此所带来的感悟。所谈论的话题不仅仅是围绕时事或专业，更多的是把人物所经历的感受和深邃智慧作为讨论的中心，从点到面，细致入微的讲述人的故事，仔细聆听受访嘉宾人生的成败得失，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感悟他们不同寻常的人生，使得更多的观众能够通过收看此节目领悟那些名人内心真实丰富的情感世界，更加拉近相互间的距离。该节目始终如一的坚持认为今天所能够提出的创新意见，就能够成为明天所改变的。到目前为止，《杨澜访谈录》所选用的发展路线仍旧是“温和而深刻型”的路线，用主持人自己的话来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具有深刻性质的问题同样可以选择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杨澜访谈录》坚持走一贯的高端型路线，不走俗套，和名人一对一的交流模式不曾改变。通过一次次具有亲和力和智慧型的沟通，能够使得我们更加近距离去感受那些值得我们敬佩的知名人物，了解他们不凡智慧，体味传奇的人生经历，洞悉丰富的内心世界。如采访英国安妮公主一期节目中，主持人事先了解到，由于安妮公主英国皇室身份的限制，就决定了所能够接受访谈的内容是有限制的。而且了解到了安妮公主是一个不喜欢向媒体完全敞开心扉的人，因此在整个几十分钟的访谈过程中，杨澜在大多时侯充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只是寻问了一些有关慈善工作之类的事，充分体现出此节目的人文精神。《杨澜访谈录》从开播至今，节目选题都是全面且丰富的，节目所访谈对象涉及有关地区领导人，全球范围内有名的企业家，有关政要的家属，著名导演演员等等。与此同时，所访问的对象覆盖了国内外各行各领域，选题的特点可以用面广且丰富来概括。但这种特点的弊端是，也容易导致节目的受众人群不明确的现象，从某些角度来看，可能会造成和其他的访谈节目内容和模式相似的问题。选题的挖掘和策划是建立在受众心理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倘若该节目没有任何的创新，走同其他访谈类节目一贯的发展之路，毫无疑问，时间久必然不利于长远发展。因此，《杨澜访谈录》需要对受众进行细分，准确的发现特定受众群的需要，从而有针对性的选择出一些选题，使得访谈节目具有鲜明的个性，形成长期的稳定的品牌访谈节目。

2、《杨澜访谈录》节目特点

（1）《杨澜访谈录》受众定位准确，访谈方式灵活。《杨澜访谈录》定位锐意标新，就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热点话题与世界各地的名人展开深层次讨论的同时，关注人们的独特见解，凸显出浓厚的国际化和人文化特色。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访谈节目时，要注重问题的多元化，从不同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看待与分析问题，同时应尊重受访嘉宾独特的理解问题方式与看法。《杨澜访谈录》就节目内容而言，与其他访谈类节目不同，它不只是单纯的叙述嘉宾从事的事业所取得成就，或是只就他们的创业经验来谈，而是更加侧重于向观众展示一个与众不同的嘉宾形象，体现了一种浓厚人文主义精神，使每位观众在深入了解受访嘉宾的同时得到不同的精神启发，从而使主持人，嘉宾与观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与交流。《杨澜访谈录》的新闻性也较强，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了解新闻事实本身，而是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阐述对新闻事件的新认识和看法，此节目的制作具有睿智的思维，启发不断学习。如在一期访问刘德华节目中，杨澜能够用刘德华自己的歌来表述那时他的心情；在询问电影情况时，不仅局限于关注电影自身的票房情况和刘德华在片中的优秀表现，还能够从电影生命力更高的角度来进行对嘉宾的提问。

（2）谈话内容风趣。所访谈的话题不仅仅局限于事实或专业本身，更侧重于人的经历感受，讲述每位嘉宾的故事。体现人的智慧和感悟。更重要的是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独特个性，使得观众深刻理解受访人物。如在访谈姚明时，当杨澜问道：“那现在其实可以通过超声波看到孩子，特别是孩子的心跳，看到他的雏形时，那种感觉很兴奋吧？一个生命。”姚明回答，特别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孩子在肚子里招手的时候，杨澜又幽默的问道：“跟你招手，自作多情，谁跟你招手。”这种风趣的回答更加吸引观众。

（3）受访嘉宾面广。选择的采访对象从他们的职业分类来看，有著名的商业人物，占有一半比例；有重要的政要人物，占三分之一比例；也有作家、导演、学者，专家等文化界的精英，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季羡林，还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等等。

（4）《杨澜访谈录》主持人个人魅力突出。杨澜在国内有名电视台担任过主持人，由于自身具有亲和力的主持风格而倍受观众朋友的喜爱。她所有过的主持经历造就了她独有的主持风格。同时她也荣获过诸多荣誉，这些获得的荣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走过的这些独有经历促进了她独特的个人魅力形成，推动她在事业上更好地发展。

毫无疑问，一位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影响着栏目风格的定位。杨澜具有知性女性的形象，《杨澜访谈录》以杨澜与嘉宾的交流为主要内容，她与嘉宾共同具有成熟的思想与素质，在采访交流过程中，会根据嘉宾的专业领域进行交流与碰撞，为嘉宾谈出自己最真实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深刻认识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不同的受访嘉宾，杨澜所采取的提问方式有所不同，但相同点在于她总能积极地调动嘉宾的参与度，这也是《杨澜访谈录》值得学习的地方。同时主持人具有独特的个人成熟魅力，能够做到随机应变，恰当访问。

