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禁密史 日本艺伎为什么脸很白【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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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成为明治维新的“功臣”【第一篇】
在三百多年艺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着名的艺伎，她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享有“勤王艺伎”美誉的中西君尾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君尾出身于武士家庭，因父亲被仇人所杀而家道中落，不得不进入艺伎界，她经常在一个叫做“鱼品”的茶屋表演。当时，幕府势力和维新派在日本京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派人物经常以京都的声色场所作掩护，召开秘密会议。很多维新派的骨干人物都是“鱼品”的常客，后来在明治政府中历任外务、大藏大臣的井上馨就是其中之一。井上馨与君尾一见钟情，两人感情迅速发展，难舍难分。不久，在京都负责追捕维新志士的幕府高官岛田左近也看上了君尾。在一般艺伎眼中，岛田有权有势，能够成为岛田的妻妾真是求之不得，但君尾却不为所动，拒绝了岛田的求婚。
当井上馨听说了岛田向君尾求婚的消息后，派人找到君尾，要求君尾为维新大局考虑，接受岛田的求婚，借机刺探幕府的机密。君尾含泪答应了爱人的请求，嫁给了岛田，靠着岛田对她的宠爱，她套出了大量幕府情报。在她的帮助下，许多维新派志士得以逃脱幕府的追杀。后来，维新派武士根据她提供的情报，成功刺杀了岛田，除去了维新派的心腹大患，给幕府势力以沉重打击。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也有一段和艺伎的生死恋情。木户的妻子松子也是一位艺伎。1864年，幕府势力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木户孝允被迫扮成乞丐隐藏在一座桥下。每天，松子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桥上，然后将包有饭团的包裹装作无意中失落于桥下，送到木户孝允的手中。后来，松子又多次利用艺伎馆掩护丈夫，终于使他逃过了幕府的追杀，并成为后来推翻幕府统治的领袖之一。可以说，艺伎为日本的明治维新确实出了不少力，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日本艺伎脸很白的原因之2：工作性质的需要【第二篇】
作为一名艺妓，不仅要精通各种歌舞乐器，还需要对宴会游戏、国际新闻、花边消息了如指掌，还应该对客人喜欢什么，什么时候客人不高兴了该怎样圆场，怎样转换话题，怎样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旋应对自如。
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变化，她们不得不把脸涂抹的非常白。据说，艺妓在化妆之前，需要先涂一层透明的，粘粘的东西在脸上，然后涂一层厚厚的白颜料，这使得她们的表情不可能太过丰富。而化妆后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表情使艺妓在客人面前永远保持着一种委婉而坚决的矜持，浓妆艳抹的脸上探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在顾盼、进退之间也拿捏得恰到好处。
日本的歌舞伎和艺伎【第三篇】
歌舞伎是日本舞台艺术的奇葩，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传说17世纪初一个名叫阿国的女巫为了筹钱建造寺院，到全国各地献舞，其动人的舞姿使国人为之倾倒，所跳的舞蹈被称为“歌舞踊”，这便是歌舞伎的由来。后来“阿国歌舞伎”传到日本各地，歌人游女纷纷模仿，载歌载舞以展现女性魅力吸引看客。不久，这种“女歌舞伎”逐渐被由美少年担纲的“若众歌舞伎”所取代。由于这两种歌舞伎多具有强烈的情色意味，曾屡次遭到幕府的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歌舞伎角色开始全部由男子扮演，被称为“野狼歌舞伎”，并吸收了科白剧和能乐的艺术特征，其中的色情因素大大降低，而艺术品质有了很大进步，由此奠定了歌舞伎的艺术地位。
现代的日本歌舞伎角色仍然全部由男子担任。扮演旦角的男演员叫做“女形”。由于歌舞伎像中国京剧那样，脸上要饰以很重的彩妆，且有假发、戏服。因此，观看演出时，观众仅能从扮相上识别角色的身份。歌舞伎的伴奏以乐器“三味线”为主，另外有鼓、笛伴奏。但是，和中国京剧不同的是日本歌舞伎的剧目都是取自历史故事或传说，如《忠臣藏》、《镜狮子》、《劝进帐》等，极少有现代题材。歌舞伎的“大腕儿”都有世袭艺名，如“五代目”“七代目”等。此外，演员还分别有自己的“屋号”，相当于所在剧团的名称。当名角出场或戏演到高潮时，观众就大喊演员的“屋号”，表示敬意和祝贺。
歌舞伎可以说是日本传统舞台艺术文化的内核，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艺术，正是因为如此才难以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同。即使同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中国人也不容易充分理解歌舞伎的艺术内涵，笔者再一次观赏日本著名歌舞伎剧团的访华演出时发现，尽管有中文解释，仍然有将近一半的观众表现出不理解或没兴趣。日本的邻国观众尚且如此，英美人士就可想而知了。
