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的文学价值范例（最新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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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一篇】

文学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它是一种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展示人类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使人们在阅读中感悟人生的哲理。作为一位读者，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学作品的深刻文学价值，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体会。

第二段：文学的人文关怀。

文学作品通过对人生的反思和描写，传递给我们许多关于人类情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它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于人性的思考，让我们更加理解他人的难处与欢乐。例如，当我读到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时，我被其中描绘的人性的复杂与演变所震撼。小说中经过时间与责任的摧残，道林·格雷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害怕衰老和自责的人。这让我意识到，人性的阴暗面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存在，我们应该学会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种人文关怀是文学作品中独特的价值所在。

第三段：文学的审美欣赏。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化的语言和形象，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美感。它能够引导读者培养审美能力，提升个人对于美的敏感度。例如，在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我被小说中瑰丽而艰苦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描写所吸引。小说中对于正义与爱、家庭与友情等主题的展示，让我感受到美在艰难中的闪光。这种审美欣赏的提升，使我开始关注并欣赏周围世界中的细节，从而更加享受生活的美好。

第四段：文学的社会关怀。

文学作品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使其具有了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它能够引导读者看到现实，思考问题，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例如，当我读到萨拉马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我被描绘的女性命运和爱情的悲剧所触动。小说中对于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的揭示，让我深感社会应该关注并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关怀使我们不再被自己的小世界所限制，而是能够看到全人类的需求和挑战。

第五段：文学的心灵启迪。

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共鸣，让人们在阅读中找到希望和力量。例如，当我读到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被其中对于田园生活的描绘所感染。小说中通过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对农村生活的渴望，给予了我对于纷繁复杂城市生活的一丝温暖和想象。文学作品的心灵启迪能够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并激励我们追求真善美。

总结段：文学是人类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它通过对人性、美感、社会问题和人生的反思，给予了我们许多情感、思想和灵感的滋养。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是我们感悟人生、拓展思维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文学的价值，努力培养阅读的习惯，从中获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二篇】

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深远的价值。通过读取文学作品，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启发。在我与文学交融的日子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并从中获得了一些珍贵的心得体会。下面我将以五段式的形式，来谈谈我对“文学价值”的感悟。

第一段：文学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独特的创作思路和丰富的想象力。从经典的《红楼梦》到现代的《哈利波特》，作家们通过他们独特的创造力，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世界。这些作品不仅能够给读者带来喜悦和惊叹，而且能够激发读者的创造力，让他们能够想象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段：文学对情感的陶冶和疗愈作用。

文学作为心灵的良药，能够陶冶和疗愈人们的情感。在人们面临挫折和困惑的时候，文学作品能够给予他们温暖和力量。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和《鲁滨逊漂流记》都能够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成长，给人们带来启示和鼓励。在我读完这些作品后，我常常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积极面对困难的信心。

第三段：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能够培养人们的思考和判断能力。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人生的智慧。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和《傲慢与偏见》都能够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反映出一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提升我们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第四段：文学对社会的启迪和改变。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通过作品中涉及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作家们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经典的文学作品如《1984》和《美女与野兽》都能够通过他们反映的社会问题，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促使社会的改变。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更加关注和关怀社会。

第五段：文学的美学意义。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独特的美学意义。通过作品中的语言、结构和形象，作家们能够创造出美丽的艺术形象。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红与黑》和《牛棚杂记》都能够通过他们精湛的用词和独特的结构，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艺术的结晶，能够让读者沉浸在美的世界中，感受到文学的魅力。

通过与文学的交流和融合，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学的价值和魅力。通过文学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更加开阔了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力。文学对情感的陶冶和疗愈作用，让我在困难时能够保持信心和勇气。文学的教育意义，让我从中学习到了一些重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文学对社会的启迪和改变，让我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关心社会。最后，文学的美学意义，让我能够享受到美的享受，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总之，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和快乐。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三篇】

摘要：在经济发展地推动下，全球化趋势在不断深入，各国在经济、政治等的发展过程中均不可避免地进行相应的沟通和交流，国际间的交往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用环节。

国际间的文学交往也同样具有其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英美文学;文学;价值。

在我国高校的教育系统中，英美文学作为英语专业一门主要的课程存在。

开设该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到更多的西方文化及风俗人情，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化及思维特征地了解。

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用地位，其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具有很高的学习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英美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东西更具直观性，对自我人格的完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西方文化及语言应用习惯中，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均较为直白，同时有不缺乏幽默感和讽刺性。