（5）谈话环境安静优雅。《杨澜访谈录》创造的谈话环境优雅安静。主要从嘉宾的人生，在事业，艺术上的生涯，或者经历入手，采取一种从锁紧-到放开的结构进行。节目整体的展开结构与故事发展的顺序保持一致，呈放射状展开。观众可以感受温暖的谈话氛围，仔细体会有特色的交谈方式，同时整个访谈过程中，节奏非常平缓，给观众一种舒服感觉，让嘉宾在轻松状态下讲述自己的故事，观众也可以轻松观看。

（6）《杨澜访谈录》节目进程节奏明快。《杨澜访谈录》善于把握节奏，杨澜的提问语言简短，问题字数少。提问节奏较快，一期节目大概只有二十到三十分钟，一般提出二十个左右问题来引导嘉宾回答。

3、《杨澜访谈录》与《鲁豫有约》的比较

（1）从访谈对象及节奏的角度分析。从访谈对象角度来看，无论是《杨澜访谈录》还是《鲁豫有约》采访的对象都是名人。覆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娱乐等方面。

不同点是，从职业角度分析，杨澜采访的对象商业人士占二分之一，政要人士占四分之一；从本质上看，杨澜锁定的采访对象是具有很强时代感的知名人士。嘉宾的高端决定了《杨澜访谈录》的栏目类型为高端访问，通过采访去了解一个事件甚至一个国家。而《鲁豫有约》则为一种叙事性的谈话，会选择一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让他们将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同观众一起分享。改版后的《鲁豫有约》更多的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如《过年回家》中返乡的学生等。《鲁豫有约》尝试从人性和历史的角度，来剖析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感受他们的人生观，一同思考人生，领悟生命真谛。

从访谈节奏看，由于是一对一的采访，所以两个节目遵循的都是简单的主持人―嘉宾―主持人―嘉宾的话题转换模式，因而主持人和嘉宾所占话论数量基本持平。《杨澜访谈录》中主持人和嘉宾占有话论时间比《鲁豫有约》长，因而谈话节奏慢。但在整个话论平均长度上，《杨澜访谈录》比《鲁豫有约》会少。也就是说，《杨澜访谈录》的话论转换频率更快一些。

（2）从资料和幕后团队准备的角度分析。《杨澜访谈录》的成功离不开杨澜背后整个团队的团结协作。也是杨澜能够精彩的进行每次采访的前提和保障。主持人在采访前要进行大量的资料搜寻和提炼，要想全面了解采访嘉宾的个人经历，就必须整理出较为完整的嘉宾资料。而这些资料来自不同的信息渠道，有的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有来自嘉宾的著作，甚至还有可能来自发表某1篇文章。《杨澜访谈录》幕后的几个团队，一同进行节目的策划探讨，讨论的重点是采取何种方式采访和从何种角度进入。杨澜需要自己把任务职员给定的资料看完后提出自己更多的资料需求，并最后亲自完成采访稿。

《鲁豫有约》是个忙碌的日播节目，团队共有20人。导演层次还是“80后”为主，团队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往常人物把节目组分成四个小组，从节目的手段选题，拍摄，筹划，录制等，各尽其职，一期节目一般要用三周时间来支配。

（3）从受众情况及收视率角度分析。《杨澜访谈录》将受众主要定位于有文化的社会高层次人群，希望通过该栏目的访问，能够使观众近距离的感受各领域内取得不凡成绩的成功人士的传奇人生经历和他们丰富的内心。目前的播出人群虽已转到上海东方卫视，但不可否认它在高层次人群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栏目还被发行到国外华人居多的国家，全球观众过亿。

《鲁豫有约》的受众是面向整个社会的不同人群，只要愿意真心倾听，真实感受，从他人故事中不断提醒自己，感受他人喜怒哀乐的人都是此节目的观众。如今，该节目在全国范围内多家电视台同时播出。

