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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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几个隐忧1

陷阱六

经济停滞陷阱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的问题是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共有994人选择此项，占总15%,排在第6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 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极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中国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停滞的情况。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代价高昂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迹象在中国已经显现， 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已在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减速过程中逐步凸显。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在您看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张卓元：“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发展战略没有转变。依然沿用从低收入国家跃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增长模式――强调增长、粗放发展的战略。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带来高速的增长，可是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甚至是惨痛的。造成结构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警戒线是。所以，我们要坚持两个转变，一个是发展方式要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造成资源环境代价太大。二是分配方式的转变，蛋糕做大了，怎么分蛋糕就成为核心问题。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差距太大，同样是工业，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是社会矛盾的源头。所以，中央提出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强调公平正义。

中央最早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1995年，现在15年过去了，效果还是不理想。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做不到，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极易掉入“陷阱”。

“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孩子”的承诺实现了多少

人民论坛记者：在大力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低碳经济的同时，令人遗憾的是，2010年第一季度单位GDP的能耗反而提高了。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增加了。发展方式转变难，究竟难在哪里？

张卓元：“知易行难”。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转型没有到位，仍是“GDP至上”。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发展方式转变很难。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包括储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都很难解决。

相应的是财政体制改革，从经济建设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财政。现在，很多地方热衷于“土地”财政，弄到了钱再去搞政绩工程。最缺的是公共服务 。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比较，公共服务投入相差接近20个百分点。面子工程太多了。高速公路里程越来越长，可农村中小学校舍依然破旧。“把最好的房子留给孩子”的承诺实现了多少？这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消费不足。 老百姓的收入都用在医疗、养老、孩子上学上了。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中的高增长地区正在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等收入转型难度很大，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在现状之下拥有既得利益。一些情况下，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足以改变政策方向，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卓元：这是中国掉入“陷阱”的最大的威胁，即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过去温总理讲过两条，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就目前来讲，通货膨胀的压力存在，但是还不构成根本威胁。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在中国当代是比较突出的。之所以如此多的人对政府权力“趋之若鹜”,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一旦拥有权力，就可以支配巨大的资本。另外，这也是高发的根源之一。比如，看似由环境引发的实质上也是当地政府或官员同排污企业勾结。小平同志曾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更应引起高度注意的是：利益集团渐渐出现利益固化的趋势，利益集团的活动猖獗，利益链条越来越长，甚至有将国家机构和政策绑架的危险。

中国的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没有大决心，就干不好，推不动。

“十二五”时期应解决的几个隐忧

人民论坛记者：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有哪些？

张卓元：我希望“十二五”着力在解决失衡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一是内外需失衡。我国出口依存度上升较大，外需收缩、出口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二是投资消费失衡。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下降尤其剧烈。这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根源。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失衡。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承受能力已满足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是区域、城乡发展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在上述四大失衡问题中，投资与消费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总体来讲，各项改革的潜力很大并且任务艰巨。就改革路径来讲，我认为，从上到下要优于从下到上。垄断行业不可能自己改革、地方政府自我改革动力不足。(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见习记者刘新圣)

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2

希望中国互联网增强自由竞争的创新活力，发挥体制的弹性和包容，努力通过对话沟通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唯其如此，互联网才会成为推动中国向前和向i-的伟大力量。2014年，中国互联网继续保持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势头，最突出的特点是移动互联网的全面兴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使用率（%）。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披露的数字，中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提升至%。越来越多用户从PC端向手机端转移，55%的手机网民因为使用手机减少了对电脑的使用。中国每天上网4小时以上的手机网民比例达%，相比2013年增加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每天有2亿左右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超过4小时，对PC端已经产生重大冲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舆论场。

另一方面，中国3亿的网购人群已超过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总和。在2013年底，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从2006年到2013年，网络零售复合增长率达到90%，2013年的总量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这个强劲市场催生了全球市值排名第二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市值超过2300亿美元。上市融资额达亿美元，是美股史上IPO金额最高的企业。其后阿里巴巴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美元（亿元人民币），逼近名列全国第二的北京市的GDP（亿元）。

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波，造成一个一个产业的电商化。如同凯文凯利所说，“新经济的目标是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消费模式，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此前看似距离互联网甚为遥远的产业的城池面前，成为“大门口的野蛮人”。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开户数破亿，截至2014年上半年规模达到5741亿，把各大银行吓出一身冷汗。以微信、手机QQ为代表的OTT服务对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产生严重威胁，互联网企业整体市值第一次超越传统电信企业整体市值。中国移动2013年销售收入1005亿美元，是阿里巴巴的15傣市值却只比阿里上市时略高―点。大部分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市值都是其销售收入的10倍甚至20倍，而电信运营商的市值却不及其销售收入的两倍。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突破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它们挟互联网和资本之威，正在把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从媒体出版到广告营销；从物流、交通到餐饮、旅游；甚至从医疗、教育到更为“沉重”的金融、能源、房地产和制造业。

