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专题理论文章整理国企高校网络安全

意识形态专题理论文章汇编（国企、高校、网络安全）

 

目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

2.对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3.把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

4.从意识形态角度谈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5.高校纪委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理论与实践

6.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的思考

7.关于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思考

8.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9.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的重要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多次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意识形态安全逐渐由政策导向朝政策实践过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12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网络信息化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遭遇的挑战与冲击不断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当作当前和今后各方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引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融合了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各种要素，是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体。当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范围界定、安全作用定位、治理限制因素、治理路径渠道、治理评估反馈、治理体系完善、治理经验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厘清现阶段研究现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借鉴。

一、文献计量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概述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10．29亿，占比达99．7％，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3］。网络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对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影响。因此，加快网络参与状况与网络参与行为研究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尤为迫切。现阶段，国内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的拓展、政学研究的关联、研究方向的扩充和研究深度的增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涉及著作、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等不同类型，文献种类不断增多。著作方面相对较少，王永华的《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黄冬霞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吴满意等的《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对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和风险进行了研判，对其生成机理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2012—2021年，共有各类文献838篇（见图1），其中期刊论文695篇，占文献总数的82．94％；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5篇，占文献总数的12．53％；报纸文章38篇，占文献总数的4．53％。现有研究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占比超过八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辅，二者总计占比超过95％。学位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部分高校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二）政学关联更加密切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既是一项政治关注议题，也是学术研究热点。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进一步助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意识形态”发现，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64个重要场合，99次提及意识形态，其中最早的见于2013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涉及场合既有国内也有国外，国外多为会见外国领导人或在主旨会议上发言，国内多为通过各种专题会议提及，如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提及密度逐渐增加，显示出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不断增强。政治领域的重视程度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速度呈正相关态势，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及新理念新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增加，各种理论阐释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关注的力度，政学关联更加密切。

（三）研究方向更加多元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不同安全要素组合的共同体，本身涉及的变量比较多。当前研究涉及的方向较为丰富，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新媒体、大数据、网络文化、社会思潮等近40个方向；研究学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研究层次包含基础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高等教育、高级科普等不同方面，其中以基础研究为主，占比达64．47％，政策研究为辅，占比达17．61％，研究方向的多元在客观上丰富了研究的形式与内容。

（四）研究深度逐步增强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高校为主体，国内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其中，郑州大学相关文献最多，有17篇；重庆邮电大学其次，有16篇；燕山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文献都超过10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及与通信信息类学科关联较为密切的大学，各高校从自身学科优势、行业优势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共计219篇，占论文总数的31．51％，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106篇，占论文总数的15．25％，说明各类基金项目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开展。研究论文中ＣＳＳＣＩ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共计195篇，占论文总数的28．06％，相关研究成果整体质量较高，较好地体现了研究水平。纵观来看，现有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地域限制，呈现出多点发力的特点，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逐渐由短平快的一般论文向高质量学术论文转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深化。

二、研究内容进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述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都有重要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意蕴、内涵构成、治理困境、影响要素、治理路径等方面，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研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积淀了经验。

（一）基础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及构成

内涵及构成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过程论、层次论、要素论等三种形态，通过理论阐释与解构分析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研究。

1.过程论

过程论也可以称为延伸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受主客观环境不断建构影响，是网络语境下意识形态安全关联要素的集合与补充。如赵继颖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战略博弈过程，是利用网络空间认知差异，通过互联网识别外在空间威胁，抵制各种不良价值观倾向影响，实现国家主流价值取向稳定与安全的过程［4］。通过先进网络技术减少外来技术、理念冲击，加强意识形态问题识别，进而提升意识形态安全防控能力。何茜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新时代的特征相结合，融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5］。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要素进行梳理，实现各种安全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融合。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特性同意识形态特点相结合产生的新场域，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与新转变，其并非一成不变，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反作用于客观现实［6］。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网络的特性、物质意识辩证关系等角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属性与价值意蕴，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可能正确反映价值导向也可能歪曲反映本质内涵。这些研究涉及到动态防御、本质特性、非传统安全等角度，丰富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构成及关联特性，增强了研究的价值解构与范围拓展。

2.层次论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分为不同层次，存在一个并列对等，互相补充的关系。如蒲清平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等新媒体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国家执政看，主要指国家掌控内外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管控权，实现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顶层约束与引导；从社会基础看，是在一定空间内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形成自下而上、基础稳定的认同群体；从功能特性来看，是通过有形无形支配实现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内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实现网络空间安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7］。这一论述把网络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的认知与建设层级，通过从整体到局部、从外部到内部、从国家到个体的方式实现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层级认知差异界定。路媛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明晰，在广度上，实现了网络范围无界和意识形态范围有界之间的融合，使网络和意识形态范围更加明确；在宽度上，实现了网络内容无界与意识形态内容有界的区分，使网络内容覆盖并凸显意识形态价值；在深度上，实现了网络发展趋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发展有界的界定，使意识形态治理体现网络特性并实现价值归属［8］。以网络意识形态发展演变中存在的各种差异，从广度、宽度、深度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边界限定，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横向到边与纵向到底的融合，从三维立体角度实现了更大层面的交叉。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层面和交集界限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整体架构和结构层次。

3.要素论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由诸多关联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如奉鼎哲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以关键要素的形式呈现，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体现为统一的系统，通过网络为串联把网络空间的各种社会思想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引领。第二，体现为价值延伸，是传统的线下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网络上的拓展，实现了价值的有序衔接。第三，特征表现的观点，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个体和社会需要的特征表现［9］。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集合了系统体系、空间扩展、社会需求等不同特性，实现了思想观念集合、价值范围延伸、个体社会需求的契合，是网络空间特性同意识形态需求的有机融合。史献芝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技术手段同制度安排的结合，是网络空间安全与国家政权、主权安全维护的结合，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免受外界干扰与破坏的一种能力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能力的强弱受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高低同制度融合水平强弱的影响［10］。通过技术、制度的发展状况、融合状况协调不同要素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从过程梳理与体系优化，技术治理与制度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充实了网络空间的基本内容、价值内涵与体系架构。

（二）困境障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及影响要素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立足于现有困境。伴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信仰淡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限制因素主要集中为外因主导型、内因主导型、综合平衡型三种类型，以内外交织的方式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健康有序运行。

1.外因主导型

外因是“表”，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外到内有效治理的外在表征与显性要素。相关研究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外在制约因素在上升。如郑殿琪认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国外技术垄断、信息霸权、意识形态渗透等威胁［11］，通过外在网络整体环境与网络技术更新迭代，形成外在技术优势、话语优势，在网络空间与文化领域形成负面牵制。张厚远认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问题集中在西方势力企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养“异见人士”炮制虚假信息；攻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12］。通过国外信息技术向国内隐性渗透、特定网络群体辐射扶持、舆论攻击抹黑等方式实现对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塑造，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夏自军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重要威胁，主要表现为“美西方对网络的控制能力使其对我国网络管控形成冲击，限制我国国际国内网络话语主导权的发挥；网络的普及和推广客观上扩大了网络空间各群体的争论，使传统的线下模式同新兴的线上模式发生融合变化，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空间舆论引导与管理的难度”［13］。美西方国家的网络控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冲击逐渐具象化，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更加白热化。这些研究从技术角度、信息安全、文化渗透等方面剖析了域外因素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增强了对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复杂性的认识。

2.内因主导型

内因是“里”，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内到外有效治理的内在要里与隐性要素。有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内因占主导，国内管控现状是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如黄美娟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受网络普及化、信息化与开发使用简单化、形式化；平台建设系统化、规模化与网络话语鸿沟扩大化；管理逐步科学化、制度化与危机预应的能力不足［14］等因素的限制，技术普及、平台升级、管理提升等方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形成挑战，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各关联要素实现内部一体化。孙丽丽认为，网络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体现为“信仰危机加剧；网络谣言肆虐；网络群体极化频繁；网络道德失范严重”等方面［15］，认为网络技术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左右国内舆论，牵制舆论引导的重要因素。刘力波认为，“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网络传播媒介变革与网络传播方式契合了网络特性，国内外网络空间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加快国内网络领域的管控，以利于形成由内而外的网络主导权”［16］。从网络媒体技术迭代带来的传播变革入手，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控与治理成为适应信息技术与媒介变革融合的重要限制因素。这些研究从国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迭代、舆论转变、平台革新、网络变化等问题入手，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困境的多样性，为后期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3.综合平衡型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内外部因素综合博弈产生的负面结果。如李艳艳认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境外敌对势力介入加深，某些极端行为成为分化我国网络空间、民众思想、价值理念的重要限制，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冲击、弱化的风险”［17］。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交织，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传播，形成限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综合性要素。李江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网络信息安全侵略、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网络意识形态攻势、主流话语危局”［18］等4个方面的挑战。通过技术侵蚀、资本扶持、信息攻击、话语压制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包围，使意识形态安全遭受网络媒介发展、外在技术冲击、舆论发展走向的全方位、全链条影响。这些研究综合了国内外不同层面，从思想意识滑坡、域外攻击加深、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了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对策建议。

（三）治理路径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举措与机制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落实到治理上。学术界关于治理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为理论治理、技术治理、教育治理三种方式，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及制约因素进行了针对性解决，在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1.理论治理路径

理论治理也称作思想治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治理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彭洲飞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从理论高度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的传播，实现网络话语同理论内容的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内容的结合，实现网络话语体系与理论实际的一体；通过网络空间安全意识的培育，实现理论内容与安全理念的融合［20］。通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联理论的充实，丰富治理理论来源与价值内涵，拓展治理网络空间，提升治理价值支撑。胡敏认为，应该通过网络文化的培育，实现意识形态中文化因素的发掘、提炼与提升；通过网络舆论的引导，实现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中舆论走向的甄别、预警与管控；通过网络思潮的把控，实现网络社会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识别、引导与防控［21］。通过话语权、管理权、领导权的确立，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在一定的理论体系架构内推进。林昱君认为，要结合意识形态宣传特性，从网络宣传关联要素入手，实现理论传播与宣传目标的融合，契合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22］。通过理论研究与宣传推广等方式，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进而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支撑。马云志等认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加强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通过理论与制度的融合，增强制度建设中的理论融入，提升理论指导现实的制度空间，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主动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23］。通过理论价值引导与理论吸引力的培育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价值空间内得以维护。这些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网络话语权、意识形态主导权、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引领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治理思路，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拓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2.技术治理路径