从收视率情况来看，总体来说，《杨澜访谈录》和《鲁豫有约》都是目前国内收视率较高的两档节目，但《杨澜访谈录》的影响力较大。

（4）从各自对访谈节目的启示角度分析。对比国外的访谈类节目，我国的访谈类节目还存在着制作粗糙，节目之间相互雷同的现象，但是从整体情况来说，我国的访谈类节目还是能够实现健康发展的。《杨澜访谈录》作为一档优秀的国内访谈节目，以它为代表的电视访谈节目不仅仅是简单的取悦观众的视觉，更为嘉宾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创立了平台，提供了良好的自我发挥空间。重在追求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它能够隐藏节目固有的理念，灵活地把判断权还给观众。采取独特的角度来展现嘉宾的形象与个体性格，拉近他们与观众的距离，以此加深观众对嘉宾的了解。通过几十分钟的访谈，用镜头记录被访嘉宾精彩的人生。这为我国访谈节目健康持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良好的带动作用。启示了国内访谈节目：观众永远是访谈节目实现长远发展的决定力量之一，一档好的访谈类节目不只是简单的实现自身的发展，更应该做到以人为本。《杨澜访谈录》的鲜明特色还在于这个节目不仅仅选择在整个世界范围进行采访，采访地点是灵活多变的，因人所在地而定，打破了以往常规的局限于电视台演播厅的状态。没有现场观众，运用这样的方式将访谈放置在一个相对谨慎的位置，并与采访名流的理念相对应。不可否认的是《杨澜访谈录》的新闻性较强，对社会中各领域的精英人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这个节目的创新之处在于可以将受众定位与节目内容相互融合，两者保持基本一致，内容涉及面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较为专业但却有很多的受众人群。该节目的成功除了节目本身的鲜明个性以外，也离不开主持人杨澜自身的个人魅力。杨澜的访问速度快，专业能力强，节目节奏感明快，提问具有一定的跳跃性。所问的问题与当下时代形势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所访问的话题大多以当下时代热点话题为主，并且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展现出了一种对话积极的状态，双方交流频繁，整个对话万分精彩。同时现场气氛总能够得到适当调节，结尾抒情感性且自然，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的是讨论模式，展现出独特的专业辩论才能和特有模式。整体节目所使用的解说词具有意义深远，耐人回味，往往引起观众心灵深处震撼，引导他们深层次思考，受众可能将谈话内容从人生经验上升到人生体会的高度来感悟。因为观众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的“吵架”。提高人物的社会地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推动各种文化的发展，是该节目的优点，也是值得国内其他访谈节目学习的地方。

与其他访谈节目不同，《鲁豫有约》一直以来认为能够在生活中寻找到昔日平民英雄，以及具有特殊经历的人，同他们一起回忆曾经的往事，思索人生，从而使得人们感悟生命体验，追寻心灵秘密，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谈话模式。这也是《鲁豫有约》能够在电视访谈类节目中独树一帜，取得不凡成绩的原因。《鲁豫有约》栏目定位重点在于思索人生，这样的节目定位需要与受访的那些有故事的人再次重温那些故事。节目嘉宾定位于是有着特殊经历的人，这是它与《杨澜访谈录》最大的不同之处，《鲁豫有约》选择走的是亲民路线，能够为我们展示普通人物的不同人生。访问的嘉宾自身有着充满传奇的色彩人生，情感往事细腻且丰富，让人无限回味。它可以运用最新的电视手段，打开受访者那些尘封的记忆，挖掘经历过的感动。同时该节目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体现出对每一个人物的关怀与热爱，尊重每一个人的人生，做到平等看待每个人，学会理性思考，这是此节目的灵魂所在，也是值得所有访谈类节目学习借鉴的地方。利用在有效的节目时间，非常自然随和地和嘉宾进行回忆，共同去重温那些曾经最动人的真实画面和抹不掉的印记。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嘉宾都能够突出嘉宾的主体性，通过嘉宾自己讲出自己的故事，去挖掘出那些最能够触动人心，使人受益匪浅，引起相互间共鸣的东西，主持人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聆听嘉宾内心最深处的声音。《鲁豫有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无论电视谈话类节目如何发展，只有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特点才会使节目具有更强生命力，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才能够不断发挥自身节目的品牌优势。

4、《杨澜访谈录》的启示

《杨澜访谈录》是紧追时代脚步的一档人物访谈节目，采访的目的在于和观众能够进行必要的交流，并且能够在交流中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可以将有价值的私人性话题拿到栏目中去，构筑一个开放的公众话语平台。主持人总是能够做到灵活提问，随机应变，适时提出访问的问题，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极高的专业水准和敏锐的反应力，这也是每位访谈节目主持人应该学习的地方。她的访谈不仅仅具有思考的深度，理性的高度，更重要的可以温暖人心，提升人性的温度，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未来的电视节目访谈恰恰需要这种人文关怀精神，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解为提高收视率或是一味满足观众的需求。访谈节目应更加精益求精，更加重视质量。

5、《杨澜访谈录》发展趋势预测

一期优秀的访谈节目能够成功，除了节目自身具有鲜明特色之外，也离不开主持人的不懈努力。个性化的提问方式，丰富的节目内容，品牌发展的成功以及主持人自身的个性，共同创造了今天它的辉煌。《杨澜访谈录》之所以能够在访谈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杨澜主持风格的认可。在不断历练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且能够获得受众的认可，是一个主持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杨澜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知识，有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机智的现场应变能力，同时能够学会倾听，从而更好地启发嘉宾进行交流。《杨澜访谈录》是一档深度人物访谈节目，独特的栏目定位与嘉宾选择，丰富多样的节目内容使得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无论从节目本身还是从主持人自身来看，只是单纯具有自身特点，不注重创新，不言而喻，该节目是无法正常运行的。品牌化的栏目运作则显得至关重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视文化类产业也将不断繁荣。在电视产业化，栏目专业化，受众需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怎样才能够搞好品牌经营，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电视节目竞争力，是当今电视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杨澜访谈录》也应顺应这一趋势，提高自身竞争力。毫无疑问，该节目只要在满足大众需求，与时俱进的背景下，不断凸显自身魅力，发展自身优势，一定会越办越好。

