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的议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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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议论文【第一篇】

若把人生喻为一座城堡，安全则是这座城堡的根基。根基不稳了，城堡如何能稳稳立足？根基若塌陷，城堡如何建立？若把人生比作一张画卷，安全则是的画笔，画笔若没了，画又如何继续？安全多么重要。安全乃一切的根本，安全乃第一。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昔日里，人们就认识到了安全的重要性，懂得安全是一切的根本。要知道，事业是由自己拼搏的，道路是由自己开通的，未来要靠自己去创造的。他们懂得，只要自己活着，一切可以重头再来，但自己若消失了，希望也就破碎了，一切就都随之消失。所以无论如何，即使放弃一切，他么也会先保自己生命安全，因为他们懂得安全最重要，安全乃第一，以致使在那错杂交叉的路口处发生了数不清的**，那一次次**的发生夺取了多少人的生命，即使在那渺茫机会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心上也被他涂**不可抹去的阴影，它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深。归根究底，造成这种**的原因大多为司机先生们的疏忽，一时疏忽酿成了自己及其旁人的大祸。尽管如此，其它人也不吸取教训，都自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等到生命垂危的那一刻才后悔时，可一切都晚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早一点为自己生命着想吗？不能以安全为第一吗？

除此之外，也有许多是因为酒后驾车而导致许多**的发生，还有些是因为在打电话等等。造成**的原因有太多太多了，但种种**的发生，多是由于他们不能够遵守交规，以安全为第一。难道做一位遵守交规之人如此困难还是无法以安全为第一呢？

如今，我国因交通失去的人在逐步上升，且上升速度越加快速，若如此发展下去，生命的丧失将成为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再也不会有人会为生命的逝去而触动心灵，生活将会变得冷酷无情，人人之间也不会拥有所谓的真情，那时世界将怎样？

金玉有价，生命无价，遵守交法，**一生。

安全乃生命之本，同学们，我们还在等什么？赶紧动身，从现在起，号召全世界一起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安共度一生！

安全工作论文范文【第二篇】

说安全文化不只是一种“观念”，意思是它不单单是一些“现象”的总结。换句话说，不是一些反面教训的总结。不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恶劣的后果，即使导致恶劣的后果，你看到的后果，我并一不定看到。所以，仅仅由后果的倒推所形成的观念，是靠不住的。它往往不但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是主观的，不带有客观性，无法起到一种文化的作用。

而安全做为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意味着它第一是一种人的理性的选择，第二是一种主体行为的基础，第三还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取向。

“要我安全”与“我要安全”虽无一字之差，但二者一方面有着我们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的区别。即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安全工作的施为者（主动者），从而要负起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两种取向相反的理念和文化。前者是否定性的，而后者是肯定性的。

“要我安全”做为一个否定性的理念，往往代表着一些禁止性的命令。比如：“严禁无证驾驶 ”、“严禁酒后开车”、“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档溜车”、“严禁带病行车”等；比如“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无作业规程、操作规程或安全措施不开工”等命令。这是一种“齐之以刑”的管理。

“我要安全”做为一个肯定性的理念，与之相关联的是一些指示性的语言。比如“珍惜生命”、“通过安全，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每个人的行为的安全，实现同事、家人、企业乃至社会的安全”、从而真正树立起安全为自己、为他人、为企业的“大安全”理念，增强“一人不安全、大家受连累”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讲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整体安全目标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安全意识的内化和主体化，更是一种工作的审美化。

一种是以安全为手段。如果说安全只是通达工作对象的途径，它就不能不表现出工具的特性。唯物主义的观念是“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是人自身物化形态的延伸。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目的，它始终源于自身之外的动机，并指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在这样的关系中，工具似乎是不重要的，因为目的实现之日便是手段终结之时。工具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工具也是在其历史中不断显示出自身的。在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工具本身有了优劣之分。而这个从优到劣的序列，恰正是它从无到有的序列。也就是说，最好的工具，就是没有工具。总之，安全只被看成一种权宜之计。在此过程中，安全本身意义就会得到消解。

一种是以安全为目的。以安全为目的当然要比以安全为手段高一层次。即说是安全是给工作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命令人们去行走。这个意义上，安全成为欲（愿）望的对象。欲（愿）望的本意是需要，是渴望，是需求和向往等。当人实现人的目的时，人会心满意足，踌躇满志；当人没有完成目的时，人将身心痛苦、悒郁或者愤怒。在这个过程中，工作受制于安全。无形中使工作沦落成为了安全的工具，从而在使用中消失自身。即：最佳的安全，就是不工作。这是在另一角度上，形成了对安全意义的消解。

