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论文 现代机械设计论文【优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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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导论论文【第一篇】
目前基于视觉的导航路径检测算法较多，大多基于直线模型采用直线拟合方法，通常包括图像预处理、获取导航特征点及拟合基准线3个主要环节。采用曲线模型的检测算法存在计算量大、模型复杂且适应性差等问题，且研究报道较少。
1．1图像预处理技术
通常农作物图像的预处理步骤包括灰度化、二值化、滤波及形态学运算等。具体如下：①灰度化。通常农作物与背景相比具有较高的G值，因此采用提高绿色权重的方法(如2G－R－B)进行图像的灰度化，减少后续图像处理的数据量。②二值化。目前较多采用最大类间方差法(Ostu算法)实现阈值的自适应选取。Ostu算法通用性好，不需要对像素进行训练学习，适用于不同特点、不同质量的图像。③滤波及形态学运算。应用函数窗进行中值滤波去除点状噪声，用面积属性法将余下的小面积噪声设置成背景，或用相应的结构元素进行腐蚀、膨胀运算加以修正。此外，预处理环节中还包括如下一些常用的方法。于国英等采用固定阈值分割法，用归一化的超绿特征2g－r－b并选取0．11做固定阈值分割，取得较好效果。司永胜等采用剖线图法，用G－R作为特征因子，若满足G－R＞0即判该像素为作物，否则判为背景，并对小麦、大豆、玉米进行二值化实验对比，分割3幅图像分别用时9、9、10ms;而采用2G－R－B和OSTU法分割分别用时22、23、20ms，图像分割耗时大幅减少。剖线图法在常用分割算法 安秋等针对前景与背景差异较小的灰度图，采用增强的Otsu法分割图像，即选择简单的线性拉伸变换进行对比度增强处理，然后再用Otsu算法分割取得较好效果。冯娟等对灰度化图像采用二维Otsu算法获取最优分割阈值，实现树干区域的提取。该算法既利用图像像元点间的灰度分布信息，又考虑了像元点之间的空间相关信息，分割效果优于一维Otsu算法；但算法运算量明显加大，实际应用较少。蔡晋辉等针对复杂环境下图像存在大面积反光时采用固定阈值法、最优迭代法等全局性阈值效果差的缺陷，提出分区自适应阈值分割方法：将灰度图均分为若干子区域，计算全局灰度均值M与各子区域灰度均值MeanIn［m］，确定各子区域的分割阈值—BinVal［m］=MeanIn［m］+Mt(t为全局亮度调整因子，体现整体亮度对阈值的影响)，对各子区域分别二值化。另一类常用的方法是将图像从RGB空间转换到HIS、HSV、Lab等空间，实现色度与亮度的分离，以弱化光照对图像的的影响。孙元义等针对棉田图像复杂背景，在图像灰度化时对近200幅动态棉田图像用2G－R－B、2H、Lab中a色度分量分别灰度化并比较，结果Lab中的a分量灰度化效果最好。王新忠等在温室垄间视觉导航路径检测中，将图像由RGB空间转换到HSI空间，提取亮度分量I后采用Otsu算法二值化，并依据人工处理效果合理设置阈值修正量δ，较好实现垄间加热管的分割识别。该类方法的不足在于模型转换涉及较多的非线性运算，程序耗时不容忽视。在模式识别方法中，张红霞等在灰度化图像的基础上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实现苗列和背景的分割。高国琴等提取色调分量H，采用K－means算法实现温室移动机器人导航路径的识别。K－Means算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动态聚类，具有自适应性，不受噪声和局部边缘变化的影响，但也存在计算量大及易受聚类个数与初始中心影响的缺点。蒋海波等直接在RGB颜色空间用颜色聚类方法进行图像分割，类别为路径和非路径，通过Euler公式计算图中某点RGB分量到2个颜色聚类中心距离d1和d2;如果满足d1＜d2，像素点被判为路径，否则为非路径，但其缺点在于须先离线分析出两个聚类点的全局RGB空间坐标。赵博等针对影响路径识别较大的垄间杂草环境，提出神经网络分类法。网络的输入与输出是像素的灰度值，输入层的9个神经元分别代表3×3窗口内的像素灰度值，输出层的一个神经元代表窗口内像素点的分类号，剔除杂草后用普通环境下的视觉导航方法进一步识别。神经网络分类法的问题在于其泛化能力，即对于非样本输入也要能正确地映射，因此需要足够大的训练样本，但农业环境的复杂性制约了神经网络样本集的完整选取。
1．2导航特征点的提取