三、结论

《杨澜访谈录》从开播到现在，以独特的见解，创新的形式，紧跟时代潮流的步伐远近闻名。自2000年创办至今，走过了十余年的光辉历程。如果不是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它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生命力，也不会取得好的成绩。《杨澜访谈录》没有八卦闲聊，开头和结尾相互辉映，穿插和解释有序贯穿，能够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杨澜访谈录》的成功，离不开节目自身独特的定位与视角，它的受访人群已经决定了此层次高于国内一般访谈类节目，但其又以高层级受访者与访问领域内容广泛相结合的方式赢得了不凡的收视率，这或是《杨澜访谈录》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它的成功也与主持人杨澜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可分割。毫无疑问，这是一期充满了智慧与魅力的节目，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杨澜访谈录》会越办越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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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第二篇】

从被访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谈话，如同在深夜的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孔深处。

在易立竞的这些文字里，我看到的好，不是有多少猛料，不是让谁谁谁又哭了，而是偶尔会遇到一个柔软敏感的东西，磕磕碰碰了好几下。

――王锋

我记得在腾讯网的“年度新闻奖”和《南方周末》的“年度致敬”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录几乎获奖已成习惯。在此之中，我尤其对易立竞的作品印象深刻，当我读到她的那些最佳篇目时，比如对李亚鹏、崔永元、赵本山等人的访谈，你知道，我想的就是“它们太棒了”，它们都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话题开阔，真挚深入，而且充满了智性。它们都获奖了。

那天她与刘烨聊至深夜，他谈到了他对酒精的依赖、工作和谢娜，最让我觉得精彩的则是关于在中美两国之间疲劳飞行的一段叙述，长达1000多字，易立竞从未打断。关于何为“绘声绘色”，那个段落是个很好的例证。那种口语的流动，叙述的畅快，彷佛南方的河流，要把一切裹挟而去。这并非刘烨富于语言天赋之故，事实并非如此。段落中多有颠倒、重复、语法的省略，却恰好再现了谈话现场的那种粗糙的真实感。

她懂得赏识人们好的一面，能看见别人之所未见，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每个人都显露出新鲜的一面，一花一叶，如沐新雨，这是重新打量的喜悦。

――李海鹏

现在的媒体环境跟90年代初差不多。那时候不也是炒得乱七八糟的嘛，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没这么讨厌――没有的事硬是瞎编，那会儿写的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完了给你添油加醋。但现在的媒体是你完全没那么回事，它也给你说得很像。

――巩俐

你在小圈子里待的时间长了，就会把这个小圈子看成了全世界，但是走出去之后你发现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感觉你的心可以更大一些。

――刘烨

如果你每天回家都去看娱乐新闻，看久了，你就掉在这个圈子里了，你的一切判断和评价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你就丧失了正确审视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永远跟某些事物保持一定距离才可以相对清醒一点。

――李亚鹏

想想第二天的新闻会就有些紧张，那些人都是端着枪来的。

访谈录【第三篇】

全世界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公开性”、“新思维”、“改革”，却很少有人知道“公开性”的开创者、“新思维”的“灰衣主教”、“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1923年-2005年）。两者虽然都是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叛逆者，但前者更像是替罪羊，后者才是掘墓人。

一部《红楼梦》早就告诉我们，荣国府的衰败既怨不得“总经理”王熙凤，也怨不得“董事长”贾政。那个造就薛蟠，也造就贾宝玉的腐朽制度，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实质是带有奴隶制遗传基因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发人深省的是，像雅科夫列夫那样一个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出生入死的人，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下从权力金字塔底层爬到顶峰的人，一个曾经真诚信仰马列主义并为苏维埃政权尽心效力的人，一个既享受过一切“党内特权”又经历过“高处不胜寒”的人，怎么就从苏共宠儿变成了苏共的掘墓人呢？

《访谈录》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访谈录》选录的100篇谈话，是作者从1992年到2005年对俄罗斯各新闻媒体谈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所提供的有关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档案信息，在数量、广度和深度上都令人震惊。尤其因为雅科夫列夫既是苏俄的著名历史学家，又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主导“民主改革”的政治局委员，还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国师”，且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接触大量已经解密和尚未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所以，他所披露的档案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你可以对他的观点说“不”，但你无法对档案袋里现身的历史真相说“否”。

令人震撼的首先还是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的暴行。笔者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还在那里先后当了10年多的常驻记者，算得上是对苏共历史并不陌生的人，但《访谈录》披露的许多内幕仍然让我不寒而栗。斯大林及其体制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和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妇女、儿童、旧官吏、旧军人及其家属、被俘的红军官兵、少数民族普通百姓……受害者总数达3000万之众，占战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无法用任何“扩大化”可以解释的。

据《访谈录》引述的苏共秘密档案记录，斯大林本人曾亲手签发366份枪毙名单，直接剥夺万人的生存权利，这还不包括被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数百万牺牲者。他“既不认识他们，又不看他们的立案材料，就签发枪毙名单”——显然，这与“政策失误”风马牛不相及。