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衍生于网络技术发展，因此其治理也应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改善，树立大数据意识［24］。如韩璞庚等认为，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25］等方式，依靠技术提升和监督同步的方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李栗燕认为，应该从网络安全学的角度引入相应测评模型，通过模型预测与技术赋能实现提前分析、预测与研判，同时依靠法治方式实现自然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经验的有机融合［26］，在技术空间内实现治理效能。付安玲等认为，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在国家层面，建立大数据国家战略，形成宏观规划与治理引导；在执行层面，建立大数据预警与应急机制，实现网络技术预测与网络舆情引导的结合；在保障层面，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配套保障措施，实现技术的持续赋能［27］。以大数据技术建立完善的网

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使意识形态安全在大数据架构上实现有效治理。任丽梅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通过发掘网络本身的技术功能，加强技术迭代与网络发展的结合，实现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治理；通过国内外核心技术的不断研发、突破，提升治理能力［28］。实现技术与治理的全面融合，使技术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教育价值、媒介技术属性有机统一。这些研究借助网络安全学、大数据技术等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3.教育治理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反映［29］。教育治理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最直接，短期见效最快的方式。部分学者从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进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举措。如王斌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坚持疏堵结合、防控并举的方式，实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等方面的融合；通过教育手段铸牢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30］，实现宣传教育、治理手段、话语管控等的有机结合。李怀杰等认为，大数据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该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传播方式、安全保障［31］等方面进行个性化教育创新。以大数据与教育的融合实现教育技术在教育方式方法和对策方面的转化。秦素玲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通过价值观的融入，实现主流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文化方向的把控，深化意识形态教育氛围；通过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升教育的目标效果；通过教育机制的完善，实现教育的架构引领”［32］。通过外在教育环境改善和政策匹配，实现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张本青等认为，应该着力理念创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科学化；注重顶层设计，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制度化；锁定目标靶向，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精准化［33］。通过教育方面的创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顶层架构，现实逻辑、具体目标等方面的结合。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表象、具象及关联领域提出了解决思路，促进了教育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三、研究评述展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改进与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价值意蕴、治理困境、治理路径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政学衔接更加密切，且近年来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仍存在研究内容比较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治理举措缺乏支撑、理论实践缺乏互动等问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且现有研究同中央关于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完善和提升。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宽研究范围，拓展研究内容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不同安全要素的集合。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范围较狭窄，研究内容不全面。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与特点、存在问题、产生原因分析等方面，以现实问题解决为主，主要聚焦于问题本身，没有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国家安全及整体建设结合起来，理论同实践存在脱钩现象，研究广度、高度、深度都有待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治理主要基于网络跟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传统研究大部分把关注点放在意识形态上，而对互联网背景强调得不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前提是要明确网络这一研究范围，否则跟其他类别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没有区别。把网络环境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背景，可以更好地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自身特性、互联网时代特性、互联网技术处理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提升研究的针对性与可靠性，提升研究的精确度与效率。在研究过程中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了解问题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可以更好地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认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目标期望值与认可度，方便研究推进，确保在研究方法的明确，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时效的提升上取得突破。

（二）结构与框架相匹配：拓宽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架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时代背景。当前对其研究存在一种孤立现象，大部分把其置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衍生状态或单纯附加，对其同其他安全问题的关联及区分研究较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体系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安全问题的一种，包含在总体国家安全之内，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从战略高度进行定位与考量，拓展其研究层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16种国家安全形式，既是一种研究框架，又是一种研究目标。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融入可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度，避免单纯地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看成一种孤立的安全状态。要把其看成总体国家安全的一种，加强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的联系，构建统一的安全架构，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的视角分析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积极开拓其他研究视角，通过网络技术的形成、网络治理、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网络文化、政治参与等多种角度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对其多元影响因素的构成与研究建构的实现进行分析，拓展研究结构与研究框架。

（三）机制与体系相衔接：构建治理体系，加强评估反馈

现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对策性研究为主，往往集中于现实问题本身，多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安全治理体系。这就造成研究本身多是就事论事，形成的对策与措施具有特殊性，缺乏普遍性推广与应用价值。现有研究流程多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集中于过程与结果，对研究内容本身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缺乏监督与评判，未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循环过程，对治理效果的提升造成一定障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以具体应对举措的提出为主，较少从具体教育实施的角度进行考量，缺乏操作可行性。后期研究中要增加教育方面对策建议的提出，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策的体系化，方便政策的落实与实施。要根据网络普及情况重点对大中小学生群体进行教育，通过政策法规普及和舆论宣传引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针对普通群众也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与舆论引导，引导网民科学上网，合理有序地进行网络话语表达，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教育对策提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进行完善与改进，加强过程监督，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从网络意识形态产生、发展、运行、治理、反馈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为网络意识形态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提供行动指南。要在治理体系中增加评估反馈环节，及时对政策落实及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快速的解决。

 

对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当前，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如何做好国企意识形态工作，充分激发调动职工积极主动性，保证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谐、稳定、高效发展建设，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项课题。

一、目前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

1.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当前世界开放不断扩大，国际联系日益密切，交流碰撞更加频繁。西方国家偏激、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我国深化改革的走向深入，全社会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交织显现。社会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日益悬殊，加之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分配更加多样，个别人思想产生较大波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呈现弱化、淡化和边缘化的现象。

2.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随着当前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手机、电脑等终端的普及，全世界引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递价格低廉、速度高效，为人们之间的交往和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信息传播还存在鱼龙混杂，管理混乱的现象。尤其是现在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任何人都可以是消息源，信息传播几秒钟便能人尽皆知。而其中就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愤世嫉俗”者，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这都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极大挑战。

3.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挑战。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而在当前国企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许多与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难点焦点问题短时期内很难解决，导致部分职工出现消极情绪，歪曲思想，甚至信仰缺失，宗旨意识、奋斗意识、奉献意识等淡化，个别人甚至发生违法乱纪的现象。要推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必须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二、加强国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创新

1.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责任落实。一是全面强化党委对抓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完善党政齐抓共管，各单位、各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二是企业党委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重要内容，积极主动在党委会、专题工作会上进行协商议定、安排部署，贯穿于企业安全管理、生产经营、后勤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三是定期分析研判，细化工作任务，严格督导考核。尤其要抓好管好关系企业发展建设的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

2.领导干部要主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领导干部是企业职工中的先进分子，必须主动提升自身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提升工作能力。要围绕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意识形态难点问题，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潜移默化的对职工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三是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强化宗旨意识，加强道德修养，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同时做到坚决远离低级趣味、坚决抵制腐朽思想，自觉反对歪风邪气，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教育职工。

3.持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一是抓好正面的宣传教育。坚持正面宣传教育，是我们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要及时对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二是用好管好新媒体。在利用好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同时，要加强网络净化和舆情监管等工作，主动甄别处理虚假、错误信息，并对激烈言辞进行主动回应和引导；三是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化、项目化。将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量化分解，按照清单化管理，明确责任规范，强化督导考核。

三、为国企意识形态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1.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分配体系。薪酬分配直接牵涉职工切身利益，关系企业和谐稳定，也是影响职工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因素。国企薪酬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综合考虑地域因素、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等多方因素，建立健全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同时将职工的个人价值和工作绩效作为企业薪酬分配的重要依据和参考。重点加强对薪酬分配的定期评估，及时听取职工的意见反馈，不断改进提升薪酬分配制度。通过良好薪酬分配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充分激发全员积极主动性，推动企业持续高效发展建设。

2.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健全完善、公平公正的企业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是职工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影响职工意识形态最敏感的问题。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以德为先，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才选拔任命到重要岗位和部门。根据企业实际，建立不同岗位、不同人才之间的选拔培养任用考核评价机制，让所有职工都能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参与到推动企业发展建设的实践竞争中去。

3.全面优化提升职工工作环境。坚决树牢“发展依靠职工，发展为了职工、发展成果由职工共享”的理念，时刻将职工的需求和利益作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详细考虑、具体部署和扎实落实。要抓好企业安全管理，搞好后勤服务，确保职工工作安心、吃住舒心；要关注职工的成长，帮助职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丰富的学习及培训机会，多层面、多角度提高职工的修养和素质；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组织职工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生活，提升职工的归属感、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工作，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考核，必须全面认真掌握情况，科学合理进行研判，结合实际创新举措，积极应对当前意识形态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营造一个全员向上，稳定和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把牢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的战略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近年来，xx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把好思想导向、舆论导向、文化导向，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工作有效路径，切实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和风险防控，进一步凝聚全市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

一、加快夯实政治理论学习根基，把“指导实践”转化得更加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xx坚持以“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总要求，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建设，有效提升各级党员干部思维层次、素质能力水平，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

以理论学习“汲取钙质”。重抓中心组、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带动全体党员和引导广大群众多形式、分层次学习，确保“全面学、全员学、全覆盖”。搭建线上线下学习平台，在景区、文博场馆、邻里中心等场所设置学习区域，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微学习、微宣讲、微文艺、微分享”活动，鲜活化、立体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全覆盖，采取集中学习、辅导报告、交流研讨等形式开展学习，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市县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220余次。上线xx市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网上展馆，“学习强国”xx学习平台推送宣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文章73篇，引导激励全市上下增强发展信心、汇聚强大共识。

以理论宣讲“播撒火种”。党的理论宣讲承载着推进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落实的重要任务。xx高度重视面向各类群体的特色宣讲工作，整合先进典型，组建乡村贤达、“百姓名嘴”宣讲队伍，整合理论专家、“百姓名嘴”、大学生宣讲志愿者，推动二十大精神深入项目园区一线、机关单位、村居社区、校园军营、媒体网站、街区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场所，截至2022年11月底已开展理论宣讲2000余场次，受众近30万人次，用“乡音”传“党音”。

以理论阐释“浇筑初心”。依托《盐阜大众报》“理论周刊”栏目载体作用，持续开设党的二十大专版，已推出7个专版25篇署名文章，专版刊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组织全市理论专家撰写系列理论文章，邀请市外知名专家点评xx贯彻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出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xx实践》专辑，组织市级社科智库专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金句”，推出阐释短视频，以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广泛阐释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二、加快完善新闻舆论引导机制，把“凝聚共识”落实得更加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xx从内容形式和传播渠道两方面发力，有针对性地生产“内容+创意+技术”的媒体产品，形成传播矩阵。