因此，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写作目的均较容易把握，使读者一目了然。

通过直白的语言，鲜明的情感，更容易激发其读者的思想共鸣。

直白又不缺幽默的人物讽刺，极易让读者在作品欣赏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而对人物大胆、明确地赞颂也同样对读者的情感产生极大的冲击，给读者以激励。

第二，多数英美文学作品均是作者对其自身经历及感受进行阐述的缩影，具有较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在英美文学中，多数作品中所讲述的人物、事件、所表达的情感等均是作者亲身所感或者倾耳所闻、亲眼所见的。

作者将其真切经历过的事件进行整理，并经过艺术加工后，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展示给读者。

其是一个社会制度及社会环境中相关人物及事件的真实反映。

因此，在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可对作品所处时代存在的相关问题及现象进行了解，从中感受某个社会制度或历史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弊端或优点，具有较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第三，通过学习英美文学，可有效提高语言表达及操控能力。

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常被称为语言大师，其可应用语言文字巧妙地表达个人情感及思维，应用生动、简洁的语言文字将一个鲜活的事件、鲜明的情感展现给读者。

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随便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叙述一个事件或者表达一种情感，均能给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一针见血的感觉。

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超强语言操控能力的表现。

通过对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不但可以学习到作者的思想感悟，同时也可以学习到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言操控能力，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和应用能力。

二、学习英美文学的现实意义分析。

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中，除了可以使学习者获得阅读上的满足和享受外，还可以让学习者深刻体会到不同文化体现出来来的现实意义。

学习英美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英美文学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

在英美文学文学中，每部作品几乎都是文学创作者人生经历及情感历程的真实展现。

文学作品是作家将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进行艺术加工，运用语言文字对其进行提炼并加以总结，然后展示给读者。

每部作品均是作者一种独特的人生留言方式。

因此，在英美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了解到文学创作者的个人阅历、家庭及情感生活等，并从作品中体验作者的感受，领悟人生真善美。

第二，英美文学作品是西方国家相关现实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

所有的文学创作均源自现实生活，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状况及感受的一种高度提炼和总结。

文学作品既是一种历史的再现，而又不是全部历史的展现。

因此，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学习，作品中所讲述的现实生活及人生感悟可以让读者体验到一种独特的、与别的艺术形式不一样的情感收获。

第三，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有效激发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

兴趣是所有学习有效进行的最好老师。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英美文学中描写和讲述的精彩事件及人物故事往往比单纯地进行英语语法、词汇等学习更加富有吸引力。

通过对文学的学习，读者可以了解到诸多异国风情，体验到作品人物人生的酸甜苦辣，从而使读者获得丰富多样的精神享受。

这个过程便可有效地激发读者进行英语学习的兴趣。

同时，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使学习者感受到人生中的各种情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受到另一种人生的憧憬和希望，体会到西方文学独具特色的感染力及号召力，激发读者进行英语学习的欲望。

第四，通过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可有效锻炼读者的理性思维。

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极具幽默性、讽刺性和精炼性。

在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其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往往能有效地将读者带入作品创设的情景当中，让读者真切地体味到英语语言的丰富内涵及魅力，激发读者对英美文化独有的特点进行积极探索与追求。

在探索与追求的过程中，读者的理性思维得到良好地锻炼，促进其人文素养得到提升。

三、结束语。

通过对英美文学进行学习，不仅使学生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体验到不同的语言表达艺术魅力，同时可使学生了解和体验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进而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

这些情感体验成为学生完善健康人格、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良好基础，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罗云;论英美文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04期。

[2]曾琛;学习英美文学的价值和现实意义[j];科技风;01期。

摘要：本文介绍了文学的内涵，并论述了英美文学的特征及功能，揭示了英美文学的价值观及现实意义，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引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是文化，而文化的载体是文学，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

文学是利用语言的途径去反映社会现象、表现作者感情的一个艺术形式。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四篇】

柳宗元在永州的旅行日记是闻名遐迩的山水名篇，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人奉为山水小品经典的《永州八记》。

一、文学与旅游文学的相关概念。

文学主要被看做是审美的语言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反映客观的现实、体现作家心理感受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游记、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心里的感情及再现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文学”这个名词也随之出现。现在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者旅游生活的文学，它以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表现对象，书写旅游者或旅游工作者的感情、思想和审美情趣。其比山水文学的表现对象要更加的广泛，不仅涉及了山水风景、文物古迹而且包括了风土人情等社会事物。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文学上的大家，思想上的伟人。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后，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了，但是远离了政治的斗争，他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柳宗元的旅游文学作品主要有游记和纪游诗两大类，一般被称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文学丰富了永、柳二州的旅游资源。