为准确拟合导航基准线，需要提取最能代表作物行走向的离散特征点，原则上既可以选择农作物与非农作物间的分界线，也可直接将作物行本身作为导航特征。常用的边缘检测方法是对原始图像按像素的某邻域构造边缘检测算子，如用梯度算子(Roberts、So-bel、Prewitt和Kirsch算子等)和Laplace算子分别对图像进行一阶和二阶的运算，在图像处理应用中比较成熟。近年来还出现如基于小波的边缘检测、基于形态学的边缘检测、基于模糊梯度的边缘检测、基于分形理论的边缘检测等多种新型算法；但缺点是计算复杂，影响实时性。针对农作物行图像而言，一般中间位置线较左、右边缘线更为整齐，因此作为定位基准线更具有代表意义。张卫等提出中间线检测准定位基准线，即依据预处理后的目标像素具有一定宽度的特点，逐行扫描目标区域，找出每行左、右端点并求其中� 该方法在实时性场合获得较多应用，但其准确性依赖于之前的预处理结果。国外H．T．SΦgaard较早阐述垂直投影法，国内袁佐云最先应用垂直投影法进行作物行定位，即将得到过绿特征图像划分为若干水平条，并进行垂直投影，求取投影曲线上突出峰点的位置；用稳健回归法对位置点进行线性拟合得到作物的行中心线，在大豆作物行定位上获得验证。其算法原理简明，应用广泛，并且提取的特征点数可随图像条高度的变化而改变。姜国权等、籍颖等、曹倩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基于垂直投影的窗口移动法提取更多的导航特征点。
1．3直线拟合
上述导航特征点是围绕某条直线的离散定位点，在使用直线路径模型的情况下，用直线拟合方法得到真正的导航基准线及其参数。常用直线检测方法有最小二乘法、标准Hough变换及改进的Hough变换等。吴佳艺等在林间导航路径生成算法研究中，针对高大作物场景，扫描图像获得视野两边的树干与地面的交界点，计算出交点中心的一系列离散点簇，通过最小二乘法生成导航直线。但最小二乘法的缺点是抵抗噪声能力差，易受所谓“野值”的影响，当图像中噪声点较多或目标点趋于分散时，最小二乘法拟合误差较大。最直接的改进方法是根据数据点与拟合直线之间的误差分布，将误差过大的数据点剔除。例如，在数据点服从正态分布的前提下，可将与拟合直线之间误差超过2倍或3倍分布标准差的数据点去除；但实际的强噪声环境会显著提高整个数据集的分布标准差，易使噪声点被误认为正常点而无法剔除。齐保谦等提取每行植被像素的中点为特征点，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一次，保留距离直线小于20个像素的特征点，然后二次拟合提取最终的导航基准线。1962年，Paul．Hough以专利的形式首先提出检测图像直线的Hough变换法，至今获得广泛应用。对于穴播类作物，导航特征表现为比干扰面积大得多的团块。为此，饶洪辉等对二值化图像采用8连通区域标记后据其面积属性去除噪声，再经一次标记后找出各标记作物的重心点坐标，最后通过标准Hough变换法检测作物行中心线。对于行播类作物及具有垄沟的连续导航特征，先进行预处理并提取导航区域边界，求出左右边界的中值点后直接用Hough变换检测导航特征。孙元义等、赵瑞娇等都采用标准Hough变换获得相应导航路径。对于温室垄间轮廓线的识别，李娟娟等运用Susan算子法对灰度图像二值化，采用标准Hough变换检测出两侧人工导热管线，最终提取其中间线。标准Hough变换作为一种全局检测算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从而降低了算法的效率，因此各种改进算法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减少其计算的空间、时间开销。赵颖等根据已耕作、未耕作和非农田区域的不同颜色特征，判断出田端和犁沟线的位置以及方向候补点群，使用基于一点的改进Hough变换计算出犁沟线的斜率。该算法将逐点向参数空间投票的穷举式运算转化为所有点向一个已知点的投票，仅对已知点进行累加分析，大幅提高处理速度；但该方法的关键在于已知点的选取，若选取不当，会直接造成导航线提取失败。Xu等提出了随机Hough变换(RHT)，其基本思想是随机选取两点可唯一确定参数空间的一点，只对多到一映射所得参数分配单元并累积。吴刚等在收获机器人行走目标直线检测中，应用随机Hough变换完成直线检测。陈娇等针对在像素空间多垄线识别出现的漏检、跨垄检与重复检的问题，首先计算出各导航定位点世界坐标，然后结合垄线平行特征，应用随机Hough变换实现多垄线的识别与定位。与传统Hough变换相比，RHT虽然具有存储空间小、速度快等优点，但其全局采样仍会引入一定的盲目性，并且算法自身存在收敛性问题，往往需要附加其它条件加以约束。周俊等针对常规方法因忽视成像透视效应造成图像平面中各像素点权重不同使得直线拟合精度受限的不足，提出一种新的Hough变换方法：把图像平面中的直线路径识别过程转化为机器人位姿空间的累加，将识别过程和位姿求取自然融合在一起，后续结合卡尔曼滤波预测提取作物边界的导航参数，解决视觉计算导致的测量状态值滞后问题。
1．4实时性措施
1)感兴趣区域(ROI)的构建。
为了提高图像处理速度，减少计算量，提取最能表现导航特征的关键区域作为兴趣区域，并以一定尺寸的窗口限定其搜索范围。冯娟等在果园视觉导航研究中，采用水平投影法提取主干区域，逐行扫描预处理后的图像求得投影曲线S(i)，根据投影曲线的变化特点确定出ROI窗口的上、下界线，窗口宽度取原图像宽度，然后在ROI区域内提取树干与地面的交�
2)动态窗口与图像抽点简化技术。
由于Hough变换算法受直线间断的影响小，并不要求像素之间的连通性，因此可只对一定间隔的像素进行Hough变换。杨为民等采用基于Hough变换和动态窗口技术提取自然环境下的导航特征，为了进一步提高实时性，在采用动态窗口跟踪减少图像处理工作量的同时还采取了图像抽点简化技术，使每帧图像的处理时间控制在80～100ms以内，以满足导航的实时性要求。
3)带角度限制的Hough变换。