和歌舞伎相比，艺伎则更为人所熟知。在日本，艺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存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艺伎既是一种服务性的职业，又是一种充满日本味的艺术。在历史上，艺伎本来和勾栏有说不清的瓜葛，以至于明治维新时期，天皇政府认为有伤风化、有损日本的国际形象，一度予以禁止。但是，最终还是社会习惯的顽固性和艺伎固有的艺术价值挽救了自己，得以延绵不绝以至今天。二战以前，艺伎几乎是社会下层少女的“专利”，通常是一些贫苦的人家迫于生计把女儿卖到艺伎馆。少女被卖入艺伎馆后，即和艺伎馆的老板——妈妈建立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接受严格的技能训练，然后以献出初夜为代价找一个长期依靠的男人——老爷，并开始漫长的艺伎生涯。
艺伎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艺术性和社会功能。和花道、茶道不同的是，艺伎的艺术产品就是艺伎自身的塑造和提供的艺术服务。艺伎在技能训练中不仅要从坐立行走等方面入手，学习展现日本女人风姿的各种方法，还要学会化妆、弹唱、舞蹈以及艺术级的享受。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艺伎的功能就是展示日本女性特有的美和温柔，并把它奉献给顾客。艺伎的日常工作就是陪酒。一般艺伎参加的晚宴叫“御座席”，参加这类晚宴的通常都是有身份的高级人士。艺伎的任务就是为客人斟酒、报菜、聊天或唱歌作舞。职业要求艺伎和客人在一起时要安详、沉着、笑容可掬，要用温柔、聪慧的语言化解客人的紧张和不快，使其放松、愉快；职业道德还要求艺伎要对客人的身份、席间谈话守口如瓶，把听到或看到的一切忘记掉或埋藏在心底。走上舞台表演，是一个艺伎在行业中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因此，艺伎都很重视艺术演出。每年4月樱花盛开时，日本各地举办舞蹈节，艺伎们都会到公共场合表演传统舞蹈，而且常常座无虚席。艺伎可以生儿育女，但是不能结婚，一结婚就会被逐出艺伎界。艺伎是一个奉献的职业，除了性之外，艺伎会献出自己拥有的一切美丽。至今仍然有很多日本人为这种美丽所倾倒，日本政府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珍视。在日本最富盛名的艺伎馆——逸园，已经94岁的井上大师作为当今日本最老的艺伎，被政府奉为国宝级的人物和艺术界的“女神”。因此，即使是现在，仍然有很多女孩仰慕艺伎的形象，愿意终身献身于这个日本特有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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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艺伎的表演【第四篇】
手抱三弦上画楼，低声拜手谢缠头。
朝朝歌舞春风里，只说欢娱不说愁。
这是黄遵宪(1848-1905)《日本杂事诗》中的一首诗。黄遵宪作为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参赞，于1877年赴日，写下了《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他被誉为“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的了解，并且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和介绍在国内产生了真正大的影响的人”(钟叔河语)。黄遵宪在日本期间，对日本的政治、历史各方面做了广泛的研究，也留心到了日本的艺伎。在这首题名为《艺伎》的诗中，黄遵宪以寥寥数笔，生动描写了日本艺伎的形象。黄遵宪在诗中自注云：“业歌舞者称艺伎。侍酒筵颇矜庄，乐器止用阮咸，曲似梵音，以牙拨弦。又有细腰杖鼓，以手拍之。鼙鼓双槌挝击，渊渊乎作金石声。舞者以扇为节，有折腰垂手诸态。”这种“侍酒筵业歌舞”的艺伎，又称艺者，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职业，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在日本开国以后，艺伎引起了许多初到日本的外国人的注意。小说《菊子夫人》和以该小说改编的意大利著名歌剧《蝴蝶夫人》就是以艺伎为主人公，艺伎随着《菊子夫人》和《蝴蝶夫人》而名扬世界，甚至 “藝者”这一日语词也成为英语的外来语“geisha”。
以“侍酒筵业歌舞”为职业的艺伎，本非日本所特有。唐宋时中国的官妓，以及朝鲜的妓生，和日本的艺伎都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大部分民族的历史上，基本上在近代以前完成了歌舞演艺和性产业的分离，性产业退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日本的艺伎，仿佛是一种活的古代文物，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且艺伎本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载体，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这种现象是日本所独有的。
然而，虽说是“侍酒筵业歌舞”，艺伎和普通的职业毕竟不同。从“业歌舞”的角度看，艺伎和职业艺术演员不同，她们一般只是在酒席上表演一些歌舞小品，而且主要是向异性服务。从“侍酒筵”的角度看她们又不同于服务员，不仅仅是端茶斟酒还陪同客人聊天，使客人在闲聊中得到某种满足。另一方面，艺伎也不同于妓女，艺伎原则上是卖艺不卖身。日本自1958年实施《防止卖春法》后，法律上禁止[禁止发布敏感字眼]，但艺伎不在禁止之列可以公开营业。不过原则毕竟是原则，现实却又未必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艺伎的职业性质也不尽相同。在二战前，艺伎给人们的印象，正像艺伎这一名称所显示的，是艺和妓的结合。早期研究艺伎的日本人矢野恒太对于艺伎的职业是这样描写的：“第一歌舞弹唱，乃本业。第二端菜斟酒。第三显示美丽气质。第四陪酒聊天。第五出卖色相。”关于出卖色相，矢野恒太的解释是“同时和两个以上的男子相通，或极短的时间内更换其配偶”，然后又说：“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不出卖色相的艺伎不足二十分之一。”