永州和柳州两地比之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旅游地来说，旅游资源比较贫乏。柳宗元的那些经过精心绘制的描写两地自然风光的著名杰作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他给予两地的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珍宝。柳宗元文学不仅使两州旅游地的旅游景观更加丰富，还增加了两州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柳宗元没被贬到这里之前，两州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人文历史景物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时候的山水是没有多少人欣赏的，是寂寞的。柳宗元到了这里之后，它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逐渐远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位置，是柳宗元发现并宣扬了这里奇山秀水的美丽，使它传扬出去广为人知。

(二)柳宗元文学提高了两地旅游资源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和旅游吸引力。

在中国的旅游资源中，因为文学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语言，所以，它往往是融入其他的旅游资源之中，增添这些旅游资源的人文色彩，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旅游资源。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一直是传统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历朝历代因为文人游览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记游、咏物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丰富了旅游景观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旅游吸引力，提高了旅游景观的美誉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著名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的形成发展，大都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两地的旅游文化的精髓，而柳宗元文学主要是游记和游诗，这些都是在经过实地的游览之后，融入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创作出来的。

(三)柳宗元的文学无意识地宣传了旅游景观。

依照现代传播学的理解，受众对隐性宣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宣传，文学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隐性宣传方法。因为它拥有特别的审美效果和穿越时空的传播作用，使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旅游文学是一种表现美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美感。作者在创作旅游文学作品时，是出自内心真挚的感情，描绘山川美景等自然风光，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宣传营销目的，因此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再加上旅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山水风景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但是又要高于自然景观，是经过作者文学艺术加工出来的，其与自然景观相比更加具有美感，也更能引起读者到此一游的兴趣。柳宗元文学对于永、柳两州的意义，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对两州美丽自然风光的宣传这方面。客观的景物美要经过“人”的主观加工作用方能更加显现出来，柳宗元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对于贬谪之地的永州和柳州来说，恰好扮演了他美学理论中强调的“人”这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柳宗元的存在，他所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后，才使偏远孤陋的、埋藏于荒山野岭的永、柳两州诸多旅游景观传扬出去，广为人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其文学加工，永州和柳州不再是贫穷僻陋的偏远之地，而是处处皆是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俱是世上少有的美景。小石潭的奇石、西山的奇与怪、袁家潭的山风、钴镯潭的清澈等等，柳宗元在说起这些景物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这些可能本来很普通的风景在柳宗元的妙笔生花下，增添了很多独特魅力，让读者陶醉其中，产生到此一游的兴趣。

(四)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二州旅游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家越来越要求享受精神生活。这种现象反映到旅游活动中，就表现为人们渐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纯游览性的观赏自然风景，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旅游活动中的审美情趣和享受高品位的文化资源，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柳宗元的旅游文学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以自身散发的文学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影响力激发读者的旅游欲望，它是在永、柳两州的奇山丽水之中开出来的一朵奇葩，它理所应当地永柳两州旅游文化的精髓，是两州旅游文化中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三、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依托景区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背景，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学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营销方式、手段，向外界介绍景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种借助旅游文学进行营销，迎合旅游者对文化的追求，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势。

(一)文学与传媒相结合的营销方式。

现今，湖南吉首的凤凰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它在90年代末之前并非如此。虽然凤凰城的旅游资源非常有特色风情，而且还有文学上的大家沈从文先生其著作《边城》的独特魅力，但其还是在90年代末借助当地政府与湖南卫视联手打造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使文学与影视的影响相结合。自此，凤凰旅游一炮走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把包装对象放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突出的文学形象上，或创办一些专门用来做旅游宣传的节目、频道等。通过对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渠道融合来对文学旅游资源进行包装和宣传。

(二)将旅游文学作品运用到旅游景点的广告语中。

广告语要求朗朗上口，语言精练，讲究含蓄且有意境，要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对于旅游广告语来说，也要重视名人效应。

苏东坡曾以“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来赞美虎丘，虽然对于虎丘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等只字未提，但是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到虎丘旅游的兴趣。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已成为了虎丘旅游的宣传广告语。杭州旅游业的广告语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就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一首诗。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还将继续传扬下去。当时，杭州征集旅游广告语，这句词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无穷、有独特的魅力，从众多的广告语中脱颖而出，被杭州市相关旅游部门定为杭州旅游的广告语。因为这句特色的广告语，杭州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江南旅游城市，在宣传上取得了优势。