由于实际导航过程中图像具有连续性，导航特征在短时间内不发生突变。杨庆华等针对在同一片作业场景实时跟踪过程中的导航线偏角变化小，提出限定区域的Hough峰值检测，实现图像的批量处理。同样，蔡晋辉在自动导引车路径识别算法研究中，根据相邻帧中的引导线倾斜角接近，指出可由前帧中引导线的倾斜角度α确定当前帧中引导线倾斜角的可能范围，Hough变换时只对［αmin，αmax］间的角度范围加以搜索，以提高实时性。
1．5其它检测方法
于国英等在农业车辆视觉导航参数提取的研究中，在二值图像边界提取的基础上，利用Radon变换直接获得直线参数ρ和θ作为车辆的导航参数。与Hough变换相比，Radon变换计算量大，实时性差，且对检测目标的形状要求比较高，因此应用较少。姜国权等针对Hough变换计算量大、参数空间难以量化的不足，提出基于随机方法的作物行提取算法，即从定位点中随机选取2点决定一条候选直线，再根据阈值规则进一步判断候选直线的真实性，并验证其速度优于Hough变换和随机Hough变换，但算法存在判断过程复杂且人为阈值设置过多的问题。丁幼春等提出基于旋转投影法的路径识别算法，即通过角度枚举对图像ROI实施旋转投影变换，由旋转后的图像的列均值与枚举角度构成旋转矩阵R，对其行向量实施差分运算，得到差分旋转投影矩阵Rd，由Rd的极值可确定出导航路径。张志斌等针对Hough变换原理提取田间垄线存在的问题，根据垄线点空间关系，运用Fisher准则函数进行反压缩处理，得出了多垄识别统一模型；但算法复杂度过高，难以满足实时应用。李克俭等提出一种基于多次腐蚀的算法，即通过对分割后的图像进行多次腐蚀，每次相应提取一段，然后将各段导航线连接起� 蒋海波等在导航目标曲线检测算法研究中，应用最小二乘曲线拟合算法，采用5阶多项式对路径中心点拟合，提取出导航参数并投影至世界坐标系。但采用曲线模型的检测算法存在模型复杂和计算量的问题，而且对于复杂路径很难找到满足多种情况的曲线模型。
2国外研究近况
2003年，Francisco等尝试将立体视觉应用于自动导航的研究，在3D重构图中使用正弦模板与作物行的高度数据匹配，检测作物行位置。2005年、2008年Kise等持续研究了双目立体视觉的方法，在农田拖拉机视觉导航上尝试建立3D作物行模型，对于农田环境较理想情况下取得较好效果。但是，立体视觉算法普遍计算较为复杂，实时性成问题，且要求两个摄像头的同步性，国内相关研究不多。2003年，SΦgaard等提出了一种不用图像分割的作物行识别算法。首先为减少计算量，该算法先将图像缩小至1/9大小基础上用2G－R－B灰度化，然后将灰度图分割成15个水平条，估计出的灰度重心作为特征点，最后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提取作物行。实验中用图像中预先设置的白绳索图像作对照，与检测出来的垄基准线线进行对比，但灰度重心点计算复杂度较高，并且实验中未给出实时性指标。2004年，SHan等对玉米和大豆图像，用单色相机拍摄，在图片上、下半区中规划兴趣区域，并建立4个跟踪窗口并用K－means聚类算法来进行分割，采用矩算法来提取导航基准线，最后用先验行间距信息通过价值函数判断其结果是否接受或重新计算，将图像上半兴趣区的结果用于导航、下半兴趣区的结果用于验证算法的可靠性。但文献中并未提及如何获取兴趣区域、跟踪窗口的具体措施。2005年，Strand等提出了一种鲁棒的基于Hough变换的作物行识别方法：首先，在车身侧面的灰度相机上安装近红外滤片获取高对比度图像，运用形态学运算并固定阈值分割获取二值图像；然后，根据透视变换几何模型，根据像素坐标满足的线性方程关系，对参数航向角α和横向偏差s进行Hough变换确定导航基准线。Hough变换检测中，用近邻的多直线矩形框取代一条直线，以适应不同宽度的作物行。2006年，Leemans等对比了条播机的视觉导航的两种方法。在对图像进行预处理获得二值图像后，针对条播机留下的犁沟线的跟踪检测，采用结合递归滤波的改进Hough变换，并采用meanshift算法获取Hough空间参数；针对多作物行的检测中，提出了基于先验行间距知识与消隐点的算法，但都计算复杂且需先验知识。2008年，TijmenBakker等在温室甜菜作物行的视觉导航研究中，先通过像机标定把图像矫正到世界坐标系，并将彩色图像灰度化，然后根据先验作物行宽度知识将含3条作物行的灰度图从左到右分成3块并叠加而后二值化，最后采用Hough变换得到作物行的直线作为导航线。2012年，Romeo等也提出了一种玉米作物行识别算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基于模糊聚类的绿色像素分割方法，出于实时性考虑采用基于离线训练的方式事先获取的颜色阈值；然后基于先验知识与成像几何约束检测出作物行，在试验阶段针对多次减半采样图像。结果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与实时性均优于Hough变换；但算法先验知识中的假设条件过强，且与其他文献对比实时性一般。2011年，Xavier等为区分作物行与杂草，设计了一种包括并行执行的鲁棒作物行检测算法(RCRD)与快速图像处理算法(FIP)两部分的新算法。