无论是“以安全为手段”还是“以安全为目的”，都是“要我安全”的理念，都不能显示出工作的美感。换句话说，“要我安全”的理念，形成了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两重的反审美的特性。其一是安全本身的枯燥。因为任何安全措施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无论是身体的成本，还是经济的成本。这在本质上都是反审美的；其二是工作本身的枯燥。不可否认，我们周而复始进行的工作有着枯燥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的作家阿尔贝•加缪在他随笔《西绪福斯神化》中，讲述了一个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科林斯城的创建者和国王，名叫西绪福斯，是一位暴君。据说他因为触犯了宙斯的权威，因而被罚在山下做苦役。每天，西绪福斯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把山下的巨石推向山顶。可是，每当巨石到达山顶时，西绪福斯一放手，石头就又滚下山去。这样，西绪福斯只能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永远也没有止境的劳役生活。加缪说：“诸神处罚西绪福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由这个故事，加缪想到的是今天工人们，他说 “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绪福斯的命运荒谬。” 这样的境况，使我们往往从根本上忘记了工作的审美化存在的可能，即：工作着是美丽的。

中国安全论文【第三篇】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外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渗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加入WTO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程明显加快。截至2006年6月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银行在我国24个城市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83家，占我国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总数的80%。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纷纷参股中资银行，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催生了新一轮的外资金融产权渗透浪潮，而由此另一个担忧又在萦绕：外资对中资银行参股比例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多，对象越来越广是否会影响未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预计出让的股权总标的超过200亿美元，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三家国有银行的投资已达到158亿美元左右。

二、海外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股权交易的历史回顾

从1996年到2002年9月底，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商业银行开展的资本合作一般可分为直接参股合作和就某项产品开展资金合作两大类。其中，直接参股6起，涉及国内光大银行、上海银行、南京市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6家银行。从2003年开始，直接参股的势头越来越猛，在2005年，这种投资热情不但继续“增高”，而且交易规模越来越大。通过参股，外资将获取中国银行业超过10%的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不到3%的市场份额。迄今为止，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的投资已接近40亿元，在股份制银行方面的投资达到了亿美元。然而，国内银行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的重点是出售国有银行股权。对于国有银行来说，即使出卖5%的股权也能够卖出至少10多亿美元的价格。因此，出售国有银行股权不仅是对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考验，也是对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真正考验。

在参股中国银行业的过程中，海外战略投资者比较青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方面是这些银行有公司治理较为健全、历史包袱较小等优势，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外战略投资者更看重的是银行控制权。这些外资银行一旦进入中小银行，往往比较容易在董事会或某些领域取得控制力，而在国有银行则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在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热潮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些中小型的中资银行，其合作伙伴反而是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商业银行；而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其入股的外资伙伴却主要是大型的投资银行，或是区域内并不是特别显著的外资商业银行，如工行引进了包括高盛、安联和美国运通在内的投资团，他们分别在投行、保险和信用卡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实力。这一做法最大好处在于，合作伙伴不会和工行的主营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产生不必要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和银行出于“竞争规避”的考虑。

三、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经济效应分析

1.中外资银行股权合作的双向需求。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投资资金需求依然相当旺盛，银行业的发展前景仍相当乐观。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按揭、信用卡以及理财产品市场规模都扩张得比较迅速，零售业务作为银行业未来重要利润来源的潜力正在显现。而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的竞争还远未充分，银行业竞争还处于相当粗放的状态，可以挖掘的利润空间相当大。因此，对国际银行界的巨头而言，尽早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以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其进入中国最主要的动机。其中参股中资银行成为许多外资银行的选择。外资银行积极寻求国内的战略投资伙伴，并非只是为了获得对它们来说并不十分丰厚的收益，其真正目的是：扩大市场占有率，削弱中资银行市场份额，为最终实现低成本扩张战略铺平道路。而外资金融机构的上述选择又与中方充实金融机构资本、改进内部治理结构等目的重合，因此，近几年中资银行竞相向海外战略投资者出售股权。