深化全媒引领模式。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线，注重宏大主题与微观叙事相结合，聚焦xx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等主题，推出一批新征程上“竞逐新赛道勇当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xx新篇章的基层经验和典型案例，国家级媒体采用相关稿件44条，其中《新闻联播》3条、新华社客户端16条、《人民日报》（含海外版）18条，以全方位内容矩阵向更多元群体渗透，提振全市人民精气神。强化互联网思维，市、县两级组织系列融媒活动，制作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听党指挥、一心为民——我为红色经典代“盐”》短视频，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推出《xx长3岁了》等短视频，被新华社等央媒转载。

放大xx独特优势。加大对外沟通，积极抢占网络社交平台，持续办好“xx发布”政务发布平台，提升扩展“发现xx”海外媒体矩阵，稳步增加粉丝数量，增强粉丝黏性。向国际传播xx声音，截至2022年10月底，“发现xx”脸书和推特平台粉丝量超17万人，曝光量超1200万，互动总量超21万次，展示“国际湿地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展活力。加强特色文化传播，推出xx文化名片外宣短片《奇技》，向世界推介国家级“非遗”项目——建湖杂技。结合中韩文化交流年、中韩建交30周年契机，组织中外媒体采风活动。与xx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生灵␎奇境——中国xx黄海湿地》科普画册，入选xx省“十四五”时期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

提升信息发布水平。紧扣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等关键词，规范新闻发布渠道，做好重大成就、重大政策、重要活动的权威发布，持续稳妥做好疫情信息发布，引导社会舆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推动建立高效、顺畅、权威、快捷的新闻发布体系。组织各地各部门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助理进行新闻发布工作专题培训，持续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

三、加快推动各类阵地建强用好，把“工作框架”搭建得更加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这就要求进一步明确“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各类阵地提升工作针对性和专业性。xx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守牢守好各类思想舆论阵地，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文化文明互促并进，进一步弘扬正能量。建立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重大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严把内容导向关，制定《xx市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选题指南》，避免主题同质化和题材扎堆，编制《文艺创作行动计划（2022—2025）》，提升文艺创作的组织力和统筹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淮剧《范公堤》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文旅部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省委宣传部重大题材重点跟踪（资助）项目。深化文明创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大红色资源优势，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全覆盖，有序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宣传、宣讲、阅读、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在服务群众中宣传教育群众。

网络治理完善体系，进一步加强支撑力。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治理体系建设，制定《全市敏感突发事件网上舆情应对处置规范》《网络信息管理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加快构建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健全网站（平台）、账号管理数据库，网络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强化对各类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源头治理，建好网络应急一体化指挥、举报平台，推动各级各部门提高学网、懂网、用网水平，积极主动回应网民关切，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重点领域深化融入，进一步突出实效性。依托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重点领域业务工作的融合推动。压实学校党委主体责任，强化课堂教学、中小学教材教辅使用及试卷命题等内容的审核把关，加强学校网站广播、学生社团、讲座论坛等阵地建管。深化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形势把握，研究会办重难点矛盾问题，推进全市宗教领域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强化线上线下处置。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查办刑事案件11起，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四、加快健全意识形态责任体系，把“安全屏障”构筑得更加稳固

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这就要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各项要求，凝聚工作合力。xx出台市级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责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强化履职尽责。

多维发力，推动“落在点上”。先后出台意识形态工作“四责”清单、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分析研判联席会议制度等文件，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层层压实各级领导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目标任务管理、年终述职、民主生活会，纳入年度党建考核，纳入党的建设、平安xx、民族宗教、教育改革、外事工作等工作要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走深走实。

跟踪问效，推动“抓实抓细”。建立定期自查问缺、动态抽查问实、专项督查问效“三查三问”督导机制，开展市委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督查，做到重要节点每周督查、其他时段常态督查，定期通报督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并跟踪督促整改，2022年以来共通报整改问题隐患95个。各地各单位对照督查存在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同步整改。

创新方式，推动“因地制宜”。进一步发挥基层创新优势，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一线。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书记说”活动，推动基层党委（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全面领导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该活动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组织开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时刻在线”行动，推动党员干部“思想在线”、各地各单位“行动在线”、市县两级“督查在线”，有力提升党员干部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安全意识。评选建湖县上冈镇大唐村、中韩文化客厅、“言+买”书汇等22个市级意识形态工作联系点，形成一批意识形态工作示范，以点带面打牢基层意识形态工作基础。

在新征程上，xx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xx落地落实，在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xx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上展现更大作为。

从意识形态角度谈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摘要]高校的行政公文对意识形态公文信息化处理工作的重视，但也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引导不到位、重点专项工作实效性不强等问题。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高校必须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完善公文信息化处理的工作机制，注重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工作的责任落实；注重积极正向的意识形态引导，提高信息安全的防控能力；聚焦高校重点教学工作项目，加强校内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提高高校信息化公文处理的工作效率。

[关键词]意识形态；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

一、意识形态与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公文处理信息化是高校办公室事务的日常工作，也是高校办公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公文信息化处理对于高校未来发展的影响意义深远。在高校进行日常教研资料等相关文件进行存储和整理的过程中，通过信息化办公软件及时地总结和归纳，并通过数据分析的功能，不断探寻有助于高校提高教学水平的措施，同时也能节约文件管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降低高校的行政成本，从而提高文件管理的质量和高校办公室的工作效率。

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受到现代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的办公模式已经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办公模式。公文处理是高校办公室综合事务中的一项日常工作，公文信息化管理是当下数字信息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无论是档案管理还是信息的存储，信息化管理的便捷性远高于传统的纸质办公模式。因此，高校应该重视互联网信息化时代下发展的大趋势，积极的转变思想，积极推动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的应用办法全面落实，以适应高校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受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高校的行政工作主要以人为主，将繁琐的记录和存储工作责任落实在个人身上，一旦由于文件存储不当或是公文信息整理不规范，就会导致高校历年的重要文件丢失和损坏，会给高校的文件管理造成严重的损失。结合当前意识形态和高校办公的实际工作情况，应正确认识公文信息化处理在高校行政工作未来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增强高校行政工作的时效性，提高高校教职员工的责任意识。强化教职员工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自觉规范的将公文信息进行高质量的整理和录入，在实践的工作中不断总结文件信息化处理的技巧，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高校办公室办公效率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意识形态视角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发展优势

意识形态视角下要注重提高高校教职员工思想精神的力量，善于运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教职员工积极的转变固有思想，用崇高的意识形态塑造人的思想，充分发挥高校思想工作对教职员工的正向引导。充分调动每一个高校内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新形势下，要坚持和利用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引导，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动员群众中的重要价值。

使用公文信息化处理系统还可以克服公文纸质文件传递所带来的时间和信息的滞后问题，为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增强高校教学管理信息的安全性，以节约高校行政成本和集中式部署管理，高校只需要配置几台连接互联网的办公电脑，并配置相应的办公软件即可对收发公文和信息存储、数据管理等工作进行高效处理。高校电子公文处理必须遵循标准化、规范化、高效运行的基本原则，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和谐发展。一方面以高校公文格式为标准，规范了公文收发流程、具体的文件格式、文字内容等；另一方面，以低碳无纸为的节能减排的理念为基础，尽量少使用打印的文件，广泛地使用电子版的文件形式，通过电子版文件的传输和保存系统，以局域网为平台进行无障碍流通。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能够尽快完成文件收发的所有流程，保证文件的快速高效流通。如表1所示。

在信息化数字校园发展的形势下，高校信息化公文处理系统平台的建设目前还尚不完善，在全国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还没有全面普及，系统平台的功能开发也不完善。如何提升区域内高校教育资源的共享、校园信息电子公告将其与高校办公OA系统相结合，是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必须探讨的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映出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对于高校行政工作的意识形态受到传统办公室工作氛围的影响，要积极的转变高校公文管理的模式，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特性，对高校行政工作的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意识形态与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的现状及问题

高校行政管理的公文管理信息化的转型，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做服务支撑。高校公文信息化的管理需要建立一个具备专业电子信息技术的服务团队，随时为高校公文信息化处理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专业的、高效的维修服务。

但是，由于目前高校一部分教师和教授对信息技术和手机软件的操作不熟悉，在日常教研活动或接收高校行政公文的时候不能通过电脑和手机软件进行查看，例如，如何使用微信的线上编辑软件功能编辑xlsx工作表格信息，部分教职员工不善于使用手机软件，对软件功能操作不熟练，不能及时有效的对高校行政管理相关的信息做出及时的反馈。且一部分教职员工对信息化软件有抵触情绪，也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传统的纸质办公模式，对信息化技术嗤之以鼻，且不愿意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的技能，严重影响了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向智能化、信息化办公模式的转型。因此，高校教职员工应该积极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高校行政办公的工作形式不再受办公环境的限制，高校各级领导和教职员工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端进行远程办公，因此，全校教职员工应该定期的安排专业的网络信息化办公技术培训，让全校教职员工都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种信息化计算机办公软件和手机软件的使用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水平。

四、意识形态视域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转型策略

（一）重视建立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制度

在转变高校行政公文信息化工作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应重视建立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制度，其制度要保障公文信息化处理的严谨性、明确性和高效性，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例如，收发文件的具体流程，需要收集和整理文件、登记文件、传阅文件等。明确高校行政办公室内部具体的工作职责及工作范围，对每一项文件的收发和整理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说明，每位员工都建立一个工作档案和账号，这样在教职员工登录账号之后，对软件上任何一项操作活动都能体现出操作记录，这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够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由此可见，提高高校行政工作的公文处理效率，要明确规定公文的处理的工作流程，对于需要加密文件要划分严格的等级权限，分层处理加密文件，还要针对加密文件的安全性设置密保，才能有效保障高校公文的安全性。

（二）建立综合性的公文资源管理平台

目前我们正处于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校行政公文的信息化管理模式，需要依托互联网信息化管理技术和相关专业管理软件进行管理。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实现行政公文的总体集成，达成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高效率的公文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用户可以登录账号进行实时访问，这将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的行政服务质量。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的解决方案涉及文档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文档查询和统计等全过程管理。高校应积极转变意识形态，探索如何能够有效创新高校公文信息化管理的有效实践措施，以实现高校公文信息化交互和管理全过程的智能化发展模式。高校内部对公文的收发过程要体现出制度性、整体性。高校各专业教师和校领导的应积极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不断督促自己与时俱进，以适应现代高校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积极的运用各种智能化的处理软件，履行本岗位的职责，还包括对各种公文的内容的做到保密。如人事调动的红头文件、高校党支部的红头文件等。高校公文信息化的管理针对公文的扫描、录入、整理、归档、调取、统计、编辑、研究等文件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具备相应的管理和备份的功能，以及公文入库的申请和登记功能，包括原始文件和数字文件的借阅和归还，并能实时统计公文的使用情况、借阅热度等数据。如表2所示。