预处理阶段采用经遗传算法优化出的RGB颜色系数进行灰度化，再取其灰度均值进行阈值分割；在RCRD中，每次将连续存储的8帧二值化图片进行“与”操作，保留出最有可能代表作物行的像素，然后进行形态学去噪并生成的作物行图像；在FIP中，将图像分割成25个水平条，并采用投影法计算出可能的作物行位置，然后应用当前RCRD生成的作物行图像作匹配，并将其余部位的像� 实验阶段对比自动识别与人工识别的效果，并在通常环境、错误播种、大块杂草及相机抖动4种环境下进行验证。2012年，Montalvo等针对高杂草环境及相机振动，设计了一种的鲁棒的作物行检测方法：首次，OSTU分割获取绿色像素，接着二次OSTU分割将作物与杂草像素区分开；然后，将二次分割后的图像与事先构建的已知作物行结构模板进行“与”操作，提取出参与作物行检测的像素并剔除野值点；最后，利用最小二乘法提取出代表作物行走向的直线。2013年，Guerrero等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作物行检测的专家系统。第1步是进行绿色像素分割，将RGB空间图像转换成GA灰度图像并采用OSTU方法分割获取植被像素；第2步是基于已知的作物行结构，将期望直线与真实作物行匹配，与并采用Theil–Sen估计器来修正结果。但方法需要事先构建已知作物行结构的模板，先验条件强。
3研究方向探讨
3．1建立合理的算法评价系统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该领域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算法的实时性与鲁棒性、准确性之间的矛盾，这需要根据具体作业情况进行合理的折衷。虽然目前图像处理技术发展迅速，各步骤中的精确算法较多，但大多时间及空间复杂度较高，有些只适用于实验室分析的非实时环境。由于农业机械的实时性要求，限制其在视觉导航中的实际应用。仅以直线拟合方法中的改进Hough变换为例，已有若干精确的鲁棒回归方法，如结合Hough变换与最小二乘法的直线检测、基于多分辨率的Hough变换、基于PCA参数约束的Hough变换、基于梯度方向信息的随机Hough变换、基于距离约束的随机Hough变换等，这些方法大多针对高维与大数据集的复杂图像，有些还需要引入重采样技术，因此其计算复杂度上的优势在导航直线类的低维数据集上不能够得到体现。视觉导航不仅要能准确地提取导航信息，而且要满足实时性要求。杨为民在其研究中得出若图像处理的时间过长，则导航精度和稳定性都会变差。另一方面，由于农田非结构化场景复杂多样、成像条件不可控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算法鲁棒性问题。有些研究利用先验知识事先进行算法阈值设置或构建作物行模版形成特定条件下的有效算法，这些手段虽然有助于算法实现及实时性提高，但当对象或环境发生变化时，将导致算法的鲁棒性变差。相比较而言，国内研究比较重视算法的实时性比较，而国外研究则侧重于算法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考虑，各种算法之间有时难有优劣之分。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型与评价系统，针对具体应用寻求最优方法的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3．2基于动态过程的导航特征识别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单一图像的静态处理方面。在动态连续的导航过程中，可根据导航特征的短时间内连续性特点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关键是提取出稳定可靠的农田导航特征，并结合预测控制等手段提升整体导航性能。此外，高速或地面不平整等因素不可避免会引起图像采集时的运动模糊，导航特征的实时识别难度将加大。图像的运动模糊是由于成像时采集设备与目标发生相对运动而产生，可靠的动态导航也需要考虑到运动模糊图像的恶劣状况。针对运动模糊图像的导航特征实时提取，也是今后需要考虑的研究方向。
3．3复杂环境下的多作物行检测
目前，视觉导航研究中的单一行走直线检测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目标无论是提取单一作物行还是两作物行间的中心线，研究对象无论是低矮作物还是高大树木，均有多种算法积累。相比之下，多作物行检测的研究成果较少。由于存在作物行数未知及像素间的互相干扰等问题，加之高密度杂草、变光照、复杂背景等干扰因素的影响，会加大检测识别难度，因此研究更具挑战性。已有相关研究或仅考虑近景成像，或忽略杂草影响，或复杂度过高，都存在改进与提高的余地。此外，复杂状况下仍依靠单一颜色特征识别会存在一定局限，可探索融合颜色、形状、模版或多光谱等多种手段，应用多分辨率及数据融合理论等现代数学工具，挖掘寻找简明适用的图像特征表达。
4结束语
机械论文【第二篇】