2.外资银行参股后的经济效应。作为海外投资者，在中资银行资产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参股中资银行，可以借助中资银行的力量，更容易地渡过在中国市场的磨合期，用较小的成本实现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另外，外资金融机构参股后还可能获得协同效应，即一旦它加入了中资银行，在与中国政府博弈的话语权随之加重，一旦受资银行上市，便能得到诸多政策上的惠利。另外，银行业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落后的一部分，其他行业的市场、机会随着改革开放已经释放出来，银行业现在正在开放过程中，潜在的市场和机会相比之下是最多的。国外知名银行基本上都是消费型银行，如花旗、渣打等，而中国的消费信贷刚刚起步，除了房地产和汽车信贷，给消费者提供的产品还很少。另外，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2005年12月底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规模突破了14万亿元，而供居民投资的金融产品很少，因此消费信贷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业务。从这个角度讲，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主要是瞄准消费信贷，如果可以做大消费信贷，既可以解决人民币来源问题，又可以为现有的人民币存款提供金融服务。

3.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经济效益分析

(1)资本形成效应。中资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关键原因是可以实现其资本充足率“达标”的目标。2004年4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有关法例，详细列明了银行在2007年必须达到有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2006年11月中国银行业必须全面向国际市场开放，中国将严格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目前欧美银行资本充足率大约为8%，香港约为13%，而我国目前不到5%，必须在两年内大幅提升到8%的水平，对于大多数银行是难以实现的。仅有少数银行(目前境内有5家上市银行)可以通过增发、可转债等方式来获得资金，而且数量有限。那些非上市银行，如果需要资本金的补充，尤其是核心资本的补充，只能靠增资扩股的手段，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管理理念和技术扩散效应。在银行业对外开放之后，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国内银行业的管理水平亟待提升，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可以较快地引进一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目前我国引入的外资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投资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水平，可以带来许多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与海外战略投资者在具体业务上的合作，国内银行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工行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甚至还同时控股德国大型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则不仅是旅行、金融和网络服务公司，属下还有运通银行。这些都有助于工行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型。

中小商业银行可以从与大型跨国商业银行的合作中取经，而四大银行却可以从与国际投行的合作中提升管理，甚至发展相关业务。从已经开始与外资合作的一些中资银行的进展来看，它们的国内业务均已经开始好转，以福建兴业银行为例，该行2005年的年报显示资产总额为4740亿元，同比增长%，利润也大幅度增长，2005年增幅%、税后利润达亿元，而不良资产比率仅为%。

(3)海外上市效应。把外资作为策略性投资，可以使国有银行的上市实现定价最优，有助于国有银行到海外上市，建设银行2005年10月27日成功在香港上市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在海外上市前夕，国外大型银行作为战略伙伴的“战略性”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国际投资者把这些战略伙伴看成能够推行公司治理与财务健康的保证。

四、外资产权渗透后我国银行面临的新风险

1.海外战略投资有可能在盈利后套利变现。所有的战略投资者都不会保证永远不出售或转让其持有股权，因此国内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要防止其套利变现、恶意收购。战略投资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当股票价格上涨、溢价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出于集团利益的整体考虑，战略投资者将盈利变现的例子不胜枚举。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冻结期定为3年，因此在思想上要做好对方撤资套现的准备。

2.中资银行内部信息的泄露和弱点的暴露。外资对其参股的中资银行的管理也从原来的不派驻董事到派驻董事会代表，再到同时派驻总经理，则意味着给了外资银行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使其掌握了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其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值得深思。目前汇丰银行已向交行派出几名高管协助管理，今后还会派出技术人员，这一方面能对交行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技术更新有一定帮助，但同时交行大量信息也被汇丰掌握，汇丰完全可能利用自己成熟的服务吸引交行高端客户转移。

3.海外上市对受资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长期影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一国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内银行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0%，所有外国机构入股比例上限为25%。也就是说，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从中短期来看，国家仍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保持绝对控股。但是，随着银行公开发行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和持续发行新股，境外投资者所持入股比例可能会进一步“稀释”，上市后将有20%左右被国外投资者购买，这样就有40%-50%由国外投资者持有，这是根本性的股东结构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是未来一两年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4.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一定能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是寄希望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风险控制方法、产品创新能力等，而海外战略投资者在股份比例过低的时候将缺乏提供此类核心竞争力手段的动力，而给予外资过高的股份，将会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所以双方将会进行长期的股权博弈和争夺。如果不满足外方的要求，加上双方在管理和文化方面的碰撞带来的负面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将难以根本性改善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另外，国有商业银行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如何衡量利益冲突，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正反两方面对海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如何更好地在与海外战略投资者合作中取得多赢，笔者以为，我国银行的下一步不是“防外”(拒绝与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而是“改内”(进行银行内部的改革)。要解决中资银行未来的真正挑战，还要从自身找原因。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策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中资银行机制设计和改造是否真正到位。