这样把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句子应用作为旅游景点的广告语的例子有很多，而且大部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柳宗元文学作品，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设计旅游广告语，使其在同类旅游中脱颖而出。

(三)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景观。

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旅游景观，通常是以文学名著或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等在大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前提。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国模拟文学名著开发的旅游景观，几乎每一轮模拟景观热都与文学名著或以其改编的电视剧等的轰动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名著《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因此，先后诞生了北京的大观园、上海的大观园和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国外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评为“全球第一大畅销书”，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有数量巨大的书迷。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目光。华纳公司与奥兰多环球影城携手在奥兰多环球城内建立一个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蓝本的“园中之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hewizardingworldofharrypotter)，这个“魔法世界”作为环球影城冒险岛主题乐园的一部分于-正式对外开放。

以文学名著为蓝本的模拟景观因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再加上影视剧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果，必定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五篇】

8、事之博者其辞盛，志之大者其感……——唐·梁肃

9、事物的美存在于细心观察它的人们的头脑中。——hume

10、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曹雪芹

1、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

5、当文学变成半是商品半是艺术的时候，就会繁荣鼎盛。——拉尔夫

6、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高尔基

7、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郭沫若

8、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

9、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高尔基

10、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歌德

2、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培根

3、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鲁迅

4、眼底江山皆净域，毫端兰竹见灵魂。——许乃钊

6、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唐·白居易

7、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

8、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牛顿

10、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南北朝·刘勰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六篇】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42-52页。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七篇】

楹联萌芽于律诗之前，发展于律诗之后，是由律诗中的对偶句发展而来，所以楹联中保留着律诗的某些特点，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仄声，下联尾字平声是与律诗一致的。在秦汉以前，人们过年时就有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辟邪的习俗，也就是所谓的悬挂桃符。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的五代时期，人们开始把联语写在桃木板上。根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公元964年除夕提在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幅。

春联。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对联他在金陵(现在的南京)定都以后，命令大臣、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家除夕前都必须书写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他亲自穿便装出巡，挨门挨户观赏取乐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这一时期人们才开始用红纸替代桃木，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春联。

1、与中国书画结合的中堂。

中堂是国画装裱中直幅的一种体式，以悬挂在堂屋正中壁上得名，中国旧式房屋楼板很高，人们常在客厅(堂屋)中间墙壁上挂上一副巨大的字画，称为中堂画。它迎门而悬，地位显赫，两旁通常配以楹联，也称作“堂幅”，后逐渐成为定制。

2、中国传统的门庭对联。

(1)春联。

春联属于楹联的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编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春节增加喜庆气氛。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八篇】

[5]谭勤.新媒体时代民间文学的传播——评《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j].新闻与写作,2020(11):117.

[9]王瑞,李娟霞.“两当号子”的音乐文化艺术形态探究——以“排号子”为例[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05):118-123.

[33]李胜操.进化心理学视角下齐鲁民间故事的教育价值解析——以山东枣庄民间故事为例[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34(04):115-120.

[36]高艳芳.“双重民间”:民间的网络生活与网络的民间生活——网络民间文学的属性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04):59-63.

[39]周向阳.“云峰山卧虎石”的民间文学价值[j].国际公关,2019(06):278.

[45]俞为民.钱南扬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与《谜史》的学术价值[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9,17(01):9-10.

[50]孟美玲,王锋.中华文学史语境中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研究——《中国回族民间文学概观》和《回族民间文学史纲》的对比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165-170.

[55]霍掖红.河西宝卷的传承方式与时代价值[j].艺术科技,2018,31(12):118.

[61]侯西莹.浅谈信天游的艺术价值[j].黄河之声,2018(14):29.

[63]刘德志.巴楚地区民间传说的旅游文化价值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21):41+43.

[65]刘小英.英语谚语的文化价值探析[j].新西部,2018(17):84+83.

[74]薛东慧.民间歌谣的文化功能和艺术特色探讨[j].黄河之声,2017(17):111.

[76]薛东慧.浅析幼儿园艺术教育中运用民间歌谣的价值[j].北方音乐,2017,37(18):184.

[82]易巧丽.我国民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价值意蕴[j].北方音乐,2017,37(14):32.

[84]宁峰,李婉.论民间文学德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基于皖北民间文学的考察[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5-19.

[91]齐海英.东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场域中的“工匠精神”及当代价值--基于东北振兴背景的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38(03):197-201.