机械维修，并非一种简单的零部件更换的重复劳动，而是通过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使机械达到、恢复和保持其技术性能及可靠性、耐用性，使之发挥最大的机械效能的重要手段。工程机械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在工程机械上的普遍应用，使机械的整体性能得到了很大提高。这种科技含量的增加，给维修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应针对工程机械使用的特点，在配置上、措施上全面提高维修技术水平，建立一种高效快速的维修机制。
高等级公路建设施工，在北方地区受气候条件的限制，每年仅几个月的施工期，给野外作业环境恶劣的工程机械在点多、面广、线长的情况下增加了作业难度。为有效减少无效的作业台时，减少机械的故障频次，应有针对性的在施工计划安排、人员配备、机械配件的供应保证、检测手段的完善、保养作业时间等方面给维修保养工作及技术保证合理的组织。
由于受季节性影响，在施工淡季，往往会对技术状况下降的施工机械视情进行恢复性维修(我公司习惯称机械冬修，以下简称冬修)。冬修不同于施工现场的抢修保养，它是辅之以厂房设施，工具仪器设备等由具有一定维修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人员予以完成。这些集中进行修理的工程机械因机型复杂、结构不同难以实现流水作业，往往采取就车修理法。这种修理方法，要求维修人员技术相对全面，却对维修质量的保证或提高带来不利因素。来自技能的、责任心的、机配件的、工艺装备的诸多影响，客观上把质量摆在突出位置。应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手段形成有效的质量检验体系，严格技术规范，利用先进的修理手段，改进作业方式并不断总结加以完善，以达到实现维修质量目标。这一维修质量的要求与通常所说的质量没有本质区别，但就工程机械而言，使用条件的苛刻，应该说在程度上更为严格。
2机械维修工作原则
维修工作不是简单的通过各自的技术劳动，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而是需要不同类别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进行解决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并拿出最佳方案，以最经济的方式予以解决。
机械维修工作原则应从原则规定和技术(具体)要求两个层面理解。首先，所规定的维修原则必须能保证工程机械通过维修达到使用要求，且可靠性、耐用性达到标准要求；同时，必须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较短的时间消耗达到这一要求。从以上两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维修工作应达到的目标；第二个方面是讲经济性的问题。制定机械维修原则，不仅要考虑应达到的目标，而且必须考虑其经济效果，这不仅有利于机械维修工作的开展，也是机械设备管理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束缚，机械维修工作偏重维修技术，忽视经济管理，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机管部门大胆探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先后出台了《机械维修成本考核办法》及《机械统计核算细则》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通过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就如何强化机械管理，加强薄弱环节工作力度，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收集整理的原始数据为开展企业的经济分析提供了可靠依据。
机械设备管理，倡导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力求减少机械寿命周期费用的投入，在施工中对机械进行合理的技术使用，并提高维修工作的经济性。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生产条件，采用不同的维修方式。在定期维修的基础上，推行状态监视维修，努力提高维修质量与效率。
人是机械维修的行为主体，因此在机械维修原则中涵盖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因素，任何一项工作的完成，人是第一位的，围绕维修对象——机械，核心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要通过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使维修人员的质量意识和维修技能适应现代化机械的维修要求。
3机械维修制度