为确保引入外资参股能达到双赢的目标，国有商业银行在开展入股各项工作的同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能只着眼于能够获得多少资金的注入，也不能只关注参股合作方的资金实力和知名度，而应考虑的是外资银行能否帮助自己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明确意愿，能否提供较为详细的技术援助计划，该计划是否符合当前发展战略目标。二是在开展吸引外资参股工作的时候，商业银行的决策层还必须保持一个坦诚合作的态度，不要刻意粉饰自己的经营管理现状。这种做法不仅违背诚信原则，还不利于及早发现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阻碍参股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三是外资银行参股时提出的一些“报价”，由于制度、国情、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可能难以履行，有的甚至违背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对此，一定要不同问题，不同对待：对于由于国情、行情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而出现的非原则性问题，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而对于有违国家法律、法规，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条件，一定要坚决予以回绝，切忌不能为急于搭上“外资参股”这辆班车，而降低标准，放弃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利明。银行业外资进入的6年全景[N].经济观察报，2005-10-09.

[2]温彬，曹小敏。中外资银行竞合关系的现状和趋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4，12.

[3]王梓。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边博弈边嬗变[N].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19.

[4]在渐进性改革中加速奔跑——专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J].三联生活周刊，2006，(4).

[5]梅永存，来建强。中国银行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争议中前行[DB/OL].新华网，2006-02-23.

安全论文【第四篇】

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近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美国和西方实行文化扩张战略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和正在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至关重要。本文从战略重心定位、战略措施运筹、战论文联盟略底蕴开发、战略环境优化等四个维度试图简略构建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框架。

一、国家文化安全战略重心定位——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以此对应国家文化安全由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构成。[1]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心应定位于明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方向。

1.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活力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文化基础，而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是国家文化的最主要体现，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靠国家政权来维护与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仅靠政权来推动，而要靠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永葆科学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创新力是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根本所在。进一步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转型。

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个层次。[2]在这三要素中，根植于特定利益的价值理想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核心，理论学说与政策主张最终都是为价值理想服务的。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意识形态三要素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处于合一状态，这种类型的结构缺乏兼容性与灵活性。实际上政策与理论观点都是动态的，而价值理想却具有“终极性”,在三者合一的结构中，这种矛盾会导致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经常呈现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这种“合一”状态使得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变得单一化、僵硬化。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实现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的合理分离，使其各归其位，并在各自领域按自身特点发展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性。这种结构具有开放性、兼容性与灵活性。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在结构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具有自恰性、兼容性与灵活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最终获得动态的稳定性和永恒的生命力，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在推力。

2.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是国民凝聚力的深厚来源，是民族国家完整性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3]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民族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优先方向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党的十七大把“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四大战略部署之一。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4]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首先是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中，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十分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我们才能以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审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以创造性的劳动去获取研究成果和工作实绩。其次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脉。民族文化只有实现创造性转换赋予当今时代的含义，取得文化传承的现代形态才有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第三是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

3.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不能完全涵盖的文化形式，即国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实践，这可称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是一切文化形式体现其目的与功能的最终载体，既不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又体现真善美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而违背主导意识形态导向和民族文化认同，甚至走向真善美反面的消极、低俗、腐朽——如宣扬色情、暴力、恐怖、歧视等的公共文化实践则在最深层次上消解国家文化利益，危及国家文化安全。

应对公共文化的庸俗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挑战，关键是在文化面向市场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众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公共文化健康发展。在大众文化建设中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处理好大众文化商业化与文化追求的关系，同时有效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整合起来，使得主导文化势能的力量在大众文化领域得到拓展，从而使文化的多维价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消费相结合，形成与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相贯通的文化体系。

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运筹——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措施的运筹应集中于完善文化管理系统，提升文化软实力。

1.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当前，缺乏完整、全面和系统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当前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和战略措施尚未充分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而考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应从两个层次展开：一是战略意识，二是战略措施。战略意识是战略决策的背景和重要基础，主要是指决策者及其“思想库”对战略谋划对象的认识状况。目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认识不足，由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文化安全研究思想库，加大对思想库的扶持力度，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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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系统

