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汇总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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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1

摘要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都在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期更好地适应市场形式变化，把握政策机遇等全面提升发展效能。本文围绕经济新常态探究了目前就业形势整体情况与问题，并围绕经济新常态下就业政策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就业形势 经济新常态 结构 政策选择 对策

新時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改革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就业形势也面临新的挑战，如何进一步优化就业政策，为广大就业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广泛的就业平台，成为目前相关部门探索的重点。加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不断进行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在就业形势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或挑战，具体表现在：

（1）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比较凸显。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供需发生变化，那么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就业结构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结构调整和产业机构变化之间未能协同的矛盾更加凸显。比如常见的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没有上升到依靠内涵式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素质提升等发展道路上来，市场劳动力价格低，且没有竞争优势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依然比较粗放，从而导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2）供给侧结构改革带来转岗就业的现实问题。伴随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进程的深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工程有序推进，但是也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改革也会导致一些劳动力出现转岗等情况，进而导致煤炭、钢铁等传统行业很多的职工需要转岗就业，面临新的就业压力。

（3）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与就业难度大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对科技方面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国家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也要看到科技进步一定程度上在短时间内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技术性失业情形的出现，尤其是对于劳动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而言，他们对科技进步方面的认知度不够，甚至存在机器代替人工等作业情况，机器人等智能化工具的推广使用，将会导致很多的工作群体面临失业。

此外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劳动力用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工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进行提高，加上国家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中国企业承担较重的社会保险费率，另外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导致劳动群体人数不断减少，进而出现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形势的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的满足。另外还存在就业质量偏低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伴随国家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城乡差距依然比较大，劳动力就业质量明显不高的局面依然存在。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我国就业政策的选择探究

为了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为广大劳动者提供更多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切实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成效，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就业政策进行完善探索：

（1）围绕稳增长与保就业两大基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衔接机制。当前政府对民生问题越来越关注，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对就业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因此应当围绕稳增长和保就业两大基础从战略发展角度进行统筹规划，财政方面要进一步探索实施扩大就业的财政支持与保障机制，稳妥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等实施。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扩大就业相关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引导更多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当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模式等方式，鼓励民间资本主动投入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平台。

（2）完善积极就业政策。政府要发挥有力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就业政策的完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此为基础出台更加完善的多元化的就业政策。要充分结合创新创业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宣传，完善相关的信息发布管理机制，出台更多的创业优惠扶持政策等，从而进一步推动创业质量不断提升，创业规模不断扩大。

（3）深化劳动力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进一步提高对就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力度。一方面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市场形势进一步围绕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就业保障政策的完善三个方面进行调研分析和政策机制完善，从而更好地为提升劳动者的就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保障机制，实施多元化的竞争很难就业服务，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培训，强化对女性群体的劳动技能培养，针对女性创业者等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针对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从而更好地让越来越多的群体通过就业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大的贡献。

另外还应当全面加强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通过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制机制，强化市场监管;引导企业加强规范管理，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加强社会舆论宣传，更多的对优秀劳动者事迹等进行传播等，从而更好地引导劳动就业群体努力作为，转变观念，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总之，目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只有不断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才能切实为劳动群体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昌平，汪连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就业形势的新变化与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16（09）.

[2]李长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J]，中国培训，2017（10）.

[3]彭帮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与政策创新[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8（08）.

[4]李长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与政策选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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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3

[摘要]新时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发展时期，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应进行创新和改革。课程要进行包括线上教学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师要真正适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程的教学模式出现质的飞跃。

[关键词]新时期;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

[基金项目]2019年长沙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课题“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简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高校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从矛盾辩证法来讲，课程受到的挑战中也包含着机遇，紧抓机遇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成效。在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线上教学，并且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进该课程教学模式质的飞跃。概言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要紧抓全面进行线上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