在公路施工企业中，工程机械维修制度长期实施的是“计划维修制”，基本内容是工程机械在使用中按照预定计划的间隔时间(或里程)，规定保修项目，逐级增多，更长时间的定期工作则划入修理的范畴。这种在“养修并重，预防为主”的思想指导下，根据机械损坏和零部件磨损的规律制定的制度，在几十年的施行过程中，对工程机械保持完好的技术状态，延长使用寿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维修制度。然而，科技进步，大大加强了工程机械的发展进程，使得工程机械的制造水平和使用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进而机械的周期使用寿命延长了，可靠性、耐用性提高了。但是原有制度规定的保修类别和间隔周期的一程不变，使得保修周期与机械实际状况不相一致，影响了机械的使用效能，增大了修理成本，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近年来，被广泛宣传的“预防检修制”的基本思想是“定期检查，按需修理”。它是通过预防性检查这一环节（技术手段）来确定保养和修理。它的核心是“按需修理”，也就是按照维修对象的实际技术状况，而不是按照实际使用时间来控制的维修方式。这种制度较好的解决了“计划保修制”中僵化的强制性修理，但也要注意避免漏拆漏检导致失保失修。有关资料表明，两种制度都在不断的自我完善。“计划保修制”正在发展故障的早期诊断技术；而“预防检修制”也提出根据维修记录资料，找出机械的磨损规律以确定修理周期。由此看来，这两种制度有很强的互补性，对工程机械而言，两种制度没有先进、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总是在于对某机件视情最适用、最有效、最经济。所以，面对两种制度要认真结合实际，根据人员构成，维修能力强弱，维修机具装备及机械的自身技术状况一并考虑，即要做到最大限度追求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又不会有漏保漏修的现象出现。
以上是对工程机械的维修工作中几个主要方面提出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不是从工程技术角度而是从组织管理角度加以阐述。我们在今后实践工作中将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不断完善，加速机械维修工作的现代化步伐。
论文关键词：机械；维修；制度；探讨
机械导论论文【第三篇】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1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 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1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1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 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1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1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 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 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 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 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1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1985；Weinstock，，，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sConcertoinEMinor，：，1986；－，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机械论文【第四篇】
在局领导及相关部门和公司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我公司设备管理人员认真学习机械设备行业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及时反馈各种信息，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在转变思想观念、理顺、健全机械设备管理机制，细化全过程管理程序、全面排查清除隐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机械管理是项目生产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如何进一步规范管理，提升效率，创造效益，就首先需要进行管理思维的革新。