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及利益的思想观念体系，主流意识形态是得到统治地位的阶级认可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实现凝心聚力，达成普遍共识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制度得以存续的重要依托。自*世纪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世纪以来，文化多样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在增强不同国家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加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与挑战，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性不断上升。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具有价值导向、行动导向和群众导向的性质，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

重视意识形态，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性，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是高度重视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1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其力度和强度都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明确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我们党的历史甚至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罕见的，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明确了基调、指明了重点。

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无论从战略格局还是意识形态角度，西方国家都绝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20*年*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的，是绝对不愿看到共产党遭中国长期执政的，也是绝对不愿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天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图谋从未停止，这就决定了我们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反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更为隐蔽，以往的使用多种手段、方式在中国宣扬错误思潮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下已不多见，而是通过借用“民主权利”“新闻自由”，在热点问题上制造混乱，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制造公信力危机，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煽动“街头政治”、推行“颜色革命”，倚重网络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突出挑战

当前的这个时代，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科技革命的快速进步，互联网和自媒体深入人们的生活，深刻改变着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化基础，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化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其中，赢得了和其他国家加强沟通、深入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必须面对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挑战。

（一）全球化的挑战

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日益增多，而诸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变暖、极端气候频发等问题，需要全球各个国家的共同协作，这种超越国家界限和发展水平差异、意识形态分歧的交流与合作，充分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趋同性。

这种一致性的行动，让对于全球化的实质没有深刻认识的人产生了模糊认识，对保有独立性的坚持不足，丧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性，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共有理念而忽视差异和危机，放弃我们自己经过艰辛探索确定的方向和道路，危机重重。

在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并未因趋同性的展现而削弱或结束，西方国家并未因苏联解体而摒弃冷战思维，而是通过新的形式在不断强化。*危机的爆发，非一日之功，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策动“颜色革命”等方式制造冲突隔阂。20*年*爆发的“橙色革命”和20*年的“广场革命”，都有*或明或暗的支持。20*年至20*年*发生骚乱时，*时任助理国务卿*和时任参议员*现身基辅独立广场，公开支持反对派。

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显示出传统与新生多种意识方式交错的复杂态势。然而，其本质和目标是恒定的，看似错综复杂的较量和论战的主线依然是围绕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孰优孰劣，好像混乱无章的交锋和对抗之中的核心依然是两种社会制度谁将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使得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化、显性化。

（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着文化霸权，全球化态势下，我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的是起点并不公平的直接对弈。

过去几十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借助在信息、科技、网络、媒体和话语体系中的一系列优势，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附着在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设备之中，利用一切可乘之机，竭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同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将西方文化批量生产成日常消费品，通行全球，培植认同。

全球化时代，西方多种手段并举，以无孔不入的态势攻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或明或暗、或激烈或隐蔽的争夺，发出并不微弱的声音，和我们争夺意识形态空间，挑战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三）网络空间的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正能量得以更亲民地展示的同时，负能量也泥沙俱下，混淆其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年*月，我国网民规模达*.*亿，较*年*月增长*万，互联网普及率达*.*%，较*年*月提升*.*个百分点，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成为网络大国、拥有海量数据信息的现实决定了我国网络能量十分巨大，由此带来的网络治理和引导网络能量正确发展的工作也非常复杂艰巨。

网络带来的海量信息，在自媒体兴起之后，可谓真假共存、良莠不齐，干扰着社会公众的正常判断和思考。在自媒体平台，信息的发布和传播非常便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对于信息的筛选和阐释则完全依据个人偏好，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难以保证。而实时发布的形式充分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在视觉冲击下，很容易造成虚假消息和网络谣言的快速流传。出于猎奇心理，网民对于隐私揭露、案件起底等事件关注程度较高，传播速度极快，这种片面的信息严重干扰了社会公众的正常思考和判断。网络中的谣言、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的对当事人的隐私披露以及掺杂了个人视角的对社会事件不实爆料，极易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从网上蔓延至网下，在现实中产生“蝴蝶效应”，极易导致社会公众对发生的事件无法进行理性辨别，失去客观公正的判断，甚至顺从网络言论的引导，对热点事件形成误解，造成网络舆论一边倒，影响事件本身的公正处理。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在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个概念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商议后继续向偏向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互联网是网民表达观点和意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情绪宣泄的出口，为了博取流量，一些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解读因为迎合猎奇心理，很容易将网民“带节奏”，点击量迅速上升，湮没主流媒体声音，甚至背离歪曲事实。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在过去有很多例证，所谓网络“意见领袖”的偏颇意见一旦被认同，公众盲从如山呼海啸，结果导致网上舆情的快速出现演变，网民一面倒的情绪化宣泄一旦占据上风，真心关注事件真相的网民数量将下降，其声音也会被湮灭甚至遭到攻击，影响事件的公正处理，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蔓延至网下，引发国内外舆情共振，甚至引发公信力危机。