（三）定期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培训

通过定期开展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培训，针对教职员工对信息化管理不同的接受程度展开分阶段、分批次的培训，协同办公软件平台提供的公文管理功能，利用工作流的原理来建立公文流转机制，通过流程模板和流程节点保证公文从拟定到发布的全过程，确保在高校行政工作人员变动的情况下，公文保存和调取等信息能够继续使用。通过节点权限控制公文的审批批示；公文信息化管理的培训还包含对收文管理、发文管理、签报管理、公文督办、公文统计和公文档案等几个部分，实现了高校日常公文信息交换、查询、督办等功能的实现。如表（3）所示。

由此可见，定期开展公文信息化技术培训，开创高校公文处理和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努力为高校改革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结语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高校公文处理信息化管理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引领高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师生，以正确的舆论引导每一个高校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转变意识形态可以动员高校领导以崇高的精神塑造人，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和教育高校教职员工中的重要价值。充分传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

高校纪委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理论与实践

高校党委作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践行主导者，应当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将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党委领导班子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各级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勤奋务实，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稳步发展，延续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高校纪委作为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监督责任部门，应当坚决将校内各单位落实党中央、上级组织和高校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情况，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成为发现问题的“敲钟人”，防范风险的“护航员”，增强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政治自觉。

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现实挑战

高校校园既是学生树立正确思想意识和理想信念的关键场所，又是高校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阵地，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各种思潮和价值观不断涌入并渗透到校园，给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带来了诸多现实挑战：一是多元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带来了不确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逐利性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青少年、中青年群体中有较多推崇者；教师的思想教育受到考验，高校教师境外留学、研修、交流合作的经历较为普遍，受到西方思潮渗透的可能性逐渐增加。二是交互性强、自主性高的网络新媒体的盛行，使得“极端个人主义”“躺平”“摆烂”等非主流负面意识向高校渗透，个别教师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缺乏职业信仰和职业自律，师德师风和思想趋于松懈。现代大学生自我意识较强，在沉浸于网络平台评论、学习、交友、娱乐的同时，道德认知、价值取向等方面容易受到蛊惑。三是高校构建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层层压实与联动互通性不到位。有的高校存在意识形态工作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完

全分割、互不交融的问题；有的高校职能部门认为自身是业务部门，不存在意识形态风险，为意识形态建设献言献策意识不够，与主责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互联；有的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队伍力量薄弱、基层参与度不高，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专职党务工作者的事，教师只负责专业知识教学即可。

二、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必要性

“复杂的环境给高校引领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如何在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与探索的前沿防范和化解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不仅需要高校党委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也需要高校纪委根据党章要求，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明确职责定位，坚守责任担当，科学有效地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确保学校政治安全、政令畅通、风清气正。

（一）符合高校纪委履行监督专责的内在要求。高校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职尽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督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纷繁多变的舆情、社情新形势及纪检工作新要求，部分高校纪委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各级组织、主管单位和校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及把握上还有差距，对该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对该项工作潜在风险和新常态的思考不够深入。部分高校纪委未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监督纳入全年工作计划，未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常态化监督工作。在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效抓手方面有欠缺，在做实做细监督执纪、强化源头治理等工作上还需真正“破题”。对重点领域、重要工作和关键环节做不到全面、实时、动态监督，源头预防效果发挥不到位。因此，如何保障执行新时代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是高校纪委正确履行监督专责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响应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的任务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在我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推进过程中，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巡视巡察政治体检的重要内容。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高校巡视发现的常见问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考评不到位、存在宗教渗透风险等。校内巡察发现的常见不足：未能牢牢把握政治巡察的工作定位，对不同巡察对象的监督工作重点把握尚不精确。具体表现：未形成意识形态工作必检思维，未将该项内容的巡察整改情况分析梳理作为监督重点；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巡察工作内容有待进一步细化，巡察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对照巡察重点，结合各单位实际，有针对性地提供台账资料内容和梳理谈话提纲方面需进一步发力。督促落实巡视巡察整改是高校纪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协助党委抓好意识形态问题整改，督促分析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薄弱点和风险点，做好巡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是高校纪委的使命。

（三）实现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的现实需要。

监督保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需要高校纪委与高校党委齐心协力解决8个“是否”重要问题。1.是否将党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压紧压实；2.是否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3.是否有力贯彻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部署；4.是否规范校园意识形态阵地管理；5.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管理风险；6.是否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力量；7.党委主要工作部门是否形成工作合力；8.是否严实指导和督促下级党组织落实工作。高校纪委通过探究并完善纪委监督工作机制，把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融会贯通于对高校各方面工作的监督中，帮助解决高校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时涉及的8个“是否”重要问题，协助解决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的问题。

三、监督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的举措

（一）“三步走”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1．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一步是“定责明责”。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因党政同责，校长亦对此负重要责任。党委书记和校长要带头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立场坚定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时刻关注校外舆论动向、师生思想动态和校内舆情状况，及时发现师生中的错误思想观念并加以正向引导。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协助“第一责任人”抓好统筹协调、指导督查工作。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正确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部门、业务条线、联系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对事关意识形态的错误现象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敢于发声亮剑，带头反对错误思潮与观点。此外，校内每个二级单位是“系统”，每个教职工是“器官”、每个学生是“细胞”，均是意识形态建设之基、力量之源，与意识形态工作息息相关。2.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二步是“知责履责”。高校纪委要协助党委开展职能监督，可以按照“十个责任”进行梳理排查、层层落实责任。“十个责任”具体包括：一是引领把握正确方向的责任；二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的责任；三是强化课堂教育教学管理的责任；四是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管理的责任；五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管理的责任；六是加强有关项目资金管理的责任；七是加强各类社团管理的责任；八是加强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的责任；九是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十是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责任。“十个责任”的压实，保障高校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践行方面，能形成相对系统完善的责任体系与责任清单。3.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第三步是“督责问责”。打好考核评估方案和责任追究机制“组合拳”，能帮助高校党委领导班子、二级单位负责人对标对表、校准方向、坚决贯彻，守好意识形态工作“自留地”，种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田”。考核评估是“指挥棒”，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各层级单位的年底考核、巡视巡察、日常监督，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逐步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有据可依、易于操作的考核评估机制，使得各级责任人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搞形式主义，避免“一阵风”。完善责任追究机制，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做到“两个区分开来”，即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区分开来，将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区分开来。要严肃追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失职渎职、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相关人员责任。

（二）完善制度设计，切实履行监督专责。完善高校纪委监督工作机制，以xx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纪委的实践经验为例，通过构建“三种监督类型+六种监督方式”，用踏实细致的监督工作和符合本单位特色的工作机制，协助各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三种监督类型”指的是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巡察监督。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是高校纪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在上级纪委和高校党委的领导下，纪委规范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等监督检查工作；巡察监督是指高校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而开展的校内巡察，是推进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高校党委成立校内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和领导开展校内巡察工作，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党委巡察办”），主要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督导、服务保障等职责。高校纪委作为巡察办日常工作机构，主要协助党委做好巡察前、巡察中和巡察后的统筹协调和相关事务的安排工作。日常监督方式包括：1.常态化监督。结合工作实际，高校纪委通过深入开展约谈交流和调研了解等方式，对意识形态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2.“嵌入式”监督。高校兼职纪检干部对所在单位党组织、所属相关职能部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嵌入式”监督。专项监督方式包括：1.专项检查。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作为一项监督专题，由高校纪委组织对相关单位开展专项监督；2.专项治理。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若干突出问题，由高校纪委组织对相关事项开展专项监督。巡察监督方式包括：1.常规巡察。在制订常规巡察工作方案时，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内容作为巡察重点内容。在巡前了解工作过程中，听取各部门职能监督情况；了解被巡察党组织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方面存在的问题；2.专项巡察。在高校党委的统一研究部署下，由党委巡察办、党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专项巡察组，对各级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开展专项巡察。对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巡察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量化评估工作。

（三）发挥执纪问责倒逼作用。“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执纪问责是最好的监督方式。《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予以问责。”高校纪委和党的工作机关，从“查清事实、挽回损失、防控风险、弥补漏洞、促进发展”五个方面同步发力，严格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执行，以问责追责倒逼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四）强化警示教育与思想政治引导。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纪，以案释法，切实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红色基地、发布典型案例、推送弘扬正能量海报等师生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改版升级校内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打造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布信息、传播文化的校内官方交流平台，努力发挥正心正行、化风成俗的效果；抓好身边人、身边事警示教育，防患未然，把警示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强化对师生的思想政治引导，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一是高校领导班子对思政工作深化认识。领导班子要经常性专题研究思政相关工作，做好全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咨询和督查。二是提高对教师队伍的管理要求。通过成立师德建设委员会，制订完善师德考核办法，督促引导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把握能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严格新教师准入，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聘用考察的第一标准。经常开展理想信念专题教育培训，督促教师时刻牢记为人师表、潜心教书育人。三是发挥思政课育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年轻人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要确保接班人队伍的源头是一泓清泉，高校要把年轻人的教育监督管理摆上突出位置，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性锻炼坚定年轻人的理想信念，解决好“源头监督”的问题。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离不开“党委领导、党政共管、纪委监督、部门负责、师生齐抓”的工作机制，离不开高校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产生的有效保障和巨大推力，只有实现监督责任与主体责任同频共振，才能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强责工程”，才能真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关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的思考

 