二、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大力推进该门课程改革的契机

原来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之所以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许多任课教师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观念不够，对该门课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够，有个别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时期，使得部分原来在现实课堂中照着PPT讲课的教师面临着新的线上教学环境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在线上教学，如果对授课内容不事先熟知并进行自如地讲解，就会出现一堂课难以讲授下去的尴尬场景，即使是口才较好的老师，也要对教学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线上课堂中侃侃而谈。此类课堂教学，与网络主播的情况类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学浅，观众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从而使主播难以“混”下去。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三、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线上课堂将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教授给学生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四、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通过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五、通过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六、结语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4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37-02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5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人才培养占比%，环境改善占比%。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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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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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6

摘要为了提高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切实改善民生，ETC成為当下时政热点。国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动ETC市场覆盖度。但是在该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市场营销乱象造成了较多客户投诉，惠民政策却造成扰民现象。本文以近期ETC相关的政策为数据基础，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方法，结合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市场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类，通过分析每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发现ETC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对应优化对策。

关键词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问题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7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刀和红缨枪。100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坎坷沧桑;九十九年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x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是党带领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胜利;是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100年征程岁月峥嵘，100年征程金光灿烂。如今，南极上空早已飘扬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太平洋上出现了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神州5号也带着刚强的气势冲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那些曾经蔑视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列强，一个个低下了自命高贵的头，就连大洋彼岸那个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道歉。我们这个曾经饥寒交迫的民族，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一个伟大的党正带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小康，走向富裕。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5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美联社一位记者在香港发出电讯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时光荏苒。50年后，当人类跨入新世纪，回首百年历程时，一组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这组报道的总标题赫然写着：“中国半个世纪--壮丽、骄傲与渴望”。

100年风云变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来，沧海横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又靠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成功的真谛。

今天，我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发扬传统，艰苦奋斗。永保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学习与时俱进，热爱祖国，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热血，为党旗争光。我们新一代大学生们理应跟随党的脚步，明德励志勤践行，创先争优争先锋。

历史的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先驱者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绽开了一片烂漫的红色。弹指一挥间，上下越千年，黯淡与辉煌、幻灭与再生，永恒的悲怆与不朽的豪情，贯穿于这一清晰的脉络。这便是我们的党坚韧求索的过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复着这几句话，每一次都热血沸腾，胸膛里燃烧着对祖国的热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为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而感到荣耀、为我们不断求索、不断前进的政党而感到骄傲，更为能够投身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现代化建设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边，巍巍阳山下，我无数次重复自己年轻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块砖,也要去构筑祖国兴旺强盛的大厦;哪怕我只是一颗螺丝钉，也要去铺设民族走向辉煌的路轨;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为祖国的春天奉献自己生命的绿色!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8

有一首歌，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从北京房山霞云岭飞向神州大地;它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被人们边传唱边修改，一直传唱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今天，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它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人民的心声，更是历史的昭示!奋进新时代，共圆中国梦，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接续唱响这首经典之歌，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涓滴之力汇聚磅礴伟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目标勇毅前行。 　　共产党员要领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诚如歌中所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心得体会范文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从南湖的红船出发，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人的党发展壮大成为拥有9100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其奥秘就在于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神圣使命。不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年代，还是日新月异、勇毅创新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征程，每位共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论年纪大小，不论岗位高低，时刻保持党员先进性和政治本色，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以先锋行动让党员旗帜飘扬在人民群众的心间。 　　广大群众要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定不移跟党走。正如歌中所唱，“它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即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依然带领人民实现了“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领航中国号巨轮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征程，思想汇报范文广大群众要接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明天的日子会更加红火，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更加骄人，伟大的中国人民会上下同欲、共克时艰，以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创造一个个新的人间奇迹。 　　青少年要接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奋斗新时代，跑好新征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帮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铭刻于心，化作报效祖国之志、刻苦学习之行。需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扎实上好思想政治课与其他课程体系有机结合，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最全面的让这首经典之歌飞驻每个青少年的心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这首经典之歌在中华大地世世代代传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