“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批准杀人”，例如，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就批准了12份死刑名单，合计1352人；同年12月7日批准了13份名单，合计2397人，其中2124人被枪决；1938年1月3日，上述三人加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批准了22份名单，合计2770人，其中2547人被枪决；2月份——28份名单，合计3699人，其中3622人被枪决；3月份——36份名单，合计3286人，其中2983人被枪决；4月份（伏罗希洛夫没参加）批准了29份名单，合计2799人；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29份名单，合计2750人，其中2371人被枪毙；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批准了38份名单，合计6013人，其中4825人被枪毙（《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在涉及41391人的361份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在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上有莫洛托夫的签名，在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上有日丹诺夫的签名，在包括18474人的186份名单上有伏罗希洛夫的签名，在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上有卡冈诺维奇的签名。“卡冈诺维奇喜欢一边骂娘一边挥笔批示：这个娼妇，这个骚货，这个败类——统统枪毙。”（《访谈录》，№84）

受迫害的“祖国叛徒”和“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计达40056人。1938年8月2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了叶若夫提供的一份名单，对15名“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提起“一级”诉讼，她们全部被枪毙，其中10人是家庭主妇，2人是大学生。她们的丈夫在稍后的1939年初统统被枪决。

令人发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员竟然把签署“枪毙”名单当作“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闭着眼睛签发枪毙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弗里诺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车去远东，带了3名助手和所谓“相册”——装订成册的3000幅“照片”。他们边喝酒，边听留声机，边搞竞赛：看谁签署——就是在判决书上写上字母“р”（俄文расстрел即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笔者注）的案卷最多。他所带的全部案卷所涉及的人悉数被枪决。在内务部三局和四局之间也搞了社会主义竞赛。竞赛结果写道：“四局抓得多，三局杀得多”，四局胜出（《访谈录》，№82）。

杀人是有指标的。一份地方长官给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请求补充指标。”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枪毙指标”，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对3000人执行枪决。

杀人无需理由。雅科夫列夫说：“不久前我读到一份个人案卷——吉娜伊达·阿德米拉尔斯卡娅。她是伊万诺沃的纺织女工。上面指示要从工人中提拔一名做共青团工作的干部。她被选为伊万诺沃州共青团第一书记。克格勃把她叫去，向她出示一份名单，说：你听好了，这些人依你看正在策划一项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你来充当他们的头头，向我们揭发他们都是你的阴谋同伙，然后我们把你从这个案子中摘出来。她拒绝这样做。结果她被抓起来枪毙了。临刑前她要了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以便死得有尊严。这件事太让我震撼。这些替身后面，这样被枪杀的人，不计其数。”（《访谈录》，№83）

鲜为人知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沦为牺牲品。他们有罪仅仅因为他们是贵族、“富农”、神职人员和所有被列入“人民的敌人”大名单的人的子女，是德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所生的孩子。

数百名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参加者的亲人，包括孩子，被抓为人质。其中就有科兹洛夫将军的孩子：17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1918年彼得格勒契卡下令枪杀500名人质。1918年-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使用把孩子扣为人质的手段，对付反对当局农业政策的农民。从1918年秋季起，开始建立集中营，被关押的囚犯大多数都是被抓为人质的“暴乱分子”家属，其中包括怀抱婴儿的妇女。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富农分子”，统统被从肉体上消灭。三四十年代全国被消灭的农户计约700万。当时每个农民家庭平均六七口人（以六口之家计算，就是4200万人），其中半数是孩子。

从1941年8月末开始驱逐德国人。1943年到1944年这一悲惨命运又落到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身上。1944年被逐出格鲁吉亚的有梅斯赫金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和阿塞拜疆人。

到1949年7月“特殊村民”即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居民总数达2092527人，其中16岁以下儿童为755278人。总体死亡率达27%，其中儿童死亡率比成年人要高（《访谈录》，№53）。

雅科夫列夫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6000万人的生命（包括卫国战争中牺牲的3000万），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崇尚权力的统治者和崇尚暴力的专制制度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法西斯暴政之实，这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能有什么关系呢？

《访谈录》披露的另一重大历史事实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隐瞒了数十年的两个秘密备忘录。这些文件虽然在西方早有爆料，但在苏联却半个世纪讳莫如深。在1989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雅科夫列夫做了关于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附属秘密备忘录签署后果的报告。代表大会首次做出承认秘密备忘录存在的决议（原件直到1992年秋天才找到），并对这些文件的签署进行了严厉谴责。

“条约”及其附件是二战前苏德勾结，合谋瓜分波兰和欧洲的铁证。正是根据这一“条约”，德国从北、南、西三面入侵波兰，苏联从东部占领波兰（包括制造屠杀22000名波兰军人的卡廷惨案），同时并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和芬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又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变成苏联的缓冲国。斯大林还以盟友的身份向希特勒提供石油和粮食援助，甚至命令欧洲共产党不得支持本国政府抵抗德寇。

由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希特勒的“友谊”，使苏联对德国“背信弃义”发动闪电战猝不及防，从战争一开始就溃不成军，致使500万苏联红军在短短100天内全军覆没，一半被歼灭，一半被俘虏