摘要：自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新时代。为适应时代发展新要求，意识形态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共产党宣言》②中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毛泽东③创造性的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富有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效政治话语体系，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在新时代，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说明意识形态建设理念是指引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风向标。由于随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全面深化改革力度，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而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也异常复杂，在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中面临许多严峻的新问题，使以往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很难与社会发展新环境相适应。因此，诸多领域都急需除旧革新，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传统管理理念转向现代化治理是必然趋势，无论是从实践的现实性需求出发，还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要求都得适应新时代发展，故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安全与创新上做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管理理念到治理理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首先，在钻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时晓得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为，社会“管理”与“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其自身内涵却大有差异。从内容来看，“管理”对应政治内容和价值取向，内容涉及管控、监督和特权，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支撑，“管理”主体关注自身权威性建设；而“治理”包含参与、协作、民主及合作四方面，以制定的各种法律条例为依托，“治理”主体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从目标实现来看，“管理”以权力监督为核心，将权利所有者的权威作为行政基础，对权力权威性要求较高；而“治理”核心在于民主体制下的运行机制，以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契约关系为遵循，着重程序正当性。从主客体关系来看，“管理”以管理双方之间的执行和服从关系为主；而“治理”双方体现协商、互帮互助关系。因此，集权化与主观化便成为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其次，意识形态建设理念关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总把舵。在“管理”模式下，不同等级管理者只需听从上级部门安排便可展开对命令的实施。囿于过分关注官员指向，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实施过程会因忽略群众诉求而出现权利本位问题，尽管政府始终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宗旨，但管理者并未真正基于群众立场思考问题。相较之下，“治理”模式以制度性、法制性、协商性和分权性等为特征，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以制度、社会、民众本位为核心，通过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将解决群众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制定和完善工作准则，确保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遵循群众意见，确保利益在不同社会主体间达到平衡，以此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习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再次，习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②由“管理”到“治理”，体现了政府机构行使政治权力中在结构模式和方法上的理念转变，是基于公开、公平和公正及高效的社会管理基础，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及专业化方式，决策、协调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新型执政体系与执政方式。相较传统“管理”模式，新“治理”方式既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生活有序开展，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科学底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由此“治理”问题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语，而治理理念也随之延伸到政府、社会和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国共产党历来崇尚以民为本，在充分借鉴我国传统治国思想和吸收西方治理的合理观念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适时地提出了适应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治理”思想。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面临着严峻的风险与挑战。所以，“治理”理念向意识形态领域的延展，既是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新挑战与新问题作出的积极应对措施，在促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理念中蕴藏着丰富的科学底蕴。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产生的社会背景

倘若人们仔细深入地回顾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就会晓得早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为指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发展不受政府干预。自由经济理论在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了日益凸显的市场经济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领域产能过剩，无序的市场竞争，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因此，以提倡政府干预市场为核心指导思想的凯恩斯主义便在这时横空出世，一方面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使西方国家逐渐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然而，随着政府地位的提升、相关机构规模的扩大以及政府干预领域随之宽泛，市场经济因此成为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双重失效的困境下，何种理论能够引导规范西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便迫在眉睫。“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思想。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将“治理”定义为“各个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互相冲突的各方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政治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②[1]p2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治理”便以一种理论形态存在的方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被西方学者赋予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以及智性治理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任何理论，其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演变。西方社会治理中形成的各种思潮与理论，都是在西方经济社会演变中因市场失灵、或因政府失效以及全球性问题凸显等背景下产生的学说，它们在主张主体多元、政府放权、主体平等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同时，又兼具去中心化、去确定性、去结构化等后现代主义理论气质，所以不免落入理论自身窠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合理的思想、观点和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①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将“治理”概念也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被写入了党的正式文献，但的确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治理思想、观念和理论，一方面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以及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先进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逐步形成的，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新要求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②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探讨的概念与把握的问题颇多，像意识形态治理、西方治理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间的关系，乃至如何适应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新要求。

首先，意识形态治理着重是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将“治理理论”的观点在做具体运用时，逐渐形成的集工作理念、范式和应对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意识形态治理的工作理念要“归属于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地实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进而达成价值共识目标的动态过程。”③将“治理”范式和应对方式用于意识形态建设中，是促进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取得进一步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方式。

其次，西方治理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间虽存在着相互矛盾等现象。由于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要解决的危机必须站在国家宏观发展角度，即解决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及价值观等，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日常的具体管理与治理工作中，大都涉及的问题则是从社会诸多方面要完成的繁琐事务，最终要解决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各类矛盾。但是，在理性的审视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建设与治理理论在目标的公共性（即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方法一致性（即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创造性和多样化手段作用）和规则法制化（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方面存在一定关联，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基于这一点，意识形态治理依赖于借助合理化调整以满足创新性发展要求。将治理理念应用于具体事务管理，不仅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新样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的新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新理念的遵循，即治理主体、客体、方向、目标等具有新内涵，方可适应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弥补意识形态管理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所以，当今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概念，着重是指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而形成的新模式或结构，在治理中要必须坚持贯彻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控制和推进的过程中，要集中回答由“谁治理”、“治理谁”、“治理的原则”、“治理的方向”和“治理目标”等诸多重要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治理主体。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经济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合作联动，各主体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要必须始终处于坚强的领导地位，中央及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对各项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下要发挥主导作用。工会、共青团、妇联、各民主党派、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要履行好各自在社会发展中的职责，并结合自身优势突出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并广泛参与到党委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在更大范围内设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意识形态建设中，从而体现意识形态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意识形态治理客体。主要包括物质性客体和精神性客体两部分。所谓物质性客体，即在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机构、使用设备、物质资金、交流平台及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因素；而精神性客体，指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观念，除了包括那些摇摆于“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之间的各类观念之外，错误性的西方社会思潮和各式各样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包括在内。因此，通过研究唯有达到知己知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达到防患于未然，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全方位有效治理。

第三，意识形态治理方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创新，无论如何都要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全面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创新思想和理念推动下，未来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向世界敞开国门，并以此为契机设法带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这无疑彰显中国作为世界泱泱大国的自信和担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随之而来的斗争的激烈性，诸如西方文化、思潮和理念的持续渗入此类情况不胜枚举，这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在意识形态治理中，首要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毫不动摇地提升自身辨别力，敢于向各种错误思潮亮剑，铸牢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力。

第四，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辨别各类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时，既要批判和揭露各种错误思潮及其本质，又要增强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有的凝聚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文教等领域里达成广泛共识。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中，要始终牢记不同层次上依然存在着没有硝烟的战争，敢于对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亮剑，是在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负面影响时应该持有基本立场。不被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各类错误思想所蒙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方能避免非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努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的引领力和领导力，设法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决心。

三、新时代从意识形态理念到意识形态管理转变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作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果。然而，受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存在思想或浪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从继承、传播和创新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将其价值理念浸入到我国各行各业。凭借经济、文化和技术等优势，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手段持续的开拓新“市场”，新自由主义、科学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不断涌入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方国家一贯吹捧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散播的“中国威胁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个别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质疑，而且短时间内这种认知很难彻底铲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因主要在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所引发的部分社会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公民利益诉求不仅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个人价值亦未能得到很好体现，类似道德标准低、价值观有失准确性等，都有碍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因此，依据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新的国情、党情和民情，我国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势必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是由意识形态管理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深化管理，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并以此营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都有了大幅度改变的前提下，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显然已无法与变化了的新环境相适应，为此，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有了其产生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新课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之所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部分质疑，皆由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空洞、僵化及其与实际发展状况相差甚远等因素造成，从而导致其不能将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加以表达。同时同时，在社会实践中也很难对复杂的部分社会意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做合理化解释。因此，“治理”理论的产生是公共管理和政治发展的理论成果，用现代治理理论发展与创新意识形态的话语和管理传播方式，促使意识形态管控向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转变，是新时代实现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必然趋势。①何以顺势而为？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保障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多元主体需求。可以采取两方面举措：一是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使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得以确保，维持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趋势，这样做不仅仅可满足党和政府的政治需求，而且也能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及人民群众之间形成紧密的需求关系。二是开展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模式。囿于一元主体模式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差异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其自身优势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治理的必然选择模式。在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下，党政相关职能机构与政府作为主体机构但不再是唯一主体机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意识形态监督逐步向社会化维度转变，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治理模式的互动性特征充分体现，更好的满足了关系协调优势发展的新需求。因此，在整合社会思想资源的条件下，努力促进政府与社会职能效用的转变，通过不断地调整对自身扮演的社会角色，尽最大限度避免公众利益受损害，有助于全面提升民众对共产党的认同程度，并在共同作用下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当然，多元主体参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是，坚决维护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领导，这样可确保协同治理效用的全面发挥。因此，整个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两方面及其相互依托、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故努力打造包括执政党、政府系统及其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在意识形态治理中形成多元的主体结构非常重要。一方面，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不仅需多个主体的共同参与，且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参与如果失去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无论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还是就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都难以做到对资源配置、组织和社团的动员。所以，在坚持党的领导下，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方式，才能逐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相关问题。

其次，开展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单一目标转型。事实上，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活动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的目标设定相对单一。但是，自从人类社会迈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全新发展，“五位一体”全面战略发展布局的构建，意识形态领域摆脱独立发展状态而朝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动态发展。基于此，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落脚点也要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演变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归宿。另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变，急需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目标的现代化转型方向上发扬人民民主，切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在引导多元化价值理念条件下可为实现意识形态治理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促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从单向度管理向现代化治理的转移。就其方式而言，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管理模式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发布行政指令协调各项事务，这显然不能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教育思想发展新需要。而新时代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模式，以协商交流合作共赢机制为遵循，积极调动群众参与性，汇集群众智慧与力量，多角度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解决。从其目标实现来看，意识形态治理过程采用“自下而上”的向度，从社会成员实际需求出发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党政职能部门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实现针对性、高效的资源配置的良性互动管理模式。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目标只专注于满足主体自身要求而导致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被忽略现象。从意识形态建设途径来看，意识形态治理则是以满足意识形态管理主体意愿为基调，侧重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诉求，并以增强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来体现。然意识形态管理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政策法规监督和督促被管理者的途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简言之，以相互协商、相互交流和合作共赢等方式进行优化配置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相较于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管理更具优势。

总之，在新时代通过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治理的新模式，要努力改变传统单一的管理方法，是由于实现民主协商、综合治理的整体化转型迫在眉睫。而意识形态建设安全与创新治理则是个过程，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渐进式得到建立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简单的走“揠苗助长”之路。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历程中，因部分地区过于强调政府主导性作用，导致群众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包办模式依赖性增强而无法真正自主的加入到相关活动中。类似情况在部分地区实施自治管理时尤为突出，固然权利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动性得到全面增强，部分工作也满足社会合理化要求，但不能因此就产生极端倾向。进入新时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尚且薄弱与分散，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因素缺乏，加之在价值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支撑条件有限，由此进行“自下而上”顺序的社会力量整合便很容易在意识形态治理中出现“失灵”现象，故尝试着从辩证思维方法入手，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紧密合作，在确保自身优势条件下，全面满足多方需求与强化协同治理非常重要而有多重价值。