（四）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象征与标志，是国家、民族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形成和存续的必要性因素。争夺舆论话语权、文化领导权是国家软实力竞争中的重要标志。

文化霸权主义也可称其为文化帝国主义，汉斯·摩根索曾指出：“文化帝国主义谋求以另一种文化取代一种文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手段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

文化霸权主义的实现复杂而漫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在工业化进程中确立的优势地位，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优势，提出“普世文明”的构想，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以文化传播和文化入侵等手段，影响和改变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观念使其符合或顺从本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乃至社会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这种文化渗透和入侵瓦解了苏联，还在世界范围内确定了其在文化领域的霸权地位，从而在文化领域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控制，谋取更多国家利益。

以文化渗透、文化传播、文化入侵为主要手段的文化霸权主义，不仅能跨越国与国之间的地域阻隔，而且隐秘性强、成本低、效率高，能够在潜移默化间使他国的人民“自愿”接受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这种厚重的文化底蕴也会对西方大国在文化领域霸权产生冲击。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各种途径和手段试图渗透甚至是颠覆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安全乃至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年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就曾明确指出，维护美国长久利益的策略之一就是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推行“普世价值观”。部分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营造中国践踏人权、罔顾民主的专制形象，无视我国在人权保障领域取得的成绩，以此否定中国的价值观念；以“网络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为旗号，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进行诋毁和攻击，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宣扬其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威胁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假借对外教育交流项目、援助项目等方式，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小学选拔吸收留学生，通过将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制造和散播不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为西方“普世价值观”渗透和侵入中国创造舆论环境，误导中国人民群众，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面临从内部被瓦解的风险。

三、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在于根据时代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权，提高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

（一）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能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自上而下一体化的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尤其是总书记、党委（党组）书记、支部书记如何落实工作、是否充分重视至关重要，很多时候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有着不少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提出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等具体要求，明确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及其责任。对于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等方面明确了各级党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主体作用和肩负的重任，同时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如何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推动意识形态领域责任落实到位。

这些文件中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强调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级党委、宣传思想部门以及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位置和责任，明确了各自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田”，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的形成，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强调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及确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些规定和措施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进步和创新，体现了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各主体责任的科学划分，展现了鲜明的科学性和强大的指挥力。

（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能力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对的局面复杂，必须深化认识，提高应对水平，通过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壮大正能量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能力，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的立场、态度、方向，着力在更高更深层次上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了解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高警惕，在相应领域加强应对和管理，提高政治鉴别力，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领导和驾驭全局工作的能力，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定期会商研判，在一定范围内对重要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情况通报，管控和处置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作抓好贯彻落实。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注重创新，跟随互联网发展节奏，从理念和形式上与时俱进，润物无声，工作的开展要符合新形势新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寻新一代喜闻乐见的语言范式和传播形式，既对原则问题敢于“亮剑”，又在方法手段上善于“隐形”，不断改进宣传方式，多维度增强正面引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三）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具有自身特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隐蔽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久久为功。高校孕育国家未来的中流砥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这种政治性和学术性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服从于特定社会主体的价值和利益诉求，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又必须遵从其学术性，应逐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最终做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点在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需要充分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创造不同学术观点自由争鸣的良好学术环境，使真理愈辩愈明，使错误及时更正，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学真理。因此，既不能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截然分开，也不能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简单等同，而要坚持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础上的政治和学术的有机统一。还要注意高校科学探索无禁区，理论传播有纪律，在探索并检验真理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理论传播。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高校的开放性日益增强，国内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机构和企业，乃至与国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成常态。这种高度开放的学术文化交流新格局，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创新中国话语、传播中国声音，同时通过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有利于我国学习到其他国家先进、优秀的科学文化理念，促进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意识形态工作的扎实推进，必须要解决好话语体系建设和对外传播问题，以贴近现实的中国声音，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增强影响力。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相关学科群建设，着力构建主流思想文化建设平台。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势，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立场，围绕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重点研究，推出一批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的思想文化作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强对外思想文化传播和建设，在世界广泛传递中国声音和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