（据苏军总参谋部的资料记载，在4年卫国战争中被俘的苏联官兵总数为万，而在头两年被俘的就有万人，占被俘总数的82%），进而导致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的巨大悲剧（《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许多关于“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都是马屁文人的异想天开。作为卫国战争老战士，他本人没有也从未听到过别人在战场上高喊什么口号，“生死关头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一定要抢在被敌人消灭之前消灭敌人”。所以，用3000万祖国优秀儿女（其中多数是健壮的青年）的生命换来的最终胜利为斯大林编织桂冠是苏共的耻辱。

《访谈录》对1917年“十月革命”真相的爆料是颠覆性的。我们从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原来“十月革命”竟是一场未放一枪的宫廷政变：既不曾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也不曾有工农武装“攻打冬宫”，有的只是列宁的卫队长带领十几个人，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像抓小鸡一样地抓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列宁挥动手臂说“一向所说的工农革命实现了！”的场面只不过是“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家们的“艺术想象”。

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从宫廷政变出发走向一党专制的。政变的续篇是国内战争，1300万人死于战乱和饥荒。接着是强迫集体化，数百万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人民的敌人”。后来是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战后是“医生案件”、打击“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大规模“肃反”……1500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从1923年到1953年苏联监狱关押过的“犯人”超过4000万（《访谈录》，№16）。

雅科夫列夫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十月反革命”（Октябр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说“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

雅科夫列夫认为，对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终必然引向“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堡垒只能从内部攻破，尤其因为有克格勃这个“党中之党”、“国中之国”，只能利用苏共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从内部瓦解它。他说：“我坚信，只有在内部，在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党内特权阶层内部，才能发起改革。像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那样同制度斗，固然十分高尚，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对这个制度不能正面强攻，只能侧面迂回炸掉它。”（《访谈录》，№45）

他认为，“改革”足以确立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改革”的主要功绩是结束了“冷战”，确立了民主方向，制定了民主宪法，实行了总统制、议会制和多党制，承认普世价值观。但“改革”不彻底。戈尔巴乔夫是“国际关系大师”，但缺乏铁腕和警惕性。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复辟的危险随时存在。

他称赞叶利钦是“民主斗士”，但认为“别列韦日协定”违法。他始终反对“休克疗法”，但理解和支持“改革”少壮派。他说“改革的永恒敌人”是权贵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各级官吏。他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毫不奇怪，对雅科夫列夫观点的看法在苏俄国内外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从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宠儿转变为掘墓人的心路历程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纵观雅科夫列夫的人生轨迹，说它“超乎寻常”绝不是夸张。根红苗正，从中学课堂直奔战场，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到20岁重伤致残，但因沐领袖阳光、滋党的雨露，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如愿上大学，进党校，赴美留学，从州委宣传部干事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48岁的他距离权力金字塔顶层只差一步，如果不是因为发表那篇捅马蜂窝的倒霉文章的话。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记得1972年11月15日早晨上班后，我按惯例快速“扫描”刚刚收到的厚厚一摞报纸杂志。诚如当时的流行语所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但《文学报》上一个醒目的标题——“反对反历史主义”（《Против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 15ноября1972г.）赫然闯入眼帘。这篇占了足足半版的大块头文章，署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文章激烈抨击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明显挑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气势之磅礴，锋芒之犀利，均非一般文人学者可为。新闻敏感和政治直觉告诉我，作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但，他是谁呢？我依稀记得，好像苏共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人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可我无法确认，也不敢相信那样身份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十分敏感的民族矛盾拿出来晾晒，如果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话。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拨通了《纽约时报》驻苏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的电话。正巧，他刚托苏联新闻社的记者帮助核实过，说作者就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是代部长，四年还没有去掉“代”字的雅科夫列夫。

像投入死水微潋中的一枚重磅炸弹，文章捅了马蜂窝，惊动上层，也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抗议信雪片似的飞向苏共中央。《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等主流媒体蜂拥而上，口诛笔伐，连《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苏联文坛霸主肖洛霍夫都按捺不住怒火，给苏共中央写了强烈谴责雅科夫列夫的信。

当时，没有人怀疑这篇文章是苏共高层分歧和斗争的反映。但从多年后作者本人披露的背景看，他写这篇文章纯属个人行为，上面没有后台，倒是下面不乏支持者。“我在《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关门会议都讨论过，我处于绝对少数。我曾试图做些解释，但主持会议的基里连科打断我说：‘萨沙，你别把我们拖入理论之争。有人警告说文章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但不会给你处分。’而第二天一早就送来一份通知——决定派我出任大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变成了‘反俄分子’、‘犹太分子’、‘中央情报局特务’等等。”（《访谈录》，№54）

就这样，雅科夫列夫被开除苏共中央，体面流放到国外，于1973年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一去就是十年。

是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1983年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同雅科夫列夫彻夜长谈，十分投机。在戈尔巴乔夫的保举下，雅科夫列夫很快回国，接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两年后重返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旋即晋升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并于1987年6月进入苏共政治局，迎来了辅佐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辉煌岁月，同时也在政治沉浮中完成了“精神裂变”，从马列主义怀疑者转化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成为苏共和苏维埃制度的掘墓人。