结合"木桶理论"的三方面进行分析：一只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那块板；还取决于板与板之间的间隔大小；最后它还受桶底大小的制约。在07年的机械管理工作中，我们把这三点结合到工作实践中，第一点就是让我们重视各项目之间的协调性，各部门之间相对薄弱的部分，各工种之间相对弱的工种，各工种内相对弱的个人。从而找出弱点所在加以强化，提高效率。另外还要重新认识长板的新内涵，长板的作用并不是为了突出自己，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整个团队，使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第二点是让我们加强各项目、各部门、各工种，各工种内相对较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将他们紧密结合起来，使他们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漏水的桶是不能盛满水的，不管它的板有多长。第三点提出了我们的范围，各类机械所能进行的施工作业所创造的价值。想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底基，就要增加新的设备，更要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机械之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公司目前主要有两个项目在施工，所用机械设备主要有拌合船、起重船、浮吊、振桩锤、履带吊、汽车吊、挖掘机、装载机、发电机、箱式变压器、砼搅拌站、砼拖泵、砼运输车等。
战略决定方向，细节决定成败。针对桥梁施工机械种类多、技术状况复杂、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在结合“木桶理论”完善管理思路的同时，我公司设备管理人员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总结经验，通过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提高机械设备管理水平。现就20xx年我公司机械管理工作进行的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合理组织，提高机械利用率
1、加强工程机械的维护和保养。工程机械的维护保养质量是工程机械使用的前提和基础，工程机械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机械内部零部件磨损，间隙增大，配合改变，工程机械应有的静平衡和动平衡被破坏，工作稳定性、可靠性和机械的工作效率都显著下降，甚至会造成某些总成和零部件的永久性伤害。我公司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强了对工程机械的维护保养的管理力度，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根据工程机械近几年来的使用情况和完好状况，制定了工程机械的年度维修计划、季度维修计划和当月维修计划，由专人负责和检查，按时按级做好工程机械的维护保养工作，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情况检测，并认真做好工程机械的维护保养记录。
2、加强后勤保障和材料供应。由于我公司承建的桥梁施工项目离城市、乡镇较远，设备的材料供应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购置等问题都会影响到工程机械的使用，我公司和管理人员经常深入到一线工作中去，关心职工的生活，广泛的进行交流和沟通，鼓舞了广大职工的士气和干劲，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工程机械的材料、配件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证，避免因为材料的质量不合格、尺寸不一致和数量不够等因素造成设备的停机或者使设备工作异常、某些总成和零部件的损坏，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针对所处位置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制定相应的措施。自然环境中的酷热、严寒、雨雪、风力和海拔高度等因素都会对工程机械的正常使用造成很大的影响。工程机械在酷热、严寒等条件下使用时，都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工程机械进行了保护，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设备的一些参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二、定人定岗，减少机械故障率