关于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若干思考

摘要：青年一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新时代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对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促进青年健康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着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脱离、教育模式与青年成长契合不够、教育对象主观能动性缺失的问题。新时代，应从强化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充实和完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内容、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增强青年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质量。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关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针对青年成长需求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加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价值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挑战

大变局带来大挑战。放眼21世纪以来的世界形势，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两大主题，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二，世界经济版图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符合世界人民普遍愿望的历史大势，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思潮逐渐抬头。其三，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革命性巨变，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有利于和平稳定、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强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在政治极化、地区冲突、种族歧视等方面凸显严重弊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周边安全等问题上面临更加复杂的斗争。其四，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人类需要共同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非传统的风险与挑战，比如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等问题时有发生甚至此起彼伏。其五，思想文化多元化。不同意识形态、多样价值观念、纷繁社会思潮相互交流、交融、交锋，为各国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与此同时，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新媒体技术优势加紧向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价值观念的输出，严重威胁着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

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直面和解答这种变局是什么样的问题，更要思考和探索在这种变局中怎么做的问题，及时引导青年准确判断国际发展新局势，清醒认识新全球化目标任务，帮助青年增强历史自觉，深刻理解新局势下的中国立场、中国责任、中国承诺和中国行动，主动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积极贡献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所处的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接续奋斗，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富裕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建设和改革中触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比过去更加深刻，涉及到的人民内部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引发人们思想变化的问题和困难比过去更加纷繁复杂。面对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困难以及质疑甚至歪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价值制高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合法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为新时代中国发展大计统一思想、团结行动。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决定了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现实逻辑，即：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既要发挥意识形态凝心聚力、同心筑梦的积极作用，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又要鼓励和支持广大青年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力拼搏中不断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三）引导新时代青年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

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实践活动，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具体的青年身上。青年时期是一个人身心由半成熟发展到成熟的关键阶段。就整体而言，优裕的物质生活和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当代青年独特的群体特征。

首先，当代青年具有精力充沛、思维活跃、追求个性、自我意识强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等特质。同时，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思辨能力不强，甚至有些叛逆心理，很容易受到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这给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袭留下可乘之机。“西方敌对势力多年来叫嚣着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的身上，与我们争夺青年。

其次，青年的成长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教育者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年成长规律，关注青年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活动的特点，选择高度适配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

再次，新时代的青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多种活动都通过网络进行。大量的青年对网络、手机形成很强的依赖性，习惯“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学习，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易产生抵触。同时，网络上“杂、多、快”的信息风暴很容易吸引青年的眼球、进抵青年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影响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技术优势建立信息霸权，加强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思想，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渗透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通过歪曲事实、制造话题来动摇青年的理想信念。

新时代青年以他们独特的成长特点和现实需求对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应以青年成长特点为基础，遵循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规律，为青年的成长强基塑魂，以满足青年的发展需求和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二、当前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和实际生活脱离

首先，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空洞抽象、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脱离具体实际，忽视青年想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高等学校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是高校青年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文本依据。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部分高校反映教师对立德树人使命缺乏深刻认识，把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仅局限于抽象的知识传授。教师教学照本宣科，远离现实生活，缺乏鲜活素材。听之无趣、高冷孤傲、枯燥乏味的教条，只能让青年学生心生厌烦。

其次，部分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陈旧而乏力。在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中，“时间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2]”。教育内容得不到及时更新，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特有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得不到及时的认可和传播，在实践中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3]。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和教育者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发声，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坚定青年的理论自信和实践勇气。

第三，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停留于表面，常常是走过场、拍张照、留个影。理论教育中传授的科学观点和正确方法不能深入运用于实践，无法将生活实际与深刻理论有效结合。意识形态教育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积极鼓励和引导青年踏进社会，深入基层，把所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青年实践活动的缺位使意识形态教育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二）教育模式与青年成长契合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过分依赖传统的自上而下式的理论灌输，比如，主题教育、专题报告、理论培训、课程学习等。因其权威性、标准化、规范性、受众广等特点，传统教育模式在理论宣传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教育模式缺乏基本的互动交流，受教育者的信息选择权、自主话语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被青年一代所喜爱。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型教育模式被人们逐渐开发并广泛采用。“微时代”的到来，各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拥有了新的传播媒介，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传统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传播态势。面对全媒体情境下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传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海量信息突破时空的冲击，极少数青年由于缺乏社会阅历、政治定力不足，经不起考验、受不了诱惑，逐渐陷入方向迷失、信念动摇、理想偏离的状态。

当前，大部分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者开始逐步探索以青年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尝试既能反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又符合时代特色、贴近现实生活，深受青年喜爱的教育模式。但仍有部分教育者仍固守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在教育实施过程中继续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命令式的教学管理和官方式的教学话语，缺乏情感互动和语言交流，无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真正走进青年的精神世界。

（三）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缺失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在意识形态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作为外因和内因都非常重要。目前，部分青年作为受教育者，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像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那样强烈的主观意愿和高涨的学习热情，缺少作为能动主体自愿接受、主动参与的内驱力和积极性。教育者要要紧紧围绕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为中心设计教育方案，想方设法引导青年主动学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并鼓励他们努力付诸行动。

三、新时代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一）强化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从狭义上讲，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指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辅导员和青年群团组织的领导、管理人员等。想要做好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加强教育工作者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首先，教育工作者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4]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带头学习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理论功底。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5]教育工作者自身意识形态认知力、处理力和对学生思想的引领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还是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扎实，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得太少了或者没有真正读懂、读透。“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只有自身首先具备了广博的学科知识背景，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承者和忠诚践行者。

其次，教育工作者还要加强自身的师德修养。“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6]源于对国家命运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之情，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坚定理想、勇于奋斗、敢为人先、刻苦求索、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提高教育技能，改进工作方法；源于对青年成长的舐犊关爱之心和潜心育人的悠悠师生之情，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忠于职守、乐于奉献、甘为人梯，将对青年的殷殷期望转化为谆谆教诲，放下权威姿态，多做平等交流、友好沟通，鼓励青年涵养正气、潜心勤学、强健身心、锻造本领、追求进步、全面发展。“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对教育者职业道德修养的最高赞誉。教育者无私高尚的师德修养和笃行不懈的职业修为既有助于自身克服本领恐慌，又能给予受教育者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对教育者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将自然而有力地推动着青年对教育者传授的思想与理念的认同、向往与追求。

（二）不断充实和完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时代内容

习近平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与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7]只有在教育内容上体现和反映时代要素，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不断推进和提升。

1.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核心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重要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8]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发动青年，带领青年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创造了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青年、团结青年，带领青年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以胼手胝足的拼搏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青年、感召青年，统一思想，增强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磅礴伟力。

2.及时回应新发展阶段的时代性课题

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与青年成长的现实环境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来规划教育内容。当前，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只有紧跟我国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建设伟大实践，以优质新鲜的内容供给打造意识形态教育的“升级版”，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巨大变革、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这些变革和成就既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性的完美展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具体丰富的生活生产实践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社会大课堂，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活色生香的教学素材。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青年去观察我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了解我国社会发展取得的这些成就、总结取得这些变化和成就的伟大经验。当然，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者不仅要乐于畅谈成就，而且还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直面问题，以青年关心的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作为突破口，把引发这些问题产生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因素讲清、讲透、讲明白，从根本上实现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只有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及时把国际大事、国家盛事和民生实事等社会热点、焦点话题转化为教育的鲜活素材，积极回应学生关切，加强价值引导，才能使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做到有理有据、有情有义、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三）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1.在实践活动中着力营造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良好环境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来源。青年意识形态教育要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9]在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实践中，教育者要突破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突破于条条框框的口头说教，着眼于不断优化和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质量与成效，着力创新和改进教育环境与教育方式。首先，要通过社会、家庭、学校的通力合作，吸引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共同构建良好的实践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要扩大青年意识形态的教育场域，推进社会大讲堂建设，用好各类社会资源，传播核心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第三，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融入基层、深入生活，通过志愿服务、支边支教、顶岗实习、理论宣讲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青年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坚定意志、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在实践磨练中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基层锻炼中促进青年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的有机融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10]。

2.在学以致用中用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实践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有无成效、成效的多少最终都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1]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提倡实干，主张知行合一，强调要在实践中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更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教育新时代的青年正确理解、高度认同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要积极引导他们以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和前赴后继的不懈苦干来真正担当起强国一代的建设重任。青年一代要力戒空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从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积极完成每一个任务、主动承担每一项责任作为起点，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落实、落小、落细，不负众望、勇往直前、自强不息，以实际行动向祖国和人民表明自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心与能力。

（四）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增强青年主观能动性

1.把握网络教育主动权是巩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前提

“广大青年作为网络的‘参与人’和‘在场人’，是我们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多数，在一定意义上讲，防范和处理好青年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事关国家战略安全、事关时代新人培养、事关民族未来。”[12]经过长期系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虽已基本形成，但他们也容易被网络上各种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吸引，因而主动占领网络主阵地已经成为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的时代任务。人民网、央视网等微信公众号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抖音、微博账号的开通，给青年一代关注主流媒体信息提供了便捷的方式，也为我们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教育主动权提供了典型范本。青年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学习，自觉增强网络教育本领，创新性地开展网络教育，并逐步健全和完善网络教育工作体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资源丰富、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的全媒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模式。

2.增强主观能动性是提升青年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13]青年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要以尊重和满足青年的现实利益需要和成长进步诉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断增强青年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引导青年发展自我教育。一方面，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在学习、就业、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困惑，尤其是当“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出现较大落差时，很容易产生不满、烦恼、焦虑的情绪。政府、学校、企业等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主动为青年提供精准化信息、专业化服务和人性化扶持。另一方面，当前新媒体传播形态层出不穷，以APP、网络直播、小视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深受青年喜爱。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不仅要积极推动主旋律、正能量在青年群体中的立体化传播，帮助青年及时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新闻，而且要创作更多的既符合主流价值导向、又表达青年关切、还符合青年胃口的优秀文化作品；要培养、挖掘一批能引导舆论风向的青年榜样人物，鼓舞青年自觉坚守社会主义阵地，教育青年主动筑牢思想防线。总之，新时代的青年更具鲜明的个性、更有各自独特的见解、更自信自强，国家和社会各界要努力帮助青年一代建立起他们普遍喜爱、乐于参与、积极反馈、有效延续的社会主义精神家园。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青年一代更要以主人翁的姿态严格要求自己，有意识地自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在自我教育的同时对他人和社会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研究