他是这样叙述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的：“转变立场——其实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这个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教条在随心所欲地主宰生活。有些人，他们从来就没相信过任何思想，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并且只相信权力。一旦出现可能得到权力的机会，所有的思想就都跑进阴沟里去了。这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随便什么动力——都是排除异己，谋取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夺权、掌权——这是纯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然后再进行意识形态伪装。在这里不值得谈论信仰，除了假仁假义、虚伪诡诈，没有别的。”

“苏联历届领导人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水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的重要学说。虽然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简明教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是一派真实的谎言，胡说八道的谬论。”

“……怀疑一直在我心里占主导地位。第一次打击犹如当头一棒，是在雅罗斯拉夫尔。那时我刚从前线回来，拄着双拐——浑身软弱无力：身上有4粒子弹，毕竟不少。幸存下来实属偶然，在战地医院躺了6个半月。是这么回事：一列载着我方战俘的闷罐车从车站疾驰而过。您设想一下，我的战友——被关在门窗密闭的闷罐车里！难道这不是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要知道，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被俘的人员有300多万，全部将士的一半都当了俘虏！您很难理解，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心理创伤。”

“布尔什维克制度把我们变成了两面派、告密者、社会假卫道士……我们有个很大的骗术、花招——就是偷换概念。共产主义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斗争毫无意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政权形式，它在利用马克思学说中最最讨厌的政治说教部分，首先是我说过的——暴力，外加谎言和投机——用我们俄罗斯老百姓所经历的漫长不幸、持续的贫穷和苦难、无休止的战争、历史性的疲惫进行投机。”（《访谈录》，№46）

“全都是虚伪之徒，无一例外——包括我自己。当众像伪圣徒一样祈祷，仪式无尚神圣，而真实信仰——藏在心里。”

“是马克思主义治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病。当我第一次参加党代会并听烦了党内报告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苦恼。我从外省，从雅罗斯拉夫尔来，怀揣神圣的信仰，突然——全是臭狗屎。我当即递交了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学习去了。大家惊讶得很——怎么可以退出中央？我进了科学院，开始阅读第一手资料。我的信仰完全破灭了。”（《访谈录》，№64）

“就是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把我最终引向现在的立场。我在那里重新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其中大量矛盾的东西令我震惊。‘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自己，‘是探索真理还是为政治服务？’我明白了：列宁服务于政治。应该承认，他是天才，但也是狂热分子。他染上了真正的政权症。他无情地跟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刀两断。我想，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俄罗斯的悲剧。正是在那时，产生了与共产主义思想相距甚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可以在诸多正常的政治学学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假如它不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否定普世人类价值等意识形态联姻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了所有能为政权服务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念等等。单一政权、单一意识形态、单一所有制和暴力——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起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变了样，所以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封建主义制度……”（《访谈录》，№21）

雅科夫列夫说，真正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我33岁，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突然听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了那番话。您可能不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那儿（集中营）去。走出会场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后来，所有的事实都得到了证实。”“它让我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虽然我深信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枪杀、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样，所以产生了要弄清一切，为自己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的念头。于是我再次决定上学。我三次申请去社会科学院学习，第三次才得到同意。这是二十大刚开过后的事。”

雅科夫列夫说：“‘看破红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不止一次见到痛哭流涕的妇女，心怀一线希望地夹在俘虏中间，经雅罗斯拉夫尔的伏斯波尔耶车站被遣送到苏联集中营，去见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从闷罐车里丢出的纸团上写着被揉搓得字迹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这个打击太无情，太残酷了。多半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后来从人民-胜利者身上碾过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占绝对地位。”

“世界观的转变不会在瞬间突然发生。一切对我要更复杂得多。曾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害怕：我可以决定释放或者关押一个人——只不过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制度斗来斗去？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在走向灾难。事实上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有点不对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孩子在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而当时我们那儿的幼儿园就死了数百名孩子！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径庭。就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样，更不用说像十月政变那样的历史篇章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政府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国家无人管理，军队处于瓦解状态，商店空空如也，群众开大会，捣毁面包铺和酒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带领一伙布尔什维克开进了斯莫尔尼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没有任何反抗，就像没有“阿芙乐尔”的炮声一样。枪声有过，但那只是朝斯莫尔尼宫的天花板开的枪。后来有关攻克斯莫尔尼宫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这样的脚本塑造的……列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变，不过他成功了，在鹅卵石大街上捡了个政权。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访谈录》，№56）。

“一切都始于‘怀疑’这个哲学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过着三重生活：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行动上做的更是另一回事……困难也就在这里——怎样才能把怀疑和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变为实际行动。当时我很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同情来自《新世界》，来自同《十月》、《青年近卫军》、《苏维埃俄罗斯》的斗争……我终于明白了，持不同政见者什么都干不成。更有甚者，克格勃开始把他们收揽在自己的羽翼下，招兵买马，派自己的特工打入持不同政见者队伍。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从内部炸开，利用其极权主义发条——党。提出了差额选举问题。许多人当时都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在挖我的墙角，这是不想让我再被选上。有趣的是，整个官僚阶层都非常清楚，他们在自由选举中不会再当选。果然，在首批选举中就有32名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未能当选。而这仅仅是刚刚——刚刚开始。”