公司的机械设备操作认真遵守执行了“定人、定机、定岗，人随机走的三定原则”公司机械设备的操作手基本上都能按照要求，持有关部门颁发的操作证持证上岗，设备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从严执行，建立机械设备档案，实行定人、定机、定岗和单机核算，设备的完好率达到95%以上，利用率达到60%以上，实行保养制度，并要按时、按级进行保养，一级保养200工作小时，二级保养600工作小时，三级保养1800工作小时。如鄂东项目，要求操作人员在操作机械设备时的当日六自问，即：机械设备启动前问自己是否对其进行了检查机械设备；在运行中问自己是否对其进行了巡回检查；在工作中问自己是否严格执行了操作规程；对机械设备发生的故障和查出的隐患问自己是否能排除，自己能解决的是否去解决了，是否使机械设备带病运行；机械设备停运后问自己是否对其进行了全面检查；当日工作结束后问自己是否对机械设备进行了“例保”和“十字作业”，是否真实填写了运转记录。现在这“六自问”已经在我公司得到推广。提倡节能降耗，降低施工成本影响工程机械使用性能的因素很多，只有掌握了影响公路施工机械性能的各种因素，才能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根据影响设备使用性能的各种因素，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工作，提高工程机械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公司运用成本核算，对燃油、润滑油和维修费等执行单机登记，随时掌握设备完成单位产量、所需动力、配件消耗等杂费开支等情况。健全机械设备使用记录，对运转台班、台时、完成产量、油料、配件消耗等作好基础资料的收集，按月汇总和对使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以便对机械使用技术指标的比较和调整，从整体上降低施工成本。
三、采取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热情
我公司在本年度开展了一系列的评选先进机械设备管理员的活动，从机械设备的运用、保养、护理等多方面考察设备管理员，共评选出10个先进员工，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奖励，针对在机械的油料配件消耗方面做出节省资源的，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对在机械的保养运用方面熟练操作无失误的给予优秀称号；对在机械的改装、设计方面有重大突出贡献，公司向上级推荐参加局里先进个人的评选，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和光荣称号等等，这样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同事节约了成本。
四、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
2、培养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制定了安全操作目标责任书，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使之自觉遵守安全条例和规定，切实做到三不伤害：即我不伤害他人、我不被他人伤害、我不伤害我自己，进一步杜绝了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的现象，保证机械设备安全正常地工作。
3、搞好机械自身安全。定期、不定期对机械进行检查审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操作人员在操作机械过程中按要求严格执行了“三检”制度：工作前检查、工作中检查和工作后检查，保证了机械各部件正常运转；机械周围设立醒目的安全标识牌，用以提醒人们注意安全及发生意外时如何采取紧急措施；根据设备技术状况制定设备报废计划，适时报废使用周期终止的设备，不在使用淘汰及报废设备。
4、做好机械防护。机械停放场地符合安全要求、停放位置合理；能适应机械运动所需的空间、周围环境对机械运动不构成危险；场地平坦、坚实，机械能进能出，能便于在紧急情况下疏散；消防器材布置合理，并在周围及机械出入口设立警示标志；冬季做好设备的越冬保养；夏季做好设备防洪、防雷电；一年四季做好设备防火、防盗工作。公路工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工作是机务管理工作中的重点，是完成好生产任务的首要条件，只有做好安全管理工作，才能杜绝或减少事故的发生，才能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既有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励，在设备管理方面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为公司的蒸蒸日上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