[摘要]近年涉高校网络舆情多发，部分情绪化言论隐含意识形态风险。而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直接关乎我国高等人才教育培养，所以针对新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所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弥补隐性价值虚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驱动独立价值选择，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铺垫客观价值预设，提升大学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帮助大学生树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认识，强化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意识形态；大学生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中，人人都是参与主体、人人都可以发声，网络让信息的交互更为方便快捷，互联网参与让各种潜在矛盾在网络空间变得更加透明，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意识形态争斗的主战场，而大学生是我国舆论场中极其重要的舆论力量。但是近年来，网络空间中涉高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一方面，涉及高校的舆情事件多发，诸如师生安全、师德失范、青年心理问题的相关热点频频引起舆论哗然；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敏感、冲突性事件频频影响高校舆论场，少部分极端舆论甚至冲击了原有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消解了高校既有的回应舆情、疏导与化解机制直接触及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安全。[1]意识形态是连接国家、社会与个人的重要纽带。所以通过分析高校网络舆情意识形态风险，找出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并研究相关引导策略，以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一、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

（一）自媒体平台多发下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向明显偏差

自媒体时代，各大平台鱼龙混杂的信息改变了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以往的细致深度阅读被部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大学生对于信息的第一诉求往往不是“深入了解”，而是“表面知晓”，追求信息的速度、广度，而非深度。[2]主流媒体以往的“慢新闻”不再受人推崇，再加之自媒体的强势介入，部分主流媒体“话语权”被逐渐蚕食。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记者对于事实的判断，在“英雄叙事框架、悲情叙事框架、对抗叙事框架”指引下实现“悲壮型报道”成为媒体常态，对于表面上暂时“弱势”的一方，往往带着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进行报道，隐瞒事实、罔顾真相甚至重构事实成为最大诟病。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接收的是事实的诸多碎片，对事件的认知仅是浅尝辄止，有时还会被片面的信息所误导，一些主流媒体的抢占落点式的报道，也让大学生形成一种“媒体报道了的必是实情”的认识，很容易让这类热点事件的舆情从一开始就形成强烈的批评性，容易引发大学生的悲情、愤怒、同情、绝望等情绪，对舆论场的偏激情绪火上加油的负功效。而部分缺乏思考力和控制力的青年群体，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无用甚至有害的信息上，以至于长期沉迷于类似的信息类型而形成“信息茧房”，弱化了他们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具有好奇心与叛逆心，对于一些非主流的小圈子文化、热点话题、社会敏感事件都存在天然的质疑与敏感心态，但与此同时也更加容易被负面言论煽动、被极端思想所影响，甚至主动传播带有情绪化、背离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因此在部分热点事件的高校舆情中往往呈现极其撕裂的舆论状态，弱化了大学生批判能力和理性思维，与此同时也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其对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吸收。

（二）敌对反华势力渗透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遭遇挑战

互联网时代，美国作为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掌控者，也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以其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相关信息技术和信息优势肆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营销、贩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于其已经掌握大量网络技术资源，美式文化备受青年追捧，已侵占了青年群体相当的话语空间，给高校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由于高校网络舆情的这些特点，也成为敌对分子高度关注和借机发挥的重大武器，伺机而动的不法分子往往通过已经发生的重大舆情事件，或者主动制造敏感舆情事件，瞄准事件中的利益纠纷和人群对立，结合情绪化倾向的词汇渲染故意挑起社会矛盾、刻意扭曲政府意图、蓄意颠倒历史的错误言论，极力煽动负面情绪，制造社会动荡和混乱局面，以达到危害社会安全和颠覆政权的险恶目的，从而对大学生意识形态进行思想渗透。如“成都四十九中”事件，在后续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后发现在舆情事件处置阶段就有大量的不法分子与境外势力借机煽动群众负面情绪，通过网络挑起群众进行线下聚聚对政府施压，扰乱我国社会稳定，并进一步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对高校网络舆情产生极大冲击，对于思维意识尚且处于型塑期的高校学生来说迷惑性极高、危害极大。

（三）高校网络舆论交织激化利益矛盾诱发群体社会事件

网络繁荣发展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呈现泛在化趋势，即便细微的事情，在触动大学生的利益关切和敏感神经之时，也能在网络空间形成焦点舆情。高校网络舆情的出现，实际上是线上线下两个空间领域的结合，现实中的利益和情绪得不到期待的关切和应有的发泄，大学生便习惯性于网上寻求宣泄，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开放性，为情绪释放提供了理想场所。而在复杂网络舆情中，利益关系往往盘根错节，多元主体在参与过程中，通常依据自身的现实利益诉求和价值认识，尽力维护自身权益最大化。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性，群体极化现象较为突出，大学生的言论中夹带着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较为普遍，各种观点的极端化碰撞，让网络舆论的中心场域形成矛盾的漩涡，“网络暴力”“道德审判”“怒声戾气”“人肉搜索”等极端化方式成为寻常手段，虚拟空间的激烈交锋很大程度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精神状况，高校负面情绪进一步扩大、学生之间潜在矛盾更深一步凸显，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埋下安全隐患。基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和裂变式传播等特性，一旦爆发往往很难即刻收场，而且由于网络共同利益群体的共情力作用，在极端负面情绪渲染下，“群体行为”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树立与表现，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群体组织，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二、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政治意识不足落入价值失范困境

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引领的拟态环境更加交互多元，以往理性环境也向感性环境转移。事件态势信息受到多方解构，欺骗感、剥夺感将舆论带向另一极端，高校舆情事件在事实和情绪态度两个层面都找到了出口。高校社团的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每天都集中了大量信息直接推送给学生群体，高校青年群体是这些媒体的首要受众。但近年以来高校社团学生干部的政治意识不足，对错误言论、谬误历史认识不清，甚至存在部分西方不良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平台、环保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对高校师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媒体信息的制作者，甚至媒体的负责人与把关人本身的出现了思想被错误思潮引导，意识形态根基有所动摇的情况。在这种拟态环境中，虚假负面的舆论力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大到足以把正能量的声音淹没，舆情转入“再部落化”的危险境地中。而高校运营的自媒体所特有的强刺激性信息能够触越大学生所能承受的最基本情感底线，击中大学生情感“痛点”，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弹，也就能一步步推高舆情至非理性境地，代入感极强的大学生会因态度极端化而致使歪曲政治意识，落入价值失范困境。

（二）话语主体多元陷入语言失灵困境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日益火爆，点赞、评论、分享等功能使大学生的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强化，他们通过信息互动和情感诉求以施展自己的个性态度，这种行为也逐渐延伸到高校舆情反馈中。在大学生渴望于信息洪流和多元意见场中寻求和维护自己的话语权时，他们积极投身于多元意见的舆论场上，声音越来越大声，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其参与性越高，越难维持理性。他们在封闭的舆论场上，被空气中弥漫的群体狂欢所感染，伴随理性的缺失，受众开始通过言辞激烈、行为过激的方式来展示观点。在不明真相的网络舆情事件中，受情绪激化影响的大学生开始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在积极参与群体观点讨论中，意见相互碰撞摩擦，多数且一元意见独大，个别成员的理性被消解，大学生的情绪被轻易激化，其理性缺失的状态表现也变得更加直观。随着群体内部产生情绪的交互性影响愈发明显，大学生在公共平台上表达意愿的态度变强、互动频率变高，在微博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社交媒介中表达出偏激的、情绪化严重的言论，个体的单一非理性情绪经过不断的传播和发酵后，变得愈发复杂且难以控制，进而造成群体性情绪波动，陷入语言失灵困境。

（三）认知框架局限坠入负面舆论困境

在局限的认知框架下，大学生更易以直观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高校网络舆情，往往停留于事件的表面所展现出来的问题，考虑问题较为笼统，定势思维较为严重，工具理性缺乏，无法透过现象去深入地认识分析相关高校网络舆情的本质及发生的内在逻辑，并且主观性、情绪性较强，从而忽视事件背后真相产生以及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产生认知偏差，无法有效对高校舆情事件因素进行协调和平衡，价值判断趋于放任自由化。

在标新立异心理支配下，言辞的出轨、观念的冒险，是一种炫耀性的社会互动行为。大学生往往视传统和权威于不顾，表现出完全随心所欲的态度。通常以出格的表达来实现一种“自我麻痹”式放松，并期望以此体验一种快意。在接受“轶闻趣事”的心理趋向下，参与者沉浸于自我表现欲，甚至不少大学生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生存方式寻求逞口舌之快，急切地就事件表面问题加以评论，片面求“快”而使认知流于浮躁，分析论证不够深入，从而因认知短板导致自身坠入负面舆论困境，严重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正确发展。

三、高校网络舆情视域下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

（一）以情感为切入点，弥补隐性价值虚空，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大学生之所以容易在高校网络舆情面前“失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不足，在种种非主流价值观的误导下，陷入价值认同危机。所以，必须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把社会主流价值理念“通过引导性教育的方式内化到人的内心之中，在认可、接受的基础上外化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由此化解受教育者内心的苦闷、彷徨、纠结和精神困顿，从而确立起积极的有价值的值得过的生活目标。”

高校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阵地，应该适应网络社会的时代要求，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5]一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课程内容选取应该立足时代热点，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学生们的关心关切，通过理论与现实结合，讲透国内外形势、讲好制度优势、讲深政策道理，发挥凝聚信心、释疑解惑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协同育人的“大思政”体系。遵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原则，着力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充分高效盘活运用社会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协同联动的动态化育人体系。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原则，结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认识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思政元素，增强教育教学和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传播正能量。如高校可以通过发挥师生骨干作用建设评论员队伍，敢于向错误思潮和观点亮剑，促进大学生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线上线下一致，坚持培养大学生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心态，在斗争中坚定政治信仰和主流价值观，拥有独立的自我判断意识与信息识别能力，做到不盲从，秉持理性看待事物，坚持发表内容合理客观言论。