但是，艺伎和普通的妓女还是不同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因为艺伎善艺。如果要指出艺伎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艺伎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在于满足异性的精神欲望，而不是简单的肉欲需求。这也就是矢野恒太所说的“显示美丽气质”的缘由，向客人展示符合想象中理想女性的风貌。矢野恒太认为，这种美丽不仅要求艺伎的服饰得体，浓纤得度，而且要求一种整体的氛围，如整个房间要求纤尘不染，在墙上挂起高古雅致的挂轴，古朴的花瓶中插上造型别致的插花，营造一种情趣。现代日本一家介绍艺伎的网页中，则直截了当地说明，艺伎就是和顾客进行“模拟恋爱”。所谓模拟恋爱也就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以精神为主的异性间的满足，这种精神恋爱能超越肉体的满足，在精神恋爱的世界中是排斥肉欲的，至少肉体欲望不是主要的。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真正的感情是不可能作为商品来交易的，日本也不例外。艺伎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虚拟的感情，或者说是一种感情游戏。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感情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能否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如果不能提供感情上的满足，艺伎这一职业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一般来说，感情首先要求真实，人们很难从虚假的情意中得到满足。这大概就是艺伎这种职业在其他国家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倘或由此推导，认为日本人喜欢虚情假意，未免厚诬太甚。艺伎这一职业的背后，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和日本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日本的地理位置处于“文明圈”的边缘地带，历史上长期处于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不断地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不得不吸取揉和外来文化。在这过程中养成了注重形式、追求实效、不求甚解的思维习惯，不善于追究事物的本原性，满足于外在的形式，以形式的相似来求得文明中心圈的认同。作为一种原创性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要在短期内吸收外来的原创性文化，只能不顾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从外观的形式的模仿入手。而佛教的浮生若梦、生死无常的教义，大概也影响了日本文化中的人生观，既然此生为幻，游戏人生，游戏感情，在游戏的形式中得到满足，也就不足为奇了(呵呵，关于游戏不用说大家一定深有体会)。艺伎的这种虚拟的感情世界，是得到日本社会认可的，一般为人妻者，不会把艺伎作为丈夫的外遇而产生感情危机。这是一种不影响真实社会的游戏世界，是一种游戏的满足。而日本男人则存在着这种虚拟感情的需求，在真实社会中无法满足的感情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满足。不过实际上，这种感情游戏的双方毕竟是真实的人，从虚拟的感情到真实的感情，从精神世界到肉欲世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暧昧性和虚拟性，也许就是艺伎的神秘所在。一方面保持同现实社会的距离，一方面又要尽量表演出真实。因此，艺伎虽然作为一种职业，和客人是买卖关系，但在和客人的交往中，一般艺伎不直接收费，由饭店代收。这样，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直接的金钱交易，以体现感情的仿真性。大前提的虚拟性和形式上的真实性相结合，是日本文化所容许的，也是艺伎形成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然不是所有的艺伎都能提供这种精神恋爱，这更多只是作为一种职业观念。大多数只是名义上的艺伎，她们有些只是表演传统歌舞，有些只是陪客人闲聊，等而下则成为“床上艺伎”，前引的矢野恒太的论述，正是二十世纪初艺伎的情形。在观念和现实中以及在不同时期的艺伎都是有区别的。
艺伎的职业特点决定了艺伎必须保持神秘感和一种特殊的气质，于是她们远离俗世，深居简出，除了酒宴歌舞似乎与世隔绝。她们接受古典艺术的训练，歌舞书画、茶道花道，以及上流社会的极其复杂的敬语等等。她们的一切都严格遵守古训，身着和服，发髻高耸，面傅白粉，手执绸伞，如同从古画中走出来一般，几乎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化身。
艺伎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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