[97]古丽尼格尔·吐尔洪.论维吾尔谚语的文化价值[j].大众文艺,2017(02):208.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九篇】

诗歌的落寞，不光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也与人们心灵的变化有关。今天的中国，经济、金钱、物质，占据了政府和民间的议事日程，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灵空间，诗歌不可能不被边缘化。但是，就像久居闹市的人，偶然见到朝露与清泉，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灵莫名地悸动了一下，为了保持我们的心灵还有这种悸动一下的反应能力，诗歌，还是不应当忘却的。

其实，诗歌，是很难被排除出生活的，哪怕我们今天已不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诗歌对思维、语言的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能够读懂诗歌，能够感受到那些排列整齐的文字内在的诗意和密码，标志着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起基础作用的学习能力、感知能力、探索能力，包括联想、猜想、想象，分析、归纳、演绎，形象思维、抽象思想、逻辑推理等等。而这种能力，对一个读书人、文化人来说，是最基础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读不懂诗的人，能读懂哲学；一个理解诗的抽象性有困难的人，在理解数学与物理的抽象性时会没有困难。

所以，无论是考虑心灵的慰藉、人生的幸福，还是从训练脑力的实用工具出发，应该相信，人们会再次认识到诗歌的价值，诗歌不会out。

有没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响的“纯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的研究？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伦理、哲学等诸多非文学因素，于是对“文学性”本身的寻求几乎就成为悲壮的代名词。我欣赏荣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

其实，对文学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其它属性的排斥。相反，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或权力表达都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对文学的解读上，读者不能完全越过“文学性”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同样，在今天学界言必称之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面前，必须考虑其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夏志清先生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在文学性的视景中展开文学史写作的研究方法非常欣赏，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评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文学所要处理的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生存境遇。“文学性”所体现的正是对各种境遇化和经验化的东西的描述。“文学性”强调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最直接、最原初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是从任何理念出发，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种知识系统所收编，它以自己最真实而具体的生存方式来呈现它自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从这种真实而具体的经验出发来对它进行解读。

当然，坚守文学的“文学性”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需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掉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它和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自身的“文学性”。

童书的文学价值【第十篇】

《氓》是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课文，也是《诗经》中婚恋诗的代表作之一。

《氓》虽然如刘文所说“叙述的是一场家庭矛盾纠纷”，但从被采入《诗》的那一刻起，其在个人抒情的文学价值外又被赋予了浓厚的社会功用。《诗经》在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及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外，还被借以宣扬修身养性，并以之治国经邦。《毛诗序》论《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准确切中《诗》采集民间歌谣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的意旨。只是之后的统治者过于强调其教化百姓、维护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一面，忽略其文学价值;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矫枉过正，反对礼教、张扬人性，漠视其社会功用。所以，要体味《氓》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和复杂心理情感下的人物形象，就意味着必须审视《氓》的时代和社会意义。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诗!

刘老师猜测了两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引人、最撩动人心的还是女子对爱情一步三回头的哀怨、斩断情丝的刚绝与无奈。对女子进行道德压迫和行为戕害的封建时代无法看到如此丰满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铭心的爱恋;婚后的不幸，反衬出爱恋的可贵。所以女子反复吟咏的，就是留下两人足迹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兴手法，通过桑叶由嫩绿到枯黄的变化喻女子由青春逐渐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过程。但这“桑”不是“五亩之宅”范畴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树：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礼，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寻找配偶，中意的话则到祠宫禀告祖先，祈祷保佑。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欢乐、终于悲伤的见证。水能隔绝临河幻想的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却阻挡不住处于热恋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为他们结情之所(“秋以为期”)：伟大的爱情力量战胜了大自然的束缚。不仅如此，隐喻“爱”的“涣涣溱洧，汤汤淇水”，激荡着人们心中不可阻遏的爱的热情，让女子回忆起“以我贿迁”时的渡淇之境：当初我俩坐在车里，欢声笑语渡过淇水，汤汤淇水就是依依情意;如今我形单影只再渡这河，河水和着我的恨泪溅湿帷裳，汤汤淇水就是不尽恨情。再者，这淇河也应是氓信誓旦旦之地。古人有临河起誓的传统，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击楫而誓：“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请淇河监督他“与之偕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婚后反差，也无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男子轻许誓言，没有一点行为准则!

如上，《氓》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婚前对爱情憧憬、坚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时又直面现实、勇敢抉择的女子形象。她的不幸，与当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她和《邶风・日月》《邶风・谷风》中女子的性格、行为、结局各有不同，但又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社会变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的群像。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现实，诫谕贵族阶层维护道德，来教化社会;但事实上《氓》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变化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女子形象因《氓》的社会价值更加丰满，《氓》的社会价值也因人物形象更加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