（二）拓展网络舆论监管机制，驱动独立价值选择，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

由于网络平台的便捷性与开放性，当前大学生对于舆情事件信息的获取渠道以及主动发布与传播信息的载体都以网络平台为主，使得网络舆情事件成为高校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因此，加强校园网络建设迫在眉睫，加快提高校园网络宣传管理体系的效率，才能更好地发挥校园网络宣传管理功能。通过准确分析大学生的本质特点，以新颖的方式教会他们辩证分析事件的技巧；利用网络技术，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所存在的隐患给予相应处理；成立专门的监管职能部门，收集分析网络舆情事件，及时制定有效对策；开发相关科技产品，运用科技手段辅助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拓展多元化网络舆论引导与监管机制，进一步优化意识形态教育格局，以此更好地培育大学生辨证反思能力。严格规范监管商业化自媒体平台和打造国家所有的教育类自媒体平台相结合，发挥高校优势，建立可控的网络小团体空间，拓展高校对学生思想和价值观实施影响的空间。结合学生特点创新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围绕学生关注的社会舆情热点进行深度解读，加大议程设置能力和思想观点的塑造能力及舆论引导能力。

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摒弃高高在上的传统心态，应当积极主动学习并掌握网络工具，抢占网络舆论宣传的阵地，以高度的危机意识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借助其特有组织优势，统筹教育资源，以内容的深度、知识理念的系统性、现实教学的互动性来和商业性网络进行博弈，主导网络话语权，加大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借助互联网这个有机载体，灵活运用其教育功能，以软硬灌输相结合地教育模式开展正确的价值态度取向与选择观念建立的教育课程，让大学生始终贯彻文明理念，践行社会准则；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到有的放矢，从国家层面规划高校智慧思政的全面实施，加大技术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学生态度偏好、认知特点、关注热点、生活状态等，建立适应个体差异的现代化教学思政教育体系。从意识形态领域帮助大学生提高其自身的真假信息鉴别能力、好坏信息判断能力以及自律自控能力的相关辨别反思能力，从根本上理性评价与处理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引导他们自觉屏蔽相关不良网络信息，以理性思维做出正确判断，发表正确言论。

外在措施可以利用网络工具，内在措施可以从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态度倾向方面入手，以大学生活跃的网站为突破点，及时深入其中发现分析问题并予以正面态度引导。借助网络平台与学生展开一对多、多对多的平等对话，在交流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大学生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发布正面信息，[6]实现信息传入眼落于心的目标，激发大学生自我调整态度的主动性，重塑自身认知框架，在复杂多变的舆情事件面前始终保持理性，坚持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三）传播网络正能量，铺垫客观价值预设，提升大学生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

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曾指出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强化教育引导，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教育作为思想培养的主要手段，能够从根本上克服意识形态异化带来的各项问题。学者冯刚认为，所谓“思想道德修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理想、政治原则和政治要求所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7]通过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引导其对网络及现实社会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全面的认知，从而使得大学生从主观上合理看待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对自身的言行进行恰当规范。

道德是一种主体精神，它不仅是观念，而且是主体的需要、情感和意志，主体将这些内容融合在一起，构成主体的内在尺度。[8]通过结合“求是、责任、信念”开展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加强教育解释沟通和疏导工作，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能够进一步引导大学生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观察、评价客观事件，使舆情发展态势趋于健康化。一是，多渠道倾听学生发声，科学动态调整校园管理与整顿措施。高校可通过校长信箱、校领导接访日、辅导员谈心谈话以及校园提案等方式广泛搜集学生对日常舆情工作的各类合理诉求并形成任务清单，下发学校各部门落实。第二，整合学工、后勤、教务等多部门力量，打造一站式常态化心理咨询和学生服务渠道，以线上咨询+线下访谈等方式解决大学生在面对高校舆情信息时内心各类显性、隐性诉求，确保学生合理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反馈解决。第三，利用校园媒体矩阵宣传力量，弘扬爱国主旋律和正能量。充分借助造微信公众号、抖音、校园广播、网站等各类媒体平台优势，积极宣传身边好人好事典型，增强大学生对学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第四，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内文体活动，以运动会、艺术展演、学科竞赛等方式舒缓大学生对学习与工作的焦虑和压力，主动提升自我公共意识和道德责任感。

传播网络正能量，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上理性有序发言，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在信念层面增强大学生的时代责任感，使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的追求相符合，在追求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自我利益和愿望，以致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早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特别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更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意义。以此为指引，国内高校均在原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通过对国内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归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为高校今后更好地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及经验借鉴。

一、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的提出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  托拉西撰写的《意识形态原理》，其中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思想的科学”“观念的科学”，认为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有理论上的、哲学认识上的意义，更是一种能为人民服务并使人民摆脱种种偏见的科学。之后，国外相关学争相开展有关意识形态的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独特见解。当前，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世界观和思想的总和，是以一定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体系，或者说是一种“政治世界观”。直至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通过把对观念的认识分析改造为社会学分析和政治学分析，并进一步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最终成为公认的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创立者。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调查

2022年2月，通过中国知网（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总库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检索条件：［主题％＝‘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题名％＝‘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ｔｉｔｌｅ＝ｘｌｓ（‘大学生意识形态’）ｏｒｖ＿ｓｕｂｊｅｃｔ＝ｘｌｓ（‘大学生意识形态’）］；检索范围：总库。

检索最终纳入相关文献18463篇，且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内，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文量一直保持在100篇／年以下，直到2005年，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的文献的发文量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达到160篇／年，此后，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量普遍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21年，预测发文量已达2096篇／年。而在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相关研究主要主题词分布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排名前10位的主题词共涉及10451篇文献，占检索文献总数的56．61％。

总体看来，国内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相关学者的足够重视，也未出现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2005年之后，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内相关学者的重视，不仅发文数量逐年上升，且基本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聚力研究方向。但与此同时，国内对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也具有较为分散、各自为战的情况，不仅各发文机构及国内学者的分布较为平均，且相关学术期刊的发文量也大致相同，即总体看来，国内有关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研究方向普遍较为分散，且缺乏专业领军人物及科学合理的梯队结构，相关合作研究有待进一步增强。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归纳

（一）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实效性不强

当前，国内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党组织的活动以及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却往往出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实效性不强的情况：部分高校针对大学生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活动，未能科学合理规划整个教育过程，进而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参与程度低、互动不积极、最终成效不理想等情况的出现；部分高校针对大学生展开的意识形态教育过于关注其政治性，过于注重对大学生的统一管理和理论灌输，功利化目的较为明显；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教学目标进行准确定位，教学效果没有进行有效的落实，不能够及时解读国内相关文件精神，不能够做到紧跟时代步伐，最终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缺乏实效性的问题出现。

（二）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不够完善，缺乏统筹协调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需要各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学生团体以及全体教师、大学生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与密切协作方能顺利完成。但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缺乏沟通、各自为政的现象：虽然各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甚至学生团体均能够按照学校统筹规划主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并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各行政管理部门（单位）、二级学院甚至学生团体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意识形态教育内容重复、过程拖沓等现象的出现。另外，部分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还或多或少的存在这闭门造车、各行其是的情况，高校之间对于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共享先进的经验与优秀的成果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推广。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形式较为单一，教学效果较差

当前，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主要是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内容也是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优秀人物专题讲座、爱国主义基地实践教育等形式居多，无论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或是教学方法的采用上，教育模式都较为单一，进而导致学生的理论兴趣不易被激发，自主学习动力不强，学习主体性不易被彰显，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部分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者机械地向学生讲述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的某些理论概念，极少将当前先进典型事例、优秀人物故事融入大学生意识形态过程之中，宣讲缺乏足够的感染力，大学生难以对相关宣讲内容形成心理共鸣最终意识形态教育收效甚微。

（四）网络环境的崛起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全新的挑战

随着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高校普遍完成了校园信息化的全覆盖建设，大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开展日常学习活动，更可通过网络完成娱乐、购物、交友等各项日常活动。与此同时，大学校园内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亦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逐渐由线下转至网络，并且能够实现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的快速反渗透。尽管当前各高校均非常重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定时（不定时）开展基于网络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更派遣专门人员负责网络意识形态及舆情信息安全，但由于网络的时效性、私密性与虚拟性等特点，仍有可能会使得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负面内容，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借机得到传播，进而给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四、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对策

（一）不断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建设这个基础，提升大学生意识形教育管理水平作为高校，必须明确党委和党委书记对全校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的总体责任，坚持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出台专门文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处等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把牢正确办学方向，更需要不断夯实党管意识形态建设这个基础，积极引导广大大学生通过接受意识形态相关教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建立健全完善的意识形态教育运行机制，促进大学生全员参与意识形态日常教育

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完善运行机制的保障。通过合理地设置组织机构，不断完善大学生意识形态日常教育队伍建设，做到以各二级学院、班级、团支部为单位，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日常教育工作，力争让每名大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意识教育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作为大学生日程管理工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大学生思想变化情况，动态掌握大学生思想情况，用科学态度掌握大学生思想变化情况，并形成缜密的大学生思想档案，及时了解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教育出现的突发情况、突发问题，有效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三）深入挖掘意识形态课外教育资源，全面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渠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本身应蕴含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更应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整合、扩展意识形态教育相关资源，要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引导学生在理论上真懂真信、在实践上自觉践行。与此同时，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把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由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把课外校园文化活动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目标进行有机结合，使大学生通过参加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充实精神生活、增强意识信念、提升道德境界，最终潜移默化的完成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四）加强教师群体的意识形态日常教育工作，打造坚强有力的工作队伍

作为高校思政教师，不仅需要承担着大学生意识形态、思想政治等专业理论课程的日常教学工作，更因其特有的学科专业素养，进而成为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群体。因此，做好教师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引导学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和前提。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高校既要着眼于大学生群体，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引导学生努力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材，更好关照到广大教师群体，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使广大教师在成为大学生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引导者的同时，更能够成为大学生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此外，学校更应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引导广大教师把握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占据日常教学、科研工作的主阵地，勇敢担起社会责任，打造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队伍，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优化校院网络舆论环境

随着当前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在承担日常沟通交流功能的同时，亦逐渐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作为当前网络最大的使用群体，大学生在日常学习、购物、交友等方面越来越依赖网络，进而成为受网络影响最深的群体。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更要把基于互联网的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传统教育方式方法的有力补充。高校不仅要适应“互联网＋”“微时代”等新型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势，加强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更要利用自身网络及舆论优势，将“两微一端（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今日头条客户端）”等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有效开展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及教育工作。

五、结语

高校不仅是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摇篮，更是坚定信仰、传播真理的堡垒。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最终成效，对高校最终培养身心健康、意志坚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通过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相关对策，不仅能够帮助广大大学生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坚定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