然而，一片高歌猛进之中，尚有隐忧存焉。择其大者，主要有三：

垄断造成的企业创新隐优

互联网时代呼唤的是开放、包容和自由竞争，互联网也应该是协作和共享的平台。可是，与之背道而驰地想要一家独大的垄断逻辑却开始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逐渐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观察产业现实，更准确地说，中国的互联网不是一家独大，而是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独大。它们彼此采取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中国互联网不能完全互联互通。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新浪微博禁止进行微信公众账号推广；微信屏蔽来往分享链接、快的红包，腾讯被指“选择性开放”；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在这个过程中，屏蔽甚至成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为其贡献流量，那一方屏蔽这一方，则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规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这些你来我往的狙击中，用户的利益何在？

2014年是整个互联网行业集中度急剧升高的一年，阿里控制电商入口，百度领先搜索入口，腾讯主导社交入口。BAT展开了密集的并购、投资和合纵连横，互联网生态格局愈发呈现出BAT家通吃的局面。中国互联网的版图在三家的频频动作下日渐分明，然而，这是否会导致基本的自由竞争属性的丧失？

不得不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的竞争策略充斥着远古时代的荒蛮气息，以资本为铁蹄，以战略版图的疆界为诉求，压缩小型创新团队的成长空间。对于小公司而青创新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成为三家战略版图中的一块。由此造成的现实情况是，它们一拥而上地追逐某种可能让BAT感兴趣的模式，大量资源拥挤其中，造成整体创新资源的失衡。

监管造成的产业发展隐优

2014年一系列监管措施出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开始将互联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13年末，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16字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组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互联网管理的领导者仅仅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全国互联网站管理工作协调小组（简称“互联网协调小组”）。

2014年8月，国务院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如何“依法治网”，成为网信办的重要课题。澎湃新闻称，在“依法治网”这一主题指引下网信办已打出一套集倾听、修规、惩处和招贤于一体的绵密组合拳。

2014年明，网信办主任鲁炜也在采访中表明，“再好的车都要有刹车”，直言互联网管理中制动机制的必要陛。他同时指出，互联网的管理在中国的底线思维就是遵守中国的法律，具体包括：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互联网的确需要通过法律和政策面的因素制约一些不健康的或者有危害的内容，但是在采取这些制约的同时需注意，它们不应该成为对互联网创新和活力的束缚。例如，在互联网电视行业，比起当下严格监管所造成的市场萎缩，也许更需要的是制定统一的规则让市场自由发展，政府应做好“裁判”而不是“守门”。再如，“微信十条”的出发点是为了净化微信生态环境，但需防止微博的前车之鉴――管制过严造成平台活力的大幅下降。

管制本身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只要有了一个开端，制度和约束总是趋向于越来越繁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网上自生自发的力量产生伤害。回顾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先发展、后管理”的理念和规制路径对于探索和实验，无疑形成了最佳保障。我们希望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之后的路径，能够保持那种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相对结合较好的传统。

戾气造成的社会建设隐优

互联网为中国人历史性地提供了表达空间，却未能造就理想的言说环境。戾气十足的公共对话遍及朝野：名人对骂，公知约架，只有站队，不见是非；高官骂不爱国的人是“败类、人渣”，主流媒体称揪出的“大老虎”为“叛徒”、“国妖”，网络语言的粗鄙化对互联网形成公共领域的能力构成严重挑战，也使寻找社会共识的努力格外艰难。

当下网络的整体粗鄙化，是全社会弥漫的戾气在互联网空间的真实折射，也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和挑战息息相关。如果说前两个隐陇是互联网本身存在的问题，那第三个隐陇则是互联网作为媒体投射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属于互联网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法律的手段予以解决，但属于社会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建设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一场又―场的骂战喧嚣终会平息，但它们对于互联网生态带来的损害却是长期的。在“革命”和“战斗”文化的浸淫之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话语惯性，导致人们在网络上很难展开公共说理，议论和批评动辄变成人身攻击和意气之争，凸显了公民理性的缺失和民主对话的低能。互联网对话，追求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价值，而不是唯我独尊、压制异见，更不是语言暴力的宣泄。专研博弈论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约翰・奥曼证明，如果人们能够充分交流，而且都是理性的，那么人们之间不可能在给定事件的判断上存在不一致。换言之，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由此，如果争论不欢而散，那么其中必然有一方是虚伪的或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使得他们漠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或与已形成的观念不相符的信息。互联网中的对话，只有在理性和真诚的态度下才可以成为自由且可持续的。

2015年，中国的网民数量预计将达到7亿，两倍于美、日两国网民总和，普及率超过50%。对比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达到78%的高比例，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仍然拥有辽阔的空间。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在新的成长中，能够克服以上三种隐陇，增强自由竞争的创新活力，发挥体制的弹性和包容，努力通过对话沟通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唯其如此，互联网才会成为推动中国向前和向上的伟大力量。 编辑 李光 美编 黄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面的2篇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隐忧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中国有哪些隐忧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