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管理系统是实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枢纽性环节，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要在原有的国家文化管理体系以外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给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赋予国家文化安全决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我国原有的文化管理系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以集论文联盟权、集中和统一为主要特征。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管理系统有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应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等新任务、新要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安全危机处理的三大机制：一是常设性的文化安全危机管理协调机构，这是建构危机管理机制的前提；二是政府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的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长效的沟通机制；三是国家文化安全预防预警机制。

3.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提升文化创新力

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5]同志也强调：“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6]放眼全球，构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我国文化创新力的开发与提升是一项关系全民族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它主要围绕国家整体创新体系能力的建立，以关注个体文化创新为基础，以为提高群体文化创新为目的，以文化制度与管理政策创新为手段，以构建国家整体文化安全体系为归宿。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文化创新能力的提高，就必须在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人们在文化领域进行大胆的创新，尊重和保护人们进行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定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引导和协调包括文化管理部门、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的关系，共同推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观念、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和探索。

4.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文化传播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从宏观战略高度上看，增强文化传播力关键是构建多元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首先，应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强化文化传播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其次，应加强对外文化外交与文化交流，提升文化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并藉此来弘扬本国文化，扩大自身影响。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利用文化来提高本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抉择。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势融入国际社会，不断开拓对外文化交流的新领域、新渠道和新形式，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艺术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三、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底蕴开发——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在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发展的底蕴所在，也是文化势能积蓄、文化创新力和传播力提高的重要前提。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将其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追寻其逻辑起点，探明其发展规律，并结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作出战略思考。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交汇于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学术三条线索的发展。三条线索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大矛盾，即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实现民族史向全球史转换的探索中走出的一条成功道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这条道路的文化与学术维度。在文化及人文学术领域，全球化历史逻辑对应地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与借鉴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造性转换。

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0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简称“一指三中”)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总目标。“一指三中”的科学含义应置于三条线索形成的张力为背景，三大矛盾对立统一为框架的分析中进行解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统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三重逻辑中社会变革领域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对应，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体的和当下的实践形式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理应包含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成果和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三中”的实质是强调个性的弘扬，而中国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只有在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中才具有现实性，只有在对“科学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三对矛盾的解决中才能变成现实。因此，“一指三中”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科学含义就是沿着三条线索决定的发展方向，不断解决三大矛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指三中”为总目标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关键在于抓好两大核心任务：根据不同学科和学术体系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不同分层分类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时建立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吸收以资本主义学说为主流的西方学术系统中的学科经验和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动态的学科结构体系。

四、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环境优化——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国家文化安全指向的是国家文化利益，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是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因此，在国际社会中现实地存在着国家间的文化力量博弈，文化大国或强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可能表现为文化扩张或文化渗透，而文化弱国则可能面临这种扩张或渗透的威胁。然而，国家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地通过文化冲突和“文化战争”的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国际文 化秩序的状况，在存在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中，靠力量说话，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如果国际文化环境是健康的和平等的，国家间文化利益矛盾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等原则解决，文化强国不扩张，文化弱国得到尊重，文化安全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因此，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优化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环境是解决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

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论文联盟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国际文化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逻辑延伸，根据我国对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按照同样的逻辑延伸，我们可以把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主张简单概括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国家单元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不可侵犯，各文化共同体不分强弱与大小平等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坚持和而不同，相互包容；以国家为身份的文化共同体应开展文明对话，各种文化应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各种文化都有其优势和特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任何国家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应本着相互借鉴、共同繁荣的原则，构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针对当前国际文化秩序中存在着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分布不均衡、文化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对称、文化传播为政治服务、文化信息的内容存在偏见等特点，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途径应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应调适文化外交秩序，充分调动国际机制的作用，建立国际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秩序的核心内容是规则，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秩序。“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必须大量建立和完善涉及文明问题的各种规则”;[7]其次，要规范文化贸易秩序。与世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不相协调的是世界文化贸易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一边倒的趋势。要实现南北文化贸易平衡，关键在于打破国际旧秩序中“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在促进文化贸易自由发展的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规范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第三，要改革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改革信息传播秩序是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基本主张。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相互平等交流文化与信息的新全球传播体系。这既是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或传统的全球传播秩序造成的文化霸权等现象的不满和对本国文化安全可能造成伤害的担忧，也是对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期盼。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发达国家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和措施也得到了采纳，“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全球化时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