从雅科夫列夫的自白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窃以为，主要有两点：

一、“真实的谎言”迟早会让虔诚的信徒走向背叛。

雅科夫列夫说，一切都来自“怀疑”这个哲学状态。而“怀疑”来自现实生活。如果一个人让你失去信任，他失去的是人格；如果一个党让你失去信任，它失去的是忠诚；如果一个“主义”让你失去信任，它失去的是信仰。

上帝允许任何领袖人物、任何政党犯错误、走弯路，但不能容忍对人民的愚弄和欺骗——即使是出于“善意”。阴谋不行，阳谋也不行。人心一旦失去，就很难收回。我们曾经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共产党的《圣经》，事实证明那是斯大林伪造的历史，与今天日本右翼篡改二战历史没有本质区别。类似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史上也不是没有。

我们经常心怀不甘地明知故问：为什么在亡党亡国的危难关头，1800万苏共党员中竟没有一个“好汉”挺身而出？非也，“9·18”政变不就是“好汉们”上演的一出“螳臂当车”吗？问题是本来就是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克留奇科夫们逆潮流而动，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岂能“挽狂澜于既倒”？人心思变的广大党员恨不得早一天改天换地，又岂能伸手“扶大厦于将倾”？这就叫“失人心者失天下”！

二、“苏联模式”必须否定，暴力专制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尽管雅科夫列夫说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始终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从1903起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俄罗斯变了样，所以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苏联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假“社会主义”，真法西斯主义。

访谈录【第四篇】

记者：为何雷克沙对专业摄影师情有独钟而成立俱乐部呢？摄影师加入俱乐部能得到什么？

雷克沙：我们这个时候在中国成立了摄影师俱乐部，主要是考虑到国内摄影爱好者的精神需要，若是成为俱乐部的一员，不但能在线与摄影专家门进行交流、提高欣赏水平，增长摄影技术知识，更能参与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与广大影友共同切磋交流。

记者：我们知道，不久前美光公司完成了对雷克沙的并购，能谈谈雷克沙今后的品牌发展之路吗？

雷克沙：首先，在美光公司并购雷克沙公司后，雷克沙产品以及品牌依然正常存在于市场，消费者能享受到同以前一样的专业服务。

借这次收购，可以使雷克沙公司的成本结构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市场形势，扩大公司的市场发展规模，完善全球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增强品牌的持续竞争能力。美光公司也将整合NAND设计、技术、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优势，并且利用雷克沙的运营规模优势推动产品创新，使运营效率最大化并实现显著的成本协同效应。

记者：在北美、欧洲市场，雷克沙产品非常流行，但是国内的很多品牌以低价格占领市场，雷克沙如何参与竞争呢？

雷克沙：雷克沙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专利和技术的扎根，不需靠低价来抢夺市场。雷克沙目前的营销策略，重心是放在专业摄影师的存储卡市场上，进入亚洲市场的策略也不例外。不但如此，我们还通过与Corel公司、Ceedo公司等进行合作，产品中加入软件，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可以说，我们今后会以服务为主，而不是比拼价格。

记者：目前，售后服务成了考量品牌的标准之一，雷克沙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雷克沙：目前存储卡品牌林立，人们在选择上也是比较理性，存储卡品牌、性能、售后服务成了综合考量的一个标准，从品牌竞争理念的角度来衡量，服务的含金量是决定品牌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雷克沙针对其专业卡提供终身质保、普通卡提供5年质保，使消费者在存储卡选购中安枕无忧，从长远来看这种消费者与品牌双重受益的模式是符合市场需求的！

记者：雷克沙近期会有新产品吗？

雷克沙：结合自身的专利技术，我们将推出具有更高容量、266X速度的专业存储产品。众所周知，美光和英特尔去年年底合资成立并共同投资52亿美元的IM Flash Technologies，并在NAND闪存研发和制造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生产工艺将从现有的90纳米，逐渐向72纳米和55纳米过渡。目前能够提供的闪存容量从2Gb到8Gb，而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的资源优势。在2007年春季的PMA摄影器材展览会上，雷克沙会有一系列全新的产品推向市场。我们拭目以待。

认识雷克沙

雷克沙是美国著名的数码存储卡、USB闪盘、读卡器和ATA控制器的销售和制造商。其产品在数码摄影、电脑、电子、工业及通信等领域获得多项荣誉。雷克沙品牌的数码存储卡产品包括：CF卡、MS卡、MS PRO卡、MMC卡、SD卡、miniSD 卡、SM卡 及xD卡等等。雷克沙的ATA控制器解答技术为业界人士和OEM广泛应用，它的一些创新知识产权被一些世界一流的公司所认可。作为数码存储产品的革新者，雷克沙公司第一个在其CF卡上创立了读写速度标准专利权，同时它目前还拥有83项的专利技术。

通过数码摄影、电脑、电子零售商、经销商和专业摄影专卖店，雷克沙产品已广泛地在美国欧洲和整个亚太地区销售。一些国际著名的数码相机生产厂商，如：佳能、卡西欧、柯达、尼康、宾得等都推荐它们的产品使用雷克沙数码存储卡，以使其数码相机能尽展其功能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